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

第一篇：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

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

[摘要]：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及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及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所说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等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的守法和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关键词]：法律意识农民依法治国法制建设

[正文]：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说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等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的守法和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对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加以分析，将有助于从我国法律意识现状出发，有针对性地搞好普法教育活动。公民的法律意识是作为独立主体的社会成员在生活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全社会范围内展开了普及法律常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与过去相比，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群众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识，对如何依法保护自身权益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有了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的觉悟，人们的法制观念初步形成。但是，这些成绩与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依然有相当大的差距，公民的法律意识依然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当前本土的农民法律意识，还需要认真地分析和总结。

当代中国，依然是有着九亿农民的比较典型的农业国家，塑造当代中国的现代法律意识，推进其现代化进程，是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实现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通过对问卷调查结果和访谈记录分析，农民的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呈现以下一些特点：

一、许多公民对法律的权威性认识不够，对法律基础知识的了解程度令人惊叹。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第二题“宪法是我国的什么法律”时，五十名调查者中，只有12人认为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占受调查人数的24%，有66%的人认为宪法是我国的基本法。在回答第三题“我国现行宪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哪一年通过的”时，只有38%的人选择1982年。

二、公民的权利意识淡漠，在回答第十题“你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义务”时，被调查者中只有44%的人大体了解自己享有的权利和所应履行的义务，以此来确定自己的行为；剩下56%的被调查者甚至都不了解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完全只是单纯的以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三、相对于道德规范而言，公众对法律的运用并不普遍。调查数据显示：有高达68%的被调查者很少注重通过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在自身权益遭到侵害时只有52%的被调查者愿意请律师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解决，剩下48%的被调

查者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解决或是听天由命。许多人把上访看成是最重要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愿意通过频频上访、越级上访的方式解决问题。

四、公众对法制建设环境评价较差，对执法机关缺乏信任。执法机关的执法不严和部分领导干部的不守法行为，以及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的干预司法行为，使得法律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第十一题“你认为法律能否维护你的切身利益”时，有高达46%的受调查者对法律没有足够的信心，认为法律越来越成为钱权的代表。

从整体上看，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状况并不乐观。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因素：市场经济是法治形成的基础。法治往往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产

生而形成，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欠发达的状况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成为影响农民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决定性因素。

(二)社会历史环境因素。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步晚，法制体系设计本身

存在一些缺陷。致使一些群众对法律的公平正义产生怀疑；我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尤其在农村，文盲比重较大，农民对法律出现“说不清”情况比较普遍。

(三)思想意识因素。“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儒家正统思想至今还对人们的法制观念产生深刻影响，人们习惯于“德主刑辅”，把诉讼看作不光彩的事情或是不得已而为之；加上官本位思想和“人治”思想的影响，地方政府、部分领导干部和宗教界人士的干预司法行为，以及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使得人们对“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缺乏足够的依赖。

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是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责任，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结合调研，我认为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主要应做好以下几点：

一、大力优化法律意识形成与发展的环境。要大力发展本地区的市场经济，因

为现代法律意识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政治活动程序和政治观念的科学化。因为法制是民主的法制，法律意识是在民主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为法律意识的完善和提高也有赖于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完善发展。

二、深化普法教育，内容和形式并重。在内容上，要大力宣传群众希望了解的法律法规，还要宣传群众掌握不足而又必须了解的法律内容，尤其是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方面的知识，并和宗教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部分有机结合起来，深化人民群众对法律重要性的认识。在形式上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主，开展面对面的交流、互动。

三、抓住普法工作的重点和关键。一是要重视领导干部及其他公务员法律素质的提高。二是要重视青少年法制教育和农民的普法教育。法制教育应从小抓起，让青少年初步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树立基本的法律意识。当前，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相当薄弱，但涉法投诉纠纷却不少，农村普法工作任务艰巨。

四、强化对法律执行的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强化对法律执行的监督就是要充分重视人民群众主人翁的地位，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赋予群众更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同时相关部门要制定严格的责任制度，对执法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要给予严肃查处，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保障司法的公正和公平。

农民法律知识的欠缺是导致农民法律意识水平低下的首要原因，正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所以农民才会对法律有许多不解和迷惑。也导致了他们不信法，不用法。如此一来便形成很严重的恶性循环：由于不懂法而不用法，越不用法则更加导致农民不去学法，不去了解法。要在农村全面实行法治，必须将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法律精神的建立，作为农村法治工作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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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关于农民法律意识实践调查报告

关于农民法律意识实践调查报告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现代化法治进程直接影响了我国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而现实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农民多数法律意识淡薄，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这一历史性命题面前,农民的法律意识无庸讳言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从总体上讲,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是以淡漠为其表象特征的。

一．农民法律意识淡薄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具有最大的权威和最高的效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然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法律却没有处于至上的位置。人们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法律,依然倾向于用非法律方式解决问题,农村秩序的型构与维持所需要的具体素材是长期的乡间生活所供给的,诸如“族外交涉”、“差序格局”和“爱有等差”,除非万不得已,它一般不会主动邀请国家正式法律的介入。

