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三农”方面凸显三大问题

第一篇：我国在“三农”方面凸显三大问题

·我国在“三农”方面凸显三大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土地管理法的实施情况时说，近几年来，我国在“三农”方面凸显出三个方面的问题，我国在“三农”方面凸显三大问题。

这三个问题是：

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大量减少。据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统计，我国耕地面积1996年为19．51亿亩，到2003年减少到18．51亿亩，7年间净减少1亿亩；粮食播种面积1998年为17．1亿亩，到2003年减少到15亿亩以下，降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水平，范文《我国在“三农”方面凸显三大问题》。

粮食产量连年下降。1998年粮食总产量曾达10200亿斤以上，2002年降到9100亿斤，2003年又降到8600亿斤，降到了14年来最低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也由1998年的825斤，降到2003年的667斤，降到了22年来最低水平。

农民增收缓慢，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扩大。从2000年到2003年的4年中，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只比上年增长2．1％、4．2％、4．8％和4．3％，与“十五”计划年均增长5％的目标相距较大；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分别为1∶2．78、1∶2．90、1∶3．11和1∶3．24。

《我国在“三农”方面凸显三大问题》

第二篇：我国在“三农”方面凸显三大问题

我国在“三农”方面凸显三大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土地管理法的实施情况时说，近几年来，我国在“三农”方面凸显出三个方面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是：

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大量减少。据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统计，我国耕地面积1996年为19．51亿

亩，到2003年减少到18．51亿亩，7年间净减少1亿亩；粮食播种面积1998年为17．1亿亩，到2003年减少到15亿亩以下，降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水平。

第三篇：三大问题具体表现

党的领导弱化

《问责条例》第六条规定，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党的领导弱化的，应当予以问责。党的领导弱化的表现主要有：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或者在处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在我国的各领域、各系统、各单位、各社会团体以及企业单位，党组织的作用没能正常发挥，或者被削弱，党组织党内生活没能正常进行，就是党的领导弱化具体表现。2016年2月，中央纪委通报了 7起受到责任追究的典型问题。其中，湖北省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许建国，财政部驻北京监察专员办事处原党组书记、监察专员张更华等人被免去相关职务。各级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必须牢固树立不管党治党就是严重失职的观念。7起问题产生的根源均为本地区本部门党的领导弱化，党委（党组）一把手责任担当缺失，管党治党不力。

全面从严治党不力

《问责条例》第六条规定，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的，应当予以问责。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的表现主要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好人主义盛行、搞一团和气，不负责、不担当，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不整改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所谓的从严治党不力，就是指党组织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对从严治党的认识不够到位、行动不够迅速、措施不够到位，从严治党的责任划分不够科学、责任落实不够及时、责任追究不够及时，导致党的组织不同程度上存在涣散，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不强，进而影响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进程。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履行的政治责任，也是各级党组织的使命所系。虽然党的工作领域各有不同，但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是共同的政治任务，谁也不能例外。从党的建设的实践来看，有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紧迫性认识不深，有的管党治党责任不落实，存在着宽、松、软问题。例如，中央纪委在巡视中发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和措施落实不到位，对“两个责任”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上热下冷”，落实力度和效果在有些单位逐级递减；对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两个责任”落实不够到位；执行选人用人制度不规范；对会管金融机构的监管存在薄弱环节。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管党治党意识不强，党委落实主体责任不够，纪委履行监督责任缺失。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对全面从严治党统筹部署、以上率下和督促检查不够，对监督执纪问责领导不力；纪检监察力量弱、标准松、调查浅、执纪软，对违纪行为和明显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人和事，处理不及时、不严格。国家统计局党组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到位，对直属单位和调查总队领导班子教育监督管理不到位；有的领导干部以“数”谋私，搞权力寻租。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党委“两个责任”不落实，干部管理宽、松、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应迟缓，执行组织纪律不严格，重大投资项目监管缺失。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缺乏问题风险意识，传导责任压力递减，个别分行多年没有专题研究和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追责问责“高举轻放”，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执行组织人事纪律不严格。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党委抓党风廉政建设失之于宽、松、软，纪委存在“三转”不到位、查处不力、执纪不严问题。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干部管理宽、松、软，“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执行组织纪律不严格；有的重大投资项目监管缺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层层递减，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纪委执纪问责偏轻偏软。巡视中发现这些问题，都是从严治党不利的重要表现，需要各级党组织下大功夫进行治理，也给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

