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试论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之我见
历史0801 孙恺 080301119
【内容摘要】本文针对“钱学森之问”，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求解“钱学森之问”，应该从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两方面去分析。内在原因包括学生素质较低，学生抵御社会诱惑的能力较差等；外在原因包括现行教育体制缺乏创新的土壤，部分教师水平低下等。不管主客观原因如何，学生自我的勤奋努力才是成才的最关键因素。
【关键词】素质低 诱惑大 缺乏信仰 缺乏兴趣 偏科 教育体制 教师水平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求解“钱学森之问”，我认为可以从大学生自身和教育体制两个方面来寻找答案。
一、内在原因
民国时期和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陆，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基础教育、价值观念、科学技术等领域差异显著。所以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的演进，必然造就了不同于民国时期大学生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青年。而新时代青年身上的某些不利于学生生长发展的特点与恶习，加上整个社会大背景下轻人文精神、重物质利益观念的蔓延，是当代中国缺乏大师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大学生素质偏低。这里所指的大学生素质低下，并不是针对个体的学生而言，而是特指大学扩招以后大学生整体素质的下降。民国时期，办学的高等院校很少，同时受到家境、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等等众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学生进入大学的门槛非常高，所以能够进入大学的学生那可真是凤毛麟角。根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教育部分可以知道，1936年全国公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加起来也不过110所左右，另一个数据是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到1937年的四十年间，总共也只有不到11万名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民国时期这种学校少、入学几率小的现象当然是有利有弊的。弊端显而易见，教育机会不公平，优秀的知识分子可能没有机会进入大学完成深造。而另一方面，其益处在于严格的入学限制也保证了大学生的个人基本素质。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想要跨入大学的校门绝非易事，如果不是在自己所学学科领域有所成就的学生，那进入大学堪比登天。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当时学生上大学就如同七八十年代国家公派留学生，学生需要很扎实的基本功才有资格争取进一步深造的机会；而现在扩招以后，上大学就和现在自费出国留学一样简单，只要有钱，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当时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百里挑一的精英人物。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呢。大学扩招以后，我们的教育已经由当初的“精英教育”转为“大众教育”。2006年，全国毕业大学生400万左右，在校大学生1400万左右。虽然大学生数量直线上升，但学生素质并没有同步提高。扩招带来的恶果是很多本就不适合进入大学的年轻人挤进大学生的队伍，致使大学生鱼龙混杂，稂莠不齐。至于学习，似乎不再是学校和学生们的主业，学校为了敛财，疯狂扩充专业，修建大楼，却忽视了师资队伍建设；学生们也不再好好学习，认为有一张大学文凭便足矣，于是很多学生就在学校里面混日子。同时学生素质低下也直接导致了学风的下降。如今学校里世风日下，好好学习的学生属于稀有品种。大多数的学生都是随大流，平时逃课，上课不认真听讲，下课不复习，到了考试前突击一把，整天缠着老师拷课件、划重点。学生不思进取，不好好学习，挂课的人自然比较多。试问大学究竟是为了学知识还是考试混文凭？我想很多人已经本末倒置了吧。
其次花花绿绿的社会也给大学生带来了太多的物质诱惑。不用说民国时期，单是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大学校园仍旧是相对封闭的独立小世界，它们同社会没有什么联系。物质匮 1
乏的年代里学生们每周一次的露天电影或者舞会，足以成为他们精神上的盛宴。没有花花世界的纷扰，同时又禁止了男女生之间可能发生的感情萌芽，以前的大学生当然足够的时间徜徉于图书馆里，埋头于心爱的学问之中。而如今的大学校园呢？大学周围那些栅栏围墙早已在世俗诱惑的冲击下轰然倒塌，大学校园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散发着阵阵书香的象牙塔，俨然已经同化成了一个世俗小社会。虽然与社会的接轨增加了学生的阅历、锻炼了学生的能力，但过多的接触社会也分散了学生学习的精力，同时也使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学生过早的沾染上了社会上的恶习。对照一下现在大部分学生的日程安排，我们可以看到电脑游戏、购物、压马路等等无关紧要的活动基本上挤占了学生大部分课余时间。试问现在的学生，每天有几小时花在读书上面又有几小时沉浸在游戏的打打杀杀之中?就拿男生宿舍举个例子吧，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基本上每个宿舍都有两三台电脑，但电脑究竟有没有起到它该有的作用呢？很显然，没有！说实话笔记本电脑对于绝大部分学生一点用处没有。可能这话有点偏激，但事实确实如此，电脑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台游戏机。每堂课下，每天晚上，男生们都会拼杀在网络游戏之中。
第三点是现在的大学生缺乏信仰，普遍出现了信仰真空的现象。古语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是形容古代的知识分子，但是我认为现在的学生甚至还不如古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既不闻窗外事，也不读圣贤书。当然，我这话也是有点问题的。现在的大学生不读书吗？不，他们还是读书的，不过读的都是一些娱乐、体育等消遣之书。现在的大学生不关心时政吗？不，他们还是关心的，不过尽是一些咒骂政府腐败、批评百姓素质低下等等的愤青言论。报刊亭里，销售最为火爆的永远是那些封面五颜六色的娱乐期刊，而《环球时报》《南方周末》等却是相对的冷清。回想民国时期的热血青年，在国难面前到处演讲，投身政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为祖国命运抛头颅洒热血，而现在大学生却活在自己的利益小圈子之中，迷恋于一些娱乐明星，对时政的了解却如同白痴，真是让国人心凉。由于精神上缺乏信仰，很多学生极容易受到西方所谓的自由思想的吸引从而形成那种愤世嫉俗、偏信误信，只看到社会阴暗面从而很容易引起各种心理问题。校园中出现的“网络一族”，他们“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不吱声；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何事”，“宿舍里面不吭气，互联网上诉衷肠。”此外，缺乏信仰也会是大学生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不关心社会及民众，逃避责任，只关注自身既得利益的获得。
