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与沈从文小说艺术风格之异同(陶建秋)

第一篇：论汪曾祺小说与沈从文小说艺术风格之异同(陶建秋)

论汪曾祺小说与沈从文小说艺术风格之异同

陶建秋

摘要：汪曾祺继承了其师沈从文的小说艺术风格，他们的小说大多是在乡村和城市题材的空间里，通过对人性和病态世界的对比，严肃地探讨认识，讴歌健全的人生形式，从而表现出了相同的艺术风格；沈从文是30年代“京派”作家，而汪曾祺是80年代作家，两个人处于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同时汪曾祺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小说家，其作品与民俗关系之深，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创作比其师沈从文更深，就使得两个人的艺术风格有了差异。

关键词：艺术风格 语言艺术特色 审美态度 淡化主题 反抒情

一

汪曾祺继承了其师沈从文的小说艺术风格，他们的小说大多是在乡村和城市题材的空间里，通过对人性和病态世界的对比，严肃地探讨人生，讴歌健全的人生形式，从而表现出了相同的艺术风格。

汪曾祺与沈从文在小说语言艺术特色上有相同的地方。小说语言都别具一格，简洁明快，古朴简约。汪曾祺的《受戒》中明海烫戒后与小英子隔河相对的话语；《大淖纪事》中十一子养伤时和巧云的一段悄悄话，都极为简洁平常，然而仔细回味，其中韵味绵长，不仅精到地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同时使你读出了叙事中的诗意美来。沈从文的《边城》描写翠翠的一段文字：“翠翠在风日里长着，把皮肤变的黑黑的，接站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瞬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件，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这段文字句式参差简峭，绘形传神，古朴清新，富有表现力。他俩的小说注重以人物语言，动作和细节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表现一个至善至美心灵世界的良好艺术风格效果。

在审美态度上，两个人的小说中业体现出来了相同的艺术风格。他们的小说往往在浓郁的乡土风俗画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汪的《受戒》和《大淖纪事》等作品看似有一种超脱的人生境界，实则正是作者对于健康人性的呼唤和追求，是合乎人们传统美德的理想规范的。沈的《边城》、《丈夫》表现的也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 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体现着人性美和人情美。汪和沈笔下的人物总是暗合传统的真善美，并在假善丑的对立中获得美的升华，他们既重视小说的创作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又欣赏和玩味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成为他们小说创作的审美态度和道德尺度。

从总体风格的角度考察，他俩的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携永，淡薄高雅的风格化效果。汪曾祺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烂熟于心，《受戒》和《大淖纪事》之所以吸引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种富有别种风情的风俗描写。《受戒》结尾处那充满着生活情趣的水荡景色描绘那样楚楚动人，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恒恒地定格在读者视觉中。沈从文是从湘西风情，构建了他的湘西世界。他的《边城》头三章集中笔力描绘了湘西水图画和风俗习惯。幽壁的远山、清澈的溪水、溪边的白塔、翠绿的竹篁等山水风景于端午赛龙舟，捉鸦子比赛及男女唱山歌等民族风俗。整整三章用万字篇幅介绍湘西风情，而没进入情节叙事，让我们充分地感到了边地的安静和平、淳朴浑厚的文化氛围。汪曾祺继承了沈从文的“边地”小说，使得他俩的小说中，浓重的乡土风俗和氛围和在这种氛围中活动着的人，相互形成了有机的整体，自然天成，别具情趣和意味。

二

汪曾祺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小说家，其作品与民俗之间的关系之深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堪称首屈一指，创作比其师沈从文更深，再加上有不同的出身背景，不同的时代，使得小说风格有了差异。

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首先是淡化主题。在他的作品中，塑造有个性的人物基本上不是他的艺术追求。有过长篇编剧经历的汪曾祺，是在有意地反戏剧化。他的作品基本上没有矛盾，没有戏剧冲突，更没有戏剧高潮，甚至没有大部分小说通常具有的吸引人的情节。所以他的小说就呈现出“散文化”、“笔记小说”的特点。他淡化了矛盾、淡化了冲突、淡化了高潮、淡化了情节，常常离题万里，因而作品有一种未完成感。总体来说，他的不妨称为散体小说。

其次是反抒情。这也是一个会令许多读者感到意外的看法，正是因为汪曾祺的大部分读者正是被他小说的浓郁抒情性所吸引。正因为汪氏小说的反抒情性，所以他说：“小说不宜直接抒情的，否则就会滥情乃至煽情的俗套。”

再次，汪曾祺的小说具有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如在《八千岁》中，作者随心所欲地描写离题甚远的贩马人“宋侉子”、旗人娼妓虞子兰、土匪军官“八舅太爷”，真是扑朔迷离，峰回路转，最后才写到“八千岁”，然而这些人物并不是展示他们与“八千岁”故事的因果链条关系，而是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中寻觅一种健康人性的诗意美的境界。

而沈从文小说的艺术特色。首先，如《丈夫》中，乡下女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卖身进城，而丈夫目睹妻子受辱而不能救助，这是多么严酷的现实！然而，作者在铺陈悲剧故事的情节时，却不是严正地直诉苦难和血泪，而是采用漫不经心，甚至是幽默径轻的笔调，让读者从笑中落泪，喜中见悲，这又是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所贯用的一种独特的艺术。

