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成为三好学生的

第一篇：我是怎样成为三好学生的

我是怎样成为三好学生的从一年级开始，我加入了优秀的少年先锋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从大学生给我戴上红领巾那一刻起，我的肩上拥有了祖国给与我的使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为一名祖国的栋梁之才，可那个时候我还小，不知道。到了现在我明白了这个光荣的时候。六年级曾获过许多奖项，那是因使命。

我是一个优秀的六年级学生，名叫塔庆伟，在小塘九年一贯制前城子小学读书，今年14岁，是班级里的中队长，也是一个班长，从一到六年级曾获得到校级、乡级、县级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的奖状。立志做一个有理想、有品质、有道德的好学生，在老师眼中，是个优等生，在同学眼中，是他们的好朋友……

在这个班级中我是个班长，有带头的作用，组织同学们一起向学习的顶峰攀登，也是学校中的中队长，监督小学生在学校不守纪律的行为，严格执行中队长的任务。卫生小组组长，为班级带来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在班级中做一个同学们的好榜样，起一个好的带头作用。

在生活方面我很简朴，对金钱并不重视，因为来到这个学校，主要的目的还是学习。善于帮助同学，当同学遇到困难时，总会出手相助，这也是人之常理，帮助他们，这使我们的关系很好，还有小学生，看到他们无助的时候，我们总能出手帮助他们，这也是家常便饭，这个班级是我们的家。对于我来说，这个班级就是我的归属和依赖。

这就是我，一个活泼、开朗、充满个性的我，乐于助人，善于帮助他人，在班级中有着带头的作用的班长。

小塘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前城子小学

塔庆伟

2013年3月14日

第二篇：我是怎样成为基督徒的

我是怎样成为基督徒的

我1993年来到昆山，在一家乡镇企业当业务员，共做了8年。后来公司改制成为私营企业时，我与公司里的4名同事离开公司，合伙开了一家工程公司，其间又吸纳了一名小股东，6人在一起一共干了2年半左右的时间。在2003年的最后两天，所有的股东突然提出散伙，在骄傲和愤怒中，我同意了大家的分家的方案，在财务上将自己陷入了绝境。刚开始还在拼命挣扎，在困境中左冲右突，但很快困难就像螺母一样越拧越紧，而且灾难接踵而至。有一天我意识到真的无路可走了，已面临不能承受的债务和困难，给自己和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绝望的那一晚我抱着不明就里的妻子哭了。我的精神也从非常亢奋转而到对原股东恶毒仇恨又突然到对算命佛教等有了极大的兴趣，很快又出现了思维错乱、幻觉、抑郁等精神问题，基本上万念俱灰，有时想到自杀解脱。

实在感谢主，在最可怕绝望的境地中，他没有丢弃我和我的一家人。有一天深夜在工地上，我一个人在值班的小房子里，大概2年前我买过一本小圣经，我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把书带到工地上，拿到手上翻看，那时我也不认识神，可是我实在无路可走了，就突然跪在床上，把圣经放在心口处，呼喊说：“上帝啊，如果你真的有的话，就求你救救我吧！”说完我就大哭起来，哭了好长时间。我从来狂妄自大不服输，很少哭，但从那天起，我就经常动不动就哭。怜悯人的上帝真的救了我，非常奇妙的一小扇门一小扇门开始打开了，拧死的局面意外地开始松动，我也感觉好像真的有神，公司也搬到教堂附近，每天中午吃完饭，我就到教堂里去坐一坐，哭求神，也如饥似渴地读一切基督教方面的书，在电脑上读一切与圣经有关的资料。终于有一天神开了我的心眼，让我看到耶稣是真的，我得救永生是真的时候，我欢喜得不得了，有生以来没这样欢喜过，恨不得在地上打滚。公司的生意也有了神奇的变化，盖了厂房，买了设备，生意一个接一个，都是仁慈的天父安排的，实在天衣无缝。感谢上帝，到今天，除了和原股东的一笔债，其它的老的债务都一笔笔还清了，还有余，（原股东的债到2012年底就可还清了），主的恩典真是又多又大又稀奇，我常常不知怎样表达对主的感谢，心中老是感叹，时常憎恶自己，恳求主的圣手洁净我，使我能荣耀主的圣名。

