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发展民营经济建设和谐社会
发展民营经济建设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向全党和全社会发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动员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要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展是和谐的基础所在。xxxxx县委、政府立足xxxxx实际情况，提出了“林牧富民、工业强县、旅游兴县”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着力培育和壮大水电、冶金、化工、建材四大支柱产业，促进民族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贯彻落实《xx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如何组织引导民营企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做出新的贡献，是摆在县委、政府面前新的课题。为此，我们对全县民营企业运行情况进行了调研，找出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针对情况提出了可供参考的意见建议。
一、民营企业发展势头较好
目前，xxxxx共有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20户，其中：有电力企业5户，冶金企业5户（含林河集团冶金公司），化工企业4户（含林河集团磷化公司）、建材企业3户、食品企业2户、采矿企业2户。产品涉及发电，铁合金、电石、黄磷、工业硅、炸药、甲酸钠、活性碳、水泥、煤、道渣及农户土特产品等六大类18个品种。到2004年底，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达到97747.2万元，实现销售收入95046.5万元，完成工业增加值40693万元，创利税16102.2万元，实现利润8817.3万元，分别比2003年同期增长61.8%；53.8%；53%；88.9%；166%；其中：电力行业完成工业总产值23877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24%；比2003年增长34.9%，冶金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53781.8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55%；比2003年增长104.9%，化工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2338.3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12.6%；比2003年增长33.1%，建材业完成工业总产值6355.3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6.5%；比2003年增长0.8%，食品业完成1234万元，占全工业总产值的1.3%，比2003年增长71.9%。
2005年，县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xx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为企业生产创造良好的环境，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民营企业顺势而上，发展势头良好。1—2月全县民营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4208万元，增长26.1%；工业总产值9163万元,增长28.42；工业销售产值11251.7万元，增长60.2%；销售收入8855万元，增长25%；利税总额455万元，增长16%。
二、民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电力供需矛盾仍十分突出。从全县目前电力情况看，电站装机已达到28.8万KW，但由于县内装机上省网2.98万KW的负荷、上乐电网8.2万KW的负荷、上金洋网3.5万KW的负荷等共14.6万KW负荷直接输送到县外消耗，因此，县内可用装机负荷仅有13.9万KW，根据近几年情况看：丰水期出力在80%左右，平水期出力在50%左右，枯水期出力在20%左右，综合丰、平、枯三段电站出力情况，县电网平均出力在50%左右，也就是说，全县全年可用装机负荷约为6.95万KW，而县内耗能企业负荷为12.4万KW，远不能满足县内耗能企业消耗，枯水期尤为严重。由于电力不足，预计每年将减少发电量4865万KWH，减少电力产值1010.3万元，减少电力工业增加值802.7万元。
2、工业结构性矛盾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从目前全县民营企业结构来看：一是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二是资源型、能源型产业比重大，技术先进、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比重校三是产品结构矛盾突出，一般产品多、优质产品少，中低档产品多、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少，初级产品多、附加值高的产品少。四是环境保护与现实生产之间不协调，环境保护与实现可持续发展协调并进存在长远和全局观。
3、用地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影响我县项目工程建设的最直接的、无法预期的制约因素。
由于国家继续巩固宏观调控成果，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稳定的货币政策和严格的土地政策，并受“资金、能源、交通运输、土地”四大生产要素的制约。可以说国家宏观调控对部份行业和领域的影响，今年较之于去年更加突出，而我县的投资领域基本都在调控影响的范围之内。因此，今年我县大部份投融资项目存在贷款、土地征用困难，严重影响了项目投资进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影响到2005年度投资任务的完成。2005年，我县列入市以上重点建设项目4项，其中省重点建设项目1项，分别是：黑竹沟竹笋、鲜辣酱深加工项目，同时并列为省重点建设项目；玉林桥电站；金岩电站；巴溪电站。这些项目无一例外的由于用地的冻结而陷于停工状态，目前停工时间已近一年，已严重影响到项目的建设和工程的如期完成。
4、东能集团董事长问题已对我县四川大电的健康带来很大影响，并直接影响到我县电力事业的发展。四川大电是我县电力行业的龙头企业，长期以来，为县域经济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作为我县这样的电冶结合工业发展格局的县，四川大电发展的好与不好，直接关乎县域经济发展大局，也是我县经济发展的“睛雨表”，但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其集团总公司东能集团董事长出了问题。东能金岩电站计划投资10000万元，因2004年东能集团账户被冻结，导致工程建设已全面停工，无力建设。如果这一问题在短期内得不到妥善处理，将在业主、施工单位和被占地农民之间造成新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带来更大的稳定隐患。
5、我县区域经济的特点越来越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制约，矛盾日益显现。我县区域位置、经济基础和资源条件决定着我县经济发展模式是开发利用资源，发展县域经济。电冶结合的工业经济模式是我县的经济发展特色。但是，由于2004年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对高载能的冶炼行业加大了产业发展的诸多限制，投资紧缩，土地使用受限，金融支持力度明显下降，以致部分民营企业由于资金原因，在企业技术改造上心有余而力不足，技改步伐放缓，直接影响企业减负、扩容，生产能力上升难度增大，产品效益和产值受到影响。
三、建议措施
1、加强电力协调
