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企业与三星的差距在哪里
中国企业与韩国三星的差距在哪里
早在1995年，当李健熙准备重振三星的时候，还把中国家电企业作为现实的对手。甚至专门对海尔的白色家电战略作过分析。10年后的今天，三星的年营业额大约为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4，公司的市值约占韩国上市公司总市值的60%，三星成了真正的世界名牌。而中国的家电企业呢？只不过还在继续“探讨”国际化是什么模式，甚至还在为所谓的“欧洲模式”和“日韩模式”争得面红耳赤。一位教授也禁不住疾呼：中国的家电企业，你为什么不争气？！
CEO，本是首席执行官的意思，但是三星经营者团队称李健熙为“最高伦理经营者”（Chief Ethics Officer），中国的企业顶多就是个“首席执行官”，中国企业CEO离“最高伦理经营者”有多远？
质量：中国企业缺少对质量的责任心
1995年3月9日上午十点，在三星电子的运动场，聚集了2000多名的三星职员，头上都绑着“质量保证”的布条，主席台上挂着“品质是我的人格和自尊心”的大条幅，运动场中央，堆着15万部手机、无绳电话机、传真机等产品，市价高达500亿韩元，干部员工用铁锤将这些不合格的产品敲碎并且丢入火里面，这就是三星的不合格产品的火化仪式。
中国企业好像乐得外国人对中国产品“质次价廉”的评价，津津乐道于所谓的“比较优势”，依靠低廉的生产要素，不想从培养优秀的员工做起，只要能够生产就行，日本松下有“造物先造人”的理念，中国企业恰恰忽略了人的要素，所以根本谈不上高质量。另外，从制度层面上讲，中国企业缺乏“召回”制度，中国企业也“爱面子”，明明是产品系列出现了问题，却碍于企业的“面子”不召回，当然也不会大张旗鼓地像三星一样对不合格的产品举行火化仪式。就是海尔砸冰箱的事件也是1985年的事情了，而且海尔砸的是当时的“瑞雪”牌电冰箱。中国企业往往是在“作秀”，而三星却是为质量动真格的。
笔者用过不下四个国内同一品牌的手机，每次都是毛病不断，我想，哪回这个企业也学学三星，干脆一把火烧掉这些不合格的产品，这个企业的手机也不会亏损！人力资源：中国缺少对员工的“仁”
中国是最讲求“仁”的，但是在市场经济面前却最缺少“仁”，当然，我们所说的“仁”并不是妇人之仁。三星有个“败者复活”的说法，三星的尹钟龙、国会议员南宫皙等很多人都曾经出走过，后来又因李健熙的召唤而回归三星。
在三星调整事业部或者变卖事业部时，就算吃点亏，少收一点钱，也要让对方在条款中加上“一定要雇佣以前的员工”的条款。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三星电子结构调整组上班第一件要调查的事情就是上司有没有为被解雇的员工找到新的工作，或者是到底打过多少电话帮助员工找工作以及多少人找到了新工作。另外，三星的职业发展中心的工作职责就是协助被解雇的员工找新工作。
中国企业从来不会再要已经辞职的干部，即使你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写了忏悔书，中国企业会做的只是拿你的忏悔书在企业内部作广泛的宣传，“杀鸡给猴看”的糟粕倒是
学得很精。
有的企业甚至声称“在企业里面没有弱势群体”的所谓“市场化”的观念，对辞职的干部一定说是被淘汰掉的，借此教育其它员工要听话。企业推行信息化之后肯定要减少人员，但是国家明文规定企业与员工提前解除合同要赔付一定的资金，企业当然有对策，千方百计把这些人逼走，从而美其名曰“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实际上，企业这样做表面上看节省了几个大钱，实际上伤害了这些员工的心！
这样做法说得过分一点不仅仅缺乏“仁”，实际上就是不拿人当人！
战术：中国企业不能“舍”只想“得”
韩国三星有“舍弃经营”的理念，和韦尔奇的“数一数二”理论有相似之处。
1987年，李健熙接掌三星权杖。当时的三星是典型的韩式大企业：“从卫生纸到航天飞机”无不生产，1997年，李健熙提出了“除了三星电子与其相关的几个核心关联企业以及三星人寿保险以外，其它公司都可以关闭”，而且首先变卖了当初李健熙用私人资金收购的富川半导体工厂。
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说的“舍得”就是有“舍”才有“得”，但是中国企业有的盲目不相关多元化，或者将产业链条拉的老长，恨不得产业链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自己去生产，生怕别人掏了自己企业的腰包。在这种理论支持下，即使有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也不会轻易转让，尤其是一些民营企业和大型企业，民营企业是因为即使亏损的企业也是自己的孩子，怎么忍心卖掉自己的孩子呢？大型企业卖出去自己亏损的企业不是恰恰说明是自己战略的失误吗？他们往往就用缺乏透明度的财务做掩饰。
战略：中国企业只在低端徘徊
