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文 全球化时代的环境问题 环保产业发展视角下中国应对全球化时代环境问题的对策
环保产业发展视角下中国应对全球化时代环境问题的对策 摘要：本文从环保产业的概念和环保产业在我国的发展概况出发，着重分析了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模式下所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以及在环保产业视角下解决解决这些环境问题所要采取的主要对策。
摘要：环境问题，环保产业，对策。
环保产业概念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环保产业在国际上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理解是终端控制，即在环境污染控制与减排、污染清理以及废物处理等方面提供产品和服务，广义的理解则包括生产中的清洁技术、节能技术，以及产品的回收、安全处置与再利用等。[1]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对环保产业有着不同侧重点的理解，在我国环保产业被定义为在国民经济结构中以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为目的所进行的技术开发、产品生产、商业流通、资源利用、信息服务、工程承包、自然保护开发等活动的总称,主要包括环保机械设备制造、自然保护开发经营、环境工程建设、环境保护服务等方面。环保产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环保设备和产品生产与经营，主要指水污染治理设备、大气污染治理设备、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设备、噪音控制设备、放射性与电磁波污染防护设备、环保监测分析仪器、环保药剂等的生产经营。二是资源综合利用，指利用废弃资源回收的各种产品，废渣综合利用，废液综合利用，废气综合利用，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三是环境服务，指为环境保护提供技术、管理与工程设计和施工等各种服务。环保产业是一个跨产业、跨领域、跨地域，与其他经济部门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综合性新兴产业。
中国环保产业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总体规模相对还很小，其边界和内涵仍在不断延伸和丰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环保产业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将由小变大，逐渐成为改善经济运行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技术档次的产业。产业内涵扩展的方向将主要集中在洁净技术、洁净产品、环境服务等方面。“十一五”期间，国家加大了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有力拉动了相关产业的市场需求，环保产业总体规模迅速扩大，产业领域不断拓展，产业结构逐步调整，产业水平明显提升。中国环保产业可望保持年均15%-17%的增长速度，环保投资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水环境、大气环境、固体废物、生态环境、核安全及辐射环境保护建设以及环境能力建设。我国现已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并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体系，产业规模和结构、技术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得到大幅提升。现在有[1]http://baike.baidu.com/link?url=4_XYEArSQAhq1FAWikqujKshqj_9Fkdcfdq9kGlNQjH27hMaAkN-TZW4xmL0bf1z#1 1
环保企业3.5万家，吸纳就业300多万人。已经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优势和特色的环保产业集群，涌现出了一批年产值超过10亿元的现代化环保企业。环保产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污染治理能力，为改善环境质量提供了条件；而且环保产业渗透于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具有产业链长、设计面广、影响力大等特点，其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技术升级和产业机构调整、增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在经济全球化下我国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城市进程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增加，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目前我国的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气污染。
雾霾作为今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我国的雾霾有多严重我想每个今年在上海生活过的人都深有体会，对于上海近两个月出现的雾霾天气，有同学甚至惊呼“伸手不见五指”。我国大气污染程度越发严重，而由于我国环境治理中，仅水污染与固体废弃物治理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其余如大气污染治理由于易受天气影响并且会在不同地域间转移，因此一直以来，政府对大气污染治理的积极性较低，这部分市场也较为薄弱。在我国能源结构中，一次性能源中煤占70％以上，燃煤产生的烟尘，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一氧化氮等大气污染物都将增加。我国已成为继欧洲、北美之后的第三大酸雨沉降重点地区之一。此外，汽车尾气污染突出。汽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大气污染的重要污染源之一。
二，水污染。
对于水污染我们体会最深刻的是今年上海的“黄浦江死猪漂”事件，作为上海市主要城市水源的黄浦江上今年竟然出现了成千上百的死猪漂浮在江边，这让我们怎能部位我们水质情况而担心？中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水灾害频繁的国家，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人均占有量只有250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然而就是这世界人均水量四分之一的水污染情况也不容乐观，我国有82%的人饮用浅井和江河水，其中水质污染严重细菌超过卫生标准的占75%，受到有机物污染的饮用水人口约1.6亿。在我国所有的水体污染源中，工业排污引起的水体污染最严重。它占工业排出的污染物的大部分。工业废水所含的污染物因工厂种类不同而千差万别，即使是同类工厂，生产过程不同，其所含污染物的质和量也不一样。工业除了排出的废水直接注入水体引起污染外，固体废物和废气也会污染水体。所以，治理工业污染迫在眉睫。
三，生活垃圾。
光上海市202_年的工业固体废物全年产生量就达到了2448.4万吨（其中包括51.2
5万吨工业危险废物）。[1]国家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在生活垃圾和污水防治工作已取得长足发展，然而，在我国城市垃圾产量不断增加的同时，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和处理能力与水平发展相对滞后，也就是我国生活垃圾处理技术非常薄弱，因此生活垃圾处理的技术的适用性成为解决生活垃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生活垃圾技术选择的处理往往成为一个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难题。
四，生态环境恶化。
在我国的当前所存在的十大环境问题中关于生态环境恶化的就有四个，它们分别是土地荒漠化和沙灾问题、水土流失问题、旱灾和水灾问题、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水污染问题、大气污染问题。中国国土上的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陆地总面积的27.3%，而且，荒漠化面积还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中国每年遭受的强沙尘暴天气由50年代的5次增加到了90年代的23次。中国每年流失的土壤总量达50多亿吨，每年流失的土壤养分为4000万吨标准化肥（相当于中国一年的化肥使用量）。自1949年以来，中国水土流失毁掉的耕地总量达4000万亩，这是对农业巨大的损失。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内蒙古黄土高原等地区的人民不得不移居他乡。
在环保产业发展视角下我国应对环境问题的对策
1.改变产业模式。
想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就要改变当前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以这种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消耗较高，成本较高，产品质量难以提高，经济效益较低。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以这种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消耗较低，成本较低，产品质量能不断提高，经济效益较高。
2，提倡科技创新。
我国环保产业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创新能力不足，以企业为主体的环保技术创新体系不完善，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技术开发投入不足。一些核心技术尚未完全掌握，部分关键设备依靠进口。因此，中国也应当建立促进环境保护市场化、产业化的扶植政策，并利用市场机制，激励环境技术创新。
3.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在中国这个山寨货堆积的大市场，要提倡环保产品的研发，就要切实保护科研创新者的利益。识产权保护在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中国的知识产权研究开始的比较晚，因而在知
识产权保护方面显得有些薄弱，在法律上，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条文虽然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但事实上，并不能起到相应的效果；国民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比较薄弱，因而很多时候法律也只能以儆效尤，但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全民意识提高，每个公民都有了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这样法律实施起来才能够顺利。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长期任务，我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4.加强教育，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切实展开系统的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促进学校教育面向可持续发展，使受教育者都具备可持续发展的道德水平和科技知识。要利用在职培训，大众媒体和组织工作组、宣传队下乡等手段进行社会环保教育。使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5.完善和加强环境法制制度建设。
我国的有些法律法规由于受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而显得滞后，实施起来也就带来诸多弊端。所以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及时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只有这样，环境保护工作才能在法律的配合或强制约束下取得更大的成就。比如，城市居民对生活废水和垃圾处理的责任，通过经济责任形式来实现，所收的水费、垃圾费中应该含有处理费用，才能体现其承担的责任。明确分工才能搞好环境保护建设。
6.打造龙头企业。
在环保产业方面打造像海尔这样的龙头企业，确立一批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具有较强市场竞争能力、对环保产业具有带动作用、高技术水准的规模化环保企业。对于这些龙头企业，给予政策、资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扶持，使之逐步具备国际竞争能力，以改变我国产业集中度低，并处于国际环保产业链下游的格局。积极扶持节能环保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和结网，使广大中小企业能够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充分发挥其灵活、适应性强的优势。
7.政府搞好市场规划，因地制宜发展环保产业。
根据不同规模、不同区域、不同工业特点、不同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合理规划和建设环保产业链。在规划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企业间副产品和废弃物的交换关系和能量梯级利用关系．构建环保产业生态链，使产业链上能够进行有效分工与合作的企业聚集发展。同时，注意建立公共资源、能源以及基础设施的高效共享体系。
8.合理发挥政府的市场调控作用。
环保产业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环保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市场支持。避免过度竞争或垄断，在确保规模经济效益的同时，使得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存在适度竞争，以实现资源在产业、企业之间的合理配置与产业运行效率的提升。
9.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
以色列的节水农业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日本的环保产业政策和制度已相对完善，因此我们可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引进强化国际合作。与国际知名的企业合作，吸引外商投资，加强在环保产品生产、环境保护服务、资源综合利用、洁净产品等方面的国际战略合作。同时鼓励国内企业与这些国际知名的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以促进国内企业在节能环保技术研发、集成服务、项目管理方面整体水平的提高。
总结：
综上所述，作为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我国的环境问题不容乐观。要解决我国在全球化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发展环保产业是必走的一步棋，而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加强法制建设，还需要政府部门的扶持，为环保产业提供充分的市场和环境。要实现我国环保产业的兴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政府，公民，企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钱易.唐孝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_年.[2]席寅军，胡红梅.21世纪初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及对策.中国地质矿产经济.202_年7期，21-23.[3] 李宁宁 经济生态理论视角下的环保产业[J].现代经济探讨.202_年11期.56-59
[4] 李霞 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环境问题及对策[J].学术研究.202_年8期.201-203.[5] 刘伟明 中国绿色食品生产面临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2_年9期.88-90.
