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钱穆《中国历史精神》读后感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读后感
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没有历史，文化，就没有民族，反之，没有民族就没有历史和文化，三者相辅相成。欲了解历史精神，必了解其变化和持久，在永恒中有变化翻新，在变化中有连绵持续的精神。我们感觉是中国人，不仅仅是我们出生在中国，有中国国籍，更重要的是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一种独特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这些在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骨子里去了，何时提都不过时。
所以说要灭亡一个国家首先要灭亡其历史，改造一个民族，首先要改造其历史。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记忆，其也变成了行尸走肉。所以要了解历史，尊重历史。
研究历史，从现在找问题，从过去找答案。
中国为什么能从乱到治，从治到乱，直到现在的大治，因为有前赴后继的士君子，维持着这种精神，有一群历史文化涵养的人，怀抱理想，救国图存，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个人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毕业，不要认为教育只是学校的事，国家，社会，家庭乃至人类也是尽到教育的责任。
“因此中国今天的教育风气，小学生第一目标在进中学，中学生第一目标在进大学，大学生第一目标在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如此便成了一种赛跑式的教育，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机会比赛”。
而中国传统儒家教育传统是，人人皆可尧舜禹，即道德人格之尊严，使每个人感觉到都站在平等地位上，都尽自由地可能有成功，可能得满足。
所以在国民教育之外，要注重培养每个人的人文精神，尊师重道，道，事物的规律，基本准则，无所贵贱，无所高下，人人平等。所以现在骂人不讲道理是对人的最大侮辱。
“中国这五十年来的教育，似乎只是教小孩子读书识字，教青年人谋求职业，不是在教整个的人生，不感得需要一个超乎一切的最高中心，共同尊崇的最高对象。如此般的社会，哪能不各有距离，又哪能从其内心深处获得互相沟通?试问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又如何得团结凝聚?”
振聋发聩啊。“当前的最大问题，仍在如何重建这一个“道”，即重新发扬我们的历史文化。重新提示出我们一向所看重的“人格尊严”和“道德精神”。
总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需要有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凝聚力和居安思危的远见。
何谓中国历史精神，道德精神是也，一种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精神。正如作者说的那样，历史事件是一种远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达将来的，有它一贯的一种历史精神。
吾辈人应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坚持文化自信!
摘录：
伊尹圣之任者也，伯夷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人处社会，总不外此三态度。一是积极向前，负责，领导奋斗，这就如伊尹。一是甚么事都不管，躲在一旁，与人不相闻问，只求一身干净，这就如伯夷。还有一种态度，在人群中，既不像伯夷般避在一旁，也不像伊尹般积极尽向前，只是一味随和，但在随和中也不失却他自己，这就如柳下惠。以上所举“任”“清”“和”三项，乃是每一人处世处群所离不开的三态度。在此三种态度中，能达到一理想境界的，则都得称圣人。只有孔子，他一人可以兼做伯夷、伊尹、柳下惠三种人格，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因孔子能合此三德，随时随宜而活用，故孔子独被尊为“大圣”，为“百世师。
中国军人之伟大。因为中国军人里面最主要的骨干还是文人，他们都有极深的文化陶冶，道德修养，并兼多方面的智识，以及政治头脑，外交风度，种种配合，决不仅是一个专能临阵杀敌的勇将。
然而正为此故，我们胜到了，能适可而止;失败了，能不屈不挠，再图复兴。这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智能用在胜利时，情感能用在失败时。所谓“胜不骄，败不馁”，这是一种最好的国防心理，亦是一种最深沉、最强韧的和平精神。中华民族能维持这几千年，决不是偶然。
春天来到，绿草如茵，弱柳如绵，桃李竞艳，芳菲满目。千红万紫，美不胜收。一般游春人，赏心乐事，流连忘返。但哪有人会在此际却去欣赏松柏。一到夏天，众木茂盛，枝叶扶苏，生气蓬勃，郁郁葱葱。那时的人，也不会独去注意松柏身上。待到秋季，霜露已降，梧桐叶落。但一方面可爱的是果实累累，另一方面可爱的还是绚烂绯红。人们的兴趣，还不会转移到松柏。
直要到严冬已届，冰天雪地，众丼尽枯群木皆落。那时候，天地间肃杀之气已达极端，一切摧败无遗，惟有松柏苍翠，挺立在寒风苦雨中，而生气盎然，因此使人知生命之无尽，而转移心情以待阳和之重来。此事说来易知，而实不易知。孔子所说“……然后知……”三字，便蕴藏着尤穷深义，耐人深省。其中义蕴，确是大堪玩味，大堪探究。但等待说出来，则又是人人皆知。紧要者乃要在此人人皆知中，教我们去作无穷玩味，无穷探究，此其所以为圣人之言。我们千万莫平淡视之，让它轻易忽过。
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求其能动又能安。所以今天而后，中国只要上轨道，中国人一定该把力量打向落后的内地去。若我们自己在鄙视自己人，中国将永不得安宁。纵使没有外患，依然仍会有内忧。
