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感

第一篇：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感

申艳苹

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一幅幅鲜活的面容就映照在你的脑海中：怠政而又优柔寡断的万历皇帝，淡然平和而又无能的申时行，挽狂澜澜之既倒而又稍显贪财与好色的张居正，古怪而生性耿直的模范官僚海瑞……。你还以为这是一部小说吧，其实这是一部学术蓍作，是黄仁宇先生花费七年时间所写的《万历十五年》。

这本书采用了记传体的铺叙方式使历史研究大众化，初看似乎和《史记》等纪传体史书似曾相识，其实不然，就书中所叙而言，它是一本记录失败的书。其所叙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生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的人物如太监冯保、高拱等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它要从封建专制制度的角度来寻求近代中国衰败的根由，在这一点上，和《史记》等纪传体史书是截然不同的。至于书中人物的评价，作者更多是从历史角度去观察，而不是过多的从道德角度去描述，例如海瑞，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个清正刚直官员，可是当我读完他的传记之后，只觉得他的可敬与伟大，但绝不可亲、可爱，甚至有时还觉得他有些令厌恶。有人说《万历十五年》颠覆了历史的写作方式，诚哉斯

言。在黄先生的笔下，万历皇帝的处境是多么令人同情，他没有权力选定的自己的皇后，他没有权力选定自己继承人，他没有权力亲自带兵出征。面对群臣，他只能听着万岁圣明的歌功颂德；面对后宫的三千佳丽，他只能选择一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郑贵妃；面对后代历史学家的指责，他只能无言以对。如果一个皇帝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做事，那么一个思想家是否就可以天马行空不受约束呢？李贽的个人生活遭遇就能说明这一切。1587年李贽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义务，次年，他就剃发为僧以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这时候他成了全国文人的良心，可是他临死的时候却说“罪人著书甚多，于圣教有益无损”，可见他既没有的道德的自恃，也没有伊拉斯谟的自信，这是其所处时代的悲哀。从人的角度去复活历史，从制度的演变来观察历史，从事件的来龙去脉来展现历史，黄先生发人深醒的议论完成了一个历史学家所能做的一切。

如果，我们单纯从学者寻求学问的角度来阅读，《万历十五年》当然是一部好书，可是当我们了解黄仁宇先生身世经历后，我们还会明白这本书也蕴含着他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深刻观察和他的爱国激情。黄先生生于1918年，湖南长沙人，1936年年进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战爆发后，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参军。其后，赴美攻读历史。在美留学期间先生着意研究

中国明代史来寻求近代中国衰败的制度原因。明乎此，当我们阅读此书时才可能体会隐藏在那些平静文字背后的挙挙之心。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读完《万历十五年》这最后一段话，心情颇有点沉重也颇觉解颐。黄先生用一个个历史人物生死遭际演绎了民族渐趋没落的悲剧，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的另一个视角。

第二篇：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精选5篇）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获，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和感想记录下来吧。你想知道读后感怎么写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精选5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不厚的书，作者没有写整个明朝波澜壮阔的历史，只是截取了其中短短的一年，写了这一年中有深远影响的几个名垂青史的人物：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

万历：《万历十五年》里最少不了的就是这位万历皇帝，这是他的朝代，这是他当皇帝的第十五年。他是被大多数人所鄙夷的荒唐君主，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他三十年不上朝，不承担应有的责任。可是细究根源会发现，他之所以这样也有着他的无可奈何。

登位之初，他就得到了德高望重的张居正教导和辅佐，处处对他严格要求，希望他能成为一代明君，他也时时这么要求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心目中的这位完美人臣只是对他要求严苛，而对于自己却十分放纵，顿时，他的道德楷模坍塌了，对张居正的信任也一落千丈。

虽为天下之主，万历却发现自己无法对抗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大臣势力，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木偶，处处受限制，动不动就被大臣们搬出来的祖宗法制和先贤道德压制，而他自己又缺乏迂回斗争的技巧和耐心，也不懂得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他采取了一个最简单最无奈的方式——置之不理、听之任之。他用这种负气的方式与他的大臣们做斗争，最后是两败俱伤，为王朝的颠覆埋下了隐患。

申时行：作为万历十五年的首辅，申时行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在皇帝看来，他是群臣之首；在大臣看来，他是皇帝的心腹，这是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角色，他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应对着。

他既要否定有恩于他的张居正的所做所为，又要想尽办法报答恩人的知遇之恩；他既要让皇帝相信他的忠诚，以此获得皇帝的信任，从而使政令得以实行，又要让大臣们相信他的耿直，敢于劝诫皇帝，为了祖制和道德敢于奋勇抗争，敢于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他所做的事情似乎总是想两面讨好，左右逢源，徘徊于各种矛盾中，让各种势力达到平衡，但是有时也会事与愿违，两面不讨好，给人留下太过圆滑、老成持重之感。

他所追求的办事原则是处置得当而不生事端，所以他时时防范于未然，不急功近利，处处顺势而为，隐忍内敛，足见他的韬略和城府。他有着清醒的现实感，适应当下所处的环境，做起事情来游刃有余，有取胜的把握，绝不以卵击石、缘木求鱼。

他在任期间，慧眼识才、知人善用、任人唯贤，竭力保全国家的人才，巩固了国之根本，实乃帝国之大幸。他是帝师，又广收门徒，因为他深知道德习惯和人事手腕是在无法改变的体制下最有可能操控的统治手法，而师生关系则是人事关系中一种较为特殊的关系，既可推心置腹又可管带教辅。

尽管他小心谨慎、委曲求全，但是依然难抵众口铄金，被迫辞任首辅，闲居在家，寄情于诗赋。一个曾经身居高位的人回想自己的一生时，又怎能真正忘却那些曾经的往事？他会为自己申辩，为自己鸣不平，但是命运使然，徒留伤感而已。

戚继光：他是一代抗倭名将，战功赫赫，彪炳史册。在文官集团掌管朝政的明朝，作为一名武将，要想做出点成绩，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他以自身无与伦比的军事才华得到了一代权相张居正的赏识和提拔，张居正力排众议，全力支持他的军事理想，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有了后勤资源的有力保障，戚继光在他的军事舞台上长袖善舞、独领风骚，将他的军事理想付诸实践，取得了前人难以企及的光辉战绩，保全了国家的颜面，维护了百姓的安宁。

他不是好高骛远之人，在武将处处受制约的现实环境中，他不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不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只要在可以做的范围内，他就会把事情做到极致，做到至矣尽矣。

和申时行一样，戚继光亦知在顽固的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做好的事情，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他笼络财富，报答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张居正；他千金散尽，结交各方权势。他不是一个贪财之人，从他去世时所剩无几的资产就可看出，他只是用钱来完成他的军事理想，铺平他的梦想之路。

然而命运弄人，当张居正这棵参天大树轰然倒塌时，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一代将星只能卸甲归田，终此老矣，令人扼腕！

海瑞：我小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位青天，受万人爱戴，与包拯齐名。作者在书中则无情地指出他是一个道德的怪胎，一个迂腐的守制者。

他严格地按照儒家思想道德的要求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廉洁奉公，体恤民情。但是在一个缺乏法律而仅仅只是靠道德维系的社会里，他的死板让他很难突破已经不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他看不到时代发展的趋势，他不是一个改革者，而只是一个墨守成规的维护者。他维护从小所学的鸿儒圣贤，维护先帝的法制，甚至维护很多不合时宜的弊端，例如重新启用洪武年间剥皮填草的酷刑来整治贪污。

