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汪曾祺小说

第一篇：浅论汪曾祺小说

浅论汪曾祺小说《受戒》的语言运用艺术

孙汉利

摘 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在文坛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在语言运用上，汪曾祺不仅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积累，而且善于学习民间语言，同时也不乏现代意识。在其小说语言中，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论述汪曾祺小说《受戒》的语言运用艺术。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鉴与融合；

二、叠言的运用；

三、短句的使用。

关键词：语言；短句；叠言；方言；文言

Abstract:Wang Zengqi novel “Initiation” in the literary world has made great success.Especially in the use of language, Wang Zengqi not only have profound accumula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but also good at learning of civil language, but also many modern consciousness.Language in his novels, he has his own unique style.This articl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o describe Wang Zengqi novel “Initiation” the language arts.First, dialects and classical Chinese lessons and integration;Second, the use of overlapping words;Third, the use of the phrase.Key words: language;phrase;Permian statement;dialect;Classical Chinese.1980年汪曾祺发表的《受戒》使人耳目一新，人们惊异地发现汪曾祺文化小说的别一样风格和别一样的情趣。其代表作《受戒》的语言更是别具一格的，简洁明快，纡徐平淡，流畅自然，生动传神。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艺术风格的形成，语言表达的作用不可忽视。作家的艺术追求也可以从其语言风格特点上反映出来。”汪曾祺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积累，善于学习民间语言，同时也不乏现代意识，在其小说语言中，就能充分展示出他的文化修养及美学追求”。[1]《受戒》的语言简洁自然、清新明快，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不拘世俗、热爱自然的人生追求。下面本文就从三方面来分析汪曾祺小说《受戒》的语言运用艺术。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鉴与融合；

二、叠言的运用；

三、短句的使用。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鉴与融合 《受戒》是以汪曾祺的故乡苏北水乡为背景，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化效果。阅读《受戒》犹如在欣赏一幅美妙的风俗画。《受戒》中运用的俗字、方言、俚语，以及口语化的语句，使小说的地方色彩更加浓厚，对小说的风俗效果化功不可没。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 “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哔哔地响。” “车”、“薅”、“打”、“捋”等，苏北水乡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这些词语对于我们来说很新鲜，能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使读者加深对文本的理解。方言或俚语使表达事情或描写事物更加准确生动，形象地展示作者所要表现的场景。

小说在对人物形象进行刻画时，也使用了大量的苏北方言或俚语。例如在对赵大伯形象描述时。

“赵大伯是个能干人。他是一个“ 全把式”，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罩鱼、洗磨、凿砻、修水车、修船、砌墙、烧砖、箍桶、劈篾、绞麻绳。他不咳嗽，不腰疼，结结实实，像一棵榆树。人很和气，一天不声不响。”

“能干人”、“全把式”说明赵大伯是个手艺多样的能人。“罩鱼”、“洗磨”、“凿砻”、、“箍桶”、“劈篾”等一系列动宾短语的描写，是对赵大伯具体手艺的展示，他行行精通。这些词语读起来也是朗朗上口、干净利落，增添语言的音乐美。在对赵大伯两个女儿形象刻画时，作者也舍弃了常用的修饰性书面语言，充分运用民间语言。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

“鸭蛋青”、“棋子黑”、“清水”、“星星”，新鲜、形象、生动，在接连不断的比喻中，表现了两位乡村少女的质朴与美丽，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在小说语言上,汪曾祺还注重对文言的借鉴和运用。古代汉语经过长期的运用和发展，具有了许多现代汉语不可比的长处，凝练、含蓄、古朴、省俭等。例如：

“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幼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还写一张仿。”

“只有仁渡，没有叫他“渡师父”的，因为听起来不像话，大都直呼之为仁渡。”

“小人她偷偷地看过，人很敦厚，也不难看，家道也殷实，她满意。” 现代汉语中，“开蒙入学”就是“上学读书”，“直呼之为”即“叫” 或“喊”，“家道”即“家境”。汪曾祺避开现代汉语中一般的书面语言，而采用古代汉语的词语，使得文章语言更简洁、凝练。

对方言和文言的借鉴和融合，使小说语言简洁明快、通俗易懂。也表明了汪曾祺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积累，善于学习民间语言，充分体现了他的独特的语言风格。

二、叠言的运用

“汪曾祺曾自称‘通俗抒情诗人’。所谓‘通俗’就是要语言贴近民众，贴近生活，口语化，所谓‘抒情’，除了内容之外，在语言方面则要求有美感，包括音律美。”叠言在民众口语里很活跃，在抒情作品里亦多见。汪曾祺的小说里叠言使用频率高，与他的艺术追求和语言风格是一致的，是他的语言风格的具体体现。在小说《受戒》全文中使用叠言达到了30多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汪曾祺惯用叠言，也体现了他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

汪曾祺在《受戒》中除了使用叠言频率高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叠言使用形式多种多样。

（一）AA式

“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 “小英子早早就把船划到荸荠庵门前。不知是什么道理，她兴奋得很。她充满了好奇心，想去看看善因寺这座大庙，看看受戒是个啥样子。”

前一句写小英子在田埂上赤脚留下的脚印，“小小”、“平平”、“细细”三个叠字，将脚印描绘得如此美妙，表现出一种轻轻淡淡的物象美。后一句是描叙小英子送明海去善因寺受戒的场景。“早早”、“看看”充分表现了一个十五六岁小女孩的好奇心，不仅是自己没到过善因寺，更重要了的是她是要送心上人明海去善因寺受戒。

（二）A了A式

“他舅舅给他相了相面，叫他前走几步，后走几步，又叫他喊了一声赶牛打场的号子：‘格当*N——’。”

“她又去转了转罗汉堂，爬到千佛楼上看了看，真有一千个小佛！”

（三）AAB式 “明子点点头。”

（四）ABB式

“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

“荸荠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着。” [2]“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划到这里，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他就使劲地划桨。”

第一句是对赵大娘形象的刻画，“滑溜溜”、“格挣挣”描写了赵大娘衣着整齐、干净，打扮得得体，说明她是个爱漂亮的人，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第二句是小英子“捋荸荠“时的情景，“凉浸浸”、“滑滑溜”不仅从触觉上逼真地描写了踩在烂泥里的感觉，而且还能让人联想到小英子的活泼可爱。第三句“无端端”把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的害羞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文中还有如“凉嗖嗖”、“胖礅礅”，“笑嘻嘻”等等，这类叠词的使用增添了语言的节奏感，形成了一种鲜活的语言音乐美。

（五）ABAB式

“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一个莲蓬吃。”

“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哔哔地响，小英子最爱捋着玩，——荸荠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着，——哎，一个硬疙瘩！伸手下去，一个红紫红紫的荸荠。”

