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南海“第一智囊”曾是中国最年轻副教授
中南海“第一智囊”曾是中国最年轻副教授
核心提示：2002年10月起，王沪宁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一直到现在。从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到中南海“第一智囊”，并在十八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故事为人津津乐道。
本文摘自：《南都周刊》2013年45期，作者：宋涛，原题：《中南海智库》 探索实行官邸制”，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的一条新举措。为了这7个字，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忙碌了6个月。
“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是他们年初设立的研究课题。到今年6月份，形成了三个研究报告：《国外官邸制研究》、《中国古代官邸制研究》、《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住房现状分析与改革趋势》。7月份，由课题负责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撰写建议方案，并上报中央。
回顾此次三中全会前被热炒的383改革方案，其涉及的财税体制改革、大学去行政化等也被写进了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里。这个方案产生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由国研中心主任李伟和发改委副主任、中财办主任刘鹤担纲领衔，是众多递交给中央的报告之一。
“在将近7个月的时间里，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专题论证，进行调查研究……”习近平在全会决定的说明里提到，他是起草组的组长。
实际上，具体有多少智库在为这个“决定”献策，已经不得而知。此前媒体称，大多数研究机构、甚至个人只是私下提交各自的研究成果，并不会选择公开。这也是惯例。改革开放后，无论体制内外，智库机构均层出不穷。体制内的大多历经合并、撤销、重组，从意识形态到经济研究，它们的职责和任务也在悄然变化。由于一些国家级智库分别隶属党中央和国务院两个系统，它们为中南海出的主意不同，擅长的领域也各有差异。
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值得注意的是公报里还提到一项内容：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事评论员阮次山认为，安全委员会做辅助、幕僚，有“智囊机构之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张国庆则对媒体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肯定会全面升级中国的思想库和智库体系。
智库流变
“改革开放初，中央需要制定很多改革方案，找不着人，便在各部门中搜集人才。”国研中心原副主任鲁志强在一次研讨会中说，最初是不定期地召集人到中南海讨论研究，后来才成立了研究机构。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分别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要智库。1983年，杜润生担任两个智库的主任。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中央每年颁发一个“一号文件”，关注农业问题。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参与其中，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直接推动者，杜润生因此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同时期成立的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改革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是后者的重要职能，其下设的体制改革研究所（体改所），被认为是1980年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库”，央行行长、经济学家张维迎都曾在其中工作。
“体改所做得特别专，包括做改革的社会心理调查……一边是改革的主体推进，一边是对民众对改革的心理承受力、愿望的调查，他们把这些东西提供给高层的决策机构。”学者柳红曾在访谈中透露，当时的智库机构对改革“想得非常全面，非常详尽”。
1989年，农村重大改革基本完成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并入中央政策研究室，不再独立出现。1998年，体改委也被撤销。
近些年来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国研中心。它成立于1981年，可谓是国务院智库的“集大成者”。至今，国研中心下设10余个研究部，宏观经济研究部、农村经济研究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聚集的专家更是达到130多位。
吴敬琏、刘国光、樊纲等皆是国研中心出身。该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曾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人之一；而2004年至今，研究员程国强曾参加过七个“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
此外，几乎每个“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国研中心都有参与。向高层报送各类研究报告，更是中心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去年一年报送的研究报告就达572篇。
上世纪90年代成立的国家行政学院同样具有智库色彩，和国研中心并称国务院“一政一经”两大智库。
国务院重大政策出台前夕，往往会在行政学院办一个省部级领导专题研讨班。2007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告诉《南方周末》，“经过讨论，汇总研讨班意见，制成简报向国务院领导报送”。