第四点是学生对所学的专业缺乏起码的兴趣和热爱。在这个物质利益为导向的时代里，有几个高中毕业生选择专业是依照自己的兴趣而定的？诚然，兴趣也只是选择专业的参照之一，按照日后的就业形势来填报志愿也无可厚非。可问题在于，什么专业热门，学校就疯狂的开设这些课程，学生也疯狂的扎堆报考这些专业，这就造成了成绩相对较好的学生扎堆报考经济、管理、英语等热门专业，而巧达学校分数线的同学却很不情愿的被调剂到历史学、哲学这些冷门专业。进而更为奇怪的现象是，大多数班级里学生都对所学专业缺乏兴趣。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了兴趣，学生有什么动力在自己的专业上奋斗呢。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职务，在就职演说中，就阐明了办学宗旨：“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同时王国维在清华任教时也一再强调不能以功用性作为大学设科的标准，果真如是，那么，像经学、哲学、文学这类科目就会被视为“无用之学”。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思想是单一的，抱负是壮大的。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求学并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并不是为了飞黄腾达。他们进入大学，纯粹是对于自己研究学科的一腔挚爱。
第五点是现在的大学生偏科严重。理科生沉醉于做题之中而极度讨厌语文英语，文科生会写几篇文章后连最基本的初中数学可能都忘记的干干净净。看看民国时期的大师，哪一个不是通才？钱学森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同时他也热爱音乐，能吹小号，他的夫人也常常弹奏钢琴陪伴在他的左右。“通才教育”亦称“自由教育”，集中体现在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之中。当时大学的目标是“在共同的文化中培养具有共通理想的公民”，“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种，都应融会贯通”。如今的教育“专才”过了头，理科生和文科生水火不容，互相瞧不起，同样互相沉浸在自己的学科领域。
二、外在原因
针对教育体制而言，其实钱学森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缺乏创新。他曾说：“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大问题。”
近期的《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破解中学时代钱学森成长的密码”。文章中有这样的描述，说当时钱学森所在的北京师大附中，他的数学老师提倡创新，给学生考试打分的时候非常有意思。老师出五道题，如果学生即使都答对了，如果解题的方法比较平庸，那也只能给80分。若是答对了四道，但是解决的方法非常有新意，那就会给100分，还有另外的奖励。据钱学森回忆，当时学生的考试，一般无须提前做复杂准备的，完全就看平时的用功和积累，临时抱佛脚的反而容易让同学们瞧不起。钱学森曾回忆说，他一生当中有两个难忘的高潮，一个是在北师大附中，另一个就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光。我想，钱学森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正是这两个阶段的教育，培养了他的创新思维方式，创新让他快速成长。
多少年后，正是创新这个字眼，刺痛了钱学森的忧国忧民之心，刺痛了中国教育的软肋。面对现在的教育模式，我们无法绕过创新这个字眼。中国教育的身体里，缺少的东西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恰恰就是缺少创新这种激情奔涌的血液。中国的发展要实现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在教育中渗透创新的理念。
在我国目前的教育系统中，教育的导向主要是记、背标准答案，学生提问的欲望和兴趣在中小学阶段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学生疏于独立思考、缺乏主动学习的精神，是我们在培养杰出人才时遇到的困境。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并未将学生作为主体，充分发掘他们的潜力。以大学历史教学为例。从某种层面说，大学的历史教学还不如高中。高中学生虽然大量做题，但那毕竟是在包含学生个人理解的成分。再看看大学历史的教学，学生更像是一台台记忆的机器，老师所要做的就是不停的把各种各样的史实填充到学生的脑子里面去。对于各种历史问题，学生根本没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他们要做的就是把老师的笔记抄下来并加以背诵，以应付考试而草草了事。老师不能给学生提供独立思考的平台，学生自然难以成才，那创新性型的人才从何谈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纸上谈兵。其实不仅是大学历史教育存在这种缺乏独立思考的现象，整个中国教育，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缺少创新的土壤。
哈佛大学曾强调，学校要赋予学生三个“法宝”，即给学生学习上选择的自由；使学生在所擅长的学科上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行为转化为自主行为，让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学生只有变成学习主体，其主观能动性和无限的潜力才会被充分激活，教师的教学才能最终提高效率。
同时教师水平不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大学以前，我曾对大学老师充满了憧憬和向往。在我想象中，大学老师应该是浑身散发着知识的魅力，上课时幽默风趣，出口成章，整个课堂气氛也应该是愉悦的，轻松的。而现在的某些大学老师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不谈引人入胜了，连最起码的脱稿要求都做不到，上课时只是不停的阅读讲稿，他们显然把教学当成了一种任务，而不是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民国清华校长梅贻琦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民国时期，各领域大师众多，他们除了忙碌于各自的研究之外，往往还在大学里面任教，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一批有一批富有求知欲的学子。凡民国时期的校长，都始终强调“师资为大学之第一要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引进师资力量时更是把这句话贯彻到了实处。反观一下现在的大学教师，很多人都是滥竽充数的。
“钱学森之问”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同时在此将中国的教育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我认为不管教育体制弊端如何，成为大师还在于学生自己的勤奋努力，所以我们大学生在大学时期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提供自己，争取将自己锻炼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
参考文献：①《清华四大导师》 邵盈午著 东方出版社
