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流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流
李晓筝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河南郑州450011)魏晋风流是魏晋时期品评人物的一个常用术语,同时也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魏晋时期,人们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外貌,进而发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精神面貌、言谈举止,这就是后人所向往的魏晋名士的时代精神。
《世说新语》(下文简称《世说》),是我国小说发轫期的重要作品,也是“志人”体小说的代表作。它 “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鲁迅语),是一部对中国文学乃至思想,特别是士人精神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古典名著。它以生动传神的笔触,优美精炼的语言,分门别类记录了汉末、三国、两晋人物的轶闻轶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道,特别是士族阶层,深刻反映了魏晋时代两百多年间的政治、学术思想和社会风尚,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成为“魏晋风流”的主要载体,起到了名士的“教科书”的作用。
《世说》刻画了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魏晋人物,如“竹林七贤”及陆机、陆云、张华、左思等文人才子;何晏、王弼、孙绰、殷浩、王衍等清谈名家;王导、谢安、桓温、陶侃、顾荣等名臣名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和顾恺之等书画大家„„真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名士的人物画卷。我们常说的“魏晋风度”、“名士风流”就是通过《世说》中这些人物活脱脱地表现出来的。概而言之,魏晋风流主要表现在魏晋士人的生活态度、对待事物的情感和情爱方面的不同流俗,这些方面都可以从《世说》找到佐证。
一、生活:真率自然、不拘礼法
“魏晋风流”的主要特性在于心超脱于万物的畛别之上,率性而行,自事其心,不求取悦于人。所以,其风流精神首先在于一种率性的生活。
对于生活,魏晋士人讲究的是真率自然、不拘礼法,主要通过脱俗的举止表现出来。《世说》中有一则关于刘伶的故事:“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禈衣,诸君何为入我禈中!’”[1](《任诞篇》)刘伶是竹林七贤之一,他不拘礼法,在家里一丝不挂,诚然是以此为乐,但他还从中感受到自在于天地宇宙之中的轻松与快乐。这种感觉正是“风流”的实质所在。
与刘伶惊世骇俗的举止相通的是,魏晋士人对 “快乐”有一种比具体物欲更高的需求,或者说,他们更执着于超世的感觉而不是物欲的享乐。例如,《世说》中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的故事:“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斟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1](《任诞篇》)朋友之间有无真情,不在于见面亲热一番与否。因此,王徽之去探望戴安道花了一个夜晚的时间到了他家门口,却又不进而返。这是一种重过程而不重结果的行为,这种不为外物所累,率性而为的生活方式和言行风范也反映出“魏晋风流”的精神特质。
《世说》还记载了一则名士和猪在一起喝酒的故事。“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上去,便共饮之。”[1](《任诞篇》)阮氏一家对猪就瓮和大家一起饮酒不以为意,这种常人不能接受的行为在他们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表明他们将自己和宇宙万物看作是同等的,认为人和猪既没有高下之分,也没有异类之别。这种“同于万物”的感觉正是“风流”的重要思想基础。
当然真正代表名士风流的,还是阮籍和嵇康。阮籍要“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颻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2](《大人先生传),希望从社会中超越出来,进入无限自由的境界。嵇康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强调“人性以从容为欢”,而仁义“六经”却抑制人的本性,所以要“越名教而任自然”,“越名任心”,认为理想的人生要从去除五难、调养得宜的养生开始,进入“无为自得,体妙心玄”的极境[3](《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他和阮籍一样向往自由世界,以“无”为本,与“道”合一,实现“畅神”、“尽意”,逍遥游世。自然与名教的对立就是自我和社会的对立。名士们后来在山水自然中,确实感到了与社会不同的特性:无目的、超利害、超世俗,大化流行,生生不已„„他们就把自然的观念外化到自然的实体上,使自我获得具体的象征和安顿。
二、感情:关心人生或宇宙