工作，缓解电力供需矛盾。从去年工业经济的运行情况来看，电力供应紧张仍然是困绕我县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整顿和规范电力秩序迫在眉睫。一是要按照“电力法”规定的“一县一网一公司”，严格规范全县网络，减少电量流失,增大县内电量消耗，确保高载能企业平稳运行。二是加大高载能企业与电网公司的用电协调，在电力十分紧张的枯水期，通过电网公司争取大网支持，下载电量弥补县内电量不足。三是督促全县境内各主要发电企业加强机组检测与维修，缩短检修和技改的时间，在丰水期多发电、为高载能企业及早开炉提供充分的准备，确保全县能源供需协调发展。
2、积极争取政策支持，抓好项目建设。一是积极主动向盛市汇报，力争解决项目的用地问题，努力完成玉林桥、巴溪、金岩、幸福一级电站、峨美路等项目及农业产业化黑竹沟竹笋、鲜辣酱深加工项目近642448万元投资计划，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企业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含量高、产品效益好的项目。林河黄磷技改、恒业工业硅项目完成4000万元投资。三是加强对在建重点工程项目的督促检查力度，及时了解项目建设实施进度和资金投放使入情况，做到项目建设阶段性有检查、有汇报。协调好银企、政企关系，切实搞好服务，加快在建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力争早开工，早建成、早投产。
3、帮助支持企业备足原材料，防止生产脱节。督促冶炼企业加快原燃材料的准备和生产设施的检修和维护工作，为电力丰期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创造条件。针对个别原燃材料供应紧张、价格上扬的问题，协调相关部门和企业加快工作，争取多产出。同时，协助企业到境外争取货源弥补境内供应不足，保持生产的连续性，减少废品、次品，提高产品质量等级。
4、加大环保投入，合理安排技改升级项目。一方面坚决执行国家环保政策，凡是达不到国家环要求的企业一律停业整改直至关闭；另一方面积极督促企业使用已有环保设施，严厉查处环保设施形同虚设的问题，确保环境安全；与此同时，根据环保政策需要，督促企业新增环保设施；在新增技改项目建设的同时，按照环境保护“三同时”的要求一并实施，避免因政策因素导致企业停产和关闭。
5、加大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坚持以黑竹沟集团1万吨鲜辣酱和1.5万吨调味笋项目的建设为龙头，走公司＋基地＋农户发展战略，促进农产品企业增加经济效益和农民增收。形成以黑竹沟集团土特产品公司、五旺食品公司、刘氏粉丝食品公司、土香坊食品公司、天麻公司为代表的农业产业化加工企业，壮大食品加工工业。
第二篇：浅谈发展经济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
浅谈发展经济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拿九里区来说，GDP从1996年的5.38亿元，发展到2007年的44.01亿元，一般预算收入从0.25亿元到
2.3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016元增加到7110元。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少数领导干部割裂了经济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的关系，放松了党风廉政方面的学习，致使自己抵挡不住金钱和美色的诱惑，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所以，本人针对这种现象，通过认真调研分析，发现发展经济建设与党风廉政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是相辅相成的。发展经济建设，顾名思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努力创造更多的财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党风廉政建设要求的是必须勤政为民，廉洁奉公，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单从两个概念的字面意义看，似乎两者是各自独立的个体，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实际上，发展经济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二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如果在改革开放中不坚持党风廉政建设，那就人心难定，社会难稳，国家难安，经济建设就很难顺利进行。反过来说，如果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也不可能真正取得成效。因此，我们必须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坚持不懈地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两手同时抓、两手都要硬，以维护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切实保障我们的经济建设始终能沿着社会主义的航向前进。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经济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的关系应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
一、党风廉政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江泽民同志曾明确指出：“反腐败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是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重要保证。”因此反腐败是经济发展的强力助推器。在环境上，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在经济上直接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扰乱资源的合理配置，带来经济利益的恶性冲突和经济秩序的混乱，阻碍了改革的深入和生产力的发展；在政治上，它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破坏国家政治和法制的统一，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思想上，它助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极大地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损伤了广大党员干部搞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实践证明，创造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是党风廉政建设和经济工作的最佳结合点，是纪检监察工作服务经济建设的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从预防和铲除滋生腐败土壤着眼，主动深入到经济建设第一线，参与重大经济活动，在参与中服务，在参与中监督，自觉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二、党风廉政建设是经济发展软环境的优化器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是政治清明、社会有序、人人遵守公共道德的和谐社会。为此，要真正确立起把党风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融为一体”的观念，把党风廉政建设贯穿、融入到其他各项工作中去，实现党风廉政建设和经济生活发展各项事业的协调并进。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优化发展环境。通过深入到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去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致力于排除制约、干扰发展的各种消极因素，积极查办案件、开展
