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

第一篇：国进民退

关于“国进民退”问题的几点看法

1、对“国进民退”应该有客观评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上表现出“国退民进”的趋势，近年逐步进入国有经济比重相对稳定时期。前期国有经济比重的显著下降主要来自于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近年国有经济的相对稳定得益于多种因素，包括国有资本相对集中于优势领域，机制体制改革发挥作用，国家政策的支持等。“国退民进”的总体趋势与“国进民退”案例并存。二者并不矛盾，因为部分国有企业不断扩张，但民营企业发展更快；国有企业“有进有退”，一些国有企业退出了没有竞争优势的领域。

2、应处理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关系

理论上讲，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可以公平竞争。但在实践中，国有企业却拥有诸多先天优势，如土地、资金、政策优势，或者垄断环节的市场力量等。因此，国有资本应按照国家既定政策进一步调整布局。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已经明确：“国有经济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在这些领域，国有经济理应发展壮大，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3、国有资本应在市场失效领域充分发挥作用

有人片面认为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就是“退出”，国有资本进入新领域就是不合理现象。这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更不符合中国国情。事实上，我国现阶段不仅存在发达国家也有的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效，而且也存在转型国家特有的市场不完善导致的市场失效，以及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后发劣势导致的市场失效。这些领域可能出现民营资本不愿进入或不能进入的现象，国有资本应该大胆进入，真正在社会经济总体发展中发挥支撑作用和引导作用。

4、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

国有资本的作用与我国发展阶段、市场制度完善程度等因素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在后发劣势明显和市场体制不完善时，国有企业可以发挥较大作用。随着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和市场体制不断完善，国家应让民营资本发挥更大作用。对于传统上属于国有资本必须控制的领域，如城市基础设施，应该积极探索公私合作的发展模式。当前，国家可以保留一定的控制权，如保持一定比例的股权，或者持有黄金股。为防止少数个人或家族控制重要基础设施，对公共利益带来不利影响，可以对股权的集中度进行必要的限制。

5、应加强和完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

国有经济要实现“进退合理”，必须加强公共政策部门的监管，真正落实国家所有权政策。考虑到我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需要较长时间，应重点落实国家所有权政策。国有资本管理的政策、执行和监督三方面职能应适当分离。国务院的公共政策管理部门负责制定政策，国资委负责执行，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进行监督。理顺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是落实国有所有权政策的制度保证。

第二篇：中国式国进民退

中国式“国进民退”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正反两方面案例的分析，总结了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对企业的重大影响，得出中国民企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理论之争，而是应规范中国企业的生存之道，通过法律手段降低政府干预，使中国企业走上良性健康的发展道路。关键词：健力宝

政府

国进民退

从几年前郎咸平与顾雏军在“顾郎之争”中用到“国退民进”这个词后，这些年来，经济界关于“国”与“民”的进退关系不绝于耳。08年的金融危机让几年前人们还关注的民企侵吞国有资产，厂长摇身变董事的势头大为逆转。甚至有人口口声声的叫喊到：中国要回到三十年前计划经济时代。我想问：怎么可能？！

去网上搜索国进民退的案例，最醒目的莫过于中粮入主蒙牛，日钢被山东钢铁收购的新闻了。在中国，不管你承不承认，也不论是否能拿得到台面上讲，中国企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这个萧何一定是政府。最近在吴晓波写的《大败局》中读到了关于健力宝这个品牌的兴衰史，真切的为中国在改革中成长的企业家心痛，而今日能存活下来的企业真是十分不易。无论是娃哈哈的董事长还是TCL的李东生，在作报告谈奋斗史的时候，有一条企业的成功之道他一定认同——就是和政府搞好关系。

这张图片也被人们称为是中国企业史上最悲情的一张照片了。2002年1月15日的那场签约仪式上，李经纬“含泪仰天，不发一语”。但这样的结果，似乎曾是这位六旬老人所预料到的。姑且不论这其中企业商战和市场运作的各种影响，甚至李经纬本人在这场收购战中所运用的各种能量也忽略不计，我们单单来看三水市政府在其间所起的作用。