前一句“瘦长瘦长”表明赵大伯身体依然硬朗，没有被生活的艰辛所压倒。后一句“一格一格”、“红紫红紫”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荸荠叶和荸荠的具体形态，给读者留下了丰富想象空间。

（六）AABB式

“不叫‘方丈’，也不叫‘住持’，却叫‘当家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确确实实干的是当家的职务。”

“他平常可是很规矩，看到姑娘媳妇总是老老实实的，连一句玩笑话都不说，一句小调山歌都不唱。”

前一句“确确实实”肯定了仁山在寺中的地位，就是个管家务的角色。后一句“老老实实”描述了仁渡平时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反衬了他在某些时候的不老实。

在《受戒》中，汪曾祺除了使用现代汉语叠词的普通形式外，还创新了一种叠词形式，即“ABBB”式。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在这句中本来用“扑鲁鲁”就可以了，作者在这去又加了“鲁”成了“扑鲁鲁鲁”，描写青桩发出的声音更加形象，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受戒》的叠音形式音节匀称、具有和谐的音韵美。叠言又多以两两相对或排比形式出现，符合汉民族“成双作对”的民族心理，从而增添了行文的流畅自然和连绵不断的回环美。而且小说的语言非常生活化，而生活化的语言便是口语化，叠字叠词正是我国汉民族口语词汇的一大特点，大量运用叠言手法，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与作者追求自然和谐的艺术效果有关，叠言的运用使《受戒》的语言既富有音乐美有亲切自然。

三、短句的使用

在《受戒》的语言句式中，短句占了统治地位。大量短句的使用，使句式变化多样，避免了行文节奏上的呆板与单调，而且句子短就形成了文体的干净，无拖泥带水之病，且跳荡活泼，富于生气。例如：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这几荐重活，自己一家是忙不过来的。这地方兴换工。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

全段共一百零九个字，却形成了二十三句。这些句子以短句为主，最长的一句也不过十字。句子字数时多时少，长短不齐，抑扬顿挫，好似一首优美的散文诗，轻快而平缓，将江南水乡的人情世故表现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南方群众的热情及友爱。

汪曾祺《受戒》中对短句的使用还体现在对人物对话的描写。小说人物对话往往两三字一句，既简洁又生动，而且极富诗的韵味。如明海烫戒后与小英子隔河对话式的场景。

“明子！” “小英子！” “你受戒了吗？” “受了。”

“疼吗？” “疼。”

“现在还疼吗？” “现在疼过去了。” “你哪天会去？” “后天。” “上午？下午？” “下午。” “我来接你！” “好！” „„ 这些语句看似平淡，然而细细回味，却又韵味深长。不仅精到地刻画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而且从文本中我们可以觉察到英子和明子之间的爱慕之情。读这段对话象犹如在欣赏一首诗，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到叙述中的诗意美，也表现了汪曾祺深厚的文学功底。

汪曾祺说：“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却开。”短句的运用，使小说语言变得简洁、准确，看似平淡无奇，却又韵味十足，形成了干净简洁、自然流畅的语言风格。

以《受戒》为代表的汪曾祺文化小说在文坛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是人们对新时期小说创作多元化趋势的第一次认同。而小说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震撼力和影响力，与作者语言风格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朱志刚在《节奏与词语的选择》中说道：“汪曾祺对语言运用是如此的熟练、老到，他通过对语言节奏的把握和对特定词语的准确选择，使得其小说整体上突出了一种饱含韵味的、不疾不徐的、充满节奏感的和谐美，一种由特定词语幻化出的富有地域特色、充满人情味的、江南水乡的风俗美。”[3] 通过分析《受戒》语言运用的技巧，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汪曾祺善于运用语言，且形成了他独特的语言风格，这对他文化小说的成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注释 ：[1]陈燕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魅力》《东岳论坛》202_年5月第22卷第3期 133页

[2]夏云珍 《汪曾祺小说中的叠言用法》《修辞学习》第5、6期合刊 72页

[3]朱志刚《节奏与词语的选择》《名作欣赏·语文讲堂》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 52页

参考文献

[1]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 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8月 [2]汪曾祺著 《汪曾祺全集·一·小说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8月 [3]陈望道著 《修辞学发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_年第4版 [4]黄伯荣 廖序东主编 《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上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年1月第1版 202_年7月第三版

[5]陈燕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魅力》《东岳论坛》202_年5月第22卷第3期

[6]夏云珍 《汪曾祺小说中的叠言用法》《修辞学习》 第5、6期合刊

[7]朱志刚《节奏与词语的选择》《名作欣赏·语文讲堂》 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

第二篇：汪曾祺小说读后感

汪曾祺小说读后感

汪曾祺的小说就像一杯淡淡的茶，需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品味。在质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自己的独特乐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在他的笔下有住在庵里的和尚、串村走户的女挑夫、手艺了得的锡匠、掏粪工、赶牛人，也有西南联大的文嫂、金昌焕等各式各样的人物，他们都不是什么达官显贵，都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有的只有平平淡淡的不同的人生。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写的很真实，并不是好人全好，坏人全坏，写十一被打后，老锡匠去找人算账，打十一的那人也会害怕，村里的干部也对施暴的人进行了惩罚，《胡里杂记》中的那些富人小姐们去庙里的时候也会施舍给叫花子们一些钱。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讽刺意味。如：明海和尚虽然是当家和尚，可是他距离那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的标准还差的很远，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都不具备，可是他还当得好好的。在《七里茶坊》中的赶牛人们在大雪天还要坚持把牛赶下山去，其中有段话是这样说的“头两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夜战，把牛牵到地里，杀了，在地头架起了大锅，大块大块煮烂，大伙儿，吃！那会吃了个痛快，这会儿，想吧！”这其中就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讽刺，还有《胡里杂记》中的李三，本来他应该管理市井中的叫花子的，可是对于有一批人他不管，而是在他们“收获”后去管他们要钱，讽刺味十足。

