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不必哗众取宠

第一篇：教师不必哗众取宠

教师不必哗众取宠

现在教师发言，发表论文首先要引用一句名言。比如说就创新的话题，我们会这样开头：“苏霍姆林斯基说：人的心灵深处有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在这个意义上说，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教育的应有之义”。这样的名言似乎成了芝麻开门的钥匙。作为读者或者听众对于这样的开头，我们愿意看吗？不愿意。有意思吗？没意思。套用一句小品的话说，我们已经不是需要名人来增加观点分量的初级阶段了。创新不是因为苏霍姆林斯基说了，我们才知道要创新。创新没那么高深，他就活生生的出现在我们生活中。创新是人类从古到今，时时刻刻都在不断经历，不断运用的思路导向。简单地说，我们如果想把一件事做成，做好，就一定要想出一个好的思路，好的办法。这个思路办法就是创新的结果，而我们在这件事情中琢磨的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

创新不是一个新名词。所以他也不值得我们作为金科玉律的大旗来到处炫耀。因为日常工作中我们不需要解释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创新。我们需要的同样的事情别人是怎么做的，而这个做法我们是否能够借鉴采纳或者局部运用。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在的教师培训，校长学习为什么得不到拥护而牢骚一堆的根本原因。我们教师当下想要的是实话，现实存在的话，扎实做过的话，听了觉得踏实的话。

比如，学校把办学目标确定为培养创新教师。这个目标老师们看了实在是没法把握。一件工作结束，教师本人没法确定自己到底创新了没有，而别人也没法来评价创新的程度。所以这是一个套话，没有实际指导意义。要想有指导意义，我们就要有一个可执行的指标。比如说：生动。尽管生动是一个修饰词，但可以判断。课堂生动就是有创新了。有的管理者认为这样说恰当吗，生动作为课堂指标是否忽略了知识要求。如果一个教师的课上热热闹闹，课下一问啥也不知道，怎么办。这种顾虑是存在的。但这种顾虑首先是忽略和低估了学生的辨别力。其次是泛华了生动的意义。一个没有知识含量但却生动有趣的课能讲一节，能讲一学期吗。如果一个老师每节课都言之无物，而学生却对这样的课乐此不疲，他的可信度有多大。生动的东西必然是有内容的。有的管理者也担心，比如上科学科，而老师讲的是故事，学生也爱听，也生动，那是创新了吗。是创新，但不是创新课。我们的创新的基点首先是符合学科特点，如果一节课都没有基本的课的特点，这就是不合格的老师，还谈什么创新课，即使是故事也是与这节课相关的科学故事。生动是创新的基本判断，因为所谓新，包含了，新颖，新鲜，新奇等特点。学生喜欢了，才会认真对待，“信其课，爱其师。亲其师，信其道”，生动有语言生动，情节生动，表情生动，内容生动等等，生动是一个方式，以为内生动有吸引力。吸引力的终结点在知识，你教知识生动有趣，他教知识拖沓枯燥。区别不在于魅力，在于知识的拓展延伸角度。一个知识点，你的内涵外延有多大，他的生动就多强。

第二篇：《哗众取宠》观后感

《哗众取宠》观后感

身处这时代，我们很难笃定自己是活在最好还是最坏的时代，因为你已不是小学生，写不出“金融海啸小主人如何理财”，“全球暖化如何保护地球”等诸多主题，小学生解决了大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皆因成年地球人明白解决地球面临的问题有个先决条件，就是解决地球人本身。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好坏的标准是今天有没有笑，特别在开心的时候要尽量笑，因为一夜之间，你可能忘记笑为何物。

试想象工作一年辛苦到头，难得约女朋友共度晚餐，吃前菜时财经新闻开始播放，就明白这饭已吃不完了——因为你投资的股票跳楼了，而你要跟着跳。尽管心知，在这越发逼仄的社会，幽默变得和乳沟一样重要，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但你难以幽自己一默——除非，你看过《福布斯》报道，和他一样在《哗众取宠》栋笃笑现场、在3000人前指出：李嘉诚在今次金融海啸蚀一半，何鸿燊更输九成身家，而被海啸掩掉千万——半数身家的自己感到很安慰，因为跟李嘉诚平手，还赢了何鸿燊——此时此刻，即使你没记起《冇炭用》中他早已告诫，“你一定要多读些书，因为你多读书你才会明白：你为什么会失业”,想起他当年说尽成人之危的《儿童不宜》里解慰的一句：“请你好好放低。”

