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红高粱》1986年发表，并获得了当年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电影《红高粱》也获得了金鸡奖和百花奖和柏林金熊奖。该剧以二、三十年代的民国山东城乡为背景，塑造了一系列生活在齐鲁大地上最为普通的农民形象，塑造了一群独特的、带有血性的、特属于红高粱的民间英雄，洋溢着鲜活的生命与人性。文艺创作的根在基层、本在群众，要把人民群众作为主角，关注群众命运，反映群众心声，叙写百姓故事，这样的创作才能实现与人民群众心心相通，才会赢得人民群众的赞赏。

　　经过多番周折，山东卫视和莫言签订了改编协议，编剧赵冬苓为了准确反映莫言笔下以“我奶奶”为代表的民间社会，赶到山东高密县进行采访、考察、体验生活。采访过程中她特地拜访了莫言的家人，到莫言纪念馆了解莫言的文学成长和求索经历，以求准确地把握莫言的写作意图，限度的接近历史真实，对于原著中描绘的故事细节，她都要逐一进行考证，进行再挖掘再创作。比如十八里红酿酒坊，为了准确还原酿酒过程，赵冬苓设法找到当地的土制酒厂了解酿酒工序和技术细节等等，并亲自体验酿造过程。此外她还对高密家族史、剿匪史都作了专题调查，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在生活中提炼艺术、在艺术中还原生活，把历史最鲜活的一部分吸收进创作中来。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等哪一种体裁，文学艺术反应的都是人民性，这一切又离不开它们赖以成长的土壤，创作者只有熟悉了这片土壤的气息，找到最鲜活的生命力，才可能写出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作品，才能使作品始终保持群众立场和生活温度，才敢于让群众来评价、请群众来检验，创作出以群众满意为衡量标准的好作品。　　二、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把爱国主义作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电视剧《红高粱》共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我奶奶”的爱情线，另一条是“我爷爷”等人的抗日线，电视剧《红高粱》是一部爱情剧，更是一部爱国主义剧。《红高粱》摆脱了传统的战争题材的写法，没有正面描写抗日战场，而是着重挖掘了大背景下人的生存方式、精神气质。余占鳌为首的这支农民武装，没有明确的革命目标，缺乏严密的组织，也缺乏一致的思想。但是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乡土之情，他们敢作敢为，在外敌侵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一切就凝聚、生成、升华为英勇无畏的抗暴精神和威武不屈的民族尊严。这也正是中华民族最为本真和朴素的爱国主义基因，最为真诚和纯洁的民族气节。因此，电视剧《红高粱》也是一部向抗战胜利70周年的献礼的大剧。

　　聚焦实现中国梦这个时代主题。生动描绘实现民族复兴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生动讲述中国人、中国家庭的精彩故事，把人们追梦圆梦的激情和奋斗展示出来。电视剧《红高粱》所讲述的爱情故事和抗战壮举同样也是一部追求爱情的家庭梦，更是一部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中国梦。中国梦在不同的时代承载不同的时代主题，但都表现了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征程中努力奋斗拼搏、可歌可泣的精神气质。电视剧主人公九儿单纯、善良、聪慧，自小拥有一个美丽浪漫的爱情梦和幸福美满的家庭梦，可时代并没有给她圆梦的条件，19岁被父亲卖给麻风病人当媳妇。自此，为了自己的爱情理想，她不断向命运和封建牢笼抗争。电视剧男主人公余占鳌，阳光、阳刚、爷们儿、霸气十足，身上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他的梦想更加单纯而质朴——九儿，他藐视一切封建婚姻礼俗，为了九儿不顾一切。当他们在为了自己的家庭梦拼死挣扎时，抗战爆发了，在民族大义面前，所有人的梦想都汇集成同仇敌忾、永不屈服的中国梦，从保家开始到保国，展现了他们最朴素和真诚的家国情怀。

　　把追求真善美作为创作的永恒价值。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电视剧《红高粱》既有对传统老旧价值观的质疑与反叛，对封建伦理观念深刻的剖析，也有对由于社会环境改变而导致的人性缺失的感叹，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对生命意识的弘扬和民族大义的尊崇。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真”在于用现实主义笔触记录的那个时代下以东北乡人民为代表的真实的生存状态；“善”在于勇敢揭露和批判封建价值观及由此带来的丑陋人性，褒扬了阳刚不息的生命力；“美”在于民族危机关头，人们所迸发出来的那种朴素的大义观、无畏的民族感。艺术的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电视剧《红高粱》以铿锵的人性美、无畏的民族观、阳刚的生命力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