他的小说语言是一种散文化的语言，他常用细致的语言描写周围的环境、人物形象等。他曾在《大淖记事》中这样描写“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的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水道的河源„„”后面还有相当细致的描写，在写到小英子的外貌时“小英子这天穿了一件白夏布上衣，下边是白纱布的裤子，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细草鞋，头上一边插着一朵栀子花，一边插着一朵石榴花。”汪曾祺经常用一些细致的外貌描写和语言描写来塑造一个人物形象。这些语言给人以散文美的感受，可以说是“散”和“淡”的完美结合，但就是这样一种散文化的平淡语言给他的小说平添了一份特殊的韵味。虽然是散文化的语言来写小说，有“形散”的嫌疑，但是从他的小说中其实不难看出他的情节安排其实是很紧凑的，如《受戒》中明子随舅舅去出家的时候就遇见了小英子，后来又相继遇见了几次，而且文中也说过和尚是可以娶亲的，这样发展到最后小英子问明子愿不愿意让她做他媳妇这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他的有些故事情节安排的很巧妙，如《陈小手》中先是描写陈小手的手是如何的小，他接生是如何的厉害，接着写那个军官的夫人难产了，接生婆们都束手无策，这时就有人提议要陈小手来，然后描写陈小手是如何费劲力气成功接生的，接着是军官的感谢，到这里似乎都没什么出彩的地方，直到后来出现的那一声枪响，这时读者才如梦初醒般回过神来，也就是这一个结局让全文的境界提升了。让人唏嘘军官的无耻以及陈小手的悲哀。《鸡毛》也同样是这样，小说中主要描写了文嫂这样一个人，她是一个守本分的寡妇，生活在一群“不正常”的西南联大的学子之中，独自抚养着自己的女儿，好不容易女儿大了，出嫁了，她的日子也慢慢变好了，可是好景不长，有一天她发现她不见了三只鸡，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后来女儿回来了，告诉他女婿出车祸了，要去收尸，这时又适逢西南联大学子毕业，文嫂去收拾宿舍，在金昌焕的宿舍里发现了鸡毛，金昌焕一直以来都是这西南联大中最正常的人，文嫂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金昌焕会用她的瓮罐煮鸡肉吃，这时的文嫂再也忍不住了，一直悲泣“我的鸡，我的鸡„„”似乎要将她一辈子的委屈全说出来，这样的结局不禁让人在想何谓“正常”何谓“不正常”，这个故事看似没有什么波澜，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埋下了伏笔，小说中特意交代说西南联大除了金昌焕没有一个人是“正常的”，他还经常借文嫂的翁罐煮肉吃，这实际上都埋下了伏笔，这似乎和欧亨利式结局有异曲同工之妙，汪曾祺式的这种结局方式值得品味。

第三篇：汪曾祺小说特色

汪曾祺小说特色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

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豪华落尽见真淳。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上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作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本文即尝试从语言的角度对汪曾祺作品进行分析。

一、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王安忆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1）确实如此。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2）我认为汪曾祺小说散文的语言特色重要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举个例子，“我家后园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囔囔。”（《紫薇》）汪曾祺的白话文给人一种解放感——原来白话文可以这么写！又如他的《虎头鲨、昂嗤鱼、阵鳌、螺蛳、蚬子》这篇专讲吃的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苏州人特重塘鳢鱼。上海人也是，一提起塘鳢鱼，眉飞色舞。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瞎！”一声“瞎”韵味无穷，意境高远。自五四以来，尝试把口语溶入写作的人当然绝不只是汪曾祺一个。老舍也热中于此。但是倘若拿这两个人相比，我认为汪曾祺更胜一筹。这是因为老舍的口语因素多半构成一定的语言特色，小说的总体框架还是相当欧化的。汪曾祺与此不同，他的小说往往在大的叙述框架上，就有意顺从现代汉语中口语叙事的规则。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比如‘西南联大有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故里杂记》）；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顺着开头徐徐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的扑朔迷离。他很负责地说完一件事，在由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来”（3）我认为王安忆对汪曾祺的小说的叙述和语言的特征，描写得相当准确。读汪曾祺的小说确乎如此，什么都平平淡淡，但读完之后，你却不能平静，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隐隐地激动。汪曾祺小说散文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方言，文章读来琅琅上口，倍感亲切。汪曾祺对吴语非常稔熟，颇知其传神妙处。他在小说《星期天》、散文《安乐居》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上海方言。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等，既有地方色彩，又写活了人物，吴地读者赏来自有动人情趣。在上海，卖糖炒热白果的小贩在街头吆喝道：“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那句中的“糯”字，使汪曾祺竟“嚼”出细腻柔软而有弹性的韵味来，他在形容女作家铁凝的小说《孕妇和牛》的语言风格时，便油然想起吴语里的这个字：糯。他怕这位北方作家不能体会这种语感，就说：“什么时候我们到上海去，我买一把烤白果让你尝尝。”再如《岁寒三友》中一段“早！早！吃过了？偏过了，偏过了！”极富情趣。运用方言实际是用了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贴近生活，象这样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中是唾手可得的。汪曾祺热爱甚至可以说迷恋民间文化，1950年在北京做过《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编辑，这段经历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只是民间的戏曲、歌谣让他着迷，甚至连北京一派出所墙上写的一条宣传夏令卫生的标语“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在吃！”；八面糟附近的一家接生婆的门口的“广告”：“轻车快马，吉祥姥姥”；做竹藤活的写的：“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绷 ”。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由衷地赞美说，“这都是很好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4）在《说说唱唱》当编辑的那几年，汪曾祺更从赵树理身上看到民间文学对一个作家的巨大影响，或者说，一个作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应该下功夫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和诗情。本来就对民间文学有浓厚兴趣的汪曾祺在赵树理为人及作品影响下，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一个作家读一点民间文学------首先是涵泳其中，从群众那里汲取甘美的诗的乳汁，取得美感经验，接受民族的审美教育。”（5）多年以后，当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后，在谈及创作经验时，他总不忘记强调民间文学对自己的影响。汪曾祺八十年代重出文坛时有人惊呼“原来小说也可以这么写！”我想人们惊叹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汪曾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吧！

二、吸取古典文学营养汪曾祺除了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寻找资源外，同时还非常重视从古典文学中取得营养。汪曾祺的语言传承了唐宋散文流风，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他一再提到明代作家归有光的几篇散文《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诸篇，由于归有光“无意为文”，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从中得益匪浅。“我受营养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6）有了这些“余韵”，汪曾祺的语言就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文言文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为什么那些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日常口语一溶入汪曾祺的笔下，就有了一种特别的韵味？秘密就在其中。举《受戒》起头的一段为例：“这个地方的老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就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这是一段大白话，白得几乎连形容词都没有，但读起来如长短句，白得有一种风情。倘我们读一读归有光的《寒花葬志》，我以为不难发现《受戒》这段大白话的节奏、韵律与《寒花葬志》有自然相通之处。很明显，文言写作对“文气”的讲求被汪曾祺移入了白话写作中，且了无痕迹。反过来，痕迹非常明显地以文言直接入白话文的做法，他也不忌讳，不但不忌讳，相反，大张旗鼓。举《端午的鸭蛋》一文中的一段：“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沙多。蛋白柔软，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札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这里文言成分和白话成分水乳交融，自自然然，一点不勉强。再如《观音寺》中这样的行文：“我们在联大新校舍住了四年，窗户上没有玻璃。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纸，抹一点青桐油，亮堂堂的，挺有意境。教员一人一间宿舍，室内床

