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论文抒情特征论文：试论汪曾祺小说的抒情特征

第一篇：汪曾祺论文抒情特征论文：试论汪曾祺小说的抒情特征

汪曾祺论文抒情特征论文：试论汪曾祺小说的抒情特征 摘 要：汪曾祺的小说具有“诗化”、“散文化”的显著特征，在这些“形散而神不散”的小说中，作者所抒之“情”便成为小说的内在“线索”。叙事之中有抒情，用抒情的笔调来叙事是他一贯的追求。通读汪曾祺的小说，便会发现作者的抒情是借助了多种手法来实现的，正是这些手法的运用使他的小说独具特色。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抒情特征

汪曾祺是一位具有浓郁的抒情气质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以短篇见长，文体上同时兼有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小说淡化故事情节，常运用散文、随笔的笔调，向读者述说优美动人的故事。因此，抒情成为他的小说的一大鲜明特征，他自己也说他的小说“大都带有一点抒情色彩”，称自己“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他的现实主义为“抒情现实主义”。①

汪曾祺生活在一个极富艺术气息的家庭环境中，自幼受到慈爱的祖父和多才多艺的父亲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使他无形中养成一种“名士气”。他从小便有了一颗善于发现美、领悟美的敏感心灵，使得他对生活更多的怀有一种超然物外的达观。汪曾祺曾被划为“右派”，境遇颇为不顺，但他用“随遇而安”来解释自己能够支撑过来的原因，并且还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②

这种生活经历以及因此而养成的人生态度，使他在创作时自然而然的运用了抒情的笔调去发现生活的美，诗意的人生。他要让他的小说“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③从这种创作态度出发，作者或抒发对自然、人性的赞美之情，或抒发对旧社会黑暗现实的愤慨。但他总是在“情”与“景”与“境”的融合中去抒情，使感情显得含蓄而温婉。

针对汪曾祺在小说中散发出的这些抒情色彩，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来归纳和论述其小说创作中的抒情特征：

一、“童年视角”下的情感注入

“文章淡淡忆儿时”，汪曾祺文学的创作大部分是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他甚至说“一切文学达到极致，都是儿童文学”。④从这种创作观出发，他的小说常常采用了“童年视角”的叙事立场，使文章蕴含的感情显得含蓄而凝练，隽永而意味深长。

所谓“童年视角”就是指在小说的叙事中，作者借助于儿童眼光，用儿童独特和好奇的感受去表现我们的习以为常的生活。这种叙事手法的好处在于“保证作品既不失客观真实色调，又能揭示事物的本质面貌”。⑤

在“童年视角”的运用中，《受戒》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小说里，作者的叙事采用了童年视角，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间也都表现出了天真、纯洁的儿童眼光。

《受戒》中，作者是以小明子和小英子两个主人公的角

度完成对全篇的结构的。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者是以小明子的角度来叙事的。作者通过他描写了在去“菩提庵”的路上所看到的景象，与小英子的初次相遇的情形以及菩提庵中的和尚们的世俗生活。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作者又是通过小英子的眼睛将善因寺的里里外外和明子受戒的过程展现出来的。在小明子和小英子的眼中，菩提庵不过是一个童年游玩的好去处，那里面没有禁忌，没有约束，人性在此间得到了自由伸展。正是因为汪曾祺运用了童年视角，他才能将一个人生之梦写得如此温暖纯净，如此让人心醉。

当然，汪曾祺并不是一味地专注于桃花源般的诗意描写，同样是采用童年视角的小说，《黄油烙饼》和《虐猫》就比《受戒》和《大淖记事》多了一份沉重感，更能引起人们的深思。

在“文革”题材的《虐猫》中，作者将当时的社会大事件只作为背景，以童年视角讲述了几个儿童童年时期的荒唐闹剧。小说篇幅很短，主要是描写他们怎样“虐猫”，只在开头和结尾加入了李小斌爸爸的遭遇和结局。猫之于这几个儿童犹如李小斌父亲之于那个疯狂的社会。汪曾祺以童年视角来审视那个特殊历史年代，他把那个特殊时代的场景嵌入到孩子的眼睛中，以孩子天真的眼光和幼稚的心理与那个特定年代历史场景之间形成巨大落差。这类小说因为童年视角的采用，作品题材即使压抑，仍能让人感觉出行文的轻松随

意，但掩卷之后，我们不禁体会到作者难言的悲痛和控诉。

总之，汪曾祺通过“回忆”，以一位过来人的角度把现实生活通过儿童简单、朴素、纯真的心灵加以反映，使小说似乎只是将事物表面的现象呈现在读者面前，但读者通过阅读，以一个成年人的角度去发掘这种隐藏在表面现象中的真实，从而使读者在阅读中能更真切地体会事情的本质，作者所寄予的感情也在这种表面的平静下激荡着汹涌的暗潮。

可以说，汪曾祺作品中寄予的感情在“童年视角”的运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二、“风俗画描写”中的情感表达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人、情、景是合而为一的，写景既是写人，写人也是抒情。当他擎着《受戒》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一方面是小说中那种久违的“别一种风格和别一样的情趣”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另一方面，他的那种清新隽永、生趣盎然的风俗画描写不禁让人们惊叹：“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

可以说，汪曾祺在创作中常常是把感情的抒发融入到对故乡风俗画的展示，对故乡自然景色的描写中的。汪曾祺从小就喜欢东走西看，放学回家一路上的景象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此外，他爱看风俗画、喜欢读讲风俗的书，还爱读竹枝词，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并说“小说里有些风俗画的成分，“是很自然的”。

