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工作不能错位（5篇范文）

第一篇：班主任工作不能错位

班主任工作不能错位

班主任应该是一个班级教育管理核心，但不能把什么难题都推给班主任，班主任在工作时也不要错位，否则，不仅仅工作效率不高，有时还起反作用。

第一、任课教师的课堂任课教师作主，班主任只能配合教育。有些任课老师课堂纪律不好，一味地把所有责任推给班主任，动不动就要求班主任出面解决，面对这种情况，班主任首先要思考整个班级所有课堂纪律情况，如果大部分课堂纪律不好，班主任管理就可能出了问题，班主任要认真同所有作课老师沟通、合作，寻找有效解决对策，班主任此时要起主导作用，运用教育的合力，达到高效班级管理的目的；有个别任课老师课堂纪律不好，班主任要么坐在教室听课，要么直接批评干预，这就大大降低任课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和权威，还不利于学生、任课老师和班主任的和谐相处和共同发展。

第二、对学生教育中，家庭教育是第一位的，班主任要配合家长对学生进行教育。现在很多家长往往认为教育学生是班主任的责任，于是把家庭教育置于脑后，对孩子不管不问，一旦出了问题，就找班主任问责。很多班主任怕承担责任，学生一出问题，动不动就找家长，一味指责家长，很显然班主任是在推卸责任，学生讨厌，家长反感，达不到预期教育的效果；有些班主任内心里怕麻烦家长或者看不起家长，把家庭教育的内容都进行包办，学生出了什么事都不告诉家长或者征求家长的意见和建议，这种主动包揽或代替家庭教育的做法肯定不会有什么好效果，做不好还会造成学生、家长和班主任关系紧张，矛盾重重，教育效果弱化。

第三、学校教育对学生有着重大影响，班主任要高度重视。可也经常会出现学校只扣分不教育，把教育责任推给班主任，而有些班主任也有“我的班级我作主的想法”，不想让别人参与教育。作为学校教职工，他们都有教育学生的责任，学校应该实行全员参与教育，可现实上，很多教职工对学生不良现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最多也只是把这种现象反馈给班主任，没有抓住教育契机，学生慢慢对违反纪律也就越来越大胆了；因为有些班主任不喜欢别人对其班级管理指三道四，对学校教育毫不在意，对学校的意见和建议不支持，不重视，最后变成孤家寡人，班主任工作就非常被动，难以取得成效。

第二篇：班主任不能这样做-班主任工作案例

班主任不能这样做

一次上课铃响了。我又开始了例行的“监督”工作，同学们都很快地跑回教室。过了一会儿，上课的老师也进了教室，第二遍铃响过后，我的目光刚要移开，突然看见我班颇为顽皮的男同学××跑进教室。我当时就想：“这小子肯定是课间跑操场上玩去了，才会上课迟到！这是我亲眼所见，准没错！”一下课，我就走进教室，把他叫到讲台前，严厉地批评他上课迟到。平日里大大咧咧的他这下可急了，我分明看见眼泪在他眼圈里转。“您冤枉人，我根本没玩，下课，同学们围着李老师问问题，然后李老师又叫我帮她把作业本抱办公室去，这才晚的！”我的脑中“轰”的一下，是呀，我怎么忘了，为了调动他的学习积极性，我和李老师商量 好让他当数学课代表的呀！我知道错怪了他，连忙道歉。他却气乎乎地走了，以后几天都不怎么理我。

都说“眼见为实”,可我亲眼所见，还是错怪了同学，这是深刻的教训。孩子的心是稚嫩而脆弱的，伤害了就很不容易愈合。我们作为教师，每当在批评学生之前，一定要先问问自己，事情搞清楚了吗？事实是这样吗？我批评得有理有据吗？千万不能凭主观想象就草率处理。