党的建设缺失

《问责条例》第六条规定，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党的建设缺失的，应当予以问责。党的建设缺失的表现主要有：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组织生活不健全，党组织软弱涣散，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问题突出，党内和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只有大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才能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2015年10月27日，中央纪委对部分中央单位查处的5起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典型案件进行了通报。通报指出，5起案件暴露出有的党组织管党治党不严、责任缺失、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有的领导干部落实“两个责任”仍然“喊在嘴上、浮在面上”，对党风廉政建设不敢抓、不真抓；有的党员干部党性不强，纪律意识淡薄，对党的纪律和规矩缺少敬畏，甚至对中央一再亮明的纪律红线置若罔闻、我行我素。这5起典型案件是：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原副主任文仲亮因下属及家属赌博等问题受到责任追究；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主任李宗明因下属公款旅游问题受到责任追究；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原社长刘建林因纠正办公用房面积超标问题不力等受到责任追究；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南海东部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再生等人因下属部门和单位违反财经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受到责任追究；中国证监会上海期货交易所原党委书记、理事长杨迈军因单位多次发生公款旅游等问题受到责任追究。上述案件暴露的问题表明，全面从严治党不是口号，必须以严肃问责倒逼“两个责任”落实。要把落实“两个责任”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强化责任担当，认真种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田”，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把严肃纪律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早抓小，触犯纪律“底线”动辄则咎，要把责任追究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利器，持续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形成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良好氛围。

第四篇：三农

恶劣的越南热带丛林地理环境使美军深深陷入了泥潭，而丛林战似乎成了越战的代名词。山高谷深．密林沟壑、火热潮湿、虫蛇出没。这样的作战环境使美军完全放不开手脚．虽然美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据了很大优势。而且许多武器甚至是手榴弹在丛林作战时的战术都受到了影响，不得不针对环境创出许多新的方法，而这个代价是鲜血和生命。惨痛的教训使美军在越战后开始重新审视丛林战，并将其列入西点军校的训练项目。

在陆地边界上与中国相邻的国家有14个：东：朝鲜（以鸭绿江和图门江为界河）

北：俄罗斯（以乌苏里江、黑龙江为界河，同时大兴凯湖是中俄两国的界湖）、蒙古（以贝尔湖为界湖）

西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它与中国关于帕米尔高原的划界也已经结束，原来地图上是虚线的“未定国界”变为实线的“国界”了。）

西：阿富汗、巴基斯坦（通过巴基斯坦实际控制的1/3的克什米尔地区相接）

西南：印度（锡金为印度的一个邦，称为“锡金邦”，1975年印度派军队进入该国内，几年后宣布其并入印度。中国原来一直不予承认，这也是中印之间的一个敏感话题。今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时将一张印度地图送给辛格总理，上面就将锡金划入印度了。）、尼泊尔、不丹

南：缅甸、老挝、越南（广西东兴北仑河为界河），同时与越南的关于北部湾划界问题也将解决，中国将撤出几个实际控制的小岛，同时将北部湾北部的海域划回中国。去年报纸上还炒作过，某些的标题吓人的很。

同我国隔海相望的有6个国家：东为韩国、日本（隔黄海与东海）东南为菲律宾

南为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以上都是以南中国海相隔）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表现为农民权利得不到保障。

农村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形象比喻为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农业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产业化程度低。

解决三农问题实质：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这是一个关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公开承认并拥有核武器国家是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不公开承认但确认拥有核武器国家:以色列。可能已拥有核武器国家:朝鲜。正积极发展但还未拥有核武器国家:伊朗。

第五篇：三农

温铁军：三农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不详点击数： 1 更新时间：2006-4-23

——温铁军博士答记者问

今年以来，三农问题被提高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工作被强调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社会各界便纷纷热炒“三农问题”。此刻应该提示的是有关背景：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广泛讨论和相关政策研究。兹摘要如下：

1989－1991年出现了改革以来首次农民收入连续3年增长速度为负数的情况。农业部范小建副部长曾经骑自行车考察20多个县，他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政策建议得到当时农业部刘中一部长的重视，中央十四大之前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也有很多老同志提出过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意见。

1993年农业部刘江部长组织大批干部下乡蹲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司杜鹰司长通过安徽调研写出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当年5月《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解决农业问题“功夫在农外”。

此后，由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和“过热”，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被宏观环境的变化和城市改革加快掩盖了。

1994－1995年粮食产量在需求拉动和价格政策刺激下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少数坚持搞农村基层调研的人提出“新一轮粮食过剩”的可能，1995年有“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以及对过度紧缩影响就业和内需的不同意见，1996年则有“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等文章引起讨论。1996年秋季，以“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为标题的文章，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明确分析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从基层调研出发、比较实事求是的政策研究工作，都发生在1997年再次出现“卖粮难”之前，对那以后的问题，确曾提前予以警示。看来，不是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而是温家宝总理所强调的“科学决策”客观上没有条件实行；或云“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一、“三农”问题是怎样被提出的？