1998年之后，这种专题研讨班形成惯例，一般每年举办一两次。内容多是紧扣热点，比如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7年的“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
国研中心和国家行政学院是较为开放的两个智库。每逢国家级会议前后，媒体记者都可以比较轻松地采访到国家行政学院的竹立家、汪玉凯等权威专家。
而在国研中心，除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之外，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巴曙松、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等，是媒体记者近年来采访得最为频繁的专家之一。
党政两个系统
与国务院倚重的国研中心和国家行政学院两大智库类似，中共中央也有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两个重要智库。
1989年后，合并成立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开始为中央政治局研究政治理论、草拟文件，也因此，该研究室被认为是中共中央的最重要的智库。
2002年10月起，王沪宁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一直到现在。从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到中南海“第一智囊”，并在十八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故事为人津津乐道。
1995年以前，王沪宁历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之后，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出任政治组组长。
据上海《现代领导》杂志在2010年第8期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在入京之前，王沪宁就得到过当时还是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的赏识，曾想请他做政治顾问。吴邦国进入中央后，对王沪宁仍念念不忘，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后来，江泽民为此还跟王沪宁开玩笑：“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喽。”
江泽民对王沪宁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王的著作是他最爱看的理论书之一。他还曾在讲话时大段引用王沪宁的政治学著作原文，让王感到十分惊讶。
调入北京后，王沪宁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与起草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负责在报告中阐述“十二大关系”，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等十二个方面的关系。
“党的建设、思想理论研究”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职责之一，显然也是王沪宁的强项。1998年，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王沪宁开始以“国家主席特别助理”的身份，陪同江泽民出访。此后，他协助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此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到了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王沪宁更是由副转正，直接参与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的起草。
自今年3月习近平履新至今，王沪宁依然是总书记的出行保留随员，视察行程涵盖京、粤、冀、甘等省市。在习近平多次出访外国时，王沪宁的名字经常出现在陪同人员的第一位。
说到王沪宁，就不得不提起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宁吉喆。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一个直属于党中央，一个是国务院的办事机构。
虽然王沪宁和宁吉喆的服务对象有所不同，但两人都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曾辅佐三任总书记的王沪宁是国际政治专业出身，而服务于总理的宁吉喆则是经济学博士。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精力充沛，他也笑谈自己往往被称为„工作狂‟，在媒体的描述中，宁吉喆可谓李克强的„首席智囊‟。2003年，他被调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今年10月升为主任。在李克强过去担任副总理的五年里，宁吉喆几乎陪同他参加了所有重大会议和调研考察。”
此外，宁吉喆还是资深的西部大开发专家，是“十二五规划”和今年政府工作报道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国务院研究室前身是1975年设立的政治研究室，中间经过合并、撤销，1988年恢复建制。与其他智库机构不同的是，国务院研究室相对“私人”，职责是服务于国务院主要领导，提出咨询意见，起草重要讲话。除此之外，它还有一项职能为人熟知，就是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从理论到实际
学者柳红曾撰写过《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在她看来，改革开放初期，智库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研究具体政策，而是“争论一些词语、概念”，诸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等，为改革“找说法”、“找理论”。