第二篇：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及其应对
环境污染
按环境要素可分为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
按污染物的性质可分为生物污染、化学污染和物理污染
按污染物的形态可分为废气污染、废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噪声污染、辐射污染等。生态破坏
森林覆盖率下降、草原退化、水土流失、土壤贫瘠化、沙漠化、水源枯竭、气候异常、物种灭绝等。
环境问题的发展阶段
(1)生态环境的早期破坏 ——人类早期社会
(2)近代城市环境问题 ——工业革命至20世纪80年代(3)全球环境问题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现在 生态环境的早期破坏
人类经历了以采集狩猎为生的游牧生活到以耕种和养殖为生的定居生活的转变 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还是局部的，没有达到影响整个生物圈的程度
近代城市环境问题
出现了大规模环境污染，局部地区的严重环境污染导致“公害”病和重大公害事件的出现。
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资源稀缺甚至枯竭，开始出现区域性生态平衡失调现象。
当代全球环境问题
环境污染出现了范围扩大、难以防范、危害严重的特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难以承受高速工业化、人口剧增和城市化的巨大压力，世界自然灾害显著增加。不仅发生了区域性的环境污染和大规模的生态破坏，而且出现了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化、酸雨、物种灭绝、土地沙漠化、森林锐减、越境污染、海洋污染、野生物种减少、热带雨林减少、土壤侵蚀等大范围的和全球性环境危机，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环境问题
1、全球气候变暖
2、臭氧层破坏和损耗
3、生物多样性减少
4、酸雨污染
5、森林锐减
6、土地荒漠化
7、大气污染
8、水污染
9、海洋污染和破坏
10、有毒化学品和危险废物越境转移 温室效应
温室效应，又称“花房效应”，是大气保温效应的俗称。大气能使太阳短波辐射到达地面，但地表向外放出的长波热辐射线却被大气吸收，这样就使地表与低层大气温度增高，因其作用类似于栽培农作物的温室，故名温室效应。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向大气中排入的二氧化碳等吸热性强的温室气体逐年增加，大气的温室效应也随之增强，已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引起了全世界各国的关注。造成自然环境和生物区系的变化，并对生态系统、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类健康和福利产生重大的有害影响。
100年间，世界平均气温上升了0.74摄氏度；最近50年间，气温上升的趋势是过去100年间的2倍左右；全球范围冰川大幅度消融；世界各地暴雨、洪水、干旱、台风、酷热20世纪后半叶北半球平均气温是过去1300年中最为暖和的50年；过去等气象异常事件频发；20世纪中，全球平均海面上升了17厘米；这种趋势如不扭转，意味着到21世纪末，气温将上升4摄氏度，海面将上升60厘米。
酸雨
酸雨正式的名称是为酸性沉降，它可分为“湿沉降”与“干沉降”两大类，前者指的是所有气状污染物或粒状污染物，随着雨、雪、雾或雹等降水型态而落到地面者，后者则是指在不下雨的日子，从空中降下来的落尘所带的酸性物质而言。世界三大酸雨区：
我国覆盖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和青岛等省市部分地区，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
以德、法、英等国为中心，波及大半个欧洲的北欧酸雨区；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北美酸雨区。这两个酸雨区的总面积约10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荒漠化—地球的癌症 荒漠化：“包括气候和人类活动在内种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物目前已知约有100多种。有自然因素（如森林火灾、火山爆发等）和人为因素（如工业废气、生活燃煤、汽车尾气、核爆炸等）两种，且以后者为主，尤其是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所造成的。主要过程由污染源排放、大气传播、人与物受害这三个环节所构成。水污染
日趋加剧的水污染，已对人类的生存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成为人类健康、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据世界权威机构调查，在发展中国家，各类疾病有80%是因为饮用了不卫生的水而传播的，每年因饮用不卫生水至少造成全球202_万人死亡。生命之源变成了“世界头号杀手”。
环境问题全球化的影响
1、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1)对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产生严重威胁。(2)促使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变化。引发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对各国政治与社会管理的影响。
(3)应对和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政要议事日程的优先议题。我国积极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策略
1、我国环境问题
2、我国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基本原则 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明确国际环境问题主要责任
维护各国资源主权，应遵循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是非常必要的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需要
我国积极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策略
（一）国际层面：基于国家利益需要，积极寻求国际合作
1、基本出发点：基于历史和现实国情，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1)不能只看总量，还要看人均。
(2)不能只看当前的排放量，而且要看历史的累计排放量。(3)不能只看排放的数量，还看要发展的阶段。(4)不能只看本土排放，而且要看转移排放。
2、基本角色定位：发挥维护者、推动者、领头者的作用，展现领导风范和大国作用 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暨自身利益而努力； 展现领导风范和大国作用，提升国际影响力。
3、基本行动策略：变被动为主动，转防守为进攻 积极参与相关科学技术活动和政治谈判活动；
积极参与环境合作的国际谈判和国际合作规则的制定。
（二）国内层面：将环境保护列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
1、慎重对待和处理本国的环境问题及其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贡献。
2、建立健全环境民主参与制度。
3、改善环保法律制度和政策，使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
4、着力推进环保科技创新。
5、完善政府环境责任制度。
第三篇：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环境的威胁和挑战
五、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战略
主权国家的全球战略所关注的主要是主权国家在参与全球活动以维持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所必须的成本分担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利益分配问题，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等等。后发展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是实现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途径，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规模和程度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甚至直接对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提出质疑，认为对外开放得有些过头了，应该有所调整和控制。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不同的学者对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收益分配与风险分担有着不同的认识。那么，这些经济全球化收益是如何产生并在有关国家之间进行分配的？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样一种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分配格局？经济全球化的风险来源于何处？其成本是如何由相关国家分担的？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正确认识作为一种世界潮流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样也就不可能对于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国际战略做出正确的选择。
全球化最初是指人类经济活动突破国界和地域限制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一种趋势，它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而逐步形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对经济全球化的界定是，全球化是一个各国在市场上和生产上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过程，这是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所促成的。经济全球化的表现是商品、资本、服务、人员、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其根本的动力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全球市场经济的形成、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不断调整和各国在经贸领域里合作意愿的增强。一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制，包括生产、金融和科技三个方面的全球化。三者之间，生产发展决定金融科技的发展，同时金融和科技的发展又对生产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因此，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是生产的全球化，而企业作为经济增长和生产发展的原动力，在创造就业机会、发展新兴科技、积累物质财富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成为以生产全球化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
鉴于西方国家在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市场机制和动作手段等方面均占明显优势，而全球化是在西方发展模式推动下发展的，因此，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从而使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不能公平合理地分配，导致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实现更佳的配置，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又是一个削弱国家主权、侵蚀当时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很有争议的进程。当前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的争论焦点是，全球化是为少数富人服务，还是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服务。而西方往往利用全球化为其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要根本消除全球化的弊端，出路在于参与，争取在全球化进程中维护自身的权利，改革现行的不合理游戏规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
（1）关注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及其分配机制
经济全球化为什么会带来利益或者说是机遇？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开放贸易体制下的迅速经济增长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全球经济中收入趋同的美好前景。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因为以下四方面的原因而产生了收益：
其一，国际分工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分工所产生的效率提高如同大自然所赋予人类的富饶的土地和丰富的矿藏一样，也是一种自然财富。国际分工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全球化利益的产生，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各国生产和技术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从而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是因为，由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与技术的专业化分工合作，资源也相应地向不同领域和地区分类集中，从而更容易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并进一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此同时，正是由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的配置，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之间商品交换也就更加频繁，世界市场因而也就相应地有所扩大。在生产能力充足的情况下，市场扩大本身就意味着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因而也意味着全球经济福利的净增加。由于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各国之间的产品交换和相互依赖也日益突出，许多国际名牌产品不仅很难确定生产企
业，而且也很难具体地说是哪一个国家生产的，因为其零部件供应商是如此之多，其工序是如此地复杂，没有哪一个国家敢于明确地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产品。事实上，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国际分工日益细密化的趋势，并且准确地认识到这种从部门分工向部门内部分工、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以及工艺分工转移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其二，资源配置机制。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趋势或者说是导向就是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促成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在这个过程中，资源配置机制是在三个层次上发挥作用的：第一，由于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一些在传统经济条件下不得不到开发利用的经济资源就会被纳入到全球资源市场上，并通过市场交换相应地配置到不同的部门或者地区，从而得到合理的配置和开发利用。无论是对于这种资源的拥有国还是配置国，这种资源的开发利用都是一种经济福利的净增加；第二，从部门配置来讲，一个国家各经济部门的资源利用效率是不平衡的，一些率先参与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部门可能会拥有更高一些的资源利用效率。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经济资源由低效产业部门向高效产业部门转移无疑提高了这些资源的利用效率，因而也代表了一种经济福利的净增加；第三，从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来看，各个国家的资源利用效率也是有差异的，而且由于自然条件等不可移动因素的作用，有些差异还是难以弥补或者消除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一些资源从低效生产地区向高效生产地区转移，同样也会增加经济福利。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必然会促成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并且使这种全球配置逐步优化，从而有助于世界范围内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为改进人类的生活水平奠定坚实的生产力基础，并且使世界范围的经济活动进一步走向帕雷托最优。
其三，科学技术进步或者是技术扩散机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科学技术进步或者是技术扩散机制主要在三个层次上发挥作用：第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产生与扩散。我们知道，任何科学技术进步的最初形态都是一些偶尔产生的思想火花，而这些思想火花恰恰是在人们的思想交流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人们的思想或者是学术交流越多，这种思想火花也会越多，由此激发重大科学技术突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第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科