社会上一般误认为“三农问题是近年来才被决策层采纳的”。但有“温三农”绰号的温铁军却不能苟同。他在2003年4月9日回答安徽《决策咨询》编辑部记者采访时，针对性地回顾了十多年来关于三农问题的提出和观点的形成过程。

记者：温铁军同志，从我能够搜集到的资料看，是您早在1996年就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作为两个制约三农问题的关键提出的。我们的问题是，您为什么把农民问题置于三农问题的首位，为什么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一个农民大国”？还提出“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农业经济科学”；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进行综合的改革，并且出路在三农之外，这如何理解？温铁军：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但这几个问题在我1993年以来的文章中都作了很详细的说明，拿来读一下答案就出来了。为了不耽误读者的时间，也给你们一个“独家”，我想换个话题。

安徽不仅是大包干的发源地之一，其实，也是我们10年前讨论并且基本上形成三农问题的主要观点的地方。因此，尽管我历来不愿意参与北京学术界的争论，但却认为应该把三农问题提出的过程作为背景介绍给安徽的读者。

其实三农问题的有关讨论的源头是比较远的，并不是近来才提出。而且应该说是科学决策的产物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说远，可以从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算起；因为从那以后，耕地的“双重功能”问题、“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问题等等，农村政策负责人早就都提出来了。其实，我们历来就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属于中国的“基本体制矛盾”，直到去年党的十六大把这个观点写入正式文件。所以，应该说经历了18年的反复了。

说近，可以从1991年后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调研和政策讨论算起；从那以后，今天才引起人们关注的农村的税费改革、金融改革、机构改革和流通改革等，各种“农业外部”宏观环境的改革早已相继进入试验课题，至今也有十多年了。

说最近，也得从1996年“三农问题”这个概念的正式见诸报刊发表算起。那以后的问题，似乎更加复杂、日益严峻。因此，最少也有7个年头了吧。

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的开通城乡的建议没有条件实行。1988年价格改革失利、通货膨胀发生，1989年搞“关停并转”导致城市“三角债”、经济下滑，在这样的宏观变化影响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连续3年下降，这在改革后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时，农业部范小建司长（现任副部长）骑自行车微服私访了20多个县，了解农民负担问题，并把调查结果上报给农业部，指出农民收入下降导致相对负担很重，已经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刘中一部长对他的调查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且力排众议，决定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向上汇报。这时期，还有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很多讨论。可见，90年代初期就已经发现并涉及到了三农问题的相关内容，政府有关部门是清楚的，只是还未引起社会上足够的重视。

第二次关于三农问题的深入讨论是在1993年。政府换届之后，农业部的刘江部长组织人员到各地蹲点，当时农村实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同志（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农村司长）带人在安徽蹲点，对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各部门做了大量调查，形成了题为“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那时就已经强调，农业农村问题涉及到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的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刘江同志也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93年年中，我作为调查组成员，根据安徽调查在《经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题为“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的文章，认为农村问题主要受宏观政策影响，而不是简单的农业问题。

之后的1993到1996年期间，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期，需求拉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又有增长，农村困境相对缓解；同期的城市改革力度加大，反映农村问题的声音虽然小了，但讨论却在不断深化。一方面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朱副总理曾经强调“三不”，即：土地不能动，粮价不能低，负担不能重；另一方面，从1993年开始，在温家宝和陈俊生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下，现在人们重视的问题，如土地制度、税费与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和乡镇企业的股权交易，以及西部贫困地区和山区、牧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已经列入政策试验课题。

尤其是在1995年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江总书记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指出三大差距在扩大，并警告这样下去“恐会酿成大祸”（后来此话不幸而言中），使政策界在认识上有所转变。例如，当时尽管没有宏观部门统一协调，但仍然形成国家11部委于1995年自动联合起来，开展农村小城镇改革发展试验的现象，并在江苏昆山召开了第一次“小城镇改革与发展经验交流会”。这在25年的改革决策中是前所未有的，表明决策研究领域的大多数同志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

此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数千万农民工进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也提出来了。随之，国务院发展中心、中国社科院、农业部农研中心等8个单位的专家联合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这就涉及城乡二元结构如何突破、城镇化如何发展等课题。具体政策实验也相继开展。可以说，从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问题不断演化，有关部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也有好的研究思路和具体做法。