②《构建大学和谐校园理论与实践》 段建国 孟根龙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③《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 钱理群 高远东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④《读大学，究竟读什么》 覃彪喜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⑤《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 姜朝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⑥网络
第二篇：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电大人何解？
北京电大校长办公室 于知文 2009.11.15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与网络言论自由的发展，每次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新一届诺奖得主的消息，都会触发国人关于我们自己的诺贝尔奖大师培养的焦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各方面事业都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然而说到思想贡献和大师培养，却总能一再触痛国人敏感的神经。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教育领域所引发的问题反思与改革争议也同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
今年，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相继辞世，巨星陨落的同时更引发国人对于教育培养人才尤其是‚大师级人才‛的焦灼，加之今年教师节前夕温家宝以一国总理身份亲临北京35中听课引发的思考，人们不禁想到2005年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我国‚老 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14位获奖科学家中11位均于1951年前大学毕业，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沈正赋等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一石激起千层浪，‚钱学森之问‛遂成为舆论焦点，一时间，网络报端各大媒体充斥着‚钱学森之问‛背后的各种求索和解答。
相比之下，面对‚钱学森之问‛电大人似乎一时失语。‚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所质疑的是每一所学校的人才培养和教育质量问题，电大自然也不例外。1999年开放教育试点以来，中央电大带领全国各地电大努力探索，形成了‚五突出‛的教学 模式和教学管理模式，走出了一条多快好省培养实用型人才的新路子。于是，电大迎来了‚试转常‛，迎来了‚邓小平批示创办电大30周年‛，迎来了各省市电大尤其是中央电大三十周年校庆，电大进入到前所未有的如火如荼的阶段。
当今社会正处于剧烈变革之中，有所创新、有所收益在各行业似乎都已不为难事，电大办学也日益呈现出更为广阔的前景，‚举办一高层论坛、参加一高端会议、荣获一国际荣誉‛俨然成为人们追逐的时尚，然而，或许正是这种‚创意制造及收益获取‛的简便在一定程度上屏障了我们的清醒和精益求精的品质，甚而至于引导人们舍本逐末、南辕北辙！电大的生存总是寄望于各种政策瓶颈和发展障碍的破除，长期以来，这种观念在一定意义上助长了教育质量问题成为电大的‚阿基里斯之踵‛，有为方能有位，在远程教育市场竞争主体日益多元、竞争程度日益激烈的当前，电大人必须正视‚钱学森之问‛，将教育创新、政策争取、教学改革的方向集中到教育质量提高上来。
深入地看，电大教育教学质量的考察，一样需要从教学过程与教育结果两个方面来进行衡量，因此，人才培养的质量意识要体现在电大主要的教学环节上，但这个工作的前提是，电大要有符合人才教育规律、适应学生学习特点、满足社会市场需求的质量标准。因此，面对‚钱学森之问‛，电大人实在应该抓住国家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机遇，应该切实以三十年、五十年的校庆总结为契机，正视电大教育教学质量所存在的问题，明确科学可行的教育质量标准，转变教育教学理念，严格监督评价机制，提高学习支持服务水平。电大之树常青，除了做‚添枝加叶‛的工作，更需要的是每个质量保障环节的扎实，此所谓‚根子‛的牢固。管理实质上是秩序的实现，这要求有标准的明确，从而带给人们明晰的心理预期与行为选择的偏好，电大培养 ‚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 的应用型人才给广大师生教学指明了方向，但实践中的落实需要更加科学的细化环节。近年来广受关注的高校办学评价在促动学校硬性指标突破方面厥功甚伟，然而这些因素是否能够真正推动教育质量提高似乎尚可商榷。电大的办学评价一样涉及方方面面，诸如网上资源建设及使用情况、面授课堂及出勤情况，资源建设的数量、质量与使用评价情况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制约的系统，它自身的清晰梳理是其能够推动电大教育质量提升的前提；面授辅导与网上学习本身也是保障电大教育质量的卓越双翼，实践当中也往往纠结为远程教育实质要求与传统面授辅导的零和博弈；加之形成性、终结性以及毕业综合性的三个关键的质量考核环节也在前述几个问题的制约下，于是，电大人有了一个‚钱学森之问‛以外的问题：质量要求的严格落实与招生规模的平稳和增长是正向的互相促进的关系，抑或一种变相负合的相互牵制因素？这种现象如果不能得到电大人充分的正视与有效的回应，最终会演化为质量与规模的‚零和博弈‛格局。
多年来，电大办学一直作为传统高等教育的补充形式，这种补充与其说是为没有机会进入普通高校的学习者提供了新的平台，更应该可以利用其灵活的办学机制和学习形式为高度教育‚教学形式、教育理念和教育规律‛的探索做出卓异的贡献。传统教育领域多年来一直 面临‚应试教育‛、‚高分低能‛的质疑，上个世纪国人提出素质教育，多年来却难见实效，曾经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和火热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讲座也因所谓的‚思想淡出，学术凸现‛而渐式微，如今部分高校开始试行的大学通识教育也渐有被素质教育稀释的迹象。这些都表明我国教育教学理念以及教育本质等文化元问题仍需探索，‚人类群星闪耀‛的历史画面已难复制，大师辈出的文化复兴却应可期待，电大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留着诸多普通高校传统面授课的形式，其背后是‚以教师为本‛的理念，对这种传统教育理念，华南师大的郭思乐教授用多年来的‚生本教育试验‛践行着陶行知‚教是为了不教‛的教育命题，为人才成长规律的遵循破除了诸多弊病。‚有教无类‛的电大所面对的是不同于传统高校的学生群体，沿用传统授课方式的面授课堂鲜有成功的实践，因此，更需要在教学规律的细致环节上探索和落实‚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催动着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在此背景下，应该说，每一轮社会形势变革和教育技术进步都能给电大带来新的机遇，然而，清醒地看，锦上添花未若固本培元！即如一河，欲图汹涌澎湃大浪滔天之势必有坚固河床为基础，否则，吸引、追逐更多的支流水源所可预见的结果通常应该是洪水泛滥而已！对于电大，所谓的‚本‛与‚元‛永远都是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的质量问题。