人生文化最高意义和价值所在，就是在永恒中，有日新万变;日新万变中，认识其永恒持续的精神。”历史生命和文化生命都有两个特征——变化和持续。到个人的人生上，也是变化和持续共存。孔子说：“贤哉回也，吾见其进，未见其止。”颜渊每日进步，没有停下来。人无完人，若是每日进步，不断完善自己，终将遇见更好的自己。正是书中所说“苟日新，日日新，日新其德，作新民。
第二篇：中国历史精神读后感
《中国历史精神》读后感
914104210111 姚玉婷
钱穆先生在序言中谈到了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他说这篇文章让他在黑暗中见到了一丝光明，但即使是这样，他依旧不敢完全相信梁先生的话，因此他去研究历史，之后才发现“中国不亡”这四个字不是纯情感，而是经过了长期理智的讨论。
全书分为七个部分（附录除外）：1.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2.中国历史上的政治3.中国历史上的经济4.中国历史上的国防5.中国历史上的教育6.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7.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精神。钱穆先生写历史，语言不生涩，没有太多的引古籍，即便是引用，也善解人意地将它翻译成白话文，语法也接近现在的习惯，而且多是“我讲”“说到”“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词汇，就像是面对面说话一样，所以我读下来并不觉得吃力。但钱穆先生写历史讲究证据和逻辑，而逻辑这个东西又很绕，读着读着总要翻到前面，总觉得前后有矛盾的地方，或许是我层次不够的原因。譬如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一章，他讲到主权，讲西方的主权是唯物功利的，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却已虚化成道德或文化了，但是他同时承认说国家是一个机构，但是机构却还是一个物质的概念。又如他反对“主权在人民”的说法，提出“若成立世界政府，是否主权在人类”的观点来驳斥，接着谈到中国人的“道”的观念，出发点在个人，要求发扬人类文化，发扬道德精神，达到人类所应有的最高可能的理想生活，他说：“终极点在天下。家庭和国家，只是此过程的两个歇脚点。”如此，目标不还是世界政府？我没有弄得懂这些问题，所以第二、三、四章都是略过的。不求甚解嘛，这是陶老先生教给我的优秀品质。
在教育一章，他分析西方的教育。从古希腊讲起，提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本书主张硬性地把人分成硬性的几种，各司其职，互不干扰。人从一生下来就应交给国家，通过一系列的考试和测验，来决定以后该做什么。就跟走程序似的，把人弄得跟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怪不得叫“理想国”。钱穆先生又讲到普法战争时期德国的军事教育，也即“国家教育”，教育是为了配合国家，他认为这种教育相似于柏拉图的理想，包括之后的希特勒，乃至于苏维埃，都是在贯彻这种教育方针。与“国家教育”对应的就是“宗教教育”，我的理解就是，当你痛苦了，去教堂做个礼拜，心情就忽然“哇”的一下纯净了，又好比汉朝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教人“人人可以成佛”。除了“国家教育”和“宗教教育”，现代西方的大学教育讲究的是“个人自由的教育”，即知识与职业的教育。但钱穆先生认为“知识”和“职业”，根本上都有它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如果一味讲知识和职业，会对社会产生两项不好的影响：一是人与人的分离，二是人与人的竞争。他认为这种教育，使得成功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是失败。而失败带来的苦痛和怨恨，正好靠“国家教育”和“宗教教育”来安抚和消除。所以他归纳西方的教育就是以上三种。而西方的弊病，也出现在这三者的摩擦之中。例如苏维埃，虽说综合了三者，但仍以“国家教育”为中心，个人的知识及职业，均须配合国家，而他们的宗教，不过是用马克思、列宁来代替耶稣。人生在世，国家有法律，社会有风俗，职业有固定，自由是有限的。人人祈求向上，而人人不免落后。如果在社会人心的实际反映上，只是一种个人主义自由竞赛的机会教育在鼓荡。那这样的教育，不但没有成效，还会产生许多反作用。从这一点上来说，西方有宗教，而中国有儒家。儒家教育的核心是“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它包含着宗教精神，又有别于宗教精神。它不主张教人出世，而教人在此世做一个圣贤人，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它教育人在生活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存在，但是在道德人格即尊严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这里，他们有最大的自由，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成功和满足。而这样的成功，被教育成更高境界的成功。这样的精神，在中国社会有极大的功效，可以安抚人的内心。
所以在中国，骂人“你这个人不讲道理”是最侮辱人的话。中国人的“道”，才是真正代表了国家和民族的。民族并不是自然存在的，自然只能孕育人类，不能生育民族。民族的泯灭实际是文化的消失。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尽管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黑暗时期，但是眼前的病态总不是整部历史。钱穆先生说：“文化会生病，有生命的都会生病”“重要的是寻求病源，不能说你有病，因为你有生命，要消灭了生命才能消灭你这病”。
第三篇：钱穆名言精选
1.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