在成立之初的20余年里，三星以价格优势和灵活的供应“战术”，确立了低端电子产品市场的领先地位，并成功地打入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市场。但长期的低价营销战略的负效应在90年代初便暴露无遗了：三星产品的消费群体主要是美国低收入和部分中等收入消费者。一旦收入状况有了改善，这部分消费者中的大部分便转向购买日本的索尼、松下和东芝，或者荷兰的飞利浦等中高端产品。这促使三星改变此前的策略。自1995年起，特别是1997年的韩国金融风暴之后，三星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转移：全力向中高端电子产品市场进军，转变为高技术和尖端设计为核心的追求高利润率和现金流的品牌生产营销模式。
三星为提升品牌，在2001年末结束了和全世界最大的折扣零售商沃尔玛（Wal-Mart）的多年合作，转而集中力量在CompUSA等全美第一流的电子专卖店中推销。
中国企业的产品往往在低端徘徊，当然有的企业还在努力向中高端过渡，但是中国企业战略受制于多方面的因素，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仅靠一两个企业在国际市场中树立形象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企业习惯于“窝里斗”，将在国内市场上打“价格战” 的传统克隆到了国外市场，所以形成了中国产品质次价廉的整体形象，我们顶多在外国沃尔玛等大型连锁超市亮亮相，就是进不了“上流渠道”。
文化：中国企业的精神软骨症
1998年7月，当时的三星一个月的亏损额达到一千七百亿韩元，这个数字是很难想象的，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一年，亏损额将达到三兆韩元，公司注定要破产，所以三星
组成了一个Task Force，开了十天到两周的会议，当时的气氛是非常悲壮的，如果不能在短期内，也就是在1998年末之前进行调整，三星的干部都认为公司极有可能破产，所以都写了辞职信，表明如果到年底还不能成功大家就一起辞职。
李健熙的“除了妻儿以外改变一切”的口号，现在都快变成世界名言了，但是中国的企业家往往是“以不变应万变”，更有甚者是“其它一切都可以不变，为有„老婆‟可以变”！在《海尔告诉中国》一书中有一章是“我们该从强邻日本韩国企业借鉴什么”，专门分析了我们日本家电业得的是“心病”，也就是观念的毛病；中国现在正处在对跨国企业的追赶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花高价钱购买商业经验。可以肯定，中国现在是全世界商业出版物最大的消费市场，出版物多得迷眼。但是，实际上要达到一定的成功光有做法是不行的，必须要有精神，中国进口的商业经验与做法可能对中国企业非常有用，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大多是道法术中的法与术，是中低端的操作手法，最缺少的是道的层面的东西，通俗一点说就是创业的精神，拼搏不息的精神。日本明治维新总结成功的三要素是：资金、设备和精神，而精神占了绝对的比例，所以说，中国最需要进口的东西是精神，但是精神是难以进口的，它需要组织的内生。精神实际上来源于清晰的目标，中国企业的精神软骨症实际反映了中国企业缺乏清晰真实的国际目标。中国企业应该认真学习韩国企业的拼杀精神。
尾声：做中华民族工业的脊梁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自古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民族的脊梁”。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差距，并不是说中国企业一无是处，但是我们只有找到差距，才能更好地“拿来”。这篇文章所列举的差距也是管中窥豹，我们的差距也不仅仅局限在此。我们从事咨询工作也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争取为中华民族工业的崛起尽自己的努力，让我们共同努力！
第二篇：我与先进的差距在哪里
（我与先进的差距在哪里
团林小学 李海波
本次通过学习汪金权先进事迹，我深有感触。汪老师的事迹，让我深深感受到他为我们广大教师树立了一根师德的标杆，他铸就大别山师魂的一盏明灯，不仅照亮了山区孩子的求学路，更是在这个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现实社会中，给我们以心灵的洗涤、净化！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立足本职岗位，献身教育事业的纯洁心灵；学习他，甘做人梯，乐于奉献的职业风范；学习他，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的师德操守；学习他，业经于勤，常教常新的工作态度；学习他，“立人先力德，成材先成人”的育人理念。
教育与师德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有什么样的师德，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师德，人们都愿意将它解释为教师的职业道德，是一种所有为师者均应遵守的行业规范与行为准则。我认为，师德是社会公德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符合社会规范，又具有教师职业特点的一种行业公德。它是教师群体的道德观念、道德准则、道德行为的总和。通过与先进找差距，我有了以下新的认识：