“因为改革首先需要有一个合法性，从原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或者是的正统，从这个正统出发改革，要有个理论基础……这些经济学家就变成了为找说法而殚精竭虑的人。”柳红说，这些是当下年轻人不能理解的。
当然，“理论问题”一直都存在，只是随着“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升温，一些智库机构的职能也在悄悄发生转变。
最典型是中央党校和社科院。作为中共的传统理论智库，中央党校充满传奇色彩。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发生在1978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推动了著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经其审定，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近些年来，除了参与起草党代会报告，负责其中的理论部分，比如阐释“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中央党校逐渐成了一个“吹风”的地方。
1992年6月9日，距离十四大召开不足百天，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列举了当时关于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三个提法，并说，“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三天后，邓小平表示赞成。历时两年多的姓“社”姓“资”争论有了答案。
自此以后，历次党代会召开前，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几成惯例。从1997年的“5·29讲话”、2002年的“5·31讲话”，再到2007年的“6·25讲话”，都被认为是为随后的党代会定调。
参与党代会报告起草的机构还有中国社科院，1977年建院初期，同样是偏重于基础研究。1991年，江泽民还曾提出要把社科院建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随着时间推移，社科院逐渐从理论研究转向现实问题。在其几十个研究所中，经济研究所、财贸研究所、金融研究所等涉及经济的部门越发重要。
2003年，李长春考察社科院时，明确要求其“努力成为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智囊团”—这成了社科院的新目标。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向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报送材料。”早在2005年的时候，社科院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告诉《半月谈》，“随着中央领导对信息与分析材料需求的增加，我们报送的内容也日益增多。这种增长态势自2003年以来表现尤为明显：2004年达到400多篇，比上年增加一倍多。”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南海各大智库影响高层决策的途径也在日渐增多，除了负责一批国家级重要课题、定期向中南海报送材料之外，近年来，各大智库的学者专家纷纷成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座上宾，在宣讲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时，对中央高层的决策也有可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第二篇：中国最年轻的地级市——三沙市
中国最年轻的地级市——三沙市
三沙市位于中国南海，是中国地理纬度位置最南端的城市。为海南省第三个地级市，下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涉及岛屿面积13平方千米，海域面积200多万平方千米。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小、总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城市。海南省三沙市人民政府驻地位于永兴岛，是西沙群岛同时也是整个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
基本简介
设立地级三沙市是我国对海南省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和完善。2012年6月21日民政部发布公告，宣布国务院近日批准撤销海南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设立地级三沙市，下辖西沙、中沙、南沙诸群岛及海域。未来的三沙市的海域范围将逾200万平方千米，大约相当于全中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千米）的四分之一。
三沙市的设立，标志着中国继浙江省舟山市之后，出现了第二个以群岛为行政区划设立地级市的城市，它也是中国目前地理纬度位置最南端的城市。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对南海各大群岛、岛礁有关领海的控制，迈出了重要一步，标志着中国对南海及其附属岛屿、岛礁及有关领海在法理上的控制，有了更为有利的根本依据。
早在1911年和1930年代中国已经将南海四沙先后置于广东和海南省管辖，“西南中沙工作委员会、西南中沙办事处”在1959年即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1969年3月，该办事处改称为“广东省西、南、中沙群岛革命委员”，1981年10月又恢复为“广东省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县级）。海南建省后，该办事处划归海南省管辖。2007年11月西沙中沙南沙办事处改名为三沙市。现办事处被正式建制的三沙市所取代。
三沙市政府所在地是永兴岛，面积2平方千米，是南海诸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也是三沙市军事、经济及文化中心。其地势平坦，高出海面约5米，最高处8.5米，岛西南有长约870米、宽约100米的沙堤。岛上热带植物茂盛，林木遍布，主要有麻风桐、椰子树、羊角树等。岛上先后建有办公楼、邮电局、银行、商店、气象台、海洋站、水产站、仓库、发电站、医院等生产和生活设施。岛上还建有环岛公路、2400米的跑道可起降波音737客机机场、可停靠5000吨级船只的码头，有班机、轮船通海南岛。岛中心是北京路。历史沿革