‚钱学森之问‛，并不必过去期望一个部门或者一个部长给出的回答，尚在制定过程中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有望就教育理念、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给出全面全新 的回答。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广播电视大学的开放教育事业更是千头万绪，不管是体制与政策，还是资源和条件，电大的确都遭遇着普通高校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些人们还能看得见；人员的频繁流动给工作造成的繁复与伤害却只有电大人最有切肤之痛。对于仍旧在政策制约下努力发展的广播电视大学，教育质量堪称‚达摩克利斯之剑‛，面对‚钱学森之问‛，或许我们不必站在前列描绘答卷，罗马城非一日可建，大师级人才培养也绝非一朝一夕可为，与普通高校相比，电大人似乎更有理由将质量问题转嫁给体质和政策，但百年树人，教育工作者要心存‚只争朝夕‛、‚始于足下‛的信念，因为教育是一个需要奉献和爱心的事业，是一个有着精神守护和文化引领使命的主体，我们要提倡‚用心电大，精益求精‛的精神品格。电大流行一句话‚全国电大是一家‛，古人讲家和万事兴，如今我们面临的更多的却要兴万事方能和电大！
总理提问：六位校长答非所问
Post By：2006-12-2 13:14:03
--谁能破解中国教育界的一大悬案？（说明：文中所有引用的人物讲话，均来源于新华网北京11月27日电）湖南商学院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 谢茂拾 2006年11月20日9时许，国务院第四会议室。面对6位并肩而坐的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有几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今天向大家求教。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 5 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紧接着，温家宝又说出了另两个在心里盘桓已久的问题：各位校长、教育专家，我们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校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呢？ 六位并肩而坐的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争先恐后答问。
1、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的回答 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说：“培养杰出人才的关键，就是教师。”并认为，德才兼备、学术一流，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当务之急。培养和引进并重，应设立海外著名学者引进计划，引进国外一流大学正教授和终身教授。点评：“培养杰出人才的关键，就是教师”。这话没错，但是他没有回答总理所问，而且他所提的解决教师问题的药方是片面的，他把引进国外一流大学正教授和终身教授作为了解决教师问题的主要途径。大家想想，培养杰出人才就只是教师的责任么?或者说就是教师可以解决的问题么？教师可以解决，还要你这个校长、你这所学校干什么？再杰出的教师，如果配上没有水平的校长和不能发挥教师水平的学校，他也只能是没有水平的教书匠。显然，王校长不但答非所问，而且是推脱责任，把多年来中国没有大师的责任推到可怜的教师身上。
2、四川大学原校长卢铁城的回答 四川大学原校长卢铁城说：“我同意王校长讲的。” 点评：这等于没说，没有必要参加会议。卢铁城紧接着同义反复地说：继续将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举措加以实施，在国家科技布局中更好地发挥高校作用；进一步制定政策，建立和完善高校与用人单位之间共同育人的新机制，共建校外实习、实践基地；进一步完善大学生、研究生资助体系和助学贷款体系。点评：完全走题。他在一边说国务院总理的工作问题，一边说大学日常工作中应该做的一些具体事情，如果要把这些繁杂的事务都汇报给总理，总理不睡觉恐怕也顾不过来。
3、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谈松华的回答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谈松华说：“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从大学开始，就太晚了。” 他主张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研究型大学要和中小学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点评：他把大学没有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的责任干脆推给了可怜的中小学及其教师，反正大学没有错。他在讨好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和四川大学原校长卢铁城。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将研究型大学和中小学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起来，这话没错，但是他没有搞清楚，总理问的是大学，而非中小学，中小学校长不在啊，不在当然可以欺负一下。大学没有培养杰出人才是中小学的问题，再傻的人恐怕也能辨别出真假。
4、英国诺丁汉大学名誉校长杨福家的回答 英国诺丁汉大学名誉校长杨福家演示幻灯片，从国际比较角度谈创新型人才培养。建议：改革高考考试方式和招生办法，高校招生凭高考成绩和高中表现录取；进行大学校长公开招聘的试点，严格学校财务管理、质量控制等制度；进一步建立导师制，适当控制班级人数；大力建设爱国求真、严谨求实、宽容创新的校园文化„„ 点评：讲了国外的，很好。但是同样没有回答总理的所提的问题。总理问我们的大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问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第一个问题他未触及，第二个问题，他一方面像谈松华一样推脱高校责任，一方面讲了一些表象，回避了大学应该在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方面需要作的主要工作，没有讲现行教育体制如何使更多的杰出人才培养不出来，没有讲我们这么多大学校长和大学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应该如何思考和为国家尽力。
5、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运清的回答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运清说：“1992年前，我到高校去，都愁眉苦脸；现在去，都兴高采烈。”还说：大改革、大发展之后，应该是大提高，高教战线要聚精会神、理直气壮地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要严格教学秩序和内部管理，加大教学投入，改变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现状。点评：这是在吹牛，甚至是汇报假情况。“现在去，都兴高采烈。”这话将现在大学教师的苦恼和卑微处境全部抹杀了。他可能会见的都是校长书记，上级来了，校长书记不兴高采烈也不行啊，否则，你的位置不保。周运清会长不会去见老师。即使见，也是事先安排的，都是见的一些所谓有资源、有职位的官化教师，他们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能不兴高采烈吗？周运清会长为了急于肯定高等教育的成绩,干脆将总理提出的问题撂在一边不管了!
