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之根源

第一篇：安全之根源

安全之根源

作为一名煤矿工作者，我们要深知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安全与发展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时刻记着“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生命对于我们来说是沉重的，这种沉重源之于生命的可贵。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分析当前发生的所有安全事故，绝大多数是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造成的，一切事故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安全意识淡薄、现场管理不严、没有认真执行规程和安全技术措施依然是引发各类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安全为天，是我们的安全理念。在这个“天”下面，我们每一位员工都应该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如果把安全生产比喻成一台正常运转的机器、那么我们每一位职工就是每一颗螺丝钉。在生产作业的每个环节，行政管理的每道程序都需要我们经常回忆那些含泪带血的教训，绷紧安全弦，拧紧那颗属于自己的螺丝钉。

安全是火，点燃了生命之灯！安全是灯，照亮了生命之路！安全是路，引导着生命走向新的辉煌。

第二篇：安全，幸福的根源

各位领导、各位评委、职工朋友们大家好：

能有这样的机会站在演讲台上，深感荣幸。在这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如果有人要问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香车别墅？还是功名利禄？而我却会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我最需要的是安全”。我想念从事火工生产的各位都会有同样的愿望与感受。因为是安全在捍卫着我们的生命，是安全在维护我们生存的权利，是安全，为我们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力量！

有了安全，我们才能和家人尽享天伦；有了安全，我们才能实现人生的理想和抱负；有了安全，我们壶化才能像今天这样蒸蒸日上；有了安全，我们才能昂首阔步跨入全国同行业前三强。

母亲给予我们以生命，所以母爱的伟大从古到今受众人歌颂，而安全捍卫着母亲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把巨大的保护伞，无声无息的为我们遮挡着狂风暴雨。的确，安全与生命息息相关，连在一起，不可分离。作为一名民爆生产行业的职工，我深深地知道：安全，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是人类幸福的根源！

我从入厂就一直在二车间工作，二车间是火雷管装配车间，危险性可想而知，山东五莲“5·4”事故就发生在火雷管装配车间，2005年5月4日晚，两声沉闷的爆炸声过后，工房顷刻之间夷为平地，9个鲜活的生命瞬间远离人世，远离了这个喧嚣的世界。其中有一名未婚女青年，她叫周东梅，曾是我在南京学习时的同班同学，她年仅24岁呀！她是那么的文静、漂亮。至今，她的笑容仍浮现在我的眼前，她就这样静静的离去了，留下的却是亲人们那痛不欲生的哭声和同事们那不尽的思念。

五莲事故如同发生在你我身边，在事故面前，生命是如此脆弱，却又如此显得弥足珍贵，是啊！还有什么比生命更为重要的呢？看着录像中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画面，我流泪了。正是这些惨痛的事故，让千万个家庭失去了欢笑的权利。这些惨痛的事故，无一不突现出肇事者对生命的蔑视，无一不暴露出违章者对制度的淡漠。黑暗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我们要用它来寻找光明，从事故中知道生命的宝贵，懂得安全的重要。

“智者用经验防止事故，愚者是用事故总结经验”，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安全格言。因为事后补救不如事前防范。为此，我们定期召开安全会议，学习文件，交流经验，做安全汇报，从他人的教训中吸取经验，用于我们日常工作中，有了警惕，不幸的事故就会躲开，有了防范，悲惨的局面才会远离！

“爱企业、爱工作、爱生活”这是我们每位职工的心声！企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每位职工的谨小慎微。“保证安全生产，防患于未然”是为了我们的明天更美好，前景更辉煌！职工朋友们，让我们从现在起立即行动起来吧！

正所谓：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平日里我们付出种种艰辛，用我们的耐心、细心和诚心换取生产的安全运行。我们自豪，我们骄傲，让我们一如既往，关注安全，让快乐和幸福相随！让安全和效益同辉！

第三篇：联合早报报出中国社会矛盾之根源

联合早报报出中国社会矛盾之根源

原题: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结果(作者郑永年)

近年来，越来越多社会基层的案件在中国发生，例如贵州的习水案、浙江的丽水案、重庆买处案和最近湖北巴东案。这清楚地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两大发展趋势。