中国是最早发现、命名并持续对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行使主权管辖的国家。
两汉
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110年），海南始置珠崖、儋耳郡，标志着中央政权对海南岛及南海诸岛直接统治的开始。此后，随着生产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中国人民经常航行于南海之上，并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一带居住和生产。南海诸岛与祖国大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历代统治者对南海和南海诸岛的认识不断加深。
唐代
唐代，海南岛环岛已建置有北部的崖州、西部的儋州、南部的振州（今三亚市），振州，前身为临振县，隋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增设临振郡，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改郡为州，时号振州。《旧唐书地理志》（岭南道:振州）中已有振州管辖海南岛南部海域的记载。自此以后大陆中原王朝对南海诸岛的行政管辖从未中断过。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由僧一行等人主持子午线测量，南至南海及南海诸岛，并曾在南海上对有关星座进行了测量。这是行使主权之举。
宋代
位于岛北的崖州南移，改振州为崖州，后易名为朱崖军，继后又改为吉阳军。由吉阳军直接管辖南海诸岛。当时，北宋朝廷首命水师出巡至“九乳螺州”（即今西沙群岛），这是我海军最早的巡海活动。
元朝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将海南的琼州改为琼州路。仍由吉阳军管辖南海诸岛。是时，宋代的军制多已改州，唯四川行省的长宁军和湖广行省的南宁（今儋州市）、万安（今万宁市）、吉阳（今三亚市）三军未改，是以特殊行政制度管理边疆的方法，可见其统治者对海防边疆的重视。元世祖忽必烈还亲派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到西沙群岛进行天文观测，表明主权归属元代王朝而无疑。
明朝
海南设立统一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琼州府，隶属广东。恢复崖州、儋州、万州。将南海诸岛划归琼州府领属的万州管辖。并明确区分为“南澳气”、“七洲洋”、“万里长沙”、“万里石塘”等四大岛群（即今的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清朝
前期和中期基本沿袭明制不变。至清明后期，东沙群岛归属惠州管辖。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仍由海南的万州管辖。自此南海诸岛分属于不同的两个州级地方行政机构管辖。
民国时期
1911年辛亥革命后，广东省政府宣布把西沙群岛划归海南崖县（今三亚市）管辖。
1921年，南方军政府又重申了这一政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1943年中英美三国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7月《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中国政府指派高级专员，前往西沙群岛进行接收，在岛上举行接收仪式，重竖主权碑；并在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太平岛驻军队和设立渔民服务站。
共和国时期
中国政府继续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行使主权，对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和完善。
1959年3月24日，中央政府批准成立“西南中沙工作委员会”，并设立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简称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当时隶属于广东省。
1969年3月4日更名为“广东省西、南、中沙群岛革命委员会”。
1981年10月22日再次恢复为“广东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的县级办事机构。
1984年10月1日海南行政区成立后由行政区人民政府接管。
1988年4月13日海南建省成立后，西南中沙办也随之划归海南省管辖。
1988年9月19日正式更名为“海南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简称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为海南省人民政府的派出行政机构，为县级编制。中国共产党海南省委员会的派出机构为“中国共产党海南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南中沙群岛党工委、西南中沙工委或西沙工委等），与办事处合署办公，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体制。工委、办事处驻西沙群岛以及整个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永兴岛，负责行使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及其边临海域的主权与管辖权。海南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下分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三个乡级行政区。
2007年11月19日，国务院批准海南省人民政府的提议，将设立正式的县级市“三沙市取代海南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来管理这三个群岛，此次设立县级市三沙市因越南方面**而被迫中止，但仍然挂名存在。并将由距离西沙群岛最近的文昌市来承担三沙市的补给工作，三沙市的后勤补给基地、码头供给基地将会建在文昌市的清澜港。