6、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回答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做大了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 6 育。”高校要从外延扩展转移到内涵提高的轨道上来。他建议实行“低速增长、稳步发展”的方针，宏观入手、微观发力，稳定推进“211工程”和“985工程”，积极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远程教育，形成多样化、分类型、分层次的高等教育体系。点评：同样答非所问。校长纪宝成似乎在以教育部长的身份汇报工作，现任教育部长的意见可能一定不小，因为他教育部长的职务还在，却没有能亲自去给国务院汇报，而是人民大学校长代表他汇报了。校长纪宝成对总理的问题完全没有涉及，他只不过在想: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见到总理可一生难得几次啊),从教育部长的角度谈教育，恐怕更能引起总理的注意。所以，校长纪宝成也浪费了总理宝贵的时间。可以说，六位校长和教育专家辜负了总理的期望，他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腾出时间听取基层意见，但是，一个人也没有作出正面的回答。我们的大学为什么“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们的大学“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一个悬案，我们中国的教育界能够解答它吗？
大学管理者的政绩考评机制
第三篇：浅析“钱学森之问”
题目：浅析“钱学森之问” 课程名称： 思想辩证法 姓 名： xxxx 学 号： xxxxxxxxx 专 业： xxxxxx 年 级： 13级 时 间： 2014.4
浅析“钱学森之问”
摘要： “钱学森之问”的本质在于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叩问，在于对中国教育体系的质疑。本文通过“对钱学森之问”的解读，反思我国教育现状。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 教育 改革 人才
2005 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钱学森之问”，也有人把它称为“世纪之问”。“钱学森之问”命题所指
首先，对“学校”一词所指有不同的理解。在学校层级方面，大多数人认为钱老所谈学校特指大学，部分人认为是各级各类学校的统称。
其次，对“杰出人才”一词所指有不同的理解!在人才层次方面，有人认为杰出人才特指高层次”顶级创新型人才（如诺贝尔获奖者），也有人认为杰出人才即普通创新型人才!在人才类别方面，有人认为杰出人才特指自然科学领域人才，有人认为是包含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内的所有领域的人才。
此外，有学者认为#钱学森之问，不是一问而至少是三问，一问是,关于杰出人才之问-；二问是,关于教育质量之问；三问是,关于教师水平之问。也有学者提出了另外三层含义：一是国家建设和发展需要杰出人才；二是什么样的人才是杰出人才，或者说杰出人才具有哪些特征；三是杰出人才的培养到底是谁的责任和使命。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客观地说，我们新中国的教育取得很大的进步和成绩，但显然这也不代表着我国现代的教育就没有问题，不需要改革。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中心研究报告认为我国现行教育中存在着 10 大热点问题：1.高考招生制度问题，离新课程改革和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差距大；2.农村教师问题，待遇低，教师津贴补贴拖欠严重；3.职业教育问题，职业教育资金投人和吸引力严重不足，工学结合模式推行困难；4.择校问题，择校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两级分化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5.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教育教学功利化、行政化、异化；6.教师评价制度问题，教师在评价中缺乏自主权，制度设计中就没有话语权。评价实施中教师权益没有保障，合理利益处诉求；7.政府教育投入问题，我国的教育投人一直严重不足，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很低，制约我国教育事业发展；8.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高校扩招与就业率下降并存，企业与大学生就业的信息不对称，个别专业严重供大于求，大学生就业能力不足等；9.学前教育问题，我国儿童接受学前教育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学前教育难，费用高等；10.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问题，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活动负担，心理负担，身心负担等较重，影响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和成才。
“钱学森之问”中提到：“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其实是对我国现行教育问题及原因一种深度的反思。通过“钱学森之问”反思我国教育
2010年2月28日，历时一年半、易稿数十次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开始公开征集民意，立即引起各界关注。其中，高校去行政化、高考制度改革、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关键词成为焦点话题，众多专家学者、普通民众、老师学生家长纷纷献计献策，中国教育的春天，似乎离我们已经不远。
1）解决当前教育现状的关键在于教育的去行政化
具体来说，教育的“去行政化”即管理工作由教学科研骨干主导，管理工作岗位不设行政级别。学校的每个人要得到社会尊重，只能靠自己的学问、科研成就和管理水平，而非行政级别。同时，“去行政化”具体要各个教育机构结合自身情况进行探索，而当前最要紧的是对学校自主权的落实进行规定，包括法律层面都需到位，同时各学校尤其是大学也要强化内部治理结构，依法治校，真正实现“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2）让大学重回真正的大学
什么样的模式真正能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呢？学生的进步显然离不开教师的引导，比如冯卡门教授之于钱学森，费米教授之于李政道。国外高校推行顶尖精英教育，以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大学生与教授研究员的比例是平均两三个学生就有一位老师。可是，在国内高校，这种理想的状态很难出现，很多名教授都很忙，因为他们出名所以就要带很多博士生，博士生也愿意投到他的名下，但他们时间有限，根本无法给予他们有效的指引，自然也就无法培养出更加具有能力的人才。
现在已经沦为鸡肋的本科生教育更应该得到重视，大学是培养人才而不是技术工人的场所，大学生要学习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社会素养。因此，大学生不应该一入校就要被迫限定专业，大通识教育势在必行。这方面来说，浙江大学大类培养模式及教授必须为本科生亲自授课等规定显然是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
一所理想中的大学应该回归大学的魂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回归其培养精英人才的目标和宗旨。只有大学回归到真正的大学，我们的高等教育模式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3）改革基础教育
无论在哪个时代，培养杰出人才的基本规律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杰出人才具备的品质也基本相同，比如具有能够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迷信经典和权威，具有强烈的科学探索精神，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等等。对于这些优秀品质的培养不能光依赖大学教育，应该从中学乃至小学阶段就有意识地进行。而当前中国基础教育主要以制式教育为主，统一教材、统一大纲、统一考试，统一标准答案。我们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求同排异”，学生提问的兴趣和欲望在中小学阶段便已经被大大地削弱，取而代之的是记、背标准答案的教育导向，使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继而丧失“独特的、创新的”能力。我们未来的大师在中小学时就遭到扼杀，怎能指望他成为杰出人才？
近几年来，各省市陆续进行小范围的基础教育改革试验，其中不乏一些很好的措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对于庞大繁杂的中国教育体系来说，还是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还是需要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调度，同时配以强有力的监督实行措施，确保改革落到实处，而不仅仅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表面文章，重演数年前“减负变加负”的闹剧。4）转变教育理念
我们应从根本上转变教育理念，摒弃旧有的不合时宜的教育模式，建立有利于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教育模式，真正尊重学生的兴趣和天性，加以引导，鼓励学生思考、质疑、发问、进而研究得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创新的成果，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结语
钱学森之问”的本质在于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叩问，在于对中国教育体系的质疑。因此，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关键，就在于反思中国教育现状，在借鉴国外优秀经验和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改革中国教育体系。但愿“钱学森之问”的这场讨论能切实推动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让更多的杰出人才在肥沃的“泥土”中生长、开花。
参考文献：[1] “钱学森之问”评述 王朔 上海教育科研 2010.3 [2] 钱学森之问:对高等教育现实状态的拷问 冉隆锋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2年第8期 [3] 再问“钱学森之问”——浅思中国教育改革之路 钟林.万小龙 当代教育论坛 2012年第5期
第四篇：钱学森之问[模版]
钱学森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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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目录
基本介绍
专家回答
钱学森之问实质是：
教育乃国家之本 解决方案
（一）社区的精神文化建设
（二）学校的德才兼备教育
（三）创业园的孵化器建设等 相关发展
直面“钱学森之问”
教授心声 信件原文
钱学森与珠峰计划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珠峰计划 相关评论
各方关注
出路在何方 科学史背景
帝国的没落
名与利
科学真理
道德良知
创新与发明
李约瑟难题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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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区的精神文化建设
（二）学校的德才兼备教育