一、桌

一、椅一。还要什么呢？挺好。”也是白话，但有股文人气。这种带股文人气的白话又和五四之后的“旧白话”不同，没有那种半文半白带来的遗老遗少味儿。记得《陌上桑》中描写罗敷的形象有这么一段“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者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见罗敷，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把罗敷之美通过侧面烘托出来，读到《大淖记事》中描写“巧云”的一段“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快，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份量比一般人多，东西都比别人好。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她们就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膊酸痛酸痛。泰山庙唱戏，人家都是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的座。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你会发现两者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在文学创作中尝试文白相亲，文白相融的作家当然并不仅是汪曾祺一个，但是我认为能在一种写作中，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得以如此和谐，好象本来就是一家子，这大概只有汪曾祺能吧。

三、突破了诗歌、散文、小说界限的语言汪曾祺作品打破了诗、散文、小说的界限，去除了诸般文体间的话语禁忌，以其浓酽的意象化和诗化特征，体现出东方美学之风神雅韵。“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故人往事》）“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一船鸟，一船百合花。深巷卖杏花。骆驼。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复仇》）“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这不是小说，这是诗，是韵文，是行云流水。“正街上有家豆腐店，有一头牵磨的驴。每天下午，豆腐店的一个孩子总牵着驴到侉奶奶的榆树下打滚。驴乏了，一滚，再滚，总是翻不过去。滚了四五回，哎，翻过去了。驴打着响鼻，浑身都轻松了。侉奶奶原来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去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榆树》）。看“驴打滚”，这叫小说吗？不叫。“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晚饭花》）。一个小小子，看见一个姑娘，后来这个姑娘嫁了，“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这叫小说吗？不叫。小说照例是故事为纲，可是看完了，我满脑子里只有人，没有故事。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本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有一种清新自然美。汪曾祺在《桥边小说三篇后记》中说：“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7）“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着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十二月上旬，葡萄入窖。------”（《葡萄月令》）散文《葡萄月令》更象是一首一往情深的劳动赞美诗。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是一种对人生、对生活的挚爱之情。汪曾祺的小说散文如同简洁疏朗的水墨画，更如同朦胧幻美的成人童话，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的审美对象。

四、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受戒》、《大淖记事》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在这类作品里，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的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如《受戒》结尾两段：“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明海与英子划着小船进入了理想的圣地，也驶进了汪曾祺情感中的理想境界，在碧波芦荡中，美丽的景色孕育了健康的人性。写出了朦胧的爱，迷离的情，写出了特有的纯洁、烂漫与天真，不事雕琢而明明如画，醉人心田。澎湃的灵性，盎然的诗趣，一尘不染的情思，使人如读安徒生童话，成为人性美灿烂的圣歌，拔动万千心弦。《大淖记事》则写十一子和巧云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情恋，美如秋月，韧如蒲苇，透明似水晶。汪曾祺的小说不仅善于写风景，时时也写些民俗。《岁寒三友》中就有这样一段：“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地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买小吃的都来了。买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卖紫皮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都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长道短，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地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眯着；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臣点着了焰火了。”汪曾祺笔下的民俗描写，人称风俗画写法，在写时，往往是不知觉的，表面写的是风俗，实质以风俗为依托，渲染了氛围，也从侧面表现了人物形象，人们在看焰火时的欢乐气氛中，陶虎臣体会到了欢乐，别人在欢快之余感受到他善良的品格。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力于作品的语言。读汪曾祺的小说，仿佛是漫步春之原野，又如置身一片泱泱水气，神清气爽。在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里，汪曾祺描绘出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风俗画，令人神往。为我们提供了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活化石，提供了民间风俗那鲜活流动的精神实体。语言的美不管是华丽或朴实，是铺排或是简洁，它的魅力关键在于能否深深打动一个人的内心。就如同一个女子，长得令人惊艳固然是容易极具魅力的，却并不绝对，而眉目长得普通清爽，也可以抓住别人的眼和心，因为她的魅力并在一处，而在于她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之种种，这份魅力其实比前者更亲切和更令人喜欢，而且更持久。汪曾祺的作品属于后者一型。汪曾祺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是一些朴素很常见的句子，在他的作品中，你甚至很难找到一个生僻的字和词，但就是这些平平常常的句子，一经他组合，便仿佛有了生命有了灵气，让人读起来可亲可感可敬可爱。就像是一个蓬头垢面的村姑，经她梳洗打扮以后，人还是那个人，衣裳还是那件衣裳，却有了一种风致，有了一种韵味，有了一种美。这种境界的确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佛门一句话叫作：高僧只说平常话。也就是说真正得道的高僧是不会动不动就给你搬高头讲章的，也不会动不动就给你背两句谁也听不懂的经卷来证明自己的深刻和与众不同，他只用最平常最通俗的语言来讲述佛理，但这平常并不意味着浅薄，而是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大智慧。在汪曾祺的文章中，没有那种耳提面命的道学家面孔，没有装腔作势的大喊大叫，也没有自命不凡的名士习俗，他有的是从容和平和。他有的是娓娓道来和细细评说，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他的文章让人读起来轻松愉快如坐春风，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

第四篇：汪曾祺小说艺术特点

一、1.独特的小说观念（“小说是回忆”）

汪曾祺曾经小说下过一个定义：“跟一个可以谈的来的朋友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于是，我们阅读他的小说，仿佛感觉到是一个岁月老人在夕阳下讲述些有意思的往事，清淡、飘逸、耐品味，那些浓烈的、激动的、过于悲伤的东西都在他的娓娓叙述中变得淡而又淡。人情世故，舒缓有致，自有一番坐看云起的淡定。

从汪曾祺目前的小说来看，他的作品大多是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那里有他童年生活的记忆和梦想，《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这些他写得最好的作品都属于童年回忆。为什么写得最好的是那些离现实最远的作品呢？回忆中的故乡童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那些审美经验？

回忆是一种远距离的凝望和选择，时间过滤掉外在的尘嚣与浮躁，沉淀下那些醇美的、在生命中留下印迹的东西。蓦然回首中，记忆里的往事点点滴滴叠印起来，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世界。

2.欢娱和谐的小说风格 汪曾祺本人的个性和气质是倾向于和谐欢娱的，文如其人，其小说也具有相同的风格。40年代的汪曾祺由于年轻气盛，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浮躁凌厉”之气，老年以后汪曾祺参透了许多人世的纷争，越来越达观，他不习惯于对现实生活进行严格的拷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于是，我们只在他的少数作品里看到些许锋芒和嘲弄，比如《讲用》。而他的大部分作品表达的都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氤氲着世俗人生的欢娱。