2012年6月2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撤销海南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将以前设立的县级三沙市升格为地级市“三沙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三沙市人民政府驻西沙永兴岛。
2012年7月17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三沙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的决定》，启动三沙市政权建立程序。
2012年7月21日，由来自西南中沙15个选区的1100多名选民选举产生45名三沙市人大代表。
2012年7月23日举行的三沙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符戆当选为三沙市人大常委会首任主任，肖杰当选为三沙市首任市长。
另外，中共海南省委日前决定：撤销中共海南省西南中沙群岛工委，成立中共三沙市委，肖杰任中共三沙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2012年7月24日海南三沙市正式成立。此次设立地级三沙市，是中国对海南省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和完善.设立三沙市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对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的行政管理和开发建设，保护南海海洋环境。
行政范围
海南省三沙市下辖西沙、中沙、南沙诸群岛及其海域。据了解，三沙市成立后，已经替代三亚，成为我国领土最南端的地级市，也是我国最年轻、陆地面积最小、管辖总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地级市。
截至目前，西沙群岛常住总人口3500人，流动人口25000人，主要居住在永兴岛、石岛、金银岛、深航岛、中建岛和东岛上。
新成立的海南省三沙市，市中心为永兴岛。三沙市涉及岛屿面积13平方公里，海域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三沙市的西南中沙群岛包括260多个岛、礁、沙、滩，散布在南海上，东西相距900公里，南北长达1800公里。
永兴岛在西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约2.1平方公里，距海南岛330公里。目前，岛上有超市、邮政营业厅、医院、图书馆、工商银行等，此外还有宾馆、饭店，甚至还有KTV，不过接待能力有限。记者注意到，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长谭力4月24日在全省旅游工作会议上强调，“今年西沙旅游必须开通”。目前海南有关方面正在作全面的西沙旅游开放开发规划。这主要考虑到西沙岛礁生态承载能力有限，旅游开放必须规划先行。三沙市下辖西沙、中沙、南沙诸群岛。涉及岛屿面积13平方千米，海域面积200多万平方千米，接近全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千米）的四分之一。
地理概况
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在海南岛东南面约300多千米的南海海面上。中沙群岛大部分淹没于水下，仅黄岩岛部分露出水面。西沙群岛有岛屿22座，陆地面积8平方千米，其中永兴岛最大（1.8平方千米）。南沙群岛位于中国南海的南部，是分布最广和暗礁、暗沙、暗滩最多的一组群岛，陆地面积仅2平方千米，其中曾母暗沙是中国最南端的领土。
中沙群岛
在南海诸岛四大群岛中位置居中，西距西沙群岛的永兴岛约200千米。古称红毛浅。北纬15°24′～16°15′，东经113°40′～114°57′。主要部分由隐没在水中的3座暗沙、滩、礁、岛所组成。长约140千米（不包括黄岩岛），宽约60千米，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略呈椭圆形。包括南海海盆西侧的中沙大环礁、北侧的神狐暗沙、一统暗沙及耸立在深海盆上的宪法暗沙、中南暗沙、黄岩岛（民主礁）等。几乎全部隐没于海面之下，距海面约10～26米，只有黄岩岛南面露出了水面。
中沙大环礁是南海诸岛中最大的环礁，全为海水淹没，水深一般9～26米。大环礁东侧是深而大的地壳断裂带，陆壳和洋壳接触处以51°～58°陡坡下降到4000米海盆上。大环礁南部与南沙群岛的双子群礁间海域，是南海最深处（-5559米），热流量、布格重力和磁力都异常偏高，可能与陆块漂移有关。黄岩岛是中沙群岛中唯一露出水面的环礁，为海盆中的海山上覆珊瑚礁而成，位于中沙东侧，距滩礁约300千米，状似三角形，长约19千米。中沙附近海域营养盐分丰富，是南海重要渔场，盛产金带梅鲷、旗鱼、箭鱼、金枪鱼等多种水产。珊瑚礁的生物量也较高，形成五光十色的“海底花园”。
南沙群岛
位于南海南部的南沙群岛，是南海诸岛中分布海域最广、岛礁最多、但平均每个岛礁面积最小的一个珊瑚岛群。南沙群岛北起礼乐滩北的雄南礁，南至亚西南暗沙；西自万安滩，东到海马滩，分布海域面积82万平方千米。整个岛群呈北东南西方向展布，略成不规则的四边形，共有岛礁沙滩200多个。主要岛屿有太平、南威、中业、西月、南钥、南子、北子、景宏、鸿庥、马欢、费信等11座，以及安波、杨信等沙洲l0座和永暑礁人工岛，陆域面积合计约2平方千米。虽然太平岛最大，面积也只有0.43平方千米（中国台湾政府驻岛管理）。地理上，南沙群岛位于东经109度30分至117度50分，北纬3度40至11度55分之间，由大大小小200多个岛礁沙洲滩组成，其中多数不具备适宜人类居住的自然条件。
南沙群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处于越南金兰湾和菲律宾苏比克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扼太平洋至印度洋海上交通要冲，为东亚通往南亚、中东、非洲、欧洲必经的国际重要航道，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和南疆安全的重要屏障。在中国通往国外的39条航线中，有21条通过南沙群岛海域，60%外贸运输从南沙经过。海域蕴藏着大量的矿藏资源，有石油和天然气、铁、铜、锰、磷等多种。其中油气资源尤为丰富，地质储量约为350亿吨，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主要分布在曾母暗沙、万安西和北乐滩等十几个盆地，总面积约41万平方千米，仅曾母暗沙盆地的油气质储量约有126至137亿吨。
西沙群岛
