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王道士

第一篇：再论王道士

一王道士是谁？是那个与敦煌的漫漫尘沙生死为伴的小个子吗？是那个生前默默无闻死后骂名难泯的小人物吗？是那个不期然不经意间与敦煌藏经洞产生千丝万缕因缘的小道士吗？是那个浑然不知身后事的既狡黠又愚蠢，既固执又幼稚，既单纯又混沌的小老头吗？王道士啊王道士，是你害了敦煌还是敦煌害了你，谁人能够说清楚！一位叫余秋雨的先生试图说说活着的你和死去的你，他将那座掩埋你的道士塔毫不留情地说了个够，但真的够着你的真面目和真魂魄了吗？一位当代大散文家与早已和尘世绝缘的你分明做的是一场不大公平的对话：他咄咄逼人，你默默无言；他掷地有声，你默默无言；他恼羞成怒，你默默无言。连风沙拍叩着的白色道士塔也是一尊伫立的沉默，甚至连你身前身后的这百余年也郁郁寡欢。一百年，王道士你究意怎么了？一百年，敦煌究意怎么了？而我这个以一部《百年敦煌》令人褒贬的书生，不知道那个识字不多的王道士能否知道我的笔或别人的笔为何至今还在缠着他不放。不是不想放，而是撒不开手啊，王道士就像一个死结，把我以及更多和我一样对敦煌恋恋不舍的人们紧紧地绑缚到那段黄沙遮不住的岁月上。王道士，你干嘛捅开那本不该你捅开的藏经洞！知道吗？打开藏经洞就等于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谁是人谁是神谁是魔一下子乱套了，王道士你从此注定不得安宁了。二悲凉漠风一遍又一遍地揉搓着寂寞的道士塔，高枕在这里的久远的逝者多的可以无忧无撼，而惟独王道士不能，不仅不能，而且他的声名仿佛要被自己的同胞锁定成“耻辱”二字。我多次去敦煌，每一次都因为对王道士保留一份自以为值得的同情和尊重，便惹得一些学者乃至地方官员的不高兴，他们对王道士的态度只有一样：绝不宽恕。后来，我的《百年敦煌》出版了，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许多正统的人士极为正经地声讨我对王道士的几句“美言”，弄得我赶紧翻书，一看，也不过就是这样一个事实：王道士是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者。是的，发现藏经洞的王道士并不能被剔除在发现者之外。到底是功莫大焉，还是罪莫大焉，人们应该给王道士一个合理的说法。在我眼里，王道士的身份固然卑微，但他的人格并不卑下。我读到一些以王道士为主角的小说，十分虚拟地将王道士刻画成一个贪财贪色的酒徒恶鬼，就忍不住啊唷啊唷地替清贫一生的王道士喊冤不已。王道士如果不是发现藏经洞。他一生可能不会与中国历史有任何瓜葛，他之所以与近现代的学术史和文物史有那么多纠缠不清的关系，不外乎三件事，一是不小心拨开了沙层下的洞子，藏经洞露出真容；二是与洋学者斯坦因、伯希和达成买卖交易，无价之宝远走高飞；三是将得来的银子置换成他自以为很美的雕塑和壁画，而将不合他口味的石窟壁画或雕塑遮盖或弃毁。到现在为止，余秋雨先生一句“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几乎是很多人对王道士的盖棺论定。我不否认王道士当年缺乏高远眼光的做法的确充满了罪过，他不懂文物却守着以藏经洞和窟内壁画为代表的文物天堂，他不懂他所掌握的数不胜数的哪怕是个布头纸片都有水菲的价值，他当然更加不懂斯坦因、伯希和等世界级的大师为何见到那些人类文化遗存而表现得虔诚无比，他甚至不懂他的那点不伦不类的宗教信仰在敦煌莫高窟这样的宗教圣地毫无意义。我用这么多的“不懂”来说明王道士的无知。他的确无知得一塌糊涂，但无知难道比腐朽的清王朝还要不可原谅吗？无知难道比无耻又无赖的朝廷命官还要不可原谅吗？我研究敦煌多少年，一直搞不懂，有的专家学者甚至是大学者，只揪着王道士不放，而不愿鞭挞丑恶的不清不楚的晚清朝廷，不愿睁眼细看王道士究竟活在一个怎样的年代，不愿替王道士分担一丁丁点儿的无奈和痛楚。也许有人会发问“什么什么？王道士还会痛楚什么吗？我想很多人看见过王道士穿着灰衣布袍的照片，余秋雨先生是见过的，他在那篇非常有名的散文《道士塔》中有这样的描述：“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是的，王道士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国平民，更准确地说是中国饥民，他饿着肚子流落到敦煌，到了荒凉的莫高窟，他奇迹般地在这里扎下根来，并真的遇着了奇迹，他在敦煌的漫长岁月，吃过多少苦没人理念，受过多少罪无人过问，也从未有任何官方或民间的人称他什么“敦煌的儿子”或“莫高窟的守护神”，他只是一个找口饭吃的中国平民，从未指望任何人给他封官许愿，从他来到莫高窟一直到终老于斯，他都是一个没有任何名份的人，他用心里那点宗教热情支撑着全部的劳作，他没有痛楚吗？我信他有，一个平民的痛楚的深度并不是达官贵人们所能想象到的。三几年前，我随甘肃的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参观考察，我们每人都带了不少介绍和宣传甘肃的资料图片，其中就有世人皆知的敦煌莫高窟。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就是依山势起造的九重楼，最初督建九重楼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王道士，可惜好多人并不知道，单就这个绝妙的走壁飞檐的建筑而言，王道士决不愚蠢。王道士临终之时九重楼尚未完工，但已初具规模，令人赞叹不已，一个小小的道士竟有如此眼界，也不枉为“敦煌人”！认定王道士愚蠢的人，多半是因为下列原因：其一，贱卖了藏经洞的经卷；其二，从不把文物当文物，处理很不妥当；其三，迷恋唐僧，以拙劣的创意雇人彩绘“西天取经”，雕塑作品是低级；其四，观其一生，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没有管护好莫高窟。还有等等说得明说不明的原因。有没有道理呢？我想，给王道士做这样的“个人鉴定”也未尝不可。但若是就此落下“愚蠢”的评语，就蛮不公平。要说愚蠢，清王朝愚不愚蠢？放着个让世界震惊的宝藏而无动于衷的恰恰是自大自卑的摇摇欲坠的清廷！那些个搂着细腰品着茗点着烟膏的大官小吏愚不愚蠢？当王道士恭敬地递上藏经洞里发现的文物时，他们伸着懒腰像看着一个叫花子一样打量着矮小单薄的王道士摆摆手让他退了！那些老眼昏花的国学大师训诂考据的夫子们愚不愚蠢？他们哪里有斯坦因、伯希和历险精神和治学勇气？他们哪里有王道士深居大漠的一片赤忱，他们只不过是捧着一抱古书死啃一气的呆瓜罢了！这一点，也正是我和余秋雨先生共识多多的地方：我们总不能单凭一腔高涨的义愤把斯坦因、伯希和这样的伟大学者痛骂为“强盗”来解恨！遥想百年前，当藏经洞暴露在世人面前时，整个中国似乎只有属于准文盲的王道士在为之奔波，而其他人都端坐在稠得化不开的沉默里，但，余秋雨先生看得很清楚：“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家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做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着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看啊，中国官员哪里会想到沙漠深处的平民王道士，在外国强人蜂拥而至的时候，谁人有资格再毫不惭愧的指着王道士说：“你应该成为王斗士”！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要对王道士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地道一声：“你忒不容易了”。四我的《百年敦煌》被某些人和某些媒体视为王道士及斯坦因、伯希和“翻案”的书，果真如此吗？在国外、北京，在上海、在深圳、在兰州，乃至在敦煌，凡是能以学术的平常心与我交流，不以权势和权威压人的人，其实都和我的看法趋于一致：王道士挨那么多的骂真冤，而斯坦因和伯希和都是敦煌学的鼻祖，否定他们，敦煌学的日子没法过。我在国内认识的一些年轻有为的敦煌学后起之秀，如今移师到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担当起敦煌学研究和传播的重任，这次在美国又见到他们，他们说只有在国外才真正体验到“敦煌学在世界”的沉甸甸内涵。作为一个以敦煌为母题进行研究和写作的作家，我由衷地感谢余秋雨先生对敦煌的文化思考，这种思考经过他宽阔的散文语言的洗涤和沉淀，使世人更多地将眼光追逐着敦煌的内在气息，他的《道士塔》和《莫高窟》二篇散文也许不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但却是较早产生深远影响的，尤其是《道士塔》，我在《百年敦煌》中还有过引用。也许余秋雨先生激情冷却下来之后，也会重新审视王道士的。我甚至大胆想象他绝不会再将王道士当作清王朝的替罪羊，也绝不会仅仅把“宁肯存放在大英博物馆里！”当作一时发狠的气话。我如果借用余先生的“文化苦旅”四个字来评说斯坦因和伯希和的事业，不会有太多的异议，但如果以此称道王道士呢？肯定会招来怒气冲冲的各种斥责：“什么什么？王道士也算‘文化苦旅’，你太瞧得起他了”吧？且听我说，第一，王道士虽没什么文化，但从事的千真万确是文化事业；第二，王道士的生活景况以过去和今天的标准来看都堪称苦甲天下，谁若以为他在莫高窟的主持生涯是什么“甜密的事业”，就把谁扔到荒漠中试试；第三，王道士虽没有什么彪炳千秋的建树，但作为藏经洞的现者，他绝对有功；第四，王道士是个不贪之人，他从未把莫高窟里的任何东西据为已有，他将各种方法得来的银子全都用在他为之倾心倾力的“文化建设”上；第五，以王道士的眼光，他是不会为青史留名而大肆“作秀”的，他是一个真实而诚实的人，看看他老实巴脚的谈判技术就知道他不是有些人说的“文化奸细”。道士塔上的墓志铭依然清晰可见，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学者对它视而不见。难道仅仅因为它是歌功颂德的吗？以我之见，我们的学术界并没有把王道士当作一个“人物”去研究，而仅仅把他视为“小丑”，而“小丑”又有什么树碑立传的资格呢？写到这里，我又翻出王道士的照片看个仔细，照片上的他虽然不像墓志铭上说的那样“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但也绝非榆木疙瘩。你看他笑得多么坦然舒心，一幅“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模样，宽大得丝毫不合身的大布袍把他包裹得像个顽童，他看上去精神状态很好，身体也算结实，尤其腰杆挺直，不像那种躬腰驼背的病秧子，他能够在吃住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获得高寿，一直到一九三一年才去世，也令人称奇，用现代人的话讲，叫做“活得顺畅”。作为莫高窟历史上最有名的中国人，王道士死而无憾。无论我们今天的人们对他是骂是恨，他都不会听见，他在照片凝固下来的称得上有点灿烂、有点慈祥的笑颜仿佛在说：“记住我，或者，忘掉我！”