专项治理、严格执法监察，打击破坏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腐败行为，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通过民主评议行风，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促进部门和行业作风建设，促使其转变职能，规范执法行为，悉心营造经济发展的宽松环境。主动参与重大经济活动，对一些重大建设项目招投标和工程建设、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国有企业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重要经济活动，纪检监察机关应积极发挥监督作用，主动参与，提前介入，由事后查处变为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督，由“灭火”变为“防火。现阶段我国由于新旧体制的转换，体制、机制和管理制度上还存在许多空隙和无序状态，同时监督管理体制、机制仍不够完善，特别是“事权、财权、人权”的运行不规范，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这些为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机会。因此，我们要从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入手，围绕权力制约、行为规范、资金监控等问题，改革现有的体制机制制度，从深层次上消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条件。
三、党风廉政建设是经济发展的护航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没有现成模式可以效仿的，在探索中前进，每出台一个新政策和规定，不可能十全十美，都有一个不断完善、逐步配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提早预防和及时纠正少数品行不端的人钻政策和制度的空子，就必须运用舆论的、经济的、党纪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予以谴责与制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大查办案件的力度，对于那些严重危害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利益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活动，给予严厉打击，这对于经济建设既是一个护航作用，也是一个保驾的作用。从近几年查处腐败案件上看，哪些单位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就会影响和抑制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进而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甚至因腐败使一个企业或单位倒闭破产也不乏其例。加大查处腐败案件，顺乎民心，合乎民意，有利于排除阻碍经济发展不利因素的困扰，理顺群众情绪，缓解社会矛盾，调动和发挥广大劳动者干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体制转换过程可能成为腐败现象的易发、多发期，为此，必须加大查处力度，在转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集中力量纠正违法违纪行为，保障现有体制的相对健全。反腐败是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的有效举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快和国内外竞争的日益加剧，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已成为新一轮抢占发展先机的第一竞争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大力整顿经济发展秩序。如果一个地区，执法部门随意执法，大搞权钱交易，这样的环境，还有哪些商户前来投资，势必被市场经济无情抛弃，发展经济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开展，把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全党工作的中心,为改革开放稳定大局服务,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既要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和反腐败斗争事关大局、事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又要看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局,中心就是要把经济搞上去。
第三篇：发展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文明
发展生态经济 建设生态文明
编辑:admin 时间:2011-1-31 21:19:00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贯彻落实这一精神，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危机意识、责任意识，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快发展生态经济，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加快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水平，是发展生态经济的根本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根据科技进步新趋势，发挥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必须始终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一核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实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为此，应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产业配套能力，淘汰落后产能；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不断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推进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
大力开发推广节能、环保先进技术。一方面，加强节能、低碳、环保技术的攻关和突破。从政府层面来说，应制定能源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的科技规划，加强领导和指导，加大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支持力度，组织科研力量推进节能减排技术的研究开发和自主创新，努力在重大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特别是要根据现阶段我国能源结构的特点，在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开发和循环利用技术、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利用技术等领域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和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另一方面，大力推广节能、环保先进技术。引导企业引进和采用国内外先进节能减排技术和设备，并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能减排关键技术和装备。抓住落后产能相对集中的重点行业，依法坚决淘汰那些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安全生产条件不达标的企业，建立落后产能退出机制。注重总结推广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节能减排的先进经验。