与轻法意识“相映成趣”的是,在农民心中既“轻法”又“畏法”。这不能不说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法律的刑罚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鲜明特色。这种传统法律文化反映到人们的意识观念上,导致了对法律的狭隘认识。时至今日,仍有老百姓把“被告”视为“罪犯”的同义语,而国家倡导法治,老百姓想到的并不是通过法治,实现权利,而是想到“严打”,要“从重、从快、从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苛刑的畏惧心理。

“知足者长乐,能忍者自安”是我国广大农民的生活格言。在他们看来,遭遇不幸怨不得别人,而是自己的命苦。诉讼是道德败坏的表现,为好人所不耻。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诉讼观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把打官司看作不光彩的事,遇到纠纷逐渐倾向于诉诸法庭。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人缺乏诉求意识,缺乏寻求法律救济的主动性。即使是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他们也会采用“和为贵、忍为上”的方式来处理,宁可委曲求全,也不愿走向法庭,更不会主动自觉地寻求法律的保护。

二、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途径

1.调查显示，电视、广播、报刊、杂志这些传统媒体仍然是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占到了被调查人数的75%；通过法制宣传橱窗获取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占到了总数的15.%；以互联网为载体获得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只占到了总数的10%。

通过观看电视节目，可以获得与自己的生活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种信息，及时把握环境的变化。监测环境是人们观看新闻节目的主要动机，但其他类型的节目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人们的这种信息需求，如收看家庭电视剧同样能够使人们感受到社会生活状况及其变化。现在社会上普遍关注的问题仍然是农民工权益的问题。由于法律意识的缺乏，使得一些农民工在自身权益受到侵犯时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维护。无论是讨薪、合同的签订还是职业病的治疗上，农民工单薄的法律意识在面对这些问题上都显得苍白无力。但由于近些年来，这类法律报道的增多，我们可喜的发现类似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没

有以前这样多，国家不断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律保护工作，而农民也在大众传播中不断丰富自己，渐渐走上自己的维权之路。

2.提高执法者的素质，杜绝执法者在农村执法中徇私枉法、违法执法、滥用执法权等现象。这些现象对农民正确树立法律意识有极大的危害。经过长期艰难的普法教育使农民形成的对法律的正确认识及信任,往往会因为一些错误处理或枉法行为而丧失。

3.重视司法执法的“示范”作用 通过正确的司法执法行为引导农民树立法律意识,使农民将法律与自身生产经营活动、社会活动结合起来。

4.农村普法活动要有针对性农村普法活动应与农民所参与的社会、经济、生活活动相联系。在普法内容选择上,要尽量与农民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例如,把农村比较常见的宅基地纠纷、邻里纠纷、借贷纠纷、继承和赡养纠纷、财产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等处理办法作为普法的重点。在普法形式上,要改变过去灌输式的说教方法,应当采取以案说法、法制文艺表演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注意发挥电视、广播等直观性、时效性强的普法媒体的作用

5.发展市场经济,使法律成为农民生活的必需品。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是,独立的个人或利益集团得依市场、靠契约关系进行活动,市场、契约关系促使个人主体化、社会关系复杂化。这从两方面对培育农民的法律意识给予支持:一是市场经济打破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制,断绝了传统宗法习俗对人们道德观念的束缚,为人们的精神解放创设了社会条件。二是市场经济无时不把人们抛入复杂的社会交往中，迫使人们时刻不得不考虑维护自己的权利,从而自觉提高权利意识。基于此,只要我们建立起健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使其成为农村的主导性经济模式,也就具备了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社会基础。6.增强国家法的亲和力。立法机关在指导思想上一定要树立起农民权利保护意识;在立法程序上要贯彻群众路线,让立法走向民间,走入民众;在立法技术上,必须考虑我国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薄弱的法治传统,注意国家法是否与民众的习惯心理和行为合拍。唯此,才能有效地反映农民的呼声。

总之，要消除几千年来封建意识在农民思想中的积淀,使农民树立正确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对农民的法律教育就不能是一次性的。法制教育要在内容更新的基础上反复进行,使农民能够适应更发达的经济条件下的法制环境。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与其自身素质、社会环境都有直接关系。在改善农民学习、运用法律知识的外在环境的同时,要不断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将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科学技术素质、市场意识和法律意识结合起来

第三篇：关于农村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报告

关于新农村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报告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法制的有力保障，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则是加强农村法制建设的基础性环节。笔者结合目前常州市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情况，深入调查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法律意识，并和农民进行了接触，对一些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法律知识进行普及，自己印制了一些简单的法律知识发给农民，使得一些农民能在遇到问题时能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

一、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虽然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对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但目前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却不尽人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民法律知识水平的匮乏。虽然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上普法宣传流于形式，农民对法律知识的认知仍停留在浅层次的感性认识上，不能真正了解法律的含义，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心理结构。这种对法律的陌生感决定了农民在遇到问题时一般是拒法律于门外的，更倾向于用非法律方式去解决问题。