⑥

可以说，作者对故乡苏北地区的风土人情是烂熟于心的，当重返文坛后压抑已久的创作激情涌入笔底时，他不经意间就将故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融进了故事、人物，一切都显得得心应手，潇洒自如。于是，对于风俗的描写与展示就成了作者抒情的另一手段。

最典型的例子是《大淖记事》，小说开篇以地名入手，先写“淖”字的由来，接着叙说其周边人事，有对“鸡鸭炕房”、浆坊的描写，有对锡匠们的生活的表现。特别是对轮船公司东头那群挑夫的生活尤其是婚俗，作者更是不惜笔墨：

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

作者在此以这种风俗的展示是要说明什么呢？在文中，他还写到正因为这种风俗，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但他又跟了一句“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

我们不妨再看他的另一篇小说《薛大娘》，作品描写了

一位以给青年男女拉关系为“副业”的薛大娘，她不在乎别人的非议，并且把自己也“介绍了出去”。她的行为让人瞠目结舌，但她仍旧毫不在乎。文章结尾，作者加了一段议论性的结尾：“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由此，再联系《大淖记事》中的风俗，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人性健康的向往、对合乎自然的感情的讴歌！

汪曾祺正是通过这种“直奔故乡”的手法，将他对人物的感情、生活的感悟放在了“故乡”这一大背景下来展开，通过对故乡的自然景色、乡风民俗的展示，表达对人情人事的追忆与怀念，抒发对故乡的挚爱与眷恋。

三、情感“和谐”的美学风格

汪曾祺的小说是抒情的，但是他所抒发的这种情感是含蓄而隽永的，是“节制”的，这与他的“和谐”的审美理想是分不开的。汪曾祺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种和谐是人际关系的和谐、风土民情的和谐、生活状态的和谐。在作者眼里，“和谐”是一种审美观，一种文化观，但归根结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心境，一种在对世事体认基础上形成的生活心态。在这种和谐的氛围中，作者的感情在抒发之前往往经过了净化。

作品中无论题材是“悲剧性”的还是充满“欢乐”因子的，汪曾祺处理得当，“悲”“喜”交织，“苦”“乐”交融，在含蓄而节制的叙述中显露出作者的爱憎。他笔下的人物都安于自然的生活,对生活没有虚妄的期待,对现实也没有太多的怨言。于是，民间日常生活在汪曾祺的笔下充满了趣味，俨然成了与世隔绝的“桃花源”。

小说《受戒》，是反映旧社会的，但相比于其他诸如“五四”时期乡土小说描写旧社会的黑暗与残酷，汪曾祺则认为“旧社会也不是没有快乐的”。他自己说《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⑦它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

在一些即使是过于悲伤、阴暗的作品中，他也会用他特有的的叙述方式娓娓道来，自有一番坐观云起的达观。例如在《故里三陈陈泥鳅》里，他主要讲的是陈泥鳅的扶危济困和人与人之间的相濡以沫的情谊，而将小人物生活的艰难隐藏于这种感情之下，通过阅读，读者更多的感受到的也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人间的温暖。

在《岁寒三友》中，作者更是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患难与共的感情描写到了极致。朋友之间的和衷共济才是作者要表现的主题。“那浓厚温馨的人情美、人性美，足以使冷中生暖，暗中闪光，平中出奇，给人以生的信心、活的愿望”。⑧

“可能源于对小说风土人情的关注与热爱，力图审美而

不是审丑，成了汪曾祺对生活的主要观察点。„„他总是在极力回避，即使对丑恶的鞭挞也不是尖利的，明确的，而带着浓厚的‘温柔敦厚’气息，很好的继承了沈从文行文含蓄冲淡的风格。”⑩

总之，受到“和谐”的创作观的影响，汪曾祺在小说中的抒情是含蓄的、冲和而平淡的。

四、结语

汪曾祺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他的“爱人”思想，表现了其重人情、对“人”的关心、尊重和欣赏的朴素的人道主义。他以一颗仁爱之心来体察这个世界，以平等的态度关注小人物的欢乐与苦痛，在不动声色的描写中渗入了他自己真真切切的人生感悟与情感，使文章融情于景、于境，使得抒情别具风格，这或许也正是他的小说充满魅力的原因之一吧。

注释：

①③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a].汪曾祺自述[c].郑州：大象出版社，202_：240；240.②汪曾祺.随遇而安[a].汪曾祺自述[c].郑州：大象出版社，202_：155.④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国风文存总序（第6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34.⑤卢军.汪曾祺小说创作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_：173.⑥汪曾祺.《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a].汪曾祺自述[c].郑州：大象出版社，202_：204.⑦汪曾祺.关于《受戒》[a].汪曾祺自述[c].郑州：大象出版社，202_：201.⑧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2_：161.⑨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_：298.