“魏晋风流”的精神还在于魏晋名士在感情方面的含蓄或张扬外露。嵇康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1](《德行篇》)。对于个人得失或者为了远离祸端,他们往往感情含蓄;而对于人生或宇宙的草木万物,他们又常常感情强烈而外露。庄子心目中的圣人能够超脱于常人的感情,他对外物的本性了解得十分透彻,对它们的流动不居和形态变化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常能“以理化情”。《世说》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事例,其中一个十分著名的例子是东晋谢安的故事。谢安在晋国任丞相时,北方秦国大举攻晋。当时,秦军众多,号称投鞭长江可使长江断流。当时晋人十分惊恐,谢安派他的侄子谢玄迎战。公元383年,两军在淝水一线决战,谢玄大胜,秦军大败。这就是历史上以以少胜多而著名的淝水之战。当胜利的消息报来时,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他拆信看后,将信放在一旁,一句话也不说,慢慢转向棋局,打算继续下棋。客人询问淮上的胜败情况,谢安回答说:“小儿辈大破贼。”[1](《雅量篇》)说话时的神态举止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这种在巨大胜利面前的不动声色,正是魏晋风流中所推崇的含蓄美。《三国志·魏书》中卷二十八《钟会传》引何劭《王弼传》记载了何晏与著名的《老子》注释家王弼的一次关于感情的谈话。何晏沿袭了庄子“以理化情”的看法,“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王弼则不赞同此说法。他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充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4]王弼独持己见,认为圣人“有情而无累”,其实表明了一点,即虽然魏晋名士注重理性,但也有许多重情的。魏晋名士常常追求艺术化的人生,他们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书画等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名士把生活艺术化,诗化,是因为他们对生活有充沛的感情。所以,真正的名士必有深情。这种深情其实是一种对万事万物的含蓄的敏感,常常会不拘时间、地点便宣泄出来。《世说》中引述了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丧子的故事。“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1](《伤逝篇》)王戎回答友人山简的话正好说明了为什么许多魏晋士人会多情感,但使他们动情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对人生或宇宙的某个方面的领悟和由此而来的感触。这些以“风流”自赏的名士,既富于深沉的敏感,胸中块垒自与别人不同,在别人无动于衷的地方,常会怵然于心,甚至不能自已。《世说》中还有一则关于桓温的故事说:“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1](《言语篇》)桓温北征,经过金城,看见从前在琅琊时种的柳树都长到十围了。于是慨然而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后来,诗人庾信在其作品《枯树赋》中也发出同样感慨:“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年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人生无常,世事多变。对人生事物的伟大慨叹表现出名士的深情。这种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这种情超越了自我的内容,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这种境界,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的诗歌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解答,其诗《饮酒》其二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庄子说:“辩也者,有不辨也,大辩不言。”从大自然中得到启发,领会到人生的真谛,但这是无法用言语表达,也无须用言语表达的。这种体悟所表现出来的乐,是超越了乐的乐,这首诗表达的是最充沛的深情。这种深情,已经超越了生活,达到了另一种高度,成为关怀宇宙的深切的感情。它是种智慧深情,使人重于情而不溺于情,执着我而超越我,从哲学上讲,就是“应物而无累于物”。
三、情爱:纯粹审美
在中国文化里,“风流”这个词往往包含有性的因素,特别是到了后来,“风流”这个词在中文里,性的味道显得更浓。不过,对于魏晋的名士而言,他们对性的态度,与其说是注重肉体的欲望,不如说是从纯粹审美的角度来对待异性。例如,《世说》记载“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1](《任诞篇》)阮籍,文学家,名列“竹林七贤”。阮籍酒醉后,常常会酣眠在美丽的卖酒女旁,然而并没有任何无礼的言谈举止。这则故事使我们看到,阮籍欣赏异性美,却没有更多的要求;或者可以说,他对美的欣赏使他忘记了性的因素。《世说》还记载“竹林七贤”之一山涛的一则故事:“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1](《世说·贤媛篇》)山涛与嵇康、阮籍是好朋友,三人均为“竹林七贤”中人物。按照当时中国的风俗,妇道人家不能和丈夫的朋友交往。因此,韩氏对丈夫山涛说,等嵇康、阮籍再次到家中时,容许她在暗中观察丈夫的这两位朋友。于是,在嵇康、阮籍再次造访时,韩氏劝丈夫把他们留宿在家,亲置酒肴,热情招待。晚上她则在隔壁墙孔偷窥一夜,直到早晨也忘了离开。第二天,山涛到夫人房间询问她对这两个朋友的看法。夫人韩氏回答说:“您的才气比他们差远了,只能以您的见识和度量同他们交朋友。”山涛回答说:“他们也常常认为我的度量好。”这些也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实质。由此可以看出,魏晋风流中的“风流”纯粹出于审美需要,与性无关。