2.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3.余因此悟及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
4.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
5.中國是一個人在作長時間的跑，歐洲則像是一種接力跑，一面旗從某一人手中依次傳遞到另一個人，如是不斷的替換......雙方都在跑，中國像是由一個人連續不斷的跑。
6.只向前，不顾后，一味求变新，求速求快，本源易竭，则下流易灭只有中国，成为一源远流长积厚流光的大民族，因其尊重历史，胜过其企悬将来，本末先后，作一体看，有比过去，才有将来。
7.男女之间往往欲胜情，夫妇之间便成情胜欲。
8.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
9.人的生命，有小体，有大体。推极而言，古今将来，全世界人类生命，乃是此生命之大全体。每一人之短暂生命，乃是此生命之最小体。但人类生命大全体，亦由每一人之生命小体会通积累而来。不应由大体抹杀了小体，亦不应由小体忽忘了大体。
10.我不敢认为自己在学问上有成就，我只感得在此茫茫学海中，觅得了我自己，回归到我自己，而使我有一安身立命之处。
11.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这样，制度越繁密越容易生歧义，越容易出漏洞，而执行新制度的人往往在分歧争执中敌不过固守旧制度的人，因而越来越失去效率。
第四篇：历史学家钱穆素质
历史学家钱穆素质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当代著名史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代表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朱子系年》、《国史大纲》等。
一、自身素质
先天禀赋：超群的记忆力—— 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幼时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可以背得滚瓜烂熟
后天造就：
1、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有很好的旧学基础，又喜欢读古文，于墨儒道释都有很深研究和精到见解
2、读书成癖的性格和心平气静的读书之道——纯粹的爱书、读书，便能领悟书背后的精神
3、刻苦勤勉的精神和为学不止的耐力——著述等身，一生讲学著述，未尝废辍，出版著作八十二种以上，著文七百篇以上。担任乡村教师时，见缝插针，充分利用时间，自修苦学，“虽居穷乡，未尝一日废学”《宋明理学概述·序》
4、广阔的视野和眼见——读书遍及中外古今，兼通文史佛
5、持正的治学精神和不迎流俗的骨气——《刘向歆父子年谱》驳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对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坚决表示异议，“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国史大纲》）表明自己在求真的基础上提出新说：“„„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6、流畅的文笔和浩荡的文气
7、淡泊名利和鄙弃世俗功名的精神境界——《人生十论·自序》
8、厚重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观念——反对偏激的“民族虚无主义”，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怀“温情与敬意”
9、注重养生的好习惯——由于家中三代不寿，钱穆先生及其注重保护身体，养成太极、静坐、下棋等好的生活习惯
10、中庸平和的人生态度与学术观——科学与人文的统一、通与专的统一、守旧与维新的统一、开放多元与自我坚守的统一、客观严谨与同情理解的统一
二、客观条件
1、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和严苛的家教——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浸染于读书声中。常披灯夜读，夜半方休。
2、处于新旧教育交替的时代，中小学接受良好的教育——受教于宿学硕儒和留过洋的知识分子，既有深厚的旧学基础，又能融会新学。钱穆先生晚年曾回忆，小学时暑期讲习班学习的古文三十篇，让他深受启发，受益终身，总结“人才原于风俗，风俗又起于一心之向”。吕思勉先生时任常州中学历史地理教席，对钱穆先生极为赏识，常常通过书信探讨今文经学的问题，并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
3、被伯乐相中的机遇——慧眼识才且摒弃学术界门户之见的顾颉刚推荐其到燕京大学教书，钱穆走向学术前沿
4、民国时期热烈自由的学术氛围——“百家争鸣”，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
三、过人之处：
1、钱穆先生只有中学学历，自学成才，成为一代国学宗师。1911年爆发武昌起义，钱穆先生辍学。后在家乡的中小学任教，冥思苦学，自行摸索。说明其不仅刻苦勤勉，而且具有极高的史学天赋。
2、贯穿渗透在学术思想中的中庸平和态度。
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钱穆先生继承了乾嘉以来考据学“精审”的学风，他的代表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及《朱子新学案》等都大抵属于这一类以考证史实为第一要旨的著作。同时，其具有一种对于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国史大纲》）
通与专的统一 钱穆先生既有《朱子新学案》、《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等精彩的考据著作，又有《国史大纲》、《国学概论》等纵观今古、上下千年的宏大文章，“见树又见林”。
