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汪曾祺

第一篇：再读汪曾祺

汪曾祺式的趣味

苏抱琴

浏览当代文学，汪曾祺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小说、散文均有影响，不管专业领域还是民间读者，多年来一直拥趸无数。直至今天，一些文学讲座仍把他的几个小说奉为圭臬；前不久出版家梁由之在博客提及汪曾祺，依然崇慕有加，乃多年来一以贯之，对梁这样一个傲骨轩然的人来说，这还真是稀罕。汪曾祺作品的魅力似乎抗拒了时间。

多年前，看到业内外各种溢美，我忍不住去找汪的作品来看。第一本是《草木春秋》——一本散文随笔集，是汪过世后其后人编选的代表作合集——看了却只觉得失望，印象是典型的文人趣味，花草树木的品赏，吃喝玩乐的雅趣，一路秉承古文人的遗风而来，一直聊而一直无聊，且写得满，实，不清气，甚至几个结尾如《昆明的雨》，最后一句‚我想念昆明的雨‛自成一段结束，《咸菜茨菰汤》最后一句‚我想念家乡的雪‛，也是自成一段结束，很像小学生作文，与其大名实在难符。

曾有人将文人与作家分类，后者指更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担当的写作者，而前者更多耽于趣味性。举鲁迅兄弟为例，鲁迅是作家，周作人则更适合称文人，尽管早期也曾参与时代的各种话题。汪曾祺作品亦然，沈从文晚年汪曾赠诗于他，中有‚玩物从来非丧志‛之句，志趣可见一斑。文人趣味是个人选择，但我不解的是何以博得如此大名？厚厚一本《草木春秋》，只有一篇《泰山片石》份量相若，文中说，‚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承认伟大的人物……是人里头的强者，这是毫无办法的事……‛这里有一个写作者对于天地和自我的确认，其诚挚恳切令人动容，有境界也有厚度。另几篇忆人散文有资料价值，此外别无可读。

《泰山片石》中他还说，‚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微小……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这也是汪曾祺贯彻一生的写作意旨，大名之‚大‛是外人的施与，他自己其实只认可‚小‛。汪曾祺‚老来红‛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主要源自几个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在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乃至稍后的先锋文学竞相峥嵘时，他独辟蹊径，以十分平和的视角，从描写小人物、小事情入手，摹写市井俚俗而颇有妙章。在‚宏大叙事‛还占着主流、意识形态氛围依然浓郁的当时，这些短篇小说的出现，为文坛和万千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从抛开时代的‚大‛中择出一些有意思的‚小‛来，这成就了汪曾祺独有的文风。

最近重读这些作品，发现它们的确有一种在当时难得的人本意识，如《大淖记事》里对‚东头‛生活的描写，老锡匠告诫侄子不要和‚东头‛的人来往，‚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原因是‚婚嫁极少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但故事最后人们还是为‚风气不好‛的‚东头‛人所折服。这里有对人类生于天地之间那种原生态生活的肯定和悦纳。又如《受戒》中写到民间小庙的出家人，‚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跟在家人不同的……是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也有对宗教世俗化之后民间真实生活的默认，都体现出一点：唯有人，才是人世间唯一的主角。这大概也是汪曾祺当时获得人们特殊喜爱的主要原因，作品中渗透了一种在当时颇为难得的人本意识。从汪曾祺的短篇小说不难看出其师沈从文的影响：跳出时代的主流而坚持自己的路线，写出不局限于具体时代的人物和生活。文学毕竟是人学之一种，它不应服务于任何现实的机构乃至思想潮流，而应有自己独立于时代的价值追求，从而具备超越性的特征：立足于追求永久的艺术和永久的人性的立场。这是汪曾祺小说的另一种‚政治正确‛。然而并不因为这个，以及局部技巧上的熟极而流——诸如他小说后半部分结构的精巧，方言的熟练运用——便足够。

从小说的艺术性来讲，《大淖记事》《受戒》《岁寒三友》《异秉》等作品独出心裁，有其巧妙灵动和手艺匠心，但说到底不过小巧而已，因仍停留在他那‚玩味‛一路。一个人的趣味性，不加节制地施之于小说细节难免成为弊病，如果玩味无妨于散文，却未必适于小说。汪曾祺的趣味性却几乎贯彻在每一个代表性的作品中，如上面提到的几个，小说前半部分多是不厌其烦的铺陈，完全趣味化的铺陈——称之‚铺陈‛，是因为大量对于俚俗常态的描写，基本停留在对现实的平面摹写上，如《异秉》里对王二熏烤摊子以及保全堂药店‚后柜‛的描写，极尽罗列之能事，在一篇统共六七千字的小说里，这两次罗列各自用去近千字篇幅，且这些描写很多与主题关系并不大，纯粹作者私人趣味的投向。