第二篇：再论遵义会议

再论遵义会议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

历史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有时往往令人异常惊奇。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竟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历史一分为二，成为前后两个14年。这个中间点，既是党的历史第一次由“左”的错误濒临绝境走向正确的转折点，也是党的领导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分界线。

重温这段历史，深入分析遵义会议前后的若干重要节点，科学地看待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对于全面认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发展不无裨益。

一、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三个改变 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其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所谓“生死攸关”，是因为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8.6万多人，过前三道封锁线损失了2.2万人。湘江战役异常惨烈，又损失了3万多人。这是人民军队自创建以后受创最重、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广大指战员无不对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伍修权在《七律·历史转折》诗中叹道：“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中央红军几乎陷入绝境。

然而遵义会议后，红军渐渐由被动转入主动，使国民党围堵之军疲于奔命。同一支军队，局面完全两样，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主要在于遵义会议实现了三大改变。

（一）党中央领导核心改变了。

此前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形成的，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参与中央决策。长征的开始阶段，尽管毛泽东是“跟着走”的状态，但他不时地向有关领导人提出建议，以改变长征过程中的被动局面。红军在湘江战役受到重创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个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决策，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对改组中央领导核心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有两次重要谈话。

一次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耿飚：《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人民日报》1994年 12月 18日。）随后这个信息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作了舆论准备。

另一次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

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张闻天成为一把手。

张、王、周，特别是周，对于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这时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还是如周恩来对博古所说的：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起到了这个作用。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二）党的思想路线改变了。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始，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思想倾向大量出现。在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党的思想路线的这个错误更加突出。1934年1月通过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议等文件就是一个典型。那时，由于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对福建事变的错误处理，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五中全会上的报告和总结全然不顾这个困难形势，仍照搬共产国际对于形势的分析，不承认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硬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原有计划是失败了”。今后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尽可能地在短时间内，实现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实现”。（参见《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第 10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32、48页。)别的不说，中央苏区在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进入鼎盛时期的总人口才400多万，红军只有13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时，中央苏区已丢失一些区域，还要扩红1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参加长征时只有8.6万多人。

这样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注定是要失败的。遵义会议后改变了这个状况。

例如，黎平会议在否定李德坚持去湘西的计划后，决定到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所以，遵义会议的第一个议题不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路线问题，而是审查黎平会议到川黔边的决定。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召开，时间虽不到一个月，但敌情有变化，到川黔边建立苏区已不可能，所以才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据地。随后，北渡长江也不行了，这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

遵义会议后，战争局面完全改观，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被红军牵着鼻子走，红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此，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三）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改变了。

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博古完全听从李德的指挥，不仅让他参与战略战术的制定，而且还让他发号施令，直接指挥前方军事，广昌决战就是这样遭致失败的。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敌人在五次“围剿”中，采用堡垒主义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的堡垒战术达到了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这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5—6页。)

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长征前成立的博古、李德有最高军事领导权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后来，中央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2_年版，第 355页。)周恩来很注意听取和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党的军事路线就完全改变了。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不仅二渡赤水后抢占娄山关、重进遵义城，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而且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改变了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局面，实现了中央红军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上述三大改变，最重要的是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改变。有了这个改变，才有思想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的改变，从而使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

二、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是与其前后召开的系列会议密切相关的

长期以来，讲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往往只是孤零零地讲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对此前和此后的其他会议则很少提及。

202_年7月和202_年3月以后，笔者在做现场考察的“长征行”时，了解到党中央在随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据不完全统计，属于由中央政治局主持的会议，包括它的全会、常委会、紧急会和扩大会等，从1934年底至 1935年底的一年间，比较重要的就达20多个，除遵义会议外，还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这就有一个如何认识遵义会议与这些会议的关系问题。

（一）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的系列会议。

1.通道会议。

这是血战湘江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那时，国民党政府在湘西集结近20万军队。面临强敌，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势必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可能遭致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中央领导对于红军的进军方向发生了争论。不是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参加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反对北上湘西并陈述了改道去贵州的意见，得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的明确支持。博古同意可先到贵州，但没放弃再去湘西的主张。只有李德顽固地坚持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

会议为了争取博古，只决定立即西进黔东。这样，通道会议虽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但实现了战术“转兵”。这是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

2.黎平会议。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讲了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毛泽东根据敌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建议中央放弃北上计划，向黔北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争辩，最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_年版，第 439—440页。）

这就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方针，实现了战略“转兵”。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另外开会，讨论五次反“围剿”斗争以来的问题。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

3.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底，中央到达瓮安县猴场镇。部队正忙着准备抢渡乌江，挺进黔北。李德仍顽固地坚持错误方针，博古的思想发生反复。他们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东进，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在1935年1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都反对他们的主张。毛泽东再次发言，驳斥博古、李德，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通过决定，坚持黎平会议决议，并且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从而为遵义会议进行中央领导改组作了一定的组织准备。