以上是我的信仰经历，愿主的国降临，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大卫

2012年7月28日

第三篇：我想成为怎样的人

我想成为怎样的人

生活本来是一张白纸，由我自己来涂抹颜色，将人生填充的丰富多彩，而我每每下笔，便会思考，我的画将要采用什么样的主色调，我要画出怎样的画卷，而我，未来要做一个怎样的人。

首先我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自由是一个人生命的最高追求，我们学习，生活，工作与爱，所追求的都是自身的自由。美国影片《肖申克的救赎》讲的是一位因冤案入狱的年轻银行家在牢中如何追寻自由的故事。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安迪爬出五百码长的污水管当晚那场明亮的雷雨，它像《勇敢的心》里华莱士最后那声著名的“FREEDOM——”一样振聋发聩。是的，自由。那些最精彩的桥段，比如安迪脸上挂着奇异的微笑请大家喝酒，比如安迪一手建起全州最好的监狱图书馆，比如安迪不计后果地让高亢的女声穿透云遮雾掩的层层封锁响彻云端，都是对自由的由衷礼赞。只有拥有自由，怀抱希望，我的人生画卷上才能明亮，活泼，充满快乐。

同样，我需要勇气与毅力，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之路坚持不懈的走下去，尼采说“万物消逝，万物复归； 存在之环永远循环。”也许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重复，也许未来枯燥的工作、无尽的社交将磨平我的棱角让我学会在社会上行走，但我知道，我仍旧会心怀梦想，仍旧不会忘记自己的坚持。

我总希望努力避免自己成为自己讨厌的那类人，即便未来难以预料，在现实之后，我往往觉得自己看透人事，开始用成熟和变现实装点与掩饰自己的蜕变，然后麻木与世故。可惜生活永不会因为放弃理想而变得简单一点，踽踽前行的路上即便梦想照不进现实也会有梦遗照进现实。剩下的怀抱争取的心和无法泯灭的坚持。就像歌曲里面唱着“用力活着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 /不求任何人满意只要对得起自己 /关于理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 /我将会去证明 用我的一生 //也许我手比脚笨 /但我愿不停探寻 /付出所有的青春/不留遗憾/向前跑 /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历经磨难怎能感到 /命运它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 //继续跑 /带着赤子的骄傲 /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吧 /有一天会再发芽”。

我想成为怎样的人？不是别人期望的那种，而是自己真真正正想要做到的，充满希望与梦，享受着风和自由，也许很难，但是我会用双手，成就自己的梦想。

第四篇：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优秀财经记者的

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优秀财经记者的--

黄河

2001年2月的某天早晨,我提着大包小包(居然还有一台台式电脑主机),站在客厅中央,第不知多少次向着似乎还睡眼朦胧的爸妈宣布:

“我要走啦,去北京,中国最好的杂志做最好的记者!”

老爸带着几分客套与矜持地点着头,喃喃说着什么,也许是关心与鼓励的话,可我没听清。

直到许久以后,我才知道他们在那前后为我担过多大的心,“比送你上大学还揪心。”老爸后来这样评价(那当然啦,我上的大学离家里就一个小时车程)。

可是,Who cares!我那装满幻想的脑袋已经再没有一丝多余的空间了。

在到《三联生活周刊》之前,我已经在《深圳特区报》下属的《深圳周刊》做了三年记者,当时国内的周刊还很少,除了《三联生活周刊》外,只有刚创办不久的《中国新闻周刊》、《新民周刊》、《新周刊》等几家,而我与同事们在茶余饭后谈得最多的依然是《三联生活周刊》。虽然它那时还是双周刊,但它富于时效性的选题,深刻的观察力与精辟的评论,都让我们看到一本理想中的周刊的轮廓,我不止一次在酒后向朋友大放厥词:“在中国当记者,不到三联就算不上好记者”——颇有几分“平生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的遗憾。

这也是为什么当2001年初陆新之(当时任三联主笔)介绍我到《三联生活周刊》应聘时,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的缘故。

然而,当我兴冲冲地跟朋友来到当时还位于净土胡同的杂志社时,心里还是“格登”了一下。这幢位于不起眼的小胡同里的不起眼的小院子旁的不起眼的小楼,真是我曾经那么向往的“圣地”吗?