汪曾祺的小说营造了一片没有权力浸染纯然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记忆般和谐温馨的所在。作者把笔触投向“故乡”高邮的村镇，这里没有宗法的约束，没有现代文明的挤压与喧扰，有的是一派自然与随和，有的是任性率真的人情与人性。《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和是十一子莫不洋溢着健康与活泼的光辉。大淖周围的人对于男女之事的以两情相悦为原则的随意，荸荠庵和尚们打牌、杀猪、吃肉、谈恋爱、找媳妇，虽然有违宗法制度和佛教清规，却是真真正正的人性的舒展和生命的欢娱。

3.萧散简远的小说语言 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可是，当我们读完后却难以复述其小说到底写了什么，因为小说的故事性不强，情节太少，好像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腾挪跌宕。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他的小说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他更多关注的是生活，他写人写事，浮在上面的却是生活。所以，他结构小说时大多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建构”，先描写环境背景、地理风貌，然后出现人，中间碰到什么可能就会绕进去写几笔，就如同一条流动的小河，两岸的草、花、云、影都倒影在里面，它不停地流着，碰到石头、游鱼、细沙„„都要低回不已，一唱三叹，就这样形成了一条丰富活泼的小河。

汪曾祺对自己的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他说这种处理方法受过大苏写作理论的影响：“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种行云流水般自然处理材料的艺术方法，与他本人的气质有关。他书画兼长，学养丰富，尤喜古代笔记，“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画则写意胜于工笔。他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只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叙述者，性情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度和叙述文体。

二、1.浓郁的抒情色彩

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谈》中曾说“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的抒情气质也日渐成熟。作为作家个人气质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现的相当充分。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主观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说情节的淡化倾向。随着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诸多的非情节因素（如风土人情、社会背景）涌入小说，抒情功能便附着在这些非情节因素上发挥作用。其实作家精心描绘的水乡风俗，更多的成为一种渗透着抒情韵味的氛围，为小说中即将发生的缠绵绯恻的爱情故事提供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背景，它具有情感规定性，并带有触发、烘托和解释作用，它浸润着创作主体的情思，比起一般以叙事为主的小说中冷静、客观的环境介绍、背景刻划而言更具感

人的魅力。

在创作中作家有意识地采用一种“过去时态”的写作，将绝大部分小说置于回忆笔调之中，这与小说抒情功能的需要有直接的关系。作家曾说：“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抒情气质对其作品的风格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明显地迹象莫过于其小说语言的“诗化”倾向。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大多带有创作主体的鲜明烙印，因而体现出独特的抒情气质。他笔下挣扎于生活重负之下的主人公在单调枯寂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对美的敏感与热爱，对诗意的浪漫主义的生活的渴望，甚至敢于为此冲破世俗的规范。在他的小说里，不仅知识分子懂得在笔墨山水，梅兰竹菊之间寻找生活的情趣，便是那贩夫走卒也多有艺术爱好.这些凡夫俗子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却依然在忙碌奔波之余寻找着美，酿造着诗意。

2．原生状态下的民俗风情画卷

汪曾祺小说创作不仅在取材上具有明显的民间地域性特点，而且所描写的对象大多是民间的市井人物。对这些平凡普通的市井人物，作者往往能拨开压在他们身上的层层阴云，发掘蕴藏在他们内心的美质和情操，张扬他们生活中的美和欢乐，使他们在各自微贱庸常的营生中以出色的劳动创造出了一种美的境界。因而以往的评论中，常把汪曾祺的这种描写称之为“风俗画”。但是汪曾祺的创作目的却绝不仅仅在“风俗画”，其深刻的主题意蕴是向人们揭示一种独特的民间原生态。汪曾祺作品中那种对原生民间形态的欣赏还表现为赋予作品中人物对清规戒律的蔑视。在汪曾祺小说中，男女性爱是高尚自然的行为。那些小说人物之所以破戒求爱，乃是寄寓着对于美好人生的诗性向往。汪曾祺写得较多的是私奔故事。姑娘生下私生子，少妇搞婚外恋，小姑娘爱小和尚在这里都是平常事，只要她们愿意，爱怎样就敢于怎样。私奔乃是她们阴暗的一生中最为光明的一次追求，是对日常生活的有限性和无聊感的逃避与反抗。

汪曾祺向我们展示的这个具有自在的原始意味的民间形态，充盈着旺盛的生命活力，“是一个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的境地。人在这样的民间文化形态中是自然的、舒展的、欢乐的。汪曾祺在他的小说中所要表达并极力推崇和赞美的正是这样一种充满诗意的人生境界或者叫做生命存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汪曾祺小说创伤的主题的话，那就是：人应该像他所描写的人物那样，诗意地生存在（诸如民间的）大地上。3．工笔画般的表达方式。

汪曾祺在叙述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对环境、风物、风俗、风情的细致描写。他的小说，很少采用开门见山的写法。作品的开头总有大段的关于环境、植物、风俗、典故等的描写或考证的文字。比如《大淖记事》的开头，从对“淖”字的考证，写到淖中的沙洲上的茅荻和四周的炕房、浆坊、鲜货行、轮船公司、码头……然后又写到西边的锡匠和东边的挑夫，而人物的出场还在后边。这种写法很有点“三纸无驴”的味道。但是汪曾祺却能把这些东西写得形神兼备，引人入胜。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文化性、可读性，而且平添了艺术上的真实感。

4．清水出芙蓉的语言。“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汪曾祺的民间叙述风格相一致，其小说语言表现为少浮辞、不渲染，质朴、洁净的艺术特点。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夸张、反语、双关等修辞手法，连比喻也用得很少。这就使他的语言去掉了一切枝蔓和芜杂，清水出芙蓉般单纯、明快，细细读来似乎只剩下了语言的原味。

三、由于受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影响，汪曾祺的创作取材自由散漫，多描写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情调。汪曾祺完全继承了老师沈从文对作品不讲究戏剧冲突，通过微妙的暗示、细腻的心理刻画，缓缓拨动读者的心弦的艺术风格，使得自己的文学作品风格清新秀逸、宁静致远。汪曾祺的作品是现当代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着非常重要的审美价值。他的作品远离重大题材，没有性格复杂的大人物，也没有强烈的戏剧矛盾冲突，作品随物赋形、疏放平淡、情韵幽远、风致清逸。

汪曾祺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对人们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人们能够从中得到文化的休憩，因而阅读他的作品总能给人一种温温的，淡淡的，静静的感觉，他要为读者构筑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般的理想境界放松身心。汪曾祺不时的绵里藏针，刚柔并济，又给人一种富有自我特色的独特见