（三）创业园的孵化器建设等 相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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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计划 相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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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在何方 科学史背景
帝国的没落
名与利
科学真理
道德良知
创新与发明
李约瑟难题 展开
编辑本段基本介绍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专家回答
据说温总理2006年拿这个问题请教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们的回答是：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
这种回答其实是不能让钱老和总理满意的。
钱学森之问实质是：
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另外，为何我国没有诺贝尔那样的发明家型企业家，为何没有企业家设立科学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奖？重钱不重人是社会风气问题所在，以人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财之本也是财之源，一个人本身的品德修养与才学能力是知识与技能之根本，教育如果不放在品学才能的培养上，只是放在一些背书知识与技术细节上的话，怎么能造就社会尽职尽业的各类专门人才呢，其中，也包括具备道德良知与专业才能的商人或称之为商业人才。
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在中国带动和推进系统科学发展，其实已经带来了许多卓有成就的自主创新成果，比如，邓聚龙的灰色系统理论，曾邦哲90年代国内提出的系统遗传学与系统医学、系统生物工程应用等已经成为国际发展的前沿科学。
教育乃国家之本
钱学森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教育学中有一种说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处于教育之外，教育培养可造就的社会主体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还有人才评估、管理与激励等诸多原因。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已有数不清的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文章，然而，问题始终不见真正得到解决。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有可能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吗？
钱学森之问所反映的实质：
钱学森的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答案是很简单的。学校里，关心科技发展的人已成少数----没氛围；提得出又打创新性研究成果的人已成少数----没数量；关心的往往是创业问题并非科学研究----没火候；现在社会，人人祈求安贫乐道，不搞也不敢搞科技创新----没手段..............总之，一般的，传统的，不打破常规的思维是绝不可能造就出像达芬奇，牛顿，冯卡门，特斯拉，诺贝尔，爱因斯坦这种伟人的！
编辑本段解决方案
古代儒家时代是知识进入官场，非儒时代的问题是行政进入大学；因此，大学的去行政化教育和教育的孔子学院世界化就是发展的趋势。有社会责任、理想信仰和探索精神的文化氛围是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古代中国建立以儒者（有德有学的文官）入仕途体制，欧洲近现代化形成了以技术发明而成为企业家的知识产权体制。关键涉及如何重用自主创新型和德才兼备人才其实也是同一个问题又是如何诞生了培根的科学方法论科学史所称之思辩哲学的传统与实践经验的传统交融时诞生了科学的传统抄股份、炒楼房、炒文字和做秀、选美、喧哗等，就会导致本末倒置，商品经济首要是商品，商品是为人所用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科技巨大地推动了人类的生产力，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产价值。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本质是创新，缺乏自主创新就缺乏经济核心竞争力，创新必须有发明家，发明缺乏资金和时间投入难以创新，投资家、商业家如继续是以炒作的模式经营，企业家依然不以新产品高质量为发展，就可能导致整体经济与环境的危机。
参考资料
1． 华罗庚百年：答“钱学森之问”最好契机 ．
2． 致温家宝总理的一份公开信-----解“钱学森之问” ． 开放分类：
教育，温家宝，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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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之问”引发的思考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2011年09月20日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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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
教育是钱学森最后的心结。
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在晚年不止一次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谈起他的忧虑——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2009年8月6日,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他依然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言之谆谆,意之殷殷。
“当你走近病榻上的钱学森,你能感受到的是:他虽垂垂老矣,却思维敏捷;他学识渊博,又历尽沧桑;他言简意赅,一张口就讲出人生大道理,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时刻关注着国家和世界大事,却又超凡脱俗,从不谈生活琐事。他想的都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大事。”钱学森的秘书、学术助手涂元季曾这样写道。
钱先生平和安详地离去了,并没有留下什么遗嘱。但人们更愿意把老人关于教育的话看成他的遗愿,并称之为“钱学森之
问”。
“在世纪之交以来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时,人们更加深切体会到钱老之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位专家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自主招生纷纷出台,中学推荐、学生自荐纷纷进入人们视野,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也已启动……
《钱学森同志言论选编》引起人们的深思。有认识、有行动,还有人们内心深深的期待——希望中国有更多的钱学森式的人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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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之问”引发的思考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2011年09月20日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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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
教育是钱学森最后的心结。
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在晚年不止一次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谈起他的忧虑——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2009年8月6日,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他依然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言之谆谆,意之殷殷。
“当你走近病榻上的钱学森,你能感受到的是:他虽垂垂老矣,却思维敏捷;他学识渊博,又历尽沧桑;他言简意赅,一张口就讲出人生大道理,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时刻关注着国家和世界大事,却又超凡脱俗,从不谈生活琐事。他想的都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大事。”钱学森的秘书、学术助手涂元季曾这样写道。
钱先生平和安详地离去了,并没有留下什么遗嘱。但人们更愿意把老人关于教育的话看成他的遗愿,并称之为“钱学森之
问”。
“在世纪之交以来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时,人们更加深切体会到钱老之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位专家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自主招生纷纷出台,中学推荐、学生自荐纷纷进入人们视野,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也已启动……
《钱学森同志言论选编》引起人们的深思。有认识、有行动,还有人们内心深深的期待——希望中国有更多的钱学森式的人才出现。把“大炮”搬到中科大
今天，钱学森的一尊塑像坐落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前面的小树林里。那样子，就像是在授课。
钱学森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建者之一。在建校方案的制定中，在近代力学系专业方向和教育内容的确定中，他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也是科大近代力学系(原名力学和力学工程系)的首任系主任。他担任这一职务从科大初创阶段的 1958 年7 月28 日起，直到1970 年科大从北京迁到安徽合肥止，近12年。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第一届毕业生张瑜说，钱学森重视教育，并不因肩负国家航天工程重任而放松对科大力学系的领导工作。开学之初，他为全系学生宣讲教学计划时，阐明了他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指导方针，特别强调：教学内容做到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在业务方面的培养目标，应当类似于“研究工程师”，即有科学研究能
力的工程技术人才。
他的学生们至今还存留着科学出版社精装出版的一本书，内容便是钱先生授课的讲稿《星际航行概论》。“进入大学4年级,我们盼望已久的,由钱学森先生亲自讲授的新课《星际航行概论》开课了。”聆听钱学森先生讲课是一种幸福。“他的课讲得实在是太好了，无论是课程内容的先进性，前瞻性，还是逻辑的严谨，语言的简洁准确，甚至板书的漂亮工整，都可谓
出类拔萃。”
但他带给学生的精彩贯穿始终。张瑜依然清楚地记得，当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聘任教师的名单时，他那踌躇满志和兴奋的神情。他高声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给你们调来了!”