二是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盛行。虽然我国早已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但在我国农村地区仍然有许多人或多或少存在着有法无法一个样的法律虚无主义观念。笔者在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对一些根本的法律有所了解，比如很多人知道杀人发火是犯法，但是对无照经营等却认为不犯法，更不要说对那些涉及与经济贸易等有关的法律知识了。因此，除一些重大犯罪行为外，农民的社会行为基本上是脱离法律认知而进行的。

三是权利意识淡薄。受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法制在农村的着眼点都是如何加强管理，着重于法的政治统治功能，法律工具主义色彩比较浓重，而忽视了法律维护农民权益这一功能。农民往往只把法律当成是制裁违法犯罪的工具，而忽视了法律保障权利的功能。权利意识淡薄，主体意识模糊，缺乏维护民主权利，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意识和实践活动。不少农民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或不知道已受到侵害，或虽已知道，却信守“民不与官斗”、“一年官司十年仇”、“吃亏是福”等传统观念，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不敢抗争，一味忍让。四是法律在农村缺乏应有的权威。法治社会要求法律至上，具有最大的权威和最高的效力。然而，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法律却没有处于至上的位置；相反，几千年来的封建人治传统已使权力至上的观念在我国农村社会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农村地区呈现出明显的泛权力状态。在权大还是法大的价值取向上，广大农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法律几乎是没有权威的。在农民的心中，政府管理了一切，在日常生活中找政府往往是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途径，远远大于寻找法律救济的比重。

二、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分析

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日益深入，法律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经过四个五年普法宣传教育，人们的法律意识也逐步提高。但如上所述，目前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总体来讲还十分淡薄，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素质低下，影响其法律素质的提高。由于传统和现实原因相互交织，我国农村人口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7年，而城市为12.2年。而在笔者的调查过程中，发现现在农村40岁以上的人群学历在高中以下的占86%，而大学毕业的很少。另据有关报载，目前，我国文盲绝对数高达8507万左右，而其中90％的文盲分布在农村。农民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必然直接影响到其学法、知法、用法的积极性和实际效果，进而影响其法律意识的提高，阻碍农村法制建设的进程。

二是传统思想的影响。众所周知，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儒家政治文化观念根深蒂固。虽然自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逐渐传人并影响国民的观念和生活，但直到现在，在我国农村地区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仍然十分深重。一方面，由于人们仍主要生活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关系中，传统的“无讼”、“和为贵”思想及家族意识等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态度。遇到矛盾纠纷时，或忍气吞声，或依靠有威望的长者或村干部依乡规民约来解决。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诉诸于法的，法律在百姓心中占据着很不起眼的位置。另一方面，受“权力本位”思想的影响，不少农村基层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头脑中“人治”思想作祟，认为法是管老百姓的，而自己却不受法律的约束，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以言代法、以权代法。这种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对法律价值的非认同感。

三是农业立法的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农业法律、法规和规章，为我国农村建设提供了法律支持。但总的来讲，农业立法还相对滞后，立法质量不高，层次较低，很多规范原则性太强，配套法律法规跟不上，缺乏可操作性。农业立法中重行政管理轻权利保护的倾向仍很严重，立法无法充分反映农民的利益。而法律要被人们自觉遵行，必须使主体深切感受到法律是以表达自身需求为前提的。这样的农业立法现状必然会妨碍农民对法的作用的正确认识，难以产生对法的信赖心理，这也是我国农村社会法律价值感无法得到认同的重要原因。

四是法律在农村的实施情况较差。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与农村良好的执法、守法、崇法环境密切相关。由于封建法制传统中“行政兼司法”体制的影响，农民在碰到纠纷时首先想到的是找政府，而不是找法院，这不仅使司法独立的实现困难重重，也使司法的终极权威性大打折扣。农民不相信法院，无意诉诸法律，却对用行政手段解决纠纷充满憧憬。而农村的行政执法情况又如何呢?部分基层执法人员素质低下，农村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农村中以权代法、以势乱法、执法违法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乡村执法者的这些形象和执法行为必然削弱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使人们不再相信、尊重和遵守法律。

五是农村普法工作较为薄弱。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与政府的法制宣传教育有着直接关系。虽然已实施了四个五年普法计划，但总的来讲，我国普法宣传工作收效甚微。特别是农村，政府的普法投入不足，未能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普法宣传，只是简单地发放普法法律法规选编，普法流于形式，方式方法较为单一。法制宣传中较注重法律义务、法律责任的灌输，忽视人们对法律权利的认识，注重实体法，而不重视体现法律正义的程序法等等，这势必使农民对法律产生厌倦的心理，影响其法律意识的提高。

三、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途径

(一)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如前所述，文化素质低下是影响农民法律意识提高的重要因素，而文化素质与受教育程度是成正比的。因此，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增强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发展农村教育首先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当前，农村教育资金不足，大部分的教育资金投入在城市，而农村则是少之又少。据有关部门统计，拥有总人口数70％的农村，却只有10％的学校；农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有80％，而城镇达99％；农业劳动者中的文盲占全国文盲总数的94％，而且每年以200万人的速度增加。针对这种情况，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势在必行。近年来，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已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政策。只有政府高度重视，教育投入增加了，农村的义务教育才能有较大发展。农民的文化素质才能得到提高，法律意识的提高才有了基础。