促进能源资源的循环利用。能源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能源资源决定着经济发展的类型和性质，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布局。比如，建立在煤炭、石油等化石资源基础上的经济是工业经济，建立在土地资源基础上的经济是农业经济，建立在太阳能、氢能等资源基础上的经济是生态经济。从能源资源的视角来看，经济模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煤炭、石油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其主要特点是资源不可再生、环境污染严重；二是以太阳能、氢能为代表的新型能源经济，其主要特点是资源可再生、污染少。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应逐步实现由以煤炭、石油为主的化石能源经济向以太阳能、氢能为主的新型能源经济或低碳经济转变。与此同时，还应重视废弃资源的循环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城市生活垃圾急剧增多。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的垃圾历年累积堆存量达60多亿吨，有200多座城市饱受垃圾问题的困扰，而许多城市现在仍然采取填埋、堆肥、焚烧等不科学的方法来处理垃圾。这不仅严重浪费可再生资源，而且严重污染环境。应改变以往把垃圾等废物视为包袱和灾害的观念与做法，将其视为再生资源和巨大财富，通过加快城市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等手段，努力防止垃圾造成的“二次污染”，并充分挖掘其巨大的资源潜力，实现“二次利用”。
重视利用荒野这一宝贵资源。所谓荒野，是指未受人类活动干扰或者人工改造较少的自然环境。在传统观念中，荒野是没有多少价值的。然而，在生态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荒野显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有价值。荒野是一种具有原生性、多样性、开放性等特点的自然系统，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休闲价值、审
美价值。应进一步转变对荒野的认识，深入研究荒野资源的价值，在坚持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原则的前提下不断创新荒野资源利用的方式，科学利用和合理开发荒野资源，努力做到以最小的资源消耗获取最大的社会和生态效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来源：人民网
第四篇：发展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江夏
发展生态经济 建设生态江夏
胡亚波
2011年第5期 ——生态建设
近几年来，江夏经济快速发展，连续三年荣获全省县域经济排名第一名。区委、区政府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明确提出，江夏要在全省率先进入全国百强县市行列。“十二五”时期，江夏经济要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克服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压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生态经济，走生态立区之路。
一、突出园区特色功能，建立创新型的生态工业体系
生态工业体系是生态经济的核心。生态工业是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以节约资源、清洁生产和废弃物多层次循环利用等为特征，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依托，运用生态规律、经济规律和系统工程的方法经营和管理的一种综合工业发展模式。江夏将依托东湖高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开发区，围绕国家火炬计划·武汉江夏特色装备制造产业基地的建设，打造特色功能园区，做强现代装备制造、光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三大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承接东部沿海和外资新兴产业转移；注重配套产业链，重点发展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生态工业体系建设。
一是做好战略性园区产业发展引导规划。重点突出庙山、藏龙岛、大桥新区三个主体开发园区的特色功能。藏龙岛以光电子信息和总部经济为主要特色，庙山以轻工机械制造和生物医药园为主要特色，大桥新区以重工业及配套产业链为主要特色。三个开发区在主体功能的框架之下，进一步细化若干个产业集群。南环线一带的乡镇街工业园区，以承接三个主体开发区辐射产业链和配套产品为主，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园区。
二是按照园区功能分区落实项目。在划分三大园区主体功能的基础上，制定《江夏区经济开发区开发引进项目指导目录》，认真梳理现有项目库的项目和意向性的项目，采取协商和双向交流的方式，按照各园区的功能统一组织协调项目落位。利用各种机遇，组织大型招商推介活动，推进新一轮的大开放、大开发和大发展。
三是大力推进园区企业清洁生产。开发园区要积极打造清洁生产的要素环境，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打好基础，进一步推进结构调整，促进企业节约、降耗、减污和增效，使产品、产业结构符合清洁生产的发展方向，逐步扩大区内清洁生产企业试点面，加强对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指导和服务，建立健全促进清洁生产的激励性政策，强化清洁生产的监督管理。
二、突出南部生态特点，建立现代化的生态农业体系
生态农业是指在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以及借鉴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而建立起来的，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江夏将充分发挥南部农业规模化的优势，重点发展都市农业、循环农业、特色农业，形成鲜明特色的农业产业化基地和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群，打造现代化的生态农业体系。
一是建设农业循环经济园区。以中化东方、金林等有机肥料厂为龙头，建设乌龙泉农业循环经济园区，引进国内外知名的农业循环经济龙头企业，配套发展与龙头企业相关的农业产业链，推进林果业、设施农业和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的发展，以一个企业带动一个乃至几个产业，富裕一方农民。
二是加快农业生态小区建设。以法泗怡山湾农业循环经济生态农庄为示范，建设猪—沼—稻（林、果、菜、鱼）模式的农业循环经济生态小区。以全区35个万头猪场为中心，强化畜禽养殖小区污染治理，规模化养殖小区粪便无害化处理，大力发展沼气能源、沼液灌溉、沼气发电的资源循环利用模式，逐步扩大覆盖范围，形成循环经济特色产业群。