第二篇：浅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征

浅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艺术

——以《大淖记事》为例 【摘要】随着80年代的文学创造的繁荣发展，作家的创作个性日益彰显出来，以构建现代审美原则为宗旨的“文学的启蒙传统”悄悄地崛起并走向繁荣。汪曾祺以其独到的见解和审美视角，就其语言艺术来讲，其真实性；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限，诗意性和叙事性和谐交融，俗中见雅，雅中见俗，淡而有味，继承了其师沈从文的语言风格；重视对氛围的渲染，来展现健康的人性美；朴实无华；全局把握，行云流水等让其在文学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关键字】小说 语言 特征

真实性

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限 重视对氛围的渲染 健康的人性美

朴实无华

行云流水

一、真实性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来源。脱离生活的艺术其生命价值较低。例如，贾平凹本来对农村生活，民间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写出了《商州初录》等优秀作品。但后来他转入写城市生活，由于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因此比较肤浅，文学价值不高，如《废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争议。

汪曾祺就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把握，很多小说里的人物、语言、环境可以在他的故乡、他熟悉的环境中能找到原型。在《逝水<大淖记事>是怎么写出来》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路过铁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铁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虎头帽上的小罗汉。路过画匠店，我歪着头看他们画‘家神菩萨’……”《大淖记事》里的大淖、铁匠、妇女、人物的习性，说话的腔调几乎都能从他的故乡中找到原型。其语言来源于生活，朴质真实，体现在口语化和地方方言的使用。

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不加过多的粉饰，信马由鞭。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正如上面所说他朴实地再现了生活。例如：“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过后，都要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作响。浆是芡实水磨，加一点明矾，澄去水分，晒干而成。这东西是不值什么钱的。一大盆衣被，只要到杂货店花两三个铜板，买一小块，用热水冲开，就足够用了。”（《大淖记事》）。用极其平凡、朴质的语言，详细地给我们描述了衣服怎样浆洗。他喜欢用“的、得、过、跟、了、去”等，加强了文章的口语化。我读他的文章，常常想用四川话读，而不是普通话，就是因为其强烈的口语化。

小说中常出现方言，或者是民间小调等民间语言，亲切、自然，也是真实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如莲子爱唱“打牙牌”之类的小调：“凉月子一出照楼梢，打个呵欠伸懒腰，瞌睡子又上来了。哎哟，哎哟，瞌睡子又上来了„„”。再如，姑娘媳妇当挑夫时，打起号子来也是“好大娘个歪歪子咧！”——“歪歪子咧„„”方言、小调等民间语言，本来就是来自民间，真实地再现民间的生活场景，反映民间的心理状况，其语言的真实性蕴含其中。

二、打破了诗歌、小说、散文的界限

《大淖记事》中，在叙述和描写小锡匠十一子和挑夫巧云的爱情故事以前，基本上不具备小说的情节，只是用流水般的语言，随意漫谈，展现一幅幅生活场景和自然风光，具有散文的特征。“形散而神不散”，这些描写看似像流水，四处蔓延，但最终都汇入大海，这个“大海”就是指为展现淳朴的人性美，展现作者深刻的民间立场。例如“挑夫们的生活很简单：卖力气，吃饭。一天三顿，都是干饭。这些人家都不盘灶，烧的是“锅腔子”——黄泥烧成的矮瓮，一面开口烧火。烧柴是不花钱的。淖边常有草船，乡下人挑芦柴入街去卖，一路总要撒下一些。凡是尚未挑担挣钱的孩子，就一人一把竹筢，到处去搂”。这不能称其为小说，只能是一种散文式的写法，从中我们可以品味出挑夫们的勤劳、朴实等人性美。

“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这不是小说，读来朗朗上口，有诗歌的韵律，也有诗歌的意境。但小说还是有其完整的故事情节，用叙事性的语言展现了十一郎和巧云的爱情故事。对话是小说常用的一种语言方式，在人物的对话中推进情节的发展。

小说一般是以故事为纲，可是看完了，我满脑子里更多的是人，而不是故事情节，仿佛故事变成了故事情节变成了小说种的一个小插曲。但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本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有一种清新自然美。把诗歌、小说、散文完美结合，诗意性和叙述性和谐交融。我认为诗歌属于雅文化，小说属于俗文化，散文介于而者之间，汪曾祺大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线，使其小说俗中见雅，雅中见俗，淡而有味。似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或连绵起伏的清秀山脉，又如梦幻的童话世界，时常展现纯朴、浪漫、强烈的爱情故事。此点《大淖记事》和沈从文的《边城》在语言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渲染氛围，展现人性美

《大淖记事》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之一的小说。“汪曾祺小说的风土人情不是故事的环境描写，而是作为一种艺术审美精神出现，人物、环境、故事、情节倒退到了次要位置，使当时不可动摇的创作原则（如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由此得以根本上的动摇。‘五四’以来被遮蔽的审美的传统得以发扬光大”。重视对氛围的渲染，来展现人性美。这种“人性美”就是一种艺术审美精神。

“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月亮真好啊！”多么唯美温馨的画面，“月亮”象征着他们出淤泥而不染的爱情，“月亮真好啊”展现了朴实、纯真的爱情。纯洁、坚贞的爱情是人性美的一个部分。

在汪曾祺的其他小说中，有更为明显的展现。“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明海与英子划着小船进入了爱情的理想国度，也驶进了汪曾祺情感的理想境界。在碧波芦荡中，美丽的景色孕育了健康的人性，展现了人性美。写出了朦胧的爱，迷离的情，写出了他们的朴质、纯洁、浪漫与天真，不事雕琢而明明如画，醉人心田。澎湃的灵性，梦幻的诗趣，一尘不染的情思，演绎了一场朴实无华而又不落俗套的爱情故事，成为人性美灿烂的圣歌，动人心弦。

汪曾祺不仅擅长自然风光的描绘，而且擅长用风俗来渲染氛围，以展现人性美。“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原始淳朴，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展现他们的七情六欲，表现出一种超功力的潇洒与美”。“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大淖记事》）。