他有什么不开心的都拿出来让大家开心了——1990年至今十九年，十场栋笃笑，在香港被喻为一个奇迹。这是一个怎样的奇迹？如果把一般相声演出看作作一场拳击，几分钟左右互博，尽抛包袱，决定性的是K.O那一秒，他的则是一场马拉松：120分钟表演开始，你要准备秒表，他一出场，计时！算一下一分钟五个甚至十数个个笑点，一场show下来，你已经看了六、七百个笑点的马拉松。这是他的第一个奇迹。

这个人叫黄子华，他的题材从政治、娱乐到生活均有涉猎，从开始的针砭时弊到如今的反讽生活，高密装置笑点的台本独立完成——如果倪匡是华人世界写得最多汉字的人，黄子华可能是华人世界想得最多笑点的人，“我不懂得有一种幽默，如果它是和我无关的，对自己不残酷的，我就不知道为何要讲这个笑话，我希望讲的是和自己有关的。”

正是这理念，现场变数极多，他扭尽六壬不单博君一笑，更当你朋友，对你反应敏感，点滴回应——把你真真正正当做自己表演一部分，因此即使是嘘声留难，他都斗胆接棒，说“以前互动是我动你们，现在互动变成你们动我。”——“跟电视和电影相比,舞台剧有如斗牛,你赤裸了自己任由观众看”，而单口相声有如斗牛遇上群殴，人单而众势，斗牛场变了欢乐小天地，有点红色的哪怕是条卫生巾都可以拿来摇摆。黄碧云说‘我去看黄子华栋笃笑就像去看斗兽——惊心动魄的残酷，难得是众人都笑得出。’

一如钱钟书所说，‘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但跟着笑和对着笑之间如何分辨？——这也是笑话层次高低的衡量，即笑声与掌声之间的时间差。想起他的一个经典，与大家分享：“有一个人需要吃很多饭才能饱，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好难吃饱的人咯。——那如果一个民族需要用发明很多方法去预测自己的命运，那这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呢？——那它就是一个命运好难预测的民族——”

无聊——一时失笑——衷心掌声，亏得黄子华有这样的耐心，等待观众在爆笑后的恍然大悟。一首歌好听听一次就百听不厌，一个笑点好笑笑过一次便不再好笑，但是你永远能从黄子华栋笃笑里，发现新的东西。这是属于他的第二个奇迹。

所以，难以忘记那部筹备九个月作为放弃梦想宣言的《娱乐血泪史》、....开始变得圆融的《拾下拾下》，登峰造极的《越大镬越快乐》，永埋深渊的《杀出厨房》，以及新近未及回味的《哗众取宠》——“作为艺人有一个最大的权利，就是他随时可以失业，这是一个很没有保障的行业，你只要失败一次，别人就可以说你玩完。我经常有这种危机感，接下来还能不能做到呢？”

他似乎生来就是一个对自己残忍的人，但观众们更见无情，一次某周刊报道黄子华恋情告急，他当时女友疑似自杀。他上到了舞台，观众没有放过他，提出即兴要求，要求讲‘自杀’。台上，说了什么已记不起了，台下，他说：“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残忍。”黄子华曾表示很羡慕林海峰有一群热爱他的人，而自己还是与观众艰苦角力。

——就是这样一个观众15分钟不笑出来就心跳达440下的人，在台上居然大讲尼采、讲唐君毅、讲爱因斯坦、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且让我们听得很明白，而笑得出来，仿佛某个夏日午后，啃瓜子、灌啤酒后，听一个老友的唠叨，却感受出一份禅宗那种修行在世的真意。这个主修哲学辅修社会学的知识分子，把数十年沉闷人生抽取出120分钟的单纯快乐，放入受用到未来的积极生活态度，真是‘笑匠床头无怨妇，状元书童不落俗’。