首先是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准灰暗面令人吃惊，不得不让人感觉到四处蔓延着一种大面积的制度性的道德腐败。笔者已经论述过，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民与权之间、民与钱之间的对立。

政府本来应该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共产品的。如果政府官员的行为、权力的运行本身让人感到不安全，还有什么比这种由政府本身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更可怕的呢？至少，这比丛林法则更无安全。在丛林法则下，个体之间况且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互相竞争。但在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下，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就荡然无存了。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信任正处于一种解体状态。在中国，社会不信任已经盛行多年，并且表现和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民与官之间、官员之间、政府上下级之间等等。在传统的话语里，这是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

失去对法律的信任最可怕

在所有社会信任关系中，最恐惧的莫过于社会对法律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法律是任何一个社会运行的框架，但当法律不被社会信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暴力就会泛滥起来。

就是说，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信任。在民与官、民与钱之间没有一点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就起不上任何作用。

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法律俨然成为了富者和强者的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浙江杭州的富家子弟飚车撞死浙江大学的学生，肇事人激起了多么大的民愤！但假如是一个出租车超速行驶撞死了人，那么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中国的很多社会群体中，莫名其妙的一个“恨”字正在泛滥开来。人们心中有“恨”，但往往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恨”就很容易也很自然爆发出来。

杨佳案件很典型。在这个案件中，警察其实也是受害者，但为什么民心都是在杨佳身上呢？湖北邓玉娇这个案子里，为什么没有人去同情死者呢？所有这些案例里可见民愤已经积累到很大的一个程度。

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很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就会失去社会的稳定乃至安全。

权力和金钱结合，凌辱、欺压底层的弱者，这些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社会底层是最大的受害者。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毫无保护，社会中的个体更没有得到保护。

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

国家须重建社会共同体

无论是社会信任的丧失还是继之而来的社会暴力，都是社会解体的结果。这30多年来，随着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的解体。

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是自治的，由乡村绅士凝聚起一个共同体，有经济、社会和自卫的功能，这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不能说没有效率。1949年以后，这个自然的、自治的共同体就被打破，家族势力等等东西都压制下去（如果不是被完全消灭的话）。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要“破旧立新”。他想用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农村）和单位（在城市）这种行政建制的方式，来重新建设中国的地方共同体。

在这种行政共同体中间，人民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学术界所说的“隐性契约”，就是说，“你接受我的统治，我为你提供一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个共同体的前提是失去流动自由。在农村，尽管这种行政共同体没有什么经济效率可言，人们也过着很穷的生活，但这个共同体毕竟也还是个共同体，至少还有赤脚医生，有学校。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共同体首先开始解体。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衰败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据西方的经验，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败发生的同时，国家应该花大力气来重建社会共同体。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共同体崩溃了，就要求重建公民共同体。

在西方，这个共同体主要是通过“公民权”的建设来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流动，国家就出来保证公民权，就是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和服务。

此外，政府之外也容许和鼓励公民社会如非政府组织的出现，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自愿组织来得到重建。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的重建是政府和社会各自努力和合作努力的结果。

西方民主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

在西方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政府是站在社会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产生的恶性影响。资本的目标是要摧毁所有的共同体，把所有的东西变成资本，变成资本过程的一部分。

这里，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民主体制就是要遏制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西方社会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或者带有福利性质的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逻辑。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利润，它是不会考虑到社会效应的。

西方的这个转型是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的资本和社会形成了妥协，因此转型较为和平。但也有很多国家，这种转型是通过长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而完成的。

在亚洲也是如此。日本的自民党一直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著称的，到今天还保持着这个政治局面。日本社会没有解体和政府保护分不开，同时社会的支持也是日本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主要因素。

新加坡政府更为典型。政府一直以来是个“亲商”的政府。中国的“亲商”概念就是从新加坡引入的。为了发展经济，新加坡政府一直非常注重资本和市场的作用。

但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忽视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在“亲商”和重视资本作用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花大力气发展出一整套能够保护社会的机制，包括“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政策等等。在每次经济危机来临之时，政府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保障社会。社会的支持也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