其次，作者采用荒诞手法来写人记事，因而使他所描述的人和事物便显得荒唐而可笑。妓女春明明卖身是一种肮脏低下的事情，但作者却以轻松的口吻调侃道：“船上人，把这件也象其余地方一样称呼这叫做生意。他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和道德相冲突，也不违反健康”。女人卖身与做生意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码事，把这二者硬扯在一起加以类比，使人感到荒诞滑稽。

最后，小说还使用夸张类比刻画人物，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小说《丈夫》中，在旧社会，水保只是一个够不上品级的芝麻绿豆官，但作者却故作惊人地写道：“他（指水保）的权力在这些小船上，比一个中国的皇帝、总统在地面的权力还统一集中”，尔后，又再从丈夫的角度看水保，称他做“伟人”，说他是“一个督府的派头，一个省长的身份”，这种将水保跟皇帝、总统作如此耸人听闻的夸张和类比，既显示了水保在船户妓女心中的显赫威严，也表现了丈夫的卑微低下，两相对照，相映益彰，使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三

总的来说，汪曾祺与沈从文的艺术风格有许多异同，就看读者怎样去理解，各有各的见解和看法。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_.293-300 [2]《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_.212-250 [3] 沈从文《沈从文短篇小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8-55 4

第二篇：论张爱玲小说艺术风格

卧云眠月

喜欢上张爱玲的小说，是非常偶然的。在读贾平凹的一篇文章时，里面引用了张爱玲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睡袍，里面爬满了虱子。”①读到这句话时，我的灵魂被深深地震撼了，能说出如此精妙深刻的语句，一定是一个目光敏锐、智慧非凡的女子。这是她对生命的理解，透彻准确、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地道出生存的尴尬与矛盾。后来认真读了她的作品，竟发现她的文字有一种冷漠、傲然、惨淡和苍凉，可感可触，彻底而坚决。她用云端里看厮杀的傲然与冷漠静观俗世的故事，用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她笔下的不少人物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这恰是生活的真实。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甚至几乎病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悲剧色彩。张爱玲的文字让你得到视觉享受的同时，又不自觉地会有一种触及灵魂的痛意。她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情与理相互融汇贯通。既有将自我全然投入其中的内心体验，同时又保持了超然的──有时是冷峻的，甚至是冷酷的。同时张爱玲对人性也有自己独到和稳定地把握，技巧方面也都相当圆熟，文字则更趋于化境。

纵观她的小说，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金锁记》、《倾城之恋》、《传奇》、《流言》、《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我们细读张爱玲的文字，不难看出张爱玲的小说风格非常独特，本人做以下几方面剖析：

一、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内省、孤傲以及都市人的优越感与孤独感交织起来形成她对时代“荒凉”特色的心理感受。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她悲凉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由于张爱玲社交范围窄，朋友不多，知心者更少。她沉默寡语，冷眼审视人生，在这样的创作心态支配下，其笔端写出扭曲的人格，变态的灵魂。把读者逐步引入她营构的苍凉世界，同时，也展示了其小说独特的艺术美。在那个“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中”，②张爱玲似一颗彗星划下一道美丽的轨道，在浩渺的宇宙瞬间辉煌而过，留下了《传奇》和《流言》，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男男女女如在鬼蜮进进出出。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表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性恶”的一面，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他们在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互助，哪怕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嫂；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人性变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全是现代社会“病”了的人。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张爱玲笔下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遗老遗少、公子哥儿、太太小姐等上层人物，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是便是赤赤裸裸的虚伪，“爬满了虱子”的尴尬。比如《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玫瑰是个混血姑娘，振保爱她，“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他便怯懦得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也“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萎缩了，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于是，他便把“真人”隐蔽起来，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婚后，她成了他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他开始宿娼，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他尽情的发泄着他的冷酷、变态。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③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

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又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潮讽。④《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金钱，甘愿侍侯一个残废男子，正常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也变成了残废。她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为此她宁可牺牲哪怕短暂的快乐。她也曾得到过爱的光辉，沐浴在“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中，但她的人性已被黄金枷锁所扭曲、摧残，她自己已被黄金蚕食了，她的青春和爱情也被黄金枷锁给扼杀了。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这最终也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姜老太太。⑤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

二、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

可以说男女之情是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条线索。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她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磨檫、摸索、闪避，如此种种，均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不象一般的新文学作家要么把恋爱提升到浪漫理想的境界中来肯定，要么试图在社会意义上寻求合理性进而将所有的冲突归结到外界因素上去，她所着力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凡俗的一面。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她试图于男女之间的传奇故事中寻找普通的人性，于男女之情中倾听“通常的人生的回音”。因此，她的言情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言男女之情，而是将之升华到言“世态人情”和“风俗人情”。她对世情的把握极为准确，“冷暖世情，比比入画”，“世态人情隐约其间”。⑥《金锁记》中季泽与七巧之间的感情纠葛，虽然暧昧而畸形，猜疑中透着人性的冷酷，但七巧毕竟也是一个渴望得到爱的光辉，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留恋的对象消灭了，只有留恋往日的痛苦。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会减少圣洁。又如《倾城之恋》中一个城市为了成全流苏的爱情而沦陷了⑦，这是只有女人才想得出的幻梦。让我联想到杨贵妃，似乎唐朝的“兴”和之后的“衰”，仿佛也是为了成全这个女人的风流和冤债。张爱玲如此受人欢迎，尤其受女性的欢迎，我想大概因为她的作品出发点是世俗，是恋爱，是凡俗琐事，不会有太高深太让人无法攀登的东西存在。每个人看完了以后多少唏嘘感叹一番，也都能说出点感悟或无奈来。她的言情同时还表现为她对人生绵绵不绝的眷恋之情，在超越个人怀旧情绪过程中，对整个人生有了通透的理解。