话说，‘宰相家人七品官’，照此推断，舞台带位员也是半个表演者，那天在《哗众取宠》现场，带位员高声喧哗，驱赶一名观众坐错位，按票所示，他理应坐在自己的隔壁——争执顿起，旁人忍不住转头“嘘（示意安静）”——不知幸与不幸，这一声“嘘——”，黄子华听到了，他很惊讶：咦！你们在嘘我吗？不是吧，嘘一个表演者——这个真有意思，数三声，大家一起嘘我，3、2、1——（全场嘘声四起）！好，下次等刘D华、郭F城开演唱会，你就等他，等他摆好自觉最帅的姿势，然后你们可以一起......——台上的他竖起食指，而台下只响起了掌声，如雷的掌声，第一次看到这伟大栋笃笑大师错愕的表情，我猜，他预计错了现场的反应。因为他的不开心让我们笑了，因为他对大家都不懂的地球危机的奥妙解读，至少，让我们不需如古诗所说的‘等到死神临近，才感知玫瑰、歌特一样平等的死亡’，金融海啸一来，我们便和李嘉诚、何鸿燊一样壮烈地——失败了。所以，黄子华，请你放低担忧，享受观众对你热爱，那怕只此一次，请你好好放低……待至笑声搁浅，我总会想起这个冷酷的娱乐艺术家，曾经有那么一番温暖人心独白，记之以与活在金融海啸之下的人类互勉：

“我觉得活着很困难，不是指谋生，而是要面对世界。每一个人的齿轮都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是复杂的，齿轮也不是平面的，吻合的何其难求。”

>p．S：“”的内容均选自黄子华的演出、访谈或随笔

第三篇：是缺乏常识,还是哗众取宠

是缺乏常识,还是哗众取宠.txt12思念是一首诗，让你在普通的日子里读出韵律来；思念是一阵雨，让你在枯燥的日子里湿润起来；思念是一片阳光，让你的阴郁的日子里明朗起来。是缺乏常识，还是哗众取宠

——评潘德孚《〈科学地看待汉字〉读后感》

首先必须申明，我们并不把这篇短文看作是一篇学术论文。因为本文的绝大部分内容纯属科普知识，或语言常识，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更淡不上什么“创新”。

国内有一个刊物《汉字文化》，早有所闻。一直听圈内人士说，除个别学者的文章外，从整体看，水平低下，不值一读。我们也在早年“拜读”过一二，印象不太好，感觉有些像在胡闹，并不将其放在心上，因为那时觉得跟这样的刊物较劲儿，不值。可是最近发觉这刊物闹得有些过分了，影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我们打算随便挑一篇由所谓“温州市汉字现代化研究会”会长潘德孚写的《〈科学地看待汉字〉①读后感》（《汉字文化》1999年第4期，以下简称“潘文”）来给大伙儿看看，这个刊物上都登些什么样的“论文”。

潘先生的“论文”几乎每页每段都少不了谬误。下面“精选”少量文字，“奇文共欣赏”。先引潘文的第二自然段（计170字）：

近代，虽然有吕叔湘、张志公等语言学大家，但他们都没有像西方的索绪尔那样写出过宏观的、系统的汉语文著作。他们引进西方的语言学施用于汉语文的时候，在文字改革这个问题上提出的一些论点，往往过一个时期就自我否定，或加以修正。这说明我国的语文研究还远远没有成熟，没有完善的、自圆的理论系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说明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并不完全符合汉语文的实际。

真是笑话、奇谈！（1）索绪尔什么时候写过“宏观的、系统的汉语文著作”?索绪尔根本没有研究过汉语，怎么会写出“宏观的、系统的汉语文著作”?或许潘会长的意思是说，像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那样的“宏观、系统”的语言学著作，吕叔湘先生和张志公先生没有写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潘会长缺少起码的汉语语法知识的训练，连自己的意思都表达不了。（2）众所周知，索绪尔生前也没有写过“宏观、系统”的“语文”著作，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不是“语文著作”）并不是他写的，而是他的学生巴利（C.Bally）和薛施霭（A.Sechehaye）在索绪尔死后根据部分学生的听课笔记整理的。这样的常识，潘会长竟然也不知道?（3）潘会长说吕叔湘先生、张志公先生没有写过“宏观、系统”的著作，他们真的没有写过吗?潘会长读过多少他们的著作呢?（4）“过一个时期就自我否定，加以修正”，这也错了?世界上有哪一个理论不需要修正?我相信，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会对敢于自我否定的学者表示敬意，而潘会长却除外。（5）一种理论自我否定、修正，就说明这种理论不成熟，不符合汉语的实际，有这样的逻辑吗?哪一种理论不是在不断发展、不断修正的呢?