散文罗列，或可称意趣，小说罗列，尤其在篇幅小巧的短篇中，实在无益且浪费。直至后来这成为他小说的格式化特征，即前半部分基本没有故事的推进，只作大量铺垫，东家一笔，西家一块，这些平面的罗列如绣像如剪影，是过了中间部分人物和故事才慢慢变得立体，有‚活起来‛了的感觉——即便他最好的作品也是如此，一种技术上的雷同性。

汪曾祺跟沈从文的不同也是明显的，沈从文仍然是‚诗歌的‛，他的文学审美，对于故乡人物的摹写带一层轻雾似的光——有人说《金瓶梅》是彻底的现实，而红楼梦则是现实之上还有诗歌——沈从文也是，如《边城》，《边城》的美有一种现实上浮裹的光晕，一种诗化的生命的忧伤。汪曾祺则是彻底的俚俗（不是作品俚俗，而是作者在作品里把玩俚俗），在俚俗中得趣味。汪曾祺是踏实的，安定的，自足于生活现实（撇开了政治现实却完全踏入世俗现实之中）的，至少从作品来说如此。这是一个特点，很难说是优点还是缺点。然而一个彻底相信世俗现世的人，‚现世‛就容易成为‚信仰‛，成为‚宗教‛……也是至此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在那些短篇中不厌其烦的‚铺陈‛下去。自足于现世可触摸的世界，就不会蹈向写作者常常陷入的终极虚空，但也丧失了超越与升华的任何可能性。这一点在《受戒》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作者对宗教世俗化的认可以及谐谑，不乏对精神性信仰的颠覆——当然那也是宗教世俗化后的现实。我注意到，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汪曾祺文字里终于透出一个‚现世‛者对于人生终点的忧惧，这与他前期闲适、笃定的文人趣味背道而驰，而实则与他的价值观一脉相承，因为陷在‚现世‛里了，失去了任何其他的出路和可能。

我承认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有其精巧、微妙处，如古玩玉器，一种雕琢后的精致，但那是用以把玩的，因缺少一种内在的虔诚所提供的震撼。耽于铺陈，耽于现世，耽于俚俗，所以这些作品的缺陷是明显的——这样说未免挑剔，但冲着名家，平常人总似乎有挑剔的权利，尤其发现这盛名下的实际并不十分相符时。当然写作跟评论是两码事，恰如张爱玲在反驳傅雷时说的，评论是后生于作品的，评论者并不是拿着马鞭驱使的人。我承认写作者才是艺术世界的创造者，上帝站在创作者那边。评论者只是饶舌者，我的饶舌就此打住。

稿件说明：原为‚双簧‛栏约的一稿，现无此栏，看适否合适单篇发表?个人觉得此稿也反映了真实的文学评论态度，不失为一种率真之声。

作者李升连，笔名苏抱琴 地址：山东省寿光市商务小区2号165室

邮编：262700

第二篇：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现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1939年考入中国西南联大中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与他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1946年起在《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上发表《戴车匠》、《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引起文坛注目。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著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1]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2]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3]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作品集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13]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14]

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15]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 汪曾祺

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贾平凹评）[16]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评）[17]

第三篇：汪曾祺

论汪曾祺笔下小人物的伦理悲剧

摘要：汪曾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独具特色的作家。他一生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著有《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多篇小说。他的小说取材于民间，主要着眼于小人物的刻画，通过对故乡的小人物的描写，来展现故乡民俗风情的融洽和美丽的。他在小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愿望，反映出一种自然健康的人情美、人性美。但是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运是很悲哀的，充满了悲剧色彩。汪曾祺借小人物的悲惨遭遇，表现人生的悲凉，展示了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悲悯情怀。

关键字：汪曾祺小说 小人物 伦理悲剧

引言：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都是善良、谨慎、与世无争、自足自乐的，虽然也有悲哀，但是这些悲哀和悲伤是读者所感受到的，而那些小人物却是很平静坦然的接受了。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奋斗，也没有看到悲壮的反抗和斗争，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与世无争。这些并没有给读者的心灵上以强烈的情感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只是让人读后感到伤感。汪曾祺作为一名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通过描写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伦理悲剧，来批判那些反人性的甚至毁灭人性的，造成心灵创伤和精神悲剧的伦理道德观念。