学技术的国际交流。这不仅表现在国家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日益广泛上，而且也表现在企业层次和区域层次上的跨国科技合作的泛化和深化上。1980年代中期以来跨国公司间策略性技术联盟的迅速增加本身就说明了企业在获取和利用科学技术知识方面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国范围之内，而且将其触角伸到了世界各地；第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技术创新的全球扩散；许多国家实际上主要不是通过本国的研究开发活动来获得知识供应的，而主要是通过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国际扩散来获得先进技术供应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使其经济现代化的。由此可见，所谓知识经济，其核心就是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我们说知识经济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经济，其本义也是指此而言的。
其四，制度效率机制。制度是人类社会管理思想的高度浓缩，它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产生机制主要是在两个层次上发挥作用的。第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制度创新及其国际扩散。我们知道，在同样的自然禀赋和生产技术水平下，不同的国家或者企业会表现出不同的经济实绩。这种经济实绩的差距，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制度效率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是有可能通过改进制度设计来缩小或者是消除的。这种新的制度设计过程，就是一种制度创新过程。因此，制度效率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利益，制度也是可以创造出经济效益的。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使各国具有了共同的经济实绩评价标准，从而也使各国的经济实绩具有了明确的可比性，使各国可以依据同样的规则对于其经济实绩的差距进行评估，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制度创新的国际扩散。第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性制度化协调机制的产生与发展，从而减少了制度磨擦成本。我们知道，在本世纪前半期，世界经济中不仅周期性地发生经济萧条，而且还爆发了空前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多年中，并未再出现类似30年代大危机那样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以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支柱的世界经济协调机构，而且在70年代又确立了西方七个经济大国首脑的定期会晤机制，从而使世界经济运行的协调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近年来这种国际协调机制有日益发展加强的趋势。由此可见，所谓制度效率不仅表现在企业或者国家层次上，而且还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国际经济的层次上，这就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所产生的制度效率。可以相信，在世界经
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对于世界经济运行的监管、协调以及推动势必将使经济全球化产生更大的制度效益。
经济全球化的收益主要是通过各国对于国际经济活动的参与来进行的，因此，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就是经济全球化收益分配的一条基本机制。一国是否有资格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一定的收益，一个主要的机制或者是原则就是看他是否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这里的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具有两重含义：第一，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并成为其一个重要链条，在世界市场上配置资源，从而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并在与其他世界级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第二，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将本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对接起来并使其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将本国的资源与市场纳入到世界资源体系和市场体系之中，使其他国家的企业也有可能有机会在本国市场上配置经济资源，争夺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收益正是在这样一个要素与商品流动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并且通过这种流动而分配给不同的国家或者企业。但是，经济全球化收益并不是均衡地分配到所有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的国家的。大体说来，由于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经济地位不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时机和条件也不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不同，技术基础不同，因而其在经济全球化收益分配中所占地位也不同。根据国家的地位不同，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分配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其一，各国共享的机遇或者说是收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谋求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或者说是利益。因此，这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利益必定有一部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够共同分享的。这种经济全球化收益主要包括：（1）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和细密化所带来的经济专业化收益。由于国际分工是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形成的，而且不同类型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各有优势与特点，因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能够分享一部分由于这种国际分工合作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收益，尽管这种共享是不均衡的；（2）世界经济的市场化趋势所带来的制度收益。由于市场经济原则的全球化使各国能够依据一些共同的规则规划其经济发展速度与方向，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差异较小的国际竞争环境以及统一的经济实绩评价标准，各国经济和企业经营实绩更加具有可比性了。在
这个过程中，减少制度磨擦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下降是制度收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部分收益也是由不同类型的国家所共享的；（3）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竞争加剧迫使各国企业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率，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来获得发展。这种全球竞争对于经营效率的压力不同类型国家的不同企业都能够感受到，因而其影响是共同的，尽管影响程度的大小以及由于所得到的利益规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4）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各国因而普遍减少了用于国防的军事开支。在这种情况下，由此所带来的避免冲突和减少军事开支两种和平红利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都是共同的。
其二，发达国家享有的收益或者说是利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最早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因而它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享有的一些历史性的优势，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对于它们来说自然有着许多独有的好处。大体说来，这些好处包括：（1）经济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来讲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更多的投资和贸易机会，而世界市场规模扩大意味着它们的生产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培育起来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了宠大的全球营销网络，因而在市场竞争中已经确立了明显的优势地位，因此，市场原则的全球化使发达国家能够充分发挥其历史性优势，进一步扩大其全球市场网络，使其企业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1997年，发达国家占世界企业多数股权兼并额的90%以上。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包括1997年WTO金融服务业协议）以及各国政府放松管制（比如在电信业），而这两者又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直接结果或者说是其表现；（2）经济全球化可以使发达国家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水平上利用其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比价方面的优势，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得更多的的廉价原材料和制成品供应，从而进一步提高本国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并压低通货膨胀水平；（3）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由于经济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国公司承担的，而且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也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的经营和投资行为体现出来的，而跨国公司又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其母国或者基地的，因此，资源配置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化收益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享有的；（4）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收益。由于发达国家良好的教育培训系统和科学研究开发体系，发展中国家
培养的优秀人才大量流入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人力资本的净损失；但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却是人力资本的净收益，而且是发达国家所独享的一种收益。
其三，发展中国家享有的机遇或者说是利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将使发达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仅仅少数国家经济水平提高而大多数国家仍处于不发达状态不符合它们的一些具体收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也可以享受许多发达国家所享受不到的独特利益。这种利益主要包括：（1）经济后发性优势。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全球梯度转移的机会，加速自己工业化的进程，使自己的产业结构不断改善。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国际流动的迅速增加，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多的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的选择，有助于加快其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化进程。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和国民经济调控手段的引入，也将加快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国际贸易能够大大加快工业化国际扩散的速度，从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2）资源开发优势。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将进一步显示出发展中国家在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从而使更多的投资从发达国家转而流向发展中国家，这将有助于弥补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形成方面的先天不足，推动其经济起飞。有资料表明，1990年发展中国家仅仅获得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17%（340亿美元），但到1997年即增加到37%以上，达到1490亿美元。就增加幅度而言，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在90年代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3）市场发育水平提高的收益。经济全球化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的速度，提高其市场发育水平，推动发展中国家更加全面地参与到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上来。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贸易的迅速增加不仅为发展中国家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也有助于弥补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的不足。国际资本流动的迅速增加和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一方面可以引进更多的资金、技术，另一方面也可以参与跨国投资，利用海外资源。
（2）关注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及其分担机制
一般说来，经济全球化的风险产生机制与利益产生机制虽然有相似之处，但从根本上看两者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风险是与生俱来的。它既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本身有关，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有关，更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际协调与管理有关。因此，大体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风险主要是在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
其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平衡性。经济全球化既然是以生产的国际化为基础、以市场经济原则的全球化为指南的一种历史进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两种不平衡：第一，部门结构的不平衡，即在世界范围内构建新的产业结构的过程中，由于技术发展水平、各国政府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的部门可能会比较快地实现全球化，比如电信部门、金融部门以及旅游部门等；有的部门可能会比较慢，比如农业部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进程势必在产业结构上体现出不同的层次来，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部门都同时开始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或者同时达到了一致的经济全球化水平；第二，地理结构的不平衡，即在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融合以实现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时间较早，规模较大，因而走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前列；有的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时间较晚，规模也不大，因而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比较缓慢；还有的国家则是有些部门参与的较早，程度也比较高，而有些部门则参与较晚，程度较低，因而处于前两类国家之间。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平衡性直接影响到不同国家、不同产业乃至不同个人在经济全球化收益分配中的地位与份额，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某些力量的失控和不同部门、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使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出一些风险来。