潘似乎不太善于作调查，说话过于随便，不负责任。例如他说：“语委虽然出了一本《汉字部件规范》，但参与制定的人，根本没有发表过有关的研究著作”，“在1998年8月的全国第二届语言文字应用学术会议上，竟然没有一位发表有关著作”。请问潘会长，陈一凡《论汉字特征信息编码键盘输入》（《汉语语言文字信息处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王宁《汉字构形理据与现代汉字部件拆分》（《语文建设》，1997年3期），以及张普《语言自动处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汉语信息处理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是不是“有关的研究著作”?这真叫人怀疑这位会长究竟读过几篇论文、几本专著！潘会长居然自注说：“本人当然有一篇，但我是‘学术外’的。”您瞧，只有我才有那么一篇，不幸却是“学术外”的。潘会长简直委屈得如“鸡立鹤群”。潘不负责任、信口开河的例子在该文中到处都是。例如，他说：“张志公、吕叔湘认为汉字研究应该走‘一语双文’的道路。”请问潘会长，说这句话的根据何在?还有，潘文说：“现在的扫盲实验，一些人只要花上半个月，就能学会一二千字，能看一般读物。五六岁的孩子，也可以记住一二千字„„”我们很想知道这些信息的来源。一二千字，少说点，一千五百字，怎么样?半个月，十五天，平均每天要记住一百个汉字！潘不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吧?这可是“学术论文”！潘会长自注所说的那“一篇”该不致于也是这等的吧！

潘嘲笑张志公先生“是文字学家不是数学教师，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但是我们认为潘的意见有些问题，潘认为学习拼音要花费和学习汉字一样多的时间（第6页倒数第二行）。除了故意搅混水，谁会说学会汉语拼音要花费与学习汉字一样多的时间?在我们学校学汉语的老外，从一个汉字不识开始，学习汉语拼音，仅仅花了四个星期。无论老师说什么，他都能用汉语拼音写下来。还有，小学生学习汉语拼音花多少时间，学汉语花多少时间?这样有目共睹的事实，潘为什么偏偏视而不见呢?

潘的奇谈怪论还有：“拼形字是一个完善的系统，拼音字根本还没有完善；„„拼形字别人看得懂，拼音字别人看不懂”。这里，潘又使用了语言文字学中根本不存在的术语“拼形字”、“拼音字”。也许他指的是汉字和拼音文字。但是凭什么说前者看得懂后者看不懂?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拼音文字，却居然“别人看不懂”，还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吗?“看不懂”，难道拼音文字是天书?不经过学习两者都看不懂，经过学习全能看懂。

让人感觉“精彩”的还有潘下面的一段话：“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所谓创新，就是前人还没有讲到的，讲不周到的，或者是讲错了的”。潘对“创新”的定义简直是旷世空前。“前人没讲到的，讲不周到的，讲错了的”就是创新?潘的母语语法知识也太差点儿了吧?小学生也不至于犯这样的语法错误吧?按正确的语法，话应该这样说：“所谓创新，就是讲了前人还没有讲到的，讲得比前人周到的，或者是纠正了前人错误的。”即使是这样，语法上没有问题了，内容上还是有问题。前人还没有讲到的，你讲了，就是创新?不见得吧?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可能讲前人没有讲过的话，难道都是创新不成?比如潘的这篇奇文，也算创新?潘的文章，高潮迭起，“精彩”的还在后头。潘说：“索绪尔理论体系的基础是拼音文字，而汉语文的基础是拼形汉字。”这位可爱的潘会长把汉语文的基础说成是“拼形汉字”，真是岂有此理！能说汉语是以汉字为基础吗?潘是说，先有汉字然后有汉语吗?世界上哪儿有“先有儿子，后有妈妈”的事情?

