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先生读后感

第一篇：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先生读后感

《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先生》读后感(崔丽君)

读了《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先生》一文后，我感触颇深。

现行的中国教育体制就是应试教育，正如文中所说的：中国的基础教育只是一个“考试中心”，孩子们的天赋“被榨干”，只培养出两种人：赢家和输家。

对于文中提到的各种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我同样嗤之以鼻，对于教育的终极目标我非常认同，对于多年教育造成的恶果我非常痛心，可我能说什么呢？因为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也理应为当前造成的教育现状负责。可有没有人问问这真的是教师的初衷吗？

试问哪个老师愿意将孩子埋进题海，也把自己抛在里面？哪个老师愿意板起面孔，尘封起温馨的笑容？哪个老师愿意把师生的关系搞得水火不容？哪个老师愿意抛弃学生的尊重甘心充当恶魔？相信没有人愿意这样做，可为什么大家又都在做自己本心不愿意做的事情？是谁逼迫了我们？是教育机制，是评价机制。

其实，现在的教育模式是在社会的压力下形成的。学生的压力非常大，来自家庭，来自学校，来自社会。导致学生不得不学，老师不得不压制学生的其他方面的兴趣，迫使孩子们按照家长、老师事先制定好的模式去生活。我想，这真的不是孩子们所向往的，真是可悲可叹啊！

虽然对现行的教育模式有诸多看法与不满。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别无选择，在这里我只想说说自己的想法，说到启蒙先生，这应该是影响孩子一生的关键人物。所以作为老师，一定要扮演好启蒙者的角色，让孩子们实实在在受益。我认为应具备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必须具备良好的师德。人们常说：“师道不立，其教不成”。教师良好的思想品行将是教师最伟大人格力量的体现。正是因为这一伟大的人格力量，才能真正做到“身正为范”，成为了学生学习的榜样，那么教师就可以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学生的成长就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古今中外无数事例证明，育人单凭热情和干劲是不够的，还需要以德立身、以身立教。作为一名教师就要有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甘为人梯，像“春蚕”吐尽青丝，像“蜡烛”化成灰烬，把毕生献给事业，献给学生。

其次，必须具备过硬的师才。明代思想家黄宗羲云：“道之示闻，业之示精，有惑不能解，则非师也。”是啊，有惑不能解，怎么能称得上“学高为师”。由此可见，一位教师具备过硬的基本功，渊博的学识是如此重要的。记得一位优秀教师说过：作为教师，只有我们拥有一桶水，才有可能让学生分得一杯水。因此在任何时刻我们都有必要对自己进行不断地充电，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内在素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惑能解，有业能授精。学生才会真正地“亲其师，信其道”。

三、还必须具备纯纯的师爱。其实我们应当明白：在争当优秀的人民教师过程中，“德与才，都不可偏重”。然而真得要想做到德与才兼备并不难。那就是要付出每个教师对学生纯纯的师爱。记得有人说过：“疼爱自己的孩子是一种本能，而热爱别人的孩子是一种神圣”。教师对学生就需要这样一种神圣的爱，要不求

回报，严慈相济，这种爱是学生接受教育的感情基础，因为热爱一个学生就等于塑造一个学生，而厌弃一个学生无异于毁坏一个学生。可以说，有了这种师爱，教师就可以倾注他一生的爱心，想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所急，就会拿自己的师德与师才方面与别人相比，从而不断地扬长避短，取得长足的进步，这就是所谓的“爱的力量”。而一旦学生体会到这种爱的情感，他们就会在愉快的情感体验中接受教师的教导。

让我们都拿出实际行动，为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吧！

第二篇：《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先生》读后感

追求朴素的真教育

——《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先生》读后感

商云/文

今天认真拜读了曲辉老师的《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老师》，文章中痛击中国教育弊端的犀利语句，句句如同重锤，敲打着读者的灵魂，心中不仅要问：中国的教育究竟怎么了？中国的启蒙先生去哪里了？！

何为启蒙老师？百度一下得知，启蒙老师就是指“使初学的人得到基本的、入门的知识的人”，是“普及新知识，使人们摆脱愚昧和迷信的人。”曲辉认为启蒙老师是“拟定儿童一生蓝图”的人，因此也就指出了启蒙老师的重要性。

教育就是让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按照自然规律，以其独特的方式得以舒展、得以生长。可当我们在要求孩子们死记硬背某个历史事件的活动时间、意义时，创新思维被禁锢了，当我们的教育以分数为唯一标准时，学生的理想、人格、生命的尊严统统屈服于至高无上的分数，他们的生命成长过程是多么的单一，单一得令人感到悲哀和窒息。