(二)加强农村立法工作。健全适应新农村发展要求的农业法律体系

立法是法律运行的前提和起点，依法治农首先要有良法可依，提高农民法律意识，也必须先有良法可信。针对目前我国农业立法方面的不足，加强农业立法工作，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必要举措。加强农业立法，首先，应对已有的农业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对不适用的法律法规加以废止或修订，对一些过于原则性的法律法规应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针对一些立法过程中的盲区，及时制定出台新的法律法规，使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有法可依。其次，农业立法应改变过去重管理轻权利保护的倾向，切实反映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只有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的法律，才能使农民对法律的关注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需求。正如博登海默所言：“当民众从现行法律中找到公平、安全和归属感时，就会对法律充满信任、尊重，觉得自己有法律人格，他就会自觉守法、忠心拥护法乃至以身捍卫法。而当民众从法律那得到的只有压抑、恐惧、冤屈、暴力、显然的不公平，他又怎会信任、自觉服从并且忠心拥护与他的利益相悖的法律条文或命令呢?”最后，农业立法应体现乡情。在农业立法过程中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但更要体现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在进行农业立法的时候，既要考虑到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现实，又要尊重那些已经存在并长期影响老百姓生活的习俗、习惯等“民间法”，考虑到农村的乡情乡俗；否则，一味强行将现代法律制度引入乡土社会，可能适得其反，引起农民的反感。正所谓：“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因此，在进行农业立法时，应深入农村，进行调查。

(三)加强农村执法工作，提高法律运行成效，树立法律的权威性

“徒法不足以自行。”“良法”制定出来后能否发挥其作用，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并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关键在于法律能否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贯彻执行。法的执行决定着人们能否通过此过程得到法的公平正义的价值体验，而价值体验的状况又直接影响到人们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形成。因此，加强农村执法工作，提高法律运行的成效，就可以为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针对目前法律在我国农村的实施现状，要提高法律的实施效果，首先要深化农村的司法改革。由于传统的“厌讼”思想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乡土社会的司法状况令人堪忧。鉴于这种情况，必须进一步完善涉农案件的审判和监督机制，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本着方便农民诉讼的原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简化立案程序，减免诉讼费用，加强法律服务，缩短办案期限，加大执行力度，强化审判监督，公正妥善地解决各种涉农案件和纠纷，使农民从司法活动中得到实惠，从而从内心认同法律，树立起对法律地信仰。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的行政执法工作。法治的真正含义是各级政府官员依法行政，依法治农首先要依法治官。因此要加强农村的行政执法工作，首要的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农村行政执法队伍，塑造良好的执法形象。为此要加强农村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政治素质和法律素质的培训和考核。最后，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执法机制，加强农村执法监督机制，保证农村执法工作顺利实施，促进执法公正和执法为民，使农民在良好的执法环境和氛围中认识到法律的价值，体会到知法、守法的好处，逐步树立起对法的好感和信任。

(四)创新农村法制宣传教育的理念和方式方法,增强农村普法工作的实效性

普法是法治的基础，普法教育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经过多年的普法宣传，农村法制建设和农民的法律意识有了一定的进步，但由于普法工作实效性较差，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差距和不足。因此，要创新农村法制宣传教育的理念和方式方法，增强普法的实效性。加强和改进农村普法工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普法内容要创新。普法内容要突出重点，加大与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力度。法制宣传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上，更重要的是要让老百姓理解各种涉农法律法规的本意和精神实质，特别是要让老百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不法侵害后的救济办法。从而维护其合法权益。二是普法对象要有突出。首先要突出对基层农村干部的法制教育。农村干部直接同农民打交道，他们能否严格依法办事，直接关系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直接影响到农民对法律功能和价值的评判。因此要加强农村基层干部的法制教育，使其树立起依法办事、依法治农的观念，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农村各项事务。可集中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法制培训，严格考核，并以此作为选拔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其次要抓好农村在校学生的普法教育。孩子是农村的未来，是新农村建设未来的依靠力量，法制教育要从小抓起，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主阵地作用，将普法教育纳入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课教学。三是普法的方式方法要创新。现行的法制宣传仍然是一种政府主动策划实施，农民被动接受的模式，方法单一，流于形式，鲜活度不够，不易为广大农民群众理解和接受，效果不明显。因此要改进和创新农村普法的方式方法，增强农村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方面要结合农民群众文化素质较低、认知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在法制教育中改变单一的说教方式，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如采取以案说法、在农贸集市设立法律咨询点以及法制文艺演出等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农民群众在寓教于乐中增强法制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法律意识。这样才不至于使“送法下乡”变成简单的“送书下乡”。另一方面，要多渠道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要充分利用宣传栏、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覆盖面广、渗透力强、传播速度快的优势，进行农村普法工作。只有增强农村普法工作的针对性，不断拓展普法工作的渠道和方式，才能增强农村普法工作的实效，真正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