严济慈、吴文俊、蒋丽金、钱临照、卞荫贵、林同骥、郭永怀……这是一份学生都不敢奢望的甚至难以置信的教师名单。
钱先生把他们都请来了。
他曾多次说：这些一流学者都有繁重的任务在身，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是一项光荣任务，再多白一些头发又算什么？他们知识渊博，对科学都有成熟和特有的看法，他们讲课，会给学生以深刻的启发。
钱先生在北京师大附中就读时，他的数学老师提倡创新，给学生考试打分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出5道题，如果学生都答对了，但是解决的方法比较平淡那也只给80分。如果答对了4道,但是解决的方法非常有创新，那就给100分，还另外有奖
励。
在科大，他的学生同样感受到了某种类似。“有次上课，钱老说如果你5道题做对了4道，按常理，该得80分，但如果你错了一个小数点，我就扣你20分。他常告诉我们，科学上不能有一点失误，小数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
打到自己。”
2008年，中科院副院长白春礼致信钱学森，向钱老汇报中国科大50年办学成就，并请钱老就科大发展给予指示。钱学森回信说，“中国科大考虑的，应„理工结合‟的道路是正确的。今后还要进一步发展，走理工文相结合的道路，在理工科大
学做到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要造就将才,更要培养帅才”
“我们不但要造就科技将才，更要注重培养帅才”，这是钱学森经常说的一句话。他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培养更多年轻人才，要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年轻人。
1956年2月，钱学森向国务院提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发展我国航天技术的建议，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制定了重要的实施方案。10月，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出任院长。
那时，除了他，谁也没见过导弹究竟是什么样。
戚发轫院士曾回忆说，“我们想，这么大的科学家怎么给我们上启蒙课啊？钱老说，搞航天不是靠一两个人就能搞起来，而是需要一大批人才。”
钱学森向100多名大学毕业生开讲《导弹概论》，从零开始教授相关知识。
若干年后，“导弹扫盲班”里的大学生们成为中国航天的领军人物。
在钱先生的家里，有一个他非常喜爱的礼物——一个“神舟”号飞船的模型。那是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我要让他放心，载人航天工程进展顺利，国防科研后继有人。”
王永志就是被钱学森称为“很会逆向思维”的年轻人。1964年，30岁出头的他第一次进入发射场，参与中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的第二次发射。
“当时碰到一个问题：经过计算，发现火箭射程不够，打不到预定的位置。许多人提议，在火箭燃料箱里再多加一点燃料。我当时不这么认为，建议泄掉一部分燃料。后来我就找到钱老，跟他讲了自己的想法。钱老听完后，把火箭总设计师找
来说，„那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第一代战略火箭获得成功后，国家开始搞第二代战略火箭。钱老提议，让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并推荐我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当时我只有4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而总设计师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担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这个年龄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正是钱老的超前眼光和放手使用新人，保证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后继有人和持续发展。”王永志说。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人们知道，一颗国际编号为3763的小行星——“钱学森星”在苍穹闪耀。
不单是仰望，我们更愿看到一片灿烂的星光。
第五篇：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
百科名片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基本介绍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
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1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据说温总理2006年拿这个问题请教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们的回答是：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
这种回答其实是不能让钱老和总理满意的。
钱学森之问实质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另外，为何我国没有诺贝尔那样的发明家型企业家，为何没有企业家设立科学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奖？古代中国建立以儒者（有德有学的文官）入仕途体制，欧洲近现代化形成了以技术发明而成为企业家的知识产权体制。重钱不重人是社会风气问题所在，以人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才之本也是财之源，一个人本身的品德修养与才学能力是知识与技能之根本，教育如果不放在品学才能的培养上，只是放在一些背书知识与技术细节上的话，怎么能造就社会尽职尽业的各类专门人才呢，其中，也包括具备道德良知与专业才能的商人或称之为商业人才。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和他的学生促进中国系统科学发展，其实已经带来了许多卓有成就的自主创新成果，比如，邓聚龙的灰色系统理论、曾邦哲的系统遗传学与系统生物工程等已经成为国内创立国际发展的前沿科学。
教育乃国家之本。钱学森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已有数不清的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文章，然而，问题始终不见真正得到解决。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有可能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吗？ 解决方案
关键涉及如何重用自主创新型人才-设立客观的科学的人才评估体系，以及：一）社区的精神文化建设，二）学校的德才兼备教育与三）创业园的孵化器建设等几个方面，其中学术道德的监督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体制健全是极为重要的方面。创新型科技项目指南、公平竞争机制与客观评估系统等都是影响创新的极为重要方面，科技的进步应该以先进、优先、新颖以及其对学科、技术领域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范围与久远来衡量，不能只是以头衔、职位、奖项和刊物、等级、权威等来衡量；因为，科技与产业的进步总是在推翻旧权威建立新权威的创新过程中发展。
企业以专利技术为发展机制，以设立科研基金为税收优惠；因为只有公开的技术才能促进技术进步与带动产业经济持续发展。高科技企业的评估又应该以前沿尖端技术为依据；因为，传统产业、传统科技也有专利技术，只有最新的技术领域才是科技进步与经济实力的发展方向。
科学创新、专利技术发明费力、费钱、费时，唯有有效而有力地保护创新的体制健全，才能形成科学创新与技术发明的环境。同样，只有鼓励而有利于生产优质产品的监督体制健全，才能形成创新型高科技产业。如果金钱在商业贸易或事务流通的交易过程比在第一线的生产与创新更能得到利益的话，就很难促进创新；然而，只有创新与发明的发达程度才是一个社会整体的真正财富与实力所在，对科学创新、技术发明型人才与机构的落在实处的支持与利益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相关发展
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的焦点，源于2009年11月11日的一封公开信。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发出公开信的沈正赋等11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几天前，我们满怀悲痛送别了钱学森老人。作为一代科学大师，钱老对国家民族、对科学研究、对青年人才、对科学道德的挚爱，感动了全民族。他的崇高人格和科学精神就像一座灯塔，照亮后人前行的路。连日来，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中，不时会被钱老提出的一个问题所震撼——‘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这11位教授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为此，他们愿意通过《新安晚报》，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给教育部新任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同仁发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这封公开信。信件原文