三、张爱玲对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

“生在这个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⑧她特别喜爱《诗经》中“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谐老”的诗句，称其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也认识到它的人生态度是何等的肯定。反过来说，尽管肯定，里面仍然沉淀着浓稠的忧患意识。这也正是张爱玲人生态度的写照。她时时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悲哀，人生的残缺，同时又不放过发现和体味人生“可亲可爱”的那一面，从而并不陷入绝望。所以她珍视生活中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享受，尽情领略世俗生活的种种乐趣，而她最喜欢的上海人，被她称之为“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在她眼里，他们仍然保留着对世俗生活的亲切，是真心实意过日子的人，代表和象征着张爱玲所恋恋不舍的人生安稳的一面。所以，她乐意认同“小市民”：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就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但是，张爱玲在把自己归入小市民的同时又保持着她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冷静和自省，在执着于物质生活享受的同时又从不放弃高度的精神享受。而且，她一边从平淡凡俗的日常生活中领受着欢悦，另一方面又时时不能忘记“思想背景中惘惘的威胁”，以至她对人生处境充满了悲剧意识。《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终日被兄嫂冷嘲热讽，成了这一家男男女女的眼中钉。范柳原由于一场不负责的海外恋便有了他的存在，等父亲死后，他远涉重洋回来继承遗产，但庶出的他根本成不了家族的正式继承人，两个旧家庭的弃儿，茫然中抓住了对方，犹如攀住了救命稻草。一个是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把恋爱当作调剂，视“女人为鞋底的泥”的公子哥，一个是为了寻依靠，迫切要把最后的资本──三十岁的青春──再进行一次交易的女人，上演了一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他们在心的浮面进行调情，互相吸引、挑逗，进行着无伤大体的攻守战。他们本无真心，然而后来竟缔结了婚约，也仅是契约而已。“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在倾城中爱恋，恋爱使城市倾毁。在城市的倾毁中，在文明的毁灭中，他们才有了“一点真心”，被封锁的情感“只有在毁灭的刹那，或许才无所顾忌的释放”。但那“一点真心”也不见得有多可靠，他们婚后回到上海，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剩下来说给旁人的女人听。”白流苏也还是“有点怅惘”。⑨张爱玲已经没有劳伦斯那般的信心，藉爱的宗教以拯救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摧残。她无力地注视着故事的尾巴被炸掉，怅惘是流苏的，也是作家本人的。这种意识来自她早年的生活经历，来自没落之家后裔莫名的失落感，来自对**环境的“乱世”性质的感怀。于是，除了看见一个在那个街市流连，对生活中的一切充满好奇和喜悦的张爱玲之外，我们还经常看见一个高楼上独自凭栏，满怀惆怅，或是小室里孤灯独坐，黯然神伤的张爱玲。

四、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

张爱玲叙述故事喜欢使用倒叙的手法。就看《沉香屑 第二炉香》，“克荔门婷兴奋地告诉我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正在图书馆里阅读马卡德耐爵士出使中国竭见乾隆的记载„„”⑩张爱玲先是描写了她听克荔门婷讲故事的地点、环境，及她这位朋友的外貌、衣着，然后，时间退到了很久前罗杰安白登的悲惨遭遇。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还常常用电影手法和节略法。节略法在文章当中使用较频，几乎每篇文章的开头，张爱玲都似为我们摆了一个宽银幕的视频，有时还要加上环绕立体声。随意举个例子：“在故事的开端，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半山里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沉香屑 －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第二卷》Ｐ１）这些描写都直接触及了人的视觉感官，仿佛在银幕上开演了一场电影。而这些文学读来也颇似剧本的开头。

张爱玲文章的结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把结论定死，也并不完全给人物的后事作总结，往往留出空间和余地让人们自己想，自己思考。就看《封锁》一文的结尾“„„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封锁》中《张爱玲文集第一卷》Ｐ１０７）这里的小虫子便是吕宗桢的化身，也是所有“好人”的化身整天不思不想，彼此隔绝在各自的躯壳里，小心谨慎的苟且的过活，不愿，也无力改变什么，对命运，对自身，他们都自觉自愿地互相妥协了。（《浮世的悲哀棗张爱玲传》Ｐ１３４）张爱玲到此并没再写下去，而是让人们自己思考，其实，我们可以猜想到宗桢与翠远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因为他只是个平凡的“好人”，所以只能安于现状。这种程度上的启示我是乐意自己去揣摩的„„

同时张爱玲的文章结尾时常只是一句话，这一句话通常极为经典，包含的内容、深意很多。“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文集第二卷》Ｐ１６４）“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这些文字的结尾都只有了了一句，却点出了主人公的命运、将来等。此处的简笔用法可作为经典范例。我个人很喜欢张爱玲在这些文章结尾时的敛墨。