三是加强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挥农业资源优势，重点建设特色优质农产品产业板块。加大龙头企业引进和建设力度，大力推进符合都市农业发展方向的大棚农业、基地农业和生态农业，逐步形成 “八大产业化基地”，即以107国道为轴线的苗木花卉基地,以梁子湖岸线为纽带的有机绿茶基地，以江夏园艺场为中心的绿色瓜果基地，以范湖沿江和天子山大道沿线为重点的武嘉蔬菜基地和环城蔬菜基地，以法泗桂子米为代表的优质稻及莲藕基地，以舒安湖泗为主产区的藠头苎麻生产基地，以南部老区为主体的杉木丰产林基地和以梁子湖、汤逊湖、鲁湖等湖泊为环状的水产基地的产业化生产格局。
三、突出区位优势特点，建立独具特色的现代商贸物流和生态旅游业体系
现代商贸、物流和生态旅游业是生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服务业。江夏将抓住山水、人文资源丰富和交通发达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商贸、物流和生态旅游业，逐步构建独具特色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一是大力发展水陆空联运的现代物流业。现代物流业作为新的产业形态，一方面该产业本身符合生态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物流产业的发展将有利于促进区域内信息与商品的快速有效流动和增长，拓宽区域价值创造的空间，优化企业的战略竞争资源，实现资源的集约利用，从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江夏将充分发挥郑店区域内京珠、沪蓉、青郑高速交汇京广铁路、长江水道、107国道等交通发达的优势，做大做强华中物流产业园，将该园区作为战略大园区来谋划，形成与白沙洲大市场相呼应的物流区域；加大招商引资推介力度，打造集建材市场、钢铁市场、家具市场、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汽车交易市场、日用工业品仓储物流以及综合运输调度信息服务中心为一体的华中地区最大的物流中心。加强与武汉港的联合，以武汉第二机场建设选址江夏为契机，逐步形成水陆空联运的现代物流中心，以物流经济带动全区经济发展。
二是大力发展现代商贸业。一是壮大发展连锁超市业态。全区将以中百仓储、武商量贩店为龙头企业,以纸坊中心城区发达的超市和仓储业为依托，建成一个功能完备、辐射全区的现代服务流通网络,促进农副产品和生活必需品的集中采购、配送。二是以江夏定位为武汉中等卫星城市的发展战略，快速发展大专院校、新增住宅小区内的服务业，发展壮大社区服务业业态。三是加快农贸市场改造升级，壮大发展农村自由经济业态，为农副产品入市，为农民经商创建一个方便、舒适、快捷的场所。四是壮大发展电子商务等新型商业业态，引导零售业、餐饮业、宾馆等服务行业建立商业门户电子网站，支持无店铺销售有序发展，推行网上交易活动，争取在最大限度节约商业用地的情况下，使我区服务业更加优质、便捷和繁荣。
三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以《江夏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为蓝图，围绕“一舰三湖三山”的旅游发展定位，做好生态旅游、文化休闲旅游文章，整合旅游资源，加强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拓展江夏旅游市场，精心打造中山舰、武汉巴登城、梁子湖风景区等江夏旅游主打品牌；抓紧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加快藏龙岛湿地公园、庙山麻雀湖湿地公园建设，着手规划三门湖、梁子湖青山岛等环湖旅游景区，引进开发森林公园（熊廷弼公园）；积极打造以村为主体，集生产生活旅游为一体的“两型”低碳和谐的生态景区；大力发展环山、环湖、环路、环景区的农家乐旅游景点建设，完善周边配套设施，加大旅游宣传推介力度，推动旅游休闲产业发展。■
（作者系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区长）
第五篇：发展民营银行[范文模版]
摘 要：发展民营银行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通过对当今世界各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都共同面临的经营失败成本外化、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如何动态监管及时化解潜在风险等三个问题的分析，提出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的三个关系，包括现有银行体系的改造与民营银行的新建、存款保险制度与市场约束硬化和公平与效率问题。
什么是民营银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营银行，如何发展我国的民营银行是近年来全社会比较关注的焦点问题。由于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出发点不同，不同的学者在有关民营银行的一些关键问题上依然存在较大分歧。对这些分歧如果不能形成大致统一的看法，尤其是政策当局如果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不能形成正确认识的话，中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就有可能走弯路。为此，本文也想就民营银行的有关问题谈点看法。
一、民营银行的界定
究竟什么是民营银行，这是民营银行争论的首要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民营银行定义大致可分为产权结构论、资产结构论和治理结构论三类。产权结构论认为由民间资本控股的就是民营银行；资产结构论认为民营银行是主要为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服务的银行；治理结构论则认为凡是采用市场化运作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这三个定义都是从一个侧面罗列了民营银行的特征，但未能对民营银行的本质特征形成全面的认识。产权结构、治理结构和资产结构是相互作用、彼此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有什么样的产权结构，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治理结构，有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就有由此决定的资产结构。对民营银行我们不能强调三者中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内在联系。我认为，民营银行是由民有、民治、民责、民益四者构成的统一体。对这四者的任一偏离都将是不完善的。所谓民有，就是指银行的产权属于民间投资者；所谓民治，就是指由民间投资者决定公司的治理；所谓民责，就是指民间投资者对银行的经营成败负全责；所谓民益，就是指导银行经营的利益按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分配。因此，我认为所谓民营银行就是由民间资本所控制与经营的，权、责、利统一的现代金融企业。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1．民营银行是金融企业，而不是一般的企业。金融企业区别于一般企业的最大特征就是它是一个高风险的、公共性的企业。所谓高风险是因为它直接涉及金钱的借贷，而借贷的基础是信用，而信用具有天然的脆弱性。信用关系的中断会给银行带来巨大的损失。所谓公共性是指金融业的影响是外溢性的，会波及全社会。因此，对待金融企业要有特别的管制措施，这些措施较之一般企业更严更苛刻。2．民营银行又是一般企业。把银行理解为特殊行业的同时不能忽视了银行的企业属性。企业属性就是指从事银行业务也是一种商业行为，追求的是盈利，但也面临着失败的风险。3．当今世界各国都没有找到有效处理好银行业既是特殊企业又是一般企业的办法。在强调“特殊性”时，容易采取银行国有的办法；在强调一般性时，又对银行进行私有化改造。有的国家虽然坚持银行私有化的道路，但采取的各种相关政策措施又无形中将私有银行的经营约束条件软化了，变成利益上、治理上、产权上是民有，但实质上的经营成本又透过政府救助而外化给了社会，致使银行体系始终逃脱不了“周期性失败”的困扰。如美国，每隔十来年时间就要来一次银行危机。