健力宝的成功得益于搭上了洛杉矶奥运会的东风，女排姑娘实现“三连冠”令国人振奋。东京的一名记者不怀好意的写到女排的成功源于喝了一种从未见过的饮料，他称之为“魔水”。而这种魔水就是刚刚开发出来在国内还没有销售的健力宝。在健力宝创业的十年初，三水还是华南一个偏远而土地贫瘠的小县，在健力宝知名之前几乎不为外省人所知。在相当多的年份里，健力宝上缴的利税一直是三水地方财政的支柱，最高的年份比例竟达八成。那时的李经纬是三水的英雄，地方政府眼中的财神爷。官员们对健力宝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这十年是政府和李经纬关系的蜜月期。或许关系一直这样下去，健力宝会成为中国饮料界的海尔，李经纬也不会成为一个悲情人物。

90年代时，中国企业家的产权意识逐渐苏醒，TCL李东生和惠州市人民政府签订了放权经营协议，美的集团被整体出售给了它的创办人何享健，一手缔造健力宝王国的李经纬自然也希望“健力宝”品牌从此姓李。中国国企的MBO在这个年代异常活跃，自然也伴随着诸如国有资产流失等不少问题。此时的李经纬和三水政府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一场2001年召开的政府会议决定了李经纬的命运，90%的政府官员主张买掉健力宝，但决不能卖给李经纬团队。自此“健力宝”在一个市政府的手中开始了她多舛的命运。先后经历了新加坡的企业、李海、统一等轮番收购，最终健力宝从中国第一饮料跌落到今天的年轻人不知是否还知道的三流饮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本土品牌的一大惋惜。

在我看来，中国目前当然谈不上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之争，健力宝被政府以3.3亿的价格卖给李海，而同时期出售给法国达能集团的乐百氏卖到20亿，这其间三水市政府到底在背后搞了什么，没人能说的清楚。无论国企改制是通过MBO的方式还是整体出卖给别的公司，但最终结果都是国有资产被贱卖，受损人和受益人是谁之于我们普通民众来说一直是一个谜，然而我们也不太关心。拿当下炒的火热的国进民退来说，这其中的是是非非又有几个非当事人能说清。

就拿中粮收购蒙牛的股权一事来看，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将其看成一场央企与民企的联姻，当作是“国进民退”的典型案例。其实，这只是一家海外上市的、由中国公民创办的、面向中国市场的、目前又需要帮助的公司引入战略投资人的普通案例，除了中粮对蒙牛具有明显的战略价值外，本质上同前不久国美引入贝恩资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对于蒙牛来说，其实可以想象，在三聚氰胺事件后，找到牛根生牛总试图“雪中送炭”、低价抄底的国内外大PE(Private Equity)肯定有很多，但是蒙牛最终选择了中粮这座超级靠山，这并不难理解。大PE有的只是钱，而中粮是一座关键时刻可以依靠的大山。大难之后，牛总意识到靠山比钱更重要。这就是中国企业的生存之道，对于民企来说，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不过是一个概念，或者说是一种表象，而真实要为这一切负责的是我们的国家。规则是政府制定的，政府在这场看似平常的赛场中同时扮演着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在这场不公平的角逐中注定那些听话的、会看脸色的陪练才能在大市场中分一杯羹。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如此。我们一方面在谴责这样的做事模式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当我们有什么事情时又会情不自禁的去想要找一条“捷径”。在瞬息万变的商海中，杀红眼的商人们更是不择手段，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民企“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原因，更是民企鲜有能做到世界范围内强大的原因。因为在中国经营的那一套经验，在世界市场上根本不适用。难怪有一家世界500强的老总在进军中国时声称：我们要比中国企业做的更中国。

面对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当代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背景，要让中国企业的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在世界范围内做大做强，终须有一套社会主义化的市场游戏规则。中国人的事终须要用中国自己的方式解决。