第四篇：关于新农村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报告

关于新农村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报告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法制的有力保障，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则是加强农村法制建设的基础性环节。笔者结合目前常州市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情况，深入调查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法律意识，并和农民进行了接触，对一些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法律知识进行普及，自己印制了一些简单的法律知识发给农民，使得一些农民能在遇到问题时能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

一、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虽然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对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但目前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却不尽人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民法律知识水平的匮乏。虽然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上普法宣传流于形式，农民对法律知识的认知仍停留在浅层次的感性认识上，不能真正了解法律的含义，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心理结构。这种对法律的陌生感决定了农民在遇到问题时一般是拒法律于门外的，更倾向于用非法律方式去解决问题。

二是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盛行。虽然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但在我国农村地区仍然有许多人或多或少存在着有法无法一个样的法律虚无主义观念。笔者在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对一些根本的法律有所了解，比如很多人知道杀人发火是犯法，但是对无照经营等却认为不犯法，更不要说对那些涉及与经济贸易等有关的法律知识了。因此，除一些重大犯罪行为外，农民的社会行为基本上是脱离法律认知而进行的。

三是权利意识淡薄。受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法制在农村的着眼点都是如何加强管理，着重于法的政治统治功能，法律工具主义色彩比较浓重，而忽视了法律维护农民权益这一功能。农民往往只把法律当成是制裁违法犯罪的工具，而忽视了法律保障权利的功能。权利意识淡薄，主体意识模糊，缺乏维护民主权利，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意识和实践活动。不少农民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或不知道已受到侵害，或虽已知道，却信守“民不与官斗”、“一年官司十年仇”、“吃亏是福”等传统观念，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不敢抗争，一味忍让。四是法律在农村缺乏应有的权威。法治社会要求法律至上，具有最大的权威和最高的效力。然而，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法律却没有处于至上的位置；相反，几千年来的封建人治传统已使权力至上的观念在我国农村社会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农村地区呈现出明显的泛权力状态。在权大还是法大的价值取向上，广大农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法律几乎是没有权威的。在农民的心中，政府管理了一切，在日常生活中找政府往往是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途径，远远大于寻找法律救济的比重。

二、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分析

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日益深入，法律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经过四个五年普法宣传教育，人们的法律意识也逐步提高。但如上所述，目前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总体来讲还十分淡薄，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素质低下，影响其法律素质的提高。由于传统和现实原因相互交织，我国农村人口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7年，而城市为12.2年。而在笔者的调查过程中，发现现在农村40岁以上的人群学历在高中以下的占86%，而大学毕业的很少。另据有关报载，目前，我国文盲绝对数高达8507万左右，而其中90％的文盲分布在农村。农民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必然直接影响到其学法、知法、用法的积极性和实际效果，进而影响其法律意识的提高，阻碍农村法制建设的进程。

二是传统思想的影响。众所周知，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儒家政治文化观念根深蒂固。虽然自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逐渐传人并影响国民的观念和生活，但直到现在，在我国农村地区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仍然十分深重。一方面，由于人们仍主要生活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关系中，传统的“无讼”、“和为贵”思想及家族意识等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态度。遇到矛盾纠纷时，或忍气吞声，或依靠有威望的长者或村干部依乡规民约来解决。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诉诸于法的，法律在百姓心中占据着很不起眼的位置。另一方面，受“权力本位”思想的影响，不少农村基层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头脑中“人治”思想作祟，认为法是管老百姓的，而自己却不受法律的约束，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以言代法、以权代法。这种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对法律价值的非认同感。

三是农业立法的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农业法律、法规和规章，为我国农村建设提供了法律支持。但总的来讲，农业立法还相对滞后，立法质量不高，层次较低，很多规范原则性太强，配套法律法规跟不上，缺乏可操作性。农业立法中重行政管理轻权利保护的倾向仍很严重，立法无法充分反映农民的利益。而法律要被人们自觉遵行，必须使主体深切感受到法律是以表达自身需求为前提的。这样的农业立法现状必然会妨碍农民对法的作用的正确认识，难以产生对法的信赖心理，这也是我国农村社会法律价值感无法得到认同的重要原因。

四是法律在农村的实施情况较差。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与农村良好的执法、守法、崇法环境密切相关。由于封建法制传统中“行政兼司法”体制的影响，农民在碰到纠纷时首先想到的是找政府，而不是找法院，这不仅使司法独立的实现困难重重，也使司法的终极权威性大打折扣。农民不相信法院，无意诉诸法律，却对用行政手段解决纠纷充满憧憬。而农村的行政执法情况又如何呢?部分基层执法人员素质低下，农村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农村中以权代法、以势乱法、执法违法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乡村执法者的这些形象和执法行为必然削弱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使人们不再相信、尊重和遵守法律。

五是农村普法工作较为薄弱。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与政府的法制宣传教育有着直接关系。虽然已实施了四个五年普法计划，但总的来讲，我国普法宣传工作收效甚微。特别是农村，政府的普法投入不足，未能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普法宣传，只是简单地发放普法法律法规选编，普法流于形式，方式方法