然而比起另一个担心来,眼下的失望又算不得什么了。

我能通过三联的考验吗?

在到三联之前,陆新之便已经告诉我,三联眼下缺的是财经记者,你进去后多数是做财经报道。在此之前,我在《深圳周刊》一直做的是社会报道,对“财经”的概念了解得大概还不如我那炒股票的老妈多。

三联的诱惑让我硬着头皮答应了这项我当时觉得是“临时”的选择,想不到的是,时至今日,我竟然还真做了一名象模象样的“财经记者”——这可真应了那句话:“

不能不说我真有那么点儿运气。

到三联写的第一篇报道是关于联通黄页的,报道的基本素材已经在深圳采访完了,但究竟该写什么心里却没底,快到交稿时间了,没办法磨蹭了一篇先给陆新之看。他看完后觉得还行,但我自己心里总觉得似乎没写到点上,便抓着他讨论。

聊着聊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徐迅(我们的一个记者朋友)当时跟我说过这个选题,他说这个黄页到底是媒体还是商品根本就定义不清......“这下我可抓到”救命稻草“啦。赶快回到电脑前,调出原来的稿子,嗒嗒嗒花了半个小时重头改写了一遍,标题就叫”黄页:媒体还是商品?“

接下来的事情极为戏剧性。稿子交上去了,我正忐忑不安地等待”宣判“,突然朱伟主编一阵风般从他的办公室冲出来,举着一份稿子冲着大家嚷嚷:

”这篇稿子谁写的!“

我一看正是自己的那篇稿,心里不由一阵冰凉,完了,不知道哪儿捅了漏子,这下得打点包袱回家了。陆新之也懵了,底气不足地往我这边点了点手,闷声问道:”怎么啦,有问题吗?“

朱伟冲到我面前,手里依然举着那篇稿子,”好,这篇稿子写得好,以后大家都得这么写......“

后边他再说什么我都听不见了——姥姥哎,这么夸奖人会搞出心脏病来的!

后来的日子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撞大运“,以我当时那点浅薄的财经知识,假如没有徐迅的那句提点,恐怕真得当场卷包袱”下课“了。然而这种”大运“毕竟不是天天都能撞到的,高高兴兴

地进了三联没多久,我就开始愁眉苦脸了。

不久前跟一位朋友谈到财经报道与普通新闻的关系时,我蛮不讲理地甩出一句”财经报道不是新闻!“这话咋听起来有些无理,财经新闻怎么不是新闻啦,新闻的五要素财经报道就不要?新闻的从采访到写作的一系列规则财经新闻就可以不遵守?如此等等。

但我要说,作为一名记者来,假如你只是按新闻(尤其是社会新闻)的套路,去按”眼勤、腿勤、手勤“什么的去做财经报道,铁定会栽跟头——至少我就是这样。

有那么一段时间,写稿对于我简直就象苦役。不是我不愿意去采访,也不是不愿意去写,而是——写了稿根本就通不过。每篇稿子交上去后,我便象老鼠一般缩在办公室角落,听着楼梯口的响动,那段日子里我练出一项特技,分得出每个人不同的脚步声。每当朱伟的脚步在楼梯上响起时,我的心里便是一片冰凉——这次又死了。

朱伟的批评很有意思,他拿着稿坐在你旁边,一句话也不说。于是我便低着头找有没有可以钻的缝,一边在心里嘀咕:”快说快说,早死早超生“。果然声音响起来了,平平板板没什么起伏,”这篇稿子不能用“。

好,宣判结束。花两天时间转世投胎等下一个轮回吧......为什么稿子老被毙呢?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是自己的文笔不够好——三联的文章文笔讲究是出了名的——于是每逢动笔便搜肠括肚找些自以为很有文采的词句下进去。那可真叫折磨,你想想前有”声音“、”圆桌“,后有文化、专栏,哪个不是文光四射得让人睁不开眼,再加上一个从《人民文学》出来的主编,多少大小作家的作品给他横删竖改,哪看得上这点鸡毛小菜——跟他玩文采,不等于是给自己刻七杀碑吗?

