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

第一篇：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结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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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中国近代史之洋务运动简介

一、产生原因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

二、产生过程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欣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奕忻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力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实践过程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安庆内军械所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1864年，清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

江南制造总局

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

1889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铁炉两座。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五百八十余万两。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立大渡口钢铁厂。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

轮船招商局

简称“招商局”。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1873年1月成立。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战后迁回上海。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

份有限公司。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机器制造局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它成立时买轮船3艘，到1877年收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拥有轮船30多艘，形成一支实力较强的商船队。

中国海军新式军舰“南琛”号

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由淮军将领丁汝昌任海军提督。与此同时，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海军基地竣工，整个北洋海防体系的建设宣告完成。李鸿章得意地说：北洋海军“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

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派还举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些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材、军事人材和科技人材；又先派几批留学生出国深造。

同文馆的建立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年奕欣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三、洋务运动的评价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四、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争论的焦点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延缓作用，由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1．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持此论者有祁龙威（当时署名“汉声”）、牟安世等人。

祁龙威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依据有二：首先，“洋务运动所练的军队及所举办的军事工业，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第一，受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销售过剩军用器材，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好场所‟；第二，只能够用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而不能够用以抵抗外国侵略”。其次，“洋务派发展的经济企业，先是„官办‟，后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经营管理之权，操之于„官‟，直接与封建政权相联系，为封建统治服务。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对外国资本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增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乃是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牟安世认为：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首先，“在洋务运动时期，商埠由五口通商发展到三十六口通商。他们遍布中国沿海和边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国内地”。这“实际上说明了不平等条约的网罗的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其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期间加强了他控制中国财政大权，洋务派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依赖洋人，执行卖国投降政策”。再次，“进出口贸易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逆差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洋务运动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是加速了它”。

2．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此说以孔令仁、李时岳、胡滨为代表。

孔令仁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缓的作用。因为：中国之所以会沦为半殖民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打进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势力太强了，另一是中国太落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沦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在这种厄运面前，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态度”。“洋务派在抵抗态度上没有广大人民坚决，但他们搞洋务，发展资本主义，讲求富强之术，改良军备，从长远观点来看，实在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绩。但通过洋务运动，中国毕竟建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出现了一批近代企业，这支军队在抵抗外国军事侵略上是出过一些力的，这些近代企业在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上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所以，我认为洋务派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顽固派那样起了推进作用，而是像广大人民那样起了延缓的作用”。

第二篇：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之我见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

近代史应是相对历史与绝对历史的辩证统一，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近代史，其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一方面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也即所谓“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又是相对稳定的，包含了一些具有绝对的历史时间的内容。中国的近代，过去讲80年，不久前讲110年，都曾有其道理，有其划分的依据，但现在看来都已远远不够涵盖的了。至少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晚清史、民国史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内容都是应该包括在里面的。这是相对历史与绝对历史的辩证统一。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群众为救国图存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而艰苦的斗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我们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各条路线的主力军，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认识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艰辛历史进程及其简略的发展规律。越是了解国史、国情，我们越是深刻体会到历史和人民是在怎么是困境下经过怎么样的波折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近代史是一门真正“与时俱进”的学问，千万不要被以往既有的种种分歧及其理论束缚住我们自己的手脚和遮挡住自己的视野。而从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的近代，我们应该能够把握住一些属于共性的东西，应该能够感受到直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时代所特有的脉动或主旋律。但这需要我们从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加以把握，从更深的认识层次上加以发掘，而不能满足于或停滞于既有的认识及其理论说明。

中国曾经就是一个世界。过去的两千多年，主要是体系内的互动，是中国自身不断走向一体化的过程。近代以来的中国，主要面临的是体系外的互动。是否走向全球一体化，如何走向全球一体化？