中国的银行业走的是一条国有化的道路。现在这条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对现有银行体系进行民营化改造的呼声也随之而起。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冷静地回顾和反思各国银行业的发展历程，深刻认识民营银行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找出原因，寻求对策，真正走出一条既符合世界银行业发展大势，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民营银行发展之路。
二、中国民营银行业的发展必须认真考虑如何避免世界各国银行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三大共同问题
当今世界各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三个共同的问题：
一是银行无论私有、公有，都存在一个经营失败成本外化，最终用纳税人的钱救助的问题。
在严格意义的市场经济下，对经营失败的银行最直接简单的处置办法就是破产清算，由股东、存款人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来承担破产的损失，无需动用政府的财政资金补贴，纳税人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这既符合优胜劣汰的市场原则，又可以促进监管的效率，防范因政府财政性救助而引起的道德风险。然而，实际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银行业所具有的公共性、外部性等特征决定了银行风险极易在行业之间相互传导，产生共振，银行的倒闭会引起社会公众信心危机，进而会冲击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大多数国家的银行监管机构不会对银行倒闭坐视不管，都或明或暗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结果是银行经营失败的损失导致了政府的准财政赤字，而这些损失最终以高税率或增发货币形式落在全体纳税人的身上。
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爆发的银行危机中，各国政府都无„例外地付出了昂贵的处置成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对部分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统计分析表明，银行危机爆发后重组银行的成本，包括直接由政府注入银行的资金、信贷、债券等财政成本和类似汇率补贴一类的准财政补贴，在有的国家金融危机的处置成本占到GDP的40%以上，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30%以上。如90年代初处于政治经济转型期的匈牙利，政府推动对国有银行的集中整顿来解决银行业危机，在财政预算中为冲销银行不良贷款而单列了一块预算。据统计，1993,至1998年，匈牙利政府为重整企业和银行债务以及对银行注资，发行了3600亿福林(约合39亿美元)的20年期低息政府债券，约占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仅此项产生的利息支出在1994年就占CDP的1．2%，占财政支出的3．5%。即使在以市场为基础、高度私有化的美国，银行系统几乎全属于私人所有，但大量的银行损失仍要靠预算拨款，或在财政担保下向保险基金借款来进行融资。在1981年到1991年间，美国有超过1400家储蓄机构和1300家银行破产倒闭。这次储蓄机构危机的成本在3150亿美元到5000亿美元之间，重组信托公司(BTC)到1991年底为止收购了357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处置了其中的2280亿美元的资产，而美国政府为此支付了超过1200亿美元的财政资金。
我国实行的是隐性存款保险机制，对存款人的保护事实上超过任何发达国家。从90年代至今在对为数不多的金融机构实施市场退出中，无论采取行政关闭，还是业务托管、或是并购重组，破产金融机构的债务清偿都由国家一家承担，个人债务全额兑付，有些甚至单位债务也全额兑付，有的充其量停息延期兑付。据估算，我国为此而付出的处置成本也不少于千亿。
在我国发展民营银行一开始就要考虑如何防止其经营失败的成本外化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按权利义务对称的原则经营失败成本要由股东、债权人承担，不能转嫁给政府。事实上，这很难做到。而民营银行与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其经营的风险性相对突出，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即使放手让这些新生金融力量发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存在部分机构要失败的问题。特别是1998年“广信破产事件”和海南发展银行被行政关闭事件，以及1998—2000年间对各地城市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的前身)的清理与重组，打破了我国银行不会破产的“神话”。这些事件令社会公众对包括民营银行在内的非国有银行的预期和信心发生动摇。相比之下，国有银行不仅获得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用以补充自有资本金，以及国家财政直接核销巨额呆坏账准备金，而且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总额达1．3万亿元的不良资产。这使人们形成了国有银行“太大不宜倒”的固定预期，使全社会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国有银行转移。统计数据表明，从 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相对于国家银行体系(包括四大银行和三大政策性银行)，非国有银行在我国新增贷款中所占的比例不升反降，说明非国有银行部门的发展不是加快了，而是放慢了。而且金融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存款就会向大银行搬家，民营银行将面临严重的流动性风险。这种状况的存在对民营银行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对维系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也不利。
因此，要推进民营银行的发展，首先就要考虑如何科学构筑隔离金融风险的“防火墙”，建立市场化的风险分散、转移和补偿机制，有效防止金融机构失败风险外化和扩大，降低全局性风险发生的概率，维系金融体系安全稳定运行和解决公众信心问题，为民营银行的健康发展创造稳定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是银行业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可能引起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用公有制解决了公平性问题，却无法获得满意的效率；用私有制解决了效率问题但可能由此引发垄断而影响公平。
为了避免国有银行的低效和风险，近年来国际银行业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对国有银行及其整个银行体系进行私有化改造，放松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但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金融市场的竞争加剧，必然会出现大量资金向少数几个金融集团集中的倾向，结果是银行业从国家垄断变为私人寡头的垄断。这种垄断破坏了在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大金融集团拥有操纵市场价格、控制市场信心的能力，金融市场上的信息处于高度的不对称状态。中小银行在不完全的市场竞争中无疑会处于劣势，金融市场失灵使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难以达到帕累托状态。
