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是个哀伤的字。正如它的结构——一日被一墙阻隔，我的记忆被时光阻隔，它徒留下幻影，昔日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旧”于是危险，因为我无法判断它是否真实。纪伯伦说：“诗人用云雾塑成形象，他也是废墟中捏弄残灰的王。

　　”云雾与残灰，区别于何方?书与旧是同一的——书承载着旧的重量，旧编织了书的涵养。曾经听人说起他最爱的书，我便在脑隙中搜寻我的最爱——是柏氏的《理想国》，还是尼采的《查氏如是说》?是托氏的《魔戒》，还是疯叔叔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我费尽心机地拿它们来比较，落得一场空。用哪种度量衡评判?一千种眼光有一千种哈姆莱特，我不忍心为一枝独秀的奇葩而放弃九百九十九朵“略逊”的花啊。

　　书于我是等价的，因我太贪婪，见不得一丁点儿损失。书都是旧的，而旧的东西都是要仰赖想象的，所以我爱书。书给我自由，使我不必拘束于现实的镣铐而能够带着镣铐起舞。在旧书中，我得以膜拜赫拉克利特隽永的残篇，也得以为唐吉诃德的癫狂咏叹，也抛泪于百年前的瓦尔登湖畔，也为饥肠辘辘的佛罗多煮一锅野菜。且不说物质与精神哪一个更值得珍藏，单就“存在了的必定有理”讲，存在了千年或许甚至万年的旧书也必定有不可被蔑视的军功章啊。它也必定再次受命为人类在时光的疆场上冲锋陷阵以求取荣耀。但旧书却不是所谓“功利”的，如若非要“功利”，那么书顶多只是个人精神的食粮。

　　毕竟书只是个人的事啊。“焚书坑儒”已让国人痛恨了两千年。不为人道的是，秦始皇帝既是焚书者又是作者兼出版商。他用火烧尽一个时代积累下来的精神，把多愁善感的儒生的想象空间变作蘸含着血泪的焦土。同时，他也用篆体写下了他的书。后来，始皇帝将他的书出版在广袤的时空里。再后来，中华文明无奈地购买了这书——因货架上只有它。中国一次次地修订它，把它列为“华夏子孙必读书目”之一了。

　　其实，国人斥责始皇帝只不过是这书的注脚罢了。有些书是注定要钻进人的皮骨的，这些书不仅厚重，还散发着樟脑味儿。历史就是这么一本被揉掉了封皮的旧书。想必有人要宣称“书是现实的摹本了”。现实与想象本就是扑朔迷离、难解难分的。谁能说清楚它们之间的关联?我只知道哲学家还不清楚。然而为何非得把这二者割开?这岂不类似于挑拨同胞相残?摹本论者大概起初就对旧书不怀好意吧。书是重要的，别轻易断定它的本质，否则人会因此失去很多。

　　细细想来，生活与书其实异曲同工。生存着的人一边抚摸着旧文字，一边掂量如何填补后面的空白。这书日渐更新，也日渐泛黄。这就是生活啊，只不过书的主人与书的用途目前依然待定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