解；他要让读者到他作品中静谧的天堂里悠闲一下，却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多姿多彩的生活，让你在悠闲中增长一点见识。汪曾祺全方位的审美观无形地渗透在散文小说创作过程中，读他的文章，犹如品味一杯香茶般的悠闲。

汪曾祺作品散漫悠闲的风格体现出他爱自己的故乡，爱那里纯朴的乡民的深厚感情；他钟情传统文化，追恋农耕文明，表现在作品中总是营构桃花源般的理想国度，以一种诗意却又经典的写法展现普通人的美好情怀。汪曾祺作品的语言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是很有特色的，这里以他的著名小说《受戒》，《大淖记事》为例，浅析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

《大淖记事》中对大淖环境及在这一空间里生存，活动的人物的叙事，从结构上说,就是那种传统文学的经典模式。开篇即把故事发展的前提布置得规范、详细，序幕拉开，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人物个性已然明了，作者只需讲故事娓娓道来，情节朴素自然，这样读者可以全身心沉浸在作者描绘的艺术境界中。汪曾祺独树一帜地将一些该说或者不该说的话一字不改地放在作品，一方面很多人都可以读懂，另一方面也使得文章的真实性没有被抹煞。如小说中“把一泡泡骚尿撒到水里”，“牛屎粑粑”等，在人们看来，这都是一些粗人说的话,但是，在这里作者却毫无忌讳，用得相当随意，而它们则很好地表现了水乡人原始的人性美。

《受戒》里那块忘俗的天地，青涩拘谨的小和尚明子，率性天真的农家女小英子，以及他们那段惊世骇俗的初恋故事，让人深陷于这样一个幻境中无法自拔。《受戒》完全构造了汪曾祺自己的桃花源，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和尚们可以打牌，可以随便带家属进出寺庙，可以接近女色，可以结婚等等。小说中明海小和尚与天真美丽的小英子有了甜蜜的恋情，按理说女孩子是不便首先表露自己的意图的，但小说中小英子却主动问明子“我给你当老婆，要不要 ”多么率真的探问，人物语言不带一点矫情，这样的语言在小说中俯拾即是，既与崇尚语言质朴性的传统文学一脉相承，又很好地承载了对“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追求”。作者在全文营造的一种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情感基调，是和他选用的幽默清丽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让这篇皈依美的文字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吸引人的气质。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表现为描写手法的平淡自然，对话简洁明快。作为汪增祺的经典小说，《受戒》集中反映了他的散文诗式的创作手法。全篇语言特点是平淡的白描笔法，自然随意，无拘无束。这种手法与普通的小说语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却是只有这种率性自然的笔法才能描绘《受戒》这一具有特色的民间世俗世界，才能体现民间生活的自由自在，体现那种毫无功利的纯真人性。汪曾祺的《受戒》全篇畅如流水，不是九曲回肠，而是如脉脉流水般的安详。自然的语言是汪曾祺语言的又一大艺术特色。如《受戒》中“小和尚的日子清闲的很。一早起来，开山门，扫地。„„”一天的生活就这样被自然细致的描绘出来。又如“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一句话我们就明白了明子和小英子的爱情故事。此外《受戒》全文都是轻松的语言，毫无苦涩艰深，读来顺畅清新。汪曾祺的语言特色还表现在语言对话的跳跃性、节奏感上。语言是作品成功的一个关键环节，《受戒》中的对话简洁、明快，使文章大大增彩。文中简洁的语言，讲述了明海与英子的初次见面，就使人看到了英子的“喜鹊”似的性格，随后的文章更加明确了英子善良，乐观的性格。而在全篇最后的对话中，故事发展到了高潮，仍是简单地对话，却使得人物性格最终确立。语言生动不避俗俚之语，不仅使我们在读作品重现现实感到亲切，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感到了民间纯真生命的底色。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到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也是它历尽困顿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标。有时，情感会战胜理智，或许这就是人性苏醒的时候。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汪曾祺正是以他一贯的那种平淡清新，毫无顾忌的描写方式，简洁明快的语言特色，描写人性，建构出一种平淡，一种整体和谐的紧凑，整篇文章如汩汩清泉注入心灵，甘洌清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深陷在这淳朴自然、自由旷达的桃源世界，忘却时间，忘却纷繁杂乱的尘世。汪曾祺的作品无疑给他所处的，当时充满着血与泪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摆脱了功利性的

束缚，远离于政治的漩涡，虽然有一种与时代脱节的感觉，但这种纯文学的创作更具有特殊的地位，更能引起人们的珍视和共鸣。

四、在文学群体、流派涌动更迭的20世纪80、90年代，汪曾祺是为数不多的个性化的抒情小说家。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和谐优美的风俗画，蓬勃的生命力，健康的人性。他40年代受业于西南联大的沈从文并有了文学创作，在经历解放后近30年的沉寂后,在80年代复出,重新显示了京派文学的文学立场和艺术魅力。他在对童年、故乡、往事的回忆中，将热情寓于恬静，沉重融入乐观，用自然、清雅的笔调抒写健康、美丽的人生，以宽厚通脱的胸怀构建理想的生活境界，形成了和谐优美的小说艺术风格。

一、优美和谐的风俗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1943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先后任中学国文教师、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调北京市文联任北京文艺编辑。1955年调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先后任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汪曾祺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小说大多选择短篇小说的形式，数量不巨而质量上乘。六十岁写《受戒》，轰动一时，六十一岁写《大淖记事》，传咏四方。两文清新淡远、生趣盎然的风俗画描写风格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高邮是个很有文化渊源的地方，写了无数温籍纤丽词句的著名词人秦观是高邮人，大运河数千年从城边流过，作为封建文化中心区域的流风余韵，难免给汪曾祺以重要影响.汪曾祺是西南联大出身，沈从文的学生,老师的文学风格、人文主义思想也一样渗透到他的作品中。“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1】《受戒》、《大淖纪事》和《八千岁》等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种富有别有风情的风俗描写。如《受戒》的结尾处: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充满着生活情趣的水荡景色的描绘，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恒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汪曾祺的每篇小说几乎都很用心的去描绘风俗人情、而且不惜大量笔墨，但绝非停滞于风物志、风情志的叙述，而是有着其深刻的人文内涵的。这一点与他师承沈从文的“边地”小说有着紧密的联系。

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在乡土风俗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人与人之间谦和互爱，人与物之间亲切共适，人与环境之间和谐相依，呈现出一派远离喧嚣和纷争，摒弃传统伦理中的狭隘和迂腐后的高远平淡、自然随和的生活氛围。