尊敬的袁贵仁部长并全国教育界同仁：
钱学森走了，又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深切缅怀钱老，缅怀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人格，还有他的那句震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
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我们认为，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废除科举至今，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已逾百年。从1977年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至今，中国当代教育的改革已经有30余年。应当说，积30余年来的发展和改革，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今天的中国教育同样存在着许许多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深层次的。例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温总理的感叹，源于对中国教育深层次问题的忧虑。缺乏人才长远规划的短视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的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怎能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眼下，袁贵仁部长刚刚走马上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订，这时候，我们需要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一起来深思、来解题。
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一定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也会由此不断涌现。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便是对钱老最好的缅怀。
此致
敬礼
沈正赋 芮必峰 胡荣华 卞利 康建中 谢云章 李正平徐华 李桂华 杨四平吴玲
2009年11月11日(排名不分先后)钱学森与珠峰计划
钱学森去世后，“钱学森之问”成为中国教育界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钱老提出的一个问题震撼了所有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回应“钱学森之问”教育部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的入选高校是国内11所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以上8所均为985九校成员）、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这场“试验”，首先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学科开始。
在高等教育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一度以“珠峰计划”的代号流传，但并未大张旗鼓地宣扬。一位大学校长告诉本报记者，“珠峰计划”的名字比较高调，而教育部希望各校不宣传，不张扬，埋头苦干。
这位校长说，此项计划是高校扩招以后的提高质量之举，可看作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决策者注意到，“很多前辈科学家提过顶尖人才培养不出来的问题。” 据介绍，教育部鼓励11所大学各显神通，没有定式。因此，各大名校的做法并不一样。但是，不约而同地，在2010年高校招生宣传时，它们分别开始向中学生大力介绍这项计划的重要性，以增加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相关评论
其实，自春秋战国结束，汉代开始推行独尊儒术后，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就一直在发出“钱学森之问”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出过什么大思想家吗？首创出了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吗？大思想家？几乎没有！科技成果？少得可怜！可怜到现在还在拿四大发明来说事。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钱学森之问”，只是失聪、失明或假装失聪、假装失明的中国人听不到、看不到而已。
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由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这个人就是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1]
安徽11 名教授给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信，使我们又一次关注钱学森生前那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未竞之问。可以说，钱老先生的未竞之问，已是摆在全体国人面前的一个亟待求解的课题。
正如 11 位联名给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写信的教授所说：“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如今钱老先生虽故，而问题依然留在那里，如果不予以重视，相信再过若干年问题仍然不会自动解开。那么，作为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运的宏大问题，钱学森之问总不能永远搁置吧？应该说，越早地直面越有利。那么，谁又能解决？如何解决？我想，仅凭安徽 11 名教授的信恐怕还是不行，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课题进行求解，让更多的专家、学者、教授乃至社会各界人士都参与进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对这个问题来一个“思维风暴”，最终拿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出来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
总之，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大国教育与人才之问，是全民之问之期待——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将直面钱学森之问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讨一下了。[2] 科学史背景
中国自华夏至明清工商业萌芽，建立人类农业文明最成功的典范，成为当时历史上科技、文艺、产业与体制最发达与繁荣的世界强国，为什么却在鸦片战争时期却已经如此落后了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构成同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关键是考察欧洲如何与怎样形成近现代科技与工业革命的具体史实。历史问题应该用历史分析方法来研究，以史为鉴是源自史官的儒学传统研究方法，从男耕女织到男奴（辫子）女卑（小脚）是历史的文化变迁。自五西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仁人志士以国家大事、匹夫有责的儒家精神探索科学与民主的赛先生与德先生；因为，科学实践为的是发明创造，是公平客观的学术竞赛，民主法制是伦理道德的实施，是以人为本的制度。
整个世界科学届的变化也是原因，当代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职业生涯、实验室成为一种论文生产的工厂。如俄国格里戈里·佩雷尔曼解决庞加莱猜想那样不求名、不求利的科学家已经非常罕见；然而，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发展则是一种事业与理想乃至追求真理的信仰，才有哥白尼、加利勒、拉瓦锡等为科学献身，才有牛顿、卡文迪许终身娶了科学，也才有普郎克亲身去邀请专利局小职员爱恩斯坦到柏林大学完成相对论的伯乐，才有孟德尔牧师在修道院做豌豆杂交实验，才有达尔文与华莱士发表进化论的佳话，以及许多有钱人将自己的财富用于科学研究，或如诺贝尔那样将财富用来奖励对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也有居里夫妇那样不求名誉与财富在实验室过艰辛的生活的科学家，等等。
李约瑟难题，换个角度提出也就是钱学森之问，欧洲能从中世纪的千年落后背景下创建近现代科技，为何近代落后的我国却不能急起直追，培养出自主创新型杰出人才，从而再度成为创造发明的强国呢？中国科技与产业的发展，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就好比书法艺术，非常难以完全模仿名家笔迹，却完全可以在名家的基础上创立新的流派，科学、经济、体制等模式也是如此；而且，唯有摆脱权威崇拜、人云亦云，才能领悟科技与产业的创新精神实质。(敢于胜利的前提和依据：是敢于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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