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而且中国本身曾经就是一个“世界”。自战国秦汉以来，在前人称为“天下”而现在被称为“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先人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聪明和才智，曾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大一统帝国的文官统治制度，士农工商的稳定社会结构，笑傲世界的四大科学技术发明，等等„„都是中华民族之于世界的伟大贡献。然而，在近代以来，中国确实落伍了。这种落伍，有这样的问题困扰：在一个有着四大发明的伟大国度，为什么不能发展起近代科学的体系？

西欧的近代化，其加速发展，离不开美洲的发现，在相当程度上也离不开来自遥远的东方的信息。可是反过来，我们有没有想过：明清两代的闭关自守，之所以愈演愈烈，不也正是对外来信息的一种本能的保护性的反馈吗！

一个对内高度发达已到烂熟程度的文明，对外来信息的这种显得过于“脆弱”的保护性反馈，看上去很奇怪，然而却是历史的事实。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说法，正是对

于这种反馈的从机理上的最为生动的写照。

晚清的中法战争，中国的陆军在镇南关和谅山打了胜仗，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不败而败”。我们当然可以指责清政府的腐败和对外的软弱无能，但当时的中国政府因为国内政局不稳，只能急于求和。攘外必先安内，“稳定”压倒了一切。

这种对外“相互关联”的过度的保护性反馈，并不能真正地起所谓的“保护”作用，反而加速了中国自身既有体系或秩序的更新。换句话说，正是对外的“相互关联”破坏了中国原有的体系或秩序。

由于我们的历史包袱太重，国家又太大，所谓“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否走向世界，如何走向世界，始终是困绕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的大问题。魏源的《海国图志》，国人自己并不重视，但却惊醒了我们的东邻。西学的东渐，中国传统的饱学之士多抱敌视或怀疑的态度，反而是“苦力王”的国度“太平天国”能够加以接受。这个问题迄今仍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历史并不是笔直地走一条路。这期间仍会有许多的反复和曲折。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对外战争，惟有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即使是“惨胜”，也毕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抗日战争成了中国复兴的枢纽。

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近代，从治经由乱再到治，这是经历了一个周期的过程，也即所谓“始衷终”的发展变化。中国的近代，又是一个急剧变化加速发展的过程，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即所谓“亘古未有之巨变”。这一急剧变化的过程，应该有其转折点。这一转折点，或其变化的枢纽，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不同的人们可能会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看法。比如说甲午战争，或者是戊戌变法，甚至是五四运动。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主要是看研究者们究竟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历史。

当然，放眼今朝，停滞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们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不懈，使我国保持飞速发展。尤其作为年轻一代，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使强国富民为己任，认清我们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

历史，尤其是近代史，是胜利者写的。这只是一种简化了的说法。历史之所以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样子，并不是宿命的，决定论的。正如一些自然科学家所指出的：“某些事件只走一条路，并非因为它们不能走另一条路，而是因为它们绝对不可能倒退回去。”

第三篇：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期中作

论文题目：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评价学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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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评价

内容提要：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一个政治人物，能在近四十年的政治漩涡中始终屹立不倒，着实不易。李鸿章却在内忧外患的近代做到了。作为“常青树”，李鸿章以“做人更做事”的风格著称于世。作为一个在近代中国与慈禧、赫德三人交织成为左右晚清政局的人，他领导洋务运动、发展近代中国军工业、镇压太平天国、签订多个屈辱的条约，然后世对李鸿章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外交活动不平等条约

李鸿章,生于1823年,字渐甫,号少荃。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李鸿章以“做人更做事”称于世,始终屹立于近四十年的政治漩涡中,被称为”常青树”。然而后世人对李鸿章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毁之者往往总是把李鸿章和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些屈辱事件联系在一起,云：“其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不思进取，丧权辱国”（牛贯杰《原来李鸿章》p7），如：《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等等，由于这些事是由他直接负责的，不可避免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是“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典型代表；然而，誉之者认为：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者”，是“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是“一代行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曰：“尽心竭力为民担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牛贯杰《原来李鸿章》p7）。那么，对李鸿章应有什么样的评价呢？我认为，对于李鸿章这样的一个在近代中国与慈禧，赫德三人交织成为左右晚清政局的人，不能简单地作出评价，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运用历史的眼光去评价他，更不能一骂了事。