朱永新老师认为“启蒙老师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伟人与罪人都可能在他的手中成形。因此，教师必须如履薄冰，尽自己最大努力让自己和自己的学生走向崇高。”

如今的老师工作压力大，负担重，究其原因，为分忙，为分累。即使是教学过程，也是根据考试要求为指导，三维目标被折断了双翼，情感和能力的培养被搁置一端，知识目标不断被强化，再强化。有的老师甚至认为，与考试无关的知识点少提，甚至是不提。学生在题海中不断挣扎，在作业中犹豫彷徨，在频繁的考试中逐渐变得麻木。

本该是儿童启蒙老师的人，却在不遗余力地在成为中国教育考试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让学生死读书、读死书，后来读书死。文中讲了一个令人倍感汗颜的故事：旅华多年并在华娶妻生子的英国著名出版人马克·基多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准备从中国撤退，他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只是一个“考试中心”，孩子们的天赋被榨干，只培养出两种人，赢家和输家。“中国并没有这样一条大道，能把孩子培养成领导人、发明家和革新者，但这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素质教育推进多年，但效果如何呢？最终只不过是披着素质教育的外衣，大肆开展应试教育，而且是愈演愈烈。

曾经读过《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书中的小林校长是一位真正的启蒙老师，小豆豆可以算是一个很幸运、很幸福的学生。她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可以和小林校长连续说上三个小时的话，可以和同学们们一起体味野外生活，可以欣赏校园里的美丽风景，可以体验帮助别人的乐趣，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即使犯了错误也会得到小林校长的宽容和尊重……而这在我们看来，可以称得上是教育中的世外桃源了。

其实，类似小林校长的教育思想，早在我的民国时期，钱穆、夏丐尊、朱自清、叶圣陶等诸多大家都已经提出。他们的启蒙很简单，就是提供给儿童更多的趣味和自由，指出：“教育就如喂鸡，如果让学生多发挥主观能动性，那么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一个现代社会启蒙老师的先行者黄玉峰老师也指出：“不以应试教育对应试，而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只要学生的素质真正提高了，他们对付考试的能力也不会差。”事实证明，他的学生在传统的升学平台上，同样展示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他们的教育思想和主张，无疑给我们指出了前行的方向和道路。如何成为一位合格的启蒙先生，让孩子赢在在起跑线上？那就是，揭开教育花哨浮躁的假象，撕去分数至上的外衣，一切从学生的生长规律出发，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尊重生命，尊重个性，呵护创新思维，追求一种朴素的真教育，让教育回归本质。

第三篇：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先生读后感

《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先生》读后感

利津街道张窝小学徐清泉

《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先生》读后，感触颇深。文章由“甲午海战”的中日考题对比入手，谈到对中国现行教育的忧思。文中罗列了大量的事实，描摹了中国现行教育的实际。最后，列举了一些敢于以素质教育挑战应试教育的更具创新力、亲和力，更富有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的老师们，为我们指出了前行的方向。

其中，引用的老前辈陶行知先生的一次演讲，让人难忘。“教学应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趣味和自由”。为了阐明这一教育理念，他拎着一只大口袋上台，众人皆以为里面装的是要分发的材料，却不料他从中掏出一只公鸡和一把米。他强按住鸡头命其吃米，结果公鸡拼命挣扎，一粒米也不肯吃。后来他松开手，重获自由的公鸡踱着步自行啄食起来。听众一头雾水之际，陶行知解释道：“教育就如喂鸡，如果让学生多发挥主观能动性，那么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这使我联想到现行的课堂教学。虽然，新课程意在强调学生的自主性，但是，一些教师为了所谓的考试成绩，还是不敢轻易尝试，将学生死死控制，牵着学生的鼻子，一步步走进教学的设计中。教师铁青着脸维护师道尊严，并把答题技巧奉为上方宝剑。课堂上缺乏激情的发言，活跃的气氛。“重知识，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种讲授，轻实践”，依然是课堂教学的主旋律。