在1995年秋粮上市之前，我们对中部粮食主产区进行调查。认为用价格政策过度刺激粮食生产，会导致1995-1996粮食出现过剩。在一次全国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把粮食可能出现过剩的问题提了出来。与我同感的还有前国家体改委农村司的李铁，不过，那时我们确实是“少数”，尽管也汇报了，可那些跟从主流的人却没反应，我就写了“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大胆分析“丰收的代价”，从粮食周期这个农民都懂的常识谈起，分析粮食问题与财政、金融、外贸等宏观政策的相关。这与1993年写“功夫在农外”的思路是一致的。

由于1996年粮价继续提高、继续刺激粮食高产，因此，当年粮食产量提前4年实现了2000年的粮食产量目标。从当时来看，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确实挺上去了，以粮为纲的感觉似乎又有了。但其结果是什么呢？由于人口并没有随着粮食产量而增长上去，也就是说，消费并未增长上去。简单说就是：有了2000年的粮食产量，而没有2000年的人口，必然出现过剩。正是基于此，“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一文才被许多报刊转载，大家开始觉得这种提法有意思了。学术界也有类似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宋国清教授关于粮价被动地受物价指数影响的量化研究，针对性地对当时主流认定粮价带动物价的观点提出反诘。

1997年后粮食果然积压，重现了1984年粮食大规模增产后出现的卖粮难问题。因此，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又连续下降，农业农村的矛盾又开始凸现出来，继而引起了那种“王顾左右而言他”式的讨论。我又写了有一定针对性的“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先内部征求意见，到1996年秋季，我在《战略与管理》上公开发表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综合以往政策试验的研究成果，提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认为只有宏观政策对应解决，或缓解这两个基本矛盾，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合理地解决。

至此，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正式见诸报刊。需要再次强调一下，三农问题的提出过程由来已久，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1985年“开通城乡”的提出；到1991年范小建的调查、刘中一部长对调查报告的肯定，和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讨论；再到1993年杜鹰同志主持在农业大省安徽的调查被刘江部长肯定；最后是1996年以后关于粮食政策的不同意见„„；总之，大凡了解农村基层的政策研究人员从来都坚持认为，农村问题主要是宏观方面的问题。

二、“三农”问题是怎样被研究的？

记者：这期间，决策层对解决三农问题搞过一些试点吗？

温铁军：在1993-1994年期间，直接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的农村实验区办公室提出了第二批试验课题，其中就有在安徽太和等地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那时就认为，税费改革是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但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当时是把税费改革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

这与后来搞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最大的不同在于：1993年税改与粮改相结合的办法本来就是基层创造的，很有“中国特色”：在免除农民税费的同时，一亩地缴一百斤粮。全国当时2亿亩耕地，那么国家会得到至少2000亿斤的粮食储备，足够平抑市场，不用担心粮食安全问题。而且，这2000亿粮食是按公粮方式收的，没有成本。正常情况下，政府手中只要掌握1500亿斤粮食就够了。当时全国有5个省份分别布置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有的地方农民缴100斤粮食不够，提高到120斤，复种指数高的“吨粮田”也不超过150斤。由于基本上防止了跑冒滴漏，把这些粮食折算成现金，农民负担最多也就70多元。

其实，坚持农村调查的人当时不光是提出问题、进行调查，而且还通过实验进行具体政策操作。除了上述涉及中长期发展的政策试验课题外，1993年还在河南搞了商、粮、供、贸、物五大流通系统全面改革的流通体制改革实验。也就是说，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

客观上看，1995年我们为什么说“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1996年又写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其实主要就是根据上述的实验课题，根据基层的经验，从客观实际入手，逐步创造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因此，1993年以来的那些成果，都是根据基层经验和科学试验提出的，相关的政策思路也是清晰的。

综上所述，如果要按照温总理强调的，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既不能照搬某种理论，也不能就粮食谈粮食，就农业谈农业。需要认真反思，不惟书、不惟上，重新端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

三、由决策层的重视到全社会的关注

记者：决策层和全社会是如何重视和看待三农问题的？

温铁军：中央对这个问题在政策层面上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深化。比如，1998年江泽民同志到苏南视察，指出乡镇企业是农村发展的大战略，同一年又指出城镇化是个大战略。温家宝同志对我们在政策科学中的试验和国家各有关部委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予以肯定，决策的科学性逐渐在中央层面上反映出来。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正式形成了一个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跨世纪的农村工作指导性文件。之所以说这个文件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因为它把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城镇化都作为农村发展的大战略肯定下来。尤为重要的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个提法之所以很重要，就在于重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接着，1999年前后，中央的农村政策讨论中就不再单纯强调以往的农业结构调整。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结构调整，这是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在决策思路上的一个重大提法，它与以往在决策领域中做的研究和实验还是相关的。可见，中央对三农问题认识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在中央科学决策的鼓舞下，1999年夏季，我根据那几年的课题研究和在中国农大做的博士论文摘要，改写成“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99年12月份的《读书》杂志上，不仅把现在的三农问题，也把100多年来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做了分析。到2000年，我又进一步把课题报告扩充为一本书，正题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副题还是“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没想到的是，课题和文章都分别得了奖。这也许表明了学术界的认可。到这时，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的梳理大体上也清楚了。