有一位同学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说他以前的班主任特会批评人。一次上这位老师的课，后面的同学问他几点了。他回头说：“没带表，别问了。”结果被老师看见了。下课把他带到办公室，从上课时讲话说到纪律散漫，又说到学习不刻苦，成绩不理想，拿出期中考试成绩单分析了他在班里、年级中的位置，说很危险，又说到他不关心集体，逃了两次值日，最后还想起他吃午饭时总剩饭，不爱惜粮食，这位学生说当时他真想从办公室的窗户跳下去，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作为班主任我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学生都是可教育可塑造的。我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老眼光看学生，而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要注意到学生取得的每一点进步。学生犯了错误，只要改正了，就应该原谅，而不应总挂在嘴边。批评更应就事论事，今天的事就说今天的，把以前的、其他的都抖落出来说几句，学生心里会想：“我就算改好了，老师也不会忘记我以前犯的错，也不会相信我！”这样很不利于学生改正错误。

有时老师由于急躁的情绪或一时不冷静会说出一些过火的话，如：“你真是咱们班的害群之马，我怎么会遇上你这样的学生！”“咱们班有了你算是完了，你就是一个小流氓的坯子！”“你真是无药可救了，还是回家自学去吧！”“你永远也学不好，你要能及格，太阳就从西边出来！”这些定性的话、消极的断言，严重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使他们失去了努力改正缺点的勇气和信心，严重抑制了学生的主体性。有时，教师一句伤学生的话，就可能使学生永远不能原谅老师，产生对立的情绪，教育工作就更难进行了。

第三篇：《错位》读后感

草原，是属于骏马的；沙漠，是属于骆驼的；天空，是属于雄鹰的；森林，是属于猛虎的……在各自的领域里，它们都是王！

每个人都是不同轨道上的一个圆，在各自的路径上闪光、运行。何必太在意自己光彩照人的背后跟随着默默无闻的身影。每个人都有不足，只要为你的亮点继续加油，而不是躲在那缺点后悲鸣，你的人生就将会不再空虚。

一篇《错位》，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故事的主人公-纪明和阿桂，两个天差地别的男孩，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却在一瞬间错了位。阿桂在临走时毫不遮掩的炫耀夹杂着扬眉吐气的自得和傲慢，洞穿了纪明脆弱的自尊，从此以后，纪明的轨道仿佛在不知不觉驶向另一个方向。走火入魔地“锻造”，甚至疯狂到偷钱的地步。但班主任的一首诗让醒着的伤口被新的河流漫溯、洗礼，直到侵染、覆盖。

这是一首郑板桥的四句诗：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在人生的道路上，难免会有一时的不顺心，但即使人生的道路一时错位，我们也要及时将那个曾经人为的伤口愈合，而不是在不属于自己的道路上一错再错。坚定自己的理想，尽管那个理想原本只是令人藐视的对象。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虽然有时候自己的不足是摧毁自尊的武器。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自己还有一个比别人更耀眼的自己。无论是多大的风暴，都要让那个全新的自己在苦难中高扬信念的旗帜，让那个全新的自己在人生的磨练中茁壮成长，成为参天的大树。

第四篇：班主任的表率作用不能丢-班主任工作心得

班主任的表率作用不能丢

那天下午第二节下课的铃声刚响，我还是像往常那样从办公室匆匆地走进教室，还没跨进门，班长急忙说：“老师，你还是整理一下你的办公桌抽屉吧。”