那么，如何让学生发挥主观的能动性，自觉自愿地学习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教师要有崇高的师德热爱学生，改变教学观念，树立新的教学理念。平等对待学生的老师最值得学生尊敬和热爱。只有师德崇高的教师，才能真正做到热爱学生，爱护学生，平等地对待学生。“师德”，是教师素质的核心，是提高教师各项素质的动力，是教师形象的突出体现，也是办好一所学校、取得社会良好评价的重要原因。如果一个人把自己从事的工作仅仅当作一种职业，而不倾注全部情感和心智，那么这样的教师只能是一个“教书匠”，绝对成不了教育专家。爱生，是师德之灵魂。只有具有崇高责任感、事业心，具有高尚人格魅力，把教师当作毕生的事业的教师，才能穷尽毕生精力，努力使自己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只有这样，才能够彻底改变课堂教学，变讲堂为学堂，变主讲为主导，变运动员为教练员，确实回归学生的主体地位，让他们经历学习的过程，成为学习的参与者、决策者、实践者，探索者，获得者，在求知的过程中，提高获取知识的能力。

二、终身学习观念，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的运用。“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必须有一桶水”，教师仅有一桶水就够用了吗？“在知识更新周期日益缩短的今天，教师仅有一桶水是远远不够！更何况新课程改革后，教学内容新，教学方法新，教学观念新，教师还是那一桶“死水”，是绝对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大多数教师认为需要不断进修学习，以吸收新的营养，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但对“应终身学习”“向学生学习”“要学习非本系统专业知识”等新时代教师必备的要求上认识并不明确，尤其是初中教师，不少人认为教个初中，大学毕业，知识够用了。因此，牢固树立终身学习观念，博采众长，拓宽“活水”渠道，使自己的大脑不断吐故纳新，接收活化新知识，厚积而薄发，对实施课程改革是至关重要的。教学，是教师与学生的双边活动。任何一方的活动，都会对另一方产生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因而，教师的主导，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要有创新精神开展灵活多样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参与，感悟，借鉴，提高。课堂教学作为教学的主阵地，应当成为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重要场所。课程改革为教师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由于传统教学观念根深蒂固，不少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提出的质疑、争论还不能

采取悦纳的态度。素质教育是一个多层面、多角度的立体工程，在学生的各项素质中，创新素质应当是最基本的素质。只有具备创新精神，学生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潜能，才能尽快尽好地成长成才。教师的创新素质，不仅体现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内容等诸方面，更应体现对学生创新精神的爱护和培养；要保护并支持学生的奇思妙想、异想天开；鼓励学生敢于对教师质疑，敢干同权威争论，敢于同教师展开思维对话。让教师要成为学生学习潜能的开发者，而不是知识的灌输者；成为学生前进的助推器，而不仅仅是学生学习上的领跑人。

四、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教给学生攻坚克难的本领，授人以渔。比如，在阅读教学中，教给学生查字典的方法，理解词语的方法，分段的方法，总结段意的方法，感悟中心的方法等等。让学生在学习中胸有成竹，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这样，对学生来说，课堂的学习就成了运用自己的所能，解决一个个问题，获得一次次胜利的过程。那种对胜利的期盼，必将更进一步促进学生积极自主学习的信念。另外，学生初步自学时，对所学的内容可能有困难。这时，教师可以采取各种方法，帮助学生降低学习的难度。比如，可以采取两人小组或者四人小组合作的方法，让学习能力较强的同学，帮助学习能力较差的同学，让他们相互促进，共同进步。这样，不但学到了知识，而且在互助学习的过程中，也增进了友谊，增强了团结的意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也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总之，新课程改革下的教师应该时刻牢记，教学的主要功能就是唤醒、引导、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让他们自主地、自觉自愿地产生学习的动机，使原本枯燥的课堂妙趣横生，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第四篇：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先生

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先生

曲辉

9月是孩子们入学的时候，央视主持人张泉灵刚参加完儿子的入学家长会，她听到校长演讲中日学校怎样考“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考题是：甲午海战是哪年发生的？历史意义是什么？然后老师会总结5点，让学生背熟，少答一点扣分。日本则会考学生：了解了甲午海战的历史之后，你认为日中之间还会有战争吗？谁会赢？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判断？

“是啊，这样下去谁会赢？”张泉灵在微博上感慨道。

旅华多年并在华娶妻生子的英国著名出版人马克.基多在英文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的文章，声称准备携家带口从中国撤退。文中他特别尖锐地批判了教育问题，指出中国的基础教育只是一个“考试中心”，孩子们的天赋“被榨干”，只培养出两种人：赢家和输家。“中国并没有这样的一条大道，能把孩子培养成领导人、发明家和革新者，但这恰恰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如胡适所说，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只消考察三件事，而第一件事就是看他们怎样对待孩子。胡适的眼睛的确够毒---近100年后的今天，在最应该被启蒙的年纪，我们的孩子没有得到应有的点化。在最需要先生指导、孵化想象力和创意，最大限度地发掘天赋的时期，我们的孩子缺乏真正能照亮他们心灵和智慧的好老师。

