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回归——读王阳明《心学》读后感一

第一篇：自然的回归——读王阳明《心学》读后感一

自然的回归——读王阳明《心学》读后感一
王阳明的《心学》，是他成为圣人理论依据，哲学家们将他的《心学》归纳为主观唯心 主义的范畴，直接的根据，就是《心学》中三大中心思想的“心外无理”。王阳明《心学》中的三大中心思想是：

一、心即理。

二、致良知。

三、知行合一。王阳明的《心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心即理”是他所有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为了 这个理论的完整和系统，王阳明将抽象的心和显见的理柔和在一起。什么是心？ 王阳明依据陆九渊“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的观点，指出：“人者，天地 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也就是说：人、是天地万物的中心，心、不是一块血肉”，即非人体内的心脏，是“人之 主宰”、“人之知觉”，是支配、控制、统率人的感官及运动器官的中枢，是人的各种知觉的 综合。“心”，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本体。所以、人的心就是天，只要人的心明白了，天地万 物就都可以解释了。什么是理？ 王阳明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 又何物耶？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 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心即理也。天下又 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后知殊途 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也就是说：世间万物的道理都在心中，心本来就是性情、性情就是道理，有忠孝之心就 有忠孝之理，无忠孝之心就没有忠孝之理。天下的事情无论多少，天下的事情无论怎样变化，无非是一个道理，是事物本来的客观规律。人心只要归于自然，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因此，在王阳明看来，“心”即是世界产生与存在的根源，又是其发展变化的归宿。天 地间举凡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乃至花草树木，万事万物无不根于吾心而森然毕具、神圣本然的“天理”流行。“心”，在王阳明思想体系中无疑据于核心地位。但他强调物、事、理、义皆归宗于吾 心，并非要否定或割裂“心”与外在世界的联系。对于王阳明来说，其目的乃是要确立“心” 即人之主观精神的本体地位，并无限扩大“心”、“物”的同一性，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否定外部

世界与人之与世界的差别。根据这个道理，王阳明提出“万物一体”说，他认为：“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 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

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 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人的良知 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这样，凭藉着“人心一点灵明”或“人的良知”的沟通，天地万物便与人融为一体，同出一 源，殊无区别。王守仁“心即理”之说，是其“知行合一”论的基础，它充分肯定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潜在能力，反对迷信外在权威，否定用现成规范和书本教条 来禁锢人的身心，而主张依靠自我的“心之本体”（良知）来主宰和支配一切行为，在道德实 践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哲学家们批判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他们认为：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把人类的 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等同起来，断然否定了有离开心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王守仁所谓“天 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就是把人类认识的能动作用片面夸大 和过分神化，以致用吾心之主观精神吞并了客观存在之物理。从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些批判，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在人类不能客观地解释和反映物质世界的时代，追求主观的完美，自然是改造主 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别无他求的唯一出路。王阳明的伟大，就在于他开辟并指引着这条道路！王阳明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他所有的理论都是为政治、军 事、教育服务的。毫无例外，作为《心学》的理论基础，“心即理”的学说，自然，有他鲜明 的政治目的。那么、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学说，政治目的何在呢？ 阳明认为：“大学之道”的核心性难题和机会在“亲民”二字。别的都是主观性的指标，能 亲民与否才是区分真伪的实践性的标准。只有在亲民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你是否知行合了，才能将三纲五常等“明德”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做不到“亲民”所有的说教都会沦为滑舌利口 的恶谈。有了亲民的境界，才会老我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有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心态，这样 才能“尽性”。“尽性”与“止于至善”不是两张皮，而是一体化。而且既不能独善也不能空谈，必须在“亲民”的过程中“实修”，开放性的“修”。这才能找到“吾性自足”的正确门径。

就因为“万物一体”、所以、做万物中有“一点灵明”的人，要亲近自然；做天子的君，分 担君的人物的臣子，要亲民。

于是、就有了“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正是将“心即理”的理论认识实践于社会，形成

成了王阳明“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王阳明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乃以“明明德”为体而以“亲民”为用。他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 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 这是一个由己及人的过程，亦即孟子所谓“推仁”以及于四海的过程。王阳明对此有很详 尽的解释：“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 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 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 弟之明德始明矣”。将这一方法广施于所有的社会政治关系和自然关系之中，是“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 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就是说，如果每一个人都能依照这种方法明其“明德”，推广吾心良知，就能形成人人相 亲，各安其分、各勤其业的理想社会。这正如王阳明所描绘的：“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 亲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 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蘷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显然，他所提出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乃是在明代中叶特定社会条 件下对儒家传统的“仁政”理想的重构。王阳明的这种理想政治模式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他对当时官僚争权倾轧、鱼肉百姓 的现象极为不满，希望当权者遵行圣人训典，“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推行 仁政，怜惜小民，真正感悟到“生民之困苦荼毒熟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从而实现“家齐 国治而天下平”的安定政治局面。王阳明明白，他所处的封建社会不可能实现天下大同，因此、他设计的这种理想的政 治模式并非政治平等的蓝图，而是以贯通于自然与社会的亲疏等级为前提。王阳明说：“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 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 得则死，不能两全，救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 也就是说： 我们珍爱自然，爱草木却不能不以草木来饲养禽兽！我们珍爱自然，爱禽兽却不能不以禽兽来祭祀、燕宾客！我们珍爱他人，在生死关头却不能不先救亲人再救路人！

这、就是自然
的道理。可见，严格亲疏等级规定是他理想政治的基础，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达成其理想 政治的根本原则只是“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农工商贾”只能各安其分、“各勤其业”，而不能有丝毫“希高慕外之 心”，更不能“作乱犯上”。换言之，作为“朝廷赤子”的普通百姓只能“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 办国课”，倘有违逆之举，必将受到严惩。这样，我们透过王阳明一再标榜的“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的外象，仍可看到其 所理想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政治专制主义实质。王阳明“心即理”的学说是伟大的！她的伟大在于： 她从“心即理”的论证，引申出“尊重自然”、“万物一体”的进步思想！她从“万物一体”归结为“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她严格亲疏等级，使“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在封建社会有了实现的可能！她“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造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使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她、是一个人类认识自己、认识自然，认识世界的里程碑！从王阳明始，人类开始了自然的回归！

第二篇：真知的回归——王阳明《心学》读后感之三

真知的回归——王阳明《心学》读后感之三

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如今、已经没有太多的争议，总体来说，她的三个主要来源是：一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宋明时期的程王心学（这里的王，就是王阳明）；二是马列主义；三是西方现代思想。

年轻时代，尚没有接触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受他的恩师、《心学》大师杨昌济的影响，成为王阳明最忠实的信徒，他曾以一篇《心之力》震撼了长沙第一师范。即使在他接受了马列主义之后，王阳明的《心学》的思想方法，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他，贯穿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

《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而这篇光辉著作的副标题，是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命名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是多么深刻地影响着已经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的第三个中心思想。

这种思想方法，影响了中国明清时代、近代和现代几乎所有的伟大人物，其中包括：明朝的铁腕首辅张居正、清朝的中兴大臣曾国藩、戊戌变法的君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共和革命推翻满清统治的孙中山，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国的蒋介石，领导中国共产党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甚至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袖邓小平、第三代领袖江泽民、胡锦涛。