1.增强透明度

有一位有过留学瑞典经历的老师给我们讲过：在西方Google被民众骂的很惨，认为它是向中国政府屈服的企业，受控于中国政府控制言论，丧失了企业的良心。前一阵的Google退出中国大陆的事情也闹的沸沸扬扬，最终的结局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折中解决方法——Google宣布把搜索引擎导流至香港，在香港逃避大陆政府的审查，除了TOM集团和联通为抗议对Google对中国法律的逃避而终止与Google的合作外，大部分中国网民对其搜索引擎的使用并不受影响。而我们本土的品牌百度在此方面和政府配合的天衣无缝，尽职尽责。还开发出了很有中国商家特色的百度竞价排名，提高收益。政府对此的回报是许多关于百度链接侵权的案件最后都不了了之。而习惯了传统思维的民众普遍还是认为百度比Google好用。

以上只是为了说明我们的政府在言论控制方面做得是多么的细致周到，如最近的富士康11连跳的新闻在网上几乎看不到任何非官方的言论。政府每天在台面上高喊着“为人民服务”，而人民在生活中却感到宣传的和现实有很大差距。政府在此方面应该积极改进，因为人言是禁不住的。想靠锁言愚民来维系长久的稳定是不可能的，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背道而驰。只有让一切程序都暴露在阳光之下，提高民众的参与积极性，才能让大家对政府的作为心服口服，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2.政府政策执行的一体化

中国有句老话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许多政策的出台从本意上说能看到中央政府的良苦用心，而执行到地方的时候不知在什么环节就变了味，百姓似乎也习以为常，一句话说的好，把一个民族的希望寄托在某个领导人的身上是这个民族的悲哀。中国地域广阔，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地域效果可能会差很多，这就涉及一个中央和地方分权的问题，而如何保障地方政府准确恰当的用好权又是一个体制监督的问题。

3.政府职能的转变，有所为有所不为

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主用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但国企效率的低下是举世认同的事实，这就要求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政府可以积极的救市，而当危机过去时政府又要有相应的退出机制，以保证市场的活力。

4.要以适合的法律规范来执行上述方法

我国的法律规范有一个特点就是“多而杂”，几乎面面俱到。而真正落到实处的法律有限，甚至在某地方还为馒头的尺寸订立规章，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相关法律专家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动不动就呼吁我们要健全法律制度，要制定相关法律。殊不知中国的法律法规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制定新的法律，而是应该让现有的法律更成体系，更清晰明了，减少法律冲突，提高地方立法质量，使法律真正落到实处。

我认为讨论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关于企业生存权的问题，只有政府认清形势，从自身方面寻求改进的方法，中国的民企才有更多的筹码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吴晓波．大败局[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2]王冉．中粮：一杯牛奶，Ｎ个欲望[J]．大道评论，2009，(2)． [3] 曹胜高．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治道之反思[J]．江海学刊，2009,(5)． [4] 金京玉．“国进民退”基于历史和经验的考察[J]．现代管理科学，2010,(3)．

[5] 贾存斗2009年，民企五大案例背后的政商关系[J]．中国改革，2009，(94)．

第三篇：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

所谓“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之争，实质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

“国退”应该是国家或者政府退出市场，而不是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目前大家对“国退民进”的理解，主要指的是国有企业退出市场，而且争议的焦点都集中在退出的方式上，认为很多国有企业不是按照正常的市场化的过程退出，是被内部人侵吞了，国有资产流失了，流到了私人的口袋。于是人们把国企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贵买贱卖和监守自盗的现象当成了“国退民进”的靶心，认为“国退民进”是不应该的。这其中以著名经济学者郎咸平关于“国退民进”的言论最为公众所熟知，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争论。