最大危险是权力和资本走在一起

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共同体的解体。这很难责怪改革开放，因为中国不能停留在改革开放前低水平的发展和社会共同体阶段。问题在于，在原来的社会共同体解体之后，就必须重建。

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当西方新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这些领域都是政府应当担负责任的公共服务领域，但可惜的是，在中国这些领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让给了市场和各种形式的资本。

在农村，情况最为糟糕。流出农村的农民到了城市之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护。

从法律上说，农民工是中国公民，但他们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般的公民权，也没有为他们发展出另外的公民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不被容许组织起来。处于个体的他们在权力和资本面前显得毫无希望。

在以往，西方学者常说中国政治是极权主义。但现在中国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并且在很多场合，权力是为资本服务的。这种结合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比单纯的政治极权的力量也要大得多，可以把此称为资本极权主义。

在政治极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如上所说，政府和人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也要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尽管这种保障也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极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织的，一旦发生冲突，就只能诉诸暴力。

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所有这样那样的恶性事情，大都和社会解体有关。如果不能正视社会解体，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开对立和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要么任其自然，让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发生，要么通过改革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大和解。遏制社会冲突和社会大和解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如何应付社会解体之后的社会冲突？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化解冲突过程，强调法制和法治并没有错，但光强调法制或者法治可能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在没有任何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

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设有助于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尽管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但不管怎样的路径，也避免不了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的公民权的建设。

本世纪开始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无疑是公民权的主要组成部门。社会改革尽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议程，但这些年的进展并不顺利。虽然政府努力不少，但既得利益之间很难达成妥协，更不用说是既得利益和人民之间的妥协了。

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

第四篇：浅析台湾问题根源及浅析两岸关系之未来

北京大学毛中特讨论稿（国际战略与祖国统一）

浅析台湾问题根源及展望两岸关系未来

**15000***** 工学院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愿望。但台湾经历了日寇占据时期、国民党专政时期、政党多元化时期，错失了武力统一的机遇，和平统一又遇到很多障碍。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喧嚣甚上的“台独”势力和“台独”言论加剧了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台湾问题何去何从呢？祖国统一的历史使命还能否完成？

大陆对台政策演变

“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经历了从早期的‘一纲四目’,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再到江泽民的‘八项主张’和胡锦涛的‘四点意见’，从中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调整变化。”[1]

毛泽东时期基本奉行“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的对台政策，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一个中国政府，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2]由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顽固抵抗和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强力干涉，建国初期的“武统”计划难以实行；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分散了中共解放台湾的精力，给了岛内休养生息、加强海岸防御的机会。尽管难度加大，但中共还是没有放弃武装解放台湾的计划。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9月3日，人民解放军奉命炮击金门，并持续了十几天，意在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立场和决心；在攻下万山群岛、一江山岛、舟山群岛、大陈群岛等岛屿后，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炮兵猛烈炮击金门，引发第二次台海危机；此后爆发了数次炮战，并逐步采取“单打双不打”的方式陆续鸣炮，直至79年中美建交为止。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邓小平提出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允许台湾作为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权力，此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逐渐成型。“尽管遭到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的污名化和妖魔化，但它仍然在解决台湾问题的实践和两岸关系的进展中不断得到发展。”[3]“一国两制”的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经过了香港和澳门的实践检验，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国两制”香港版本与台湾版本的差异：解决香港问题时没有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发生重大争执，我国 北京大学毛中特讨论稿（国际战略与祖国统一）

政府提出“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英国方面并未对此提出挑战，香港人也并未

[3]提出建立‘对等政治实体’；但解决台湾问题时，台湾当局反对一个中国原则，提出要建立‘对等政治实体’，以‘分裂分治’为两岸关系定位。

此后数十年间，“一国两制”的理论不断发展，其内涵更加丰富，体现出更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从《告台湾同胞书》到“叶九条”①、“邓六点”②，从“江八点”③、“胡六点”④到习近平对台政策新思维，大陆对台政策更加丰富，赋予“一个中国”原则更大的包容性（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表述改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为解决台湾问题、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积极探索。

两岸关系取得重要进展、双方达成基本一致观念的标志是九二共识。92年11月，大陆的“海协会”与台湾的“海基会”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后来台湾学者苏起将其冠名为“九二共识”。它确定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开拓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求同存异”的路径与方法、指明了两岸关系发展的终极方向。[6]