拟定一生蓝图

没有好先生就没有启蒙。大学是对一个人深加工的地方，而之前的底子和模样已经由基础教育打下：不论是小皇帝还是小公主，都得离开罩着他们的“父皇”“母后”进入学校，接受集体生活与正规授课的洗礼，学习各学科基础知识，学会待人接物，开始规律作息。这是他们社会化的起始，人格成长的初级阶段，像一枚干细胞开始迅速分化。此时从老师处学到的东西，完全融进生命、化入血液。大学之后所学，则只能作为附加知识---骨架已经搭起，骨缝已经闭合，不论是长肌肉还是长脂肪，总之是没法再长高了。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雕刻师，一天，他问正在雕刻石狮子的父亲，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雕刻师。父亲说：“看！拿这头石狮子来说吧，我并不是在雕刻这头狮子，我只是在唤醒它。”父亲进一步解释说：“狮子就沉睡在石块中，我只是将它从石头的监牢里解救出来而已。”

教育家朱永新先生毫不客气地给教师行业提高“准入门槛”：“教师是一个冒险甚至危险的职业，伟人与罪人都可能在他的手中形成，因此教师必须如履薄冰，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和自己的学生走向崇高。”

如果说待启蒙者是一张纤尘不染的白纸，那启蒙先生无疑参与拟定了待启蒙者一生的心中蓝图。1909年12月8日，身为长沙修业学校教师的徐特立，在学校操场进行演讲之时，讲至国耻民辱不胜激愤，热泪如倾，当场挥刀将自己的左手小指砍下，血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交给请愿团。时为其学生的毛泽东后来回忆起徐特立的壮怀激烈，认为“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10岁入学，他的启蒙先生钱伯圭年轻时曾游学于上海，是深藏不露的革命党人。一天，钱伯圭拉住钱穆问：“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是这样吗？”钱穆称是。老师告诉他：“这样的书不要再读了。一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是因为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才会这样。像现在在欧洲的英、法等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以后该学他们。”

一番教导，让钱穆顿觉“巨雷轰顶，全心震撼”。多年之后他回忆道，自己毕生所从事的治学研究，其最初的动力都来自于老师的这一番启发。他自己入大学执教之前曾做过10年小学教师，8年中学教师。钱穆晚年曾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

考试机器上的螺丝钉 这也是为什么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钱理群总说自己“有一种癖好”，就是“见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要和他们说话”。他教大学前在贵州教过18年的中学。如今这“癖好”愈演愈烈，钱教授退休之后没有在家养花种草，而是回到母校南京师大附中给中学生上了一个多月的课，讲古典讲鲁迅，还马不停路蹄地义务到各地给年轻人讲课。他自己说，像钱穆那样的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早在“五四”时就形成了传统。

最近出版界涌起一股“民国老课本热”，尤其是1932年的8册版《开明国语课本》，其影印本多次卖断了货。这部教材由叶圣陶编写课文，画家丰子恺绘制插图，清新质朴，简洁实用，毫不陈腐。当时的钱穆、夏丐尊、朱自清、叶圣陶等知名大家都曾入中学任教，佳话颇多，一个年级的学科组就能强过现在的一所大学。

可我们今天的老师，论学养论人格魅力，有几人能担得起“启蒙先生”这4个字？他们只是枯燥的国家考试机器上的螺丝钉，不关心学生如何做人，只关心他们的分数。

诗人于坚有一天送孩子去上学，下雨天路滑，到校门口时考试铃声响了，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往里挤，生怕迟到。有个女生滑倒了，于坚吃惊地看到---学生们没有一个人去扶她，女生自己挣扎着爬起来。他不由慨叹道：“现在的学校到底教了些什么？”