位于海南岛东南约180海里处，与东沙、中沙、南沙群岛构成中国最南端的疆土。西沙群岛像朵朵睡莲和串串珍珠，撒落在碧波万顷的中国南海上。它从东北向西南伸展，由45座岛、洲、礁、沙滩组成。西沙群岛由东面的宣德群岛和西面的永乐群岛组成，其中最大的岛屿是位于宣德群岛的永兴岛，面积约2平方千米。岛上有深水港、飞机场（可起降大型客机）和银行、邮局等，我们国家在中、南、西沙群岛的行政机构——中、南、西沙工委（三沙市政府）就坐落在永兴岛上（题图为三沙市政府）。西沙群岛主要由珊瑚礁组成，这些礁盘露出水面的面积只有百分之一左右，大量的珊瑚礁在水深1至3米的海水里，这里生长着珊瑚鱼类和大洋性鱼类达400余种，海水透明度和盐度均高于大陆沿海，因此，在西沙的礁盘里潜水又安全又能看到美妙的海底世界。
到了西沙不到七连屿的话，还不算真正领略到珊瑚礁的风韵。七连屿在永兴岛约5海里的西南方，由7个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岛屿连在一起。这七个小岛犹如七颗珍珠撒落在浩瀚无垠的海面上，璀璨亮丽。小岛上热带植被茂盛，全岛均由洁白的珊瑚沙组成，自然风光独具一格。七连屿上居住着大量的海鸟，海边珊瑚沙上有很多的海鸟蛋，随手都可以拾到。这里的海水晶莹剔透，人站在温暖的海水中，再戴上潜水镜低下你的头，你马上就进入了一个平生难得见到的梦幻的世界。一丛丛、一簇簇的珊瑚像盛开的鲜花覆盖着整个海底：有的金黄、有的雪白、有的鲜红，围着这些珊瑚的是多不胜数的五光十色的鱼儿，要是你运气好的话，还会遇上一两只调皮的小海龟。
第三篇：最年轻县长分析
从闫宁的简历来看，这其中充满了很多非常规的仕途路径和人为运作的嫌疑。可以说，闫宁仕途历程的每一步，都有高人来谋划，来布局的嫌疑，从而成就了这一所谓史上最年轻的代县长。但这种急于求成，却有可能演变为闫宁仕途的滑铁卢。
中国官员和西方官员很大的不同就是，中国官员讲年历，论资格，要求多岗位的一线磨炼，这种资历往往成为官员的权威来源和晋升基础，这是奥巴马式的官员很难在中国出现的原因。熟悉中国县乡政治的都知道，现在县乡官场，有两个现象非常明显，一是过度竞争，二是隐形台阶。过度竞争往往造成官员晋升时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也就是关键的机会就那么一两次，错过了，这辈子的仕途也就到顶了，这使得县乡官员往往动用一切资源和手段来谋取早日晋升。
但是，县乡官员的晋升空间实在太少，一个县，大约也就100多个正科级实职岗位，30多个副处级实职岗位，4个正处级实职岗位。僧多粥少的结果就是在每一个级别之间和内部都衍生出大量的隐形台阶，比如乡镇的副科级隐性台阶，根据职务所含权力和资源的大小，以及排名先后，从小到大依次为：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乡镇长助理、武装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等，这是8级隐性台阶，而这些职务都是副科级。县里副处级的隐形台阶则包括：县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
过度竞争和隐形台阶演化的结果，是不仅不同级别的上位是晋升，就是隐形台阶的前移也是晋升，这就使得大部分县乡干部的政治生涯都在隐形台阶上度过。
我的博士论文曾对中县（化名）1978年以来的县领导晋升平均时间间隔进行过统计分析，结果是：他们从一般干部晋升到副科，需要8年；从副科晋升为正科，需要3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要7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需要7年。这样，1名22岁毕业的大学生，30岁成为副科，33岁成为正科，40岁成为副处，47岁成为正处，然后在正处岗位上再干几年退休，只有极个别的可能成为副厅级干部，这就是大部分县乡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历程。需要说明的是，统计的县领导都是县乡干部晋升锦标赛中的优胜者，他们经历的隐性台阶相对少得多，否则他们是到不了县领导位置的。
依此为对照，我们来看闫宁的晋升时间间隔：从一般干部到副科，2年9个月；从副科到正科，3年6个月；从正科到副处，4年；从副处到正处，1年8个月。也就是他用12年走完了县乡党政干部大致需要25年才能走完的仕途历程。显然，这既不是循序渐进，也不是按部就班，而是急行军，是坐火箭。
闫宁初入官场是在临漳县而不是在其老家永年县，从偏远的乡镇包村干部做起，这是有深意的，因为乡镇一线是县乡干部的摇篮，而偏远的乡镇由于竞争小，更容易脱颖而出。从其简历来看，他显然没有经过乡镇中层干部的历练，而直接晋升为副乡长。这是他仕途中的关键一步，因为晋升为副科级，就成为乡镇领导层中的一员，并自动登记为公务员，从而奠定以后晋升的基础。
3年副乡长之后，疑似有高人指点，他进入了共青团系统。大家都知道在县乡，共青团是最便捷的晋升通道，原因就是年龄小，级别高，从而在以后的晋升竞争中具备天然优势，这使得共青团职位往往成为县乡政治家族的争夺地。此时，又疑似有高人谋划，他竟然在副
科级的共青团县委副书记位置上晋升为正科级，这是不常见的高明手法，因为这之后调任正科级岗位就是平级调动，比直接提拔到正科级岗位容易多了。
这之后，怪异之事又发生了，因为按照惯例，一般副处级及以上干部才交流，而他竟然正科级调动到老家永年县，这时的考虑，是老家更有利于发展？还是他的仕途庇护人调离了？而没有相当的人脉和家族背景，这一步是很难实现的。
这之后，平调人大主席就顺理成章了，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时他从县城又杀回乡镇，原因仍然是，乡镇是干部晋升的摇篮，是干部历练的一线。这之后，关键的一步又来了，他晋升为乡长，时年仅仅25岁，而他只做了6个月的乡长就提拔为乡党委书记，这是其仕途中最不可思议的一步，因为半年的时间，不仅毫无政绩可言，而且连乡里的实际情况都不一定掌握。显然，把几万人的发展托付给一个娃娃，当时的县委领导绝对是不负责任的。
两年多乡党委书记之后，提拔为副处级，这又是破格提拔。这之后，一般至少要经历副县长、县委常委等台阶，至少常务副县长这个台阶是绕不过去的，但闫宁偏不，他竟然直接提拔为县长。卫星上天，最年轻的代县长诞生了。
从闫宁的简历可以看出，这些晋升路径，很可能需要在县乡官场摸爬滚打很多年的高人才能规划得出，而且每一步都未必少得了关系运作。同时对于这些官场捷径，相信每一个县的组织部长和县委书记都心知肚明。
闫宁的仕途历程，不仅实质违规，就是一般的晋升路径和程序都有不可思议的地方，而这，绝对不是靠破格提拔年轻干部就能解释的，这大概也是现在人声鼎沸、民意汹涌的原因所在。
第四篇：中国最年轻的冬奥会冠军是谁
1986年，国际奥委会全会决定把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从1994年起分开，每两年间隔举行，1992年冬季奥运会是最后一届与夏季奥运会同年举行的冬奥会。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最年轻的冬奥会冠军是谁，喜欢可以分享一下哟!