（二）对巩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发挥重要作用的系列会议。

1.“鸡鸣三省”会议。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原定经赤水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后来敌情不断发生变化，就进行四渡赤水的穿插转战。在土城战斗失利后，红军一渡赤水向川南前进。1935年2月5日，军委纵队到达前述提到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村子。中央政治局开会，常委作了新的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红军长征出发时，主任名为王稼祥，实由李富春代理）。同时，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2.扎西会议。

1935年2月上旬，中央红军到达云南东北边陲的威信县扎西。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决定由中央领导人分别向中央红军各部传达，并将“决议大纲”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

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会议还鉴于川滇追敌有向红军形成夹击之势，而黔北敌军兵力空虚，决定回师东进，在川滇黔边先作发展；为便于机动连续作战，还对中央红军各军团实行整编，充实红军作战力量。会后，红军迅速转兵东进，二渡赤水。

3.苟坝会议。

红军二渡赤水后，向敌军兵力空虚的贵州桐梓地区急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占桐梓、二取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在五天内，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于是，蒋介石飞抵重庆“督剿”。为了粉碎敌军围攻，也为了加强作战指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经过遵义大捷，红军求战情绪高涨。当时，国民党军队有两个师摆在遵义以西的打鼓新场一带。中央纵队到达距离打鼓新场百余里的苟坝后，红一军团领导提出攻打打鼓新场守敌的建议。在3月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上，除毛泽东外，与会的20多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甚至以不当政治委员之职进行抗争，但没能说服大家。结果以“少数服从多数”表决，将刚就职7天的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表决掉了。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命令。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到周恩来处，两人去找朱德，三人认真分析打此仗的利弊得失，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朱德。第二天开会，重新讨论这一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毛、周、朱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

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对中央政治局负责。随后，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次会议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因为遵义会议只解决了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没有明确具体领导职务。“鸡鸣三省”会议和扎西会议主要解决“博洛交权”，决定了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常委分工再次肯定了“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次苟坝会议是毛泽东唱主角。新成立的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的“三人团”，毛泽东虽不是“团长”，但由于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他实际上起到了决策人的作用。此后的军事行动，他就是“总设计师”。对于毛泽东而言，苟坝会议显然是遵义会议最重要的续篇。

（三）辩证地认识遵义会议与前后系列会议的关系。

为了把握好遵义会议与前后一系列会议的关系，通过对上述会议的考察，笔者形成了对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认识的三个方法论原则。

（1）要把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同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将历史事件的发生放在历史过程之中来认识，不应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直线化。

（2）要把对历史环节的认识同对历史链条的认识结合起来，既要充分肯定具体历史环节的作用，又要将其放在整个历史链条中加以平衡。

（3）要把对历史主力作用的认识同历史合力作用的认识结合起来，既充分肯定历史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又不抹杀其他因素的作用。

据此，对遵义会议与前后系列会议的关系，可以讲两句话：

一是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可视为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既要讲“过程论”，即把遵义会议发生的伟大转折，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也要讲“合力论”，即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诸多会议都为推进这次伟大转折发挥了作用，同时还要讲“链条论”，即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都是实现党的伟大转折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环节。这些会议是一个接一个开的，其历史作用是一环扣一环的，或者说，没有上环就难有下环。这样，每个历史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从这几个方面说，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零零地看作是遵义会议的结果，而应看到历史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综合作用。就此而言，说上述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可以避免因孤立讲某个会议的作用所引起的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

二是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讲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是推进历史转折的系列会议，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会议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丝毫不是要贬低其中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与分力相辅相成，红花与绿叶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为基础，绿叶乃为托出红花。因此，对这段历史，既要讲系列会议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

说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历史作用可以充任这一系列会议中的重要标志。具体来说是因为：

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正路线之乱（军事领导方面）。

第二，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第三，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思想，坚决保证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

第四，此后的几次会议，归根结底是巩固遵义会议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组织领导，更加凸显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央核心领导的正确决策，并坚持其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这两句话是什么关系呢？简单说来，前一句话是基础，后一句话为主导。没有系列会议的基础作用，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主导作用。反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标志作用的凸显，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很难为历史所承认。因此，讲遵义会议所产生的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作用，既要讲前一句话，还要突出后一句话。

三、以遵义会议为界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14年

对遵义会议历史意义的认识，既要放在那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还要放到整个新民主主义历史进程中进行分析。历史的发展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习近平在谈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时说：既不要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要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30年的历史进程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作为两个历史时期的转折点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点的话，那么遵义会议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点。

——其次，就两个历史时期的曲折发展而言，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八年的顺利发展，接着是10年曲折和“文革”10年大挫折一样，遵义会议前的14年，建党之后参与领导的头6年的大革命运动是党的历史首度辉煌，接着又遭受到大革命的失败和接二连三的“左”倾错误的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这两个转折点，都处于党的历史发展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危急关头。

——再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30多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此一样，遵义会议后的14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那么，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后两个14年的关系呢？笔者在比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30年”关系时，曾经作了一个总的判断，即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方向校正和创新性发展。毫无疑问，不能简单地将这个说法机械地硬套上去看待遵义会议前后两个14年的关系，但是就辩证地、历史地进行比较研究而言（既要从前往后看，又要从后回头往前看），这个思路还是可以借鉴的。

（一）先看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其后14年的影响。一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初步认识，为后14年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辛开拓，为后14年概括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建立广大苏区的革命实践和在苏区开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草创建设，为后 14年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提供了初步经验。

四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可贵探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后14年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和决定党的性质的三大优良作风奠定了认识基础。

五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为后14年形成党的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干部准备。

与此同时，要正确地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讲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不是要否定遵义会议前14年党的历史。在那14年，正确的指导思想还是主流，犯错误是第二位的。右的错误是在大革命后期犯的，不过半年左右；“左”的错误主要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只有4年。

——讲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只是就其成熟性、稳定性而言，并不是说党的历史只从遵义会议才开始，此前的领导都不算数。如果这样理解，那是对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误读。

——就是在党犯错误时期，广大党员和党领导的广大群众，还有从基层干部到高级领导干部，为革命仍然做了许多工作和巨大贡献。自土地革命战争起，开辟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形成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卓绝斗争中铸就的。这些革命精神永远感天动地，熠熠生辉。

——对犯错误的领导人也要具体分析，不能再固守“一错全错”的形而上学思维定势。陈独秀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前期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就是王明主持起草主张建立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也是应当肯定的。

（二）再回过头来看，遵义会议的后14年与此前14年的关系。

这后14年也有拨乱反正、历史延续和创新性发展三个层面，即在拨乱反正、纠正错误之后，继承前14年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成果，总结新的历史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具体地说：

一是实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改组，在确立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正确领导后，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此，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是实现了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变，经过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飞越金沙江、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达陕北后，抓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战略战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了新的发展，人民军队越战越强，最后消灭 800万国民党军队，建立了新中国。

三是在总结井冈山时期和苏区时期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四是在遵义会议时，由于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中国共产党根据面对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组织领导和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如果说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改变过去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盲目性，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原则，并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是通过延安整风，在总结遵义会议前党领导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批判“左”、右倾错误，确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开启了党的指导思想有属于自己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

笔者以为，以遵义会议为界把民主革命的历程划分为前后两个 14年，并且从前后两个方面来辩证地、历史地认识我们党的这段历史，有助于科学地把握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也有助于更加理性地全面认识党领导的 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程。

〔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第三篇：再论科学安全观

再论科学安全观

【摘要】以科学发展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国际、国家社会发展为背景，综合各个领域提出的安全观，将安全观归纳为:宿命安全观、知命安全观、系统安全观和大安全观4种基本模式;提出以安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认定为主体的安全价值观是安全观确立的基础，而构成安全观的人生价值观及人命价值观等是人生观乃至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人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笔者试图以安全科学的基本理论统一人们对安全观的认识，旨在进一步充实完善安全学的学术内容。