虽然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运动，旧的伦理道德秩序正在一步步的走向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历经千年的伦理道德观念依然深深的地扎根于民众的内心深处。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也追求爱情，因为对爱情的渴望是人类不倦的追求，爱情能给人类的最大的精神慰藉。然而在苦难中生存的人，由于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爱情对于他们总是缺失的，慢慢地脱离了正常的伦理轨道，最后只落得失败和幻灭的命运。

一、悲剧形象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辜家女儿因为家贫而被迫卖身，忍受着大德生米厂王老板和他的傻儿子大呆鹅的蹂躏，但自己钟情的却是王老板的小儿子，没想到她的爱意却遭到了拒绝，就连她求性的欲望也破灭了。她没有固守中国社会一向讲究的“发乎情，止乎礼”的文化思维模式，大胆地追求爱情，向阴暗死寂的生活表示质疑和抗议。但是，在这个满目疮痍的社会中，辜家女儿岂会有幸福美满的生活，她在这千疮百孔的爱情中苦苦挣扎，到最后却被现实打击得粉碎，留下更为悲惨的生活。

《晚饭花.珠子灯》中，孙小姐身为大家闺秀，从小饱受封建文化的熏染。在未婚夫的影响下，她也自觉地接受了一些新文化观念。不幸的是新婚不久丈夫病逝，尽管丈夫留下了不要守节的遗言，但改嫁的念头一刻也没有在孙小姐的脑海中出现过，孙小姐默默地在独自等待中死去。“珠子灯”本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在这里却成了孙小姐灵魂的枷锁，那种巨大的反讽刺意味让人感到深深的悲哀。

《忧郁症》中的龚家媳妇裴云锦，因为过度的操劳家室导致一直怀不上孩子，却认为自己对不起婆家，意思整天地不说话，只是坐在家门前木然地看着日影或雨滴，最终选择了上吊自杀。这种精神上的压迫比单纯的物质压迫更加可怕，那是一种渗透到骨髓里的残忍，让人感到更加的悲哀。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还有一类小人物近乎乱伦性质的悲剧。这类小人物的形象更为尖锐、更为深刻，更具人性的深度，从而也更具悲剧的意义。这主要通过一种畸形的性爱表现出来，其中包含的不再是作者的悲悯和同情，更是质疑和批判。《钓鱼巷》中少爷和嫂子、女佣之间的性关系；《窥浴》中女老师和男学生的性关系，这些都是违背道德、不正当的，作者写出来是为了引起我们的反思。其中最具深度的是《小娘娘》，讲述了一个性与道德的主题，展示了灵与肉的冲突。明知道姑侄通奸是乱伦，是作孽，是一条不归路，但是耐不住举目无亲，世事冷漠带来的巨大寂寞、空虚与荒凉，姑侄俩为了得到片刻的温暖与慰藉铤而走险，最终带给他们的是更大的沉沦。

二、悲剧成因

1、作者的经历

汪曾祺出生于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城——江苏高邮。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19岁后，汪曾祺开始踏入了残酷的社会。他19岁离开家乡去昆明考大学，开始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在西南联大虽然受到名师的谆谆教诲，学到丰富的知识，但物质上的贫困和战争年代的兵荒马乱使他逐渐发现现实生活不是诗意与美好的交织，而是充满了荆棘和崎岖。大学毕业后，他在昆明郊区的一所中学任教两年，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认识，体味出人生的寂寞和悲凉。1946年秋，他离开昆明去了上海，找工作遇到了很多挫折，碰了几个钉子之后依然没有着落，这导致他的情绪很坏，甚至想到了自杀。这些感同身受的坎坷的生活经历使他在憧憬生活诗意的间隙，滋生出一种对人生，对世界的忧患意识，对问题的思考也因此变得深刻起来。1958年，他被打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这是因为这次经历，使他对社会下层人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真切感受到了社会下层小人物艰苦的生活和人生的无奈痛苦。因此汪曾祺在小说中淡淡的叙述，冷静地表达着自己对于平凡苦难生活的体味和对平凡善良人们的悲悯。深刻的悲哀之感表明了他对这些小人物的深切的悲悯与同情。汪曾祺在小说中，以普通的日常生活为基点，把真挚的目光投向生活的的各个阴暗角落，开掘人性的虚伪、丑陋与鄙陋，使作品流溢出冷峻的色彩。面对一个个被扭曲的心灵，汪曾祺以清醒的头脑关注人性，把笔触伸向人性的深处，从中折射出人类的生存现状，引起读者对生活的审视和反思。