最后我们来谈谈潘的一个奇怪的文字学的观点。潘文用整整一节来反对“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的观点，并将这一节的标题定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吗?”对此，我们不能不给这位会长讲一点语言文字学的常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这句话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先有语言，然后有文字；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有语言不一定有文字，存在着没有文字的语言；文字的教学建立在语言教学的基础上；文字的教学对应于语言的教学。这些都说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这几乎已经是人人皆知的常识，几乎被所有人所接受。

如果这位会长还不明白的话，我们请他认真读一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等著作中有关“符号”、“能指”和“所指”等的论述，从语言学ABC老老实实学起。不要连一些基本概念还没弄清楚，就急着发文章，指手画脚，哗众取宠，混淆读者的视听，扰乱语言学界正常的学术研究。

第四篇：不必担心“看不懂”

不必担心“看不懂”

作者:陈晓明

近来从友人处得知木斋君写了一篇相当漂亮的文章《关于看不懂》。这使我产生了对话的愿望。十年前（1988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理解的艰难》，当时发表在一家内部刊物《文学研究参考》上，文章的主旨也是关于“看不懂”的问题。看来10年过后，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只不过我的观点恰恰跟木斋君相左。

木斋君说的近年的文学作品充斥了看不懂的东西，可能言重了一些。我的直接经验依然是，到处都堆积着似曾相识的大路货。“看不懂”的作品可能有点，但极为少数。木斋君提到诗歌。我对诗歌是外行，完全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表达我的直接感觉。我想诗歌不存在懂与不懂的问题。诗永远是超出日常经验，超出常规语言的艺术表达，诗的存在理由就是反日常经验。如果诗与常规语言一致，或过于一致，诗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我想这是诗学早已解决的问题。在革命年代，人们用诗歌去充当时代号角，去激励人们战斗，这是特殊的历史情势所致。现在，这种历史前提条件不复存在，诗可以回到诗学本体，可以回到语言本体。90年代的诗我读得很少，但我想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等人的诗，我看不出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觉得他们的诗不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诗易懂，正是因为他们的诗总有些超出常规经验，超出常规语言的意蕴，他们给我揭示了一个反常规的想象空间，给我以智力的愉快。

“懂”与“不懂”还是一个历史范畴，还应该从现代艺术观念的转变，艺术方法的变化来看文学艺术的发展，才能对懂与不懂有一个恰当的认识。我注意到木斋君提到不少中国古代的经验，这些在理论的层面上，都很有说服力。但回到历史实践，我就不敢苟同。我以为不能拿古典时代的经验与当代比较。人类的艺术经历现代的转型，已经发生相当大的变化。现代艺术就是在反传统规范的前提下获取它的生存空间的。尽管它总是在不同的程度上与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些艺术家（艾略特等人）还刻意强调传统，但我想那更多的是表达他们与同代人的区别，而不是真的对传统有多么强的认同。艾略特对传统的强调，与其说出自艺术规范，不如说出自他的宗教观念和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就他的诗来说———在那个时期，无疑是对传统的尖锐挑战。

就当代中国的小说而言，80年代后期出现了以苏童、余华、格非和孙甘露为代表的先锋派群体，他们尤为强调小说的叙事形式和语言风格。尽管他们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把中国小说的叙事艺术提到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他们的小说构造比较复杂的叙事方法，也力图表达深邃的思想意蕴，但这些艺术经验是中国小说长期欠缺的经验。

格非的《褐色鸟群》可能是当代中国迄今为止最难懂的小说之一，但它可能提供的经验相当丰富，它同时也可能在思想、智力、感觉和感情方面，令人回味无穷。并且它本身标志着小说的叙事可以达到的某种境地，为小说形式的拓展打开更大的可能性空间。这就像某些大师设计的时装，它们难以纳入常规秩序，但它们的存在为常规的存在打开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这类作品与整个文化共同体生产的庞大的“通俗易懂”的产品比较而言，显得微不足道。所以，对于我来说，适当强调一下探索性和前卫性，可能对我们这个充满了惰性和寄生性的文化共同体来说，更有建设性的意义。