今年4月份，江苏启东市一所中学的一名学生被安排在升国旗仪式中发言，可他却把此前由老师“把关”过的演讲稿“偷梁换柱”，临时发表了一番火力十足的教育批判。

“根据调查，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世界第一，创造能力世界倒数第一 „„没有一个诺贝尔奖是接受中国教育而获得的。”全校师生猝不及防地怔在那里，连话筒的电也忘了切断。没想到越往后尺度越大：“我们感觉不到老师的伟大，他们为了升学率，不断逼我们，要么补课，要么是布置做不完的作业„„他们关注我们只是为了升学率。难怪有调查显示，90%的学生毕业后不回母校看老师，一点感情都没有！尊敬的老师们，这是你们想要的吗？” 他问到了点子上。山崩地裂时只顾自己抱头鼠窜的“范跑跑”还怎么指望学生对他有感情？机械而陈腐的课堂怎么指望学生对它有感情？一个负责“灌”，一个被迫“吞”，老师和学生一起被卷入麦当劳式的生产线中。想象一下，孩子们被领着计算“一个排水口，一个进水口，边排过进，多久才能灌满”这样几十年嚼不烂的“坑爹”问题，想象他们像做广播操一样写作文，想象他们打着吊瓶把头埋进纸堆里，一边痛不欲生一边撂狠话诅咒这一切。学校心无旁骛地把他们像生肉一样推向下一个出口，等待中考和高考盖下合格的印章。教育本来是来强国的，可现在的教育挤给孩子们喝的净是些富含三聚氰胺的毒奶。教师中更有甚者，正课马虎应付，课外开小灶讲考试秘诀，好比开刀的大夫只要没收红包，就要刀下没数、剪下无情，直接催生出另一片被潜规则统治的领域。不想自己孩子沦为没人管的“差”生，家长自然就要开动脑筋，经常明里暗里“意思”一下。有个老师开班会，对班上学生说，让你们的爸妈别再给我充话费了，换点别的方式吧---他的话费太多了。硝烟弥漫的教育是一场战役，从中学择校到为挑小学发愁，再到挤破幼儿园的门槛，一路向低龄幼儿伸出魔手。义务教育呈现出如此荒诞的怪现状，这样的教育，还指望将来有谁会感恩戴德？

以素质教育对应试

那么好的启蒙老师应该是什么样的？难道铁青着脸维护师道尊严，并把答题技巧奉为尚方宝剑才是唯一标准？多元化的冲击正在瓦解这块铁板。更具创新力、亲和力，更富有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的“麻辣老师”们正逐渐成为中国教育的一道新景观。

无论是著书炮轰语文教育的蔡朝阳，还是抱着蟒蛇上课的美术老师邹华章，无论是嬉笑怒骂的袁鹏飞，还是旁征博引的纪连海，他们都不拘于通常的教程设置，而是奇思妙想，发散开来，使得原本枯燥的课堂妙趣横生。

其实他们的思路很简单，那就是提供更多的趣味和自由。老前辈陶行知针对这个教育理念，曾做过一次演讲。他拎一只大口袋上台，众人皆以为里面装的是要分发的材料，却不料他从中掏出一只公鸡和一把米。他强按住鸡头命其吃米，结果公鸡拼命挣扎，一粒米也不肯吃。后来他松开手，重获自由的公鸡却踱步自行啄食起来。听众一头雾水之际，陶行知解释道：“教育就如喂鸡，如果让学生多发挥主观能动性，那么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当年教中学的朱自清也与学生亲切互动，授课极受欢迎。当时有个学生写了一篇作文《可笑的朱先生》，里面写道：“他是一个肥而且矮的先生„„最可笑的，就是他每次退课的时候，总是煞有介事似的从讲台上大踏步地跨下去，走路也很有点滑稽的态度。”朱自清不仅不生气，反而当众朗读，赞赏其文读后如见其人。而他自己平时一旦有新的创作，也会与学生一同分享。俞平伯在春晖中学旁听了朱自清的一堂国文课，认为“学生颇有自动的意味”，甚至超过大学生。

因此，做一名解放学生天性的启蒙先生，恰恰是回归了教育最初的理念。在中国山村支教十余年的德国教师卢安克特别注重启发教学，他主张把中国画、手工课等融入到日常教学中来。2003年，小学里喜欢戏水的学生纷纷提议想建一个游泳池，卢安克就让学生自行考察，然后一起讨论设计。动工的时候很多家长前来帮忙，学生便只能乖乖地束手待在一旁。卢安克便打发走家长，让孩子自己来做剩下的工作。游泳池顺利建成，有人对卢安克的教育理念赞叹不已：“我们是想着怎么快点做好，他是想着孩子们的感受。”

大胆的教学试验同样可以在城市学校展开。复旦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就曾高调宣称“决心做当今语文教学的‘叛徒’”。像民国时的前辈们一样，他也采用自主教材---老庄、蒙田、茨威格等皆选入其中。他还开办各种名人讲座，带着学生逛书店、看话剧，甚至水浩浩荡荡地组织“文化学游”游山玩水。“看到景点讲景点，看到匾额讲匾额，看到碑文讲碑文，看到碑上有错别字我们就指出来。”到后来，不带标点的文言碑文，学生自己就能读下来。除了学校大考，语文课再也没有考试和卷子，每周倒是增加了阅读和绘画、篆刻时间。有人批评他的教学如“放羊”。他说“放羊”有何不好？如果是放到水泥地上，那羊只能饿死；但如果领到水草丰茂处，羊自会吃得肥肥的。