海瑞是万历年间的道德偶像，但是他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微乎其微，他是人性中的一个例外，有着严格的自律精神，这种精神让人敬仰，但很难成为普世的价值观，因为他忽视了人性的根本需求是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满足的，而不是一味地克己复礼，墨守成规，待在原地踏步。这样的人眼光非常狭隘，无法做出一番事业，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

张居正：他是万历年间甚至是整个大明朝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在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他早已去世，而且以往的功绩被全盘否定，此时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十恶不赦之人，与他在位时的风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容貌英俊，重用人才，洞悉社会发展的禁锢，力图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整顿官场和社会的秩序。以他当时在朝中的地位和太后皇帝对他的信任，他也许真的可以顶住各方压力、只手换天，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时运不济，正当他可以大展鸿图之时，却驾鹤西游，留下了身前身后事待与人评说。

当活人斗不过时，死人是最容易被欺负的。他身前所得罪之人在他去世后纷纷站出来，各种有的没的罪名尽情罗织，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而他最终的失败还是源自于失去了皇帝对他的信任，这一方面是他的宿敌群起而攻之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严于待帝，宽于待己的结果。他要求皇帝勤俭节约、励精图治，可是他自己却骄奢淫逸、独断乾纲，当这样的事实摆在皇帝面前时，不由得他不对这位夕日推崇有加的肱骨之臣失望至极、愤恨至极。于是一时间张居正便从天堂坠入地狱，从无限风光变为祸及子孙，如果他地下有知，不知会做何感想。

如果张居正能够多活几年，那么他所主张的一系列变革措施说不定是可以顶住压力推行下去的。这些措施不是空喊口号，也不是不识时务地抬出祖宗家法、圣贤之言，这些措施较为切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能够较大程度地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商业的发展。

如果历史真的可以改写的话，那么明朝的资本主义或许可以有所发展，也许历史会走向另一个方向，也许有太多未知和可能，然而历史没有给张居正这个机会。

李贽：他反对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这在当时是绝对的叛逆。明朝的开国皇帝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格外重视儒家经典思想，以此为立国之本，四书五经更是被奉为经典中的经典，是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是莘莘学子们穷尽毕生而需要研习的书，以此而形成的八股文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发展所形成的影响和禁锢颇为深远。

中国明朝的知识分子从小就被迫浸染在儒家先贤的思想中，世代相传，很难接触到其他思想。他们从小就被灌输儒家思想是天底下唯一的真理，是他们言行的操守和准则，信奉它，进可居庙堂之高，退可为众人师表，是当时社会无法动摇的价值观，深入人心。

大部分读书人从小所读的书是一样的，所受的教育是一样的，形成的道德观是一样的，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这样的结果是方便了皇权的思想控制，但也约束了社会深度发展的可能性。

在这样强大的思想统治下，任何有悖于传统儒家思想的`想法都会被视为异端邪说，而李贽就是这么一位异教徒。他反对儒家思想，提倡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功利主义，重视商业，强调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他的这些思想有着时代的先进性，但是他要反抗的思想体系过于强大，他的奋斗如同以卵击石，而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并不是那么严谨、那么坚固、那么有说服力，很难大范围地影响很多人，他最终作为不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异类被关了起来，结局是自杀身亡。

他的出现摇下了儒家正统思想这棵大树的几片叶子，但没有撼动它的根基。可是他让我们看到了在如此强大的思想统治下，还是有人开始质疑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试图打破那些金科玉律，攻破这个看似完美无缺的壁垒。李贽有他的先见，也有他自身的约束，他不完美，但他却是一个开始，一个先行者。

万历十五年仅仅是明朝两百多年历史中的一年，但是这一年中所发生的事情对整个明王朝国运的走势却是影响深远的。作者处处强调他的大历史观，把事情放到上下几百年的维度中去看，不计较一时的利弊得失，更客观地看到一件事情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当我们以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待历史时，我们会多一份更清醒更全面的认识，以史为鉴，才能为当下做出更明智的抉择。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

中秋放假三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利用三天将我七月份就买到手的《万历十五年》看完了，打了三天的篮球，两天打的非常精彩，这个假期还是过的很开心和满足。

读后《万历十五年后》，大明朝这段历史还是活生生地塞到了我的脑子中，其中事非功过，真是很耐心回味，不管是大到今日之中国，还是小到日常的工作环境，均可以从中找到许多答案、许多启发。以下是我的一些读后思考：

一、近现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何在？

中国自三皇五帝开始，经历几百上升年，万历及期先辈，必然对于历史兴衰之道，对于管理一部国家机器有自己的做法，可是，不管是哪一个朝代，当经过多年的发展后，最终走向没落，就像一个得了癌症的人，从早期、中期到晚期，似乎一步步走向衰亡而没有一点办法或有的只是苟延残息，在这个进程中，能人志仕，当然包括万历也想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可是就是无法施展，甚至是一国之君，似乎一国之君就是被文官阶层所绑架。我在想，大明的覆灭之路，那些文官阶层不知道吗？大明倒台，对他们有益吗？其实是无益的，这一点，可以从文官同意戚继光与日本浪人在沿海开战，可以看的出来！因为日本浪人在大明的沿海已成为心腹之患，如若不除，也会威胁到文官阶层自己的利益，其实这些文官不知是不是像血吸虫一样？如果外界环境不至于伤害到他们继续谋取既得利益时，天塌下来，他们也不理会，但一部国家机器凭借惯性向没落方向行进时，这些文官还以为天下太平！可悲！他们不知道同时代的，欧洲发展如何了？坚船厉炮发展到什么样子了！帝国的没落给大清的衰落、近代中华所受的欺辱埋下了多少种子！一个人犯错，可能影响他一个，一个国君，一个管理国家的机构如果出错，其再纠正是需要付出大么大的代价啊！中国浩瀚历史长河，中华民族经历多少灾难，最终屹立不倒！为何我们近现代却输给了西方？甚至我们身边的弹丸之土？这不光是历史学家需要研究的问题，更是所有中国人应思考的问题，国家的统治阶级自不必说！黄仁宇先生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方面是由于文官阶层的腐朽，另一方面是由于统治阶层与社会的脱节，再就是中国人一直沿用的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思维习惯。由于我看的书还不够，思考的深度也不足，因此我姑且记住，我会在日后的学习过程中，带着这个疑问一直去研究，去思考。

二、孔孟之道，仁义之学到底应坚持还是摒弃？

黄先生说中国人用道德代替法制，这似乎是历朝历代一直沿用的方法，孔孟之道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百姓如想步入仕途，必读《四书》、朱熹四书译注等相关书籍，可以说形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石和共识，在国家的统治和管理中，这些思想又真正可以带来多少好处？又有什么坏处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辩证看待，有选择的吸取，才是适应当下世界环境的上策。

三、人具有阴阳两性吗？

答案是肯定的，即一方面人们总是口口声声大喊仁义之道，这是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顾及自己的利益，虽然老子倡导无为，孔孟让人们行仁义之道，佛教告诉我们无我，一切皆因缘，想必那些文官阶层不比我少理解这些知识和道理，可是他们中许多却中饱私囊，拉帮结派，挑起内耗，并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这其中真包含有易经的许多层深意，物极必反，“文极必开**之机”，如若人，特别是统治管理者，不进行自我省，自我救赎，或只有一小部分在这样做时，这群人是可悲、可怜又应该打入地狱的！因为他们的呆板僵化，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