应该看到，“看不懂”的东西往往充当了思想史和文学艺术史进步的扛杆。尽管我们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实践中还找不到有力的证据，但我们如果不那么局限中国的 “特殊性”经验的话，把视野拉开一些来看，则不难发现“看不懂”的东西总是以它们悲剧性的命运，为思想文化的进步充当了坚实的铺路石子。同时我们也看到，现代以来的思想界为排斥那些“看不懂”的东西而一再付出代价。胡塞尔的现象学有谁真正弄懂过呢？直到1963年，保尔·利科尔还尖刻地说：“所谓现象学的历史大部分是胡塞尔个人‘胡说八道’的历史。”可是，有谁能够否认，整个现代哲学的进程，难道不是在胡塞尔的阴影底下行进的吗？至于海德格尔，他的思想从来没有被人清楚地解释过，作为一个现代思想家，他印证了基尔凯郭尔关于“伟大的个人孤独”的设想。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问世时受到的冷落，一半归于与时代思想不适应，另一半归于它的“艰涩难懂”。在二战期间，《存在与虚无》突然间畅销一时，这本大部头著作不是充当法国学者案头必备之书，而成为法国妇女厨房必用之物。由于所有的秤砣都被拿去造兵器了，《存在与虚无》以它一公斤的重量及时填补了这项空白。《存在与虚无》曾经落魄为秤砣，这堪称得上是思想史上的一大悲剧。好在过了若干年之后，《存在与虚无》风行战后的法国，以至于整个欧洲大陆。不久，有人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存在与虚无》乃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法文通俗写本。这就是人们对当初“看不懂的东西”所持的态度。《存在与虚无》1987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第一版就印刷了三万七千册，并且迅速销售一空，与其说是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打动求知者的购买心理，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名气。

我在这里并不是有意怂恿一种“晦涩难懂”的文风，我想强调的不过是，有些（或者说部分）被认为是“晦涩难懂”的东西，其实是具有创造性的作品。当然，也不排除不少貌似深刻的作品，其实是故弄玄虚；晦涩艰深很可能是在掩盖思想的贫困，对这类文风当然要给予坚决而尖锐的批评。但同时也不应因噎废食，对一些与自己的知识结构或欣赏习惯相左的作品，应该宽仁为怀。我们有必要意识到这一点，人们经常基于思想的惰性排斥那些前卫性的作品，对有深度和力度的创新之作百般挑剔，而给那些墨守成规的东西大开绿灯。特别在90年代，文学界的风尚是回归传统，昔日的先锋派早已功成名就，对先锋派这种说法都嗤之以鼻，更不用说保持一点探索的热情。所谓“晚生代”群体，绝大部分是以个人经验为写作基础，一旦超出个人经验，其创新意向则极为有限。90年代的文学在总体上是寻求一种适应性，适应这个商业化社会，适应主导文化提示的生存空间。文学共同体乃至于知识分子共同体，已经参透“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一真理。“以成败论英雄的”的古训，足以使人们理直气壮去摘取各种桂冠。然而，平庸和贫乏终究会成为这一代人的墓志铭。

第五篇：葡萄酒不必标保质期

葡萄酒不必标保质期

记者近日从质检部门获悉，《预包装饮料酒标签通则》今年10月1日开始实施。与原有标准相比，新标准在标准名称、酒的酒精度范围、食品添加剂、酒类“劝说语”等方面都做了调整和明确，有助于酒类生产更加规范化。

市质监局专家介绍说，即使目前葡萄酒有标示保质期，保质期也都很长，通常在10年以上。因此，葡萄酒等酒类包装上免除注明保质期的规定，是基于对酒本身特性的考虑，更显合理。葡萄酒和度数高的白酒，如果储存条件符合要求，酒龄越久愈加珍贵。这就是新的《通则》允许葡萄酒和酒精度超过10%vol的饮料酒可免标示保质期的原因。据酒业英才网专家介绍，在西方国家，葡萄酒都是不标示保质期的。

新《通则》的非强制标识的内容里，建议企业可在酒品标签标上饮用方法，包括“标识（瓶、罐）容器的开启方法、每日饮用量、兑制（混合）方法”等对消费者有帮助的说明，此外还推荐采用“过度饮酒，有害健康”、“孕妇和儿童不宜饮酒”等劝说语。此外，《通则》里还要求玻璃瓶包装的啤酒瓶要求要有“警示语”。事实上，市场上大部分啤酒去年开始就印上了警示语：“切勿撞击，防止爆瓶”。

据统计，目前我市有22家酒类生产企业，包括青岛啤酒（厦门）有限公司，百世威大酒堡（厦门）酿造有限公司，亚洲酿酒（厦门）有限公司等。生产企业们普遍表示，将根据新的《通则》进一步规范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