首先，我认为新时期的师德应表现为一种以对学生爱为核心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师之爱不同于父母的亲情之爱，这种爱要着眼于对全体学生的培养，着眼于学生德、智、体、美等多方面全面发展。汪金权扎根山区，甘守清贫，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他的崇高精神，集中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当之无愧的教师楷模，是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道德楷模。
其次，新时期的师德应表现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先进理念。包括先进的教育观、教学观、师生关系观，代表先进的文化。必须要反映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教师来说既要教好书又要育好人。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搞好自己的业务学习，还要博览群书，以应对信息时代的要求与挑战，做到“要给学生一滴水，自己要有一盆水”。再次，新时期的师德，还应表现为一种具有表率作用的人格魅力。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不及要做到，而且要做好！比如，部分学生有睡懒觉习惯，班主任要起得早，早到教室，给学生树立榜样，而且表扬早到的学生。这样，起得晚的学生看到老师都早到，自己也就主动早起来晨读了！
还有，教师的工作是培养人的工作，而最能起到深远影响的是教师的人格因素。我觉得将教师喻为学生人生的引路人，是十分有道理的。新时期的师德，还应表现为一种以先进文化为底蕴的高尚的情操。陶行知先生说：“要人敬的，必先自敬，重师首先师自重。”教师是先进科学文化传播的使者，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是一个“文化人”，能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去感召下一代。对照先进，我的整改措施如下：
1、作为一名老师应该要博学求精。就是说在自己的学科知识上要不断的提高水平，还要在其他方面有所涉及。因为现在都在讲学科的整合，那么教师应该要求自己能有渊博的知识，不一定要读的很深，但要做到有基本的了解，不能充耳不闻。而且这对我们自己在教学方面也有帮助。现在的教科书更趋于实用性和时代性。因此，我要不断的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知识水平。
2、终身学习，持续发展
我作为新时期的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加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现代社会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社会，教育教学同样处于与时俱进的状态，所以，要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更好地完成教育教学任务，我一定会终身学习，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我会提高业务修养，不断学习，改进、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能适应教育不断发展的需要。敢于创新，敢于超越前人，敢于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始终站在教改的前沿。走持续发展的道路。
3、注重小节，修炼人格 教育无小事，教师的一言一行都是学生关注的方面，往往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而这些作用又往往是通过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实现的，因为学生眼中的教师都是具体的，而教师又是学生心目中的“权威式人物”。所以，我们必须注重从小节抓起，重视人格的修炼。我要以先进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影响学生。作为学生的榜样，引路人，要做到为人师表，时刻铭记-——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我要以自身良好的师德形象带动更多的具有高素质人的诞生，培养学生现代人具有的素养。
师德建设是与时俱进的，我会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坚持以先进的教育理念提升自己，坚持以自觉的育人精神引导自我，我会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育人功能和为人师表的作用，把师德工作渗透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素质，师德为本。我会努力成为“政治思想过硬、知识渊博善教，品格高尚育人，让家长学生满意”的好教师。