其二，制度建设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造成制度空位因而产生出相当大的风险。虽然我们将市场经济原则的全球化视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但是，从总体上看，制度建设总是落后于实际经济的发展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实际经济部门与国家之间在参与经济全球化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而且在实际经济部门与制度建设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这种制度建设落后于经济全球化实际进程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不同层次的经济协
调机制的缺乏上。比如说，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客观上要求各国经济制度逐步统一或者制定一整套能够在世界范围内通行的规章制度，并且由一个能够代表全球不同国家利益的世界政府或者是世界性机构来监督和执行这些规章制度，以协调和促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但是，实际上，由于这涉及到不同国家的具体利益，而且有些国家的利益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因而在这个过程中牵涉到太多的利益协调工作，许多领域的制度规则统一工作进程缓慢。应该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协调对于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顺利发展越来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严重滞后局面势必将对这一进程构成严重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讲，目前国际经济中的混乱局面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制度建设严重滞后所造成的。
其三，不同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不同，经济技术基础不同，因而它们在全球化的收益分配中所占份额不同。这种经济全球化收益分配的不均衡实际上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全球化风险，对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从根本上说，这种由于经济全球化收益分配不均衡所引起的风险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发达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之所以出现这种风险，主要是由于不同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与国际经济技术基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分配又主要是根据这种实力来进行分配的。一旦一国根据这种经济实力分配所应该获得的经济全球化收益与其实际获得的经济全球化收益出现差距，并且这种差距超出了该国的承受能力的话，那么，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有可能爆发出种种经济风险甚至是政治风险。就主观而言，这种风险很可能表现为政府以国家利益代言人的身份自居，挑起贸易争端或者贸易战，以胁迫对象国作出让步；就客观而言，这种风险很可能表现为政府意志所不能控制的各种经济风险，比如严重的经济衰退，以汇率大幅度波动为特点的危机等等。这种风险对于一国经济的冲击很大，破坏力也很强，后果极为严重。
其四，经济全球化力量与国家力量的失衡。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现实世界的经济主权分别是不同主权国家来掌握和行使的，而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要冲破国家疆界的种种藩篱，让经济力量自由地在世界市场上发挥作
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上由国家以强制手段控制的许多力量就会爆发出来，从而对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猛烈的冲击。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全球化力量与国家力量的平衡问题。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于政府力量构成挑战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国内的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国内的生产要素也要求参与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过程之中，以便获得相应的经济全球化收益。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本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本国人员的跨国流动。以及本国资本的跨国转移和本国技术的国际扩散等。在技术创新领域中所谓的技术民族主义与技术全球主义之争，实际上就是这种现象的表现；第二，国外的力量。经济全球化同时也就是世界经济的市场化，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本性要求把一切能够纳入到世界市场上的因素都纳入进来，以便为资本的增值创造最为有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以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为代表的外国企业也千方百计地冲破民族国家疆界的阻碍，打入到国内市场上来，按照统一的世界市场标准重新配置经济资源，以获得相应的经济全球化收益，从而对政府的权威构成挑战；第三，政府力量内部的分解。经济全球化本身是在不断地冲击着民族国家的根基，要求经济管理层次和权限的下放，从而导致政府内部力量的分解。这是因为，国内国外力量的冲击都要求赋予政府力量以新的形式和内容，而政府力量本身也存在着职能的调整问题。能否正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且顺利地完成调整，这对于政府力量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和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引起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反过来说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规模越大，由此而引起的风险也就越大，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规模越小风险也就越小。在一定范围内，这种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有许多风险确实是由于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或者是在特定条件下对外经济开放过度而诱发的。比如说，外国短期资本的流入以及各国国际投机资本的活动，如果不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这些因素是不可能对于一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使其产生剧烈波动的。但是，另一方面，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不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不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其风险更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的是一种被边缘化的风险，是一种被孤立的风险。而一个国家一旦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实际上它也就失去了任何借助外力（包括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自己的机会，其后果更为严重。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各种不同的国
家事实上确实处于一种两难的地位：参与进去，会有风险；不参与进去，也会有风险，而且可能是后果更为严重的风险。参与与不参与，实际上都面临着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拒绝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风险可能还更大一些。而且，尽管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曲折，各国最终还是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来的。不同的是，拒绝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更可能是在一种更为不利的时机与条件下参与进来。许多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被卷入互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来的，其依据或许也就在于此。
客观地说，经济全球化风险的产生及其分布很大程度上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在目前这种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而相关的制度建设又严重滞后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的，其分布也更多地取决于不同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程度及其国际经济技术地位的强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同类型的风险对于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国家来说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因而其影响也是有差异的。从目前看，风险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各国共同面临的风险。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许多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这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类问题：（1）主权约束和主权让渡问题。由于经济全球化力量的不断侵蚀，国家力量确实出现了分裂，或者说如裘元伦教授所说的向上转移和向下转移的问题。因此，这是一个共同的、相互的问题，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从形式上来看还是对等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反应而自行决定其经济政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避免其他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即使是像泰国这样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在世界经济中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在发达国家出现国家力量向区域性和世界性国际组织的转移以及向大型跨国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转移，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2）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本身并不仅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它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整个世界都面临着环境污染的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因为任何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其影响都是全球性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举世震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核污染物将随大气环流飘飞到世界各地。目前世界上普遍关注的气候变暖问题、二氧化碳排放标准问题、南极臭氧层问题以及热带雨林迅速减少等等，实际上涉及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
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威胁；（3）文化趋同问题。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单一性问题。从人类历史发展来讲，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长期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的产物，因而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一样也是社会发展不可违背的客观自然规律。尽管由于西方国家首先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而且西方国家在这个进程中享有历史性的优势，但是，发达国家也与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文化趋同问题，面临着世界文化由多样性向单一性过渡的问题，目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英语的强势地位，美国文化的对外扩张，发端于美国的因特网更是充当了这种文化趋同的急先锋。法国尽管试图抵制这种世界文化的英语化、美国化趋势，但事实证明它无能为力。因此，文化趋同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全球化风险。
发达国家面临的风险。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尽管占有种种历史性的优势，但它们也面临着其独特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技术溢出的飞镖效应。由于经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技术中的优势地位，因此，作为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入场券和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发达国家往往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从而不同程度地造成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和技术创新的国际扩散。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则往往通过实施适当的工业化战略，或者是进口替代，或者是出口导向，迅速发展成为发达国家输出的低技术产品的生产者。以此为基础，发展中国家又充分发挥其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逐步同工业化国家梯次争夺制成品市场。这种因为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而产生的飞镖效应，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独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安全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2）发达国家经济中的产业空心化与结构性失业成为一个经常性问题。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讨论中，这个问题始终占有核心地位。从理论上说，至少自斯托尔普和萨缪尔森以来的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承认了资本丰裕国家的工人更容易受到自由贸易的损害。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明确指出，对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企业向发展中国家的配置资本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不能再视而不见，来自企业重新配置的效率收益并不能抵消由此而产生的失业率增加所诱发的社会成本。从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美国劳工组织反对NAFTA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它引起了工资的下降从而导致不平等和贫困现象的加剧；（3）企业的跨国经营导致政府税收来源流失以及政府对于企业的经营和
技术转移活动失去控制，这个问题在欧美国家相当严重。巴哈马离岸金融中心的产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现代电讯技术的支持下，企业可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转移资金来逃避税收负担，甚至仅仅通过设立一个虚拟企业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政府对于各国经济力量失去控制，或者说政府权力的向下转移。不仅如此，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一种政府税源的国际转移，因为这部分投放到国家的投资所产生的收益是在当时纳税的。虽然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开始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这种税源国际转移的风险仍然主要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风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由于其独特的国际经济技术地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时机与条件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国际经济体制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是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1）全球化过程中竞争加剧导致民族工业的衰弱或者消亡。经济全球化将使市场经济原则逐步成为全球的惟一的经营原则，因而各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更加直接、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将因经营规模较小和企业研究开发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而不断萎缩。因此，国内市场对外开放过快将使许多民族品牌消失，而跨国公司一些具有世界水平的国际品牌将取而代之。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近年来在中国所发生的关于民族名牌被外国跨国公司所兼并以及中华民族工业命运的大讨论就是这种风险的直接反映；（2）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的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弱小地位使它们无力承受世界经济动荡的冲击，而它们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些程序性失误往往使它们成为这种冲击的牺牲品。由于发展中国家在金融领域地位脆弱，尤其容易受到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大量引进外资虽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系列积极影响，但其弊端也不容忽视，包括迫使资本输入国增发本国货币用以兑换外币从而给发展中国家造成输入性通货膨胀，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紧缩通货，则会使本国企业陷入资金不足的困境；使用外国借贷资本会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汇率风险和偿债风险；放松资本管制会使发展中国家出现资本外流的风险；（3）经济全球化要求根据国际资本效率配置资源，因而世界范围的资源流动将更加频繁。