“怎么了”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刚才督导看你的抽屉了”我说，“看就看吧”。“但你的抽屉很乱啊”。你不是在班会和晨会上说校长经常教育你们要注意细节，你也不是经常对我们说，要从小事做起，还要求我们把自己的桌面整理干净吗？我顿时脸红了。是呀，我是个很不注意细节的老师，办公桌上我最脏，最乱，上面都是学生凌乱的作业本。拉开抽屉。里面的东西放的乱七八糟，有请假条，有学生的来信等。校长多次在会议上要求我们要注意身边的细节，也着重指出了办公室的卫生。虽然他的话说得很婉转，但每次我听了很难受。终究由于自己没有良好的习惯，还是做不到干净、整洁。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养成这个好习惯，所以我要学生来监督我。我对学生说，老师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希望你们时时提醒我。只要看到老师桌子东西乱放时，你就给老师指出来，让我们一起来养成好习惯好吗？学生都非常乐意。每次看到我在批改作业，他们会一边整理我批好的作业本，一边跟我聊天。好长时间，我的办公桌整理的干干净净。那天我知道上午第二节是学校的督导来校检查，上课前我还去看看桌子上的东西是否放得整齐，觉得很满意，这下督导不会说我什么了吧，至于抽屉——？我想他们还会去翻我的抽屉吗？我一边想，一边去上后楼高二1班上课去了。想不到督导无意中的一个举动正被检查做眼保健操的学生给看见了。以之于发生刚才尴尬的局面。

是呀，老师是表率，处处要模范。可不要小看学生啊，教师的一言一行学生都在注视啊。那天晚上我反思了很久。学生的话也经常在我耳边回响。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育。

第五篇：保守与错位

保守与错位

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七年二月号·第三十九期

徐友渔

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存在保守思潮，本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中国目前正 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思想界、文化界出现保守思潮（或有人主动打起保守主 义旗号，或有人被动地被贴上保守主义标签），也是不奇怪的。但在90年代的短短 几年伫，各种牌号的保守思潮、各种面目的保守倾向交替出现,关于保守与激进的 争论持续不断，倒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在80 年代，改革与保守的两极对立是简单而清晰的事实，那时革与保的分野 不但存在于思想文化界和社会上，而且亦存在于各级执政机构，甚至最高领导之中。而在90 年代，再用当初的标准来判断一项政策、一个人物的倾向是否保守，就不 准确了。另外，体制内和官方舆论工具不再表现出革与保的争论，或至少不明显，关于保守思潮的争论全然在民间文化空间进行，其范围和影响是大大地小了，但内 容却明显地丰富了。

年代的讨论复杂多变，扑朔迷离，原因是保守思潮的形式和内容有多种，而且没有一种是政治思想史教科书中的标准牌号，全是中国特殊国情中的亚种或新 形势下的变种。我认为，在参与讨论、阐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之前，应当首先弄清 新保守主义问题的语境特徵，这也是避免和澄清前一阶级讨论中混乱的必要步骤。

一 大传统和小传统

在1992 年的那一轮讨论中，姜义华、王绍光对于甚么是保守，给出了明确而 具体的界说，而在发端于1995 年初的这一轮讨论中，没有人清晰地阐明「保守」 究何所指。本文愿意首先给出以下暂时的、相当粗糙的说明。

「保守」是对既成权威和现成秩序的一种态度，它宁愿维护而不是批判和变革； 在一定要变的情况下，它表现为对变改的方式和速度的一种主张，它宁愿小变、缓 变，不作根本性变革。

这个说明显然过于笼统，但太明确和具体就没有大体一致的标准，难于在同一 个话语系统中交流。而关于「保守」的争论，一些根本分歧正出在对同一抽象原则 的不同理解和运用方面。

应该说，中国知识界关于保守以及激进的理解，来自西方历史和政治思想史，法国大革命似乎是一个标准的、经典的事例，五四运动也可以当作范例。在这两例 中，守旧和革新两个阵营泾渭分明，而且文化、社会、政治各领域基本上是连通的，划分较为简洁整齐。现在的问题是，传统、权威、秩序随著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由 一元变为多元，分解成新的和旧的，大的和小的，世界的和地区的，等等，不论人 们其初衷和价值取向是想保还是想变，其对象都可能迥然相异，甚至互相对立。我 认为，相当一部分立场错误和理解偏差，都是由于错位引起的，下面仅列举和剖析 几种最常见的错位。