总之，也许张爱玲的本身就是一种传奇。传奇的文学，传奇的女子，传奇的一生。从她的文字里可以寻找旧上海的痕迹：石库门、弄堂、霞飞路、法国梧桐，穿着旗袍、婀娜多姿、吴侬软语的女子。读着张爱玲的文字，在我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孤傲的，目空一切的，对于世间冷暖悲凉离合聚散的淡然处之的女子。感觉她如一位世外女隐士，笑观世间沧桑。正穿着那一件典雅的旗袍，一手叉着腰，头高高地昂起，脸上有种“冷冷”的表情。嘴角微扬，看破人情世故的眼中流露出对这个世界深深的厌倦与嘲讽。看着她从历史的尘封里缓缓走出来，挥着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在胡琴舒缓的调子里，或者茶烟缭绕中讲述着一个个关于女人的故事，“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而她也在时间仓促的流逝中成为一个凄美的略影，如陈与义一阕词里所吟的意境：“长沟流月去无声”──远天的月光撒在阴沉的水中，一团光明也只剩得支离破碎，却仍要倨傲地缓缓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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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贾平凹《坐佛》序言，太白文艺出版社。

② 参见傅雷《论张爱玲小说风格》，逸海书城出版社。

③ 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一《红玫瑰与白玫瑰》，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版。

④ 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四《沉香屑－第一炉香》，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版。

⑤ 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三《金琐记》，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版。

⑥ 参见傅雷《论张爱玲小说风格》，逸海书城出版社。

⑦ 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二《倾城之恋》，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版。

⑧ 参见《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婚恋形态》，好心情网站网友文章。

⑨ 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二《倾城之恋》，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版。

⑩ 参见《沉香屑 －第二炉香》《张爱玲文集第二卷》。

参考资料：

《张爱玲小说集》

《张爱玲文集》

《论张爱玲的小说》

《时代知行──张爱玲热的兴发与变异》

第三篇：论张爱玲小说艺术风格特1

论张爱玲小说艺术风格特点

202_-10-30 17:12:47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互联网 浏览量：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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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上张爱玲的小说，是非常偶然的。在读贾平凹的一篇文章时，里面引用了张爱玲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睡袍，里面爬满了虱子。”[1]读到这句话时，我的灵魂被深深地震撼了，能说出如此精妙深刻的语句，一定是一个目光敏锐、智慧非凡的女子。这是她对生命的理解，透彻准确、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地道出生存的尴尬与矛盾。后来认真读了她的作品，竟发现她的文字有一种冷漠、傲然、惨淡和苍凉，可感可触，彻底而坚决。她用云端里看厮杀的傲然与冷漠静观俗世的故事，用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她笔下的不少人物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这恰是生活的真实。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甚至几乎病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悲剧色彩。

纵观她的小说，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金锁记》、《倾城之恋》、《传奇》、《流言》、《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我们细读张爱玲的文字，不难看出张爱玲的小说风格非常独特，本人做以下几方面剖析：

一、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内省、孤傲以及都市人的优越感与孤独感交织起来形成她对时代“荒凉”特色的心理感受。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她悲凉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由于张爱玲社交范围窄，朋友不多，知心者更少。她沉默寡语，冷眼审视人生，在这样的创作心态支配下，其笔端写出扭曲的人格，变态的灵魂。把读者逐步引入她营构的苍凉世界，同时，也展示了其小说独特的艺术美。在那个“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中”，[2]张爱玲似一颗彗星划下一道美丽的轨道，在浩渺的宇宙瞬间辉煌而过，留下了《传奇》和《流言》，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男男女女如在鬼蜮进进出出。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表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性恶”的一面，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他们在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互助，哪怕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嫂；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人性变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全是现代社会“病”了的人。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张爱玲笔下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遗老遗少、公子哥儿、太太小姐等上层人物，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是便是赤赤裸裸的虚伪，“爬满了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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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

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又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

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潮讽。[4]《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金钱，甘愿侍侯一个残废男子，正常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也变成了残废。她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为此她宁可牺牲哪怕短暂的快乐。她也曾得到过爱的光辉，沐浴在“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中，但她的人性已被黄金枷锁所扭曲、摧残，她自己已被黄金蚕食了，她的青春和爱情也被黄金枷锁给扼杀了。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这最终也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姜老太太。[5]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

二、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可以说男女之情是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条线索。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她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磨檫、摸索、闪避，如此种种，均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不象一般的新文学作家要么把恋爱提升到浪漫理想的境界中来肯定，要么试图在社会意义上寻求合理性进而将所有的冲突归结到外界因素上去，她所着力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凡俗的一面。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她试图于男女之间的传奇故事中寻找普通的人性，于男女之情中倾听“通常的人生的回音”。因此，她的言情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言男女之情，而是将之升华到言“世态人情”和“风俗人情”。她对世情的把握极为准确，“冷暖世情，比比入画”，“世态人情隐约其间”。[6]《金锁记》中季泽与七巧之间的感情纠葛，虽然暧昧而畸形，猜疑中透着人性的冷酷，但七巧毕竟也是一个渴望得到爱的光辉，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留恋的对象消灭了，只有留恋往日的痛苦。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会减少圣洁。《金锁记》的这部分，感情与意象配合得恰到好处，别人假如能写这半部，也足以自豪的了。可是对于张爱玲，这一段浪漫故事只是小说的开头。在下半部里，她研究七巧下半世的生活；七巧因孤寂而疯狂，因疯狂而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情，张爱玲把这种“道德上的恐怖”加以充分的描写。又如《倾城之恋》中一个城市为了成全流苏的爱情而沦陷了[7]，这是只有女人才想得出的幻梦。让我联想到杨贵妃，似乎唐朝的“兴”和之后的“衰”，仿佛也是为了成全这个女人的风流和冤债。张爱玲如此受人欢迎，尤其受女性的欢迎，我想大概因为她的作品出发点是世俗，是恋爱，是凡俗琐事，不会有太高深太让人无法攀登的东西存在。每个人看完了以后多少唏嘘感叹一番，也都能说出点感悟或无奈来。她的言情同时还表现为她对人生绵绵不绝的眷恋之情，在超越个人怀旧情绪过程中，对整个人生有了通透的理解。

