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头清洁生产模式与先污染再治理模式

第一篇：源头清洁生产模式与先污染再治理模式

6、我国源头清洁生产模式与污染后再治理模式的异同点。

1)清洁生产被联合国环境署定义为：一种必须连续实施的、作用与产品、生产过程和服务有利于环境的战略。清洁生产技术的目标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减缓资源的耗竭；减少污染物的生成和排放，促进工业与环境的协调。

清洁生产的主要途径有：把好原料选择及产品设计关，防止出现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不 采用对环境有害的原料，不生产对环境有害的产品；改造生产工艺并更新生产设备，最 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污染排放；加强生产管理，减少和杜绝跑冒滴漏；进行产 品的生命周期评价或清洁生产审计，对症下药地提出清洁生产方案并进行可行性分析。同时，可以在一个区域内实施清洁生产，建立工业生态区。包括采用对区域内的土地利 用进行科学规划，组成生产链，建立优化的产业结构，统一组织区域内的能源生产和供 应，综合规划和管理区域水资源，建设供水排水及废水处理回用系统，组织区域内跨厂 物料大循环，大力推行废物的综合利用等措施。

2)对于目前的环境污染问题，学界的一种普遍的托词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尚处于经济发展初期，更关注摆脱贫困，对环境的需求则较低；随着今后的经济发展，对环境的需求也会变高，会主动采取环境友好措施。

这种说法的理论基础是环境“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即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先污染，后改善的形状。倒U形曲线基本描述了发达国家走过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路。西方国家的成功似乎向人们展示一种推论：即环境问题无需特别注意，可以通过经济快速增长来尽快超过对环境不利的发展阶段，抵达倒U形曲线中对环境有利的发展阶段。

如果经济发展是曲线出现的充分条件，说明可以在增长中解决环境问题，那么低收入水平下的环保政策可能是奢侈而没有必要的。我们的问题是：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是否可以在全球推广？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倒U形曲线的确揭示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一种转化规律，但它并没有说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环境质量改善。因为时过境迁，污染方式、资源条件和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大为不同了。

在西方国家工业化起飞阶段，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环境恶化。这里，“一定程度的环境恶化”很重要。目前的人口大国如中国和印度，很难做到这一点。大规模、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很容易接近或者超过资源和环境的临界点，而且可能是到了这个时候才会真正认识到环境约束。如果在经济增长的起飞阶段对这些资源造成严重枯竭和退化，那么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和很高成本才能恢复。目前中国某些形势的环境恶化，比如水土流失、自然灾害恢复能力的丧失、水库淤积，一些可能已经是不可逆的。

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倒U形曲线，通过的是“外部治理模式”：在保持原工业化体系不变和原工业化好处不受损失的前提下，利用工业生产的剩余，在工业化系统的外部用加大外部成本来消除外部不经济，是在资源消耗总量没有减少的前提下，通过工业化的剩余实现的。虽然缓解了原经济模式面临的环境困境，但忽视了现代工业可能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外部治理模式”在治理过程中形成了资源的再消耗，结果是加大了整个经济运行的资源消耗，其可行前提是有大量低廉的资源供给，以及治理时环境还没有遭到大幅度破坏。目前中国所处的情况很不一样，高速经济增长将面临资源缺口，资源价格会持续走高，工业化的剩余可能不足以用来消除外部不经济；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威胁到人类发展，传统的“外部治理模式”可能走不通。

发达国家倒U形曲线的快速实现，常以不发达国家的加速污染为代价。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收入还远离可以把高污染产品转向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到了“可转”水平，以那时中国的需求量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规模，有可能无处可转。因而，环境恶化的曲线上升区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经济较高增长难以抵消现实的环境破坏。

第二篇：珠江情况和污染治理模式

中国珠江水污染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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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拥抱的“母亲河”

城市水系是城市发展之源，世界上没有几个城市不是依托江河湖海而建立的。同时，城市水系不但是人类生活所必须，也是城市文明的载体和城市灵性所在，缺水的城市很难让人感受到文明的细致和生动。可以说，城市文明，有水则灵，无水则废。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珠三角地区也曾被称为“水乡”，水系纵横，堪比江南。如广州古誉“云山珠水”，全城水分六脉，是一座水上古城，仅仅30年前，珠江还是市民游泳、赛龙舟的好去处；而广州上游的佛山也伴随有河涌2802条，总长5084公里。水上人家，声音相闻；舟楫往来，永不疲倦。