第三篇：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一、总量差距
2017年公司完成产值
亿元，按现有
名员工计，人均完成万，若除去征地拆迁、管线迁改这些水分，人均
万左右，而同期城建项目全市完成投资
亿元，市本级
亿元，除去房地产投资
亿元，市本级完成投资
多亿元，60亿与3.5亿比较，公司还只能算是城市建设的“跟跑者”，离“领跑者”还有很大的差距。
二、结构差距
生产经营的结构不合理，还不能适应和满足城投集团组建后市场化经营的要求。首先是生产经营的单一化，除项目建设外，就是依托现有的门市进行租赁经营，若项目建设受征地拆迁、管线迁改、环保整治等因素影响，就意味着生产停工、人员窝工。再说项目代建，若严格按照市场运作和相关规定，公司尚未注册项目管理公司，目前的代建属违规行为，而要组建项目管理公司，人才是关键，公司目前尚无组建项目管理公司所需的专业人才这个必备前置条件。
三、管理差距
一方面人员臃肿，另一方面人才匮乏，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1.在212人中，由丰富施工现场管理经验的人才少之又少，大多数刚走出大专院校的毕业生管理经验欠缺。受政策规定影响，部分年满55岁提前退休人员、有丰富管理经验的老施工管理人员又不能返聘，前期城投公司辞退了7名退休人员，其中6人有20年以上施工现场管理经验的老施工员，今年又将有一名解除合同。公司目前37名中级职称中，真正能读懂施工现场管理的人不多。
2.公司目前管理跟不上，造成落实不到位、督查不到位、问责不到位、考核不到位。督查、考核、问责成了空对空文件和数字游戏，说的重一点，层层压实责任变成层层下推责任，最终使责任悬空、虚化，这些都是不懂经营、不懂管理造成的。
四、思维差距
主要是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很多管理人员受惯性思维和已往工作经验的影响，对待新矛盾、新问题，不能以慢不得、等不起的方式立即解决。市场化运作的企业管理者、决策者，遇到新问题和新矛盾是“向前看”，用创新的思维方式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途径，而我们有的同志遇到新矛盾新问题是“向后看”，看有没有现成的规矩惯例可循，有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若没有，宁可等待、观望，也不越“雷池”一步，甚至第一反应就是有无特殊的优惠政策、可否推到上级部门，这种思维不解决，将严重制约企业发展。
措施和办法：
（一）严格绩效考核：实行末位淘汰制，员工考核连续三年为部门末位，则解决聘用合同。
（二）创建多元化经营体系：1.组建项目代建公司，力争今年内凭公司自身实力组建项目监理公司，再并购一家设计公司，以监理和设计两个公司为依托，组建项目管理公司；2.组建房屋租赁公司；3.利用房地产开发资质，力争三年内涉足房地产行业。
（三）在服务群众上：
一是信访工作方面，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以前的信访工作可以说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应在主动性上下功夫，形成定时梳理→定时研判→主动联系→即时化解4步工作法，与市住建局、市信访局、城投集团公司加强对接，形成联动机制。
二是将公司办证大厅变为“群众之家”，在减少办事程序上下功夫，目的是让群众少跑路，探索“一条龙”服务到底的工作方式。
（四）狠抓项目建设
项目建设是公司发展的“生命线”，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始终坚持以项目建设为第一抓手不动摇，要使全体员工懂得没有项目，再美好的蓝图也是空中楼阁，抓不好项目，再好的承诺也是一纸空文。
一是高点谋化项目。高点谋化，意味着高站位、高起点、观大势、谋大局，既要立足当前，着力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又要高瞻远瞩，深入思考和研究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超前谋化一批重大项目。按照“区域定位、目标定向、投资定点”的框架，在针对性、独到性、前瞻性上狠下功夫。
二是要高效推进项目。公司没有扎实的项目推进，发展只能空谈，公司上下都要以“等不起”的紧迫意识、“慢不得”的责任意识，争当项目建设的急先锋，按下项目建设的“快进键”，集全公司之人、财、物，形成主要力量向项目集中，主要工作围绕项目的合力，公司项目管理部门要以“店小二”、“跑小二”的“保姆式”服务精神，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竣工。
第四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哪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哪里