守旧与维新的统一 钱穆先生一生笃信儒家的文化传统，以“为故国招魂”作为自己毕生的责任。他个人治史的路径，基本上秉承中国传统史学这一路体系，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又受西方兰克史学、实证主义思潮等的影响。在历史结论上敢于求新而论，《刘向、歆父子年谱》对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驳斥以及与胡适等人关于《老子》一书成书年代的论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开放多元与坚守自我的统一 其亲炙弟子余英时先生这样评价：“他并没有陷人相对主义的泥淖。他相信，各种观点都可以用之于中国史的研究，然而学术价值的高下仍然有客观的标准，也不完全是时人的评价即能决定，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了吸尘器中的灰尘。”
客观严谨与理解同情的统一 钱穆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曾经参与了当今风靡一时的关于《老子》成书年代的论战，这一论战大体分为以胡适之为代表的《老子》早出派和以梁启超、顾颉刚、钱穆、冯友兰等人为代表的《老子》晚出派。而在所谓《老子》晚出派当中，对于《老子》其书的具体成书年代，又有诸多说法，并不十分一致。钱穆主张老子应处于孔、墨之后，甚至《庄子》之后，并为此作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和《再论〈老子〉成书年代》两篇专论，后合成一书，取名《老子辩》。而钱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时代背景法、思想线索法和文体研究法等，就是对于从主观和客观两端对于历史问题作一详细推究的尝试，虽然后来胡适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中对于钱先生的这一探索作了一种方法论层次上的批判，但钱穆在将客观之考订与理解之同情相结合，来力求拨云见日，随着西方阐释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的兴起和对于历史研究影响的加深，钱穆这一史学方法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出来发现历史事实的真相这一尝试，在史学方法论上是有着重要价值的。
四、启发
钱穆先生乃中学毕业的国学大师，分析其之所以成为史界泰斗人物之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成功一部分来自于天资和禀赋，更大一部分来自于后天的勤勉。对于我们后辈来说，也许没有过人的天资，但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弥补先天的不足。另外，其治史的方法值得我们后人借
鉴。这些启发不仅仅局限在史学研究方面，在任何领域都是如此。
五、参考书目
《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十辑
《致中和，天地位——以余英时著《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为中心浅谈钱穆的学术思想及其现代启示》，谢一峰
第五篇：钱穆 读书笔记
这是作者根据在台湾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作者写此书的目的，一是针对辛亥以来对传统政治的全盘否定，二是认为政治制度必须得自根自生，即使要从国外移植，也要先与本国传统融合沟通，才能发挥作用.他认为，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是无法长成的。
书中主要谈的是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作者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它大体上可以代表中国历史之全部进程。
本书历代制度介绍为主。分别介绍了各个朝代的政府组织、选才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等。同时，作者认为，孤立地讲制度是不足取的。要讲政治，得精熟一代的人事；制度间是相互配合的；制度是流变着的；制度的创立有人事的需要；制度的利弊要听取历史意见，即当时人的评判；制度有地域性；制度和文化也有关联。所以，政治不能孤立地讲。
稳定的禁锢——士人专政与土地束缚“稳定”这个词对于中国历代政治实在很特殊：一方面，“稳定”几乎是所有时代的政府施政最重要的着力点，甚至现在我们还在讲“创建和谐社会”；另一方面，我们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结构确实相当稳定，以至于我们的“封建社会”能持续两十几个世纪，其中的改朝换代不过是坐龙椅的人换了个姓氏，基本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结构鲜有变动。和西方国家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所花的几百年相比，我们长达两千余年“封建君主专制”实在领人难以理解。
我对此也一直困惑不已，直到看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想，我们实在是大大地误解了我们历史和政治。
何谓“封建”？根据字典上的解释，封建是“一种政治制度，君主把土地分给宗族和功臣，让他们在这土地上建国”（《现代汉语词典》，379页，商务印书馆，修订本第三版）。照此解释，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实有相当大的问题：教科书中把春秋及以前归为“奴隶社会”，战国往后为“封建社会”，但事实上夏、商、周和春秋战国的政治制度才是符合上述的词典定义的，秦朝已经开始改行郡县制，以后各朝其实也和秦朝大同小异。所以称秦以后的两千余年为“封建社会”、“封建专制”是不适当的，而且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其实我们根本不用，也不能把中国的历史进程跟西方比，这是两条不同的演进路径，因此“‘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为何能持续两千年”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法也无须