像黄玉峰这样秉承民国遗风的启蒙先生逆流出现在现行教育体制中时，难免会引得世人大哗，自然会招致校方、家长甚至学生的质疑。而针对整个社会最关心的考试问题，黄玉峰的理念十分新颖：“不以应试教育对应试，而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只要学生的素质真正提高了，他们对付考试的能力也不会差。”事实证明，他的学生在传统的升学平台上同样展示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麻辣”有时因过于叛逆而沦为展示的噱头时，他的尝试无疑理性而沉稳，提供了一条可以效仿与深入拓展的道路。

而这样的路至今仍少有人走过。钱学森晚年曾发出这样震撼人心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像李约瑟难题一样，这个尴尬的问题由上而下困扰国人多年。然而始终有很多人不明白，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氛围中，校舍与硬件设备再好，“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应试教育照样会将中国的孩子撂倒在起跑线上。最好的学校绝不是设施一流的学校，而是教师一流的学校。那些我们称之为“灵魂工程师”的启蒙先生学养几何、魅力几分，能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与我们相遇，才是真正为个人与社会埋下的最大伏笔。

附：钱穆教作文

钱穆教小学时，这样教小学生写作文：口中如何说，笔下如何写。一天下午，钱财穆要求学生写作文，题目为《今天的午饭》。学生的作文交上来以后，钱穆选择一篇写得好的将它抄在黑板上。这篇作文是这样写的：“今天午饭，吃红烧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通过这篇作文，钱穆告诉学生，说话、作文要有曲折，有回味的余地，就像这篇作文的最后一句：“可惜咸了些。”

第五篇：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先生

起跑线旁缺席的启蒙先生

9月是孩子们入学的时候，中央主持人张泉灵刚参加完儿子的入学家长会，她听到校长演讲中日学校怎样考“甲午海战”。中国的考题是：甲午海战是哪年发生的？历史意义是什么？然后老师会总结5点，让学生背熟，少答一点扣分。日本则会考学生：了解甲午海战之后，你认为日中之间还会有战争吗？谁会赢？你为什么这么做这样的判断？

“是啊，这样下去谁会赢？”张泉灵在微博上感慨道。

旅华多年并在华娶妻生子的英国著名出版人马克·基多在英文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的文章，声称准备携家带口从中国撤退。文中他特别尖锐地批判了教育问题，指出中国的基础教育只是一个“考试中心”，孩子们的天赋“被榨干”，只培养出两种人：赢家和输家。“中国并没有这样一条大道，能把孩子培养成领导人、发明家和革新者，但这恰恰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如胡适说，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只消考察三件事，而第一件事就是看他们怎样对待孩子。胡适的眼睛的确够毒——近100年后的今天，在最应该被启蒙的年纪，我们的孩子没有得到应有的点化。在最需要先生指导、孵化想象力和创意，最大限度地发掘天赋的时期，我们的孩子缺乏真正能照亮他们心灵和智慧的好老师。

拟订一生蓝图

没有好先生就没有启蒙。大学是对一个人深加工的地方，而之前的底子和模样已经由基础教育打下：不论是小皇帝还是小公主，都得离开罩着他们的“父皇”“母后”进入学校，接受集体生活与正规授课的洗礼，学习各种学科的基础知识，学会待人接物，开始规律作息。这是他们社会化的起始，人格成长的初级阶段，像一枚干细胞开始迅速分化。此时从老师处学到的东西，完全融进生命、化入血液。大学之后所学，则只能作为附加知识——骨架已经搭起，骨骼已然闭合，不论是长肌肉还是长脂肪，总之没法再长高了。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雕刻师。一天，他问正在雕刻石狮子的父亲，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号的雕刻师。父亲说：“看！拿这头石狮子来说吧，我并不是在雕刻这头狮子，我只是在唤醒它。”父亲进一步解释说：“狮子本来就沉睡在石块中，我只是将它从石头的监牢里解救出来而已。”

教育家朱永新先生毫不客气地给教师行业提高“准入门槛”：“教师是一个危险甚至是危险的职业，伟人与罪人都可能在他的手中形成，因此教师必须如履薄冰，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和自己的学生走向崇高。”