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传统资源动员体制肯定会受到冲击甚至瓦解，并服从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原则，因而在某些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流失的规模和范围会更大，而其资源动员效率也相应地会有所降低。以人力资本的国际流动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福利和工作条件方面的不利地位将使大量人才流往发达国家，造成人力资本的净损失。在人才大量流失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又不得不以高价从国外引进人才，从而受到双重损失；（4）全球性的收益分配不平衡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边缘化的风险，经济利益由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的流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平衡，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能均衡地享有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发达国家可以凭借其历史性和竞争优势谋求更大的发展，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可能会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相当一部分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全球分裂会更加严重；（5）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现实政治原因，现行的国际规则大多是根据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制定的，因而它主要反映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势和强项，并且存在着诸多有损发展中国家利益之处。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的体制环境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事实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在这样一种极为不利的历史时期和政治经济条件下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因为它们必须按照主要是按西方国家意志制定的国际经济规则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因而势必要受到这样一些不公平规则的约束和制约，并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6）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多样性与其文化的多样性是同时并存的。文化趋同虽然是所有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文化的多样性远高于发达国家，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文化代价方面，发展中国家付出的要更多一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至少从短期来看，许多不能很好地与西方文化兼容的区域性文化将趋于消失，而以汉堡包和迪斯尼为主要代表的美国文化在一段时期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首先，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综合性发展过程。在宏观经济层面，它主要表现为由于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增多而形成的各国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强的趋势；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它主要表现为企业竞争的国际化以及企业为此而实施的各种全球化战略，包括资源的全球配置等；在制度层面上，它主
要表现为主要经济原则的全球化，市场机制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机制。从历史上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存在着某种周期性，即1870—1913年间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次加速时期、1920—1973年的经济全球化停滞时期以及1973年至今的经济全球化第二次加速时期。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不是直接型的，而是一种历经艰难和曲折的过程；其次，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事实上，由于在市场经济发育水平、国际经济技术地位以及国际经济体制等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发达国家较之发展中国家在瓜分经济全球化收益方面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因而能够占有更多的经济全球化收益；再次，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因为在规避经济全球化风险方面，发达国家也较之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强的抵御经济全球化风险的能力，而且现存的国际经济体制更多地是一种向发达国家转移经济全球化收益、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经济全球化风险的不公正体制。因此，无论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分配方面，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分布方面，发展中国家都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的收益主要流向了发达国家，而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则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中国在研究和探讨全球发展战略时，对经济全球化应遵循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其一，积极参与，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力争发挥较大的作用。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既有风险，也有收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短期内经受的风险和挑战可能会更多一些。但是，不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从长期来看，经受的风险更多，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更大，因为这是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的风险，是一种被边缘化的风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经受得起这种风险。不仅如此，像中国这样一个在世界政治事务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不仅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且还要力争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因为你有这么庞大的经济规模，又有如此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即使你不想发挥作用也不可能。因此，这里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即：积极参与，发挥作用。
其二，趋利避害，努力争取更大的利益，将风险极小化或者是将其化解于无形之中。在这里，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地位决定了它既可能获得一般发展中国
家所可以得到的各种经济全球化收益，但更可能经受一般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必然面临的各种巨大风险；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地位又决定了它的特殊性，即它有可能比一般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经济全球收益，而同时又能够避免一般发展中国家所必须面临的一部分风险。在这个问题上，关键在于中国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与政策是否得当，措施是否有力，从而使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
其三，积极创造基础和时机，争取以更好的初始条件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首先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以自己的实力来争取经济全球化收益。事实上，如果自身没有一定的实力基础，即使是经济全球化收益来到我们身边，我们也没有充分的实力基础来抓住这些收益，而同时又无法回避经济全球化风险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发言权是以一定的经济技术实力为基础的，这对中国同样也不例外。在这里面，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全球化收益只是一种可能性，而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却具有明显的现实性，我们必须立足现实的风险，争取可能的收益。
据此三个基本原则，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明确地阐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即通过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条件有步骤地逐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在这个过程中使中国所获得的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从而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第四篇：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与中国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与中国
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了美苏两极的战略均势，国际体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自二战后一直致力于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冷战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转轨加速了这一全球体系的发展进程，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全球化，使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取得了全面的优势，于是苏联解体形成的权力真空使尼克松时期一度出现的多极化趋势演变成美国支配下的单极世界。地处远东的东亚大国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被美国视为对其未来世界领导地位和在东亚地缘战略利益的挑战，美国从外交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出发，对尚未纳入其主导下的远东国际秩序的新兴强国必然要加以遏制。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侵扰和战略包围步步升级，中国的发展环境和国家安全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美国领导地位和“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19世纪末，美国经济开始崛起，当其向海外市场扩张以
解决工业品过剩和原料不足时，面对的是已被瓜分殆尽的世界殖民地，要攫取殖民地，必然与列强和殖民地人民发生激烈冲突，美国认识到，与其建立代价高昂的殖民地统治，不如通过促进自由贸易和间接控制关键性的市场来谋求殖民利益1。与此同时，海权学说的兴起为美国向全世界扩张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提供了依据和动力，经过权衡与列强的实力对比，美国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积极扩张海外利益：在拉美实行“门罗主义”，排斥欧洲列强的经济势力；接着，发动美西战争夺取波多黎各、关塔那摩（强租）、关岛和菲律宾；最后，在列强势力较大的中国鼓吹“门户开放”政策，挤入列强的势力范围。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跻身于列强的行列，由于没有多少殖民地的包袱，美国遂得以将国家利益巧妙地糅合在其冠冕堂皇的外交宣言之中，尽管参加“巴黎和会”的威尔逊总统最初提出的“十四点”宣言，如废除秘密外交、削减军备、公正解决殖民地纠纷、以及战后建立集体安全等，的确是基于威尔逊个人的理想主义信念，但当遭到日本和欧洲列强的强烈抵制后，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威尔逊仍然与后者达成了肮脏的交易。二战的爆发彻底打破了欧洲的权力平衡，一贯依靠保持欧洲大陆力量均衡而维持独尊地位的英国，在德国 的猛烈打击下几乎难以支持，美国于是走出孤立主义，积极谋求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权和解决战后重大问题的主导权，并乘机挖英国的墙脚，排挤英国在世界范围的殖民利益，变“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Britannica）为“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2。
二战树立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和苏联在欧亚大陆的支配性力量优势，由于欧亚大陆历来是世界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欧洲权力的失衡以及苏联在近东的势力扩张，促使美国对苏联采取全面“遏制”的战略，冷战从此开始。在二战后四十余年的冷战中形成的美苏战略均势，确立了战后国际关系的两极格局。苏联在列宁执政的后期，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包围和世界革命形势的复杂多变，外交政策目标迅速转向扩张苏联的国家利益，此后，自斯大林时代开始，苏联则完全因袭了沙俄扩张主义的传统，对被奴役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支持始终从属于对苏联国家利益的追求。因此，美苏冷战的实质是两国国家利益的斗争，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是双方在道义上证明自己站在历史正义面的工具。
二战使美国的力量空前强大，为美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利益的要求建立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一新秩序的基础就是能够带
来世界经济繁荣的所谓“全球自由经济体制”（globalfreeeconomicregime），其核心内容是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从事国际贸易，输出或接受跨国投资，以此形成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又必须由新的国际权力结构加以保障。因此，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并不是对苏联的全面遏制，而是精心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3。但这取决于两个相互关联的条件：（1）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2）美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广泛的安全承诺，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秩序和相应的国际关系。
为此，美国一方面推动成立了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如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促进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对西欧和日本提供了巨额援助，推动西欧（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复兴。美国认为，一旦资本主义的西欧和日本经济重新繁荣，就不会倒退回统制经济或象战前那样形形色色的封闭经济和经济集团（如实行“帝国特惠制”的英联邦），这些经济强国的消费需求以及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扩大会进一步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而这反过来又将给战后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美国带来巨大的实惠。