【关键词】安全观;价值;价值观;人生观;大安全观

前言

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把握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多边化、国际恐怖主义相关的国际、国内安全问题;科学地研究包括与自然灾害，大范围突发传染病(如“SARS“)等突发事件相关的公共安全问题;正确理智地对待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相矛盾的环境安全问题;进一步深人地研究科技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以人为本的生产安全与工程安全问题等，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首先是如何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安全观，也是从认识上首先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安全观，即对安全的作用、地位、价值等总的看法。不同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安全观是不同的。同时，不同的人群，由于其所从事的职业，所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其安全观也是不一样的。从安全科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安全观是一直伴随着人们的世界观的发展而发展，世界观的改变而改变，可以说，安全观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内容非常广泛的大课题，所以安全观也是一个覆盖众多领域，多学科交叉的大概念。为了能更好地、全面地统一对安全观的认识，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各个领域提出的安全观，找出安全观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安全观的共性问题。正像人们可以用安全科学的基本理论统一人们对生活领域，生产领域乃至生存领域的安全问题的认识一样，用科学的安全理论统一人们对安全观概念的认识应当是可行的。

安全观的演变

目前，关于什么是符合时代特点的新安全观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伊拉克战争、美国”9·11”事件、“ SARS”、炭疽杆菌、禽流感、基因工程与生化武器、核材料的安全使用与储存、巨型水坝、主要水源的防毒防污染、有关国计民生的物资(例如粮食、石油等)的储备和供应、亚洲金融危机式的金融风险、吸毒贩毒以及艾滋病的传播、世界人口增长问题等都成为关注安全、研讨安全观的时代背景。人们对所谓的安全观可谓多彩纷云，例如:国际社会、国家安全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理念—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新资源安全观;信息时代的新威胁观与安全观;安全生产观;经济安全观;安全工程观— 工程安全和社会和谐;文化安全观;粮食安全观;人口安全观;新能源安全观;药品安全观;甚至还有以以色列为代表的绝对安全观以及美国的歇斯底里安全观等偏执安全观。

1.1 早期的安全宿命观[1]

安全宿命观的产生由来已久，所谓安全宿命观简单地说就是“听天由命”。该安全观的产生在远古时期是很自然的，因为那时生产力低下，科技水平尚处在初始阶段，人们面对天灾人祸无能为力，表现出人们的一种无奈、无知和软弱，因而只能听天由命。

从历史过程来看，相对于大自然，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无论到何时，人要顺应自然，才能是安全的。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强调“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平安意境”。可以认为，安全宿命观的产生与时代特点有关，但安全宿命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安全宿命观并不只具有消极的一面，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追求的是天人的和谐统一，强调的是人要适应自然，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改造自然。当然“宿命论”所强调的命运的决定支配作用或服从命运的主张并不能代表宿命“安全观”的主流，因为人们早就发现所谓命好的人也并非是事事都安全的人。

1.2 安全经验论与安全知命论

安全知命观，其中的“命”说的是天命。反映了人们开始依据经验，把握安全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总结积累事故的经验教训，从而得出与某事相关联的“命运”的好坏和安全活动的局部预知。

在我国早在公元前的战国或秦汉时期，就出现了朴素的辩证的儒家作品《周易》。《周易》通过八卦形式(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自然现象，推测自然和社会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刚柔相推，变化其

中矣”等富有朴素的辩证论的安全活动预知观点。

到了欧洲工业革命时代，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又总结了农业、工业、工程技术和管理的相关安全经验，掌握了保护自身安全的技术，防护方法和措施，人们也就成了安全生产活动的有知者。

与安全宿命观一样，安全知命观既具有时代特点，同时也不是一成不变。因为经验在不断总结，不断升华。经验始终是指导安全工作的宝贵财富，人们常说的吸取事故教训以指导安全工作就是安全知命观的具体体现。

1.3 系统论与安全系统观

系统论的理论与系统方法的提出和应用，大大推动了安全系统论的发展[5]，实践证明，系统论是处理复杂系统工程问题的好方法。

一方面因为任何事故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重演，另一方面，某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故也可能发生，所以凭经验预知事故并不能完全避免事故。

正当人们面对极端复杂因素的安全问题而一筹莫展的时候，系统论的提出及其在高端武器系统中的成功应用，给安全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解决了安全工作者凭经验不能完全解决的事故预测问题，并从而树立了事故是可以预知的— 科学的事故预测观。

系统安全观对安全的认识的要点，首先是认为事故的发生和发展是有规律的，是有先兆的，因而用科学的方法是可以预知的。该认识和观点，它已经摆脱了宿命观和知命观以命(天命)为主导的对天灾人祸因果关系的原始认识。

系统安全观是科学的，它对事故的预测是按照事故的特点和规律提出预测模型和解析结果。因为事故的发生具有随机性，所以目前事故预测给出的大多是事故发生的概率大小。

1.4 大安全观

所谓大安全观是指针对人类生活、生产、生存的各个领域，关注安全的综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合作性等特点，对安全的内涵、目标和解决安全问题的手段所得出的对安全问题总的认识。

目前,有关大安全观的提法可以归纳为如下4个方面:

首先提出大安全观这一概念的是把人文、科技、环境，或是把人类生活、生产、生存领域的安全问题归纳起来而提出的大安全观。

第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家多边化、国际组织多样化而使国家国际安全注人了新的内涵而提出的大安全观[1]。

第三是提出了不仅只关注21世纪议程中的环保主题及自然灾害问题，而应充分关注安全、减灾为一体的大安全观，即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集安全、减灾、环保为一体的安全观[2-3]。

第四是提出了“公共安全”大安全观[4]。因为“公共安全问题”涉及到社会一切领域，是社会公众及各行各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传统的技术性安全问题社会化倾向日趋明显，越来越多地演化为社会问题，使得现代安全问题纷繁复杂。小到社会中的犯罪问题，大到民族性冲突、宗教冲突、文化性冲突、地区性冲突，甚至国家冲突，而冲突手段也由理性向非理性转变，如“9·11”及其以后的暴力冲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升级、毒品泛滥、" SARS”及禽流感传播这些都已经打破了传统国家观念，使安全问题的平台提升到国际层面。

从以上几种大安全观的提出可以认为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安全科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因为大安全观的提出不只是内涵的扩充或范围的外延，更重要的是安全科学平台的提升和对安全问题达成的最广泛的共识和认定[4]。

安全价值观

安全价值观是人们对安全是否有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认识和评定。一切事物本身的价值的有无及大小，决定了它的存在地位和必要性。显然，安全价值观是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安全观确定的基础。所以，笔者在讨论安全观的时候，有必要对安全价值作一下简要的讨论。

安全是有价值的。其主要体现在安全的社会价值和安全的经济价值。虽然，安全价值不能直接套用价值工程中价值的定义和算法，因为安全的某些价值(如社会价值)不能只用钱来量化，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安全价值的客观存在。

2.1 安全的社会价值

安全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安全的社会效应。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条件，一个优美、安全的生活环境，一种安全可靠的工作，一次安全愉快的旅行，一个和平、和谐、安定的世界……总之，在一个安全的社会中，人们的心情、感觉是不一样的，人们就能够真正做到健康、舒适、长寿、事业有成，安全的社会效应是无法用金钱来度量的。

安全的社会价值归纳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1)安全的战略意义，大多数的安全工作或工作方针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不是一时一地的临时措施。同时多数安全方针、政策都具有长效机制，不安全状态的改变需要一定周期，安全局面的形成又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从国家、政治方面考虑，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安全方针政策举措关系国家大局。

2)安全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保障，安全生产、安全性合格的产品才能保障企业的生存、发展、壮大，保障产品有市场和竞争力。现在市场上的许多产品，食品、药品、家电、汽车等生活用品，工农业生产用的设备、化工材料、武器、能源等都存在安全性的要求，没有安全保障的产品就不会有市场，所以安全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社会效应是很明显的。