2000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把三农问题形象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期，1999年上海学者曹锦清到河南农村基层考察以后写出《黄河边上的中国》；李昌平又把他的信引发的一系列的事情，写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于2001年出版，进一步引起社会广泛反应。他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推动作用。

到这时，政策理论成果有了，社会反响也有了，那么，到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就正式变成一个不仅为决策层理论界关注、而且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四、“三农”问题在政策思路上的变化

记者：从你的介绍可知，党和政府历来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那么，决策层如何破解三农难题？

温铁军：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第一次写进十六大的文件中，这是从1995年2月江泽民同志对三大矛盾予以明晰以来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变化，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把城乡差别当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阻碍。说明新的领导集体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进入21世纪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是对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清醒认识的结晶，是与时俱进的直接表现。

十六大之后，离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而重点难点都在农村。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对这些问题的表述非常之客观，非常之现实，反映出“实事求是”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在十六大和今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都有明确的体现。三农问题在党的领导同志交接班的时候得到特殊强调，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日程中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一个最重要的提法：“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与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目标结合在一起，把三农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接着今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又把三农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对我们从事农村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欣慰和深受鼓舞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高度重视，最近一两年，所有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都在广泛地展开，比如农村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税费改革与基层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以及农村土地问题、农民权益问题、村民自治问题等等。尤其是胡锦涛同志在平山县西柏坡讲的“两个务必”，这对我们关于三农问题严重性的讨论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如果我们好大喜功，文过饰非，不能坚持“两个务必”，就无法讨论今天严峻而复杂的三农问题。

记者：那么，有哪些迹象表明三农问题正在从政策层面上加以解决？

温铁军：我们应该看到，这两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都有很明确的政策思路。具体表现在“十五”计划提出“以人为本”，提出每年转移农民工进城的具体目标，并强调了城镇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说从“十五”计划以来，中央高层的政策思路是越来越清楚。再比如，尽管通过农村税费改革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试点遇到很多困难，去年仍然下发了“两办”文件强调农民负担“一票否决”，农民负担是“高压线”，谁碰就摘谁的乌纱帽。接着，今年国办一号文件出台了打破一切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要促进农民能够通过非农就业增加收入，就要破除一切限制和障碍，使进城的农民工得到公正的待遇。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的问题正在通过打工的政策得到体现。为此，各地也都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前所未有的“干货”是，今年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了财政新增的科教文卫开支，要向农村基层倾斜。另外，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又特别强调了发展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化。

最近，温总理又提出了农村金融改革的问题。信用社正朝着农村合作银行改制，农村金融的其他形式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温总理的高度关注下，国土资源部正在总结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的各项实验经验。进入一级市场的方式是，公益性的建设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股；工商企业用地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租赁。这就是说，把土地的增值收益留给农村和农民。并且中央正在出台文件，严格限制征占范围，只有纯粹公益性用地由政府出面征用，其他一律走市场。此外，在计划投资上，开始强调和农村、农民直接相关的一些领域要增加投资。比如说，适合农村发展的道路建设、水利建设，以及其他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六小工程”，将成为今后的农村投资重点。财政正在增加向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总之，党和政府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政策思路上都开始向农村和农民倾斜。

综上所述，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越来越清晰，这将有利于三农问题的缓解和解决。

记者：但是我们在基层还可以随处看到乡镇企业频频倒闭、农民土地被征占„„

温铁军：问题当然很多，但是我们应该清楚，这些也是新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遗留问题。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温家宝总理不仅特别重视科学决策，而且强调分区决策，他说，我们国家这么大，各地的生产力水平差别很明显，各地的经济结构有很大不同，恐怕不能一刀切。党和政府不仅已经下了决心，而且会更加实事求是，那我们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温家宝同志强调的农村“生产力”，我觉得应该是特指那2亿3千万小农户，其中40%是纯农户，37%是以农业为主的兼业农户，也就是说，我国77%的农户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这就是无法与照搬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现实生产力，这就是我们考虑一切事情的基础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