较为单一。法制宣传中较注重法律义务、法律责任的灌输，忽视人们对法律权利的认识，注重实体法，而不重视体现法律正义的程序法等等，这势必使农民对法律产生厌倦的心理，影响其法律意识的提高。

三、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途径

(一)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如前所述，文化素质低下是影响农民法律意识提高的重要因素，而文化素质与受教育程度是成正比的。因此，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增强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发展农村教育首先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当前，农村教育资金不足，大部分的教育资金投入在城市，而农村则是少之又少。据有关部门统计，拥有总人口数70％的农村，却只有10％的学校；农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有80％，而城镇达99％；农业劳动者中的文盲占全国文盲总数的94％，而且每年以200万人的速度增加。针对这种情况，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势在必行。近年来，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已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政策。只有政府高度重视，教育投入增加了，农村的义务教育才能有较大发展。农民的文化素质才能得到提高，法律意识的提高才有了基础。

(二)加强农村立法工作。健全适应新农村发展要求的农业法律体系

立法是法律运行的前提和起点，依法治农首先要有良法可依，提高农民法律意识，也必须先有良法可信。针对目前我国农业立法方面的不足，加强农业立法工作，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必要举措。加强农业立法，首先，应对已有的农业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对不适用的法律法规加以废止或修订，对一些过于原则性的法律法规应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针对一些立法过程中的盲区，及时制定出台新的法律法规，使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有法可依。其次，农业立法应改变过去重管理轻权利保护的倾向，切实反映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只有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的法律，才能使农民对法律的关注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需求。正如博登海默所言：“当民众从现行法律中找到公平、安全和归属感时，就会对法律充满信任、尊重，觉得自己有法律人格，他就会自觉守法、忠心拥护法乃至以身捍卫法。而当民众从法律那得到的只有压抑、恐惧、冤屈、暴力、显然的不公平，他又怎会信任、自觉服从并且忠心拥护与他的利益相悖的法律条文或命令呢?”最后，农业立法应体现乡情。在农业立法过程中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但更要体现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在进行农业立法的时候，既要考虑到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现实，又要尊重那些已经存在并长期影响老百姓生活的习俗、习惯等“民间法”，考虑到农村的乡情乡俗；否则，一味强行将现代法律制度引入乡土社会，可能适得其反，引起农民的反感。正所谓：“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因此，在进行农业立法时，应深入农村，进行调查。

(三)加强农村执法工作，提高法律运行成效，树立法律的权威性

“徒法不足以自行。”“良法”制定出来后能否发挥其作用，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并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关键在于法律能否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贯彻执行。法的执行决定着人们能否通过此过程得到法的公平正义的价值体验，而价值体验的状况又直接影响到人们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形成。因此，加强农村执法工作，提高法律运行的成效，就可以为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针对目前法律在我国农村的实施现状，要提高法律的实施效果，首先要深化农村的司法

改革。由于传统的“厌讼”思想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乡土社会的司法状况令人堪忧。鉴于这种情况，必须进一步完善涉农案件的审判和监督机制，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本着方便农民诉讼的原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简化立案程序，减免诉讼费用，加强法律服务，缩短办案期限，加大执行力度，强化审判监督，公正妥善地解决各种涉农案件和纠纷，使农民从司法活动中得到实惠，从而从内心认同法律，树立起对法律地信仰。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的行政执法工作。法治的真正含义是各级政府官员依法行政，依法治农首先要依法治官。因此要加强农村的行政执法工作，首要的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农村行政执法队伍，塑造良好的执法形象。为此要加强农村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政治素质和法律素质的培训和考核。最后，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执法机制，加强农村执法监督机制，保证农村执法工作顺利实施，促进执法公正和执法为民，使农民在良好的执法环境和氛围中认识到法律的价值，体会到知法、守法的好处，逐步树立起对法的好感和信任。

(四)创新农村法制宣传教育的理念和方式方法。增强农村普法工作的实效性 普法是法治的基础，普法教育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经过多年的普法宣传，农村法制建设和农民的法律意识有了一定的进步，但由于普法工作实效性较差，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差距和不足。因此，要创新农村法制宣传教育的理念和方式方法，增强普法的实效性。加强和改进农村普法工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普法内容要创新。普法内容要突出重点，加大与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力度。法制宣传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上，更重要的是要让老百姓理解各种涉农法律法规的本意和精神实质，特别是要让老百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不法侵害后的救济办法。从而维护其合法权益。二是普法对象要有突出。首先要突出对基层农村干部的法制教育。农村干部直接同农民打交道，他们能否严格依法办事，直接关系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直接影响到农民对法律功能和价值的评判。因此要加强农村基层干部的法制教育，使其树立起依法办事、依法治农的观念，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农村各项事务。可集中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法制培训，严格考核，并以此作为选拔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其次要抓好农村在校学生的普法教育。孩子是农村的未来，是新农村建设未来的依靠力量，法制教育要从小抓起，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主阵地作用，将普法教育纳入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课教学。三是普法的方式方法要创新。现行的法制宣传仍然是一种政府主动策划实施，农民被动接受的模式，方法单一，流于形式，鲜活度不够，不易为广大农民群众理解和接受，效果不明显。因此要改进和创新农村普法的方式方法，增强农村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方面要结合农民群众文化素质较低、认知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在法制教育中改变单一的说教方式，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如采取以案说法、在农贸集市设立法律咨询点以及法制文艺演出等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农民群众在寓教于乐中增强法制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法律意识。这样才不至于使“送法下乡”变成简单的“送书下乡”。另一方面，要多渠道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要充分利用宣传栏、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覆盖面广、渗透力强、传播速度快的优势，进行农村普法工作。只有增强农村普法工作的针对性，不断拓展普法工作的渠道和方式，才能增强农村普法工作的实效，真正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