至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依然毫不含糊地倡导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他的著名的《把当前的创新理论变成干部群众的思想武器》一文中，号召全党的领导干部坚持知行合一、内外如一,把德与行统一起来,把学习与改造统一起来,把“立言”与“立行”统一起来。

毫无异议，传承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认识论，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一面鲜红的旗帜！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包含那些内容呢？

在这里、首先要明白的，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与他以前的儒家思想的不同之处。

宋儒论“知”、“行”多主“知先行后”说。

如程颐曰：“不致知，怎生行得？免强行者，安能持久？”

陆九渊云：“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太始‟；行之在后，故曰„坤作成物‟”。

朱熹亦明谓：“论先后，知为先”。

王阳明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如何分得开？”他尤以其“心即理”说为理认前提，批评朱熹“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是导致“知、行之所以二也”的原因，而如果人们“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则势必在理论上失却“知行本体”，在实践上则造成“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的流弊。

所以，王阳明针锋相对地提出“知行合一”说，谓：“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知”，认为知行之体本来如一，“圣贤教人知行，正是安复那本体”在他看来，“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功夫”。

王阳明所说的“知”，主要指对“良知”本体的内在体认和感悟，而“行”则主要指对这“良知”的实践，或指“良知”本体外在的显露。

他说：“如知其为善也，致其知为善之知而必为之，则知至矣。……知犹水也，人心之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决而行之，无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此吾所谓„知行合一‟者也”。

他又具体言道：“温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精粗知温清定省之仪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可见，“知行合一”注重的乃是“行”，所谓“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换言之，王阳明要求人们通过“知行合一”的功夫，加深对“心即理”、“良知”的认识，并更重要的是将这种认识外化为具体行动。

在范畴的使用上，宋儒所说的“知”与“行”既有知识同实践的区别，又分别指求知与躬行两种不同的行为，而王阳明所说的“知”仅指主观形态的“知”，其范围显然较宋儒小；王阳明所说的“行”，则包括着人的实践行为与心理行为，其范围显然较宋儒大。就此而言，由于对“知”、“行”的了解和使用有别，王阳明对宋儒的批评在学理上显得并不太有力。但宋儒所主张的“知先行后”说又确易造成崇尚空论、不重践行之弊。这种流弊反映于社会生活之中，便形成了人格虚伪、道德水平下降的习尚。

王阳明竖起“知行合一”的旗帜，乃是“吃紧救弊而发”，“正是对病的药”，是要扭转当时浅薄的士风，要人们“克服不善的念”，从思想、言论到行为，尤其是行为都符合封建道德的规范，从而使“圣贤之学”真正大明于天下。

王阳明进而指出，“知行合一”虽是针对时弊而发，但绝非只是一种权宜性的说法。他说：“某今说知行合一，虽亦是就今时补偏救弊说，然知行休段亦本来如是”。又说：“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也”。

他以为人们之所以会了解社会通行的道德准则而并不依照这种准则去行动、明知为道德律令所禁而仍然违背禁令去做，这乃是由于宋儒、尤其是程朱理学家知行观的错误引导。

他说：“今天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凭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有一个。若不会偷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又强调指出：“知行合一之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故不得已而为此补偏救弊之言。”

显然，王阳明更为注重的是通过对宋儒、尤其是程朱理学家“知先行后”说的理论批判，使人们真正知晓“知行本体之宗旨，从而纠正知而不行之弊。

对于王阳明来说，他既注重“知”、“行”概念本身的联结，但更重视“知行合一”内涵的实践精神。他反复指出：“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并不是说“知”与“行”是一回事，而是为了强调“不行不足谓之知”。换言之，所谓“一个工夫”，就是要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毫不间断地进行有意识的道德修养、从事从伦理活动的实践，从而北朝鲜意向的道德性转化为现实的道德性。这样，道德要求与实际行为、理想人格与现实人生便沟通了起来。从儒学发展史角度看，正由于有了王阳明的这种“知行合一”说，儒家伦理才真正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在“知行合一”立场上，善的动机只是完成善的行动的开始，绝非善的完成，甚而言之，不付诸实践而仅有善的意向，就不是真正的善。问题的关键无疑在于“行”。

据此，统治者就应将其“良知”贯彻到政治实践中去，如在“簿书讼狱”中，不可由一己之私念而有喜怒之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而应禀从“良知”执法，一出于公。所以，王阳明认为：“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

他不仅将参与君主政治的具体活动视为体认、实践“天理”和“良知”的理想途径，而且还以一生之力“事上磨炼”，以其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训练民兵及“行十家牌法”、颁布“乡约”，兴办乡学等事功将维护君主政治的道德原则融贯于实践之中。至于对下层民众来说，“知行合一”则意味着要求人们时时处处自觉遵行封建道德规范，“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得轻意忿争；不甘落后中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

毛泽东在他的《实践论》中，用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他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然而、现实生活中，理论与实践，“知”和“行”严重脱离的事情比比皆是！

试想一下，我们党内那些腐败的处级以上干部，哪一个不是经过市委党校、省委党校、甚至于中央党校培训的？又有哪一个不懂得马列主义，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又有哪一个不晓得贪污受贿是党纪国法锁不容的？甚至、这些被关进大牢的腐败干部，其中何尝没有资历高深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家？他们何尝缺少“知”,而他们“行”的却都是些什么玩意？！

“知”与“行”的分割，理论与实践的脱离，过去是、现在是、以后依然是所有人、甚至于整个社会，最危险的悬崖！

学习王阳明和毛泽东知行合一的思想的目的，就是要求我们的干部，切忌一切的理论的夸夸其谈！切忌一切生硬、死板的教条主义！切忌一切的空洞的、浮夸的作风！把我们理论的学习、良知的修炼、工作能力磨练，在实践中验证、在实践中提升！

一切的“真知”、只会、也只能在“行”的实践中回归！自然的回归——读王阳明《心学》读后感一

王阳明的《心学》，是他成为圣人理论依据，哲学家们将他的《心学》归纳为主观唯心主义的范畴，直接的根据，就是《心学》中三大中心思想的“心外无理”。

王阳明《心学》中的三大中心思想是：

一、心即理。

二、致良知。

三、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心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心即理”是他所有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为了这个理论的完整和系统，王阳明将抽象的心和显见的理柔和在一起。

什么是心？

王阳明依据陆九渊“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的观点，指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

也就是说：人、是天地万物的中心，心、不是一块血肉”，即非人体内的心脏，是“人之主宰”、“人之知觉”，是支配、控制、统率人的感官及运动器官的中枢，是人的各种知觉的综合。“心”，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本体。所以、人的心就是天，只要人的心明白了，天地万物就都可以解释了。

什么是理？

王阳明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后知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也就是说：世间万物的道理都在心中，心本来就是性情、性情就是道理，有忠孝之心就有忠孝之理，无忠孝之心就没有忠孝之理。天下的事情无论多少，天下的事情无论怎样变化，无非是一个道理，是事物本来的客观规律。人心只要归于自然，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因此，在王阳明看来，“心”即是世界产生与存在的根源，又是其发展变化的归宿。天地间举凡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乃至花草树木，万事万物无不根于吾心而森然毕具、神圣本然的“天理”流行。