三、张爱玲对人物塑造以及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

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他们大多是她同时代的人；那些人和中国旧文化算是脱了节，而且从闭关自守的环境里解脱出来了，可是他们心灵上的反应仍是旧式的——这一点张发玲表现得最为深刻。

“生在这个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8]她特别喜爱《诗经》中“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谐老”的诗句，称其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也认识到它的人生态度是何等的肯定。反过来说，尽管肯定，里面仍然沉淀着浓稠的忧患意识。这也正是张爱玲人生态度的写照。她时时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悲哀，人生的残缺，同时又不放过发现和体味人生“可亲可爱”的那一面，从而并不陷入绝望。所以她珍视生活中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享受，尽情领略世俗生活的种种乐趣，而她最喜欢的上海人，被她称之为“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在她眼里，他们仍然保留着对世俗生活的亲切，是真心实意过日子的人，代表和象征着张爱玲所恋恋不舍的人生安稳的一面。所以，她乐意认同“小市民”：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就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但是，张爱玲在把自己归入小市民的同时又保持着她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冷静和自省，在执着于物质生活享受的同时又从不放弃高度的精神享受。而且，她一边从平淡凡俗的日常生活中领受着欢悦，另一方面又时时不能忘记“思想背景中惘惘的威胁”，以至她对人生处境充满了悲剧意识。《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终日被兄嫂冷嘲热讽，成了这一家男男女女的眼中钉。范柳原由于一场不负责的海外恋便有了他的存在，等父亲死后，他远涉重洋回来继承遗产，但庶出的他根本成不了家族的正式继承人，两个旧家庭的弃儿，茫然中抓住了对方，犹如攀住了救命稻草。一个是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把恋爱当作调剂，视“女人为鞋底的泥”的公子哥，一个是为了寻依靠，迫切要把最后的资本--三十岁的青春--再进行一次交易的女人，上演了一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他们在心的浮面进行调情，互相吸引、挑逗，进行着无伤大体的攻守战。他们本无真心，然而后来竟缔结了婚约，也仅是契约而已。“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在倾城中爱恋，恋爱使城市倾毁。在城市的倾毁中，在文明的毁灭中，他们才有了“一点真心”，被封锁的情感“只有在毁灭的刹那，或许才无所顾忌的释放”。但那“一点真心”也不见得有多可靠，他们婚后回到上海，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剩下来说给旁人的女人听。”白流苏也还是“有点怅惘”。[9]张爱玲已经没有劳伦斯那般的信心，藉爱的宗教以拯救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摧残。她无力地注视着故事的尾巴被炸掉，怅惘是流苏的，也是作家本人的。这种意识来自她早年的生活经历，来自没落之家后裔莫名的失落感，来自对**环境的“乱世”性质的感怀。于是，除了看见一个在那个街市流连，对生活中的一切充满好奇和喜悦的张爱玲之外，我们还经常看见一个高楼上独自凭栏，满怀惆怅，或是小室里孤灯独坐，黯然神伤的张爱玲。

四、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总体结构独特，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张爱玲叙述故事喜欢使用倒叙的手法。就看《沉香屑第二炉香》，“克荔门婷兴奋地告诉我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正在图书馆里阅读马卡德耐爵士出使中国竭见乾隆的记载„„”[10]张爱玲先是描写了她听克荔门婷讲故事的地点、环境，及她这位朋友的外貌、衣着，然后，时间退到了很久前罗杰安白登的悲惨遭遇。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还常常用电影手法和节略法。节略法在文章当中使用较频，几乎每篇文章的开头，张爱玲都似为我们摆了一个宽银幕的视频，有时还要加上环绕立体声。随意举个例子：“在故事的开端，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半山里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第二卷》P1）这些描写都直接触及了人的视觉感官，仿佛在银幕上开演了一场电影。而这些文学读来也颇似剧本的开头。

张爱玲文章的结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把结论定死，也并不完全给人物的后事作总结，往往留出空间和余地让人们自己想，自己思考。就看《封锁》一文的结尾“„„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封锁》中《张爱玲文集第一卷》P107）这里的小虫子便是吕宗桢的化身，也是所有“好人”的化身整天不思不想，彼此隔绝在各自的躯壳里，小心谨慎的苟且的过活，不愿，也无力改变什么，对命运，对自身，他们都自觉自愿地互相妥协了。（《浮世的悲哀棗张爱玲传》P134）张爱玲到此并没再写下去，而是让人们自己思考，其实，我们可以猜想到宗桢与翠远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因为他只是个平凡的“好人”，所以只能安于现状。这种程度上的启示我是乐意自己去揣摩的„„

同时张爱玲的文章结尾时常只是一句话，这一句话通常极为经典，包含的内容、深意很多。“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文集第二卷》P164）“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这些文字的结尾都只有了了一句，却点出了主人公的命运、将来等。此处的简笔用法可作为经典范例。我个人很喜欢张爱玲在这些文章结尾时的敛墨。