不行,不行转路子,开始往采访上打主意。多找些学者名人,问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唬得住人,尤其是朱伟这类人——谁知朱大主编不吃唬,硬生生把俺磨破脑袋钻来的一点访谈内容大卸八块,甚至”弃尸门外“。写到这里,我要向那些曾经被我打扰过的学者们深表歉意,特别是一件令我至今内疚的采访,我要向盛洪先生道歉。

当时是为了写一篇关于反垄断的文章,我找到天则所,想请盛洪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想到要见这么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口未开心先怯——这么随便找人家发表意见,人家答应吗?于是自作聪明地编了个借口,说我们准备做一个专访,请盛教授就垄断问题谈谈看法云云。

盛洪答应得很爽快,但在电话里提了一个要求,”别人常常在文章里曲解我的话,我希望在发表前给我看一下。“在见面时他又强调了一次,我自然诺诺。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稿子也写出来了,自然不是专访。硬着头皮给盛洪发过去,他回了几句话,让我至今想起来依然惭愧不已。他的回复至今保存在我的电脑里,里边写道:

”黄河先生,我记得你是说搞个专访,不是(知)记录何在?这篇文章里,你引用我说的关于企业内组织成本上升会抵消规模经济,不准确,望再对照录音修订。盛洪“

从那时起直到离开三联,我再没脸踏进天则一步......现在写下这些,不是想跟朱老板(当时我们之间都叫他老板)”秋后算账“,而是想说,直到那时,我还是没搞明白财经报道应该怎么写。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心态,真是很有意思——老板不是要求要多采访吗?好,那我就一二三四五,搬着手指头数到底稿子里写了几个人,不够再凑两个;不是要写利益冲突吗?好,那我就刀枪剑戟十八般动作轮翻上阵——可是,不行,不行,还是不行!

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在想,是不是老板对我有什么陈见?但平时又不见他有什么不客气,那副平平淡淡的面孔似乎对谁都一样。

直到离开三联后的一天,我才突然发现,原来自己错了——写错了!

有趣的是,那几乎也算得上一次”撞大运“。

那是我离开三联,到一家新的财经杂志所做的第一篇报道,关于科龙并购案。跟过去一样,我开始忙忙碌碌地四处找人采访,上网搜集资料。一切就绪后开始写稿,又出现了刚到三联时的那种情形:情况和素材似乎都掌握了,但写出来的东西总觉得缺了点儿什么,”软软的立不起来“。

新老板是一位有着深厚经济学素养的上市公司老总,看完我的初稿后,他问了一个在我看来很奇怪的问题:”收购科龙的这家公司(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在收购时,是在内地独立注册新公司,还是母公司收购的?“

在我看来这是个细微得不足以关注的问题,当我提出这个疑问时,老板摇摇头:

”我们做企业的都知道,如果他是在内地注册新公司收购的话,那么就可能......“随后涛涛不绝地给我讲了香港证券市场上此类公司收购的操作手法,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

听完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狂喜,原来真实的经济世界可以这么精彩!回到家后我扔开原稿,花了个通宵写出一篇完全不同的报道。

那是我对财经报道的第一堂启蒙课,我至今这样认为。

当我在随后的日子里用这种眼光再去看三联时期的报道时,突然得到一个新的领悟——那就是在过去的报道中,我能看见自己笔下纷繁复杂的种种现象,却看不见自己对于这些现象的理解与判断,在我的报道中没有”我“!

这又是一种有悖于基本新闻原则的价值观。新闻不就讲究一个”客观“吗?处处把自己的偏见和感受带进去,不如改行去写小说?但我依然坚持认为,在财经新闻报道中,记者如果不能加入由自己素养和观察而来的”独断“,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组织起复杂的现象,写出有深度,”有骨头“的报道来。

其实在新闻学里边,早有”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之分,在我看来,经济报道就是一种典型的”解释性报道“,而这种报道的精髓就在于记者自己要”想得明白,说得精采“!