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增加农民收入的惠农政策不断出台，但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依然很大。我市统计部门的研究分析表明，2001年西安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69：1,2005年则为2.78：1,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逐年增大。
收入来源主渠道不同
据统计，我市农民家庭收入第一支柱的家庭经营性收入2005年人均2612.18元，占总收入4495.44元的58.1％；其中，第一产业收入1693.66元，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64.8％。2005年西安市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292.69元，占总收入的28.76％；其中外出务工得到的收入是406.26元，占工资性收入31.44％。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工薪收入一直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主导地位。据统计，2005年西安城市居民的工薪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65.1％。农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两项相加为3905.87元，远低于城市居民人均工薪收入6926.28元。
转移性收入构成不同
据分析，2005年西安城市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32.2％，重要性仅次于工薪收入；其中，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收入占转移性收入的78.8％。
2005年，我市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260.15元，仅占总收入的5.8％，远低于2005城市居民年人均2446.83元的离退休金收入，更低于城市居民人均3104.3元的转移性收入。在农村，几十年来农民鲜有退休金，养老基本依靠自己和子女。近年来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在农村已开始实施，但是保障标准远低于城市居民。
隐性收入差距大
调查显示，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在住房、医疗等方面享受着农村居民无法比拟的福利待遇，如购买优惠价格的住房、报销一定比例的医疗费等。在社会保障方面，如住房公积金，城市职工每月按照自己工资一定比例交纳住房公积金，而所在单位将会以三倍数额的补贴交纳到职工个人账户上，而这笔钱在职工退休以后完全归个人所有，这些钱都没有计入现期的可支配收入内。因此，如果把城市职工所享受的福利待遇计算在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会更大。
第五篇：北大清华与香港大学的差距在哪里
北大清华与香港大学的差距在哪里-----再驳北大招办负责人“无稽之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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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8所高校到内地抢夺生源，大规模录取尖子生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中国高教界学术界一时风生水起。
香港大学外务处在声明中说，并没有像有关报道说的那样，为去年录取的四川理科“状元”提供高达58万港币的奖学金，更没有为争取好学生而就奖学金的金额进行“议价”，而且这一点已得到这名理科“状元”的证实。
港大奖学金有既定的金额，绝不会为争取个别学生而随意改变。港大外务处同时表示，一向无意以招收“状元”做招揽或借势宣传，招收大陆学生也不单凭高考成绩，而是同时考虑英语笔试和面试的表现。
港大外务处还表示，的确有多名大陆“状元”报考港大，虽然大部分都因表现良好而获录取，但也有个别“状元”因其他成绩不理想而未获录取。
虽然香港大学否认出动“天价”奖学金抢高材生，但香港高校的高额奖学金还是让很多大陆学生心动，面对香港大学“银弹政策”，大陆的大学也不是省油的灯，北京大学最近以“签约”方式保护高材生。为了抢高材生，大陆和香港的大学可以说都是 下足功夫。
最近，北大清华是否沦为二流大学的争论沸沸扬扬。去前年香港的大学招走了几位内地状元，今年招走的优等生更多一些。于是有人惊呼这样持续下去，北大清华就难免成二流大学了。其实,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硬件早已超过北大清华，教授面向全世界招纳英才，美国名校的中国学生都把香港作为第一求职地，香港大学的奖学金比内地高出许多，所以,香港大学已经确实非北大清华可比。
应该承认这些大部分是事实。于是不少专家指出：北大清华沦为了二流大学。北大招办负责人声嘶力竭反驳：“北大清华沦为了二流大学”，纯属无稽之谈；北大清华的招生分数线比香港大学高，这就证明北大清华没有沦为二流大学，云云。