然而，各国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存在差异，不可能通过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取得平衡发展和利益上的均等。经济实力是决定权力的基础，权力又表现为支配他国的能力，它代表着国家利益的极大化，国际关系的集中体现就是权力政治；权力之间的“零和博弈”特征表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无法避免。因此，经济发展的不同结果必然导致权力结构的失衡，进而对现存国际体系的稳定构成威胁。权力上升的经济大国就会不安于现状，寻求建立有利于新兴强国的国际权力结构，而权力下降的一方出于国家理性也自然会采取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措施，包括对外国的贸易和投资加以限制，从而损害“全球自由经济体制”。
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必然引起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的变化。就传统国际关系的规律而言，具有很强经济潜力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重新崛起，势必打破国际关系的力量平衡，再一次对邻国的安全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一前景显然有悖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总体构想。二战后美苏的超强地位奠定了两极对峙的“雅尔塔体制”，苏联在欧亚大陆显著的地缘政治优势造成欧洲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战后初期苏美在东欧和近东的冲突几乎酿成世界大战，1949年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军事力量迅
速核武装化，战略纵深狭小的西欧国家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因此极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美国于是以遏制苏联扩张为由，与西欧和日本缔结军事同盟。意识形态上的共同性加强了西方世界的团结，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则树立了它在联盟内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美苏核均衡状态下的“冷和平”为西欧经济的复兴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同时，美国的军事保护又对最具有工业和军事潜力的德国构成有效遏制，从而稳定了欧洲资本主义内部的国际关系。正是从战后核时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出发，西欧内部逐步开始了以法德为轴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远东，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但美国建立它支配下的同盟关系（US-dominatedalliance），并不单单是为了“打退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是有着更深远的战略意图。在美国的战略家看来，日本与其战败前的殖民统治地区（如韩国、台湾和东南亚）恰好构成国际分工上的“核心”与“外围”，日本良好的产业基础使其具备迅速复兴的条件，当日本成为“亚洲的制造工厂”，实现技术升级后，必然会将低技术和低工资的产业向周边的亚洲国家转移，通过技术和资本的输出，推动东亚经济的增长，而亚洲经济的繁荣将为美国带来更大的市场。
但是，为了消除东亚地区对日本经济势力和军国主义的担心，并防止日本经济崛起后重建以日本为核心的排外性的经济圈，美国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对日本的海空力量优势，控制对日本生死攸关的石油和原材料海上运输线，从而掌握对日本军事和工业领域所需基本物资的“否决权”4。这样一方面可以遏制日本的军事能力和政治野心，保证日本政治上的顺从，另一方面又消除了东亚国家在安全上对日本的疑虑，因而放心大胆地接受日本的技术和投资。因此，帮助日本经济复兴既抵御了“共产主义的扩张”，又通过日本扩大了东亚资本主义的阵地。战后东亚经济的发展果然沿着美国外交战略设计的轨道实现了腾飞。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奋发图强，大力加强军备，迅速取得了与美国的核均势，并于70年代初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发起挑战。由于欧洲是美苏军事对峙的最前沿，一旦发生战争将导致毁灭性的后果，美苏于是严格控制各自的盟国，以防止被意外卷入，而将争夺的重点放在了中间地带的非洲、中近东和亚洲。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面前，美国处于全面的战略守势，越战的失败进一步在政治和心理上对美国构成重创，美国势力被迫退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
印支半岛。70年代初，西欧（组成区域性的经济集团）和日本经济崛起，与美国经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Triad），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国家也组成了多个经济政治集团，反对霸权主义和美国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些因素造成美国相对权力的急剧下降，把“全球自由经济体制”撕开了裂缝，在重重内外危机中上台的尼克松不得不面对美国霸权的衰落，谈论世界多极化的可能。
1981年里根上台后，发起了与苏联争夺军事优势的“战略防御计划”（SDI）。急剧增长的军备需求刺激了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诞生，美国成熟的市场体制便利了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化，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企业管理革命，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开始恢复，并于90年代初重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迅速演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发展“全球自由经济体制”不再有任何障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巨大压力，逼迫其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5；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之间也扩大了产业间相互投资并购的规模，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信息技术的绝对优势、扩大的世界市场，使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处于支配性的有利地位；同时，赢得冷战和经济成功
加强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6。因此，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但尽管美国的绝对经济力量继续上升，相对力量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又影响到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两极体制下压抑的各种矛盾在冷战后相继爆发，特别是中亚和中东这样的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和世界能源基地的不稳定，既威胁到国际秩序的稳定，也会促使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提高军备，发展强大的海外投送力量来维护经济和军事安全，这势必将构成对美国权力的挑战。美国从利用冷战建立美国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以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成功经验中得出结论：美国在冷战后必须继续保持世界领导者的地位，通过保护盟国的安全，消灭它们自我武装的企图。一个没有相称的军事力量支持的经济大国，就不掌握主导世界局势的能力，从而构不成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一“极”。
从这一战略逻辑出发，美国在冷战后继续保持了庞大的国防开支7，并以意识形态（如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新干涉主义）等理由在中东和巴尔干频频发起军事干预，但美国军事干预的对象是有选择的，动机是多重的，主要取决于这种干预是否在地缘政治和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控制等方面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或在心理上树立美国说一不二的霸
主形象。西欧和日本尽管对美国的霸权感到不悦，但其干预世界事务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尚为低下，而且各自在抵消俄国和中国的核威慑上仍存在着对美国的依赖，在共同反对发展中国家挑战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上与美国则有着高度的一致。因此，美国冷战后的战略重点，就是对付尚未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新崛起的大国。
美国对华战略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优势，通过推动经济全球化影响、干预甚至控制一国的内政走向，同时通过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以及外交上缔结广泛的美国支配下的同盟关系或伙伴关系，确保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构成美国推进其国家利益的一贯的对外方针。
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点是军事遏制以及通过全球化促进中国国内政治的转型。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国际关系和权力角逐的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移向了亚太地区。在拥有全球经济和战略利益方面，美国与二战前的英国十分相似。二者所不同的是，英国受到海军强、陆军弱的军事力量结构性缺陷的制约，对当时世界政治的重心欧洲大陆，长期推行均势外交（balanceofpower），例如19世纪末英国一度实行
“不参与任何同盟，保持行动自由，操纵欧洲均势”的“光辉孤立”（splendidisolation）政策，其目的是保护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利益不受到新崛起的欧洲大陆强国的挑战，“操纵均势”本身表明在敌友选择上的动态特征，但“光辉孤立”并不足以始终维持欧洲力量的平衡，一旦欧洲乃至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严重失衡，英国就会断然结束“光辉孤立”，缔结国际同盟以对抗新兴的或敌对的强国8。然而即便如此，通过外交或军事结盟等外部手段施行的均势政策，仍可能被大陆强国所积聚的优势力量压倒，二战初期德国在西欧的军事胜利几乎导致大英帝国的覆灭。
美国则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无论是核力量、还是常规力量，美国的军事优势都是全面的和压倒性的；而且，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有着自己的考虑，并不满足于担当“离岸平衡者”（offshorebalancer）的角色，而是要出任世界的领袖。美国自二战以来维持欧洲均势所要抗衡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唯一有力量打破欧洲战略平衡的苏联。更深一步讲，美国战后利用苏联的威胁重建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秩序，是从内部而不是外部控制了资本主义欧洲大陆的权力结构。苏联解体后，经济衰落、但政治上尚未被彻底整合、民族性格桀骜不逊的军事强
国俄罗斯仍然是美国权力政治的敌人，因此，美国将继续遏制、削弱俄罗斯，阻止它的复兴。
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的依赖，导致权力的进一步失衡，这种经济依赖往往使转型中的国家更多地关注短期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利益，而不愿或无力顾及权力失衡对国家战略利益的损害。于是全球化中的国际关系出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格局：中俄两国争相与头号强国美国改善关系，而不是联合自保，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名无实，从而便利了美国对中俄实行分化瓦解9。
中俄无法结成真正的战略联盟以及双方在地缘政治上长远的利益冲突，加剧了各自的安全困境。欧盟对衰落中的俄罗斯主要着眼于在长远的未来防止其重新崛起，眼下则立足于从俄罗斯获得经济利益。在东亚，情况要复杂得多，各国地缘政治利益犬牙交错，实力消长变化莫测，地区力量的平衡十分微妙。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前景正在使国际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对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充满敌视，美国则视中国为头号的战略对手，这一点并不因中国对美国的外交绥靖，包括牺牲自身的外交和地缘政治利益，支持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而有任何的改变。美国国防部在202_年10月向国会提交的每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认为，东亚和东北亚沿海是关系美国利益的“关键区域”，决不允许落入“敌对的支配”之下10。
美日在远东的地缘政治利益相互吻合，那就是维持远东的力量平衡，因而双方结成战略同盟的基础十分稳固。鉴于中国有着辽阔的战略纵深和巨大的军事潜力，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日本加强军事力量11。但日本武力增强，又将刺激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竞相扩大军备，这样远东的秩序就可能失控，经济全球化就会被打断，美国因此加强了在远东的军事部署，尤其是美国重返东南亚不但适应了后者在地缘政治上的期望，而且还趁机进入了对中国利益悠关的南中国海。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遏制和战略包围一直在进行，除了在东北亚驻扎的8万驻日韩美军外，美国还增强了在关岛和夏威夷的军事打击力量。202_年9?11事件给美国势力进入被中俄视作后院的中亚地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美国在取得阿富汗战争的胜利后，以继续清剿本?拉登和残余的塔利班势力以及帮助“国家重建”（nationbuilding）为由迟迟不撤军，目的是分化俄国人支持的反塔利班的原“北方联盟”的军阀，扶植亲美势力在战后阿富汗政治中取得支配地位。阿富汗政治的稳定，不仅将为美国的石油巨头绕开伊朗，将中亚和里海的石油经
阿富汗运往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印巴市场提供安全便捷的通道，而且便于美国利用中亚国家的经济困难和对石油出口的依赖，把中亚诸国拉入美国的怀抱，从而拆散“上海合作组织”，从西部威胁到中国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安全。
继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又在菲律宾开辟了国际反恐战争的“第二战场”。出动600名美军对付根本不可能推翻菲律宾政府的区区500人的阿布?沙耶夫武装，目的是尽快重返具有重要军事战略价值的苏比克湾和克拉克海空军基地12。俄罗斯因财力困窘，不得不将于202_年放弃在越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力量真空的出现为美国利用越南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的顾虑，租用金兰湾基地提供了良机。印度的核武装化以及俄国对印度军事现代化的强有力支持，正在使印度崛起成为一个地区强国，俄国的外交意图是双重的：延伸俄国在印度洋的利益并牵制中国。美国对印度权力上升感到疑虑的同时，更关注的是利用印度在南亚抗衡中国，近年来美印军事合作的不断加强，已使中国陷入战略上三面被围的境地。
台湾涉及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台湾问题是中美利益冲突的焦点，是美国在军事战略上遏制中国的一张牌。美国对台政策与台独势力的发展相互呼应，那就是在保持海峡两岸
力量微妙平衡的背景下，鼓励台湾渐进走向独立。美国当前维持两岸力量平衡的基础是承诺协助台湾防卫，同时向台湾源源不断地提供先进武器。迄今，美国在售台武器的数量、质量和金额上早已突破了“8?17公报”的原则规定，而且近年来美国所提供的军事装备包括了进攻性武器，其意在于一旦开战，战争将不限于台湾海峡战区，以此恐吓一直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政府，也就是说，使中国“认识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13。
美国始终不放弃台湾[1][2][3]下一页，对台独势力起到了很大的鼓励作用。美国对华采取军事遏制态势、在东亚与日本联合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并积极研制旨在夺取全球军事战略优势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必然迫使中国适当加强军备，提高军事反击能力。但中美军事技术差距的扩大，中国对美国外交上的一再退让，以及中国大陆无视台湾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化的深刻背景，而在对台的一系列政治对策上的自以为是，不但加深了两岸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业已存在的鸿沟，更增强了美国和台独势力的自信。台独势力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迅速发展成为能够左右台湾政治的强大社会力量，在此背景下，两岸经济联系的加强非但没有削弱、反倒加强了岛内的
台独倾向。面对台独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已到了不容回避、空前紧迫的地步。