四、张居正其人

在书中，黄先生似乎一直抱有一种同情、支持、理解的态度来看待张居正，我也是这样的态度，在明末，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强力的人物，党派之争将更加激烈，许多实事也将不能实施，明朝的覆灭也将更快！也许历史会批评张的专权，可是如果不专权，如何能办成事？位极人臣！死后却被清算，实在有些凄凉。从中也可以看到政治斗争的厉害和残酷，我们中国人有一点特别不好，就是当一个人什么不好，连你死了，也要挖出来清算，真是凶狠毒辣！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张不是不知道的，他在生前说过“入大火如入清凉界”，这是张居正独特的政治哲学。大火，能把人烧焦；清凉界，能使人心静如怡。语出《华严经》，华严宗讲宇宙万般境界，都可以即出即入，互涉互入，也就是说都能相融相通。如果你说张居正贪恋权贵，无强国之治，我想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这个人物，我本人很佩服，佩服其才能，其志向！其气度！

五、申时行其人

一个忍耐待机会到时，抓住机会的典型代表，一个一生追求“真诚”的官员，他也许从张居正的一生看到了暴风骤雨似的改革由于文官阶层的阻挠而不能实现，更看到了其悲惨的结局，在理想和实现之间，他选择了一种平衡之策，虽然得善终，但对一个病入膏肓的帝国，我更佩服张居正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因为此时的帝国，其实是需要猛药的，如若不然，只是苟延残喘，最终终归覆灭。

六、海瑞其人

每一次以全新的视角，来看海瑞其人，也许海瑞圆润一些，可以让自己过的更舒服，对社稷、对百姓的贡献也越大，但是他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和实践人！最终草草了却一生，但其代表中国文人的那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是感动和鼓舞千秋的，这也形成了中华文化、中华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类似的历史人物，我想还有屈原。

七、戚继光其人

不论如何，其将帅之才足以使其彪炳千秋。成功清剿南方沿海日本倭寇，并威退北方蛮夷，其实戚继光有许多更为先进的方案，但他能洞悉当朝允许他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在这个范围能做到最好，这一点，非常厉害！人常常是不知何可为？何不可为？能洞悉当时的社会本质，也说明戚非等闲之辈了！有机会，研究一下他的著作，看能否从中学会一些。很可惜的是，明王朝没有继续发展武力！不然如何可以轻易为清所取代！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和感受到许多重要的历史契机！真的像缘份一样，稍纵即逝！而且影响深远！甚至影响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何几百年后，我们才发现这些？才发出一声叹息啊！一个国家，如果让真正有远见的的人来统治，政令通达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八、李贽其人

给我感觉是，此人很混乱，我未理解他的主要思想和观点，难怪称他为“自相矛盾的哲学家”，叙述他的这一章中，我最感动的有两点，一个是其妻子对于他一生追求的支持，他们的三个女儿，有两上因饿、营养不良而死去，这对一位母亲是多么大的一种伤痛，这让我对于女人，特别是母亲，有一种天然的敬佩！（但对于干预政治的女人，却特别讨厌，因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皆因皇帝未处理好与女人的关系而导致**），另一个是李穷困潦倒时，总有人，特别是一些社会上层的文官一直支持他，给他吃给他穿，李无后台，有的我想可能是像芝兰一样的品格和思想！才会吸引如此多人一直支持他，帮助他！给予他这么多及时和超越政界与阶层的关爱！这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精神和气度啊！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

万历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一批历史人物在黄的笔下重新闪现出灵光，掩卷而思，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人在官场，特别是中国社会应该如何适应。

读这本书，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总裁李晓忠会议上的话：“如果你现在对共产党不满意，则更要入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她！”诚然，对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变中国社会，则首先要适应这个社会上的规则，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改变社会。

但在万历时期，却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万历帝采取了消极的做法，使得朝内矛盾增加；张居正采用高压策略，令压力在其去世后瞬间爆发；申时行总结经验，却采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无成；海瑞用其独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却无法与现实接轨；戚继光虽心有国家，外在表现却是组建私家军队——“戚家军”，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综合以上，我说充分认识到“目的”与“途径”各有所重，可以说，目的重要，达成目的的手段更加决定了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为国家出力，但如果途径不对，则目的无法达成。

中国毕竟不具有一个直来直去的文化，大家讲“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显重要。在西方，“沟通”同样是一门科学，而在中国“沟通”却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为当事人就要有识破别人真实目的的能力。

万历皇帝在别人指责张居正之时没能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酿成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与错误。所以这要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达成的效果是什么？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征所讲，一个连亲情都不顾，边儿子都可杀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所以，一个人做事情如果违反了大原则，其心术则肯定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也不提倡海瑞似的作风，因为人毕竟是人，有“阴”、“阳”两面，即私俗与奉献精神并存，所以在制度完善的情况下，肯定比低薪要好的多。

所以，今后一定要记住，要改变社会，首先要适应社会；要改变一个人，也要首先与这个人建立良好关系。同时，要认清一个人，首先看其言行，但最主要是重视其言行背后的真实目的及即得利益者到底是谁。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4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5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这本书的网上评价是相当高的，或许由于几十年国内的传播，其中的一些观念已经间接或直接影响我们，或通过影响相关史学文章进而潜移默化影响我们。读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的新颖、觉得与众不同的观念。当我看完书，看到后面关于成书的介绍，我想大概是八十年代时候，书中的那些说法相较于传统较为突破人们对史学文章的认知。但，今天，可能由于其影响通过我身边的老师、或读物直接与间接影响着我，就没有了眼前一新的感觉，或许这正是其伟大之处吧。我没有去探查八十年代时候人们的历史观念是什么样的，不能站在那个时代而以今天的视角来评价是不合理的。

作为一本畅销书，自然可读性是其第一要素，要兼顾可读性，自然史学的严谨会有所欠缺。但是，wr如果仅仅是枯燥客观的描写，又有几分精神能够读下去。文章包含了作者带感情的理性分析，也给我们开拓了一种眼界，毕竟假如是枯燥的描写不见得我们就会去思考。作者的大历史观，我总结为分析背后的制度及根生蒂固的道德，而把而人看作在历史的车轮面前无抵抗之力。对于背后的道德、法律分析是深刻的，我比较认同的。

但是，作者似乎给予了历史人物更多同情，尤其是万历、申时行，这点我是不太苟同的。在书中，他们是制度、根生蒂固儒家的受害者，有种心有余力不足的感觉。历史的兴衰更替确具有周期，每个人均会在其中深受影响。但是，我对万历的态度确是批评的。不论这么样从内心去，万历是不值得同情的。万历的不作为，消极怠工不值得同情。生活中谁不又遭受着痛苦呢？我更喜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乐观、拼搏态度。对于申时行，作者予以了他那折中调和、熟悉人性阴阳的赞美，在我看来，身处要职，如不够强硬，是难以改变现状而有所进步的。在世上，只有你什么都不做才有可能受到别人的最小非议。既然如此，就应为了正确的事情而不顾他人看法。对于身居要位，处事显示温和又为哪般。为人谦恭是应有之义，但做事应有坚定与不让步的原则、立场。在历史的进程中，我更喜欢强势人物张居正。虽然身上有有那些黑暗面，但强势更能反应一种改变精神。

最后，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人生何尝不是，看似简简单单的万历十五年，何尝又不是我们看似平平淡淡的每一天。几十年后，我们走到的地方，都映射着我们身上一直以来的影子。正如这个帝国，一直为其固有的道德与法律、文官系统的牵累，终将走向衰落。而，我们身上的懒惰、得过且过，也在不断的在无意中束缚着我们。

第三篇：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历史也可以这样写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其代表作之一，融会黄先生数十年人生经验与治学体会于一体，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思。本书的著作主旨在书中最后可以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而本书对当代中国人来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国人的历史写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一种模式，一个口吻，一种角度，只提供了一种画面。黄仁宇的这本书，简直是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大陆人都会震惊，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像一把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