而“风俗”更能体现汪曾祺小说重视氛围的渲染，展现人性美。“风俗”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自觉的呈现，甚至反映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风俗”又是来自民间，其生命里极强。小说中大量对“风俗”进行生动、细致的描绘，也可以增强其趣味性。汪曾祺笔下的“民俗”描写，人称“风俗画”写法，有其独特性。

不自觉的写作中，汪曾祺对风俗的描写，实则是渲染氛围，展现人性美。例如：锡匠们的娱乐便是唱唱戏。他们唱的这种戏叫做“小开口”，是一种地方小戏，唱腔本是萨满教的香火（巫师）请神唱的调子，所以又叫“香火戏”。这些锡匠并不信萨满教，但大都会唱香火戏。戏的曲调虽简单，内容却是成本大套，李三娘挑水推磨，生下咬脐郎；白娘子水漫金山；刘金定招亲；方卿唱道情，„„可以坐唱，也可以化了装彩唱。遇到阴天下雨，不能出街，他们能吹打弹唱一整天。附近的姑娘媳妇都挤过来看，——听。“小开口”萦绕一种闲适的氛围，寄托“大淖”人们的向往，“附近的姑娘媳妇都挤过来看”把女性喜欢热闹以及异性间不回避的吸引展现出来，质朴，洒脱，更显其人性美。

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语言的把握是极其重要的。读汪曾祺的小说似乎去乡间漫游，其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风俗画”，渲染了氛围，凸显出人性美，健康的美。

四、朴实无华 汪曾祺的小说和沈从文的小说一样，喜欢采用白描的手法，像出水芙蓉，清新淡雅，不刻意地雕琢、粉饰。常采用地方方言，展现浓郁的地域风俗等民间性的精华，朴实中见真，真中显其趣味性。

五、行云流水，洒脱中自有章法

“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个的句子，而在于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大淖记事》的语言行云流水，洒脱中自有章法，叙述在不受拘束地信马由鞭。

汪曾祺是语言大师。小说语言的特点相互渗透、交融、影响。其小说语言就像一杯茶，清新淡雅，雅俗相间；又如行云流水，洒脱中自有章法；口语话、俗语让其真实动人；重视氛围的渲染，展现人性美。其小说语言上独到的建树，对后世影响深远，也奠定了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第三篇：浅论汪曾祺小说

浅论汪曾祺小说《受戒》的语言运用艺术

孙汉利

摘 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在文坛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在语言运用上，汪曾祺不仅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积累，而且善于学习民间语言，同时也不乏现代意识。在其小说语言中，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论述汪曾祺小说《受戒》的语言运用艺术。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鉴与融合；

二、叠言的运用；

三、短句的使用。

关键词：语言；短句；叠言；方言；文言

Abstract:Wang Zengqi novel “Initiation” in the literary world has made great success.Especially in the use of language, Wang Zengqi not only have profound accumula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but also good at learning of civil language, but also many modern consciousness.Language in his novels, he has his own unique style.This articl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o describe Wang Zengqi novel “Initiation” the language arts.First, dialects and classical Chinese lessons and integration;Second, the use of overlapping words;Third, the use of the phrase.Key words: language;phrase;Permian statement;dialect;Classical Chinese.1980年汪曾祺发表的《受戒》使人耳目一新，人们惊异地发现汪曾祺文化小说的别一样风格和别一样的情趣。其代表作《受戒》的语言更是别具一格的，简洁明快，纡徐平淡，流畅自然，生动传神。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艺术风格的形成，语言表达的作用不可忽视。作家的艺术追求也可以从其语言风格特点上反映出来。”汪曾祺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积累，善于学习民间语言，同时也不乏现代意识，在其小说语言中，就能充分展示出他的文化修养及美学追求”。[1]《受戒》的语言简洁自然、清新明快，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不拘世俗、热爱自然的人生追求。下面本文就从三方面来分析汪曾祺小说《受戒》的语言运用艺术。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鉴与融合；

二、叠言的运用；

三、短句的使用。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鉴与融合 《受戒》是以汪曾祺的故乡苏北水乡为背景，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化效果。阅读《受戒》犹如在欣赏一幅美妙的风俗画。《受戒》中运用的俗字、方言、俚语，以及口语化的语句，使小说的地方色彩更加浓厚，对小说的风俗效果化功不可没。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 “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哔哔地响。” “车”、“薅”、“打”、“捋”等，苏北水乡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这些词语对于我们来说很新鲜，能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使读者加深对文本的理解。方言或俚语使表达事情或描写事物更加准确生动，形象地展示作者所要表现的场景。

小说在对人物形象进行刻画时，也使用了大量的苏北方言或俚语。例如在对赵大伯形象描述时。

“赵大伯是个能干人。他是一个“ 全把式”，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罩鱼、洗磨、凿砻、修水车、修船、砌墙、烧砖、箍桶、劈篾、绞麻绳。他不咳嗽，不腰疼，结结实实，像一棵榆树。人很和气，一天不声不响。”

“能干人”、“全把式”说明赵大伯是个手艺多样的能人。“罩鱼”、“洗磨”、“凿砻”、、“箍桶”、“劈篾”等一系列动宾短语的描写，是对赵大伯具体手艺的展示，他行行精通。这些词语读起来也是朗朗上口、干净利落，增添语言的音乐美。在对赵大伯两个女儿形象刻画时，作者也舍弃了常用的修饰性书面语言，充分运用民间语言。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

“鸭蛋青”、“棋子黑”、“清水”、“星星”，新鲜、形象、生动，在接连不断的比喻中，表现了两位乡村少女的质朴与美丽，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在小说语言上,汪曾祺还注重对文言的借鉴和运用。古代汉语经过长期的运用和发展，具有了许多现代汉语不可比的长处，凝练、含蓄、古朴、省俭等。例如：