“心”，在王阳明思想体系中无疑据于核心地位。但他强调物、事、理、义皆归宗于吾心，并非要否定或割裂“心”与外在世界的联系。对于王阳明来说，其目的乃是要确立“心”即人之主观精神的本体地位，并无限扩大“心”、“物”的同一性，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否定外部世界与人之与世界的差别。

根据这个道理，王阳明提出“万物一体”说，他认为：“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这样，凭藉着“人心一点灵明”或“人的良知”的沟通，天地万物便与人融为一体，同出一源，殊无区别。

王守仁“心即理”之说，是其“知行合一”论的基础，它充分肯定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潜在能力，反对迷信外在权威，否定用现成规范和书本教条来禁锢人的身心，而主张依靠自我的“心之本体”（良知）来主宰和支配一切行为，在道德实践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哲学家们批判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他们认为：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把人类的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等同起来，断然否定了有离开心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王守仁所谓“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就是把人类认识的能动作用片面夸大和过分神化，以致用吾心之主观精神吞并了客观存在之物理。

从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些批判，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在人类不能客观地解释和反映物质世界的时代，追求主观的完美，自然是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别无他求的唯一出路。

王阳明的伟大，就在于他开辟并指引着这条道路！

王阳明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他所有的理论都是为政治、军事、教育服务的。毫无例外，作为《心学》的理论基础，“心即理”的学说，自然，有他鲜明的政治目的。

那么、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学说，政治目的何在呢？

阳明认为：“大学之道”的核心性难题和机会在“亲民”二字。别的都是主观性的指标，能亲民与否才是区分真伪的实践性的标准。只有在亲民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你是否知行合了，才能将三纲五常等“明德”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做不到“亲民”所有的说教都会沦为滑舌利口的恶谈。有了亲民的境界，才会老我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有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心态，这样才能“尽性”。“尽性”与“止于至善”不是两张皮，而是一体化。而且既不能独善也不能空谈，必须在“亲民”的过程中“实修”，开放性的“修”。这才能找到“吾性自足”的正确门径。

就因为“万物一体”、所以、做万物中有“一点灵明”的人，要亲近自然；做天子的君，分担君的人物的臣子，要亲民。

于是、就有了“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

正是将“心即理”的理论认识实践于社会，形成了王阳明“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乃以“明明德”为体而以“亲民”为用。

他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

这是一个由己及人的过程，亦即孟子所谓“推仁”以及于四海的过程。王阳明对此有很详尽的解释：“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

将这一方法广施于所有的社会政治关系和自然关系之中，是“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

就是说，如果每一个人都能依照这种方法明其“明德”，推广吾心良知，就能形成人人相亲，各安其分、各勤其业的理想社会。这正如王阳明所描绘的：“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亲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蘷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

显然，他所提出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乃是在明代中叶特定社会条件下对儒家传统的“仁政”理想的重构。

王阳明的这种理想政治模式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他对当时官僚争权倾轧、鱼肉百姓的现象极为不满，希望当权者遵行圣人训典，“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推行仁政，怜惜小民，真正感悟到“生民之困苦荼毒熟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从而实现“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的安定政治局面。

王阳明明白，他所处的封建社会不可能实现天下大同，因此、他设计的这种理想的政治模式并非政治平等的蓝图，而是以贯通于自然与社会的亲疏等级为前提。

王阳明说：“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救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 也就是说：

我们珍爱自然，爱草木却不能不以草木来饲养禽兽！我们珍爱自然，爱禽兽却不能不以禽兽来祭祀、燕宾客！我们珍爱他人，在生死关头却不能不先救亲人再救路人！这、就是自然的道理。

可见，严格亲疏等级规定是他理想政治的基础，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达成其理想政治的根本原则只是“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农工商贾”只能各安其分、“各勤其业”，而不能有丝毫“希高慕外之心”，更不能“作乱犯上”。换言之，作为“朝廷赤子”的普通百姓只能“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倘有违逆之举，必将受到严惩。

这样，我们透过王阳明一再标榜的“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的外象，仍可看到其所理想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政治专制主义实质。

王阳明“心即理”的学说是伟大的！她的伟大在于：

她从“心即理”的论证，引申出“尊重自然”、“万物一体”的进步思想！她从“万物一体”归结为“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

她严格亲疏等级，使“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在封建社会有了实现的可能！她“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造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使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

她、是一个人类认识自己、认识自然，认识世界的里程碑！从王阳明始，人类开始了自然的回归！

立志的思考——王阳明《心学》读后感四

中国、励志的格言很多，随手拈来，就有下面几条：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有志者，事竟成。志当存高远。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小已。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阳明先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既有“立德”、“立言”，又有“立功”人，因此，有一种说法：中国有两个半圣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王阳明，半个、是曾国藩。

还有一种说法：中国的文人能带兵打仗的，有三个人，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曾国藩，还有一个，是毛泽东。

王阳明作为一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集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为一体的伟大人物，其德行、事功，至今仍受到中国、日本读书人的敬仰，可见其巨大之人格魅力。

王阳明有如此之高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从小就不是一个甘心平庸的人，远大的志向和理想，使他在坎坷的人生中，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最终、达到了人生的峰巅！

王阳明志向的高远，在他十二岁那一年，就展示出来。他问自己曾经考上状元的父亲龙山公：“读书有何用？” 龙山公说：“读书则为大官，如汝父中状元，皆读书之力也。” 王阳明问：“父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么?” 龙山公：“止吾一世耳。汝若中状元，还是去勤读。” 王阳明笑着对父亲说：“只一代，虽状元不为稀罕。”

有些迷茫的他，向私塾的老师提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何为第一等事?”

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

阳明的天性和个性使他直言不讳的反驳老师：“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少年时期的王阳明就认为：学圣贤就是不以登攀仕途为目的，而以成圣当伟人为目标。

当然，王阳明的“第一等事”还只是蒙胧的生命意志，是他的良知天然呈现，尔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将这个“我心”变成天下之公器。他崇拜明朝的忠臣于谦，学生时代的他，在于谦的祠堂前题下这样一联: 赤手挽银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忠骨，我来何处吊英贤。

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馀姚人。因晚年爱越城东南二

十里之会稽山阳明洞，筑室以居，自号阳明子，学者乃称阳明 先生。

阳明的一生，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二十八岁以前，是他憧憬圣学，追求做天下第一等人第一等事的萌芽时期，他本著自己对社会，对政治上的热血和执著，以及凭著他那股自傲和自我扩张的理想，他坚持要做对国家及社会人民有所帮助的建树。思想上，这还是他的摸索阶段。二、二十八岁举进士以後到四十四岁，期中经过贬谪至龙场，这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阳明极端困厄，思想上抑塞沉郁，这则是印证的时期，也是他事业和学说成功的开始。三、四十五岁到五十七岁病逝军中，是他建立事功和学术成熟时期，也是他讲学立教的极盛时期。这是第三阶段。

十二岁时，阳明正式就学塾师；十三岁，母亲郑氏卒，幼年失母，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十五岁便与祖父出游居庸关，那时已有经略四方之志。二十一岁参加乡试，中了之后赴京师，他遍求朱熹遗书以读之，读著读著，便兴起一个念头：何不实验一下？於是他便真的“格”起竹子来，格了七天，道理没领悟出来，反而生了一场病。於是他从此转为研究辞章之学。他的思想起了一次变迁。