对这本书的读后感叹，多是赞誉有加，总的说起来一句话，便是“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那原因想必也是很少有人能这样观察历史，当然也很少有人这样写历史。“社会强制被作为公正的替代品，总是自上而下地施加压力”成为书中的名言，被复叙和引用。从特征上说，《万历十五年》将看似枝微末节，易于被历史学家忽略的小事，有序地联系起来，于风调雨顺的升平景象里，找到那些微妙平淡的纠葛，成为日后天翻地覆的历史诱因，由以证明政治的混乱实为人祸。

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戚继光、张居正、海瑞、申时行、李贽等人的一些行为举止，给历史留下的影响，更可看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关于这本书，作者自己也有所谈论。这里摘引几段《自序》，便知道作者的写作和认知态度：“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这其实是长话短说，黄仁宇先生在书中，还留有许多历史评论：“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对中国明朝历史素无研究，但说出的话却很中肯：“黄先生告诉我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还在集权的皇帝身上。本书选取了明代历史上很平常的一年——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并未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然而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青萍之末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

一、关于本书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

历史是枯燥无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课程，相信这是很多人从中学时代得来的印象。而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需要历史教育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知识结构不致欠缺，掌握一些应知的历史史实？还是使我们明了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答案当不应如此。但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消磨了历史学者的个性和勇气，使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而另一方面，故作高深的理论和生硬搬用的各种术语，又刻意给学术著作和论文垒起高墙。学术著作似乎和自由活泼的文风势成水火，文字生动流畅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就没有学术价值，而那些只能由少数人看懂的才是学术著作。这种刻意营造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似乎可以遍见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同时，作茧自缚故作清高的虚荣和自由思想挥洒文字能力的欠缺，是历史学者们鄙视通俗写作，因而也造成了高质量通俗历史读物的缺乏。我们能够面对的要么是干扁乏味，要么是胡编乱造，也就渐渐消淡了对历史的兴趣。让普通大众所接受与学者的学术志向就必然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吗？历史学一定要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吗？历史学家可不可以具备一些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呢？

同时我们被,《万历十五年》打动的还因为作者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具体的史实考据，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会仅仅满足于钻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伟大的史家大都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并研究和总结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就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就在于他首先是极具思想性的社会人，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和忧虑。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作者截取一个断面，仔细理清当时社会脉络，深刻剖析其经济社会结构，所为的不过就是为了揭露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经济以维持王朝的安全等种种体制上的弊端，其目的还在于通过“技术的角度”、“数目字管理”，为中国发展寻出路。且不论他所提倡的“中国革命的的目的，无非跟随着世界趋势，以商业组织的办法，代替昔日农业生产方式里以多数小自耕农为基干组织的办法，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是否绝对正确。为什么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能从传统社会的架构中脱胎出来？以现代商业组织代替传统的农业组织其具体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的剖析已经激发了我们的共同的思索。

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做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做一个鸡蛋来剖开；研究既可是历时的，也可是共时的。”切开某段历史的横断面，我们不仅可以把握到它的主脉，也可看清它的细节；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这就要求作者要充分占有资料，并有高明的史识，这样才能洞察因果，厘清脉络，找准头绪。从小就习惯于看那些学识渊博的大师沉心书堆中研究琐碎精微的学问，现在猛然看到黄仁宇先生大作，虽然也是描述“小节”，但一管而窥全豹，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切中要害，看出黄仁宇先生已是对数千年社会发展脉络清晰得可以把握，历史大走势了然于胸，自然大开眼界，佩服不已。

二、关于本书中的稳定与体制

作者以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为横断面深刻剖析了中国封建传统社会的一些根本弊病。今天看来，事隔四百多年后的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仍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

稳定安全当然重要，但是为了稳定安全而一味地采用保守措施，实是一种逃避和牺牲，不过是延缓了体制上的尖锐冲突，并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从《万历十五年》中可以看出

例子。黄仁宇说：“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政府为什么宁愿维护落后，也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呢？原因当然就是安全。发展商业资本，扶助先进的经济，当然可以增益全国财富，但是发展先进经济引起的贫富差异，不免带来动荡；而私人财富一旦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又为王朝安全之累。有着这种种风险，视帝国为一己私物的皇帝和力求保位升迁的官吏们，自然宁愿因循守旧；即使偶一有了深远见解的勇夫稍稍迎合了这种变革的趋势，也会立马淹死在“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易”的唾沫星子之中。政事上也是如此，注重的是体制的安定，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了少数人，只要能维持大局就行。军事上也是如此，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就应全盘放弃，代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应集中管理。但是泱泱帝国没有能力也不允许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部分的修补。反观我们当今，是不是也有着这种隐忧呢？为了稳定，我们放弃激进有力的改革措施；为了稳定，我们只周旋于政治体制外围做小修小补的敲打，而不敢触及根本；为了稳定，我们宁愿翦灭异己听到整齐划一的颂歌，而不愿听到真实的叫喊„„ 万历十五年，表面看去，四海升平，不过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在黄仁宇先生锋利的剖析下，各种陈旧腐烂的病因毕呈。正如先生所说：“表面的安宁永远是虚幻的。”我不知道，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若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

1587年，欧洲文明正摆脱着中世纪阴影而焕发出勃勃生机；1587年，中华帝国却在歌舞升平中走向死亡。中国不是在有清三百年才衰落下来的，但是中国同样不是在1587年才开始衰落。一种制度，在形态完全展开的一瞬已走向腐朽。而其后的表面摇曳，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腐朽的制度束缚了经济，大帝国渐渐衰弱老去，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僵化的体制使社会发展已至山穷水尽地步，没有全面改革和全社会参与，任何个人行为都属无济于事的小小敲打。《万历十五年》中也写到力图振作的皇上、精明强干的首辅、勇猛老练的将军，但是这些努力在与腐朽的制度的冲突中无异鸡卵，于是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所说的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在此显露无疑。体制的先进与否决定了其后经济发展的爆发或衰败，决定了国家实力的变化和地位升降，甚至使一种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较量中毁灭死亡„„我们的改革，自经济政策的修补开始，渐至结构调整，至经济体制，然而最终总会落在政治体制。我们在外围敲打半天，最终还是无可避免的要动真章。看传统政治对经济影响的历史教训，我们还想借着安定团结的幌子拖延逃避几日？

三、关于本书中的儒家

黄仁宇先生明确指出本书着重批判的是儒家以德治国的思想：“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黄仁宇先生还提醒读者，不要误以为本书作者在为明朝一个昏庸皇帝辩护，他的本意是揭示出整个社会机制具有比统治者个人(皇帝)更为强大的力量。

儒学发展到明代，已愈益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皇帝朱翊钧原也有励精图治的愿望，但最终意志消磨，听天由命。作为封建专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在名义上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他要实行一种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而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软性的，如在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上就是如此。正如书中所说：“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

儒家从根本上混淆了私德与公德的界限。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治国如治家，治家先修身，修身则以孝为本。因此儒家的以德治国又是典型的人治。“为政在人，则其政举。”“为政在于得人。”

儒家礼教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其中一目了然的不切实际的空想性或乌托邦性，也不在于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而在于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把政治道德化，这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自由因此荡然无存。混同国家与家庭的界限，治国如治家，其本质上的宗法性与技术上的幼稚性自不待言。从这点上来说，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中国跟当今一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极为相似。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道德判决的力量远远大于法律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准法律的效力。因此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往往体现为礼仪之争。正如作者黄仁宇所指出的：“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

书中所称的“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他可谓典型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三次罢官，固然有刚直不阿得罪权贵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不切实际僵硬保守的执政风格也招致天怒人怨。他的思想表现出典型的儒家道德本位与平均主义特点，却缺乏法治社会的“正义”概念。他不能理解明清之际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和发展，将之视为“刁风”而大力扼制。只是碍于他的“清廉”名声，朝廷才不得不勉强授予他个把闲职。