“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幼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还写一张仿。”

“只有仁渡，没有叫他“渡师父”的，因为听起来不像话，大都直呼之为仁渡。”

“小人她偷偷地看过，人很敦厚，也不难看，家道也殷实，她满意。” 现代汉语中，“开蒙入学”就是“上学读书”，“直呼之为”即“叫” 或“喊”，“家道”即“家境”。汪曾祺避开现代汉语中一般的书面语言，而采用古代汉语的词语，使得文章语言更简洁、凝练。

对方言和文言的借鉴和融合，使小说语言简洁明快、通俗易懂。也表明了汪曾祺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积累，善于学习民间语言，充分体现了他的独特的语言风格。

二、叠言的运用

“汪曾祺曾自称‘通俗抒情诗人’。所谓‘通俗’就是要语言贴近民众，贴近生活，口语化，所谓‘抒情’，除了内容之外，在语言方面则要求有美感，包括音律美。”叠言在民众口语里很活跃，在抒情作品里亦多见。汪曾祺的小说里叠言使用频率高，与他的艺术追求和语言风格是一致的，是他的语言风格的具体体现。在小说《受戒》全文中使用叠言达到了30多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汪曾祺惯用叠言，也体现了他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

汪曾祺在《受戒》中除了使用叠言频率高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叠言使用形式多种多样。

（一）AA式

“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 “小英子早早就把船划到荸荠庵门前。不知是什么道理，她兴奋得很。她充满了好奇心，想去看看善因寺这座大庙，看看受戒是个啥样子。”

前一句写小英子在田埂上赤脚留下的脚印，“小小”、“平平”、“细细”三个叠字，将脚印描绘得如此美妙，表现出一种轻轻淡淡的物象美。后一句是描叙小英子送明海去善因寺受戒的场景。“早早”、“看看”充分表现了一个十五六岁小女孩的好奇心，不仅是自己没到过善因寺，更重要了的是她是要送心上人明海去善因寺受戒。

（二）A了A式

“他舅舅给他相了相面，叫他前走几步，后走几步，又叫他喊了一声赶牛打场的号子：‘格当*N——’。”

“她又去转了转罗汉堂，爬到千佛楼上看了看，真有一千个小佛！”

（三）AAB式 “明子点点头。”

（四）ABB式

“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

“荸荠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着。” [2]“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划到这里，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他就使劲地划桨。”

第一句是对赵大娘形象的刻画，“滑溜溜”、“格挣挣”描写了赵大娘衣着整齐、干净，打扮得得体，说明她是个爱漂亮的人，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第二句是小英子“捋荸荠“时的情景，“凉浸浸”、“滑滑溜”不仅从触觉上逼真地描写了踩在烂泥里的感觉，而且还能让人联想到小英子的活泼可爱。第三句“无端端”把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的害羞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文中还有如“凉嗖嗖”、“胖礅礅”，“笑嘻嘻”等等，这类叠词的使用增添了语言的节奏感，形成了一种鲜活的语言音乐美。

（五）ABAB式

“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一个莲蓬吃。”

“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哔哔地响，小英子最爱捋着玩，——荸荠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着，——哎，一个硬疙瘩！伸手下去，一个红紫红紫的荸荠。”

前一句“瘦长瘦长”表明赵大伯身体依然硬朗，没有被生活的艰辛所压倒。后一句“一格一格”、“红紫红紫”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荸荠叶和荸荠的具体形态，给读者留下了丰富想象空间。

（六）AABB式

“不叫‘方丈’，也不叫‘住持’，却叫‘当家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确确实实干的是当家的职务。”

“他平常可是很规矩，看到姑娘媳妇总是老老实实的，连一句玩笑话都不说，一句小调山歌都不唱。”

前一句“确确实实”肯定了仁山在寺中的地位，就是个管家务的角色。后一句“老老实实”描述了仁渡平时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反衬了他在某些时候的不老实。

在《受戒》中，汪曾祺除了使用现代汉语叠词的普通形式外，还创新了一种叠词形式，即“ABBB”式。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在这句中本来用“扑鲁鲁”就可以了，作者在这去又加了“鲁”成了“扑鲁鲁鲁”，描写青桩发出的声音更加形象，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受戒》的叠音形式音节匀称、具有和谐的音韵美。叠言又多以两两相对或排比形式出现，符合汉民族“成双作对”的民族心理，从而增添了行文的流畅自然和连绵不断的回环美。而且小说的语言非常生活化，而生活化的语言便是口语化，叠字叠词正是我国汉民族口语词汇的一大特点，大量运用叠言手法，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与作者追求自然和谐的艺术效果有关，叠言的运用使《受戒》的语言既富有音乐美有亲切自然。

三、短句的使用

在《受戒》的语言句式中，短句占了统治地位。大量短句的使用，使句式变化多样，避免了行文节奏上的呆板与单调，而且句子短就形成了文体的干净，无拖泥带水之病，且跳荡活泼，富于生气。例如：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这几荐重活，自己一家是忙不过来的。这地方兴换工。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

全段共一百零九个字，却形成了二十三句。这些句子以短句为主，最长的一句也不过十字。句子字数时多时少，长短不齐，抑扬顿挫，好似一首优美的散文诗，轻快而平缓，将江南水乡的人情世故表现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南方群众的热情及友爱。