中国最年轻的冬奥会冠军是谁?
从杨扬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为中国代表团夺取冬奥历史首金，到上届平昌冬奥会武大靖登上冠军领奖台，迄今为止，中国队一共在冬奥会上收获了13枚金牌。这些金牌背后镌刻了一个又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而周洋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1500米决赛，一场被纳入冬奥历史中的经典对决。
年仅19岁的周洋在没有队友配合战术的情况下“以一敌七”，最终在三位韩国选手的包夹下率先撞线，为中国夺得历史上首枚冬奥会女子短道速滑1500米项目金牌。她2分16秒993的成绩不但刷新了奥运会纪录，并由此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冬奥会金牌得主。
周洋人物简介
周洋，1991年6月9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运动员，现任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国际滑联运动委员会委员。
2006年11月，周洋被选进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
2008年2月9日在短道速滑世界杯美国站女子1500米决赛中，周洋以2分16秒729夺冠，并刷新世界纪录。
2009年在第24届世界大学生冬运会上，周洋获得1500米金牌、1000米银牌和3000米接力金牌。
2009年3月在世锦赛上，周洋获得1500米银牌、3000米第一、3000米接力金牌和全能季军。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周洋获得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金牌，并且以2分16秒993刷新冬奥会纪录，随后在女子3000米接力中，周洋和队友以4分06秒610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得冠军。
2013年11月周洋获得短道速滑世界杯意大利都灵站女子1500米季军。
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周洋以2分19秒140卫冕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冠军。
2016年1月22日，周洋以1分28秒742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冬运会短道速滑女1000米冠军，并打破全国纪录。
2017年10月，周洋获得短道速滑世界杯荷兰多德雷赫特站女子3000米接力冠军。2018年2月出征平昌冬奥会，周洋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开幕式旗手。
周洋早年经历
1998年，周洋被速滑教练选中，开始接受训练。在进入专业队之后，周洋成为队里年纪最小、练得最苦的队员。
2001年，周洋在吉林省短道速滑比赛上，拿到了她短道速滑项目的第一枚金牌，成为当时获得省级比赛冠军最年轻的运动员。
2004年，周洋进入长春市体校，在这里接受更为专业的短道速滑训练。
中国最年轻的冬奥会冠军是谁
第五篇：中国政治中心中南海是如何运行的
中国政治中心中南海是如何运行的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政治局
1956年，毛泽东在考虑中央领导机构设置时，提出增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以便“个别人提前见马克思，还有人顶着”。这一年的中共“八大”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构成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
然而，一手打造这一体制的毛泽东，却在晚年不由自主地陷入“接班人陷阱”：他需要接班人，进而扩大接班人的权力，但当后者权力越来越大，出现和他“平起平坐”的情况时，危机就会突然爆发，接班人就会突然变成政治对手。
正是吸取毛泽东的教训，邓小平才在1981年11月提出建立中央集体领导制和集体决策机制。此时距离他恢复工作已经过去4年时间，但还需要再过9年，他才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1986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时讲道：“我们实行的是集体领导，有事情大家一块商量，我自己只起一份作用。”
按邓小平本人的说法，他“前后花了十年时间，才逐步完成中国领导人的集体交接班。这其中不是一帆风顺，先后有两个总书记没有站住。”
在领导体制问题上，邓小平同样“摸着石头过河”，终于重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制度，即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
时至1993年，七位政治局常委分别代表五大机构：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其中，江泽民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集体领导制也由此逐渐形成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核心，相对分工、内部协调，共同治党、治军、治国的政治格局。
而按照学者朱光磊的描述，当前中国的国家政治权力结构是一个“6+1+2”的体系：“6”是指通常所说的六大领导班子，即中共中央委员会、中纪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政协；“l”是指国家主席；“2”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政治中枢“党”、“政”、“军”、“法”四大方面。