台湾政局发展与两岸关系

“就台湾政治多元化过程来看，经历三个阶段，分别是一党专制下的专制统治时代、一党专制下的逐步改善时期和政治多元化加速演变时期。”[4]“两岸关系自50年代两岸分裂对峙以来，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军事对峙阶段（1949年至1979年）、和平竞争阶段（1979年至1987年）、交流缓和阶段（1987年至1999年）、“统独”斗争阶段（1999年迄今）。”[5]如今民进党蔡英文政府迟迟不肯正视九二共识，台湾当局的立场模糊，给台湾问题增加了不确定性。

国民党统治台湾的前20年，全面延续南京政府的统治方式，推行以“反共复国”为核心的基本政治路线，实施“戡乱”和“戒严”，维持国民党专制和蒋介石独裁统治，严格控制新闻媒体和社会运动，严格限制民众言论和思想自由。“在大陆政策上坚持‘法统’，坚持‘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立场，一方面封锁海峡，严禁两岸间的任何往来，一方面严厉查处各类‘台独’活动，以法制独。”[4]

20世纪60年代末期，国民党当局调整政治手段，部分放宽政治上的控制，①1981年9月，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称为“叶九条” ②1983年6月，邓小平就祖国和平统一提出了六点设想，称为“邓六点” ③1995年1月，江泽民提出了“八项主张和看法”，称为“江八点” ④2008年12月，胡锦涛在几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了对台工作的六点建议，称为“胡六点” 北京大学毛中特讨论稿（国际战略与祖国统一）

直到1986年民进党的成立标志着“党禁”缺口的打开。在这20多年间，一方面有大陆改革开放、发展起来带来的压力，一方面也有美国为树立“民主改革样板”要国民党开放的压力，同时岛内各界要求结束“戒严”、专制统治的呼声日益高涨，蒋经国顺应潮流，调整政治和经济制度，逐步放弃封锁海峡政策，两岸关系出现缓和，民间交流日益频繁。

80年末期，国民党实施“宪政改革”，台湾社会进入政治多元化时期。国民党一党独大和一党专制的状况被打破，政治格局不断完善，先后出现了两派对立、多党竞争的局面，最终发展为政党轮替、“轮流执政”的政治局面。这一时期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政策在“统”与“独”之间飘摆不定。典型代表是民进党，从1986年成立到2000年上台执政，其“追求台湾独立”的政治主张十分坚定。但由于国际和大陆以及台湾民意的制约，民进党不能宣布台湾独立，但其“台独”意识从未放弃，伺机寻求独立的野心也是路人皆知。

台湾社会存在着国家认同危机，“以认同‘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共和国’为标准，台湾社会基本形成了以国民党主体的泛蓝政治势力和以民进党为主体的泛绿政治势力”。[5]台湾各政党在国家认同上的分布基本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统一（新党）←维持现状（国民党、亲民党）→独立(民进党、台独联盟）1988年国民党主席蒋经国逝世后，台独分子加速了分裂行动，两岸关系进入波动期。蒋经国的继位者李登辉进行“宪政改革”，十年时间六次修宪，大刀阔斧地改变台湾政治格局；同时向“台独”路线逐步转进，95年开始，借口重访母校康奈尔大学，李登辉通过种种手段，煽动美国国会亲台议员不断游说克林顿总统，最终通过了李登辉访美的决议，公然违背三个联合公报，爆发了第三次台海危机。此后经历了陈水扁时期和马英九时期，围绕“独”和“统”僵持不下，两岸关系此起彼伏。

16年5月，蔡英文正式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而任职将近一年从未承认“九二共识”，再考虑她之前拒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否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不遗余力地鼓吹“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两岸关系等行为，我们不能不为未来几年两岸关系的走向担忧。

外部势力的影响——以美国为例

台湾问题悬而未决，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美国等外部势力从中作祟，严重阻挠了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台湾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国。