《万历十五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戚继光，他的悲剧一生也同样折射了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然而只因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死后他也随之被革职，晚景凄凉，一贫如洗。通观整个万历朝，与他命运相同的武将何止一人，另一名将俞大猷，与戚继光一样，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我们还可以联想到明朝最后一代皇帝崇祯所屈杀的袁崇焕。他们令人同情的遭遇带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质，是儒家保守的治国思想合乎逻辑的结果。

马克斯·韦伯就尖锐地指出，儒家礼教是用“数不胜数的礼仪枷锁卡着中国人从胎儿到死祭的生活。琐碎之极，尤其是一切细节都得信守不渝，简直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这种礼的理想所作的美学式的冷冰冰的控制，把一切从封建时代流传下来的责任义务，尤其是乐善好施的义务，都变成了僵化的符号仪式。”这种形式主义无疑是帝国腐朽的表征之一，也是一种文化其生命力衰弱的表现。

而儒教将“礼”的修养作为“君子”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只能培养出扭曲的人格。礼教使人的道德修养的重点由内在的精神过程转向外在的行为方式，由内容转向形式。由于注重外部行为在形式上是否合乎“礼”，就必然使对内心真实信仰的关心退居次要地位。另一方面，儒家礼教的各种繁文缛节不合常情，很难做到，因而在现实生活常流于空洞的教条。为了不至于违反或亵渎神圣的礼教，人们只好阳奉阴违，相率以伪。原则与现实的这种不协调，造就了大批自觉或不自觉的伪君子，欺世盗名之辈，再不然就是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书呆子或者人格分裂者。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借“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今人多以此话为偏激而不取，然细察鲁迅本意，他所说的“仁义道德”应该指的就是儒家的一套伦理价值观念，鲁迅无非是用文学的夸张语言揭出了一个事实：儒家礼教违反人性。纵观整个封建时代，可以说，儒教是失败的。儒学，无论是作为一种哲学体系还是一种伦理学体系，都表现出较低的思维水平。或者毋宁说，表现出比较原始的思维水平。

如果我们拿西方哲学来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儒学的根本缺陷。儒学没有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有的“自然法”(即人的自然权利)概念。虽然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充斥着

“自然”这个字眼，但这跟“自然法”毫无关系。西方社会正是从“自然法”概念中引申出了自由与天赋人权的重要思想。而在儒学的字典中，是根本找不到“自由”、“权利”这类字眼的。

可以断言：儒教与近代资本主义进程是格格不入的。

总而言之，《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通过《万历十五年》及随后读到的一些有关历史的书籍，我明白了研究历史有多种角度：不仅仅是那些帝王将相的历史，也可以涉及平凡人物的心态和性格；对历史事实，不仅仅是说明“是什么”，也能够通过分析和剔别，说出“为什么”；不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个别人物的历史，也可以是总体的社会的历史，“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我知道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写法，可以写的生动流畅活泼有趣。只是可惜，这种类型的书太少了。

第四篇：读万历十五年就要先读黄仁宇

关于黄仁宇以及《万历十五年》其书

黄仁宇先生的介绍，自不必提，但是这里要说的是关于他的出身经历对于他的历史观点的影响。我觉得，黄作为一个在青年时代经历过民主革命的人，内心中实在是西化的成分大于了传统的观念。而且在黄仁宇先生的作品中，无不体现出对于中国历史的某种批判，尤其是对于封建专制制度，更是毫无肯定的意味，只是对于个别人——尤其是武人——的功绩或许会有肯定——这也许与他近10年的军旅生涯有关。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说到。另外就是黄是在美国接受的西方式高等教育，而在此时，他对于中国传统的批判观念已经基本固定，所以他的作品大多是在以西方的历史观点和方法论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这在长期不存在对于历史的学术研究的时代里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肯定归肯定，对于黄仁宇的观点，还是要辩证地看待。

《万历十五年》与其说是一部历史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部通俗社会科学读物。尽管黄先生在这里援引了大量可靠的史料，但是其分析论证的过程，却并不十分严密，甚至在最终也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能禁得起推敲的观点（所谓“禁不起”，并不是说观点本身，而是由于其论证的方式过于草率，缺乏说服力。然而对于黄先生的观点，我还是很难不认同的）；事实上，这一观点的提出是散见于本书行文之中，甚至要靠读者“脑内补完”的。然而这并不是对于《万》书的批判，因为这部作品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出现的，更多的则是某种历史随笔。但是即使如此，也不难看出黄仁宇先生对于历史的基本观点，体现出黄仁宇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

2、我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皇帝

关于万历皇帝本人，通过这部书，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形象：消沉，抑郁，不负责任又或许事出有因。总之，这是一个和我们的以往印象中的皇帝截然不同的形象。通过本书的行文，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结果（或称悲剧）归因于文管集团的逼迫和人性的复杂，导致了万历皇帝的崩溃。也许会有人说，是他的软弱的个性决定了他的政治悲剧。但是我要说，这样的看法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的。万历皇帝本人或许并非秦皇汉武搬拥有着强大的意志力和政治手腕，但是问题在于并非万历皇帝本人选择了成为人君的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了他。是君主制度，而不是某个人，导致了这个人在皇帝位置上的出现。这是荒唐的制度的失败（这或许也是黄仁宇先生比较热衷的观点。作为一个西化程度很深的学者，黄先生是大体上强调制度大于某个个别人物的作用的）。

但是，在这里我觉得或许还可以有另外一条思路来解读万历皇帝的崩溃。这个思路就是把焦点更多地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败上。中世纪的人们，具有着习惯于相信的精神气质，崇尚狂热，排斥理性。关于这个，下边还要提到。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中世纪的哲学，多半不是从实证理性中获得说服力，而是靠说教的修辞。或者我们这样说，中世纪的哲学信条，往往是说教的口吻加以表述的，而非现代意义上的论述和证明。在得到最终结论之前，也大多都是一种灌输式的信息传递——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强调理论自身的完善，而否认任何修改的可能——粗暴地剥夺了受众独立思考的权利。

在明朝以前，中国历史上占据着统治地位的观点是儒家式的学说。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儒家的学说才可以被纳入这个体系。事实上，儒道墨法，都是以各种方式被儒家吸收。后世常以为儒家同法家对立，其实不然。且不说法家的杰出人物中不乏儒士门徒（比如韩非就是荀子的嫡传），就是崇尚儒术的汉王朝，也是几乎将“暴秦”时代的残酷刑罚全部继承（墨、劓、刖、宫等等），只是偶尔例外（如刘邦时代的“约法三章”等等）。总得来说，儒家强调德治，是靠道德说教进行的。带有着上文说到的不容置喙的温柔的话语权特征，后世的儒术从人性善出发，把人的道德水平提到了一个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也就是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或者至少是大部分社会成员，都靠着极高的到的觉悟进行着日常的生产和生活。而这恰恰又造成了道德家们没有预见到的结局：单纯提高道德要求的标准，和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本身是两回事。