张爱玲小说的结构特点与其从小所受的教育有着莫大的关连。张爱玲天赋既然灵敏，她所受的又是最理想的教育。她的遗少型的父亲，督促她的课业很严，她从小就熟读中国旧诗古文。她的文字技巧，实在得力于此。否则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少女(她开始发表作品是在那时候)，把中文运用得如是圆熟自如，是叫人难信的。她的父亲逼她学中文，母亲又很早把她带人西洋艺术、音乐、文学的世界。论学问，她当然比不上钱钟书。太平洋战争发生，她辍学的时候，她的西洋文化的知识决不会超过一个美国东部女子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但是作家所需要的不一定是知识，而是她的人生的教育。换言之，作家应该在日常生活里能够吸收材料，保留印象，并且善加利用。人生的范围是广大的；巴哈、莎士比亚固然重要，爵士音乐和好莱坞也有它们的重要性；中国旧诗里所抒写的情感虽然精致，申曲里所表现的人生虽然恶俗，但对于作家而言，它们是同样有其效用的。张爱玲雅俗兼赏，因此她的小说里所表现的感性，内容也更为丰富。总之，也许张爱玲的本身就是一种传奇。传奇的文学，传奇的女子，传奇的一生。从她的文字里可以寻找旧上海的痕迹：石库门、弄堂、霞飞路、法国梧桐，穿着旗袍、婀娜多姿、吴侬软语的女子。读着张爱玲的文字，在我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孤傲的，目空一切的，对于世间冷暖悲凉离合聚散的淡然处之的女子。感觉她如一位世外女隐士，笑观世间沧桑。正穿着那一件典雅的旗袍，一手叉着腰，头高高地昂起，脸上有种“冷冷”的表情。嘴角微扬，看破人情世故的眼中流露出对这个世界深深的厌倦与嘲讽。看着她从历史的尘封里缓缓走出来，挥着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在胡琴舒缓的调子里，或者茶烟缭绕中讲述着一个个关于女人的故事，“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而她也在时间仓促的流逝中成为一个凄美的略影，如陈与义一阕词里所吟的意境：“长沟流月去无声”——远天的月光撒在阴沉的水中，一团光明也只剩得支离破碎，却仍要倨傲地缓缓逝去„„ [1]参见贾平凹《坐佛》序言，太白文艺出版社。[2]参见傅雷《论张爱玲小说风格》，逸海书城出版社。

[3]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一《红玫瑰与白玫瑰》，花城出版社 1994年第1版。[4]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四《沉香屑－第一炉香》，花城出版社 1994年第1版。[5]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三《金琐记》，花城出版社 1994年第1版。[6]参见傅雷《论张爱玲小说风格》，逸海书城出版社。

[7]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二《倾城之恋》，花城出版社 1994年第1版。[8]参见《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婚恋形态》，好心情网站网友文章。

[9]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二《倾城之恋》，花城出版社 1994年第1版。[10]参见《沉香屑－第二炉香》《张爱玲文集第二卷》。本文章共2页，当前在第2页 [2]

第四篇：沈从文小说选集读后感之边城

《沈从文小说选集读后感之边城》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取名边城，顾名思义，先生所写的是与自然相近的人文气息，想表达的是远离利所染的淳朴风土人情。但也体现了理想中的世界与现实的差距，只有在边城才能体会到那种淳朴的名风。我总在想,取名边城,在先生心里就这么“遥远”吗,还是在先生心灵深处正守护着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不都有一座“边城”?也许先生那座悲天悯人的城以随历史的洪流沉入那厚重的底色中,而留给我们的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文中所出现背景和事物大都为自然物或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东西――自然和人互相握手的产物，河流，山，渡头，渡船，竹林，茅屋，小镇。文中的人也是不功利的。爷爷摆渡死不肯收钱，反而到处请人喝酒，买猪肉互相推钱，小镇里婚嫁自由，只要儿女们喜欢。即便是文中最有钱的顺顺，也是一个不十分在意钱的人，慷慨得很。而小镇里，有钱人家的儿子喜欢穷人家的姑娘，抛了门当户对的聘礼，要娶穷人家姑娘，也不是什么新闻。可见，边城，这样一个地方，是重义轻利的，不为商业气息所熏染变质。由此表现出先生也是以重义轻利的人。

文中几处自豪的提到茶峒人平素品德，而正因为爷爷的性格正符合茶峒人的道德观，所以为人们所推崇，提起渡船，无人不知那个豪爽老人，当然，可以说每个人都摆渡，所以知道她，但是，从文中人们对老人的熟悉和态度可以看出，人们对他性格的尊敬，甚至他去买东西，“一定有许多铺子上商人送他粽子与其他东西，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划船人一点敬意”。文中有个细节，翠翠不愿去看热闹，要与爷爷守船时，爷爷便拿茶峒人品德去压她，以使她乖乖去玩。为什么要品德压一个女孩子呢，因为对爷爷自己，这是最具权威性的东西，所以下意识的拿来“恫吓”翠翠。

文中描述了当事情与钱发生关系时，爷爷的处理方式—-一定是互相推诿，仿佛钱是人人都不要的东西般，在这些争执里，谁要是最后占了钱的便宜，谁就是输家。这倒是让我想起了故乡的风情，有时也是如此。互相推诿前遍，来来去去没个停，有时甚至掷钱与地上，而人奔走开了。