第一种，大传统和小传统、新传统与旧传统之间的错位。革命是历史上常见的 现象，由于革命，原有的权威被打倒，秩序被瓦解，对于思想文化的革命而言，旧 传统之中会生出新传统，对于政治革命而言，旧传统被破除之后会形成新传统。对 于宣称尊重传统的人来说，就出现了认同对象是哪一个传统的问题，是历史更悠久 的老传统，还是取而代之的新传统？具体到中国，我们有延续几千年的，以儒家文 明为主的老传统，也有「反封建」胜利而形成的新传统，与前面的大传统相比，后 者只算是小传统，但它在意识形态上有80 年来的历史，在政治上、组织上有半个 世纪以上的历史，说它也形成一种传统并不为过。余英时和李泽厚都宣称自己的立 场是反激进主义，尊重和维护既成秩序，但他们对大陆现体制的态度却正相反。原 因在于，余英时认同的是大传统，他把新体制视为激进主义反传统的产物，对他而 言，支持彻底改变新秩序的「激进」与自己的保守主义立场并不矛盾。李泽厚似乎 更想追求理论和观点的一贯性，他既然要把立论落实到反对变革现体制的激进，就 对中国近代史一以贯之地采取反激进立场，但现体制却是由激进革命而来的，这样 维护现状倒有挖祖坟之嫌，于是本想抬轿子，结果挨板子。

大传统套小传统的现象还可以延伸重复，文化大革命就是生动的一例。革命秩 序建立17 年之后，不论是因为权力争夺还是政策分歧，毛泽东要打破17 年的传统 和秩序，鼓动红卫兵向各级党组织进攻。那时站在党

要一边的被称为保守派、保皇 派，而冲击和打倒党委的叫造反派，国外叫激进派（radical）。各级党委和保守 派不知毛的意图，认识上发生错位，他们的逻辑是：既然现存秩序是革命的，对之 造反就是反革命，就是「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

第二种，革命党转化成执政党之后发生的错位。革命党在「破坏旧世界」时，往往要倡导「造反有理」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自由、平等、正义、人民至上等主 张，在取得政权之后，有的革命党很快改变方针和意识形态，于是我们经常在教科 书上读到：「大资产阶级当政之后，迅速从革命变为保守」，这是对上个世纪欧洲 革命的描写。中国的情况有些不同，革命传统备受珍爱，因为那是权力合法性的来 源之一，对五四、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赞颂，长期成为对青年学生进行「革 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但是，不论是在1957 年、1966 年，还是在1989 年，这种教育都成了学生反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源泉之一。1989 年学生就反覆引用毛 的话：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认 识上的错位发生在官民双方：一方面，初期相当一段时间内，体制内无人敢理直气 壮地否定「学生运动是爱国的」这个论断；另一方面，许多学生直至中弹前，甚至 中弹时，还不能相信果会发生「镇压学生」的事。这种认识错位在大**之后得到 了矫正，现在五四、一二九纪念日不但没有隆重庆典，反而成了需要认真对待的问 题，「稳定压倒一切」代替了「同学们，起来」的口号，而学生中也很少有人视自 己为那两场运动的传人。

第三种，文化与社会、政治视角的错位。对同一事物、同一人物是保守抑或激 进，论者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往往是一方在文化层面看问题，另一方在社会或政 治层面看问题。比如，余英时和姜义华对于近代中国的保守或激进有针锋相对的观 点，原因基本上是视角不同。余是从思想文化的主潮著眼，姜是从社会力量角度著 眼。对胡适的评价也会有这种分歧，从反对传统文化，推进新文化运动这方面看，胡适是激进的，而从政治上的改良态度方面看，尤其对国共两党斗争所持立场方面 看，胡适是保守的。所以很长时间有一种怪现象：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骂胡适激 进，而大陆的政治批判则骂他保守和反动。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评价也有这样的问 题，海外人士著眼于文革中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称文革的酵素为激进思潮，而大陆人士则强调其「封建余毒」的因素，认为指定接 班人、呼「万寿无疆」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源自马列主义，而是封建传统的基因在起 作用，这个视角是政治的而非文化的。