美国法学家L·富勒在其代表作《法律的道德性》中，曾经对道德进行了一番精彩的论述。他认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存在着他称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两个部分。某些情况下，人们不会因为达到了某种道德的要求就受到奖励，而在另外一些情况里，人们也不会因为没能达到道德的要求而受到惩罚。在通往道德的完美状态的阶梯上，存在这样一条看不见的标尺，一旦越过这条标尺，害怕遭受惩罚的恐惧就逐渐消失，而追求卓越的心理则逐渐发挥作用。儒家思想中的这种对道德标准的过高要求，其实就是犯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却不易为我们察觉的错误：它混淆了愿望的道德（对卓越目标的追求）和义务的道德（或曰道德的底线），而是对所有人和所有情况一概而论，把他们全部当成了孔孟颜回之流的道德家来要求，这在无形中就为中国人构成了一种人格困境。出于这样一种人格困境之下的人，在无法达致某些卓越的道德层面的情况下，就很可能丧失对于道德底线的坚守，连最起码的也不愿做了。尤其是经过了一千七百多年以后，这个道德的困境，早已被原本应当奉行它的文官集团成员所心照不宣，就更谈不上遵守了。

如果单单是一个哲学体系的人格困境，或许只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失败。但是传统哲学在另外一个方面，也存在这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性的判断。成书于宋代的《三字经》明白地说：人之初，性本善。实际上，人性的善恶，在孔孟的时代里，是没有明确提出的。尽管《大学》中似乎有着人性善的倾向，但是我们很难说其是一个明确的判断，因为在《大学》中，对于这个问题也是模糊不清的。孟子并没有直接谈论人性的善恶，而是留下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论断：人皆可以为尧舜。后世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根植于性善论之上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假说，即孟子本是主张人性恶的，只是可以通过教化和自身的努力，成为“全善”的尧舜。因为这是一个没有言明的问题。荀子更是通过反对子思和孟子，明确提出了“人性恶”。而且这一想法为他的弟子——李斯和韩非所继承。只是到了后世，才有所谓的“人性本善”的说法。

在强调人性本善的中古时代，所有的文化典籍几乎都是一边倒地承认了这一原则。而作为一个孤独的皇子，万历皇帝在接受教育的时候，是不可能接触到人性的丑恶的。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万历皇帝自幼深受儒家人性善的熏陶，更是对于整个儒家体系都深信不疑。在他眼里，完美的楷模，非张居正莫属。张居正不仅在知识上对万历皇帝起着导师的作用，也在人格上也起着重要的表率作用。如果说作为皇帝的万历是众人眼中的神的化身，那么在万历本人眼中，张居正就是神的化身。所以，当张居正的形象随着他的死亡而破碎的时候，万历皇帝的精神世界也就随之破碎了。因为原来即使是他认为完美的张居正，居然也有某些（不可避免的和人性中的）苟且。这样一个“真相”，不仅是万历皇帝精神上的“成人礼”，让他看清了人性的真面目，也进而动摇了这人性的根基——儒学本身。而整个帝国就是建立在这一整套为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伦理体系之上的，因而整个帝国在万历的精神世界里，其实早就不存在了，而万历本人，也随着这个过程结束，丧失了自我认同。一个失去了自我认同和精神信念的万历，就是一个制度角色（包括政治的和宗教的）和自然人格的分裂，最终只能沦为一具行尸走肉了。至于后来他对于废立之事同文官集团的冲突，其实也早在他精神世界的崩溃后就注定了结局，只是一剂催化剂而已。下面是关于文官集团的部分

首先要说的中国的宗教。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国教，甚至在宗教上也是与政治无关的。但是中国历史即使再特殊也不能逃过人类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法国思想家奥古斯特·孔德曾经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神学的，形而上的以及实证的（这里并不是完全肯定孔德的观点，只是借用其中一些合理的成分。至少在前两个阶段，孔德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单就按照他的思路来说，其实他自己的学说也是某种形而上学。）。所谓神学，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讲也应当算作是形而上的范畴——所谓形而上，形应当是指物质实在，而是介词，意义近乎于之，上指超越；所以形而上的意思就是单纯的（实际上不可能）思辨的哲学，如从广义上讲，就是凡经人类理性思维的都可以说是形而上的。而在世界历史上，从公元前直到近代，也就是所谓的“古代史”时期。这个时期人们的精神气质是相信，对宗教的相信，对权威的相信，而且常常是非理性地相信。对于理性的东西甚至是拒斥的。至于近代科学兴起，人们才开始对于实证经验可以证明的东西投来了更多的关注，而对于之前近乎狂热地非理性的相信，则加以摒弃。

中国没有经历过近代科学的兴起。甚至可以不客气地说，中国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的（这里所谓的科学，并不是指某种知识，而是指称那种基于观察、经验等实证材料的逻辑严密的概念性话语体系）。所以，当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不得不向西方世界开放时，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还是那种中世纪式的不加理性地相信。既然是这样的精神

气质，而中国又不存在西方基督教式的宗教，那么中国人在相信什么呢？答案就是，儒学。这里的儒学，并不是单指孔孟之道，而是包括了后世经过董仲舒、朱熹等人改造过的，融合了各家思想的那种东西。与西方的基督教或是伊斯兰教，乃至中国引入的佛教对比来看，儒教（姑且如此称呼，这一概念并不严密）与之是颇为相似的。它们都具有某种偶像崇拜，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们都强调对于某种道德戒律的不假思索地接受。人们或许可以质疑对于上述几种话语体系的解读，但不能质疑这些话语体系本身。西方的基督教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已经发生了重大地转变——当然，这种冲击本身还是基于物质基础的改变——而中国则不然。这也就是黄仁宇先生在《万》中提到的，关于本朝依靠道德的统治的说法。在这样的精神气质下，皇帝当然不再是一个自然人，而是一个宗教符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某种带有宗教偶像性质的、沟通现实社会和超然世界之间的纽带性质的符号。

说到超然的世界，以下的部分是不能跳过的。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同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就是在世界观上，西方人所具有的是一种理想的与现实的、应然的与实然的、超然的与现世的二元对立体系；而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则是强调某种一元的、统一的世界观。孔子曾经明确地表示过，不知生，焉知死；孔子本人连同孟子以及其后的大多数儒家学者也大都对当下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而对于现世之外则鲜有讨论。这当然不是说在中国不存在对于超然世界的关注，但是与西方的宗教哲学不同，中国的超然世界只是对于现实的投射，甚至是现实的结果；而西方世界则恰好相反，人们是可以利用对于形而上的、超然的世界体系的思辨得到的结论来批判现实中的不足，比如西方世界一直是教权要高于世俗的权力这一政治传统（尽管在近代这一传统已经被打破，但还是残存于当下）。在中国，这种超然和现世，实在不是泾渭分明的。一个优秀的人会成为神的一员，如孔子、关公（甚至是某一家族的祖先。中国人的祭祖活动，是多少带有某种宗教性质的。比如在一些地方，清明祭拜的时候也会有祈求先祖保佑的祷告内容。）；而一个神也可以成为现实的一员，所谓皇帝为天子即是（严格地讲，天子是一个神秘的神明“天”的代言人和化身，不能完全等同之前讲的其他神职人员）。

正像西方的教会和僧侣掌握着“通往天国的钥匙”一样，中国也存在着一个类似的阶层，一个也许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却拥有着类似的、左右舆论的能力。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的“文官集团”（黄仁宇语）。个人认为，所谓“文官集团”这个称谓，其实并不能概括这个掌控舆论话语权的知识阶层，倒是称他们为“士大夫”更为妥帖。因为并不是只有所谓的“文官”才在历史上有着这样的力量，而是包括了尚未成为官员中的一员，而却具有着不亚于任何官员的舆论影响力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这些士大夫们并不是因为掌握了行政权力而受到尊重，而是因为掌握了对于知识解读的垄断而受到尊重，进而为权力的所有者吸纳为同盟的。这种对于知识解读的话语权的垄断，可以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对于某个当下人物的历史评价（历代史书，都是出于士大夫之手），再比如对于经典著作的解释（朱熹等），甚至一种更为制度化的形式——科举：从题目的选定，到最终的评价标准的产生，都体现着对于舆论的主导地位。