3)安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要素，或者说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是安全。强调安全仍然是大安全概念，只有人人都感到生存、生活、生产安全，个人的安全有保障，他人的安全有保障，社会才能安定和谐。一个安全和谐的氛围下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昌盛繁荣进步的社会。

4)安全既是人类有生以来的本性需求，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素质之一。安全本性是指人对安全的要求，它是人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一个安全的社会、安全的单位、安全的工作岗位必然会培育安心敬业奉献的人才。同时，所说的安全既是针对个人的，又是针对群体的。个人做事既要考虑自己的安全，也要考虑不能危及他人的安全，属于安全论理，道德标准问题，所以对个体来讲，把他人的安危放在更重的位置是其高素质的表现。

2.2 安全的经济价值

由于安全系统具有灰色系统的特点，所以安全经济价值也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滞后性和反直观性。所谓，既有确定性又具有不确定性，是说有确定性的安全投人，必有一定的安全价值的回报，不确定性是说安全投人的效益具有不可预知、滞后性、远期性或难以量化计算;反直观性是说安全投人所生产的间接经济效果，是不确定性的延伸。

据联合国有关资料统计显示，世界各国平均每年的事故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5%，而预防事故和应急救援措施的投人约占3.5%，合计为GNP的6%。如果没有预防事故与应急救援措施的投人，事故发生率及事故损失将会增高许多，到底损失多大，目前尚无可信的统计数据。

从理论上讲，安全价值可以参照一般价值工程的计算方法来表述:

安全价值(Vs)=安全功能(Fs)/安全投人(Cs)

上式表明 :安全价值工程是一种运用价值工程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某技术管理措施进行安全功能分析，力图用最低安全寿命周期投资。实现必要的安全功能，从而提高安全技术经济，即安全价值的方法。

安全价值工程，是以安全功能的优化分析为重点，同时要尽量降低安全寿命周期投资，以充分、可靠地实现必要的安全功能为目标[8]。

随着我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安全产业的兴起也是安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专门从事安全技术、安全经济研究的院所，以及专门从事安全产品生产的企业规模还将继续扩大，必将促进安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保安公司、保安队伍的增加也也是安全的投入，自然也是安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

世界观、人生观与安全观

世界观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的根本观点。世界观也好，人生观也好，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这是经典的世界观、人生观概念。

当前，考 虑“人生观”与现实生活之间内在的联系，对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人生态度的思考使人生观的概念注人了新的内涵。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把对人生观的思考更现实地表述为“生涯”或“生计”，或进一步引申为个人一生的道路与发展路径的思考。这其中价值观的澄清和确认，以及寻求社会需求与个人需要的最佳结合点或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人生的目的依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但所有人的最低的，也是最基本的目的是生存。而且理想的或追求的生存状况就是人身心的安全、舒适、健康。人不管经历怎样的人生道路或发展路径，其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命安全。如果没有了生命，其任何的理想、目标都是一句空话。因此，从生命的角度讲，安全观是人生观的最基本的目标。

3.1 安全是人生价值观的保障

安全是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人生价值可分为人生的社会价值和人生的自我价值。

人生的社会价值，是指一个人一生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对他人、集体、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所以人生的社会价值的实质是个人对社会的贡献[9]。

人生的自我价值是个人一生通过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对自己的生命、生活的积极作用。

任何个人应该既有人生的社会价值，又有人生的自我价值，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人生自我价值的人其价值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人生价值也是一个“关系”范畴，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价值，不是指对他自身来说有什么意义，而主要是指他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有多大，孤立的个人是无所谓价值的。

安全作为个体生存的首要问题，也是作为社会安全、团结、稳定的中心问题。否则不管是什么个体，还是作为社会都将会人心惶惶，动荡不安。所以安全是人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取向，也是实现人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保障。上升到观念，即安全观是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

3.2 生命价值是安全观的核心

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肉体与精神的有机统一体，所以生命(人命)也应该包括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两个方面的含义。

人的生命价值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命存在的价值，是指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是有价值，人的生命存在价值也是最基本的人格价值;

第二，生命延续的价值。从社会角度讲是人类的繁衍发展，从个人角度看是寿命的延长对于个人创造和发展的意义。

第三，超越生命的价值即是牺牲的价值，因为牺牲不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否定，而是生命价值的升华、确证和增值。

长期以来，人们把自身的生命看成是一种天命，看成是大自然的一种必然，其实不然，生命价值的大小在于人自身，生命价值问题的研究对于人们清楚地认识自己，完全发挥生命的价值有重要的意义。

人的生命价值包括:人的身体、能力的储备、生命的延续[10]，体力、智力的再生和发展等生命的自我价值。但这不是生命价值的全部内涵，人的生命价值更在于人是理性的，是具有创造能力的，即人的生命具有潜在的创造性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能力的发挥是人的生命的主要的社会价值。

综上所述，生命的价值是人们对人的一生为自己和社会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一种肯定;而安全最主要内涵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保障人的生命健康，顺利的延续，从而实现人的生命价值。

所以说，安全即命。因此，安全是围绕着生命价值而运动的，即生命价值是安全的核心，上升到观念范畴，也可以说，生命价值观是安全观的核心。

人生观、安全观、安全价值观的相互关联归纳如下图所示。结论

1)安全观理论是指导确定安全观的理论基础，又是安全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依据科学发展观，可以把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安全观归纳为宿命安全观、知命安全观、系统安全观和大安全观，这些安全观具有延续性和动态性特点。

3)安全的社会价值观和经济价值观是安全观建立的基础，是认识安全观的客观的依据。

4)大安全观是当今安全观发展的最高层面。大安全观的确立，标志着安全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5)安全观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保障，生命价值是安全观的核心。

第四篇：再论科学安全观

再论科学安全观

【摘要】以科学发展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国际、国家社会发展为背景，综合各个领域提出的安全观，将安全观归纳为:宿命安全观、知命安全观、系统安全观和大安全观4种基本模式;提出以安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认定为主体的安全价值观是安全观确立的基础，而构成安全观的人生价值观及人命价值观等是人生观乃至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人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笔者试图以安全科学的基本理论统一人们对安全观的认识，旨在进一步充实完善安全学的学术内容。

0 前言

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把握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多边化、国际恐怖主义相关的国际、国内安全问题;科学地研究包括与自然灾害，大范围突发传染病(如“SARS“)等突发事件相关的公共安全问题;正确理智地对待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相矛盾的环境安全问题;进一步深人地研究科技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以人为本的生产安全与工程安全问题等，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首先是如何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安全观，也是从认识上首先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安全观，即对安全的作用、地位、价值等总的看法。不同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安全观是不同的。同时，不同的人群，由于其所从事的职业，所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其安全观也是不一样的。从安全科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安全观是一直伴随着人们的世界观的发展而发展，世界观的改变而改变，可以说，安全观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内容非常广泛的大课题，所以安全观也是一个覆盖众多领域，多学科交叉的大概念。为了能更好地、全面地统一对安全观的认识，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各个领域提出的安全观，找出安全观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安全观的共性问题。正像人们可以用安全科学的基本理论统一人们对生活领域，生产领域乃至生存领域的安全问题的认识一样，用科学的安全理论统一人们对安全观概念的认识应当是可行的。

安全观的演变

目前，关于什么是符合时代特点的新安全观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伊拉克战争、美国”9·11”事件、“ SARS”、炭疽杆菌、禽流感、基因工程与生化武器、核材料的安全使用与储存、巨型水坝、主要水源的防毒防污染、有关国计民生的物资(例如粮食、石油等)的储备和供应、亚洲金融危机式的金融风险、吸毒贩毒以及艾滋病的传播、世界人口增长问题等都成为关注安全、研讨安全观的时代背景。人们对所谓的安全观可谓多彩纷云，例如:国际社会、国家安全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理念—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新资源安全观;信息时代的新威胁观与安全观;安全生产观;经济安全观;安全工程观— 工程安全和社会和谐;文化安全观;粮食安全观;人口安全观;新能源安全观;药品安全观;甚至还有以以色列为代表的绝对安全观以及美国的