北大招办负责人的反驳，我以为不值一驳。
其实，所招考生分数线高，北大清华一古脑垄断，“掐尖”成功，这只能说明生源确实不错，却并不能证明垄断招生的学校就真正十分优秀了。其实，对生源的培养和大学精神的铸造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好比有了上等的菜料，如果厨师水平只有三流，可以肯定，他做出的菜肴，估计也就三流水平而已。
招一流的学生，就能办成一流的大学么？再打个比方吧：一粒种子种在地里，并不一定就能够“种瓜得瓜”，因为后天还有太多影响它生长的变数，还需要精耕细作管理。同理，一流的学生进入大学，能否成长为一流人才，靠的不仅是学生的天分，更 重要的还在于学校的栽培。
北大的此番反驳，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初看，仿佛确实是一种“维护自身形象”的正义觉悟；但是，这个“录取分数线一流”等于“一流中国大学”的说法，真正让人大跌眼镜。相反，在笔者看来，不“驳”则罢，一“驳”，倒真让人相信其“二流”地位了。不是么？
北大清华是否真正优秀？还得看培养出来的学子之人文和进取精神，还得看毕业生就业或升学情况。我们来看一份资料：香港大学发布的“２００５毕业生就业调查”结果显示，该校９９％的毕业生就业或升学，平均月薪１．４万多港元，最高达７．４万多港元，该校今年应届毕业生已知的聘书多来自国际投资银行、管理顾问公司及跨国企业；据北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方伟主任介绍，北大２００６年共有７７４３名毕业生，预计就业的约４６００人，只有59%的就业；清华大学就业中心主任许庆红说，目前有７０％的本科生还未实现就业签约。而就在上月，北大应届毕业生中，有８８人争聘北京郊区的村长助理，其中还有多名博士生和硕士生；清华也有近４０名学生参加竞争，博士和硕士的比例占到了50%。
香港的大学师资力量更雄厚，敢于聘请国际知名专家教授任教，使学生扩大视野。香港大学老师的待遇全球第一，甚至可以把哈佛、耶鲁、剑桥、牛津都比下去。余秋雨在他的博客里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他多年前到香港开会，遇到一位同龄又同专业的 教授，这位教授先生研究的方向和专业就是余秋雨及其作品,研究者的工资竟然是被研究人余秋雨的3000倍!超出了让余先生吃惊的边界。
有人说：我们没有香港那么有钱，哪来太多钱喂教授啊?但是，真的是没有钱吗？我不相信。有钱可以公款吃喝大消费，却没有太多钱喂教授，这不是怪事情吗？北大为何不请李敖和秋雨做教授呢?还有龙应台？我看不是没有钱，而是另有缘故吧。
除香港高校到内地抢夺生源外，未来几年可能会有国外高校大规模加入竞争，势必对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构成更大冲击。
内地优秀生之所以远走香港，放弃自己昔日朝思暮想的“顶尖学府”，除香港高校推出的高额的奖学金、永久居留权、毕业生求职优势等条件外，更重要的是那些内地优秀生看中香港高校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术氛围、全球化的视野、温暖的人文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大学精神。
但是，香港高校教育这些优越条件却是北大清华等内地名学府的“软肋”和“硬伤”，而且最具品牌影响的人文精神与师资力量,正在日益削弱。
什么是北大精神？什么是清华精神？难道不应该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吗？从这方面来考察，北大、清华也许还用不着同现在的香港等地的学校来比，不妨同自己的过去，同蔡元培时代来比一下吧：看看自己现在究竟还有哪些优势和胜出之处？又还有哪些劣势和不足呢？
理科方面我不敢说，文科方面我也许就有一点发言权了。我在电视中观看过好几位北大、清华等“权威”教授的表演，实在令人敬谢不敏。比如，几天前，一位一流高校的法学教授在凤凰台做时事点评就说，伊拉克的世纪大审判“不合法”，理由是没有采用伊拉克过去时代的法律，而使用了现在新政权的法律。这位法学教授先生不知道，伊拉克现在进行的是“政治审判”。能够使用过去的法律来审判过去的领导人吗？按照这样的逻辑，俄罗斯十月革命推翻沙皇，岂不是也应该而且必须使用沙皇时代的法律来审判沙皇吗？这样的教授先生，是不是还在幼稚园水平呢？这不是非常可笑吗？
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现在的大学都是孬种。”王小波当年为什么离开大学当自由撰稿人？因为他看到大学不是他的精神家园。陈丹青为何辞职？因为他痛惜大学精神的沦陷。贺卫方为何停招研究生？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蝇蝇苟苟的学术体制。大学之为大学，太多人作过论述，但现在的许多大陆的大学，只能称之为“高四年级”或“高十一年级”，看不到多少当年蔡元培先生倡导并且身体力行的大学精神。
在我和许多人看来：北大清华沦为了二流大学，不是“无稽之谈”，而是“有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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