第五篇：农民法律意识浅析

农民法律意识浅析

农民法律意识浅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法律意识一直是学者们推崇研究的对象。在当今新形势新国情下，全面分析农民法律意识成因，有效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素养，使我国在法制化进程中迈出重要一步。

[关键词]

从古至今，农民一直占据着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如何解决好农民农村问题是历朝历代励精图治的根本问题。现阶段，我国农村正处于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的转型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是重点工作之一。其中，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又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本文着重分析我国农民法律意识成因，并从法律角度提出几点解决途径。

一、造成农民现阶段法律意识的主要原因

我国区域政策的差别，造成目前农村发展水平不一致，有的已达到小康，这部分农民的法律意识很强，懂得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应有权利；但有的还生活在传统、保守、落后的小农经济里。本文所指的主要是后者，也是法律意识亟待提高的对象。他们中的大多数分不清公安、检察院、法院的具体职责；他们长期受着“避讼”思想的影响，“私了”是他们争议纠纷中最常用的解决方式；他们对礼俗、习惯的重视超过了法律，存在着对法律不信任的心理态度，甚至当提到法律时便认为是履行义务，并无权利可言等等。综合目前学者的观点后，笔者认为造成这部分农民法律意识薄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层面上——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

尽管我国现行的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生产经营方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但这也给小农经济的继续生存提供了土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抑制着商品交换，这种简单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阻碍了内在法律需求的产生——缺乏认同法律和要求法律的内在动因。有学者曾提到，农民面临的简单的经济关系使农民亲近法律还缺少利益的驱动，其所处的利益格局尚不足以刺激他们自发的权利觉醒。①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来看，这种自己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由其导致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必然限制农民正确良好法律意识的最终形成，造成农民法律意识严重匮乏。

（二）文化层面上——儒家传统文化的渗透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儒家思想对人们影响最为深刻。时至今日，偏远农村农民仍大量存在着儒家文化观念，这种观念深深扎根于他们的思想中，成为真正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最大障碍。“归根到底，法的观念是被塑造出来的，它不能够超出它置身其中的文化的界限”。②

首先，服从意识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服从意识。这种服从意识仍然沉积在现代农民社会中，使得农民个体权利意识淡薄，从不积极主动主张自身权利，听从长辈或上级的命令与指示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人们在行为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否符合上司的要求，会不会冒犯当权者的利益，而不管是否符合正义和法律。” ③这就使得农民在内心中产生了对权力的服从和对法律的陌生，进而发展成为完全排斥法律的有效保护。

其次，宗法意识的束缚。除了“三纲五常”，宗族法等内部规定至上的理念也严重影响着农民的思维规则和模式。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农村群体得以继续发展，以村、乡为纽带的农村社会关系使农村成员仍旧生活在熟人社会中，他们更注重亲情、乡情，排斥、逃避国家法律，更习惯于接受传统道德、风俗管理约束，也不要法律参与保护。在农民的宗族观里，发生在家族、乡间内部的事都是“家里的事”，要靠约定俗成的内部规则来解决，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打官司”不是一种维权的手段，甚至是一件丢脸的事。

再者，避讼思想的禁锢。儒家思想倡导天人合一，强调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把“和”作为最高价值标准，不主张狱讼。但是，这种和谐思想在农村社会中却被转化为了“忍为尚”，使农民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宁可委曲求全，选择私了和忍让，也不要走“打官司”的法律途径，更不会主动寻求法律的保护。即便发展至今日，法律诉讼也是万不得已时才采取的解决办法。在农村，邻里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一种社会关系，当其遭到破坏时，农民则寄希望于彼此通过伦理道德思想达到自我约束、友善调解，最终达到和平共处的理想状态。“知足者长乐，能忍者自安”是我国广大农民的生活格言。

（三）制度层面上——法制不完备的制约

首先，在立法环节上，有关农村和农民方面仍是相对薄弱环节。

表现一是目前我国农村工作的立法主要涉及管理法层面，而对于农民的具体权益的保障和一些与农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的立法还有待完备。保护农民切身利益法律的欠缺，致使广大农民缺乏对法律功能、价值的正确认识，更无法了解到法律在农村日常生产、生活领域中的制约作用，抑制了农民渴望法律的积极性。