歇斯底里安全观等偏执安全观。

1.1 早期的安全宿命观[1]

安全宿命观的产生由来已久，所谓安全宿命观简单地说就是“听天由命”。该安全观的产生在远古时期是很自然的，因为那时生产力低下，科技水平尚处在初始阶段，人们面对天灾人祸无能为力，表现出人们的一种无奈、无知和软弱，因而只能听天由命。

从历史过程来看，相对于大自然，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无论到何时，人要顺应自然，才能是安全的。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强调“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平安意境”。可以认为，安全宿命观的产生与时代特点有关，但安全宿命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安全宿命观并不只具有消极的一面，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追求的是天人的和谐统一，强调的是人要适应自然，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改造自然。当然“宿命论”所强调的命运的决定支配作用或服从命运的主张并不能代表宿命“安全观”的主流，因为人们早就发现所谓命好的人也并非是事事都安全的人。

1.2 安全经验论与安全知命论

安全知命观，其中的“命”说的是天命。反映了人们开始依据经验，把握安全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总结积累事故的经验教训，从而得出与某事相关联的“命运”的好坏和安全活动的局部预知。

在我国早在公元前的战国或秦汉时期，就出现了朴素的辩证的儒家作品《周易》。《周易》通过八卦形式(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自然现象，推测自然和社会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刚柔相推，变化其

中矣”等富有朴素的辩证论的安全活动预知观点。

到了欧洲工业革命时代，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又总结了农业、工业、工程技术和管理的相关安全经验，掌握了保护自身安全的技术，防护方法和措施，人们也就成了安全生产活动的有知者。

与安全宿命观一样，安全知命观既具有时代特点，同时也不是一成不变。因为经验在不断总结，不断升华。经验始终是指导安全工作的宝贵财富，人们常说的吸取事故教训以指导安全工作就是安全知命观的具体体现。

1.3 系统论与安全系统观

系统论的理论与系统方法的提出和应用，大大推动了安全系统论的发展[5]，实践证明，系统论是处理复杂系统工程问题的好方法。

一方面因为任何事故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重演，另一方面，某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故

也可能发生，所以凭经验预知事故并不能完全避免事故。

正当人们面对极端复杂因素的安全问题而一筹莫展的时候，系统论的提出及其在高端武器系统中的成功应用，给安全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解决了安全工作者凭经验不能完全解决的事故预测问题，并从而树立了事故是可以预知的— 科学的事故预测观。

系统安全观对安全的认识的要点，首先是认为事故的发生和发展是有规律的，是有先兆的，因而用科学的方法是可以预知的。该认识和观点，它已经摆脱了宿命观和知命观以命(天命)为主导的对天灾人祸因果关系的原始认识。

系统安全观是科学的，它对事故的预测是按照事故的特点和规律提出预测模型和解析结果。因为事故的发生具有随机性，所以目前事故预测给出的大多是事故发生的概率大小。

1.4 大安全观

所谓大安全观是指针对人类生活、生产、生存的各个领域，关注安全的综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合作性等特点，对安全的内涵、目标和解决安全问题的手段所得出的对安全问题总的认识。

目前,有关大安全观的提法可以归纳为如下4个方面:

首先提出大安全观这一概念的是把人文、科技、环境，或是把人类生活、生产、生存领域的安全问题归纳起来而提出的大安全观。

第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家多边化、国际组织多样化而使国家国际安全注人了新的内涵而提出的大安全观[1]。

第三是提出了不仅只关注21世纪议程中的环保主题及自然灾害问题，而应充分关注安全、减灾为一体的大安全观，即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集安全、减灾、环保为一体的安全观[2-3]。

第四是提出了“公共安全”大安全观[4]。因为“公共安全问题”涉及到社会一切领域，是社会公众及各行各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传统的技术性安全问题社会化倾向日趋明显，越来越多地演化为社会问题，使得现代安全问题纷繁复杂。小到社会中的犯罪问题，大到民族性冲突、宗教冲突、文化性冲突、地区性冲突，甚至国家冲突，而冲突手段也由理性向非理性转变，如“9·11”及其以后的暴力冲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升级、毒品泛滥、" SARS”及禽流感传播这些都已经打破了传统国家观念，使安全问题的平台提升到国际层面。

从以上几种大安全观的提出可以认为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安全科学

发展的重要阶段。因为大安全观的提出不只是内涵的扩充或范围的外延，更重要的是安全科学平台的提升和对安全问题达成的最广泛的共识和认定[4]。

安全价值观

安全价值观是人们对安全是否有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认识和评定。一切事物本身的价值的有无及大小，决定了它的存在地位和必要性。显然，安全价值观是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安全观确定的基础。所以，笔者在讨论安全观的时候，有必要对安全价值作一下简要的讨论。

安全是有价值的。其主要体现在安全的社会价值和安全的经济价值。虽然，安全价值不能直接套用价值工程中价值的定义和算法，因为安全的某些价值(如社会价值)不能只用钱来量化，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安全价值的客观存在。

2.1 安全的社会价值

安全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安全的社会效应。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条件，一个优美、安全的生活环境，一种安全可靠的工作，一次安全愉快的旅行，一个和平、和谐、安定的世界……总之，在一个安全的社会中，人们的心情、感觉是不一样的，人们就能够真正做到健康、舒适、长寿、事业有成，安全的社会效应是无法用金钱来度量的。

安全的社会价值归纳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1)安全的战略意义，大多数的安全工作或工作方针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不是一时一地的临时措施。同时多数安全方针、政策都具有长效机制，不安全状态的改变需要一定周期，安全局面的形成又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从国家、政治方面考虑，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安全方针政策举措关系国家大局。

2)安全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保障，安全生产、安全性合格的产品才能保障企业的生存、发展、壮大，保障产品有市场和竞争力。现在市场上的许多产品，食品、药品、家电、汽车等生活用品，工农业生产用的设备、化工材料、武器、能源等都存在安全性的要求，没有安全保障的产品就不会有市场，所以安全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社会效应是很明显的。

3)安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要素，或者说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是安全。强调安全仍然是大安全概念，只有人人都感到生存、生活、生产安全，个人的安全有保障，他人的安全有保障，社会才能安定和谐。一个安全和谐的氛围下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昌盛繁荣进步的社会。

4)安全既是人类有生以来的本性需求，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素质之一。安全本性是指人对安全的要求，它是人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一个安全的社会、安全的单位、安全的工作岗位必然会培育安心敬业奉献的人才。同时，所说的安全既是针对个人的，又是针对群体的。个人做事既要考虑自己的安全，也要考虑不能危及他人的安全，属

于安全论理，道德标准问题，所以对个体来讲，把他人的安危放在更重的位置是其高素质的表现。

2.2 安全的经济价值

由于安全系统具有灰色系统的特点，所以安全经济价值也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滞后性和反直观性。所谓，既有确定性又具有不确定性，是说有确定性的安全投人，必有一定的安全价值的回报，不确定性是说安全投人的效益具有不可预知、滞后性、远期性或难以量化计算;反直观性是说安全投人所生产的间接经济效果，是不确定性的延伸。

据联合国有关资料统计显示，世界各国平均每年的事故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5%，而预防事故和应急救援措施的投人约占3.5%，合计为GNP的6%。如果没有预防事故与应急救援措施的投人，事故发生率及事故损失将会增高许多，到底损失多大，目前尚无可信的统计数据。

从理论上讲，安全价值可以参照一般价值工程的计算方法来表述:

安全价值(Vs)=安全功能(Fs)/安全投人(Cs)

上式表明 :安全价值工程是一种运用价值工程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某技术管理措施进行安全功能分析，力图用最低安全寿命周期投资。实现必要的安全功能，从而提高安全技术经济，即安全价值的方法。

安全价值工程，是以安全功能的优化分析为重点，同时要尽量降低安全寿命周期投资，以充分、可靠地实现必要的安全功能为目标[8]。

随着我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安全产业的兴起也是安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专门从事安全技术、安全经济研究的院所，以及专门从事安全产品生产的企业规模还将继续扩大，必将促进安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保安公司、保安队伍的增加也也是安全的投入，自然也是安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