如果说待启蒙者是一张纤尘不染的白纸，那启蒙先生无疑参与拟定了待启蒙者一生的心中的蓝图。1909年12月8日，身为长沙修业学校教师的徐特立，在学校操场进行演讲之时，讲至国耻民辱不胜激愤，热泪如倾，当场挥刀将自己的左小指砍下，血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交给请愿团。时为其学生的毛泽东后来回忆起徐特立的壮怀激烈，认为“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10岁入学，他的启蒙先生钱伯圭年轻时曾游学于上海，是深藏不露的革命党人。一天，钱伯圭拉住钱穆问：“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是这样吗？”钱穆称是。老师告诉他：“这样的书不要再读了。一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是因为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才会这样。像现在欧洲的英、法等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以后该学他们。”

一番教导，让钱穆顿觉“巨雷轰顶，全心震撼”。多年之后他回忆道，自己毕生所从事的治学研究，其最初动力来自于老师的这一番启发。他自己如大学执教之前曾做过10年小学教师，8年中学教师。钱穆晚年曾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

考试机器上的螺丝钉

这也是为什么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钱理群总说自己“有一种癖好”，就是“见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要和他们说话”。他教大学之前在贵州教过18年的中学。如今这“癖好”愈演愈烈，钱教授退休之后没有在家养花种草，而是回到母校南京师大附中给中学生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将古典讲鲁迅，还马不停蹄地义务到各地给年轻人讲课。他自己说，像钱穆那样的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早在“五四”时就形成了传统。

最近出版界涌起一股“明国老课本热”，尤其是1932年的8册版《开民国语课本》，其影印本多次买断了货。这部教材又叶圣陶编写课文，画家丰子恺绘制插图，清新质朴，简洁实用，毫不陈腐。当时的钱穆、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等知名大家都曾入中学任教，佳话颇多，一个年级的学科组就能强过现在的一所大学。

可我们今天的老师，论学养论人格魅力，有几个人能担得起“启蒙先生”这4个字？他们只是枯燥的国家考试机器上的螺丝钉，不关心学生如何做人，只关心他们的分数。

诗人于坚有一天送孩子上学，下雨天路滑，到校门口时考试铃声响了，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往进挤，生怕迟到。有个女生滑倒了，于坚吃惊地看到——学生们没有一个人去扶她，女生自己挣扎着爬起来。他不由得感叹道：“现在的学校到底教了些什么？”

今年4月份，江苏启东市一所中学的一名学生被安排在升国旗仪式中发言，可他把此前由老师“把关”过的演讲稿“偷梁换柱”，临时发表了一番火力十足的教育批判。

“根据调查，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世界第一，创造能力世界倒数第一„„没有一个诺贝尔奖是接受中国教育而获得的。”全校师生猝不及防地怔在那里，连话筒的电闸也忘了切断。没想到越往后尺度越大：“我们感觉不到老师的伟大，他们为了升学率，不断逼我们，要么是补课，要么是布置做不完的作业„„他们关注我们只是为了升学率。难怪有调查显示，90%的学生毕业后不想回母校看老师，一点感情都没有！尊敬的老师们，这是你们想要的吗？”

他回到了点子上。山崩地裂时只顾自己抱头鼠窜的“范跑跑”还怎么指望学生对它有感情？机械而陈腐的课堂怎么指望学生对它有感情？一个负责“灌”，一个被迫“吞”，老师和学生一起被卷入麦当劳式的生产线中。想象一下，孩子们被领着计算“一个出水口，一个进水口，边排边进，多久才能灌满”这样几十年嚼不烂的“坑爹”问题，想象他们像做广播操一样写着作文，想象他们打着吊瓶把头埋进纸堆里，一边痛不欲生一片撂狠话诅咒这一切。学校心无旁骛地把他们像生肉一样推向下一个出口，等待中考和高考盖下合格的印章。教育本来是用来强国的，可现在的教育挤给孩子们喝的尽是些富含三聚氰胺的毒奶。教师中更有甚者，正课马虎应付，课外开小灶讲考试秘诀，好比开刀的大夫只要没收红包，就要刀下没数、剪下无情，直接催生出另一片被潜规则统治的领域。不想自己孩子沦为没人管的“差”生，家长自然就要开动脑筋，经常明里暗里“意思”一下。有个老师开班会，对班上学生说，让你们爸妈别再给我充话费了，换点别的方式吧——他的话费太多了。硝烟弥漫的教育是一场战役，从中学择校到为挑小学发愁，再到挤破幼儿园门槛，一路向低领幼儿伸出魔手。义务教育呈现出如此荒诞的怪现状，这样的教育，还指望将来有谁会感恩戴德？