不过，随着近几十年来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用水量不断加大，水污染日益严重，并将城市与水、市民与水悲剧性地隔离开来。拿广州来说，珠江是广州的母亲河，但广州人已经没有拥抱这位“母亲”许多年了。而这一切都可归因于其“子女”的贪婪和不负责任——广东是珠江流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也是对珠江排污最多的省份。据202_年广东省环境质量公报称，进入广东的河流基本达到了三类以上的水质，但进入珠江三角洲后，部分河流水质劣于五类，其中广州市水质达标率为全省最低：整个202_年珠江广州河段7个月达到四类水质，1月、2月、3月都是污染严重的劣五类水质，4月和11月是五类水质。按照国家颁布的《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四类水适用于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三类水才可以做游泳区。如此，下珠江游泳几乎已成了现代广州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同时，不但珠江主水道的江中生物已渐绝迹，江水黑臭油腻，城内“水脉”也渐告断绝——现在我们在内城已经很难找到几条像样的河涌了，一些河涌更因臭气熏天而被封盖于水泥板之下。多年的污染使得珠江及其附属的河涌一度成为臭江、黑江，如同一位原本高贵的母亲现已满身脓疮，令人闻之掩鼻，望而却步。

不仅如此，被污染的河流很容易成为传播疾病的“流动炸弹”。伦敦的泰晤士河50年代的污染状况达到了极点，就一度在当地居民中引发霍乱等疾病。而昨天（6月20日），广州已经确诊的两例霍乱病例，就属本地食源性感染，并与鱼蟹、虾等水产品有关。这样的病例在广州乃至全国都已经相当罕见了，却在经济发展多年之后重现，想来不禁令人唏嘘。

“事后治理”是一个妥协的产物

实际上，广州从前年开始已经加大了对珠江水污染的治理力度。这些努力包括：污水处理、完善管网、河涌截污、清淤补水等。特别是几个大型污水处理厂的兴建，使珠江广州河段的水质大为改善。目前珠江治理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在珠江两岸投入大笔资金建设污水处理场。广州去年城市建设方面投入254亿元，可谓大手笔，其中针对珠江治污的工程就有猎德污水处理系统三期、大沙地污水处理系统首期、北部地区四大污水处理系统等，新增污水处理能力63.5万吨/日。如果我们把治污的方式分为“事前防污”和“事后治污”两大类的话，就不能不承认，对河流污染最根本的解决方式应该是对污染源——相关工厂的“关、停、并、转”，即“事前防污”；但目前的治理方式却大多属于“事后治污”，即走的仍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事实上，这不仅是广州一个城市在污染治理上的选择，纵观各地的污染治理方式，通常也都是在事后治污方面进展迅速，而在事前排查污染源方面效果不佳。佛山在去年也做出规划，为市内1072.8公里河涌投入102.69亿元进行整治，但与此同时，本地重污染企业的减排工作却进展不大。

污染问题治理方式的选择，实际上是社会各种利益之间博弈的结果。“事后治污”成为各城市不约而同的选择，其原因很简单：无非是因为污水处理厂的设立对污染企业来说并不构成威胁；对政府来说这样做治理起来见效较快，而比起执法关停来难度也小；唯一的一个不足就是要普通的纳税人多出钱。所以各种社会利益在治理污染问题上博弈的最终结果是由最弱势的一方——普通民众来承担最大的成本，而在此前的水污染过程中，普通民众其实也是最大的受害者。

“事后治理”模式的局限

虽然广州围绕污水处理厂、河涌治理、工业污水整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综合整治，效果明显，广东的省长、市长也以“畅游珠江”的方式来显示珠江治理阶段性成果和治理的决心，但这种治理模式——靠越建越多的污水处理厂来解决越来越严重的污染——能够即时收效，但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要说这种“事后治理”的成本显然要大大超过“事前防污”，就其效果来看，在出现越来越多的污染源的情况下，事后的污水处理作用极其有限，经过处理后所排出的水也只能是3－5类水质。事实上，就在广州珠江河段的各种监测数据表明珠江水质大大改善的情况下，我们只要到任何一条流入珠江的河涌边走一走，仍能闻到刺鼻的臭味，河段上的垃圾随处可见，珠江主河道的水质也时好时坏，这不能不使我们对实际的治理效果心存忧虑。