第四种，认识新旧自由主义的错位。相对于维护封建主权的政治哲学，自由主 义曾经是一种新锐思想，而在资产阶级革命彻底完成后，自由主义逐渐取得正统和 主流地位。在本世纪，随著社会变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刺激与挑战，加上内部学理 性的探讨，传统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大为改变。主张国家干预，重视社会平等 和福利的人成了新自由派，他们将坚持个体主义、自由竞争等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 人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相比而言，中国的发展慢了一拍，当西方的新保守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时髦时，它实际上是针对新品种的新自由主义，即社会自由主 义，它保的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而非自由主义之前的传统，而在中国，新保守主义恰 恰是针对尚未成气候的自由主义的。西方的新保守主义是要维护和巩固自由主义，中国的新保守主义是不要自由主义。

第五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错位。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已有若干世纪，现代性及其所包容的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等等价值早已得到确立。当后现代主 义向这些主流价值挑战时，它无疑是激进的，具有一种反叛性；它要批判性地反思 占统治地位的、体制化形态的东西。如果不经消化反省，不作取舍地将后现代主义平面横移到中国，那么它的锋芒所向将不是理应批判性反思的旧意识形态，而是中 国几代人努力争取但尚未到手的民主自由理想。这是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错位，也是激进和保守在发达的西方和发展中的中国之间的错位。

中国目前正处在新旧交替阶段，我们曾长期藐视科学、践踏理性、鄙视文化、蹂躏人权、闭关自守、自外于人类文明和世界进步潮流，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拨正 了航向，但航程并非一帆风顺。旧的东西不但远未消失殆尽，反而极为活跃，力图 全面卷土重来；新的东西不但远未形成主流或体制，反而在风雨飘摇中有夭折的危 险。貌似激进的「后学」所攻击的，是自五四以来的现代化取向和进步传统，扮演 的角色确实是新保守主义。当然，事情不可一概而论，许多研究后学甚至提倡后学 的人仍然认同现代化和民主取向，但是，在文化界喧嚷得最厉害的若干后学家，其 立场和观点是相当明显的。本文接下来集中讨论中国后学的大错位及其保守的实质。

二 国情、现代化和批判

对于中国大陆的后学家来说，有一件事情使他们相当为难，即一些西方著名后 学家明确指出，后现代主义具有清晰的地理和社会界限。比如中国文化界最为熟悉 的《走向后现代主义》的编者佛克马（Douwe Fokkema），他在该书的中译本序中 就像是专门要事先告诫：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能摹仿的，它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 的传统。西方文化名流的奢侈生活条件是后现代想像和实验的基础，它在尚为求温 饱的地区来说，是风牛马不相

及的。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更为明确地断言：「在中国 出现对后现代主义的赞同性接受是不可想像的。」他把脱离生活条件的超前引入称 为「画饼充饥」。

只有少数后学专家愿意正视上述问题。王宁在为《当代潮流：后现代主义经典 丛书》所作的总序中，对上述西方学者的主张回应说：应该承认，后现代主义只能 出现在西方（请注意「出现」和「接受」的区别！），但由于天体力学、量子物理 学等高科技的发展，时空界限大大缩小了，致使「长期处于文化封闭状态的第三世 界国家（中国和印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后现代』色彩，追求时尚的新一代 知识份子不可能不自觉地产生某种超前意识」，于是在当代中国先锋派文艺中出现 了后现代主义变体。陈晓明在论证「中国产生后现代主义的前提条件」时说：「当 代中国经济虽然处在欠发达的『前现代化』水平，但代表第四次技术革命的高科技 产业却也方兴未艾，『后工业社会』的种种近象也初露端倪，即使就经济发展状况 而言，并不是找不到培植『后现代主义』的土壤。」以上两种论证本身有种种问题，这伫不必细究，我们从中仍然可以得出某些后学家不愿意承认的结纶：一，中国目 前仍处于前现代化、前工业社会阶段；二，因此，现代化导向对中国有正面价值，它应该被肯定而不是否定，现代化现在是中国尚未达到从而应该追求的事业，它应 被大力推进而非拒斥；三，即使少数趋时尚的文学家、艺术家要搞超前实验，后现 代主义也不应成为宏观的社会、文化批评的方法或基准。