世界观、人生观与安全观

世界观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的根本观点。世界观也好，人生观也好，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这是经典的世界观、人生观概念。

当前，考 虑“人生观”与现实生活之间内在的联系，对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人生态度的思考使人生观的概念注人了新的内涵。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把对人生观的思考更现实地表述为“生涯”或“生计”，或进一步引申为个人一生的道路与发展路径的思考。这其中价值观的澄清和确认，以及寻求社会需求与个人需要的最佳结合点或为人们所

关注的焦点。

人生的目的依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但所有人的最低的，也是最基本的目的是生存。而且理想的或追求的生存状况就是人身心的安全、舒适、健康。人不管经历怎样的人生道路或发展路径，其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命安全。如果没有了生命，其任何的理想、目标都是一句空话。因此，从生命的角度讲，安全观是人生观的最基本的目标。

3.1 安全是人生价值观的保障

安全是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人生价值可分为人生的社会价值和人生的自我价值。

人生的社会价值，是指一个人一生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对他人、集体、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所以人生的社会价值的实质是个人对社会的贡献[9]。

人生的自我价值是个人一生通过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对自己的生命、生活的积极作用。

任何个人应该既有人生的社会价值，又有人生的自我价值，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人生自我价值的人其价值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人生价值也是一个“关系”范畴，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价值，不是指对他自身来说有什么意义，而主要是指他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有多大，孤立的个人是无所谓价值的。

安全作为个体生存的首要问题，也是作为社会安全、团结、稳定的中心问题。否则不管是什么个体，还是作为社会都将会人心惶惶，动荡不安。所以安全是人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取向，也是实现人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保障。上升到观念，即安全观是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

3.2 生命价值是安全观的核心

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肉体与精神的有机统一体，所以生命(人命)也应该包括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两个方面的含义。

人的生命价值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命存在的价值，是指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是有价值，人的生命存在价值也是最基本的人格价值;

第二，生命延续的价值。从社会角度讲是人类的繁衍发展，从个人角度看是寿命的延长对于个人创造和发展的意义。

第三，超越生命的价值即是牺牲的价值，因为牺牲不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否定，而是生命价值的升华、确证和增值。

长期以来，人们把自身的生命看成是一种天命，看成是大自然的一种必然，其实不然，生命价值的大小在于人自身，生命价值问题的研究对于人们清楚地认识自己，完全发挥生命的价值有重要的意义。

人的生命价值包括:人的身体、能力的储备、生命的延续[10]，体力、智力的再生和发展等生命的自我价值。但这不是生命价值的全部内涵，人的生命价值更在于人是理性的，是具有创造能力的，即人的生命具有潜在的创造性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能力的发挥是人的生命的主要的社会价值。

综上所述，生命的价值是人们对人的一生为自己和社会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一种肯定;而安全最主要内涵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保障人的生命健康，顺利的延续，从而实现人的生命价值。

所以说，安全即命。因此，安全是围绕着生命价值而运动的，即生命价值是安全的核心，上升到观念范畴，也可以说，生命价值观是安全观的核心。

人生观、安全观、安全价值观的相互关联归纳如下图所示。

结论

1)安全观理论是指导确定安全观的理论基础，又是安全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依据科学发展观，可以把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安全观归纳为宿命安全观、知命安全观、系统安全观和大安全观，这些安全观具有延续性和动态性特点。

3)安全的社会价值观和经济价值观是安全观建立的基础，是认识安全观的客观的依据。

4)大安全观是当今安全观发展的最高层面。大安全观的确立，标志着安全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5)安全观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保障，生命价值是安全观的核心。

第五篇：再塑企业文化论

再塑企业文化论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除了它的产品与服务的竟争能力外，企业文化，如何塑建企业的整体士气与商品竟争精神，一、现状

企业文化，企业精神，是企业管理的老课题:论述其内容的文章数以千计。不管怎样讲，其基本原则还是那几条:以什么文化为基调? 以什么文化排除其他文化的干扰?以什么文化进行建立?以什么文化进行开发、并使其成为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天皇神权是大和民族的精神支住，伊斯兰教义是“圣战”的火举，“大同世界”理想曾鼓午万千志士仁人抛头颅、洒鲜血、浴血奋战。那时失败了，人就可以剖腹自杀，誓死不降，而今天还能不能收到那种奇效，确是个迷，1、人本观。自我中心，人本价值，这是西方正在建立的伦理体系。它的核心是“自我设计与自我实现”，进而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

2、金钱观。金钱万能，金钱至上。

4、价值观。为人类社会作贡献，为解放事业与社会主义奋斗，死得其所与重比泰山的理论，今天没有多少人听了，特别是一些年青人。在他们的眼里，要出名就得有绝招，就得坚持“流芳百世” 与“遗臭万年”的等同原则

5、人生观。人生就是为了吃、喝、玩。

6、竟争观。竟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要生存，要发展，就要竟争。竟争的实质，就是牺牲对手，发展自己。在竟争的词典里，永远找不到“好心”，“诚实”与“仁慈”。

7、文学观。文学艺术是陶冶人们情操的重要形式。应重视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搬上午台的毛泽东与周恩来，赢得人们的好评，不仅因为他们是胜利者，而且还因为他们是献身革命、鞠躬尽力、奋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今天，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需要成千成万开拓型的企业家，午台上应树立他们高大的形象:顽强、灵活、不为失败所摧，不为胜利所骄，看准目标奋勇前进。这对创业者是一种感染与鼓午!但与此同时，淫秽片、凶杀片、打斗片大量上市。未成年人、青年人及一些不肖之徒的作恶犯罪，大多是从电影与电视上学习的。在文学艺术领域内，不能只讲求微观效益，还要讲求社会效益。

8、传统文化观。

9、宗教观。

10、丑陋论与写实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有美就有丑，有好就有坏，有善就有恶，不可能只好不坏，也不可能只坏不好。必须一分为二，不能一点论；必须指出矛盾双方的主与 次，不能以偏代主，也不能以点代面。这就是唯物辩证法。

总之，虽然马列主义世界观、社会主义市场经营意识与中华伦理还是大多企业文化的主体，但在上述思潮的浸蚀下，已呈现为千疮百孔、已无完肤好言了，其“肉”也被挖之殆尽。如果不用邓小平的“根本指针”为指导,再塑中国企业文化，任其泛滥下去，不仅会严重地损害企业的市场形象与经营竟争能力,还会严重的损害中华社会美德,变为社会性灾难。这是十分严峻的问题。

二、原则

我国传统的企业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已被商品经济的意识文化所革新，有些则遭到严重破坏，呈现为复杂状，21世纪都不会改变。我们如何在这种多极文化中确立社会主义企业文化的主脉络，就是一个大课题。其基本原则应以中华伦理为基因，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市场经济意识为主脉络，建立多极文化体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年青人进行人生观与理想教育;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其中道德是基础，应放到首位抓。周恩来说，他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中华道德是中国人的立身之本。只有具备了中华美德，才能谈得上更高的政治信仰。没有道德，没有美德，就谈不上是合格的社会公民，更成不了真正的共产党人。所以，有道德，这是最低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更高的要求，就是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或称之为“四有”。