本无所谓“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之争，除了关系国家社稷的一些重要领域外，国企与民企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都可进可退。问题的关键是，国家和政府不能一面高喊市场经济的口号，一面又插足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运用行政的手段去干预经济，那样的话只会产生国企主管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情况。本来把不同组别的运动员置于一个竞技场上已经对民企非常不利了，如果还出现执法不公的裁判，那民企就没有生存空间了。民企不进入也没关系，关键是国企自身由于种种问题并没有很高效地运行，往往凭借得天独厚的“血缘关系”，通过国内市场垄断或者政策扶持，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如果国企真的是全民所有，那也就罢了，但偏偏国有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往往成了小部分利益集团的企业，用公共资源成就的国企往往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人的福利，成了寻租的温床，这样就有违社会主义国企的初衷了。

可以看到，无论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都是一种片面性的观点，既与中央精神不相符，也与中国国情现状不相适应。在一个国有企业，为着发展的需要引进外资民资成分，只要依照相关法律，并经职代会讨论通过，公平公正进行改革妥善安置职工利益也是好事一桩；而某些民企，为着改变落后状况淘汰落后产能，嫁接国资管理也是出路一条。可以说，问题不在于谁“进”谁“退”，关键的是为着达到什么目的效果而“进”“退”以及在“进”“退”过程中是否依法依规公平公正。有些改制企业通过“职工持股会”等方式，较好地解决了转制中的问题。一些地方之所以对改制有矛盾也折射了对“被改制”职工的具有可持续性补偿意义的制度设计，一般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因此，反思改制的问题，重要的是完善补偿机制的健全。

从长期来看,“国进民退”、“国退民进”都不是一种好的选择,因为两者都是零和博弈而非双赢博弈，关于“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关键就在于它没有能够从本质上去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与“民”的关系,把它们处理成了对立而非统一的关系,因此无论孰进孰退,总是难免进退失据。

第四篇：经济上关于“国进民退”的思考

经济上关于“国进民退”的思考

无可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中国经济保持蓬勃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增长，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然而，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巨大，却代价巨大。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外资。而且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带来了一些难以避免的问题和引发了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

三十年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有了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改制，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公有制经济（主要是国有制经济）在国家经济总量上所占的份额逐渐缩小。中国过去的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式确实存在问题，企业的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导致工人工作积极性不高，社会生产力下降。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中国经济是发展了，可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导致贫富悬殊，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环境稳定性不高。这些问题又延伸出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多数收入低下的人对社会的不满，社会就业率偏低„„

这时，人们看到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弊端。“搞市场经济必定导致贫富分化，市场经济的模式必定逃不了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国进民退”的理论。

所谓的“国进民退”就是促进以国有企业经济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抑制民营企业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似乎让人感觉要回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国进民退”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我认为这种政策不完全符合我国的国情。“国进”，让国有企业更加发展壮大，国有制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并占有经济总量的大部分，这固然可以使国家的收入分配更加公平。但是，我们不得不想到一味的追求“国进”的话，必然会重新出现前面提到的弊端，而且高度的国有化也不利于经济的活跃发展。另外，“民退”也不尽合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我们有目共睹。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它们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全国所有的工作岗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大大降低了社会的失业率；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所提供的各种服务也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中国的宪法上也说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民退”并不是解决中国目前社会经济问题的有效方法。总而言之，“国进民退”理论的提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我认为它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它只会使社会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而产生新的问题而已。

那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我们要保持如今的现状吗？不可能。毋庸置疑，我们一定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国有化，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然后规范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保持一定程度的国有化，使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总量上所占的比率不至于过低而失去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控制，保持国有企业的活力，让国有企业可以长期保持发展的状态，增强国有企业的实力，增强国有企业在国家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促进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的良性发展，特别是民族企业。我们要发展壮大自己的民族企业，增强民族企业对于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竞争力，削弱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使国家更加牢固地掌握经济的控制权。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国家要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避免经济的不良发展而引发的危机。其次，国家在关注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关注民生问题。国家要提高工人的整体素质，提高工人的维权意识；要关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要关注农村问题；要健全社会的保障体系„„这些都关系着人们的根本利益。无论如何，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经济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