以素质教育对应试

那么好的启蒙老师应该是什么样的？难道是铁青着脸维护师道尊严，并把答题技巧奉为尚方宝剑才是唯一标准？多元化的冲击正在瓦解这块铁板。更具创新力、亲和力，更富有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的“麻辣老师”们正逐渐成为中国教育的一道新景观。无论是著书炮轰语文教育的蔡朝阳，还是抱着蟒蛇上课的美术老师邹华章，无论是嬉笑怒骂的袁鹏飞，还是旁征博引的纪连海，他们都不拘于通常的教程设置，而是奇思妙想，发散开来，使得原本枯燥的课堂妙趣横生。

其实他们的思路很简单，那就是提供跟多的趣味和自由。老前辈陶行知针对这个教育理念，曾做过一次演讲。他拎着一只大口袋上台，众人皆以为里面装的是要分发的材料，却不料他从中掏出一只公鸡和一把米。他强按住鸡头命其吃米，结果公鸡拼命挣扎，一粒米也不肯吃。后来他松开手，重获自由的公鸡却踱着步自行啄食起来。听众一头雾水之际，陶行知解释道：“教育如同喂鸡，如果让学生多发挥主观能动性，那么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当年教中学的朱自清也与学生亲切互动，授课极受欢迎。当时有个学生写了一篇作文《可笑的朱先生》，里面写道：“他是一个肥而且矮的先生„„最可笑的，就是他每次退课的时候，总是煞有介事似的从讲台上大步地垮下去，走路也很有点滑稽的态度。”朱自清不仅不生气，反而当众朗读，赞赏其文读后如见其人。而他自己平时一旦有新的创作，也会与学生一同分享。俞平伯在春晖中学旁听了朱自清的一堂国文课，认为“学生颇有自动的意味”，甚至超过大学生。

因此，做一名解放学生天性的启蒙先生，恰恰是回归了教育最初的理念。在中国山村支教十余年的德国教师卢安克特别注重启发式教学，他主张把中国画、手工课等融入到日常教学中来。2003年，小学里喜欢戏水的学生纷纷提议想建一个游泳池，卢安克就让学生自行考察，然后一起讨论设计。动工的时候很多家长前来帮忙，学生便只能乖乖地束手待在一旁。卢安克便打发走家长，让孩子自己来做剩下的工作。游泳池顺利建成，有人对卢安克的教育理念赞叹不已：“我们是想着怎么快点做好，他是想着孩子们的感受。”

大胆的教学试验同样可以在城市学校展开。复旦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就曾高调宣称“决心当今语文教学的‘叛徒’”。像民国时的前辈们一样，他也采用自主教材——老庄、蒙田、茨威格等皆选入其中。他还开办各种名人讲座，带着学生逛书店、看话剧，甚至浩浩荡荡地组织“文化学旅”游山玩水。“看到景点讲景点，看到匾额讲匾额，看到碑文讲碑文，看到碑文有错别字我们就指出来。”到后来，不带标点的文言碑文，学生自己就能读下来。除了学校大考，语文课再也没有考试和卷子，每周倒是增加了阅读和绘画、篆刻时间。有人批评他的教学如“放羊”。他说“放羊”有何不好？如果是放到水泥地上，那羊只能饿死；但如果领到水草丰茂处，羊自然会吃的肥肥的。

像黄玉峰这样的秉承民国遗风的启蒙先生逆流出现在现行教育体制中时，难免会引得世人大哗，自然会招致校方、家长甚至学生的质疑。而针对整个社会最关心的考试问题，黄玉峰的理念十分新颖：“不以应试教育对应试，而已素质教育对应试。只有学生的素质真正提高了，他们对付考试的能力也不会差。”事实证明，他的学生在传统的升学平台上同样展示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麻辣”有时过于叛逆而沦为展示的噱头时，他的尝试无疑理性而沉稳，提供了一条可以效仿与深入拓展的道路。

而这样的路至今仍少有人走过。钱学森晚年曾发出这样震撼人心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像李约瑟难题一样，这个尴尬的问题由上而下困扰国人多年。然而始终有很多人不明白，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氛围中，校舍与硬件设备再好，“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应试教育照样会将中国的孩子撂倒在起跑线上。最好的学校绝不是设施一流的学校，而是教师一流的学校。那些我们称之为“灵魂工程师”的启蒙先生学养几分、魅力几分，能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与我们相遇，才是真正为个人与社会埋下的最大伏笔。

（曲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