2、社会背景

造成这些小人物的真正元凶是中华传统的封建思想。虽然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运动，旧有的中国伦理道德秩序在一部部走向灭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历了千年的伦理道德观念依然深深地扎根在民众的内心深处。封建道德和传统观念是极具影响力和破坏力的，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造成人生的悲剧。而在女性的生存中表现的更加明显。

在汪曾祺描写小人物伦理的悲剧上，他更多的是表现在男女性爱上。也许因为中国文化中性意识特别强，给人造成的压抑感也特别强，汪曾祺自然而然地就用性爱题材表达他反抗戒律与禁忌的愿望。他的兴趣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性爱--比如合礼仪合规矩的性爱，而在于那些越轨破戒的性爱。那些小说人物之所以破戒求爱，是寄寓着对于美好人生的向往。在《大淖记事》中，一群妇女将老光棍的裤子扒下来挂到树上，有一回她们当着老光棍的面脱光衣服下水洗澡。姑娘生下私生子、少妇搞婚外恋，在这里都是平常事，只要她们愿意，爱怎样就敢于怎样。巧云的母亲就是跟戏班子的一个小生私奔远去的。私奔乃是她们阴暗的一生中最为光明的一次追求，是对日常生活的有限性和无聊感的逃避与反抗。《窥浴》是女老师“性”上了她的男学生。《小孃孃》是小姑姑“性”上了自己的侄子。《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辜家女儿同时“性”上了王家父子俩，而她真正喜欢的却是王家的另一兄弟。在《受戒》中，众所周知，小姑娘偏偏爱上了一个小和尚。这些破格的性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真正敢于蔑视戒律率性而为的，全是女性。这些人物都是极为安守本分的人，即使给生活压得奄奄一息也无所抱怨。但是在性爱上割不断那丝向往与遐想，一旦有机可乘，就无可遏止地表现出内心的追求与骚动。向更深层探索，可以发现，她们是以性反抗的方式，表达着对阴暗死寂的生活的质疑与抗议。

结语： 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奋斗，也没有看到悲壮的反抗和斗争，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与世无争。这些小人物的遭遇，并没有给读者的心灵强烈的情感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其悲惨的遭遇只是让人感到很悲哀和伤感。汪曾祺的小说中很多小人物并没有过着幸福美满，和谐融洽的田园生活，而是处在一个到处充满了欺压、鄙视的生存环境，活得很凄苦和悲凉。但小人物对生存的要求其实是很低的，但是他们往往却处于矛盾的最前沿，深受着生存环境加给他们的种种限制和催迫，甚至是凌辱。汪曾祺笔下的这些小人物的愿望就是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他们奋斗的目标就是生活，因此他们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就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但当他们的生存道路受到黑暗势力阻碍时，他们并没有站起来与黑暗势力进行抗争，而是默默的忍受着黑暗势力给他们的压迫和阻碍，放弃他们的理想和愿望，这是让读者感到最可悲，最无奈的。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昆明：漓江出版社,1987.［2］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漓江出版社,1987.［3］施文青.从《陈小手》看微型小说的叙述负重.维普资讯.［4］郭红欣.论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洛阳大学学报，202_（3）

［5］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6］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7］杨剑龙.恋乡的歌者——沈从文和汪曾祺小说之比较.小说评论，1996(2).［8］孟庆澍.仁爱与抒情——汪曾祺气质论，小说评论.1998(5).［9］徐海燕.汪曾祺小说中的自然人性观.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2_（3）.

第四篇：汪曾祺

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1]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2]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3] 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2] 人物关系

纠错

西南联大的“坏学生”

汪曾祺（1920年—1997年），江苏高邮人，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新中国成立前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后在北京做编辑工作；写过剧本，参与过《沙家浜》的修改和定稿；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颇有成就。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文笔中有许多“暗功夫”更多

西南联大学制四年，他却读了五年，因为体育和英语不及格，留了一年。汪曾祺不用功，喜欢到处逛，泡茶馆，可不爱上课。他是个夜猫子，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白天睡觉。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开始写作。这是他人生方向的开始，注定了这一生将成为一个作家。那些不能忘的昆明记忆更多

1997年3月，汪先生去世前两个月，又写了散文《猫》；小说、绘画和散文，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但只有一个指向：昆明的记忆。不同的年岁，不同心境。内容整理 微信红包头条

中文名 汪曾祺 国

籍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中国、江苏省高邮市

出生日期 1920年（庚申年）3月5日 逝世日期 1997年5月16日 职

业散文家、戏剧家、小说家

毕业院校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主要成就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

《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代表作品 《受戒》《沙家浜》《大淖记事》 《黄油烙饼》《葡萄月令》