二十二岁时参加会试失败，这是他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到了第二次会试依然落榜，这对自信的他来说，无疑是一种挫败，但他坦然面对，从此他的个性和向上之促成他伟大的成就和事功。

二十六岁的他开始学习兵法。他对於政府只得射骑抟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感到可惜，所以他开始留意武事，尽读兵家的秘书。这对於日後他往绥靖南赣，平定宸濠，以及敉平匪乱，有相当深远的影响。阳明二十八岁在京师举进士，观政工部，这是他进入仕宦之途的开始。

但自从他担任官职开始，他的职务便都是低琐的、小而繁琐的工作。在这样抑郁不得志的状况下，他寄情於山水之中。

三十五岁时，武宗新登基，大家都对新皇帝新政绩怀抱著新希望，但是刘瑾等宦官乱政，以狗马鹰犬歌舞角觝以娱武宗，武宗便镇日沉迷於酒色，废弃万机，害得众忠臣被奸臣所害，当然包括王阳明。王阳明因上疏替戴铣求情，又痛陈刘瑾等罪行，这让刘瑾非常生气，於是想办法将阳明贬至贵州龙场，作龙场驿的驿臣。那是个蛮荒偏远的地方，他凭著自己的意志力在那种蛇虺蚊蚋，充满瘴疠之气的地方生存下来，并且他教育那儿的蛮人，开导他们，教他们架木开棘以居。在这种环境下，阳明反而悟出了「心即理」之说，後来的致良知也是由此发出。从种种蔽障陷溺中超脱以後，他的心境慢慢转坦。三十八岁则在贵阳主讲贵阳书院，从这一年他才开始论知行合一之学。由是贵州学风大盛，至今若到贵州仍随处可见「阳明洞」、「阳明祠」。这三年的谪居，使他超脱了一切障碍，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之论都是此时确立的。

到了四十五岁，也就是正德十一年，王阳明便开始一路升迁，替国家立下不少功劳。

第一，他巡抚南赣〈江西〉汀、漳〈今福建之长汀、龙溪〉等地〈四十五到四十七岁〉，剿平了四省边境多年扰民的顽寇。

第二，他平定了叛藩宸壕之变〈四十八岁〉，使东南半壁免於涂炭。第三，他征服思田〈广西〉土酋〈五十六到五十七岁〉、开拓南疆，绥靖了边陲。

他在这期间仍不停地上疏谏皇帝，以及请求返家，经过多次终於得到世宗的首肯，在阳明五十岁到五十五岁这个六年家居的生活，他在家讲学，这段时间是他思想的成熟期，多方求学问的人也愈来愈多。

五十六岁又再度奉政府之命到两广以及江西、湖广地区征讨，而这次的征讨，是因为政府在无计可施的状况下又再度想起立下许多汗马功劳的王阳明。但这对他来说当然是一个艰巨的担子和任务，它却成功地征服了。

嘉靖十一月二十九日〈西历一五二八〉卒於回程的舟上。家人问遗言，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军事家，从此长眠。

王阳明从自己思想的确立过程，深刻地体验到“立志”的重要。他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关于“立志”的重要，大概没有谁有什么异议。

然而、立什么样的“志”？如何“立志”？人与人却有极大的差异。

在我曾经工作的单位中，有一位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他的“立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位长的很帅的大学生，在大学时有一个谈了很久的、很漂亮的女朋友，为这位女朋友，他牵肠挂肚、倾其所能，从其所欲。

然而、毕业后分配工作不久，他的女朋友提出和他分手，理由只有一个：你太穷，我要找一个有钱的。

女朋友丢下这句话，扬长而去。

我的这位同事，受到极深的刺激，那天，他喝醉了，醉的人事不省。

第二天醒来，他找到我要求辞职。政府公务员虽然清贫，但很稳定，想进来的人很多，工作得来不易，我劝他别走这条路。

他果决地说：“我想好了，现在的工资，连女朋友都保不住，我如果挣不到大钱，让她后悔，我这辈子就白活了！”

我问：“挣钱就是你的志向？”

他说：“对！从现在起，挣钱就是我的志向，挣钱、挣大钱就是我唯一的生活目标。”

百般劝阻无功，他果决地辞去了国家公务员的职务，席卷了父母、亲戚朋友所有的存款，一头扎进了期货交易所，做起了期货生意。

后来的事，就不很清楚了，有人说，他不仅赔光了自己的钱，赔光了亲戚朋友的钱，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务，如丧家之犬，到处躲债。

这、是一个现代青年可悲的“立志”过程。

我经常在想，换一个结果，假如他真的在期货上发了横财，他会干什么呢？ 找到甩掉他的女朋友，把几万，几十万的人民币摔在她的脸上？

或是用几十万、几百万的人民币，把甩掉他的女朋友从他现在的老公身边勾引回来？

我不知道，这样、有什么意思？ 立这样的“志”，算什么“立志”？

王阳明说的不错：“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 象我上面曾经的那位同事那样，不圣不贤的志，不立也罢！

伦理态度是一种准信仰的态度，信与不信关键看怎样起信，起什么样的信。王阳明提倡立的志，是圣人之志，贤人之志，志士之志。所谓圣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

所谓贤人、道德和才能上不同于常人的普通人谓之贤人。

所谓志士者，以身负纲常之重，而志虑之高洁，每思有以植天下之大闲；所谓仁人者，以身会天德之全，而心体之光明，必欲贞天下之大节。承担纲常之重，“节”是根本。会天德之全，仰赖“气”之正大发用。

古人们常说的“立大志”，就是这样的志！

有人说：我的志向是做科学家！但是、科学家也有专门研究毁灭人类的原子弹、生化武器的科学家，既是在网络世界里，也有专门制造病毒的黑客！

有人说：我的志向是做一个企业家！

但是、企业家也有靠坑蒙拐骗，制假贩假成功的，象三鹿奶粉那样坑害消费者的上市公司！

有人说：我的志向是做一个政治家！

但是、政治家也有象蔡京、秦桧、汪精卫这样的奸邪，卖国贼，更有发动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深重灾难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的天皇！

因此、“立志”不在于立志做什么，而在于做这些是为了什么！

正像王阳明所说：立成圣之志，就是愚夫妇也可以悟道，若不立圣贤之志，则再饱学亦无济于事。

“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因为善能实实的好，是无念不善，恶能实实的恶，是无念及恶矣，只要能诚，便是圣人。

近世儒者的病根在于无必为圣人之志。这又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物，不得清脱。所以必须去掉心中之物，才能摆脱经验世界加给人的异化，实现人性的复归。

王阳明说的志之所向，就是心意之所向，就是要人们择善弃恶，立志是个由知善走向行善的过程。

用最土的话说，起码，要立志做个善良的好人。

可见成圣、成贤、成志士的志不立，人，就像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泊奔逸，何处是个头。