汪曾祺《受戒》中对短句的使用还体现在对人物对话的描写。小说人物对话往往两三字一句，既简洁又生动，而且极富诗的韵味。如明海烫戒后与小英子隔河对话式的场景。

“明子！” “小英子！” “你受戒了吗？” “受了。”

“疼吗？” “疼。”

“现在还疼吗？” “现在疼过去了。” “你哪天会去？” “后天。” “上午？下午？” “下午。” “我来接你！” “好！” „„ 这些语句看似平淡，然而细细回味，却又韵味深长。不仅精到地刻画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而且从文本中我们可以觉察到英子和明子之间的爱慕之情。读这段对话象犹如在欣赏一首诗，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到叙述中的诗意美，也表现了汪曾祺深厚的文学功底。

汪曾祺说：“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却开。”短句的运用，使小说语言变得简洁、准确，看似平淡无奇，却又韵味十足，形成了干净简洁、自然流畅的语言风格。

以《受戒》为代表的汪曾祺文化小说在文坛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是人们对新时期小说创作多元化趋势的第一次认同。而小说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震撼力和影响力，与作者语言风格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朱志刚在《节奏与词语的选择》中说道：“汪曾祺对语言运用是如此的熟练、老到，他通过对语言节奏的把握和对特定词语的准确选择，使得其小说整体上突出了一种饱含韵味的、不疾不徐的、充满节奏感的和谐美，一种由特定词语幻化出的富有地域特色、充满人情味的、江南水乡的风俗美。”[3] 通过分析《受戒》语言运用的技巧，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汪曾祺善于运用语言，且形成了他独特的语言风格，这对他文化小说的成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注释 ：[1]陈燕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魅力》《东岳论坛》202_年5月第22卷第3期 133页

[2]夏云珍 《汪曾祺小说中的叠言用法》《修辞学习》第5、6期合刊 72页

[3]朱志刚《节奏与词语的选择》《名作欣赏·语文讲堂》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 52页

参考文献

[1]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 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8月 [2]汪曾祺著 《汪曾祺全集·一·小说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8月 [3]陈望道著 《修辞学发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_年第4版 [4]黄伯荣 廖序东主编 《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上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年1月第1版 202_年7月第三版

[5]陈燕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魅力》《东岳论坛》202_年5月第22卷第3期

[6]夏云珍 《汪曾祺小说中的叠言用法》《修辞学习》 第5、6期合刊

[7]朱志刚《节奏与词语的选择》《名作欣赏·语文讲堂》 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

第四篇：汪曾祺小说读后感

汪曾祺小说读后感

汪曾祺的小说就像一杯淡淡的茶，需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品味。在质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自己的独特乐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在他的笔下有住在庵里的和尚、串村走户的女挑夫、手艺了得的锡匠、掏粪工、赶牛人，也有西南联大的文嫂、金昌焕等各式各样的人物，他们都不是什么达官显贵，都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有的只有平平淡淡的不同的人生。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写的很真实，并不是好人全好，坏人全坏，写十一被打后，老锡匠去找人算账，打十一的那人也会害怕，村里的干部也对施暴的人进行了惩罚，《胡里杂记》中的那些富人小姐们去庙里的时候也会施舍给叫花子们一些钱。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讽刺意味。如：明海和尚虽然是当家和尚，可是他距离那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的标准还差的很远，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都不具备，可是他还当得好好的。在《七里茶坊》中的赶牛人们在大雪天还要坚持把牛赶下山去，其中有段话是这样说的“头两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夜战，把牛牵到地里，杀了，在地头架起了大锅，大块大块煮烂，大伙儿，吃！那会吃了个痛快，这会儿，想吧！”这其中就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讽刺，还有《胡里杂记》中的李三，本来他应该管理市井中的叫花子的，可是对于有一批人他不管，而是在他们“收获”后去管他们要钱，讽刺味十足。

他的小说语言是一种散文化的语言，他常用细致的语言描写周围的环境、人物形象等。他曾在《大淖记事》中这样描写“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的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水道的河源„„”后面还有相当细致的描写，在写到小英子的外貌时“小英子这天穿了一件白夏布上衣，下边是白纱布的裤子，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细草鞋，头上一边插着一朵栀子花，一边插着一朵石榴花。”汪曾祺经常用一些细致的外貌描写和语言描写来塑造一个人物形象。这些语言给人以散文美的感受，可以说是“散”和“淡”的完美结合，但就是这样一种散文化的平淡语言给他的小说平添了一份特殊的韵味。虽然是散文化的语言来写小说，有“形散”的嫌疑，但是从他的小说中其实不难看出他的情节安排其实是很紧凑的，如《受戒》中明子随舅舅去出家的时候就遇见了小英子，后来又相继遇见了几次，而且文中也说过和尚是可以娶亲的，这样发展到最后小英子问明子愿不愿意让她做他媳妇这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他的有些故事情节安排的很巧妙，如《陈小手》中先是描写陈小手的手是如何的小，他接生是如何的厉害，接着写那个军官的夫人难产了，接生婆们都束手无策，这时就有人提议要陈小手来，然后描写陈小手是如何费劲力气成功接生的，接着是军官的感谢，到这里似乎都没什么出彩的地方，直到后来出现的那一声枪响，这时读者才如梦初醒般回过神来，也就是这一个结局让全文的境界提升了。让人唏嘘军官的无耻以及陈小手的悲哀。《鸡毛》也同样是这样，小说中主要描写了文嫂这样一个人，她是一个守本分的寡妇，生活在一群“不正常”的西南联大的学子之中，独自抚养着自己的女儿，好不容易女儿大了，出嫁了，她的日子也慢慢变好了，可是好景不长，有一天她发现她不见了三只鸡，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后来女儿回来了，告诉他女婿出车祸了，要去收尸，这时又适逢西南联大学子毕业，文嫂去收拾宿舍，在金昌焕的宿舍里发现了鸡毛，金昌焕一直以来都是这西南联大中最正常的人，文嫂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金昌焕会用她的瓮罐煮鸡肉吃，这时的文嫂再也忍不住了，一直悲泣“我的鸡，我的鸡„„”似乎要将她一辈子的委屈全说出来，这样的结局不禁让人在想何谓“正常”何谓“不正常”，这个故事看似没有什么波澜，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埋下了伏笔，小说中特意交代说西南联大除了金昌焕没有一个人是“正常的”，他还经常借文嫂的翁罐煮肉吃，这实际上都埋下了伏笔，这似乎和欧亨利式结局有异曲同工之妙，汪曾祺式的这种结局方式值得品味。

