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来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其实皇帝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下按照文官集团所确定的规范来行动。任何超越和违背此种规范的行为将被加以“昏庸无道”之罪名，万历皇帝就曾受到臣下如此的指斥。原来，“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是相辅相成的。”皇帝越过这个界限行事的不是没有譬如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就曾经“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他曾亲自训练老虎，差点就此死于非命；亲自操练兵马；率军作战，得胜回朝；自己给自己加封“威武大将军”称号……诸如此类自然引起了文臣们的惶惑以至愤慨，而其中真正的原因就在于“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那就只能当“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那就是参加代表着道德的各种礼仪。苦闷之余，只有“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方法消磨时光”。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自此埋下历史悲剧的祸根。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乃人性、社会责任、道德伦常、体系的文化语法规定等等交织而成。其间的复杂很难用一个维度讲得清楚。而且只有拉伸前后的历史岁月，方能看清楚一部分的历史走向。这也正是黄仁宇提出大历史观的一个原因。

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明朝），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1]所以在当时，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在这些仪式中，皇帝的许多行为都具有象征意义。而其他人都相信这种象征，决心以行动来使其成为现实。

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也曾经在其两位母亲和首辅张居正的影响下立志励精图治，即使他已经厌倦了那些重复的事件和不变的礼仪，他仍然强打精神参加这些仪式，努力去实现“礼”使人们建立对礼的信任。他接受文官们给他设立的规范，即使这些阻碍着他的个性自由发展。他很难离开皇宫，更不用说是微服出巡，甚至是御驾亲征，尽管他可能有军事才能。然而，在张居正死后不久的反张运动让万历见识到文官的“阴阳”两面：表面满口仁义道德，（当然也有一些确实坚持原则的官员，例如海瑞，但这毕竟是少数。）暗中为自己牟利。例如张居正，他满口节俭，但事实上他的生活极其奢侈。他拥有许多珠宝玩好和书画名迹，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这让万历感到伤心和愤怒。要知道，他虽然贵为九五之尊，但是却没有钱赏赐给宫女，只能记录在册，等到以后有钱之后再兑现。从此之后，他对道德失去了信心，也没有兴趣再参与那些仪式了，再做出实现“礼”的表率了，他的消极怠工也促使了人们尤其是官员把自己阴的一面表现出来，也就是贪污腐败更为猖獗。

以前一直以为传统社会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呼风唤雨。看过《万历十五年》才根本改变了我的看法，皇帝不过是整套制度系统当中的一个角色，并且受整套系统的压抑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