认识和评价李鸿章，首先要了解李鸿章所处的社会背景，还有他所做过的事情，“人的存在和本质都是依赖于社会历史的，是由社会历史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p293）“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与其所生之时代，有不可不熟察”。

鸦片战争前，中国就“循着中国历代王朝的理轨道，经过„康乾盛世‟进入危机四伏的„衰世‟”（陈旭麓《中国近代史》p2）。鸦片战争，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逼中国实行所谓的“门户开放”，在这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大进程中，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了形形式式的救国救民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去寻找一条强国的理想道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地方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强国。在经历二次鸦片战争后和太平天国运动，中央和地方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由此而从清王朝统治集团中产生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他们接过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儒家思想旗帜，提出和标榜“自强”，力图封建末世的推后到来。然后，他们只是引进的西方的先进技术，只是停留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对于政治不能也不敢问，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一部份的权力，所以洋务派在中国下半叶的中国早期改革中成为主流。在洋务派集团中，中央的有弈，文袢集团；地方的有曾国藩、左宗棠两个湘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而李鸿章是属曾国藩集团，是这些集团中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可以说他是一个伴着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对中国近代化事业影响最大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李鸿章做了一些什么事？从第二鸦片战争结束后，1862年，他当上江苏巡抚起，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1870年开始，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担任直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非策的重要人物。在军事上组建淮军、镇压太平军、捻军、解散戈登的常胜军；创立北洋海军，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国防；在经济领域，李鸿章一个人就组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般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等一系列近代军工企业，为中国工业化打下最早的基础，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铁路。可以说他在洋务运动上，创办最多，成效最大。“长期以来，李鸿章背负着血腥镇压农民起事侩子手的罪名。他购买和制造船炮的初衷究竟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事还是为了自强和抵御外辱，在今天已没有讨论的必要。历史仿佛是一把双刃剑，在农民和政府身上各刺一个凹槽，清毒放淤。然后降温止痛，然后继续前进。无论如何，李鸿章作为近代洋务派的领袖在开辟新风气，引进新技术方面功不可没。”（牛贯杰《原来李鸿章》）

“历史的发展总是要把一些人推到历史事件的前台，使他们成为与这一事件不能分开的历史人物。”（肖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p449），对于人们大众口中的反面人物，要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辨证地、客观地评价，不能一骂了事。

李鸿章的从官之路是传统的科举考取功名，同当时的文人一样自小受科第“教义之浸淫”，虽然，他的思想受西方近代化的影响，延伸出洋务思想，开展洋务运动，但李鸿章的思想仍残留着当时普遍存在于士大夫的清王朝天朝上国的愚昧，因此梁启超豪不留情地评价李鸿章是“固无学识之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于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 p31-34），其核心思想是为清王朝服务的，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通过单纯是军事和经济上的改革，使清政府强大，但勿视了一点就是政治腐败，社会奢侈风气和民不聊生的状况，他眼中“天朝上国”的清王朝早已途穷末路了，因此，他的思想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没有实现的可能，事实上，洋务运动也是以失败告终，没有使中国从此走上富强的道路。李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识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是他思想中最落后的一面，是他个人悲剧人生的来源。