表现二是立法工作的前提不符合农村现实情况。现代法律的前提假设是陌生人社会或个体主义社会，但农村社会的具体情况是村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外人的熟人社会，长期的共同生活使他们有着约定俗成的价值趋向、行为标准以及共通的为人处世的心理尺度。不难设想，当法律对其全盘否定或一概忽略时，法律也就失去了它本身应有的社会基础和权威，再难得到民众的信仰和认同。美国的法学家伯尔曼曾说过：“”。

其次，在执法环节上，农村执法活动仍存在着诸多问题。

主观方面：一是有些执法人员素质偏低，法律知识和办案技巧不完备、不健全，未达到一名合格法官的基本素养；二是少数执法人员执法不公、执法违法、越权执法、滥用执法权等不良行为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造成农民对法治的不信仰和不信任，甚至漠视法律，与运用法律维权相比，农民更愿意把权利的维护寄托在他们心目中的“清官”的身上，而对使用诉讼方式这种法律武器却望而却步；三是农民的法律意识不强，对法律了解甚微，有的甚至还认为法律即等同于义务，导致了“畏法”思想，给执法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客观方面：第一，农村司法资源严重不足，办案经费缺乏，司法效率低下，对农民来说高昂的诉讼费用和相对漫长的诉讼过程，且掺杂着复杂的人情和权力关系，最终导致农民对法律失去信心。第二，“权大于法”是局部仍存在的客观现象，基层政府的家长式管理方法让广大农民看到法律受制于权力，从而使他们认为法律不能完全保护他们的权利，尽量规避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即使走法律途径，就尽全力去“走后门”，寻求权力的青睐而非法律的帮助。因此，要使基层法律组织适应农村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依法办事，依然任重而道远。

除此之外，农民还存在自身素质不高，文化水平较低，接受法律教育比较困难，在学习法律条文的时候常常不知所云，对抽象的法律法规条文更是难于理解和把握。农民法律认知肤浅的现象极为普遍，农民分不清刑法、民法、行政法等法规的规范范围，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不知道如何起诉和应诉等等，法律知识的严重欠缺使不少农民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也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途径几点

（一）完善立法

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根本前提是完善法律法规，“无规矩不成方圆”，使农村各项工作保证在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运行。加强有关方面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丰富，与时俱进，基本做到使农民有理可据、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例如可以全面制订并落实农村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切实可行的法规与条例，制订农业、农村发展规划等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把一些可以被吸收的、比较原则化，难以具体实施和操作的村规民约纳入法制轨道上来，建设符合我国农村村情的具体法律规范，让农民的切身权益得到法律保障。

（二）规范执法

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离不开健全良好的法治环境。针对现阶段我国农村执法中存在的问题，要努力建设一个公平有序、健康良好的法治环境，必须让农民充分认识到法律完全可以充分有效地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如司法部门可以在执法过程中示范典型案件，这样既可以使农民学会了有关法律的实体规范，也会清楚地了解到其中有关的程序规范。建立良好防治环境还要求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增强自身法律知识储备和执法经验以及灵活度，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努力减少直至杜绝司法不公、滥用权力的损害司法机关形象和法律权威现象的出现，恢复农民对法律的信仰，从而自觉提高自已的法律意识。

（三）加强监督

要依法建立农村基层法律监督机制和专门的法律监督机构，从而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监督机构要对监督客体的法律实施范围、内容等方面严格把关，确保法律条文从抽象的条文规定变成实实在在的权利和义务。在农村，舆论监督的主体应当是全体村民，农民所议论的内容就是舆论。因此要推进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建立农村民主机制，必须让农民来审视法律运行的基本情况，这样才能激发农民对于法律知识的系统学习和了解，以至于最终信任法律、依赖法律，从内心真正的信仰法律。

（四）深入普法

普法教育在农村已经开展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获得相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着重提高村民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努力克服在普法教育中依然存在的种种弊端。第一，组织开展“送法下乡”等活动，深入农民内部讲授与其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内容。第二，要采取各种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农民易于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通过普法教育，着重对法律价值观的思想输入和法治精神的重新塑造，使广大农民树立起法律权威观念，树立正确的权利观、权力观、民主观、平等观。第三，采取多种多样的普法形式提高普法效果，诸如绘制板报、张贴宣传栏、进行法制文艺表演、播放法制录像、开展法律咨询等等，在潜移默化中使农民的法律意识得到显著提高。学法只是手段，用学会运用法律武器解决身边发生的问题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综上所述，提高农民法律意识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长期坚持的一项系统工程。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是改变现阶段我国农村法治现状的关键环节。只有农民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农村经济才能取得长足稳定的发展；只有农民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农村社会才会实现真正的和谐局面；只有农民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我国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实现。

[注释]

①

王海涛.中国农民法律意识探讨[J].政法论坛.2000.(5).②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M].北京:三联书店.1998.394.③

陈云良.儒家文化与法治精神[J].中国法学.2000.(5).[参考文献]

1.李昌麒.中国农村法治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郑永流.当代中国农村法律发展道路探索[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苏力著.送法下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0.4.郑永流等.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5.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1981.6.王欣堂.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构建和谐农村的战略选择[J].长江大学学报(自科版).农学卷.2007,(2).7.孙昌乾.增强农民法律意识 建设和谐新农村[J].现代农业科学.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