二战前后美国是台湾归还中国的坚定支持者，随后签署的《开罗宣言》更是 北京大学毛中特讨论稿（国际战略与祖国统一）

确定了台湾的归属问题，在日本战败坚定地支持台湾归还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待“尘埃落定”，并转变立场为“台湾地位未定论”，更在旧金山会议上改变对台政策，逐步形成“两个中国”的论调。朝鲜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企图怂恿台湾当局对大陆进行武装袭扰，并在大陆炮击金门、爆发了第一次台海危机后，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例”。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以制造“两个中国”为目的，派出军舰为国民党运输船和军舰护航，但在蒋舰遭受炮击时仓皇逃离战场，暴露了其不愿卷入战争的真实想法。

60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美苏争霸进入白热化阶段，而中国和苏联关系也一度恶化，这也推动了中美外交正常化和中美建交。随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的签署，美方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并对台“断交”、“废约”、“撤军”，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调整了对台军售，中美关系逐步改善，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更多的一致。

“八九政治**”引发了中美关系的动荡，美国宣布了包括对华军售禁令等一系列制裁措施，随后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给世界政治格局带来巨大的冲击，老布什政府一度升级对台军售，公然违背《八一七公报》对台售武的条例，引起大陆强烈抗议。冷战后克林顿政府公然违反三个联合公报，决定允许李登辉访美，随手在台湾海峡两岸紧张局势下，美国又公然派舰艇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施加压力，由此爆发了第三次“台海危机”，“美国所采取的恶劣和偏激的台海政策导致中美关系严重恶化。”[7]克林顿执政后期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三不”政策，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小布什政府期间，南海撞机事件使中国关系陷入谷底，随后批准的对台军售更是引起了大陆的强烈抗议，但两国政府仍然保持着合作对话的态度。“9·11”为组成国际反恐联盟而展开全方位外交，但艾中美关系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有意或无意”间制造的麻烦不断（如02年《核态势评估报告》声称在台海发生战事时美国将使用核武器），中美关系进入不确定时期。公开场合美国仍然声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而“以台遏华”的传略逐步成熟、成型并积极实施。

岛内民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

一方面，从大陆迁到台湾的部分民众及后代对大陆有很强的归属感，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另一方面，受到媒体的刻意片面报道和政党及社会团体的恶意 北京大学毛中特讨论稿（国际战略与祖国统一）

抹黑，部分民众对大陆产生误解，并逐渐接受了“台独”思想。我们需要认识到，民意决定了未来两岸关系的走向，因此详实地了解民意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础。

首先来看“台独”运动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台湾政治转型早期，部分台独理论家主张‘为民主而台独’，民主优于台独，且是台独之目的。”[8]在政治实践上，民进党主张争取民主自由，让被限制政治权利的台湾人民有更多的参政、议政权利。而80年代后期，民进党进入台湾政治体制，以追求选票和权位为政治目标，造成了“台独”运动对民主的绑架。1991年通过的“台独党纲”更是标志着民进党转型为“台独党”。“台湾本土意识、分离活动以及‘台独’运动，是依附在岛内一波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逐渐滋生并膨胀起来的。”[9]在台湾政治转型的进程中，岛内外“台独”势力充分借助岛内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的机遇与空间，把民主当作护身符，却处处背离民主的内涵与真谛，积极鼓吹、渲染本土意识与“台独”思想，浇灌“台独”土壤，升高“台独”需求，导演“台独”闹剧，推动“台独”势力的扩张，造成台湾民主化的扭曲与异化，在台湾民主转型的温床上生长出“台独”这株罂粟花，反噬、腐蚀台湾“民主”的基石。