盖棺尚不能定论。

梁启超《李鸿章》里，对李鸿章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虽然去世了一百多年，但对他的评价盖棺尚不能论定，而争议最大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内战争中镇压农民起义，用鲜血染红自已的顶戴花翎。二是如何看到李鸿章主持洋务运动活动中的外交运动的卖国行为。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朝廷腐败，社会动荡，列强环伺，国势危殆。李鸿章以其军事才能，会同乃师曾国藩，编练湘军，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为清朝争取到“中兴”局面，李鸿章更能较清醒地认识到“穷则变，变则通”，用“自强”来“求富”。把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付诸实践，创办近代军，民用工业，修铁路，办电报局，开矿山，设同文馆并派遣留学生，建立新式海军，为中国走向近代化开了先河。李鸿章多次提也咄咄逼人的日本对中国未来的威胁，也意思到现代化海军的重要性，他的这项政策到了传统的主张北方防御的国家战略者的攻击，李鸿章不得不顶着朝廷里大压力开始他的海防战略，他用心良苦地不仅大力发展海军，海防的基础设施，也投入了大量精力教育现代海军人才，连后来的日本人也不得和认，中国海战之败，非败于人才，而是败于装备不足，由于众所周知的经费问题等问题，李鸿章的现代化海军战略最终失败。在日本大举侵入中国，水陆两线作战清军全部溃败，军晌缺乏，国家危亡之际。北京城内歌声悠扬，鼓乐冲天，正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总管太监李莲英下令，这段时间内凡可能令老

佛爷不高兴的事一律不准奏报，就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太后的挥霍无度。甲午战败，国人纷纷将责任集中于北洋海军的统帅——李鸿章一人身上。其实李鸿章看到自已倾力创建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心中滋味可想而知。“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寐”，“旅顺失守，愤不欲生”。李鸿章受命赶赴到北京，赴日前夕李鸿章上折道：“我会审时度势，尽全力同日人争辩”，商定一个最为可行的条约。所做一切，只要有利于国家，我甘心承受怨谤。但弱国无外交，在外交上无论他如何绞尽脑汁，总逃不脱受制于列强的命运。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价李鸿章的远行：“炮口勒逼之下的委曲求和既是难事，又是污名。但面对„日人方图远略，举倾国之师，逼我和款，所索即奢，且不愿遽和‟的局面，却没有一个人愿为天下作计，分担难事和污名。„诸人相对默默‟正写出了当初一腔义愤和如今一腔和心的对比。若以这些人作为所衬的景观，李鸿章的白发远行的伶仃身形确乎显出挺拔和刚毅。”虽然，李鸿章创办洋务企业的出发点是为了晚清王朝，但在某种程度上，洋务企业的创办对中国近代历史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影响。

同时，在面对犹如“虎狼群”的列强方面，每当局势难以收拾，李鸿章也是清廷与洋人同旋的不二人选，忍负重为朝廷买和平。他几以一个人之力，主导风雨飘摇的大清国四十年历史，使之偷安于世世代代，外国媒体评论：“只知李鸿章，而竟不知有清朝廷”。当政局难以控制之时，还是李鸿章出面后。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对化战争。联军很快攻占天津，进入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出逃西安。79岁，垂暮之年的李鸿章再次临危受命，北上调停。经过九个月的艰苦谈判，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在光绪帝的授权下签订了〈〈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由此可知，李鸿章在临死时，仍希望中国可以强大起来，因此中国的失政，李鸿章不必负上全责，但也不是说他无须负责，李鸿章有救国强国之志，而且更有近代学识和智慧，但为何他没有像英国首相格兰期顿，德国宰相俾斯麦那样挽狂澜，实现大志？“以鸿章固无学识之人也”（梁启超《李鸿章》）。“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个，李鸿章一个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梁启超《李鸿章》），可谓是一语中的，中国之失政，直接之罪，在朝廷那些不思进取的执政误国之枢臣；间接之罪，在“我国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

李鸿章拖着衰朽的躯体为签订《辛丑条约》竭尽心力，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带着未竟的志愿须臾气绝。纵观李鸿章的一生，他是个失败者。他未能使中国走向富裕与强大，甚至到死也没见到独立自主的中国。他无法逃脱时代套在他思想上的枷锁，这也是近代中国人的特殊心态。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开始她近一百年的屈辱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衰败的封建主义不能与新兴的资本主义对抗所造成的结果。在这样的历史里的关键人物李鸿章注定了他悲剧人生。