《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公益从不袖手旁观”。【2】三人的生活并不怎么宽绰，但当地方上要做公益，需要捐款，“首事者把捐薄伸到他们面前时，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三人的急公好义在地方上是出了名的。在朋友身处困境需要资助时，王瘦吾、陶虎臣为靳彝甫凑足路费，让这位有才华的穷画师外出谋生；王瘦吾、陶虎臣的生意破产，家里的生活跌入低谷时，陶虎臣变卖了三块祖传的视若性命的田黄石章，脱朋友于困厄。《羊舍一夕》中的四个小工团结友爱，《安乐居》中的酒友们友爱共处，《受戒》中尘世与佛门间亲密融洽，《大淖记事》中锡匠与挑夫们睦邻友好，同甘共苦。这些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却多具仁人君子的热肠，有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他们热情诚恳，正直善良，多情重义，舍己助人，强调自身的责任和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自觉地使自己的情感行为与群体沟通，与社会道德认同，与客观环境协调，表现出一种平和友爱的生活态度。

优美和谐的风俗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的融洽关系中，还表现在人与物之间的亲近上.《故里杂记·榆树》中的侉奶奶疼爱那头牵磨的驴，驴乏了，打滚时，侉奶奶“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乡下人进城卖牛给屠宰场，是侉奶奶地方上的人出面将年老的牛买下来，使得这头老牛能够在众人的照料下“颐养天年”。

二、善良、美好、健康的人性 在汪曾祺复出文坛的时候，他已经辍笔了40年，当他用一个80年代中国人的眼光回顾40多年前的那些旧梦时，体现出作家对人生与社会的更深刻的认识，突出了对民族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中善良、美好、健康人性的歌颂。

《受戒》中作者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小和尚明海与村姑英子的恋爱故事。汪老有意识地将晶莹剔透、充满纯情地爱情领入了诗的境界。他把明海当作一个普通人来描写，让其按照自然天性发展，表明了对健

康人性的礼赞。作者既描写了明海每天开山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等超凡脱俗的僧侣生活，又描写了和“野和尚”们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甚至逾越“门禁”的偷情世俗生活。这充分体现了作家对于充满着纯情的自然之爱的眷恋之情。

《大淖纪事》中，大淖的女人们按自然的节奏快快乐乐地活着，她们跟男人一样干活，一样挣钱，一样靠肩膀吃饭，没有惯常的女性的扭捏和对男性的依赖，显示出她们的自强、自尊、自信。在劳动中，大淖的女人们总是将自己收拾得齐头整面，干净利索，她们挑得不比男人少，走得不比男人慢。艰辛的劳动在她们的眼中如赶集般的轻松，看不出丝毫体力消耗的疲惫，只看到生命的美丽在劳动中尽情地绽放，生命的欢乐在劳动中跳荡。传统的伦理和偏见在这里被冲淡，女人们生活得全无“规矩”：姑娘可以自己找人，可以未婚生子，媳妇们也可以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媳妇们敢扒掉叔公的衣裤也敢在叔公前脱了衣服。“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她们充满了粗犷的、原始的、野性的生命活力，在生活中尽情释放生命的能量，敢拼敢搏，敢恨敢爱。她们热爱生活却不执著于功名利禄，淡泊超脱却又没有对生命短促的感叹.《王四海的黄昏》中视爱情为最高人生境界的武功艺人的故事，《晚饭花》中秦家三姐妹自寻郎君的爱情故事情节，均寄托了作者对于纯真质朴、自然健康的人性美的追求，以及对戕害这种健康人性的黑暗势力的控诉之情。

三、和谐、乐观的色调 汪曾祺总是一往情深，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人间的情义，思考着人生的真谛。在艺术表现上，汪曾祺不追求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淡化情节、追求和谐，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3】《受戒》追求的是僧与俗的和谐，《大淖纪事》追求的是性与爱的和谐。这使得汪老的小说的意境显得空灵、超然，具有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神秘与梦幻的情调。

作家个体的艺术风格既受民族历史文化的影响，也受到自身个性﹑气质﹑思想以及文化素质﹑艺术修养等的制约。汪曾祺是个很乐观的人，对生活充满热情：“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会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的先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4】正是由于这个朴素的信念，也为了将自己对生活的乐观传达给读者，他所撷取的不是人生的苦难，他小说描写的侧重点不是人性中的阴暗和丑恶，“他创作的旨意既非通过善恶美丑的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来表现崇高和悲壮，也非以深沉的情感对灵魂进行严肃的拷问”。【5】

和谐与乐观作为人生的主色调代替了沉重和忧虑，由此形成了作品深蕴的乐观。当然，如果说汪曾祺的小说只表现欢乐而没有悲伤，是不合实际的。他小说中的忧伤既直视人生的本来面目，又被乐观所涵盖。人世间的悲哀﹑苦难，人性的委琐，以及一切乏人兴趣甚至让人鄙薄的行为做派，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顿生出脉脉的怜情。他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里，而后缓缓化解成一种微甜、微苦、经久永恒的味。痛恨，但不咬牙切齿；欢乐，但不得意忘形；微笑淡化了愁苦，温馨驱走了暴烈，平和取代了浮躁。他的作品，到处可以使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温暖，一种令人心平气静的柔和，一种旷达超脱的微笑，内蕴的乐观消融了丑恶，作者的性情已经转变成了作品别样的情感趋向和艺术风格。一切都显得那么淡然，那么通脱，那么和谐。

四、恬淡的意境 汪曾祺的小说兼具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一方面是因为他学养丰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自己故乡的风俗人情和掌故传说更是如数家珍，有一种博识的杂家的风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生性淡泊，崇尚自然，讲究情趣，讨厌做作，反对小说的戏剧化。

汪曾祺认为“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6】他的小说处处均似闲笔，实则处处精心设计。他的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描写都可以看作是一首诗，散发出迷人的诗情画意。他在“酿造‘情调’，雅化人物。让人物带上自己的文化心理从而显出丰美的氛围气上却显得谨严而功力厚重”。【7】如《八千岁》中，作者随心所欲地描写离题甚远的贩马人“宋侉子”、旗人娼妓虞小兰、土匪军官“八舅太爷”，扑朔迷离，峰回路转，最后才写到“八千岁”，然而这些人物既是展示他们与“八千岁”故事的因果链条关系，更是在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对比中寻觅一种健康人性的诗意美的境界。