此外，“台湾近几年弥漫着一股浓厚的亲日情绪，台湾人中也确有少部分人

[10]具有较深的日本情结。”主要根源是日本占据时期日本对台湾疯狂的文化侵略，而蒋介石的日本情结又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台湾的日本情结，而台独分子李登辉、蔡英文等台湾地区领导人浓重的亲日情绪进一步促进了日本情绪的膨胀，它对于两岸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随着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的多级化，日本跃升为经济强国，对世界局势有相当的影响力，日本情结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为满足自身侵略和扩张欲望而在台湾人民心中着意栽培的一棵毒株，日本在台湾问题的解决进程中的阻碍不可小视。另一方面，台湾当局把对日本的情感已拉到历史和政治认同的高度，这意味着台独势力的全面膨胀，意味着台独分子已经开始利用日本情结这一工具，实现其分裂祖国的目的，也意味着他们开始利用权力，企图驾驭全体台湾同胞的思想，以使其“民意”转向，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台湾岛内部分媒体被台独势力操纵，刻意片面地报道和大陆相关的新闻，捏造、夸大事实，抹黑大陆形象，促使民众产生讨厌大陆、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不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等台独思想。典型的媒体有三立电视、民视、台湾日报、自由时报等，而公开抹黑大陆、攻击大陆政府及人民的电视综艺节目如新闻挖挖哇、新闻看透透、前进新台湾、年代向前看等，其言论之幼稚、北京大学毛中特讨论稿（国际战略与祖国统一）

愚民行为之肆无忌惮令人发指。“由于地域狭小和特殊时空环境形成的‘生命共同体’意识，使得台湾媒体特别强调新闻的贴近性。但在激烈竞争之下，新闻过于琐碎，而且国际新闻少、大陆新闻版面下降，加剧了台湾民众的‘岛民意识’、‘闭关锁国’心态，渐进式地加剧了两岸疏离感。”[11]

两岸关系展望

两岸关系正进入一个关键的时期，一方面，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动力在增强；另一方面，两岸政治对抗正激化，‘法理台独’正构成两岸关系严重的威胁。“无论从大陆、国际和台湾主流民意考察，两岸关系的未来，和平、稳定发展仍是趋势。‘台独’更多的仍是台湾政党、政客取得权力、谋取私利的工具，需要注意的是‘法理台独’逐步升级而终于触犯大陆对台政策的红线，从而破坏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前景，但在此之前，只要国际上一个中国格局仍然维持稳固，大陆有尽多的筹码来应对‘台独’的挑战。”

为了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终极目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3] 1.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提升综合国力。具体表现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提升我国军事实力，加强国防能力；努力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提升国际形象；加强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民主建设。

2.加强国际国内联动机制，坚决遏制“台独”势力的活动空间。具体措施包括批判和揭露“台独理论”的荒谬和“台独”势力真正阴谋；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基础，遏制“台独”，为台海和平创造条件；以《反分裂国家法》为法理依据，打击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3.以民为本，贯彻落实“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台海政策，维护和保障台湾同胞的合法权利，共享“改革开放的红利”，抓住机遇，扩大开放，为台湾同胞谋福祉，共同促进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4.采取积极开放的原则，加强两岸接触交流。

参考文献：

[1] 孙代尧.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演变论析[J].中共党史研究,2006,(06):32-40.[2] 本报评论员.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N].人民日报, 1971-9-25(1).[3] 李义虎,刘红,张植荣,等.“一国两制”台湾模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北京大学毛中特讨论稿（国际战略与祖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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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四风产生之根源及解决方法之探讨

四风产生之根源及解决方法之探讨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认真组织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突出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本文意欲从“四风”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方法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一、“四风”产生之根源

（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产生，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亦有现实诸种原因。

从社会历史根源来看，官僚主义是伴随着管理权与社会基层生产活动相对分离而出现的。当少数人握有实权而权力又没有制约，某些官僚主义现象的产生是必然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很难截然分割，形式主义盛行的地方往往是官僚主义严重的地方。

从现实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主体多元，政府与市场、社会管理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而深远的变化。一方面，多层级、多头管理的体制，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社会价值观多元，权力和金钱崇拜成为某些人的内在价值取向，追求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在某些公职人员中出现并与社会的奢靡之风互动。当中国

环境越加复杂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这种风的危害就越大，并侵蚀着群众对公权力的信任。与此同时，我们的监督体制也暴露出一定的弱点，即上对下的监督有效，但必须有人检举才能得到线索，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同级监督较弱，下级监督上级更弱。

（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产生是缺失了个人信仰，扭曲了价值观。

面对经济的快速腾飞发展，受各种文化思潮、价值观念的冲击，一些人经不住诱惑，顶不住糖衣炮弹的冲击，在理想信念方面存在着政治信仰不坚定、理想信念模糊、世界观和价值观定位扭曲、社会责任感缺失，为人民服务宗旨意识薄弱，失去共产主义信仰。“官本位”的思想严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关心不够，脱离实际，工作因循守旧，敬业意识不强，服务水平不高，不思进取。贪图享乐，偷机钻营，只想索取，不愿奉献。