第五篇：汪曾祺小说特色

汪曾祺小说特色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

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豪华落尽见真淳。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上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作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本文即尝试从语言的角度对汪曾祺作品进行分析。

一、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王安忆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1）确实如此。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2）我认为汪曾祺小说散文的语言特色重要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举个例子，“我家后园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囔囔。”（《紫薇》）汪曾祺的白话文给人一种解放感——原来白话文可以这么写！又如他的《虎头鲨、昂嗤鱼、阵鳌、螺蛳、蚬子》这篇专讲吃的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苏州人特重塘鳢鱼。上海人也是，一提起塘鳢鱼，眉飞色舞。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瞎！”一声“瞎”韵味无穷，意境高远。自五四以来，尝试把口语溶入写作的人当然绝不只是汪曾祺一个。老舍也热中于此。但是倘若拿这两个人相比，我认为汪曾祺更胜一筹。这是因为老舍的口语因素多半构成一定的语言特色，小说的总体框架还是相当欧化的。汪曾祺与此不同，他的小说往往在大的叙述框架上，就有意顺从现代汉语中口语叙事的规则。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比如‘西南联大有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故里杂记》）；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顺着开头徐徐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的扑朔迷离。他很负责地说完一件事，在由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来”（3）我认为王安忆对汪曾祺的小说的叙述和语言的特征，描写得相当准确。读汪曾祺的小说确乎如此，什么都平平淡淡，但读完之后，你却不能平静，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隐隐地激动。汪曾祺小说散文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方言，文章读来琅琅上口，倍感亲切。汪曾祺对吴语非常稔熟，颇知其传神妙处。他在小说《星期天》、散文《安乐居》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上海方言。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等，既有地方色彩，又写活了人物，吴地读者赏来自有动人情趣。在上海，卖糖炒热白果的小贩在街头吆喝道：“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那句中的“糯”字，使汪曾祺竟“嚼”出细腻柔软而有弹性的韵味来，他在形容女作家铁凝的小说《孕妇和牛》的语言风格时，便油然想起吴语里的这个字：糯。他怕这位北方作家不能体会这种语感，就说：“什么时候我们到上海去，我买一把烤白果让你尝尝。”再如《岁寒三友》中一段“早！早！吃过了？偏过了，偏过了！”极富情趣。运用方言实际是用了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贴近生活，象这样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中是唾手可得的。汪曾祺热爱甚至可以说迷恋民间文化，1950年在北京做过《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编辑，这段经历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只是民间的戏曲、歌谣让他着迷，甚至连北京一派出所墙上写的一条宣传夏令卫生的标语“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在吃！”；八面糟附近的一家接生婆的门口的“广告”：“轻车快马，吉祥姥姥”；做竹藤活的写的：“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绷 ”。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由衷地赞美说，“这都是很好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4）在《说说唱唱》当编辑的那几年，汪曾祺更从赵树理身上看到民间文学对一个作家的巨大影响，或者说，一个作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应该下功夫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和诗情。本来就对民间文学有浓厚兴趣的汪曾祺在赵树理为人及作品影响下，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一个作家读一点民间文学------首先是涵泳其中，从群众那里汲取甘美的诗的乳汁，取得美感经验，接受民族的审美教育。”（5）多年以后，当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后，在谈及创作经验时，他总不忘记强调民间文学对自己的影响。汪曾祺八十年代重出文坛时有人惊呼“原来小说也可以这么写！”我想人们惊叹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汪曾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吧！

二、吸取古典文学营养汪曾祺除了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寻找资源外，同时还非常重视从古典文学中取得营养。汪曾祺的语言传承了唐宋散文流风，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他一再提到明代作家归有光的几篇散文《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诸篇，由于归有光“无意为文”，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从中得益匪浅。“我受营养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6）有了这些“余韵”，汪曾祺的语言就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文言文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为什么那些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日常口语一溶入汪曾祺的笔下，就有了一种特别的韵味？秘密就在其中。举《受戒》起头的一段为例：“这个地方的老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就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这是一段大白话，白得几乎连形容词都没有，但读起来如长短句，白得有一种风情。倘我们读一读归有光的《寒花葬志》，我以为不难发现《受戒》这段大白话的节奏、韵律与《寒花葬志》有自然相通之处。很明显，文言写作对“文气”的讲求被汪曾祺移入了白话写作中，且了无痕迹。反过来，痕迹非常明显地以文言直接入白话文的做法，他也不忌讳，不但不忌讳，相反，大张旗鼓。举《端午的鸭蛋》一文中的一段：“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沙多。蛋白柔软，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札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这里文言成分和白话成分水乳交融，自自然然，一点不勉强。再如《观音寺》中这样的行文：“我们在联大新校舍住了四年，窗户上没有玻璃。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纸，抹一点青桐油，亮堂堂的，挺有意境。教员一人一间宿舍，室内床