对中华伦理的研究,已是世界性的研究热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是日本，其次是“四小龙”以及东盟各国，加上近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中国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引起世界极大的关注。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文化的有机结合，中国本土文化基因嫁接现代电子技术,以每年10%的高速递增向世界展示了一种非西方经济的发展模式。他不是以新教伦理为文化基因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是新型的后发现代化。这个论点最早是美国经济学家格中克龙提出来的。他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一书中，首先提出 “后发优势”的论点。东亚工业、特别是中华工业模式中的温和极权主义与自由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高速发展模式，既是向西方的“自由唯利”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也是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70年代后，有人提出“儒家动力论”，把东方地区工业发展的成功归为儒教文化的薰陶，认为儒家传统文化，即关于伦理道德与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及其价值观念，是东亚工业高度发展精神动力。美国学者卡恩在<1979年及其以后的世界经济发 展>一书中提出“新儒教国家”的概念，把经济高速发展的东亚地区称为“亚洲伦理工业区”。他认为儒教伦理对人的培养，将促使新儒学社会比其他文化的社会具有更高的潜在增长率，能促使社会经济更加有效地增长。儒家动力论倡导文化多元化和民族文化的复兴，强调发挥传统社会的现代潜力。我国的台湾学者刘述先也写了本<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认为儒家思想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还应借助于儒家伦理。中国的发展，即独立自主，对等贸易，多出口，多储蓄导致经济高增长，减少了国民经济对外的依附性。这不是“脱钩”，而是加入世界市场与参加国际分工，充分利用国际产业梯度进行转移，从依附向独立自主型转化。这是东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起飞的新模式。

管理学认为，管理的核心不是物，而是人；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是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如何正确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就成了管理人的关键所在。日本与“四小龙”认为，儒学思想确使他们减少了许多人际关系上的麻烦，成为他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是儒学思想的发源地，更应借助儒家思想整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净化社会空气。这是基础工作；在此基础上，以爱国主义与最后共同富裕的目标熏陶他们，培养他们高尚的情操。基础工作更为重要，建议在中小学开设儒学课。

三、建设

在建设企业文化时，应按照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个大前堤来确定。它虽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却可以归为三大类，即中华伦理、国家大法与商品经营，简称为儒、法、商。

法，包括政治信仰与国家大法，即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与国家的宪法、经济法等；商，包括产品制造与商品经营的知识，等。笔者仅就伦理作以说明。

伦理属于上层建筑，是国家法律的补充。但它的广延性、群众性与社会基础的深厚性，远非法律可比。中华民族是个古老的民族，其传统文化也源远流长，伦理的基础也极为复杂，其中的三大教一般被认为是中华伦理的主体。这就是佛、道、儒。佛教认为，生、老、病、死、苦是人无法绕过的大关，是人无法逃避的现实。怎么办?遁世出家，逃出尘世，忍让为先，多积善行，死后升天。相信这种理论的人，今天只有佛教徒了。道教认为，天地以金、木、水、火、土为本源，以阴阳相交促其变化，并按照自身规律而动。怎么办?清心寡欲，顺其自然，无为而待。这种无为哲学，今天也没有多少人热衷。唯有孔夫子的理论，今天还有其积极意义。它的大前堤就是人们都要生活在集体与社会中，每个人采用什么行为标准处理个人与集体、与社会的关系，才不致使集体与社会混乱，唯持集体与社会正常功能的发挥，维持其正常运转?他们提出五个字，就是仁、义、礼、智、信。“仁”是其中的灵魂。

什么是“仁”?唐代韩愈的定义为:“博爱为仁”。后人就此认为仁即博爱，博爱即仁。这种理解过于狭隘，“仁”的含义远远不至于爱!“仁”的第一种含义是“核”。“核”是核心，正象桃核与 杏核；而这种核的核心，又是它们的仁。这种“仁”，是形体的根与源。这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仁，就有什么样的形体，进而引申为人们的行为。“仁”是出发点，是本源，是根；从这点出发，会成为形形色色的“果”，会形成各种各样的人的行为。这些行为，以 “善”定性，以“善举”概之。基本框式是:修身齐家平天下。修身 是前堤，是基础，其核心是“正心、诚意”，“勇者不惧”，“匹夫不可夺志”。“志士仁人”，立志为仁；“杀身成仁”，为仁献身；“不成功便成仁”，成不了仁就死，等。在修身上，儒教强调 “智仁勇”。<礼记·中庸>有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能成此，也即本来的“人”，也即还本面目的“人”。这都是标准，如何才能达到?儒论强调教与学。诸如“因材施教”，“学问思辩”，“温故知新”，“举一反三”，等，特别强调“格物致知”，即穷尽事物而达到认与知。

“仁”的第二种含义，就是“形”。“形”，是指“仁”字的 结构，它是由“人”与“二”组成的。一个人就不存在人际关系，两个人就有了人际关系，三个人就成了社会关系。如何处理这种人际关系，就是“仁”字的用途。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主要的标准就是四个字:义、礼、智、信。义薄云天，克已复礼，居敬穷理，诚开金石，就是这些标准的绝好说明。

儒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四次孔子研究热潮。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论语>的发行居世界十大名著的第二位。日本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将自已的经济起飞的一个原因，归为孔学思想的传播。孔学的生命力，不是采取排他方式确立的，而是在多极文化思想竟争中发展起来的。将儒论移植于 “仁”，移植于现代职工与经营者的心中，就会产生巨大的以诚感招、以诚开拓的社会效应，人们的欺诈与野蛮经商就会变为文明经商，社会风气也会为之诚朴与自然。

具体建议:

1、抓教肓。职工的思想阵地，永远不会“空白”，你不占他就会占，谁的力量大，谁就会“安家”。这种“家”，一旦安下，就很难被“赶走”，如果一旦被赶走，要重搬回来也很困难。所以，就要在抡先“安家”上下功夫。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理论去占领他们的头脑。当着这些理论占据了他们的头脑，他们就会将其他思潮视作“异端”，视作“斜说”，从而达到抵御的目的。这种扎根工作，应从幼儿园作起，而且尽可能全民化。

2、启发思维教育。启发思维，进而达到创造思维，这是我们进行教育的基本方法。孩子放学回家，西方人多问孩子给老师提没有提问题，而我们中国人总是问孩子听没有听老师的话。西方教育侧重孩子思维，中国教育侧重孩子守规。守规教育过多，就不利孩子成长。大学也是老师讲，学生记，记的越多，背的越多，就能得高分，这能培养出开拓型的企业家?!如何进行启发思维教育，是教育工作者的大课题。

3、挖天性。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形成的，是与生俱来的，当然，后天影响也很大。例如，人的尊重欲与好胜欲，顺境者多则建，逆境者多则摧。强化人的好胜欲，激发人的求胜本能，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日本靠强化人的求胜欲，发展武士道精神，使日本自强不息，好争好胜，雄立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企业职工，如果求胜欲得不到满足时，即企业经营失败时，就要自杀，那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保护好胜心，激发好胜欲，使小孩从小就养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这种顽强儿成为企业的职工，成为企业的经营者，企业就会大见成效。

4、推行“倍增计划”分配原则。它的基本原则是:⑴、硬指标。目标一旦确定下来，绝不随意变动，达不到目标，即是差一点，同样不给回报；达到目标，即是没有超，同样给回报。这样，就将全体职工的注意力引向“企业的目标值”。⑵、发展型。企业的发展，不充许有“山峰”与“山谷”之分，只能有“高速”与“低速”之 分。这就要求企业的计划指标不能低于历史最好水平，达不到，就要采取断然措施，包括处理暂时用不上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并进行裁员。⑶、达到目标后就兑现，绝不许空头愿，使职工的收入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步化。英国二次大战后，要求职工“勒紧裤腰带恢复战争创伤”，得不到国人的合作，最后以失败告终；而日本则推行“倍增计划分配”，就获得成功。今天，大讲延安精神，同样得不到职工的支持。

5、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有些至今还有很强的生命力，如古代的一些管理思想，领导与用人艺术，特别是儒教处理人际关系的理论，等。这种教育，不仅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在于了解，激发其爱国心与广博知识。进行传播教育时，不要单打一，而应将各个流派的观点都摆出来，让他们进行比较选择。同样，讲马克思主义时，也应将其他“主义”拿出来共尝，以增强其识别力。这种比较、鉴别的教学法，远比强输法好。

总之,伦理,习俗,道德,观念,主导原则,自我形象的塑造,自我市场行为的展现等企业文化,是在学习中生,在制度中定,在舆论中长, 在奖惩中果。关键就看我们如何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