那么，如何“立志”呢？

王阳明说：只念念不忘天理，久则自然心中凝聚，好象道家所谓结圣胎，然后可以进入美大神圣之境。

王阳明断言：人心一刻存乎天理，便是一刻的圣人；终身存乎天理，便是终身的圣人。

他说：气浮者，其志不确；心粗者，其造不深；外夸者，其中日陋。王阳明让我们从“克己”做起，从我心做起，“反身而诚”，明心见性，这样就可以不依赖外界就能改善自己的德性水平，主体高大了，外界就渺小了。他说，天下事虽万变，我们的反应不外乎喜怒哀乐这四种心态，练出好的心态是我们学习的总目的，为政的艺术也在其中。自得，自得，就是在千变万化的境遇中，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自己能找到良好的心态，自己能听从灵魂的指令，保持虚灵不昧的状态。有人说，王阳明的立志观，是唯心主义的。

我承认！但是，这种唯心主义其实是逼出来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总等待外界改善，那差不多是河清无日、却守株待兔。人，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意志，则外在的磨难便成了玉成的磨练。追求完美的主管意志，是每一个有志向做个好人的人，都能够做到的。通过教育，实践，当每一个人的主观意志都趋向于完美时，这个世界，就自然地近乎完美了。

对心学来说，全部的问题的关键之处要认识到在人本身存在着一种独立的精神生活，它植根于人的心灵，又是独立的能超越主观个体的、能与宇宙真理相联结的。人的义务和特权就是要以自己的全部机能，不仅以理智，更需要以意志和直觉的努力，能动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平。

这就是他的既根本又简易的“致良知”法门。“人惟患无志，不患无功。” “关键是立志。志立得时，千事万为只是一事。”

“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纵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 “强记之心、欲速之心、夸多斗靡之心，有良知即知其不是，即克去之” “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说完这些话，王阳明浩叹一声：“此学不明，不知此处耽搁了几多英雄汉！”

要想快乐，就得忘我，忘我才能成我。

总之、王阳明立志的核心出发点就是一个：立志成圣，自我担当。

第三篇：《王阳明心学》读后感

读《王阳明心学》有感

杨武林

记得以前在看《明朝那些事儿》时，当年明月对王守仁推崇备至，花了很多的笔墨写了阳明心学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对知行合一的哲学理念做了传奇式的描写。使我对这位心学的创立者充满了景仰之情。但对他的了解一直也停留于当时那短短的两个章节，一直无缘对心学继续进一步的学习。这次有缘拿到了度阴山所著的《知行合一王阳明2》，认真通读了一遍，才真正的比较全面的了解了这个中国古代杰出的哲学家的心路历程。

开篇第一章就通俗的解释了阳明学说的核心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使我这个门外女子一下子被吸引到了心学的思想核心，体悟了人生境界的重要意义。在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凡是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二个先决条件。一是确立正确的目标，二是找到正确的路径，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先确立了正确的人生目标，才能实现人生真正的价值。王阳明从小就没有立志走科举仕途的目标，而是立志要成为圣贤之人，这在当时引起了老师的不解，但他矢志不移，通过不断的实践加学习，终成一代圣贤。他从格物致知引伸到认识本体，认识客观的“天理”，再把它转换为律己的修养目标,直接追求一种人生意境。这种意境使人能够“心有所主”，王阳明就是一个能坚持自己的观念，不怕困难，坚韧不拔的人。他能在人生实践中对各种境遇、事物都运用自如，应对合“理”。这一切都因为他树立了正确的人生目标。

实际上王阳明的哲学命题,从“心即理”,到“知行合一”,再到“致良知”,其核心所讲的,就是心之“体用”,即“良知”的境界与“致良知”修养的圆融契合。其中，确立正确的目标看起来似乎相对容易，这就是“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这样,圣人才为“人人可到”,使人人“自有担当”。因此,在为学方法及学说体系上,与朱熹不同,他不是“格”、“致”求知,识认客观的“天理”,再把它转换为律己的修养目标,而是直接追求一种人生意境。这种意境使人能够“心有所主”,并在人生实践中对各种境遇、事物,都能运用自如,应对合“理”。实际上王阳明的哲学命题,从“心即理”,到“知行合一”,再到“致良知”,其核心所讲的,就是心之“体用”,即“良知”的境界与“致良知”修养的圆融契合。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由其开创的阳明心学无论是在在哲学还是道德伦理体系的历史进程之中都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朱熹理学之后三百余年，真正能与其学说相抗衡者，也正是阳明心学。阳明心学可以看做是一种建立在陆九渊心学的基础上，同时批判朱子理学，具有他们那个时代内容和精神的新型的一种道德哲学体系。这种新型的道德哲学将良知之心上升到哲学本体的高度，简化道德理性与道德感情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心即理’为前提，以‘致良知’为目标，通过‘知行合一’动机论来解决传统儒家道德理性与道德实践互相脱节的问题，其学说的现实意旨在于实现‘破心中贼’的道德净化目的与政治教化目标。那么，在阳明的心学之中我们就必须把握三个重要的概念，即：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王阳明主张‘心即理',这里的心指的并不是物质性的心，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灵明‘,具体表现为人的认知能力、道德精神和道德本性。也就是说阳明心学中的’心‘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感觉与认知之心；第二是人与物都共同具有的一种怜悯之情；第三是人本然具有的道德良知，是一种判断是非的道德理性。这里引用一段话来更简单的了解王阳明的心外无物。

这里王阳明所说的心既是一种我们感知外物的能力，也是我们与万物共有的怜悯之情，当我们去感知这朵花的时候这朵花才对我们而言具有了意义，由此也可见王阳明强调了人对于外物对于社会的一种价值，与西方著名的哲学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有异曲同工之妙。

良知是指不依赖于环境、教育而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也是至善本体在是非知觉上的当即呈现，也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具有价值上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联系上面所提到的心即理中’心‘的三个方面的含义，这里的良知也可以看成是第三层关于道德理性的体现。致良知即指使良知致极致，也指依良知而行，这就与知行合一联系起来了。良知为知，致则有力行之义，致良知这一理论形式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融合为一，是王阳明一生思想的总结。’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目标，本心是可以无善恶之分并且可以分辨善恶的，但具体的人会因为欲念而使本心染恶，那么久需要我们就要通过知行合一的方法去达到，去尽可能的还原我们的良知之心。

引王阳明的两句话来认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方法论：

’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皆得其理矣。‘’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基于心即理的本体论的，良知之心就是我们要追求和还原的本心，那么我们就只能向内去求得我们的良知之心，这种向内求良知的目的只能通过与向外的行来达到，知行合一是达到致良知的方法。在这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的观点是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人对于伦理道德是只知而’终身不行‘,只不过是讲之以口耳，并不身体力行。而道德信条如果不能身体力行，则毫无意义。所以，阳明以’知行合一‘的命题，强调了道德信条的实践性品格。王阳明主张在道德实践之中，我们要且知且行，知行合一，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思想的阶段。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用这四句话归纳总结王阳明的心学：’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心即使理，我们无需求理与外，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人的本心无善恶之分，但受欲念的纷扰染恶，所以我们要通过知行合一的方式去还原我们的良知之心。

王阳明的心学在当代的知识体系中看来，存在着许多的局限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中，这是属于唯心主义的阵营的思想，但需要指出的是，王阳明的心学更多的是偏向伦理上的道德哲学，而不是关于心物二元主体的讨论。那么，作为一种道德价值体系，王阳明的思想对于当代思想和实践还是会有一些启发的。譬如知行合一，把我们所了解的道德理性和判断，运用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去才能真的使这样的道德理性产生价值。当代道德思想的发展太快，很多人们铭记于心的道德准则却逐渐的消失在我们的行为中。我们都知道老人摔倒要扶，但因为现实的一些原因和考虑，这样一件理所应当的行为也贴上了太多的标签而变得困难。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该反思我们的伦理道德？反思我们的道德理念是否与我们的道德行为一致？反思我们是不是在尽自己所能去致良知呢？