上个世纪80年代土耳其金融改革失败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由少数银行所垄断的市场结构中，市场进入门坎的解除，若是新银行规模与数量不足以挑战既有银行的市场地位，则对整体市场结构与效率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在金融改革之前，土耳其的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较高，但在金融业的改革之后，银行业的集中度虽有所下降，但银行市场被改革前已有的主要银行，包括国有银行和少数具有垄断性市场势力的民营银行所垄断的格局事实上并未得到改变。国有银行，尽管经营和管理效率并不高，却仍然占居国内银行业市场的主导地位甚至垄断性地位；那些经营状况良好、具有一定市场份额的私营银行，同样相当程度上以其同政府的特殊关系来确保其市场地位，结果整个土耳其的银行业呈现为非充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形成对新进入者的进入壁垒。外资或当地的新进入者进入土耳其银行业市场后，并未明显使当地的银行市场竞争加剧、效率提高，原因就在于当地的原有大银行规模巨大，某种程度上获得政府的支持或至少没有来自于政府的有效抑制；同时，垄断者之间利用垄断地位互相协调市场价格却并未受到制裁，使主要银行获取了高额利润；新进入者的规模不足，导致新进入者难以与原有的银行进行有效的竞争。而土耳其中央银行对于问题银行，特别是有一定规模的国有或私有银行，从来都只是采取政府资金支持而非清理整顿甚至让其倒闭退出的方法。正是由于土耳其银行体制中长期存在的市场失效问题和不彻底的金融改革，使得九十年代末的最新„轮改革在仅仅推行了数年便遭受到银行危机的沉重打击。
伴随银行自由化、民营化而来的风险与激励扭曲问题，将使因提升竞争产生的整体效率变得不确定。由于国家管制放松，银行业进入壁垒的消除，导致银行特许价值(Fran· chise Value)下降，在不完备的监管框架和隐含或明确的担保制度下，银行民营化极易造成道德风险。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将驱使银行经营者更倾向于短期的高风险的投资活动，而且银行受少数大企业集团的控制产生大量的关联贷款，风险高度集中。很多国家在银行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和赋予银行自主权的同时却没有采取措施控制这些相反的激励，这一点成为金融自由化后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如20世纪70年代和肋年代初，以阿根廷、智利、乌拉圭为代表，几乎所有欠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都因为“过度借贷综合症”陷人了债务危机的泥潭。
事实上，有相当多的研究显示，金融业的开放和解除管制是一个值得国家追求的目标，但是由于任何开放在带来效率提升的同时，也都存在制造银行危机的风险，因此如何在开放进程上采取较佳的顺序和完善配套制度的安排，无疑是所有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必须严肃思考的课题。在我国要推进民营银行的发展，必须要对现有银行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努力完善市场结构，采取有力措施限制垄断、促进有序竞争，纠正市场失灵的问题。同时必须强调监管制度的建设和强化市场纪律，建立银行民营化所必需的监管框架，有效控制其过度冒险行为，实施审慎监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应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三是银行业的风险如何有效地动态监管，及时化解潜在风险的问题。
金融监管的第一目标是维护存款人利益，而危及存款人利益的唯一因素就是银行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只有控制住这些风险，金融监管的目标才能实现。金融风险发现得越早，处置得越及时，金融机构遭受的损失越少，风险处理成本越低。但银行风险的积累是由宏观微观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风险识别的困难制约了监管者控制银行承担过度风险的能力。国际经验表明，金融监管者在控制状况已恶化的问题银行的风险方面很成功，但在处理表面上健康的银行方面，效果却不理想。因为当这些银行偿付能力充足，所从事的风险投资仍有利可图时，监管者对这些银行的风险行为很难控制。从可接受的风险收益比例、创新和其它合适的行为中识别出风险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随着经济的持续扩张，银行的风险往往被掩盖。在危机发生之前，银行中的问题往往不能充分显露出来，象资本金充足率、坏帐比例等重要指标，并不会在危机发生前就表现出明显的不正常变动。随着经济增长的减缓甚至衰退，银行中的问题迅速暴露出来，及致倒闭并危害其他银行。特别是在经济出现泡沫的情况下，银行贷款中的泡沫随之膨胀并在经济形势逆转时迅速破灭，其所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个别银行的倒闭，而是整个银行系统的不稳定甚至危机。
美国80年代早期曾因现场监管的削弱，对金融机构的问题没能及时发现，发现了的，又因资金不足、措施不当等多方面原因没有及时有效地处置，因而付出了失败机构增加，处置成本加大的代价。如在处置储贷机构危机时，美国联邦储贷保险公司允许大量实际已经破产的储贷机构长期维持经营，指望它们有机会降低风险、纠正不足，但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使处置成本从1982年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80年代末的3150亿美元。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提前发现风险，及时处置风险都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在及时处置方面，很多时候受资金、政策及其它方面的制约而无法采取有效措施，使本已相当严重的问题久拖难决。对此，极有必要完善风险处置的相关配套政策，为及时处置风险创造条件。否则，金融风险愈积愈大，处置成本会愈来愈高。
三、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银行热给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我国虽未有明确政策允许民间资本办金融，但事实上，上个世纪80年代初许多新设立的金融机构是直接或间接地受控于民间资本。因此，民间银行在我国已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已经存在，如何让其健康发展、扩大功能作用的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曲折历程，进一步明确下一步民营银行的发展道路。
自1979年以来，我国的金融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发展各种金融机构。在全民办公司、层层办金融的热潮中，出现了大批的城市信用社、农村基金会和信托公司，如城市信用社鼎盛时期多达5000余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一大批基层金融机构多数出现了严重的经营风险问题，甚至演变成支付危机，国家不得不下大力气进行治理整顿，付出沉重的代价。例如广东曾关闭了2000多家基层金融机构，政府被迫拿出380多亿元用以兑付信托公司和所属证券部、城市信用社、农村基金会遗留下的“窟窿”。