中国要现代化，这是全民族的共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现代化的漫 漫旅途，其间充满了挫折、失望和教训，失去了不少时间和机遇。除了外敌入侵之 外，中国现代化事业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长期不能确立与此事业相应的开放包 容的文化心态。一方面，始终有人把现代化当成是西方包藏祸心的阴谋，另一方面，由于不愿承认西方的先进性，总想另辟新路，走捷径。这两方面往往互相联系，表 现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当代中国的后学，恰好具有这种抗拒现代化的特徵。比如，刘康最近把自己的立场表白为「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但他却一点也没 有论述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现代化，中国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只是反覆强调要批 判「市场万能」、「资本主义万能」、「一元决定论话语」、反对「把资本主义现 代化不加批判地当成绝对和普遍的标准」。由于没有具体所指，这些批判要么是无 的放矢，要么是官方批判「全盘西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理论上，可以说「条 条道路通罗马」，但实际上，现代化的选择、制度创新等等并不存在无限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人最好认真思考一下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经验主义前提：人 类并不能凭主观愿望和对理性知识的自信，来为一个民族规划全新发展道路。要尊 重既往的经验，既包括西方成功的经验，也包括我们失败的经验。大跃进、人民公 社、文化大革命，都有一蹴而就、扬眉吐气的动机，对其惨痛的经验教训麻木不仁，想化腐朽为神奇地从中打捞出「后……」的优越性，恐怕要有指鹿为马的本事才行，比如，这种说法就令人啼笑皆非：「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 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 专政』的本质。」对文革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七、八年再来一次」指搞「阶级 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令人闻之色变的，说它的本意是专政倒不错，但要从中转化出直接普选，恐怕要比把羊头接在狗身上更难。问题是如果鼓吹者还 有一丝民主理念，「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太容易想到了，稍有一点近现代政治 思想知识，或稍听说现代民主国家的作法就行了，何需苦海捞月？这是不是表露了 一种拒绝和憎恨「西方经验」的心态呢？在另一位经常借助萨依德（Edward W.Said）的「东方主义」的后学家那伫，抗拒现代化的思想表露得更坦白和彻底。对他来说，中国现代化受阻和受挫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中国面临的危险是重新变成 殖民地：「与其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后殖民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新殖民的时代。」 诸如「与国际惯例接轨」、「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等都是殖民话语。在人权 问题、市场经济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上，中国应有自己的标准，以便「从根本上去 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他的价值取向相当清楚，他把「自由、民主、多元、作家的独立性等概念」全当成「资本主义观念」。

确实，彻底的（即走火入魔的）后学敢于否定现代化取向，甚至对「进步」这 个观念加以质疑，那么，除了挑明价值立场的不同，是否就没有道理可讲了呢？不 是。后学最爱以「挑战」、「叛逆」自我标榜，所以我们可以就「批判性」进行对 话和讨论。