这个实际上充当着类似西方宗教团体的角色的阶层，又很难真正成为一个特殊的、足以对抗世俗权力（如皇权）的集团。究其原因，我大概看到了两个方面：一是士大夫阶层缺乏公信力，甚至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中也缺乏必要的威信。这是因为士大夫阶层本身是由于对舆论的掌控而获得了当权者的重视和肯定，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又是因为当权者的肯定而获得了对于庶民的权威。作为普通民众而言，士大夫——或者通俗地讲，就是“读书人”——之所以受到尊重，正是因为他们可能会成为统治者的一员，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因为他们的知识是很难在现实中创造任何价值的。这也就决定了，士大夫阶层势必依附于掌控权柄者，于是双方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照不宣的合作关系。而万历皇帝，也正是这种合作关系的产物。另外一方面，正是由于士大夫对于权力的依附，导致了其组织上的松散，所以士大夫的选拔和维的系过程和方式也与之互为因果。对于士大夫阶层以外的人来说，如果想要成为士大夫的一员，必须要在特定的知识方面达到一定的程度，而与此同时，他的道德水平倒并不成为具有决定性的条件。而当一个人真正成为了士大夫的一员时，情况就恰恰相反了，他的知识水平已经退居第二位，而道德水平则成为了判断一个人是否杰出的第一标准。而且，每个士大夫，也都是以一种类似于小农经济式的自给自足般的方式，成为士大夫的一员的。除了作坊式的教育机构——私塾外，一个人是否成为士大夫的一员，完全是通过考察其个人水平的科举考试来实现。这也就注定了，士大夫阶层内部即使是对于普遍尊崇的经典文献，也不会产生完全一致的意见，甚至可能产生各种冲突。

除了以上组织上的松散性，士大夫阶层还有另外一个特征，而这个特征，又多少是与上文所说的松散的精神气质截然不同的。这种特征就是对于技术的排斥。根据士大夫们确立的社会标准，劳力者治于人，也就是说，那些从事着具体生产的人，是不被肯定的。古时对于医者、乐师、各种工匠的评价，是十分底下的，甚至是把他们同某种从事迷信活动的江湖术士等同。史书中，对于掌握了各种专门技术的人，是和那些术士放在一起加以记载的，通常会被称为“方技传”。所谓的方士，就是术士，比如怂恿秦始皇去寻长生药的那一些人。而且即使是为这些人立传，也往往是忽略了具体技术的记载。如果要探寻这类现象的原因，我想可以对比西方的天主教会对于科学家的迫害来说明的。正是因为哥白尼，布鲁诺等人的科学发现，动摇了教廷对于知识的垄断，所以他们遭到了宗教裁判所对待异端式的压迫。同样的，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带有科学性质的问题，比如地震，洪水，日食甚至野生动物的习性，都要和建立在对超自然现象的崇拜之上的道德戒律相联系，所以任何可能绕开这种思维进路的方式方法，都会动摇士大夫在精神上的领袖地位，因此士大夫阶层总是排斥技术的。

现在就可以来谈一谈《万》中的各色人物了。作为中国历史上极富争议的人物之一，张居正其实并不完全属于士大夫阶层，甚至可以说，是士大夫阶层的叛逆者和死敌。这样说的根据，就是张居正为达到后世所谓的“中兴”的局面，所采用的方式是复杂而且为士大夫所不屑或不认同的。也可以说，张是个为达到最终的政治效果而不择手段的人。这一方面会使他在道德上陷于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会把他自己放在全体士大夫的对立面上。因为要想达到“中兴”的效果，就意味着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也就是意味着要拥有丰富的技术上的手段。从他曾采用的各项改革措施来看，比如“一条鞭法”，是要建立在一种对于货币金融有着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的。这种认识，就像是近代的科学知识一样，是于价值判断无涉的纯粹技术性的知识。而上文已经谈过了，士大夫阶层对于技术的天生的反感，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会在张居正死后，选择站在他的对立面上。因为那些不依靠传统经典和个人道德修养的技术性改良措施，已经从根本上撼动了士大夫阶层继续存在的根基。

从这个角度上讲，戚继光就像是对于张居正的这种政策态度的注脚。我们当然不能否定戚继光在获得其政治地位的过程中遵从了某种文官集团内部的潜规则，甚至他也一度通过自身的文人化的行为（如写诗等等）来讨好士大夫阶层，但是这些都不能否定戚帅最终还是通过过硬的军事素质最为自己的政治筹码这一基本事实。同赏识他的张居正一样，戚帅也是通过完全价值中立的技术性措施来处理抗击倭寇的问题的。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只会进行道德说教，而是改进了作战的样式，编练了新型的军队，装备了先进的武器来战胜作为职业军人的倭寇。而同样擅军事长作战这一技术性工作的军人其实并不缺乏，但都没有戚继光在历史上的评价高，恐怕就是因为戚继光带有文官式的“儒将”风采而获得了士大夫阶层的肯定。然而张居正毕竟不是寻常的士大夫，他能够赏识戚继光，也不是仅仅因为他每年的贿赂和吹捧，而是戚继光是真正能打仗的将领。至于他对张居正的个人忠诚，只不过是对于肯定这种技术能力的催化剂罢了。

形成对比的，是申时行和海瑞两人。这两人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对比。申时行圆滑而且勤奋，但却没有太多具体的业务能力，是文官集团的典型代表；而海瑞则是一个空有道德水平的文官的极端形象。从这两个人之间，可以比较容易地断定所谓的“文官集团”的性格特征。从技术上的保守，到道德上的极端，士大夫阶层实在是一个人员开放而思想封闭的麻木圆滑的人群，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知识（此二人的性格反差就是例子），有的只不过是对于一个模糊的原则性理论的尊重（或崇拜），而且排斥技术，拒绝进步。这样一个阶层掌握这中国的舆论导向和精神方向，其结果自然是令人绝望的。我想李贽恐怕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绝望，而窒息的。《万》一书中提到李贽，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人代表了进步的思想，而是代表了一种思想进步的可能性。同时，从这个人的遭遇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是十分擅长对付这类“异端”的：扼杀一个思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这种思想无动于衷，尤其是受众的无动于衷。

值得一提的是，文官制度并非始于朱元璋，而是始于两宋，只不过朱元璋是把它推进了一步。文官与武官相对应，我觉得是把一种政治性官僚和政务性官僚相对比。前者的特点是并不具备任何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而是擅长在官僚集团内部起到沟通和缓和的作用；后者则是为处理具体问题而设立的，具备专门的业务素质的官僚，他们往往是各项与一般行政管理无关的具体工作的实际承担者和执行者。两宋以前，文武官员之间是不分高低的，职能上也并无太多明确的界分，而且文武官员之间在身份上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比如汉大将军霍光总理朝政，唐代

边军将帅也通常可以凭借军功入朝为相。宋代以后，我国才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局面。一个武官即使功高盖世，也只能是副枢密使，之后即使提升，也不会再有实权。这个局面甚至一直维持到清末。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文官才一步步凌驾于以武官为代表的技术型官僚之上的。

总之，上述所有的人物，都是明朝万历十五年时社会的切片样本，通过这些样本，我们可以一窥一个日薄西山的封建王朝的面貌。从本书的写作来看，黄仁宇先生一向擅长用这种以小见大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他对中国的历史所进行的，是一种制度层面的批判，而很少涉及中国的国民性。在黄仁宇先生看来，中国的失败在于制度的成分，要远远大于国民性的方面。这也是同他年轻时的民主革命思潮向吻合的。尽管说黄仁宇先生是在用一种西方人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历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学术中，很难找到一种类似的方法论或者历史观可以与之对应，更不必说是抗衡了。