当前台湾政治的现实是，如果大陆放弃武力威慑，台湾独立就会成为现实14。两岸在民族-国家认同上的南辕北辙已使得任何形式的和平统一的前景都极其渺茫15，那么，武力统一作为次佳的选择方案必然要被提上议事日程。如果以武力逼和台湾，其前提在于中国的军事实力迅速逼近美国，迫使美国认识到以武力阻止中国统一同样要付出“不可想象”的代价，从而放弃台湾。但中国在大规模提升军事实力方面不具有时间优势，台独恰恰在利用时间优势以争取空间，因此武力逼和的方案在相当时期内不具有现实意义。鉴于此，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就必须立足于以局部的军事优势速战速决，否则，任何的胶着、包括对台湾实施立体封锁，不但不会迫使台湾投降，还将招致美国的大规模介入，从而使中国军事上的局部优势迅速逆转为全面的军事劣势，进而对中国的内外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急功近利的发展主义和权力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的畸形增长和严重的两极分化，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改革能力严重不足。出于必须维持经济增长以缓解社会危机和倒逼国内改
革的双重政治考虑和紧迫感，中国入世谈判的进程骤然加快。中国在谈判中让步之大和迫不及待，暴露出对自主振兴国家丧失自信，从而刺激了对方向中国漫天要价。由于“利用美国经济的优势并扩大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政策是影响国际政治的决定性措施”16，美国利用中国入世要实现的就是通过中国全面的市场开放，将中国的经济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控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以此令中国彻底丧失向美国挑战和抗争的能力和意志，从而“全面推进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17。
因此，美国积极推动中国建立以所谓规则为基础的市场体制，迫使中国实行投资自由化政策，不再坚持外资企业对华技术转让要求，放弃对国有大企业的特别保护，并在3-5年内开放金融、电信等关键产业，使中国的企业完全臵身于“全球公平竞争”（globallevelplayingfield）之下，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开辟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边疆”18。也就是说，规则的全面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难以实施产业政策，因为旨在迅速提高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政策，与必要的市场保护分不开，这是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成功经验，因此，规则的全面实施构成对中国经济主权的削弱。
决定一国经济地位的是该国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迄今没有一家大企业跻身于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的行列，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些大企业实力上升迅速，但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竞争力仍然极度虚弱19。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加强了本国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已处于寡头垄断地位，中小企业即便再有竞争优势，也根本无力向大跨国公司发起挑战。外资对东道国关键产业的控制必然导致经济和政治控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旦中国的大企业被西方跨国公司淘汰出局，致使中国企业全面臵身于国际分工的底层，因而被迫沦为发达国家的装配厂（即所谓的“全球制造业中心”），那将是中华民族的失败。
但中国入世初期将难以避免地遭遇企业破产和失业的扩大，从而令早已严峻的社会不稳定雪上加霜，直接面对社会危机的基层政府就可能采取限制外国竞争的经济保护措施，而拒绝世贸规则的适用。按照世贸协定，地方政府的行为被视同中央政府的行为，但中央政府如果强制焦头烂额的地方政府履行规则承诺，恐难避免激起广泛的社会不满。为此，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谋士们在向政府提交的报告中，建议把确保顺利实现中国内部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经济社会关系的
成功转变作为美国政策的优先目标，主要对策是：首先，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等多种渠道，与中国的官员和利益阶层（如大学和与中央部委有关系的智囊机构）紧密合作，教育并培训将直接履行世贸规则的省级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加强中国改革（即世贸规则化改革）的步伐和方向”20。
其次，安排人员访美等教育和培训计划，培训赞成履行世贸承诺的中国人，由他们再培训其他人，在中国人中培养“遵守规则的文化（cultureofcompliance）”21。第三，将敦促中国履行世贸承诺的要求多边化，使它看起来并不是美国一家对中国的要求，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共同要求22。很显然，前两条对策的核心是在中国培养政治文化买办，使他们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23，第三条对策则恰恰是当前某些中国人言必称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翻版，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在这份报告中，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安全问题以及社会经济问题与（中国）执行世贸协定的相互作用，需要美国保持不间断的关注，并保持迄今尚未达成的负有责任的政府机构间的协作。政策以及有关这些政策的讨论，必须适应正在变化的环境”24。这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把对华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加以统合。目前，美国加紧与印
度合作以及渗透南中国海地区，已经对中国的海上商路和通往中东的石油供应线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石油消费的1/3依赖进口，其中的一半以上又来自中东，这就迫使中国从地缘经济安全的角度把眼光移向中亚和里海地区，但美国借阿富汗战争之机进入了中亚。几乎与此同时，美国《财富》杂志列出了中国最大的100家公司，大多为能源和石化类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25，这些产业也正是西方跨国公司出巨资加以整合的对象26。西方跨国公司究竟是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憧憬，还是对于控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获得垄断性利益增强了自信？
在战后国际政治中，从二战结束直至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捍卫民族经济和政治独立，对西方跨国公司展开了风起云涌的国有化运动；戴高乐将军的法国在1968年迫使美国彻底退出驻法军事基地，推动法德联合反对美国的政治控制27。这些一度延滞了美国构建战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进程，但美国深知，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决不会容忍不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国际分工28并接受相关的国际政治秩序。因此，美国除了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中培养美国利益的代言人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心战，尤其是利用中国入世以及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宣扬民族工业和国家主权过时论以及人权自由民主等经济和政治意识
形态，培养对美国价值观和制度的崇拜，削弱中国人的国家民族意识。
综上所述，美国对华战略由相互配合的三个有机部分组成：保持并不断增强对华军事和地缘战略优势；通过全球化从内部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文化上削弱中华民族主义，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促进美国军事威慑下的中国的内部殖民化。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永远消灭拥有辽阔疆域的中国挑战美国的一切可能，以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中国的内政基础和发展对策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收入和人文发展指数的世界排名却相当靠后，反映出中国离真正的工业化和全面的现代化还相距遥远。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有关制度安排和政策取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权力寻租，造成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和地区内部严重的两极分化，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持续衰减。政府规模的急剧扩张和计划生育在农村的松弛，使得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有限投入远不足以覆盖大量低素质的农村人口。税负的加重、农业收益的下降和1997年以来农村工业的萎缩，迫使大量缺乏技
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东部沿海城市。而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分权和注重产出规模的政治激励，导致了国内市场分割状态下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生产能力的大量闲臵，不但大大制约了解决社会就业的能力，而且还造成持续通货紧缩的局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加上城市自身排斥出的失业人口，致使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资水平20年来未得到实质性提高，并使社会犯罪急剧增加。
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加剧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和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的内敛倾向，人口问题已构成现在和将来困扰中国发展的最大的内政问题。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的全球化唯独不允许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发展中国家缺乏技能的劳动力跨国流动，无论是美国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还是追求“第三条道路”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在维护各自的民族国家边界，不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冲击它们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方面都态度强硬、毫不妥协。发达国家人口的中产阶级化，过去是靠殖民掠夺，如今则靠跨国公司对全球资源的超额利用和对全球劳动力的广泛剥削29，而这些又与西方国家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的两极分化和平均收入水平的低下，制约了中国市
场规模的扩大，整体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得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而这类产品正是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中国较高的出口依存度使中国经济明显受制于世界经济的波动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与此同时，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等战略性资源日益枯竭，随着国内能源消费的扩大，进口需求迅速增长，世界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却恰恰处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心地带的中亚和中东地区，稳定战略能源的供应必须要取得地缘政治上的主动权，而角逐地缘政治利益又离不开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支持，在这场角逐中任何的退缩势必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再者，中国入世后经济开放程度极大提高，产业安全、未来政治发展以及民族精神的存续均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这些因素已使得必须在某种封闭的条件下潜心发展、以积聚国力的所谓“韬光养晦”战略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
在当今时代，通过开拓殖民地解决本土资源的不足和人口转移来推进工业化，无论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还是从现行国际关系的道义原则看都是行不通的，但是通过改进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处境，形成本国产业在资本和技术上的世界领先地位，以对外投资和贸易的方式来解决本国资源所需则是可行的，这正是战后资源严重匮乏的日本和韩国 的经验。中国的资源总量并不少，但人均占有量则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生产具有低附加值和资源过度消耗的特点，在国际交换中以大量资源性产品换取国外资源的代价十分巨大，一旦本土资源枯竭，产业技术升级又未完成，中国为维持生产和就业将不得不耗费巨额外汇超量进口国外资源，从而引起国际收支的恶化，甚至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
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在既不可能重复西方工业化道路，又面临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后产业安全受到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独立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只有励精图治，背水而战。经济发展应当首先立足于对本土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通过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尽快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工业化所必需的一大批技术开发人才以及素质良好、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队伍；同时制定社会经济政策，调整收入分配，以缩小两极分化，为内需的扩大提供动力30。为此有必要对全体国民的计划生育和优生实行严格的立法，坚决控制人口增长。
但即便人口增长停滞，中国的人口总量在可预见的将来依然十分庞大，中国目前有8亿左右的农业人口，其中1.5-2亿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假定工业化和小城镇的建立可以吸纳这部分农业人口，余下的农业人口仍有6亿多，无论如何达
不到美国那样高的劳动生产率。某些经济学家提出的通过推行土地私有化来解决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主张，在中国现有的体制条件和技术制约下，很容易扭曲为严重的土地投机，使大批农民沦为失去土地的流民，从而把社会推向大**的边缘。而且，旨在促进农村人口转移，提高农民收入的城镇化恰恰需要农民的技术工人化（知识化），但教育又是一项长期的投资，需要几代人的艰巨努力，这就需要继续在农村保留相当数量的农业生产者。因此，鉴于中国农业的特殊性和解决城乡整体就业的困难，必须对中国的农业实行高度的国家保护和产业扶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保证粮食自给31。
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将会增强内需动力，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并促使工业制造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和产业升级。工业产业的发展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石油短缺和土地资源持续下降的现实32；在决定我国经济自强基础的战略产业上，必须坚决地打破地区和行业限制，对石化、航空等战略产业实行内部整合，同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战略产业的地理分布进行合理的规划布局，以坚强的国家意志推动我国战略工业迅速崛起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这是事关我国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重大国家利益，必要时不能受到国际条约的束缚22。
经济自强将粉碎美国从内部控制中国的企图，但经济自强受制于我国在地缘政治和与美国军事力量对比上的劣势，美国决不允许中国崛起向它主宰的国际秩序挑战是无庸质疑的，中美国家利益的冲突无法避免。美国在必要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如策动台湾独立）对中国沿海经济中心和内地的核战略基地实施军事打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当美国在NMD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时，中国的国家安全将处于严重威胁之中。因此，我国应加紧研制反制NMD的新型武器系统，提高战略核导弹的数量和质量，确保我国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和对美国在远东军事盟国的毁灭性打击能力。同时，全面加强海空军力量，确保我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上交通线，并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驱逐入侵者，以保护我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海洋及海底资源不受任何国家的侵犯。