想得明白,说得精采。说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张五常教授说经济学就是要”解释真实世界“,短短一个”解释“,穷尽了多少象张教授这样”天纵之才“的毕生之力。

说到这里,似乎离三联有点远了,还是回头来看看当时我在三联”想不明白“时的趣事吧。

三联当时的经济部说不上”人丁兴旺“,高昱因为做专题常常在外边跑,陆新之也神出鬼没三五天见不着面,每天在经济部”值班“的往往是我跟李伟。李伟是复旦哲学系的高才生,跟我同病相怜,日日面临”三苦“:一苦找不到选题,二苦采访不到人,三苦交不出稿或稿子被毙。

苦里作乐大家便发明些”术语“,拿来调侃自己的糗事。其中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是”苦苦哀求“,因为大家平时不容易找到适合的采访对象,一旦找到一个往往死缠烂打,誓要从”老虎“嘴里拨下几根毛来。于是办公室里便常常听见某人”软语哀诉“:

”我们有这么个题目,您是这方面的专家,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出差,那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要不我在电话里跟您谈谈也行......“

一来二去,两人看见对方拿起电话就会会心而笑:

”又要苦苦哀求啦,哈——哈......“话音未落自己也抓起电话”苦苦哀求“去了。

苦苦哀求完就该干活了,说干活其实不确切,应该叫”想活“——那几行字半小时就可以敲出来,问题是究竟敲什么呢?

于是苦苦哀求完了,便进入”望天发呆“的阶段。记得有一次社会部的巫昂跑进来,东张西望了半天,对着正在发呆的李伟说:”你们这儿真象座庙。“

是的,当时的经济部既没有文化那样丰富多彩的活动,也没有社会部那惊险刺激的采访,倒真有几分象”修身养性“的寺院或道观——虽然里边的两个”小和尚“六根不净,杂念丛生。

转眼离开三联已经三年了,面对着自己写下的这堆拉杂琐碎的回忆,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慢慢漫延开来。想起三年前离家远行的那个早晨,我忍不住低低咕哝了一句:

”我还是要做中国最好的记者——也许是财经记者?"

第五篇：我想成为怎样的一个人

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在《读者》上看过一篇文章，具体内容记不清了，但最后一句话却深深记在了心里：人，终究会变成他比较想成为的那种人。这几天一直在聆听研训中心各位领导的讲座，现在想想，忽然觉得这些讲座告诉我们一个意思：你，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细细想想，如何从“该”变成“想”，而“想”又能真正成为呢，邹主任的讲座帮我们明确了道路：认识自己、规划自己、发展自己。

认识自己，我是谁？在幼儿园里，首先要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我是教师，更是管理层；是指导者，更是学习者；是指挥者，更是战斗者；是服务者，更是协调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者、旁观者。我是副手，是园长的左臂右膀，是起一个上传下达的作用的，该有着中庸的态度，自信不张狂；该有着包容的的态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待工作不过度追求一致性和统一性，根据老师的不同能力，不同情况，量力而行，而非平均分配，从而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规划自己，做什么？集中培训的时间是有限的，但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我一定要静下心来读书，用读书来武装自身，理念是教育行动的先导，理念有了新的变化，才能带领着自己的行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有了想法，要到实践中去验证，当理念和现实碰撞时，更要拿起自己的笔，记录自己的想法，记录自己的反思，多读、多想、多写，让自己更上一台阶。

发展自己，怎么做？温总理说过：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做人当然要脚踏实地，但更要有仰望星空的梦想，作为一名副园长，我更要做一名有思想的人，停下脚步，重塑自己的教育思想，追求教育的本真。同行有专家，要充分发挥探究的精神，相互学习，相互提高。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工作，且行且思，修心、修志、修能，全面增强业务能力和自身的人格魅力。

我，只想做一个真诚、简单、务实的人，如此而已，也希望能成为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