（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产生是监管机制不够健全，权力制约有待完善。

一方面，监督制约机制存在缺陷，缺乏科学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措施。有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不够严格、随意性大，甚至成为一种形式、一种摆设，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的约束力。由于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制度要素之间不能有效地衔接，导致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置身于监督之外，成为不受监督的“特殊人”。另一方面，权力配置不够科学，“一把手”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体，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取决于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导致在权力运行中，行使权力无所顾忌，容易产生家长制作风和官僚作风等问题，由于制衡机制不健全，没有形成权力制衡机制，导致权力之间缺少相互制约，防错纠错力量不强。

(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产生是缺乏有效的学习教育，没有找到扼制“四风”的有效方法。

疏于学习，忽视政治理论素养、知识水平、业务本领和领导能力的提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缺乏全面深刻地了解，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知识，科技知识、现代管理知识和法律知识知之甚少。有的理论学习与实际相脱节，没有从知与行、学与用的结合上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造成理论学习与实践脱节。

二、解决“四风”的对策

“四风”的形成非一日之寒，解决“四风”的问题必须下大气力，需要对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

（一）加强教育引导，增强党员干部转变党性党风党纪的自觉性。一是要健全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责任机制。建立培训责任体系，有规划、有组织、分层次地抓好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重点抓好党的宗旨教育。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牢固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观念，真正从思想上亲民、从感情上爱民、从行动上助民，做到“民有所想，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密切党和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是要加强新知识学习，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进一步端正学习态度，进一步加强学习的紧迫感，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致用。并养成深入生产一线的好习惯，养成调查研究的好习惯，养成了解社情民意的好习惯，增强准确把握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依法办事的能力、学习领会先进科技知识的能力，科学决策、民主管理的能力，提高干事业、谋发展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三是要注重教育实效。加强党风廉政教育，要把反腐倡廉教育贯穿于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等各个方面，坚持教育与管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督促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廉洁自律，反对和防止腐化堕落。把反腐倡廉教育面向全社会，把思想教育、纪律

教育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要在时效上抓警示教育，注意教育的超前性、防范性。

（二）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防范机制

要结合实际，加强各项法规制度的建设，尤其是党风党纪方面的制度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加强督促检查，建立惩处机制

对党员干部实施有效监督，是防止执政党腐化变质的重要保证，加强监督制约，确保党员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是加强党性党风党纪建设的重要环节。要把权力的科学配置与对干部的有效监督结合起来，把事前、事中、事后监督起来，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对权力进行全方位监督。

1、建议科学有效的监督评价制度，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2、建立一支能力强、业务精、作风正，敢于同不良风气作斗争的监督队伍。

3、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加强民主监督和管理。要切实加强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支持和保证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通过一定的渠道，采取一定的形式让广大群众参与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进行的各种监督。

4、在督查的形式上，采取多种形式。

（四）建立健全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坚持反对“四风”

1、坚持求真务实，反对形式主义。

必须坚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坚决反对各种形式主义。一要真察实情、民情。二要真干实事，“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从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入手，为群众排忧解难。只有真心实意地把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解决好了，群众才会拥护党、信任党。三要真落实处。作风的转变，不只在形式的变化，关键在有真内容，也就是实实在在落到实处。

2、坚持群众观点，反对官僚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改进工作作风，反对“四风”，要树立群众观点，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要相信群众，要依靠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力量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3、坚持勤政廉政，反对享乐主义。

反对“四风”，要坚持勤政为民，增强责任意识。党员、干部都要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看的比泰山还重，增强宗旨意识，勤勉工作，无私奉献，做勤政为民的好公仆。党员、干部要清正廉洁，恪守为政底线。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权力观、利益观，自觉坚持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

4、坚持勤俭节约，狠刹奢靡之风。

要抵制奢靡之风，必须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强化权力监督，严格执行“八项规定”，重点治理骄奢淫逸和挥霍享乐的不良风气，增强节俭意识，发扬勤俭朴素的精神，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