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因此，在并行不悖地振兴我国民族工业和加强军事力量的同时，应当开展积极灵活的外交活动，团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反抗西方强权，增强我国的战略后援，坚决稳步地推进我国在东北亚、中亚和南亚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利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市场和安全保障。当前中国在经济和社会高度开放的形势下开展国际竞争，压力和挑战是空前巨大的，这不仅有来自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
距，更有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对我国民族精神的侵蚀。一个处于严峻生存危机下的国家，如果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勇拼搏的民族精神是注定要被征服的。
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都追求国家利益，但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内容有所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生存危机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它的基本要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恢复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国家主义的核心是所谓“国家至上”，强调对国家权威的绝对服从。国家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无视现实中国家面临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冲突的实质，轻率和武断地推行国家意志，因此往往可能带来高昂的政治代价和对国家长期利益的损害34。尤其在权力不受监督的国度里，国家主义通常沦为少数政治寡头动辄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逐私人和寡头集团利益的工具。不同于国家主义，中华民族主义的生命力孕育在广大民众朴素的民族自尊意识中，是用以凝聚起不可动摇的民族意志，实现国家振兴和民族崛起的宝贵的精神资源35。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美国的超级霸权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中国再次到了必须焕发起民族精神，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了！
（全文共计15,350字）
1Williams,TheTragedyofAmericanDiplomacy,转引自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P10，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2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P7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_年10月第1版。
3BenjaminSchwarz,“WhyAmericaThinksItHastoRuntheWorld”,TheAtlanticMonthly:June1996.&nbs上一页[1][2][3]下一页
p;4BenjaminSchwarz,“WhyAmericaThinksItHastoRuntheWorld”,TheAtlanticMonthly:June1996.5美国在冷战时期为在政治上争取第三世界以抗衡苏联，默认后者对本国市场进行一定的保护，关贸总协定有关降低关税的多边谈判为此进行了40多年。
6它宣扬美国式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以及资本主义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结。信息技术大大促进了美国意识形态的传播。
7美国的军事开支相当于全球军事总支出的36%，美国一国的军事支出，比排名世界第二至第十位的九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见202_年2月4日德国《明镜》周刊对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采访。
81902年缔结的对付俄国的英日同盟、1904年和1907年缔结的对付德奥同盟的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标志着“光辉孤立”政策的终结。
92001年9?11事件以来俄美关系迅速改善，202_年4月，俄罗斯默认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及美国势力进入中亚和高加索地区。202_年5月俄罗斯与美国正式缔结削减战略武器的《莫斯科条约》，并与北约建立新型合作机制，俄中关系在俄罗斯的外交战略中已处于次要地位，这些令周边形势日趋紧张的中国倍感不安。
10AndrewMurray,“ChallengeintheEast---TheUSisusingthewaragainstterrortoestablishnewbasesaroundChina,itsemergingrivalinAsia”,TheGuardian,January30,202_.11尽管遏制中国将难以避免地带来日本军事力量扩张的副产品，但美国军事上控制日本并不困难。因此，并不存在美国扶持实力尚弱的中国抗衡日本的可能。中国更无从离间美日关系，在美日同盟中打进楔子，“联美制日”或“联日制美”。
12AndrewMurray,“ChallengeintheEast---TheUSisusingthewaragainstterrortoestablishnewbasesaroundChina,itsemergingrivalinAsia”,TheGuardian,January30,202_.13孔多丽萨?赖斯：“促进美国国家利益”，《外交季刊》202_年1-2月号，中译文见《战略与管理》202_年第3期P56。
14DavidLague,“Taiwan,GoodbyetotheMainland”,FarEasternEconomicReview(online),Issuecover-datedFebruary07,202_.15台湾与回归前的港澳在政府构架上截然不同，港澳回归的实质是中国政府从外国殖民者手中收回主权，故采用“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恰如其分，而处于长期分治状态下的台湾并不愿意把自己从“中央政府”降格为一个地方政
府，因此，中国政府的“一国两制”模式在台湾社会中缺乏呼应的基础，对台湾的政党和民众没有多大吸引力。台湾对大陆的认同危机大大减少了中国在其他和平统一模式上的可选择余地，这就使中国统一所面临的困难要远远超过东西德和南北韩。
16孔多丽萨?赖斯：“促进美国国家利益”，《外交季刊》202_年1-2月号，中译文见《战略与管理》202_年第3期P55。
17BeginningtheJourney:China,theUnitedStates,andtheWTO---ReportofanIndependentTaskForceSponsoredbythe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前言。
18PeterNolan,“China,theUSandtheWTO:Battleofthegiantsordefeatofthepygmies?”,adaptedfromChinaandtheGlobalBusinessRevolution,publishedinSpring2001byMacmillan.19同注18。
20同注17，P20。
21同注17，P23、24。
22同注17，P18。此外，他们还建议不要轻易启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DSM），而应通过双边会商或建立新的双边机制来解决商业争端（同注18，P3、P23），以免过多地使中国成为DSM的被告将令中国对履行世贸规则丧失兴趣。
23现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曾在202_年1-2月号《外交季刊》中撰文“促进美国国家利益”，文章指出，“加强中国那些寻求与国际经济整合的人的力量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因为这可能会形成要求进行政治自由化的持续的、有组织的压力。”
24同注17，P21。
25AndrewMurray,“ChallengeintheEast---TheUSisusingthewaragainstterrortoestablishnewbasesaroundChina,itsemergingrivalinAsia”,TheGuardian,January30,202_.26王小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严峻挑战”，《三网合一》P69-70，P136，中国审计出版社202_年1月第1版。
27法国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国家，迄今仍对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十分警惕。见StanleyHoffmann,“ClassicDiplomacyintheInformationAge:HubertVedrineExplainsFrenchForeignPolicy”,ForeignAffairs,Jul/Aug,202_.28BenjaminSchwarz,“WhyAmericaThinksItHastoRuntheWorld”,TheAtlanticMonthly:June1996.29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东西南北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301960年美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出口依存度）仅为3.8%，经过几十年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动，美国在202_年出口依存度也不过为7.92%，是中国的1/3。比较倚重出口的德国和日本，出口依存度也仅为10%上下，反衬出这些发达国家国强民富，内需巨大。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早在1992年就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增长应当主要依靠内需。
31对是否应确保粮食自给，国内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在美国独霸、并竭力遏制中国崛起的国际背景下，粮食不能自给将成为美国要挟中国的杠杆。
32例如私人轿车的发展势必占用大量城市空间和农业耕地，并带来环境污染和交通阻塞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沙漠化等因素对我国国土资源的长期约束，宜考虑调整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工具。
33美国极其重视自身主权，向来将国际法臵于国内法之下，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方面从来都是不遗余力，例如它一贯鼓吹的自由贸易就是对人不对己，一旦对本国利益不利，美国就毫不犹豫地诉诸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尚且对维护国家利益如此谨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应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国家利益所在。
34鼓吹“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决策者在对外政策遭到挫折时，往往又会转向机会主义的民族主义。
35由于民族主义可以和任何的思潮和政权体制相结合，民族主义存在着走向极端化的可能，那样将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华民族主义的健康发展只能也必须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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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权与法治
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 张绍明
汉口新华下路9-1号 邮政编码：43001
5近几十年来,由于科技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们交流有了前年未有的快捷，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西方文化、教育、道德、伦理对其他国家的冲击，使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得不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面对来势汹涌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好处，各国争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例证。既然经济全球化能带来益处，其它领域是否也存在全球化的可能？比如环境保护、国际贩毒、国际恐怖组织犯罪这些跨国问题，单靠一国难以解决，需要世界各国的协作和配合。针对这类问题产生了大量双边协议或国际条约，使其不再是一国内政，随着调整这些领域的国际条约日益增多，法律全球化呼声再起。
法律能否全球化，各国学者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部分人认为，法律是主权的体现，作为主权象征的法律是不可能全球化的。我国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切实可行，法律全球化是西方霸权的体现，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法律全球化，而应是政治多元化、法律多样化。罗豪才甚至发表《警惕法律全球化理论》，对此全面否定。
与我国一些学者观点截然不同的是，法律全球化的激进主义理论在全球大行其道，女法学家马蒂甚至提出了令人向往的世界法，在其代表作《世界法的三个挑战》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体现公平和正义的世界法美景。在世界法的影响下，我国一些年轻学者也认为对法律全球化不能一概否定，而应客观对待，全球化的经济过程需要有法律全球化的框架，法律全球化有利于人们实现自由交往，苏州大学苏永坤认为经济一体化必然导致法律全球化，甚至提出将全球范围内的法律整合为一个法律体系。
法律能否全球化不在于人们的争论，而在于世界各国法律能否找到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应是各国普遍尊重、遵循的原则，这个原则已被国际社会所公认并为世界各国法律所接受，以此原则来影响各国的立法进展，使各国法律尽可能体现这一原则，而并非要求各国法律一样，尽管各国法律表现上有所差异，但法律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法律影响，法律原则是相同的，这也就是法律的全球化。
世界各国法律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闪光的共同点，是法律全球化理论能否站住脚的关键，世界法理论的实现虽然遥远，但他们真的找到这样一个闪光的共同点，那就是人权。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权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处在不断丰富和发展过程中，从自然法学派提出“天赋人权”开始，各家各派对人权都有自己不同的解说，但不管怎样，一个现代开明国家的法律不可能不反映人权的呼声，体现人权的价值，现在的法律中，人权一直居于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因为人权是现代国家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法律的终极价值是为了实现人权，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有最高的地位。
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说自己不讲人权，只是对人权的内容有不同看法。我国对人权的研究刚刚起步，在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我们参与国际人权合作的对话了，1998年，我国就加入了国际《人权与政治权利公约》，加上已经发表的12份有关人权现状的白皮书，我们融入人权国际大家庭已是不争的事实。
全球化要求法律体现人权，表现人权精神，追求法的终极价值。如果只将人权口号写在公约上，人权只不过是一张廉价的标签，人权要想在生活中存在并实现，就离不开法律的保护，人权的存在离不开法治，人权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法治。人的生存权和平等权、财产权、发展权、自由权既是人权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法治的主要目标。
经济全球化要求保护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具有共同性，法律保护人权的特性也要求法律倡导法治、保障人权。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主张，十六大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加入WTO对我国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我们的政治体制也同样提出了挑战。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政治保障，而我们所追求的法治国家应是一个充分保障人们行使权利，充分体现每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美好社会，从这一点讲，人权和法治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人权是法治的起点和归宿，法治离不开人权，也不应离开人权。
依法治国注入人权的内核并非在为世界法鸣锣开道，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不应忌讳讲人权，也不能回避人权。人权、法治与全球化并不矛盾，我们应看到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欧盟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不久的将来将是一个政治实体出现在世界舞台；我们应看到在环境保护、经济法、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法律全球化已深入开展，并大有向其它领域扩展之势。诚然，世界法的美景离人类太遥远，但人权却是在现实生活中天天存在，我们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同时，关注法律全球化、研究人权作为世界性话题的存在合理性，以此促进我国的法治进程，是当前我国法律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人权不仅是美好字眼，也是我们权利的核心，我们对全球化下的人权不应躲躲闪闪，与其让别人时不时拿起人权大棒敲打一下，还不如在人权论战中找到自己的位子，与他们平起平坐地讨论人权，以人权作为的内核，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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