四、结语
阅读《世说》,感受到的是魏晋名士与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格格不入的豪迈与不羁,他们注重精神世界的纯净,无视功名利禄和富贵,内心旷达,形迹放浪。同时,从《世说》我们看到了魏晋时期名士们的生活和情感。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作为当时审美理想的魏晋风流,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展示了魏晋时期崇高的人格美,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率性自然可以使人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自立自尊自强。崇尚自然、深情敏感可以使人对自然界、宇宙的一切事物保持深刻的美的感受或感动,平等对待万物,珍惜生活和生命。内心旷达可以使人学会超越自我,达观超脱,从而形成一种更为包容与博爱的心境,用这种崇高的心境面对生活,可以洞悉生活之内的规律和生活之外的乐趣,从而更加快乐的生活,让自己的人生尽显风流。
参考文献: [1](南朝宋)刘义庆.杨牧之,胡友鸣选译.世说新语[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2](三国魏)阮籍.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7.[3](三国魏)嵇康.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4](晋)陈寿,(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 202_.
第二篇：《世说新语》中魏晋风流之容止之风
《世说新语》中魏晋风流之容止之风
[摘要]：从《世说新语》中记录的魏晋时期名士的言行举止我们可以了解魏晋名士风度以及魏晋文化，甚至是魏晋时期的奇风异俗，比如：服药之风、饮酒之风、清谈之风等，今天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本里有关人物审美的一种风气—容止之风。《世说新语》里面所展现的人物形象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魏晋士人在对人物的审美上重视审美对象本身具有的审美价值，包括人物的姿容、行止。本文从人物审美的角度出发，从外在仪容美和内在神韵美分析了《世说新语・容止》篇人物审美的特点。
[关键词]：《世说新语》，容止，魏晋，人物审美
引言：魏晋风度之于中国文化，犹如欧洲学术史上的文艺复兴。它那独一无二的美学风貌、特立独行的人生形态、前所未有的时代精神、別开生面的社会风尚，作为一种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化元素，已构成辉煌中国文化长廊里一幅流光溢彩的特异画卷。魏晋时期盛行的容止之风就是这副画卷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魏晋士人在对人物的审美上重视审美对象本身具有的审美价值，包括人物的姿容、行止。魏晋时代的人物品藻讲求形与神的有机统一，既推崇内在的内在神采美，也重视外在的外在仪容美。《世说新语•容止》篇通过描写人物的外貌、神态、表情、行为举止，生动地再现了魏晋名士的独特风采，达到了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效果。作者通过自外而内的描写刻画出了人物的神韵之美。下面就让我们从《世说新语•容止》篇中来具体分析魏晋容止之风。
一、容止之风盛极一时
魏晋之季扇起了一股风靡当时的容止之风。其事多见于《世说新语•容止》篇，此篇共三十九则，几乎每一则都跟美有关，主要讲形貌之美和风姿之美。其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典故。下面让我们通过这些典故来谈一谈魏晋时期容止之风的风靡程度。
（一）看杀卫玠。《世说新语•容止》篇记载：“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这则故事讲的是作为当时颇具盛名的清谈名士，花样美男卫玠在路上被“粉丝”围堵，却因体弱多病，而病入膏肓，最终一命呜呼的故事。从这则典故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美的追求丝毫不亚于今天。
（二）掷果潘安。同样是在《世说新语•容止》中记载：“安仁（潘岳）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张孟阳（张载）至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投之，亦满车。”这则故事说，潘岳因长得美，每次出行，老妇人都会向他车里投掷水果，所以，每次都满载而归。而张载因长的丑，每次出行，小朋友都会用瓦块石头砸他，也常常满载而归。读了这则故事，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那时候才真的是个“看脸的时代”。跟魏晋时期比，如今的看脸时代，要逊色很多。但是也非常生动形象的反映了魏晋人对美的崇尚，热烈生猛，情感强烈。