同时，珠江污染问题并非广州一个城市造成的，而是有着综合的、超越于广州之外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珠三角的城市大多对珠江污染有“贡献”，水是流动的，广州这一段即使变清，对整个珠江流域也影响甚微。同时珠江治理也是一项全面的工程，不仅仅是一个污水处理的问题。去年我和几个朋友共同资助了一项珠江全流域的人文地理考察活动，结果发现珠江三角洲近年来为了防洪和发电等目的而修建的众多闸坝，也促使了污染加剧、水流降速，以及水体的自净能力大大降低。这方面的影响其实已经足以抵消“事后治污”的成果了。

当然，加大城市建设投入、针对珠江污染进行集中治理，是符合广州利益的民心工程，效果也不容否认。但在具体的治理措施上应有更多的选择，否则，随着污染源的增多，今年珠江变清，明年可能又会变黑。从工业发展的角度来说，污水处理厂的数量增长无论如何是比不上污染工厂的数量增长的，事后治理的速度也是远远赶不上污染速度的。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珠江污染问题，不能单靠建几个污水处理厂或者把重污染企业搬到别的河段去的做法，更根本的是全面改变我们对于水资源的掠夺性、污染性使用方式——当然，这都是些艰苦而不讨好的治理方式，但我们已经无法回避——如：政府加大监管和治理力度，严格排污权管理，关闭污染企业；鼓励企业自觉治污，承担社会责任；动员市民自发性的监督和全民治污行动。而在此之外，发展绿色经济和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则是从长远上解决水污染问题的关键所在。唐昊，男，生于1974年，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市民》杂志副总编辑，著名专栏作家。曾在《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南风窗》《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学术期刊和平面媒体发表文章数十万字。

“中外对话”（http://www.feisuxs/）是一个致力于环境问题的中英双语网站，总部位于伦敦，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

第三篇：先污染后治理

“先污染后治理”现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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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城市发展与环境污染都相伴相随。如何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桎梏，寻求正确的，科学的发展道路，已成为迫在眉睫的议题。本文通过查找资料与对现实生活体验相结合的方法，采撷众家之言，得出政府的引导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与关键所在。

关键词：经济技术政府环境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进行着飞速的发展，然而，环境的问题也显得日益突出。无论从天气预报上对可吸入颗粒物的报道，还是从现实生活中人们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增多，我们都能强烈的感觉到环境质量的下降。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似乎都绕不过先污染后治理的铁律，象伦敦的“雾都”事件，中国的雾霾天气，等等，无不证实着这一铁律的不可打破性。那么，先污染，后治理的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种现象的产生包含着种种因素，首先是经济因素。以破坏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能使成本降低，有利于产品在市场价格上占据优势，拥有竞争力，为资本家带来更大的利润。然而，环境的污染与资本家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这样的经济动因下，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其次是技术因素。由于技术的落后，致使许多先进的生产方式得不到利用。譬如垃圾处理技术，我国的垃圾处理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并且，技术的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会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值得一提的是，先进的技术并不代表利润的提高，就如绿色食品的生产，由于投入与回报的不对等，很多生产者面临着严峻考验。

另一个因素是人们认知上的局限性。环境破坏的显现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等到问题真正让人们所发觉时，它已经演变为一个大的问题，此时再去想办法解决，它已经不容忽视了。并且，环境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的成本也是相当高的。

最后是政府的监管不力。象很多的在焦点访谈上曝光过的环境问题，最后的解决也是差强人意，更何况是一些不为舆论所曝光的呢?