目录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 解放前夕 ▪ 解放时期 ▪ 晚年岁月 2 主要作品 3 文学特点 ▪ 散文写作 ▪ 小说写作 4 家世成员 5 人物评价 人物生平求学经历

1925年，汪曾祺入高邮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1926年秋，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读书。1932年秋、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锅炉板www.feisuxs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汪曾祺就这样勉强读完中学。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解放前夕

1944年，为生活计，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汪曾祺 汪曾祺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任教师两年，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外语系任助教的施松卿会合，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被留下来参与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5月，与施松卿结婚。[4] 解放时期

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4]

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因这篇短文受到批评，但并未划定为右派。[4] 1958年夏，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1961年春，农科所让汪曾祺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可惜画稿毁于“文革”中。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个作品集。[4]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汪曾祺即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但1968年迅速获得“解放”。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参与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贡献，而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4] 晚年岁月

1977年，民间文学论文《花儿的格律》发表，这是汪曾祺“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汪曾祺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1979年，小说《骑兵列传》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这是汪曾祺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80年，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4月，《大淖记事》在《北京文学》发表。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连续发表，小说创作日趋活跃。10月，应高邮县人民政府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访问。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断。1983年，汪曾祺的创作更趋活跃，在全国各地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近20篇。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党。4月16日，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汪曾祺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1988年，小说无新作，间或发表些散文、随笔。1989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北《联合文学》采取同步行动，同时出汪曾祺作品专辑。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写散文《七十抒怀》。[5]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6]

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7] 1995年春，应台湾《联合时报》邀请，汪曾祺赴台参加“两岸三边文学问题座谈会”。[8] 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终因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终年77岁。[9] 主要作品 作品类型

作品一览 短篇小说 《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 《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 《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

《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 《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 《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京剧

《范进中举》 文集

《汪曾祺自选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 资料来源：[10-11]

文学特点 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12]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12]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16mn无缝管www.feisuxs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13] 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14] 家世成员 祖父 拔贡

父亲 汪菊生 字淡如，多才多艺 生母 姓杨 在汪曾祺三岁的时候因肺病去世 继母 姓张 后也死于肺病 第二个继母 姓任 伴随汪曾祺的父亲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 人物评价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贾平凹评）[15]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评）[16]

第五篇：再读经典

再读经典

《当代时文的文化思辨》中，有两篇文章均提及了《水浒传》。儿时我读《水浒传》，只知道它是名著，它好，所以要读，却从没想过“武松打虎”简简单单的四个字背后也有那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松的神性和人性》与《大哥是怎样做成的》便深入地探讨了武松和宋江这两个角色。

《武松的神性和人性》一文中，从人性和神性两个方面分析了武松。武松本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人物，英雄神采，深入人心。但他打虎的故事是否真的可信呢？不读此文之前，我从未想过。作者从细节入手。武松作为英雄是神勇的，并且体力超人。别人只能喝三碗便醉的酒，他却喝了十八碗，并没有醉，我认为这就是英雄的神性化。但同时《水浒传》中也体现了武松人性化的部分。比如，武松使尽平生力气，一棒子打下来，把哨棒和枯树枝一起打断了，说明他有点惊慌失措。

而在《大哥是怎样做成的》一文中，其实也体现了宋江的神性与人性。说神性，宋江究竟有多大本事，能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作者甚至不客气地点出“宋江是梁山伯好汉中最小人的一个”。这也恰恰体现了宋江普通人的一面。宋江为了获取钱财，也想尽了办法，甚至搜刮银两，可谓“吏道纯熟”。表面宋江神乎其神地得了人心，做上了梁山第一把交椅，实则也是个普通的人，为了生存和生活费劲了心思。

任何一个角色，其实都有神性和人性的两面性，这其实是艺术性与真实性的折射。若只是一板一眼地描摹当时真实发生的故事，也就少了一份艺术创作所需的想象力。像武松打虎这样的故事，也就难以打动人了。正是因为小说既写出了武松作为英雄不同于常人的“神性”，又写出了他作为凡人懦弱和恐惧的“人性”，才得以展现武松打虎的艺术魅力。宋江这个角色便也是如此。

其实每个人都能从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中找到一点自己的影子，他们不只是高高在上的英雄，也不只是绝对正确的人物。他们在自己奋斗的过程中也遇到过失败与挫折。宋江从无名小吏到江湖霸主，也经历了江湖坎坷；武松打虎，却也心存胆怯。而我们在面临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会遇到和他们一样的情况。《水浒传》将艺术性与真实性相结合，情节惊心动魄，但细节似乎也照应了我们的生活。这便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