文中也安排了几个推钱的场景，读来就如生活中发生的事般真实。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与屠夫的争执，还有一个定要留钱的摆渡客。沈先生对此类场景津津乐道，可见他对这种风情的喜爱。人人以情义为重，一不要钱为荣，这便是沈先生所念念不忘的人土风情

这就是先生带给我们的他的边城,一座沉默的城,从开始到结束似乎都在隐忍着什么.翠翠就是这座成的化身,从恋上那个可以让她连做梦都能被他的歌带的很远的人开始,她就选择了沉默,虽然内心起伏不定,表面却始终如一.祖父在雷雨夜里去世,天保淹死,白塔坍塌,翠翠依旧无法摆脱母亲的命运,惟有等待, “那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第五篇：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摘要：联系沈从文的生平和文学作品会发现其进行小说创作的一个特点：偶然性和必然性相结合。本文从其“个人经历”和“他人影响”两个方面来阐述沈从文的一些偶然经历对其创作小说的必然影响。研究其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不仅可以了解其步入文坛的复杂心路历程，还可以把握其创作小说的独特性。

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创作 偶然 必然

沈从文在《水云》一文中这样说道：“我们生命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以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还决定后天的命运。”[1]95笔者从此看出其进行小说创作的初衷有偶然性因素，进而研究其小说创作，发现这些偶然性因素却对其创作造成了必然性的影响。本文将从“个人经历”和“他人影响”两个大的方面来论证这个问题。

一、个人经历（1）幼年时期

沈从文在6岁的时候就进入了私塾，但他的作品却不是正统的模样。原因在于他并没有接受私塾的正统教育，从小就讨厌读书，经常逃学。他“常常把书篮寄放到一个土地堂的土地菩萨身后，托她保管，却洒脚洒手跑到十里八里远的乡场上去看牛马牲口交易，看摆渡和打铁，看打鱼榨油和其他种种玩意儿”[1]404。他因为逃学被迫换了四个私塾，但是即使老师用鞭子打得再重，他还是会找机会逃学。他觉得私塾里的书本太过于陈旧，外面广阔而新鲜的世界才是他所喜爱的。他认为“从生活中学到的永远比从旧书本子学的，既有趣味又切实有用得多。” [1]404

幼年时候不懂事的逃学顽童生活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事，只是沈从文身上的一个偶然事件，但他逃学期间见识到的生活这本“大书”却对他的小说创作造成了必然性的影响。沈从文说他的逃学，从另一角度看，可说是他“正想尽办法，极力逃脱那个封建教育制度下只能养成‘禄蠹’的囚笼，而走到空气清新大自然中去，充分使用我的眼、耳、鼻、口诸官觉，进行另外一种学习。”[2]388这种自我教育的方式不仅让他读了一本内容无比丰富而充实的大书，增加了不少有用的“做人”的知识；还鼓舞了他于二十岁时两手空空去北京阅读一本篇幅更大的新书。这些幼年时期的偶然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成为了他后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源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偶然性的经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历必然影响了沈从文在那个时期显得十分独特的小说创作。

沈从文幼时逃课也不全是关注市井生活，他也有小孩子玩儿的天性。他会和同街比邻的坏小子一起，脱光身子从悬崖高出向河水中跃去，在河水中泡上一下午，有时候会碰上六月例行的行雨。在这个时候，他“必一面望着河面的水泡，或树枝上反光的叶片，想起许多事情。”“因为雨制止了我身体的活动，心中便把一切看见的经过的皆记忆温习起来了。”[3]184

沈从文一面看雨一面温习过去的经验只是他的习惯，是一种偶然，但在他十五岁以后，他的生活同一条辰河产生了联系，他在那条河流边住了约五年的日子。从汤汤流水上，他“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 [3]185沈从文在这条河边扩大了想象力，思考了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很多事。没想到这种偶然的思考习惯却对他后来的创作造成了深刻而必然的影响。他后来虽然是离开那条河了，但是他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他最满意的文章也常是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甚至在他所写的故事中人物的性格，也全是他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他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一文中这样写道：“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 [3]183

（2）少年时期

少年时期的沈从文经历了一段近乎流浪的岁月，15岁高小毕业后辍学当兵，剿过匪，扎过营，经历了很多分分合合甚至滥杀无辜的场景。但这些生命中的偶然性事件，却深深地体现在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中。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这样写道：”对于农民和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不隐讳这点感情。” [4]后来部队被神兵突袭全军覆没，他被遣散回家，做了统领官陈渠珍的书记。这段时间的创作沈从文自己是这样评价的：“在军营里作书记时，我学得一种老守在桌边的‘静’，过去日子又似乎过的十分‘闲’，所以就写成了那么些小说故事罢了。”

[5]

沈从文虽说自己的这些经历写进小说只是一种偶然，一种消遣，实则不然。这些流浪的岁月中的经历都是他后来“文学创作的根基”。“他的家乡是湖南，好奇进取，遇见转机就转，是有地方的特性。任清而善适应环境，所以不悲观，多感而不钟情，所以不颓废，行己而‘不耻’，不学而有术，这都是个性的特异，硬练就一副结实的人格。”[6]205毕树棠对沈从文的评价正可以看出其小说创作的成功不是偶然，不是一蹴而至，而是“作者久写小说，文笔独特，习惯成自然，有simplicity之美，非偶然所能至者。”[6]207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这样评价沈从文的这段岁月：“这一段流浪的岁月，对沈从文后来的写作生活，非常重要，不但因为他可以从此获得不少见识和刺激性的经验，而且，最重要的是，使他增加了对历史感和事实的认识。”[7]因此，沈从文偶然的流浪生活也是影响他后来小说创作的必然性因素。