“国进民退”的理论是否符合我国的国情，判断的基础必须要以人为本。只有充分考虑了人的因素，经济的发展才能真正改善人们的生活。

第五篇：“国进民退”是经济改革大倒退

“国进民退”是经济改革大倒退(2009-12-01 11:00:10)

转载

作者：未普

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10月30日在匈牙利表示，在当前的国际性的经济危机中，中国有可能取代美国担当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因为金融和信用危机从其内部动摇了美国的地位，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金融体制未受波动。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未受波动，看来索罗斯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30年的改革，目前正面临著大步倒退的可能。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为了对付金融危机，倾其国家资源，公开向大型国有企业倾斜，公然挤压中小型民营企业，因此在过去的一年中，发生了不少违背市场逻辑的怪事。

怪事之一，亏损企业兼并盈利企业。山东钢铁是山东省最大国营企业，日照钢铁是国内最大的钢铁民营企业。今年上半年，山东钢铁亏损12亿，而日照则盈利近30 亿，在山东政府的行政干涉下，亏损的山东钢铁从12家银行获得高达2400亿元的信贷，吞并了赢利的日照钢铁。这样反其道而行之的兼并，岂非咄咄怪事？

怪事之二，民营企业得不到政府注资，濒临破产，反而成了民营企业不该存在的理由。中国航空业是金融危机中的重灾户。中国政府为国有航空公司慷慨注资，譬如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分别注入70亿元和30亿元的国家资金，而12家民营航空公司因为得不到资金，面临几乎全军覆灭的危险。一些经济学家因而质疑，这个领域到底该不该有民营的空间，另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国企。

怪事之三，超大型中央企业，跨行业抢夺民营高额利润。今年上半年，具有国企背景的超大型公司，争先恐后涌入圈地和房地产行业。民企地产大王潘石屹，曾觊觎北京一块肥得流油的地块，最后却被中化集团夺走。中国电子也加入了地产行业。这种跨行争夺房地产和土地高额利润的事儿，不仅发生在北京，也发生在上海、重庆、广州、杭州等重点城市。

更怪的是，政府主导了国营兼并民营，却绝口否认。面对这些铁证如山的国进民退案例，发改委和国资委瞪著眼睛说，这不是中央政策，只是地方或局部的政策，可是中国政府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却写得明明白白。其中绝大多是由政府推动的重大基建和工业项目，参与者几乎都是国有企业。《中国企业家》杂志今年3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大部分企业中高层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国企更为有利，是造成或可能造成“国进民退”现像的主要因素。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国企垄断和政府过度控制，本来是经济体制改革要改掉的坏东西，却在经济危机中摇身一变，被决策高层、官方学者和智囊当成是抵抗经济危机的香饽饽。一党制的集权领导也被当作是挽救中国于经济泥淖的正确体制。从如此错误的经验中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中国发展将无可避免地付出巨大代价。

在这一波国进民退的浪潮中，中国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耶鲁大学金融教授陈志武在他那篇“从2045看中国”有清晰的描述。首先，改革动力退化。在金融危机之前打算进行的许多基本制度改革被无限期推迟，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产权改革、财政民主改革、政治权力制衡机制改革，都被推迟。

其次，改革回到了出发点。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走下去，到了2015年，所有的行业都会是国企绝对垄断。政府拥有的资产及其它财富的比重，将重新回到1990年代初国企产权改革的水平，民间家庭得到的份额出现新低。

再次，国进民退导致严重失业，最终引发民众不满和社会动荡。2015年，社会失业严重，国企亏损严重，其严重性又回到1970、80年代的水平。亏损转成银行呆账，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吃紧。于是政府通过加税，发行国债，补贴国企，以期度过难关。结果亏损越大，政府补贴就越多，最后难以为继，就加印钞票，并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将财政危机转嫁给老百姓。结果便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和动荡。

因此，由国进民退引发的中国经济改革大倒退，绝不可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