一、桌

一、椅一。还要什么呢？挺好。”也是白话，但有股文人气。这种带股文人气的白话又和五四之后的“旧白话”不同，没有那种半文半白带来的遗老遗少味儿。记得《陌上桑》中描写罗敷的形象有这么一段“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者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见罗敷，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把罗敷之美通过侧面烘托出来，读到《大淖记事》中描写“巧云”的一段“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快，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份量比一般人多，东西都比别人好。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她们就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膊酸痛酸痛。泰山庙唱戏，人家都是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的座。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你会发现两者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在文学创作中尝试文白相亲，文白相融的作家当然并不仅是汪曾祺一个，但是我认为能在一种写作中，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得以如此和谐，好象本来就是一家子，这大概只有汪曾祺能吧。

三、突破了诗歌、散文、小说界限的语言汪曾祺作品打破了诗、散文、小说的界限，去除了诸般文体间的话语禁忌，以其浓酽的意象化和诗化特征，体现出东方美学之风神雅韵。“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故人往事》）“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一船鸟，一船百合花。深巷卖杏花。骆驼。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复仇》）“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这不是小说，这是诗，是韵文，是行云流水。“正街上有家豆腐店，有一头牵磨的驴。每天下午，豆腐店的一个孩子总牵着驴到侉奶奶的榆树下打滚。驴乏了，一滚，再滚，总是翻不过去。滚了四五回，哎，翻过去了。驴打着响鼻，浑身都轻松了。侉奶奶原来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去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榆树》）。看“驴打滚”，这叫小说吗？不叫。“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晚饭花》）。一个小小子，看见一个姑娘，后来这个姑娘嫁了，“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这叫小说吗？不叫。小说照例是故事为纲，可是看完了，我满脑子里只有人，没有故事。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本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有一种清新自然美。汪曾祺在《桥边小说三篇后记》中说：“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7）“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着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十二月上旬，葡萄入窖。------”（《葡萄月令》）散文《葡萄月令》更象是一首一往情深的劳动赞美诗。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是一种对人生、对生活的挚爱之情。汪曾祺的小说散文如同简洁疏朗的水墨画，更如同朦胧幻美的成人童话，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的审美对象。

四、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受戒》、《大淖记事》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在这类作品里，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的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如《受戒》结尾两段：“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明海与英子划着小船进入了理想的圣地，也驶进了汪曾祺情感中的理想境界，在碧波芦荡中，美丽的景色孕育了健康的人性。写出了朦胧的爱，迷离的情，写出了特有的纯洁、烂漫与天真，不事雕琢而明明如画，醉人心田。澎湃的灵性，盎然的诗趣，一尘不染的情思，使人如读安徒生童话，成为人性美灿烂的圣歌，拔动万千心弦。《大淖记事》则写十一子和巧云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情恋，美如秋月，韧如蒲苇，透明似水晶。汪曾祺的小说不仅善于写风景，时时也写些民俗。《岁寒三友》中就有这样一段：“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地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买小吃的都来了。买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卖紫皮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都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长道短，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地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眯着；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臣点着了焰火了。”汪曾祺笔下的民俗描写，人称风俗画写法，在写时，往往是不知觉的，表面写的是风俗，实质以风俗为依托，渲染了氛围，也从侧面表现了人物形象，人们在看焰火时的欢乐气氛中，陶虎臣体会到了欢乐，别人在欢快之余感受到他善良的品格。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力于作品的语言。读汪曾祺的小说，仿佛是漫步春之原野，又如置身一片泱泱水气，神清气爽。在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里，汪曾祺描绘出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风俗画，令人神往。为我们提供了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活化石，提供了民间风俗那鲜活流动的精神实体。语言的美不管是华丽或朴实，是铺排或是简洁，它的魅力关键在于能否深深打动一个人的内心。就如同一个女子，长得令人惊艳固然是容易极具魅力的，却并不绝对，而眉目长得普通清爽，也可以抓住别人的眼和心，因为她的魅力并在一处，而在于她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之种种，这份魅力其实比前者更亲切和更令人喜欢，而且更持久。汪曾祺的作品属于后者一型。汪曾祺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是一些朴素很常见的句子，在他的作品中，你甚至很难找到一个生僻的字和词，但就是这些平平常常的句子，一经他组合，便仿佛有了生命有了灵气，让人读起来可亲可感可敬可爱。就像是一个蓬头垢面的村姑，经她梳洗打扮以后，人还是那个人，衣裳还是那件衣裳，却有了一种风致，有了一种韵味，有了一种美。这种境界的确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佛门一句话叫作：高僧只说平常话。也就是说真正得道的高僧是不会动不动就给你搬高头讲章的，也不会动不动就给你背两句谁也听不懂的经卷来证明自己的深刻和与众不同，他只用最平常最通俗的语言来讲述佛理，但这平常并不意味着浅薄，而是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大智慧。在汪曾祺的文章中，没有那种耳提面命的道学家面孔，没有装腔作势的大喊大叫，也没有自命不凡的名士习俗，他有的是从容和平和。他有的是娓娓道来和细细评说，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他的文章让人读起来轻松愉快如坐春风，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