二、他人影响

沈从文的生活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贵人相助”，这些人，有的给他启蒙，有的让他迅速成长，有的给他精神上的支持，有的给他物质上的帮助。

因为逃课的原因，小学私塾的学习对沈从文的影响不大。但沈从文为当兵之后去芷江投亲，亲戚中娘舅和姨夫二人常在一起吟诗唱和，他代为抄写，于是学会了作旧体诗和临小楷帖。姨夫还是熊希龄的胞弟，因此他在熊府有机会读到许多林（纾）译小说，其中狄更斯的作品对他后来从事创作产生了久远影响。小说《顾问官》就是受狄更斯的影响而创作的，沈从文体会到“面前这个社会许多部分都正在发霉腐烂，许多事情都极不合理，远比狄根司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英国社会还野蛮恶劣”[1]411。当时一位胖大头军法官和一个在高级军僚中极不受尊敬，但在本地商人中称“智多星”的顾问官，是沈从文作品的忠实读者，殊不知沈从文在《顾问官》中讽刺的就是他们本身。生活中这些人陪司令老师长坐在官厅里玩牌的偶然事件和偶然读过的狄更斯的作品却影响了沈从文这个时期小说创作的内容和风格。

后来沈从文在陈渠珍身边作书记时，替陈渠珍保管大量古书和文物，也便涉猎，获得了很多知识。在书记处的同事中，沈从文年纪特别小，但是幻想却特别多。《聊斋志异》、《镜花缘》、《奇门遁甲》等书都扩大了他幻想的范围。沈从文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这样说道：“继续推之向前的力量，与其说是物质上的成功希望，还不如说是相去遥远、另一时代另外一些人的成就的鼓励。由《楚辞》、《史记》、曹植诗到‘桂枝儿’小曲，什么我都欢喜看看。从小又读过《聊斋志异》和《今古奇观》，外国作家中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绍进来，加之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2]374在他进行创作的时候，“也特别注意到文字风格和艺术风格，不仅仔细分析契诃夫或者其他作家作品的特征，也同时注意到中国唐宋小说表现方法、组织故事的特征。”[1]419到自己能独立动手写短篇时，最大的注意力，就是“求明白作品给读者的综合效果，文字风格、作品组织结构，和思想表现三者综合形成的效果。”[1]420

受“五四”余波的影响，沈从文只身一人从湘西去往了北京。刚到北京的时候身上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什么也没有，想要投靠的亲戚又不接纳他，他穷极无路就给素不相识的郁达夫写信求助。郁达夫因此还专门跑到他住的简陋地下室去看他，事后还写了一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来鼓励他。初到北京时，沈从文的身边唯一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才偶然得到一本破旧《圣经》。他“并不迷信宗教，却喜欢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的篇章”[2]372。从偶然获得的这两本书的反复阅读中，他学到了写小说的要诀：《圣经》教会了他如何抒情，《史记》教会了他如何叙事。这些方法对其后来的小说创作有着必然的影响。沈从文后来在《习作选集代序》中公开感谢郁达夫，徐志摩，胡适之等人，并说：“如果没有他们的种种帮助和鼓励，这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8]

这些看似平常的偶然事件和不经意出现的人物及其作品，实际上都一步一步在将沈从文引向小说创作的道路，并在不同的层面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目的，创作的内容，以及创作的手法都有必然的影响。沈从文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偶然经历却能在冥冥之中造就一个优秀的作家，并且成为其小说创作的必然因素。在沈从文去往北京这个转变之前，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但在转变之后，他“仿佛一条猛兽穿林越谷，登上一座山峰，回头一望，好一片世界也！”[6]207

沈从文人生经历的复杂性导致其身边发生的偶然性事件增加，而这些偶然性事件冥冥之中将其引向了小说创作的道路，并影响了其小说创作的独创性。研究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偶然和必然，不仅可以了解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背景，还有助于我们在进行创作或者分析他人创作时思维的发散和创新。但是沈从文又是一个在创作的过程中渐渐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在创作初期沈从文接受的文学创作方面的方法技巧还很少，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来进行创作，没有固定的模式或者方法套路，仅仅是用他的笔写他想写的故事，其创作的偶然性在这个时期很突出。慢慢走上文学的道路之后，他也开始渐渐掌握文学创作的脉络，创作成为了一种谋生的工具，或者增加了其他的功能。这个时候，创作小说的必然性因素突出，于是后期的创作没有初期那种明显的独创性，而是“进入了人民队伍里”，成为他过去深深希望的‘公民’之一员，“踏踏实实，大步向共同目标走去”。[1]423因此在其创作后期，创作小说的偶然和必然体现并不明显，这也是笔者研究该问题的一个疏漏，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一步探究其后期小说为何缺乏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卷12（散文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_：95，404，411，419－420，423．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卷16（文论）［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_：388，374，372．

［3］沈从文．抽象的抒情［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2_：183-185．

［4］沈从文．边城 题记［A］．学生阅读经典 凤凰于飞[M]．上海：文滙出版社，202_．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卷17(文论)［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_． ［6］毕树棠．从文自传[A]．沈从文研究资料(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_：205-207

［7］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_．

［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卷9（小说）［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