王阳明的心学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时常回想哲人的思想，自己去不断地反思和思考，我们总会有更多的收获，从哲人的智慧之中悟出新的道理。

第四篇：读王阳明心学体会

读王阳明心学体会

作为心学初学者一点感受:首先要让自己心里不要产生烦躁，尤其是自我的心里矛盾冲突。我的感受是要想做到知行合一就是要做到的每一个当下意念时的选择，一个人常见的情况是，没有事情出现的时候，他一般平静如水，尤其20多岁的年轻人，因为经历少，遇急事的第一感觉会出现是烦躁，紧张，慌乱，虚伪，懒惰等心里复杂变化，导致处事不得体，还没有对外打仗，自己心中已经自相残杀奄奄一息，所以肯定会被外部的环境所主导。王阳明心学就是提倡心神对自我真正的统治能力，做到心不妄动，做事循理而行。年纪大点和修身养性的朋友由于人生阅历不断增加，心里变化的控制临界点肯定高，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业成功的朋友在这点一般处事应事都是比较合理得体，做事大多数时候也是荣辱不惊，这是成熟和修身带来的气质变化，一般情况下对自我的行为意识能够控制得体，以前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境界。但是每个人都做到了清澄宁静和安静祥和做事吗？我认为不是，大多数朋友还是靠人生经验做参考模式，如果超越了心里境界点之后，也会崩塌和被击垮。但是自从接触王阳明心学并且结合实践生活，我个人自己有以下感受: 1.每一件事，每一刻的当下选择，该如何选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大多数人被私欲所遮蔽，知行无法合一。举个例子:由于投资失败，个人资产突然一天大规模缩水。或者由于你自己的原因导致家庭矛盾错综复杂，其实这两种状态下良知是什么？如何去循理。很多人想到的首先就是可怕的后果和自己的内心反抗懊悔心里，还没有组织力量一致抵抗外敌认真处事，自己心中制造的敌人已经把自己击败，做事就是慌乱和情绪化，多数情况就会更加糟糕。王阳明知行合一关注的就是当下那一刻的选择，我们内心实际知道投资失败懊悔痛苦方式对资产增加毫无帮助，应该聚焦做好减少损失的行动。我们内心其实知道家庭矛盾的解决需要理性客观以及综合考虑每个人的利益，不应该从自我潜意识的私欲出发只为和自己最亲近的人争取利益，知行不合一的选择导致事业和生活被动。所以生活和工作中出现任何事的时候，问自己的第一话就是:应对事情的正确答案就在自己手里，我要怎么选择？一条是渡过难关的路，一条是滑下深渊的路，选择的结果你都知道，但是你能战胜私欲吗？

2.揭示自然规律，王阳明提倡循理致良知其实也是要尊循自然规律，一切从自然中来要回到自然中去，学习心学不要违背自然规律，人类社会要像自然学习太多的东西，王阳明已经在丰富的人生阅历中，洞察悟透了人生的生死自然规律问题，早已超越了财富和名利荣辱的心里纠结，他已在自然规律的高度去看待人生起起伏伏，心灵境界已经完全解放和灵动自由，先生追求的就是天人合一，此心光明的境界，所以人生的心态要调整到这个阶段去看待人类社会，认知到人本身在自然界的渺小和普通，以一种大气洒脱的心灵状态看待人生，对心学的学习也是一种促进和帮助；

3.每个人内心深处有一个我是很骄傲的，王阳明曾经讲过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无纤介染着，只是一无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圣人许多好处，也只是无我而已。无我自能谦，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个人社会地位和财富地位的高低不同，总会有傲的情况，不是说要压抑个人快乐的感情流露，很多的时候傲是失败的开始，傲过之则必败。只不过大多数无法感受自己是否在傲和过于满足，李嘉诚讲:建立自我，追求无我！曾国藩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王阳明讲:人生大病，只是一个傲字！伏羲氏讲:吉凶悔吝，个人认为，去傲是心学学习很重要的一步，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不要有过于满足感，要自我观察自己傲的苗头，相对于自然和宇宙，人类社会本身都太渺小，无法穷进的事物和境界太多，我们向往光明，事上坚持磨练，让自己的心灵灵魂层面努力回归本我，由于每个人的成长教育环境，年龄，悟性，努力不同，最终生命终结的时候感受不同，这也是符合自然，我们都在修行前进的路上！

这是刚开始学习心学时一点感受体会，分享给大家，没有什么理论深度，写的很粗浅！欢迎各位点评！谢谢！

安全环保部 白何 2015年6月20日

第五篇：浅论王阳明及其心学

浅论王阳明及其“心学”

陈云君

2013年1月10日（根据录音整理）

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陈云君先生

各位同事朋友，一年半以前，我曾在异域同诸位分享过一些学习心得，这次承蒙厚爱，邀请了我再做一次讲座。本人一介书生，承蒙先人余荫，虽有一些生活和学习的感悟，但自认为不足以为人师，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所以我今天坐在这，面对各位，心里仍怀忐忑。

一、精进人生，从聪明到达智慧的彼岸

若从人所处的状态对人群进行分类，一种是痴呆状态，很少；一种是正常状态，很多；一种是聪明状态，不多也不少；一种是智慧状态，极少。在座的各位，以我70岁阅人的眼光来分析，大家大多应该属于聪明状态，甚至有一部分人处在智慧状态。我是教师出身，作为老师，真的不懂什么叫真理，但我懂得通向真理的路。老师能不能走通这条路，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也不知道，我认为老师仅仅是一个职业，并不比任何人优越。我几十年来除了教书并无他长，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指引，把平庸人士引入聪明的境界。我在近二十年与巨赞法师的接触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够引导处在聪明状态的人士走向智慧之路。智慧之路能不能被引进去，我不知道，但我会尽力而为。

聪明是有限的，智慧是无限的。聪明在耳、在眼，眼谓之明，耳谓之聪。通过耳听眼看，能够正确分析事物，得到正确的结果，此谓之聪明。智慧，即扫心。智慧的人会经常用一把笤帚清扫内心，使心智永远处在清明、明白的状态当中，故智慧境界，极其难达到。所以，我期望能够通过学佛、学道，再经由我的本行学儒，从而用儒释道的方法，带领大家由聪明境界逐渐认识、接近智慧境界。在智慧境界之上，还有一重更高境界，据我对在座诸位的了解，起码有一两位已接近此境界，叫做“圣言量”。什么叫做“圣言量”？就是指佛的智慧，释迦摩尼佛的智慧、言语、见证以及给我们的开示，都是“圣言量”。举例来说，2012年12月21日号称世界末日，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我认为就个体来说，末日天天存在，不是12月21日这一天，而是每天都存在末日，为什么？因为每一天都有人离开这个世界，对他来说那一天就是他的末日。对个体来说，每一天也都是新的开始，所以就世界末日与世界重新开始这个问题，若我们立于智慧境界、立于“圣言量”这个视角审视，本来可以不予追究。所以，很多电视节目经常说世界末日是不科学的，这个问题不要用科学解释，每天都是末日，每天都是开始。