备注：1 牛贯杰《原来李鸿章》陈旭麓《中国近代史》梁启超《李鸿章》。

第四篇：近代史论文

近代史论文

论中共如何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很多，但最基本一条是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不断摸索、创新，纠正自身错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 原因

现代政党的产生，都是历史运动的产物，是一定时代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不列外。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创建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在支援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民族民主革命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们让中国的先进知识份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且在各方面给予中国以实际帮助，这从外部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次由于随着帝国主语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发展和壮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发展到200万人左右，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而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最后，五四运动后一

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着手建党活动，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在上海成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奠定了组织基础。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是时代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他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它一成立，就显示了突出优势，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使中国有了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新型政党。使中国人民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使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前景，为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迈进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上付出了很多努力，首先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国民大革命。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阶段，没有经验，没有实力，单凭一个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可能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中共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当时的国民党，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浩浩荡荡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国民大革命就这样开始了。然而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国民革命以失败而告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损失惨重，不但组织被破坏，而且党的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工农运动走向低落。究其原因，从客观方面是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而从主观方面来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通过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到，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要有一支自己独立领导的强大的武装力量。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转向了农村地区，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把农村改造成为先进和巩固的根据地，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先后发动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但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引起了共产党人的思考：中国革命是要继续坚持苏联模式，以城市为中心，还是开辟新的道路，成了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问题。

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即“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在此精神指导下，党先后组织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从起义目标来看，几乎都是剑指大城市，秋收起义的目标是长沙，广州起义的目的就更明确，占领广州、建立苏维埃。二是从结果来看，这些起义基本上都失败了，即便夺取了城市也占不住，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但仅坚持了3天，其他各地起义夺取城市的目标也几乎都没有实现。各地武装起义实践

证明，攻打大城市的路走不通，一些起义部队开始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开始从攻打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伟大转折。八七会议后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但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后依然遇到很多的曲折，先后有李立

三、王明和博古三个左倾错误主义，依然不坚持城市包围农村的革命路线，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失败，导致红军被迫通过长征实现战略转移，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及时召开遵义会议，纠正了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错误，开启了革命道路探索的新篇章。

中共的探索道路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必须从当时的具体国情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我们也要正确地对待外国经验，要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经验。在此以后，中国革命者不断思考中国的革命道路。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第一枪。南昌起义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辟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总战略。其基本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历史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曾经实验过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但是，它们最终都失败了。事实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以人民共和国代替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任何反动势力也没有可能战胜的伟大力量。

最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归根结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下，中国人民才顺利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在旧中国的统治。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

泽东思想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使帝国主义殖民制度遭到一次致命的打击，从而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大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遭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它对国际局势的发展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具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第五篇：近代史论文

中共一大代表之董必武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
摘要：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他为中国 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关键词：创始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法学家；革命精神 正文： 说起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12 位与会代表，能坚定不移地坚持共产主义，参与并 且成功看到革命胜利的除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大概就是只有董必武董老了。董必武同志在中共一大时与陈潭秋同志一同作为武汉代表参与了会议，当时与会的 12 位代表，部分到后来因为没能坚持信仰，坚持共产主义，而走上了一条反动派的道路，最终 被人们所唾弃，被历史所遗弃，也有部分不幸在参与解放运动过程中被反动派残忍杀害，未 能亲眼见证革命的胜利，颇为遗憾。而对于能亲眼见证革命胜利，共和国诞生的董老来说，他无疑是幸福的。董必武的幼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满清政府的统治下度过的，在他 18 岁的时候还考取过 秀才的功名，这无疑说明了他青年时的确是颇有才华和见地的。1911 年，董必武也一同参 与了辛亥革命，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但是，当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 实，颠覆了辛亥革命的原始目的时，董必武毅然地参与了反袁活动，期间两次不幸被捕入狱。不过，董必武对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并没有放弃信心，并且又积极参与领导人民推翻军 阀统治。1919 年，董必武参与了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 领导人之一，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他协助周恩来同志，参加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领 导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抗战初期在武汉，他利用合法身份和他在湖北广泛的社会 影响，大力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宣传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人 民战争思想。他直接领导中共湖北省委，抵制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团结当地爱国人士，创办七里坪、汤池等训练班，为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培养大批 骨干。到重庆后，他作为中共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或是同我党其他参政员一道，或是 单枪匹马，在这个会议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进行英勇机智的斗争。他模范地 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地方