（三）蒹葭倚玉树。《世说新语•容止》中记载：“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故事讲的是魏明帝让毛曾跟夏侯玄坐在一起，结果却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美男与丑男坐在一起的的喜剧效果。这种对比，当时人称“蒹葭倚玉树”。这种比喻非常形象的表达了对夏侯玄风度气质的赞美，也表达了对毛曾猥琐之态的贬损和嘲讽。更体现了人们对美丑的爱憎分明。从这三则典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时期人们对美的追求的狂热，容止之风真是盛极一时。那么魏晋时期人们看待美丑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就包括两方面：仪容美和神采美。下面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仪容美。
二、容止之风之仪容美
容止指仪容举止。在《世说新语•容止》里有些是从仪容出发，直接描写外貌的俊秀、白净、光彩照人，这部分把它归类为仪容美;本篇描绘仪容着重描写如眼睛、手等人的身体部位。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魏晋对仪容美的标准。
（一）美男如白玉—以白为美。魏晋时流行以白为美。所以时人总爱把美男比做白玉。《世说新语•容止》中记载：“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故事讲，王衍，是西晋首屈一指的清谈家，也是个著名的美男。王衍经常拿着一种叫做麈尾的风流雅器，和别人清谈的时候一挥麈尾，显得极为潇洒。他的这把麈尾的柄，是用玉做的，人们却发现，他的手竟然白的与麈尾的玉柄毫无分别。由此可见，魏晋是人们以白为美，爱拿白玉比人。
（二）美男如玉树—以高为美。魏晋时期，同样盛行以高为美，而且当时人们常用几个很有气势的词：“孤松”、“玉山”和“玉树”等。《世说新语•容止》里记载：“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也；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古诗说，嵇叔夜高大挺拔如山崖间傲然独立的轻松；醉倒的时候就像一座巍峨的玉山将要坍塌了一样。由此可见嵇叔夜的高大阳刚之美。并且“玉山倾倒”这一成语典故就由此而来。除此之外，魏晋形容人高还可用鹤来比喻。《世说新语•容止》记载：“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尔耳”。故事把美男嵇绍比做野鹤。”形象生动的表现了他的卓然独立，器宇轩昂。“鹤立鸡群”这一典故也是由此而来。
（三）美男之仪态美。除了肤白、身高外，魏晋人还有一种值得一提的男性美的标准，那就是仪态美。《世说新语•企羡》第六则：“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此故事讲，孟昶于篱间偷看披鹤氅，乘高舆，颇具神仙风范的王恭，不禁发出“此真神仙中人”的感叹。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贵族青年对美的追求，孟强烈表达了他对王恭仪态之美的羡慕之情。这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同样热衷于追求仪态美。肤色白、身材好、仪态大方这些都是魏晋美男的外在仪容美，还有一种美更是赋予了魏晋容止之风更深广的文化内涵，那就是神韵美。下面就让我们来探讨一下魏晋美男之神韵美。
三、容止之风之神韵美
从表面看，魏晋时期好像是个“看脸的时代”，其实不然，魏晋容止之风与后来的“以貌取人”不可同日而语。它是有着深广的文化内涵的一种时代风气。尤其是容止之风之神韵美，对文化和人们的心灵美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下面让我们探讨一下魏晋容止之风之神韵美。
（一）以心明眼亮为美。在魏晋名士心目中，除了肤白，身材修长这些外在的仪态美，他们还追求内在的精神气质和风韵。而最能体现内在精神的就是眼睛。魏晋人也把心明眼亮作为美的标准。《世说新语•容止》记载，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语人曰：“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这个故事是说，王衍只见了生病的裴楷一眼，就不禁赞叹，裴楷双眸闪闪若岩下电光，精神很好，不过身体微染小恙罢了。这足以说明，当时的人们把眼睛黑亮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内在风神之美的重要标志。有时，甚至比白和高看的更为重要。
（二）以神超形越为美。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魏晋容止之风，既注重皮肤白、身材高等外在形美，也重视心明眼亮等内在精神美。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不仅重视一个人的自然美、修饰美，更推崇一个人的风度美、人格美。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神超形越”之美。《世说新语•容止》记载：“或以方谢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马曰：“诸军莫轻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故事说，有人用他人和谢仁祖比，并不很看中谢。桓温说：“各位不要轻视谢，他在北窗踮起脚，弹琵琶，真是有欲登天际成为真人的胸襟。”由此可见，就算谢可能在容貌上与人比略逊一筹，但由于他身上神超形越的神韵美，所以，就连当时有名的美男桓温都对他刮目相看。我觉得具有神韵美的人才是真正的美男，是为人所敬重的，而不是像卫玠、潘安被人围观，被人掷果，我觉得魏晋人所追求的这种神超形越的美才是最具有文化底蕴的。借用一句名言：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句诗放在这可能不太合适，可我觉得就是这种受人敬重的，不可亵渎的美才是魏晋人所追求的真正的美。