一个智慧的人，早上起来读《金刚经》、《普门品》，为什么？为“立”。释迦摩尼佛教导我们，早上要“立”起来，要努力工作，认真对待每一天，当一天结束的时候，你打开《金刚经》，对自己说今天所作一切都不要想了，不要考虑了。倘若睡不着觉，为今天做错一件事而气恼，或者为赚到一百万而高兴，那我认为你还没有进入智慧境界，你只是在聪明的境界徘徊，所以正确地区分人的这四种状态，我认为是我们正确处事的前提。这些话作为我讲王阳明的前言。

二、以史为鉴，立德立功立言的两个半完人

在会前曾给大家推荐了四本书，一是王阳明所著的《传习录》，二是《论语》，三是《金刚经》，四是《道德经》。《论语》、《道德经》、《金刚经》这三本书，我都研究很长时间了，四十年来，我大约没有离开过其中的两本，一本是《金刚经》、一本是《论语》，我自认为至今研习还不够的是《道德经》。王阳明的《传习录》是《论语》、《孟子》、《金刚经》、《道德经》的中和。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说法：“立德立功立言”的完人有“两个半”，王阳明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诸葛亮，还有半个完人是曾国藩。诸葛亮是一介书生，以一己之力促成三国鼎立，为什么他不能一统天下呢？因为刘备，尤其是刘禅根本就没有当帝王的资质，所以诸葛亮也抱憾终身，未能兴复汉室。但诸葛亮能够三分天下，已是“立德立功立言”，诸葛亮从来功不震主，他知道，君使臣以礼，臣侍君以忠。司马懿五路大军攻击蜀国之时，诸葛亮接连几天闭门不出，朝政大乱，人心惶惶，最后刘后主亲自登门拜访，适时诸葛亮手拄着拐杖在花园中赏鱼发呆，刘后主便在其后不忍打扰，等到时机叫声“相父”，诸葛亮回头一看，是后主，马上扔掉拐杖，匍匐在地。一个小孩子，一个伟人，足见诸葛亮臣品。后人将诸葛亮的文章、兵书、奏折编辑成《诸葛亮集》，其有两句话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叫做“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所以诸葛亮是“立德立功立言”之完人，然后就是王阳明。曾国藩为什么是“半个完人”呢？《曾国藩家书》是一部典范式的著作，历代领导人对曾国藩评价很高，他后半生在处理与洋人的关系上欠妥，所以史书认为他是“半个完人”。诸葛亮这个完人我们今天暂且不讲，曾国藩这半个完人也不讲，今天就主要讲王阳明的心学。

三、心学之起源 ㈠ 王阳明的生平概况

1472年，王阳明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1529年在江西南安去世，享年57岁。王阳明5岁才会说话，到10岁的时候，王阳明父亲高中状元，此后王阳明认真学习，22岁成为举人，29岁中进士，在22岁到29岁这些年间，他潜心研究儒释道的学问，结婚当日，竟然为了与相谈甚欢的老道一同打坐而彻夜未归，可见其对道学研究之忘我。

佛教的观点是人修行在三个境界中好修：第一个境界，病人好修；第二个境界，穷人好修；第三个境界，没有自由的人好修。因为钱多容易做坏事，而穷困不能；有病想做坏事，但无能为力。王阳明恰恰在中进士之后，因身体原因回家休息几年，期间他精研道学，几次想去入空，但是还是不能忘记红尘。到31岁的时候，他开始精研佛教，与高僧论佛谈道，深入研究了儒释道学问。弘治十八年，王阳明37岁，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继位时年仅17岁，以刘瑾为首的八个太监把持朝政，嚣张跋扈，时人谓之“八虎”，王阳明因上书仗义执言，被廷杖四十后发配贵州龙场做驿丞驿长。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一天半夜，忽然有了顿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㈡ 从儒学演变看心学地位

一般认为，儒家有三变。孔子讲授儒学，孔子学问能够包容，具备治理天下、拯救人心等许多优点。秦亡汉兴后，发展到汉武帝，他为了给自己大权在握、唯我独尊寻找理论根据，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董仲舒固定了“君权天授”理念。儒学从此以后才被当作唯一的治国学问，直至君主专政制度彻底结束。因此，儒家从孔子到董仲舒为一变；到宋朝有程颢、程颐二兄弟，加上朱熹的理学为一变；理学到王阳明心学又为一变。

我认为，儒家应有四变：第一叫原儒，就是初始的儒家；接下来是董儒，把儒家便成了术；朱熹理学是朱儒；然后王阳明的心学。我认为儒家到了现在，依旧没有离开这四变，依旧是以这四变来作为儒家的根本代表。

㈢ 儒家心学起源于陆九渊

王阳明在日本、新加坡、韩国被视为圣人，尤其是日本人把王学视为经世治国之学。在讲王学之前略谈理学，中心思想就是皇帝是天之子，认为君父合一。董仲舒把父亲和皇帝合二为一，孙中山把皇权思想和老师合二为一。

朱熹理学认为，人类应该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公与私的对立，天理是公，人欲即私，天理是善，人欲是恶，合乎道理的就是天理，循个人私欲的就是人欲，朱熹认为灭尽人欲然后循道而行即为存善。但人心要完全服从道心有很大的难度，人心只考虑个人需要，不考虑是否合理，存在着这种矛盾。

陆九渊认为，一个人如果想做到“存天理、灭人欲”，就必须是从人心入手，如果人心能够向善，能够自我约束，这人自然会存天理。陆九渊解释宇宙两字，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我们想到宇宙的时候，用心来形容，宇宙跟我们有无关系都只是与我们的心有关，万物具备于我心。陆九渊首先提出了心学，这在朱熹时代已经开心学之先河，可惜没有成功。

㈣ 王阳明心学之根基

对陆九渊而言，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的思想还没有跃出儒家之外，还没有跃出孔子之外，儒学认为佛家、道家都是旁门左道。王阳明为什么能完善发展心学？因为王阳明有三学之根，即儒释道。从唐朝之后中国的学问只谈儒家不谈佛学，就不全面，因为佛家虽是进口学问，但同儒家结合得很紧密。王阳明的思想严格遵循孔孟以来的正统原儒，在此基础之上又融汇佛家，还有道家，甚至有兵家。所以王阳明以自己三学的基础创立了真正的心学。我认为，理学让人从明理角度考虑去恶存善，而心学是让人认识自己的内心，自觉地向善除恶，这是我给理学和心学的区分界线。

王阳明对佛学认识很深，禅宗的认识抓住了根本，王阳明有一句话叫明心见性。禅宗如果学好是思辨之学，可以超越本身的思维。王阳明有句话：“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王阳明所提倡的心学，不是单纯的儒学，而是儒学与禅宗水乳交融的产物。

㈤ 王阳明心学之精髓

王阳明心学的精髓在于“知行合一”，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个是知行合一；还有一个就是良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心学”理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他认为有且只有“良知”是人之本性，人如果有良知，就可以判断善恶是非，向善去恶。

