他们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新的萌芽。

　　这批人大致出生于上个世纪的末期，他们享受了康梁变法和清末新政以及中华民国的积极成果：受到新式教育，民主共和政体提供了毕竟是前所未有的自由。不过，这种成果少被提及，就像意识不到空气的存在，他们充满了不满和愤怒。西方不仅是敌人，更是老师。

　　思想革命的策源地，是被蔡元培刷新过的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发出时代的音，在全国卷起解放的狂潮，神圣的偶像被****，传统的价值被重估。

　　乡村的青年奔向城市，城市的青年又奔向京、沪，已经在京、沪读书的要出国留学。

　　那些敏感的、青春期的年轻人，自己解放了自己。最激进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决定抛弃一切对自由的束缚，不要国家，不要家庭，甚至不要姓。他们力求对被视为恶性的传统具有免疫力。

　　１９１９年秋，浙江一师的同学集体拒绝参加祭孔仪式，用行动向中国几千年的偶像孔夫子宣战（此举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精神赞助），学监夏尊听了学生的要求，只是微笑着说：牛痘苗发作了！

　　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微笑的表情，也值得玩味。

　　这时，中国已经民国一些时候了，但它使新的人和旧的人都大摇其头。李大钊曾描绘过这个过渡时代，他说，光看北京的大街上的车，就是古今中外的一个大杂烩，中国充满了矛盾和病态。

　　这个时代的青年，除了切肤之痛的生存压力，更要面对一个可能不是属于他们的问题：救国。

　　中国的问题明摆着，国外的主义输入着。什么主义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一战的结束使中国人对一种西方失望，另一种西方----布尔什维克革命----似乎提示了救国的捷径。

　　这个时代一个特别的新气象是：解放的新青年寻求精神上的结合，让自己生活在被组织起来的社团里，社团按照他们所理解的民主样式运作。所有的社团都刻意地看重会员的操行，这也许是传统的一个烙印。

　　这些社团活动得并不长久。后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刷新了中国******。这两大党都有大量活跃的五四青年。他们改写了中国的未来。

　　现在我们知道，因为有这样的青春期，因为有这种奋斗，一批当初的五四青年，成了中国历的伟人。

　　毛泽东１８９３-１９７６

　　湖南湘潭人。１９１８年夏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１９１７年，学校开展人物互选，毛得票为全校之冠。１９１８年４月，毛和蔡和森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毛当选为干事。后来确定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

　　１９１８年６月，毛第一次到北京，经北京大学教授、原一师老师杨昌济的介绍，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得以广泛接触新思潮和新人物。

　　１９１９年４月，毛回到长沙，在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在长沙的五四运动中，毛是极为活跃的人物，他主编省学联周刊《湘江评论》，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毛的手笔，李大钊、胡适都给予极高的评价。随后又接手主编《新湖南》周刊。两份周刊先后被省长张敬尧查封，毛于是赴京、赴沪，极力运动驱张，终获成功。

　　驱张成功后，毛又发起了湖南自治运动，他当时相信通过人民制宪，湖南人民自决自治，建立湖南人民共和国，进而联省自治，从而能够建立真正共和的民国。这一失败的尝试，却有全国的影响。

　　同一时期，通过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的通信交流，而主要是通过与陈独秀的接触，毛确立了他的共产主义信念。而后，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周恩来１８９８-１９７６

　　江苏淮安人。五四时期，周恩来是天津的主要青年领袖。１９１７年６月，他以文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这里有教会背景的南开中学。在校期间，周的演讲、戏剧表演天赋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他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

　　１９１７年９月，周到日本留学。在日本的１９个月间，他从河上肇教授那里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还从朋友那里看到《资本论》。这深深影响了周对如何拯救中国的思考。

　　１９１９年５月，由于爆发五四运动，周迫不及待地回国。他成了新成立的南开大学的注册生，并担任学校《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反抗和牺牲，组织学生运动。

　　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６日，通过组织觉悟社，周把天津爱国的男女学生组织起来，并创办了由他建议的白话文不定期小册子《觉悟》。邓颖超也是社员。成立不几天，周即请李大钊来给社员演讲。

　　年底，因为抵制日货，周与另外３名学生领袖被捕，失去自由６个多月。在****中，周对法官连连发出质问。他们的出狱是一次英雄式的凯旋。不久，周即赴法留学，他以及很多学友成了中国历史的巨人。

　　王光祈１８９２-１９３７

　　四川温江县人。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北京中国大学，在《京华日报》任编辑。１９１８年６月，王开始积极地组建少年中国学会，任筹备组主任兼会计，并由他草拟了会规。王多次著文，阐述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号召会员进行教育活动、创建工读互助团，用此局部的新社会，逐步改造中国，在当时的知识青年中很有影响力。

　　五四运动的消息能及时传到成都并在那里掀起狂澜，应归功于王光祈发给成都《川报》的通信和电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