这些金融机构为什么失败呢?原因可以归结为多个方面，但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是没有对金融机构形成正确的认识。只把它看成是融资实体，没有将它看成是“自私的营利”主体。相当一批金融机构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变成了违规经营的载体。例如出资人与经营者没有分开，许多信用社变成家族式机构，把信用社当作圈钱的机构，高息揽存、违规拆借，大量的贷款变成呆账、坏账。以海南为例。从1988年至1997年，海南共有 34家城市信用社、近10家信托公司。这些城市信用社和信托公司都是以支持建设海南特区为名建立起来的。由于批准时就是基于“多个机构多个融资渠道”的指导思想，而没有在监管上按照以风险为核心，将其视同求利机构进行严格监管，因此这些机构都普遍存在内部人控制，把大量贷款投入到自己的关联公司或股东企业，连本带利长期不还，而是反复借新还旧。资产质量差，债权债务关系混乱，是这些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的问题。1997年，由于海南经济形势的变化，这些金融机构全面陷入困境。1997年5月受海口人民城市信用社主任携款潜逃案件的影响，该社储户产生恐慌心理而挤兑存款。继而琼山金海城市信用社由于股东大量贷款不还引起支付危机，随后波及全省十几家城市信用社，引发海南省城市信用社较大面积的支付危机，人民银行被迫进行清理整顿。在清理整顿中，由信托公司组建而成的海南发展银行，又由于组建不久陷入经营困难，人民银行即使提供了近四十亿元再贷款也不能维持其清偿支付能力，市民突击挤提储蓄的恐慌风潮日益扩大，最后甚至到了每个储户一天只能取到100元现钞的地步，最后在1998年6月海南发展银行也被迫关闭。海南的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民间资本介入银行，它就是为了赚钱。这个动机是我们立法的基础，更是我们监管的基础，切莫为了融资和效率的需要去鼓励民营银行。
二是既然民间资本办银行是为了盈利，就要围绕这个动机去明确产权、明确责任。而我们的金融机构都恰恰违背了这一条，导致大家都是银行的主人，却没有人对银行的失败承担责任。这中间涉及产权问题。而产权问题的核心本质是权、责、利的严格对称和内在
统一。中外金融机构之所以大面积经营失败，关键在于失败的成本可以外化给社会，金融机构相当于软预算约束，因此经营不善、出现大量不良资产就成了众多金融机构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向民间资本放开金融领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为了保证其健康发展，有关制度的配套性改革是必要的。
一是谨防政府过多的干预。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这是民间金融业实现自主经营，自我约束的必要条件，也是民营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如何保证民营金融机构能顶住部分政府部门的强制干预，为它们创造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是首要的难题。
二是要在完善法律基础上，按市场化原则，严格依法准人与退出。只有这样金融机构才会真正优胜劣汰，才能堵住其向社会转移失败风险的渠道，硬化预算约束，才能迫使民营银行选择高素质的经营者，并且努力审慎经营。同时可以改变央行监管的被动局面，降低监管成本与风险，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三是要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金融稳定机制，及时对出现严重问题、破产或濒于破产的金融机构进行处置。同时要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从千方百计不惜成本防止金融机构破产转向允许破产，隔离破产事件，控制破产事件的影响扩大。即按市场原则处置金融风险，通过允许金融机构破产和控制单个金融机构破产的外在影响来实现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尊重市场纪律的目的。
四、发展我国的民营银行必须正确处理好的三个关系
一是现有银行体系的改造与民营银行的新建问题。
我国银行体制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改革后，虽然形成了包括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性商业银行在内的多层次、多种形式的银行业格局，但总体上银行业的集中度仍然很高，近70%的存、贷款增量仍然被国有和国有控股银行所掌握，按照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竞争力指标(IMD)来衡量，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仍然是所有产业部门中最低的部门之一。上述20世纪80—90年代我国银行业对民间资本开放的政策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引入体制外竞争，用外部压力推动国有银行内部运行机制的转变和优化，遵循的是增量改革的思路。事实证明，这种改革模式的成效并不明显，虽然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却无法担当金融改革的大任。国有银行垄断下的低效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系统内积聚的风险越来越大。而且由于面临制度上的歧视和经营网点少的限制，民营银行在存款市场和结算市场上相对于国有银行的绝对垄断地位而言注定竞争力不足，会重复走上低效运作的老路。因此从现实的角度出发，除了要适当进行新建民营银行的增量改革外，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在“存量改革”上多下功夫，对现有银行体系进行彻底改造，推行银政分开和国有银行的股份化改革。要把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与民营资本的进入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间资本在银行所有权和经营管理中的核心作用，让民营资本在股份制银行中占有相当比重，最终实现国有银行业的民营化。
二是存款保险制度与市场约束硬化的问题。
存款保险制度有隐性和显性。无论哪种，都存在道德风险加剧、市场约束软化的问题。尤其是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其弊端大于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目前我国实行的是隐性存款保险制度，覆盖面广，不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因“大而不倒”享受政府对其存款的隐性担保，其他小型金融机构的存款人也无存款损失之虞。这种制度的弊端是：一是在个别银行出现支付危机时，中央银行通常采取返还存款准备金或者提供再贷款以增加银行额外的支付手段。这部分额外的货币投放事前并未打人货币投放计划之中，因而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积累，干扰货币政策的实施。二是随机性大。事先没有规则，中央银行、金融机构、政府、股东、债权人、债务人等相关利益主体各自到底应履行何种职责、承担何种义务不明隙。问题出现后，到底如何解决取决于各方的博奕能力，因此时间长，结果难以预期。三是极易引发道德风险。银行往往会热衷于短期投机甚至恶意经营，造成资源的错配，最后将风险转嫁给政府了事。同时激励了存款人只关心利率高低，不问金融机构信誉好坏，听任银行承担过度的风险。四是中央银行的救助能力也有限度，不可能对所有危机银行都进行援助，是否援助取决于中央银行关于银行支付力的判断和稳定金融的考虑，通常会对陷入困境的大银行会不遗余力地进行救助，而中小银行受保护程度会降低，影响社会公众对中小银行的信心。
在民营银行发展的起步阶段，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存款保险制度，使之在更规范、有效和及时地处置出现严重问题的金融机构，更规范和公平地对存款人实施保护和保护金融体系稳定运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能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强化市场规律对金融机构和存款人的行为约束是十分重要的。对此，我认为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要坚持这样几条原则：(1)要从隐性变为显性；(2)要按照商业化原则由各金融机构出资；(3)要实行限额保险；(4)对各金融机构的救助成本要在各受益金融机构之间分摊。
三是公平与效率问题。
民营银行的发展可能解决了效率问题，而可能引发公平性问题。为防止此类问题产生，对民营银行的股东贷款、关联贷款要有严格限制。要制定有关公平信贷方面的法律，保障同等信贷权利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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