回答。但同时新的问题也出现了：秦以来这两千余年中国实行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政治制度？为何它能坚持如此长久？
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提出了这样一个观念：“士人专政”。
确实，正如钱穆先生所分析的，秦以后，中国的官员越来越多得由知识分子担任，从两汉的地方推荐、举孝廉，到隋创设科举而后唐宋不断延续并改进，明以后更是非进士出身不能入仕，中国的政权越来越被知识分子，也就是士人所掌握（元、清两代外族入侵，有部族专权排外的情况，算是例外）。秦没有分封诸侯，后代诸朝也少有掌握实权的王侯，门第势力在汉以后逐渐衰微，政府基本已由这些大多无政治背静的知识分子组成，因此国家政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他们的掌控中，而非皇帝，因为他们才是直接控制和影响国家政治的人。但是，这种士人政府模式是如何保持稳定运作长达两千余年之久的呢？
我联想到了历史教科书里的另一个概念：“封建官僚与地主阶级的专制统治。”这种提法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同时由两个阶级去实行专制实在是个矛盾的理论。不过其中也有正确的内容：官僚掌握了政治，地主掌握了经济，对政治和经济是专制的必要条件。那么，如何调和这不同的两者呢？我认为，他们可以归结为一类——士人。
士人，也就是原来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毫无疑问，需要知识。但在古代，获取知识的代价是很高的，特别是唐以前生产力尚很低下的情况下，必需的书籍和前辈老师的教导都不是一般平民劳动者所能企及的，因此汉朝的士人多来自那些有地位和财力的门第，只有这些富贵的门第才有资本去培育知识分子，也就是未来的士人。因此，汉代的士人专政表现为门第士人的的形式。唐宋以后，生产力的发展和科举制度的实施，使成为知识分子的门槛降低，但对于财力有限的平民阶层来说依然困难，平民家庭不一定愿意牺牲一个青年劳力而让他去求学，所以这时，有财力的地主阶层成为士人的最大来源（商人虽然有财力，但在古代中国毫无社会地位，甚至不被允许参加科举）。地主阶层的年轻人通过科举，即成为士人（官僚），掌握了政权；而这些士人（官僚），不管来自平民阶层还是地主阶层，如果仕途顺利，有了丰厚的收入，大多会去置办田产，以为后代荫庇，保证子孙能有“往上爬”的资本，这样这些士人（官僚）也就有了地主的身份。照此看来，在古代中国地主和官僚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但关键是：官僚要有财，地主要有知识。统而言之，即为“士人”。当士人同时掌握了政治和经济，可以说就有了掌握一个国家所需的一切。但要保证这个制度的稳定，还需要另外一个条件：士人阶层的变动性。士人是通过科举这样的全国性普选挑选出来的，虽然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公平，但科举至少保证了下层民众有一个途径跳出农门（正如今天的高考）去参与国家政治，而且这条途径还是相当可行的——应该说，科举从初衷和实效上讲都不失为一种民主政策，虽有它的弊端，但也断非教科书上所说的“禁锢思想的工具”（清朝因为是外族政权，所以故意打压和限制汉人知识分子，算是例外）。因此，通过帮助参与者进行跨阶层的社会地位变换，和变动组成士人的知识分子的来源阶层，科举便能在变动中平衡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地位；同时，又能借助士人作为官僚与地主间转换的中介来平衡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地位。正是这种变动的平衡，支撑了千年来的中国“士人专政”。虽然对于古代，“士人专政”不失为一种适合当时社会情况的制度，但是，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这种稳定的体系中其实包含了巨大的禁锢，那就是——土地的束缚。
正如上面所讲的，作为官僚和地主的集合体，士人存在着对土地的先天依赖，毕竟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当整个社会的平衡点都已系于士人时，士人只会注意与他休戚相关的土地和农业，而土地和农业最需要稳定，这是与士人专政相辅相成的；这时，其他比如商业、手工业等“冒险的”、“背离常规的”行业想要突破这个体系去寻求发展已经几乎不可能，因为他们永远无法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和地位，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可是走单一的农业路线永远不可能使生产力得到良好的发展，被科技的瓶颈所阻是自然的后果。可惜直到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我们还是没能完全地醒悟。说起来，士人专政的稳定，保护了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但也禁锢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中国近代历史的百年屈辱。但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士人政治”的文化传统，依然影响着我们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只是，我们得认识到：稳定，还是发展，确实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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