一个人有了“良知”，再“知行合一”，我认为就接触到王阳明心学的门槛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在为人上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儒家讲 “内圣、外王”。“内圣”就是内里完善自己，达到正气凛然、不怒自威的仪表气度。作为一个领导没有威严，没有让人有望而却步的气度，那就是“内圣”没有修为好，其原因就在于对自己的“良知”和“知行合一”没有一个很好的体会。

四、心学之思辨

㈠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大文案，他当时对荣辱得失已有深刻的认识，但对生死还没有悟透，为了更好地参悟生死之道，他命人以石制棺，坐在棺上悟道六七日后，突然超脱意念，达到顿悟境界，他总结凡事欲深究就要跳出“事”之外。王阳明认为，一个人如果知道“圣人之道,我心自足”，在极度入静状态中就会找到“良知”。

释迦摩尼说过，众人皆同，只是众生被尘土蒙蔽，而他拭掉了尘土而已。禅宗有一个关于六祖惠能和神秀的著名故事，五祖弘忍让其写偈子以展示修行所悟，神秀写道：“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意思是把我们身体修炼成世上最干净的菩提树，把心修成像镜子一样明净，每天擦拭，不惹尘埃。六祖写下“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比可以看出，六祖是大悟、是顿悟，他的境界是通过一生一世的践修所得，所以才能写出上述偈子。因此，没有践修的基础，就不能理解六祖的顿悟，就像我们没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生的学习过程，就不能理解更高层次的学问。

再举个例子，我六叔陈寅恪，他精通14门外语，有100万字著作传世，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学者。他出国留学18年，没拿一张文凭、一个学位。后来清华大学要成立国学院，需要组成四大国学导师，聘请到了梁启超、王国维和赵元任，三者都是顶尖人物，但尚差一人，梁启超推荐了陈寅恪，为此还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陈寅恪是四大导师之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但教授都来听他的课，因此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㈡ 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能够知悉圣人之道。王阳明认为，圣人之道，本性自足，勿需向外索求于事物之理。陈寅恪等大学问家，表面看似司职具体某一件事宜，实质在救心。例如，毛泽东上过战场吗？但他指挥四大战役，运筹于帷幕之中，决策于千里之外，毛主席如果不是救心，不是有自己的良知，不是有知行合一，试问四大战役怎能取得胜利？！

“救心”在心学中叫“致良知”，就是说其实我们做每一件事的时候内心都会判断对和错，但是出于私欲会压制内心的判断；致良知就是让我们坚持内心的判断，持之以恒就会让良知做主。就某一件事而论，致良知能够高屋建瓴地给予我们指导。

关于“知行合一”，举两例子，比如现代人要研究作诗，其研究诗的理论而不是研究诗的本身，这就是向诗中求诗，诗的本身在心，向心求诗。另一则例子是现代人把伦理变成了伦理学，不向心求伦理；现代人把教育变成教育学，不向教育心理去求教育，从教育学中求教育；现代人把宗教体验变成宗教研究，不在宗教中体验宗教；现代人把智慧变成了学院派，去做学究；更有人把爱情变成了一纸结婚证书。所有这些现象都是不明白良知，不能知行合一。当然，我们要伦理学，要教育学，要宗教研究，结婚证书也不可少，但是比如驾驶飞机的机长，把飞机开平稳、开好，这就是把心用在这架飞机上，而不必去向飞机的事理当中去求心。所以，王阳明在五百年前把这些理论分为教条和心学，心学最根本的敌人是教条，教条的对峙者是心学。王阳明的心学最有实用价值的是良知。孟子曾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认为无此四心者不足为人，所以王阳明的良知是建立在这“四心”之上，他的“致良知”洞悉了本源。

1519年，居住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举兵叛乱，组织了十万大军，顺江而下，势如破竹，准备一举拿下南京，自立皇帝。时任赣南巡抚的王阳明奉命阻击。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何谓也？王阳明心中有贼。贼在何处？即他既不是领兵的元帅，也没有得到皇帝的圣旨让他去剿灭宁王。王阳明得把心中的贼破掉，俗话“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于是他采取围魏救赵战术，直接攻打宁王的老巢南昌。宁王首尾无法兼顾，只好回师救援，双方大战于鄱阳湖上。在短短30多天的时间内，一场危及江山社稷的叛乱，几乎是在王阳明的谈笑之间就灰飞烟灭了。诸葛亮曾说过“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用现代话来讲则称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所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有实际作用，在这次大战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王阳明一生中有“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曾国藩对“诚”的解释为“一念不生谓之诚”，实则从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这句话中衍生而出。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此心者也即是诚心。

㈢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何为“亡天下”？亡一国之文化，亡一国之民族，亡一民族之民族心，谓之“亡天下”。亡一家一姓之江山，谓之“亡国”。海航也好，其他任何一个企业也好，要想做成百年企业，薪火相传，最根本的不是拼资金，而是拼文化。如果一个企业不是以企业文化为发展的最终目标，那么这个企业的生命最多在五十至八十年。日本的索尼、丸红株式会社等历史悠久的著名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这些大企业的员工跳槽率非常低，这些企业文化中都有一种“家族主义”，视员工为家人，但不任人唯亲。资本主义的企业是唯资本是图，并不唯利是图，而社会主义的企业是以自己的企业为“小社会”，以自身的“一社一会”为核心。

当权者要坚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任何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文化核心之一。如果海航的企业家们能够从王阳明的实践当中吸取到这一点，那海航集团必定会更加兴盛。王阳明的心学实践，实际上是把“儒释道兵”等百家思想汇合成海，万法归一，将人们的思维方式调整得既有效又正义。一个企业的领导人能够把员工调整得做事高效，但能否调整得很正义还亟待考证。现代人都是从历史经典中去寻找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再智慧的思想，并谓之曰“古人的智慧”。我的学院宗旨是“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八个字，要求在学习古人的思想和古代的知识时，不违背今天的时代现实，在学习现代社会的知识文化时，也不随波逐流。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核心之一，就是主张在不纠缠于他人见识的同时，也不忘记自己的存在；在不忘记自己存在的同时，又能吸收他人的见识。

苏轼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猝然临之而不惊，不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王阳明认为这种“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人无一不能成大器，所以他一贯坚持孔子学生颜回说的“不迁怒，不贰过，不伐善，不施劳”。现在的人们应该安心于般若之上，各尽应尽之责任。般若就是命运，“命运”二字一动一静，“命”是定数，“运”是运作，董事长尽董事长的责任，员工尽员工的责任，要把心安在般若之上。

梵高说过：“化欲为情，极致人生”。这个“欲”是指朋友、亲人之间的欲望。比如对父母就是孝顺他们的欲望，如果不把这种孝的欲望化为孝顺父母之情，非孝也。把对父母的孝臵于情上，才是真孝。对自己家人好，对他人家人不好，是自私。所以孔子说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一个人如果“真诚至极”，又“机变至极”，能恪守自然道德，心智又能极端自由，是圣人。成为圣人有两个前提，一是能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人生，二是能自觉地改造社会，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改造自己、改造社会合二为一。

“闲时成圣，乱时成雄”，“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王阳明一生有三次大的战争，自出战以来，未曾战败。这是典型的“闲时成圣，乱时成雄”。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拿起枪来，就是英雄；国家清平时，好好工作，就是圣人。如果大家能认可并领会“闲时成圣，乱时成雄”这八个字的精髓，那么我也能有一点余兴，一些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