针对先污染后治理产生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来解决这一问题：

1． 对生产环保产品的企业，工厂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帮助。

2． 国家投入一定量的资金用于技术的开发，出台相关的政策来支持企业，公司的技术创新。注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3． 出台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法律。环境管理部门严把质量关，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工厂进行整改或关闭。

4． 加大环保意识的宣传，注重与其他国家及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要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经济手段与非经济手段要共同施行。在此间，政府的宏观调控占据着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因而，相关部门应积极承担起环境监管的职能，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把关。

第四篇：先污染后治理范文

“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思想要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发展与环保“双赢”。强调：不重视环境保护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视环境保护的部门是不称职的部门，不重视环境保护的企业是没有希望的企业。

要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发展与环保“双赢”。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经济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优美的生态环境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恶劣的生态环境，不但经济难以发展，即使发展了，也难以为继。那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发展，那种“要钱不要命”的发展，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发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选择中，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按照“生态优化、环境美化、分区指导、因地制宜”的总体思路，经济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首先，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境价值理念，实现以环境换取经济增长向以环境优化经济增长转变。绿水青山意味着优美的人居环境、清洁的水源和清新的空气，可以大大减少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大大减轻因污染治理和生态恢复所需付出的巨大代价，大大缓解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其次，要树立结构决定功效的宏观调控理念，着力在调整经济结构上下功夫。当前，要根据我省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进一步明确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区域定位，形成功能定位清晰、发展导向明确、开发秩序规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科学区域开发新格局。要着力合理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尽快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发展的“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第三，要树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循环经济发展理念。我省人均资源拥有量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理环境导致了70%的人口和GDP集中在30%的土地和水域面积内，以至土地和水域单位面积所承载的污染负荷在全国名列前茅。严峻的现实和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树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循环经济发展理念已迫在眉睫。要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逐步形成企业小循环、园区中循环、社会大循环三个层次的循环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循环经济体系。这是削减污染和保护环境的现实要求，是解决资源危机和体现新型资源价值的迫切需要，也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

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正确处理“好”与快的关系，好中求快，在发展中优化，在优化中发展

不仅要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更要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只有发展得“好”才能发展得更“快”，只有发展得“快”才能充分体现“好”，处理好发展质量与发展速度的关系，

第五篇：先污染后治理原因分析

一是技术与经济因素形成了门坎。技术难度大，有提高生产成本，常常成为企业采用绿色技术和控制、减少污染技术的门坎，门坎又随企业发展而降低，此过程就成为先污染后治理的内在微观依据。粗放型资源开采方式能使直接生产成本降低，也能降低工业产品的成本，而由此给环境造成的损害是企业外部的事，产生的损失并不由企业直接承担。这种环境影响的外部性有利于企业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并由小到大发展，也为新技术的应用提供了经济保障。便成为“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动因。

二是认识上的滞后性和行动中的惰性。环境有一定的自净能力，环境污染的前期影响不明显，只有污染开始危及到人们的生活人们才开始重视。此外，有些污染者存在侥幸心理，希望别人治理污染，只将污染控制在环境自净范围内。

三是行政把关不严使污染企业得以创办。相当部分企业申报又多有隐瞒，甚至向政府有关机构寻求庇护，尤其是那些有叫客观的经济效益并能给当地财政带来收入、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的企业往往会受到当地政府当局的保护与纵容。另外，现行环境管理部门受所在地政府横向领导的组织体制也对其独立依法开展工作行程制约。

四是其他原因，我国现有的环境保护法律不抬完善，执法力度不严。其次，进行除污处理成本很高，使得企业不愿意进行相应的净化，这也是环境企业恶化的原因之一

1． 法律手段：通过税收这一杠杆，进行奖善罚恶。一方面政府部门对于按照要求对污 染物道标排放的企业单位给予优惠；另一方面针对企业单位不按照对顶排放污染物的实行严惩。此外，督促企业完善其排污系统。而且要严格执法，依法保护环境，这是最关键，也是最难的。

2． 经济手段：第一我们在制定发展目标时不能只看经济增长而且要看能源节约和环境 保护；第二要严格实行产业政策，那些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企业和基础设施一律不能搞；

3.要加大对环境污染的专项整治，特别是对重要的水体、空气和土地的面源污染，要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治理。

4．社会手段：首先要加大环保法律法规的普法宣传，使更多的普通民众了解环保法律法规；其次，要切实使行政机关在惊醒打击环境污染企业的污染活动或者进行专项整治时，要公正公开执法，对其他的潜在污染企业起到警示作用；最后要充分发挥各种媒体的宣传以及舆论作用，对一些污染环境的人和事进行曝光，从而在社会上对当事人形成制约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