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批判」都具有褒扬的含义，后学引为自傲的，是它 对当代西方主流话语的批判，它谴责的是无批判地接受，称之为投降。问题在于，批判的正面意义，来自于批判者对自身所处传统的批判，也就是说，批判应该是自 我批判。在西方，不论是卢梭、康德、费尔巴哈，还是尼采、德里达和后现代主义 者，他们批判的矛头所向，都是自身所处的社会或思想、文化、宗教传统。在中国，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也是因为批判中国本身的传统而为新文化运动立下汗马功 劳的。我们能否设想，严复会因为批判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而彪炳于中国近代思 想史？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特徵之一就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中国弃旧图新、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尽管有先辈志士仁人的不懈努力，但中国社会还未建立起像西方那样的自我批 判机制。1949 年前后的执政党，都对批判采取压制态度，把对现存体制的批判者 称为「外国势力的走狗」。从50 年代起，大陆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批判传统，这就 是：一批知识份子，批他们「崇洋媚外」或「全盘西化」；二批外部思想文化，批

「帝修反」，称「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在此期间，西方社会借助于科技革命和自 我批判、自我调节变革，不断发展，我们则充分利用西方的自我批判、自我揭露，以证明其腐朽性和自己的优越性。

中国的后学家们应当反思一下，你们的批判是符合卢梭、马克思、后现代传统，中国五四的进步传统，还是50 年代以来的另一种传统？

批判精神之所以可贵，批判者之所以可敬，是因为批判往往是吃亏甚至要殉道 的事，而决不是讨巧的事。当然，也有人采取这样的立场：批判那些可以批判或允 许批判的对象，不批判不准批判的对象。徐贲把这种态度称为「舍近求远，避实就 虚」，说得准确。

从70 年代起，中国的批判开始从畸型走向正常，80 年代在不完全的意义上可 以说是理性的时代、批判的时代。现在有人想否定80 年代的批判精神，说那是「 在『启蒙』话语中沉缅的知识份子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现代 性』的狂热迷恋」。说这话的人忘了，80 年代的批判，起因于执政党中进步的改 革力量批「凡是」派，拨乱反正，批判的大部分的内容是用马克思主义中较有生命 力的因素批判陈腐的、僵死的教条，这种批判的话语并不现代，但价值是始终无人 否定的。至于西方学理的大量涌入，对一个封闭了几十年，急欲睁眼看世界的社会 而言，既是正常又是必要的。说这话的人承认中国知识界在80 年代关于「现代化」 达成共识，但又说形势的变化使人不得不抛弃旧的框架，而采用适合于「后新时期」 的「后现代批评」。风向巨变，到底是时代发生了根本变化，还是另有原因？另一 位后学者说了一句公允的话：「『**』之后官方的政策却无情地剥夺了知识份子 的『社会良心』的话语权。」一方面是现代性话语被打下去，另一方面应补充的是，为清算「**」思想根源而批「全盘西化」成了体制性话语，后现代批评躬逢其盛，不负天赐良机，「灵活平和」地去「阐释中国」。不知道可敬的「后」朋友们为何 不这么做：为了避配合之嫌而清高地暂时沉默一会儿？

三 结束语

最后，本文想不加论证地建议一种立场、表明一种态度，它不是唯一正确的或 最好的，但肯定不坏，相信坚持它会经得起生活和历史的检验。

一，不论对大传统还是小传统，旧传统还是新传统，不论它们延续了多少年，在自己有生之年是稳固还是会衰落，都不要盲目尊重和遵奉。比传统更重要的是理 性的价值标准，普适性的标准确实存在，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作为「金 律」以类似形式存在于人类一切宗教和民族之中。

二，始终坚持独立的观察和批评立场，不论批评的对象在朝还是在野，属于甚 么派别，处于甚么地位，就像梅德维捷夫不论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 还是叶利钦时代都是批评者一样。

三，可以把宽容、思想与言论自由视为最基本的价值标准，它们的实施不需要 额外的努力，只要不蓄意压迫和剥夺就够了，珍视和捍卫它们既是最保守的，也是 最自由的，因为它们具有永恒、普遍的价值。基于此，奋力争取它们的激进态度是 值得鼓励的。

感谢您光临“思想的境界”网站，欢迎再来http://lyg199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