汪曾祺小说兼具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还表现在以平淡的笔调营造隽永和谐的艺术境界。在他的笔下，生活都是以其本来面目和盘托出，写风俗、民情，写人物活动的场景，少有刻意的雕琢。写景物，他笔下的天空是澄净的，阳光是柔和的，湖水是宁静的，花草是妩媚的。写人物，更少大起大落的情感起伏和大喜大乐的内心冲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一派安详和谐，万事万物都处于平平淡淡安安静静之中，即使偶尔生出那么一丝不快，也被坚韧和乐观冲淡，也无法打破作品整体的和谐宁静。汪曾祺对平淡的追求是自觉的，故而在汪曾琪的小说中他营造出的世界是平淡的、宁静的，生活在这种境界中的人去了浮躁，轻了利禄，心境是平和的，生活是恬淡的。他小说中的语言和氛围都充满着富有画意的描绘，它们与人物的情意相契合。《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中“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的情景，就是这种极致。

五、诗化的语言

著名作家都是讲究语言的，如鲁迅，沈从文，老舍，孙犁，赵树理等。鲁迅极精练，他的语言具有深厚旧学功底；沈从文刻意唯美，但过多的方言俚语有时让人难懂；老舍是活泼的市民语言；孙犁平淡简洁；赵树理是真正的农民语言 中间杂有民间戏剧的对白。汪曾祺的小说读起来平和淡泊，但细细咀嚼却意味无穷，寓人生哲理于凡人小事的叙述中，寓真善美于平庸琐碎的事件描写之中，化神奇为平淡。《鉴赏家》中叶三，一个卖水果的。季画家画了一幅紫藤，问他怎么样，他说：“好”！“好在哪里？”“紫藤里有风”。“你怎么知道？”“花是乱的。”“对极了。”季画家提笔引出两句词：“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后来，季画家又画了一幅墨荷，好些莲蓬，画完了，问叶三“如何？”“不对，红花莲子白花藕，你画的是白荷花，莲蓬却这样大，莲子饱，墨色也深，这是红荷花的莲子。”于是季画家重画了一张红莲花，并题了一首诗：

红花莲子白花藕，果贩叶三是我师。惭愧画家少见识，为君破例著胭脂。

他的小说里每一个人物描写都可以看作是一首诗，散发出迷人的诗情画意。他的小说处处均是闲笔，实则处处精心设计。《天鹅之死》开头以对话的方式展示了一幅神奇美丽的画面：“阿姨，都白天了怎么还有月亮呀？月亮是白色的？跟云的颜色一样，天真蓝呀，真好看呀；”“阿姨，树叶都落光了，树是紫色的。树干是紫色的。树枝也是紫色的。树上的风也是紫色的。真好看！”在学生的眼里、心里舞蹈老师多美呀！”“阿姨，你的眼睛、你的脖子、你的肩、你的腰、你的手、你的腿„„多好看呀。”老师的形象美，师生的情谊美，在自然环境的氛围里，与天然的色彩构成了一幅美的画卷。

《受戒》按作家自己的说法，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作品的开头，一上来就是两段梦幻式的“呓语”，简短得不能再简短了：“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十三岁来的。”开头的简短，意在强调语言的自然直白，用一种平静质朴的“语气”给整个小说定下一个基调（语调）：故事虽与梦幻有关，与爱情有关，但文字却不华丽，不失自然朴素之美。正如作家自己所说，“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的，’加’在一起的。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那样就会成为’堆砌’。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8】“语言像树，枝干枝叶，液汁流转，一枝摇，百叶摇；它是’活的’”【9】也就是说，他不讲求一字一词的推敲的奇特，而追求整体的氛围和韵味。”

《大淖纪事》中十一子养伤时和巧云的一段对话： 十一子能进一点饮食，能说话了。巧云问他：“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

“你要我说么？”“不要。”“我知道你不要。” “你值么。”“我值。” “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 “好，亲你！”

这段对话极为简洁平常，然而仔细回味，其中韵味绵长，不仅精到地刻画出人物内心世界地微秒变化，同时使我们读出了叙述中的诗意美来，读出小说中语言的节奏、色彩和音乐美来，这些得益于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

汪曾祺自己一直认为他的创作成为不了主流，这不是自谦，而是平实之言。他没有如现在一些不可一世的作家，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所谓“谢公不出，如苍生何？”，但他却是现代自由意志的生活方式和古典意趣的诗意化意境的和谐结合。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样坚持人文主义关怀的作家，他们把爱、美、生命力以一种优美的文字展示给世人，在这美的享受之中，我们的灵魂也得到了净化。斯人已去，好在他留下了那样精美的文字；开卷如在，让我们来感受这些精美的汉语语言，领略他那些平淡作品中激动人心的力量吧。

第五篇：汪曾祺小说《受戒》教案

（一）汪曾祺简介

江苏高邮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家庭环境民主。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

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纪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二）《受戒》

以独特的叙述方式：顺其自然、随意漫谈、闲话文体、插入叙述，讲述了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之间朦胧的爱情故事。（1）“荸荠庵”名称的来历。

世俗生活、充满了泥土气息，温馨回忆的情调。

（2）明海“当和尚”：为生活所迫，出家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

（3）小庵里的生活方式：“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介绍小和尚的生活：清闲

连带插入叙述其他几个和尚的特点：

仁山：当家的，管三本账（经账、租账、债账）

仁海：带家眷

仁渡：年轻、聪明精干

和尚的生活：吃水烟、打牌„„

小结：人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和自然的本性。（4）小英子一家及其生活：温饱不愁，男耕女织。

小英子家的环境：世外桃源般清雅。

小英子家的生活：纯朴、温馨 “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独门独户，岛上只有这一家。岛上有六颗大桑树，夏天都结大桑椹，三颗结白的，三颗结紫的；一个菜园子，瓜豆蔬菜，四时不缺。院墙下半截是砖砌的，上半截是泥夯的。„„隔扇窗上各嵌了一块一尺见方的玻璃，明亮亮的，——这在乡下是不多见的。房檐下边种着一颗石榴树，一边种着一颗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栀子花香得冲鼻子。顺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

“赵大伯是一颗摇钱树，赵大娘就是个聚宝盆。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这里的风俗，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这两个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通红的发根，雪白的簪子！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

（5）明海与小英子一家的关系及受戒过程。

明子和小英子之间萌发了朦胧的爱情。“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总评：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点

（1）语言：人物对话，采用口语、短句，简洁生动；

韵味无穷，精到刻画人物内心世界；

流畅自然，纡徐平淡。

闲话文体的叙述方式；富于诗意美。（2）小说具有散文化与诗化的特征。

打破了传统单调的情节性的小说模式，淡化情节；

优雅的审美情趣与叙述风格；

（3）寄予“桃花源”式的自然纯朴的生活理想。

人物自由自在快乐的生存方式；

朦胧的爱情；

清雅之中隐含苦涩（对现实的无奈；逃避）（4）总体风格：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