想入常委需要两步走
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和江泽民、李鹏谈话时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时至今日，泰山依然安稳。但对中国特有的“集体领导制”，许多国家的态度已经发生“山河巨变”。对于这一由中国创造的政治体制，他们已经谙熟于心。他们通常十分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该国的访问，并给予足够的政治待遇和礼节。除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外，不少国家的总统或政府首脑亦经常接见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考虑到双方进入政界高层的途径差异，这种会面在世界范围内亦称得上独一无二。
中共中央集体接班人的产生，既不是西方国家选举国家元首时“空降兵”一样一举上台，也不像“文化大革命”中的王洪文那样“火箭式”上台，而是典型的“台阶式”，至少要跨越两个重要的政治台阶，才能成为中央领导集体成员。
第一个台阶是担任党的省级书记。想要治国，先要治省，因为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级行政区。除军事和外交外，治理一个省就如同治理一个大国。担任省级党委书记是他们成为中央领导所需知识、经验和能力的“加速积累期”。
第二个台阶是担任党的领导集体成员的主要助手，也是“集体交接班”的过渡期。在这个台阶上，他们主要作为政治局常委的助手，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
与此同时，政治局常委对他们也起到“传帮带”的指导作用，使他们尽快完成从地方负责人到中央领导人角色的转变。另外，这一阶段还起着集体考察的作用，特别是政治考察，“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
通常情况下，只有走完之前两个政治台阶之后，才能正式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领导集体核心成员之一。
“集中调查、整体研究”
从政治发展的特点和条件看，分别代表党、国家和军队等八大领导机构的政治局成员组成的领导集体，是中国决策与建设的最关键政治条件。
在这种被胡鞍钢称为“集体总统”的中国特色体制下，政治局成员在决策之前，通常会采取“集中调查、整体研究”的集体学习、调研的机制，对所有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前途的问题，进行广泛的信息采集和集体讨论。
这一传统，根源自然是毛泽东“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92年，邓小平以88岁高龄视察南方、促进改革开放的故事，亦是中共高层调研史上的经典画面。
“对外的言论只能有一个声音”
调研的目的，自然是为形成最后的决策。从现实情况看，中共高层在跨出这一步前，往往还有数个步骤需要完成。
其一是听取“外脑”的意见。所谓“外脑”，指的是国家决策体系中的“人民群众、国内外智库和地方四套班子”的组成部分。
其二则是听取“内脑”意见。所谓“内脑”，指的是国家决策体系中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核心，包括国务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三大班子的组成部分。2005年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更是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将这一途径列为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
最终的决策，则是由政治局常委会的内部协作收尾。这种协作，通常由常委间的交流协商来完成。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每个常委不仅代表个人发表看法，还需要代表各自机构发表意见。这一方面，中共有过太多的教训。1973年，毛泽东就曾经批评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大事不议论，小事天天送”。2000年，江泽民也曾明确提出：常委是管全局的，要多思考、多研究关系党和国家大局的事情。
2003年，曾庆红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称：“在党委内部，书记是‘班长’，重大问题由党委集体作出决定。集体决策就是在决策过程中坚持党的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由于每个领导成员的不同经历和信息途径，在这类大事上有不同看法亦很正常。通过常委会内部交流，可以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
不过，一旦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决定，各方机构就必须严格照办，各位常委直接向所在机构（党组）传达这一决定，根据分工各自采取行动，不允许有例外。对素有“统一思想”传统的中共而言，“团结”是常委们最需要坚持的原则。
按《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的说法，“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外只能是一个集体，不得突出强调个人；对外的言论只能有一个声音，而不能有第二种声音。”
（摘自《党政论坛》2013年第10期，念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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