实力派和国际友好人 士，为坚持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开展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作 出重大贡献。１９４４年党中央提前为他作六十大寿，对他的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党中央 在贺电中说： “现在你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 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你是中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

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祝你的生日，将感到光荣。”１９４５年４月，董必武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 国制宪会议，并向旅美侨胞和国际人士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解放区各方面的成绩，扩大 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董必武同志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 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为争取和平民主、制止内战进行复杂艰巨的斗争。１９４７年春，国共 两党谈判破裂，他率领中共代表团驻南京、上海办事处的同志撤返延安。随后，前往华北，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和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紧张地投入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１９ ４８年８月，他主持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经过这次大会，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他当 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接着，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主持起草《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进行立法方面的准备。建国后，董老就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务，挑起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重担。董老的一生都是在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奋斗着，他并没有像朱老总那样的赫赫战功，为共 和国立下汗马功劳，也没有像周总理那样的执政手段，深受人民群众爱戴，但他始终恪守着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无怨无悔地为革命事业默默付出一生。董老无私的人生和他强大的 爱国主义精神都是我们后辈十分值得学习的。董老对党所作出的贡献实在太多了，从建党初期到后来坚定不移地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 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党内右派极端主义，从抗战时期长期宣传两党统一战线，宣传毛泽 东同志提出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人民战争思想，为党培养了大批的优秀骨干党 员，到解放战争时期亲身涉入敌占区支援领导解放工作，从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到后来投身于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从无到有的漫长艰辛的工 作中去。董必武同志的一生，是光

辉的革命战斗的一生，是不断开拓前进的一生。他从一个清末 的秀才，成长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又成长为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中间走过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他亲眼看到过旧中国几个朝代统治的黑暗和民族灾难的深 重，经历过几个时期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风雨。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有深切的 了解，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生活有丰富的经验。他没有被旧的历史文化知识所束 缚，没有被局部经验所限制，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指导下，把这些知 识、经验提炼、升华为正确的思想原则，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他不断从毛泽东思想中吸取 精神营养。他的一些独创性的思想成果，也充实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宝库。正是由于具有 这种思想基础，他才能够在极其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正确掌握 并坚决执行党的纲领和政策。他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总是立场坚定，是非分明，表现了一个无 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的党性。这是特别值得称道的。

董老早年是学习法学专业的，是个地地道道的“老牌”知识分子，他没有像朱德和彭德 怀那样的军事才能，也没有像毛泽东那样的领导才能，他只是在用他力所能及的知识去改变 这个世界，去实现他心中伟大的理想。在逆境中，董老坚守底线，绝不向军阀及反动势力屈 服。身居高位时，他依旧低调不张扬，充分彰显了一个伟大革命者的高尚情操。董老的爱国精神也是十分值得我们称道的。1971 年，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恢 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其中少不了董老不懈的努力。1945 年，当董老代表中国共产 党和解放区军民，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并签字，一直 到 1971 年董老再次出席联合国代表大会见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我们可以 想象出董老当时心中难言的苦涩和幸福。董必武同志的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道德品质表现在许多方面。他一生工作勤勤恳恳、兢兢 业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事业，真正实践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身居高位，从不自视特殊，而是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注意以身作则，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不徇私情，敢于同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他谦虚 谨慎，平易近人，爱护干部，团结同志，善于同党外朋友合作共事，时刻关心群众，同群众 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好学深思，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科学书籍，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热情奖掖青年后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