第五篇：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中共民勤县委党校 姜军基

对这本书的向往由来已久，尽管在这之前，我也阅读了红遍一时而且兼具历史与文学价值的《明朝那些事儿》，但相比后者，《万历十五年》实在是短小精悍，不光是篇幅字数只有区区二十几万字，就连阐述的内容与观点也截然相反，一本是社会化的大众读本，一本则是晦涩难懂却又享有极高声誉的历史学经典著作。

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是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汉族所统治的朝代，相比汉唐盛世，明王朝的衰落乃至灭亡距今只有400多年的时间，明王朝的中期衰败，在历史学界看来，也是中国近代化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开始。明史研究历来是史学界的一大热门，而王朝历史也从来不缺乏关注者，《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我第二次阅读，虽然大学时期这本书就被列为大学生必读书目，但两次阅读的感受却大不相同，特别是在市委党校学习期间，清华大学哲学系唐少杰教授对黄仁宇及其著作大为赞赏，在讲授《国史与党史》这门课时，提倡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和研究历史，更是引起了我的兴趣，由于这本书读起来比较困难，深入的研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借此机会，我想和大家谈一谈我对这本书一点粗浅的认识。

这本书是美国汉学研究的经典，和作者本人一样，这本书充满了传奇色彩。这本书完成于1976年，在当时的美国学术界基本上是无人问津，而且很少有人看好。直到1982年由商务印书馆在大陆印刷出版，可以说风靡一时，洛阳纸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曾评选三十年影响最大的一百本书，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高居榜首。作者是中国人，却用英文写中国史，之后又对照英文版翻译为中文，这也是本书阅读困难的原因之一。这本书还是一本怪书，它既不是断代史，也不是编年史，也不是写某一个专题，而是以1587年为点，大写特写，从而来洞察明朝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历史。

全书篇幅只有七个章节组成，以历史上的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展开叙述。分别以万历、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重要人物为单独的一章,从前后数十年的社庙沿革、财政税收、军事、文化的败象中,引出了他的伏笔: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全书内容庞杂，有政治制度，也有礼仪制度，也不乏人物描写，还有伦理宗教的阐述等等，总之，这本书看似简单，要想读懂却不是简单的一回事，关于这本书，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启发和体会。

一、要学会用“大历史观”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历史问题。

《万历十五年》以一个年份为切片,勾勒出事件人物的前因后果,解剖了晚明帝国衰落之由。《万历十五年》写一年之事,窥一个朝代,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传统的历史背景。看似平凡不过的一年，在黄仁宇笔下却惊心动魄，暗藏危机，全书由细微处见宏观，从而引申至整个封建社会。

关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学术界历来就有分歧，简单来说，就是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揭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更是淋漓尽致，这本书论述了万历十五年这个平常的年份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以当时的主要人物铺展，讲述了不为常人所知或者注意的事情和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黄仁宇的眼中，其中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这也是“大历史观”的表现。举简单的例子：作者以1587年展开叙述，看似平凡，实则不然，展望全球，这一年正是西班牙远征英国的前一年，也由此拉开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这是横向的比较。纵向来看，这一年也是张居正死后三年被抄家的开始，一般的历史学家在写到张居正时，首先讲一条鞭法，讲张居正如何清廉如何推行新政，但黄仁宇却没有这样做，大大颠覆了历史认知。

张居正为万历皇帝的老师，但张居正对待幼小的万历皇帝又过于严苛，这也是张居正死后受到清算的原因。然而真正的根源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争斗，张的改革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张在世时无人敢动，死后却由不得自己，连学生皇帝都保不了自己。结果政亡人息，改革就此画上句号，继任者申时行吸取张的教训，只做老好人，文官集团还不依不饶，在立储问题上与万历皇帝意见相左，最终文官集团获胜，万历皇帝20余年不理朝政，朝野上下看起来一片平静，实则危机四伏，明朝中兴处于停滞状态，谁又能想到57年之后明王朝竟然被东北的后金彻底打败，倘若张居正的改革能延续下去，历史可能就不是现在的面目，难怪崇祯皇帝时期才想起了张居正，只是世间已无张居正，这就是历史。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如何去思考国家，历史和世界，一直是热门话题。当然我们也走了不少弯路，进化史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这三种基本的意识形态构成了现代中国人的大历史观，特别是受西方历史学派的影响，历史虚无主义，读史无用的观点甚嚣尘上，拿现在来讲，往往有一部分人用现在要求过去，一味的否定过去，或者把现在和过去割裂开来，认为过去的总是美好的，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对党校教师而言，就是要树立正确的历史立场，要有大历史的眼光，用“大历史观”来看待我们所处的社

会环境，以及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既不道听途说，更不评头论足。

二、中国社会需要精细化、数字化管理。

这也是我的第二点启示，黄仁宇在这本著作中写道“中国古代的问题在于无法实现数字化管理”，这句话既包括了黄仁宇的历史观，更是点出了中国社会迟迟无法实现近现代化的一大原因，可谓一语点中了国人的死穴。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即中国失败的原因无关道德和个人因素，而是在技术上不能实现“数目字管理”。中国未能自发转进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传统社会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所谓数目字管理，实际就是数字化管理，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明王朝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篡改数字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具体表现就是一个封闭的官僚阶层扼杀任何积极的因素，“不容许、不提倡各地方不平衡的发展”，以篡改数字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均衡发展。在现实中，我们依然存在上述行为，这些都是不可取的。“数目字上的管理”，是黄仁宇的一个核心观点。他认为，这是西方富国强兵和资本主义成功发展的一个秘诀。具体而言，在国家的税收方面，政府有计划地编制预算、管理货币、厘定税则，以使财政商业化；在商业贸易方面，资金流通、生产销售等都有一套科学的、包含契约精神在内的规章制度可循；在财产权方面，重视对私人财产的保

护，强调权利和义务均等，使各种因素互相交换，公平合法；在商业管理方面，强调法制管理，不带个人色彩，避免私人关系干扰等等。显然，这样的思路和程序是古代中国所没有的。

三、对官员而言道德的力量不是万能的，要加强制度建设。

海瑞是黄仁宇笔下最戏剧化的人物。他以极端严格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曾经犯颜直谏,向万历皇帝递上一本差点惹来杀身之祸的著名奏疏,从此名震朝野。海瑞一生“君子固穷”,为官廉洁的他是真正的两袖清风,微薄的俸禄仅够糊口,以至在老母生日时也只能买一块肉作为生日大礼。疾恶如仇的他同样无法容忍官吏的贪污行为,对贪官的非法所得,一概抄没或退还。对待家人也是如此，海瑞的仆人就因为无法容忍他的严苛而自杀。他曾向万历皇帝提出过一个惹事生非的条陈,主张以重典杜绝官吏的贪污: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者,全部处以剥皮实草之极刑。他最大的愿望是依据祖先定下的行为准则,规范已然颓废的官僚机构,再现帝国的辉煌。但是，尽管海瑞有一个好名声，却时时刻刻受到同僚的排挤与提防，屡次遭贬，最终在1587年死去之后，官场一切如旧，大大小小的官员也舒了一口气，这不只是海瑞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一个清官成为官场的另类，我们不能单从海瑞的性格找原因，我想制

度层面出了大问题，或许才是最致命的关键。道德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道德作支撑的官僚体系也是最不稳固的，同时我们更需要从制度层面去约束官员行为，只有这样海瑞就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自面世以来，历经多次出版，畅销世界各国，也是历史学家，社会名流所推荐的阅读数目。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封建王朝衰落的本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历史的方法，尽管这本书并非百分之百完美，但是仔细读来回味无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也是我的一点儿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