魏晋时期的人判断一个人是否美，不仅看一个人的外貌形态，更要透过外在美，洞察他内在的精神，所以，魏晋时期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肤浅的“看脸的时代”，那个时候盛行的容止之风是有着深广的文化内涵的一种风气，对当时艺术和文化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世说新语》是魏晋士族文人精神风貌和魏晋思想文化的集中体现。其中对人物品鉴的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上有很高的价值。归根结底，《世说新语》要表现的是魏晋时代的人物之美。魏晋时代的人物品藻讲求形与神的有机统一，既推崇内在的精神气质美，也重视外在的形体姿容美，《容止》篇恰能反映这一独特的审美风尚。
第三篇：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审美风尚的变迁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审美风尚的变迁
孙海洋1,刘龙洲2
(1.湖南大学人文系,湖南长沙410082;2.湘潭工学院党委宣传部,湖南湘潭411201)
摘 要:魏晋时期,审美风尚变幻迅速,人们从追求事功演变到追求风流自适,从重视人的品行、才能、政绩演变到注重人的仪表风神之美,从崇尚自然到关注大自然,自觉地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欣赏自然山水的神韵之美。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审美风尚;变迁
魏晋是一个思想极其活跃、文化多元化发展、生活空间十分广阔的时期。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统治衰微,老庄、佛教等各种思想发展迅速。人们从儒家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很快就发现了自我、感情、欲望和个性。各种新的观念、新的风尚不断涌现,社会的审美风尚也不断变迁。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微地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笔者试图通过《世说》一书,对魏晋时期的审美风尚及其变化略作探讨。一 从崇尚功业到追求风流自适
汉代是封建阶级处于上升的时期,士大夫积极进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当时的人生信条,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是其代表,曹操到晚年还慷慨高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一时期,非凡的政治才能和赫赫功业往往受到人们的赞赏和钦慕,《世说》也多有记载。《赞誉》篇载:“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又谢子微评许子政说:“若许子政者,有斡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陈藩、谢甄这两位士林领袖所赞赏的都是年轻人的政治才能和忠诚的品格。魏晋之际的名士已没有了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也没有那种慷慨的情怀。士林普遍出现了一种特异的心态———追求一种适意的人生。适意,主要是追求物欲和情欲的满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欲,一是清谈。魏晋士大夫的纵欲,有不少是出于对名教的反抗,《世说》所载大多为这种情形。《任诞》篇言:阮籍、嵇康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 1ersonName>君何为入我巾军中?’”“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张翰后来当齐王东曹椽,见东风起,即思念家乡吴中的菰菜羹和胪鱼脍,说:“人生贵在适意耳,何能羁官 数千里以要名爵?”于是挂冠而归。 放纵是追求自适在生活上的表现,而魏晋人的清谈则是一种审美活动。《世说·文学》载:“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听众“咨嗟称快”,并不是因为谈论多么高妙深奥,而是因为谈论者才华丰茂,辩诘精彩,辞采华赡,使人觉得妙不可言,有一种美的享受。又支道林、许询等人在会稽王斋头开讲,“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座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同上)。支许二人都通佛理,二人主讲,定然掺杂许多佛理,在座众人未必都懂,但反应却那么强烈,主要还是两人的口才、文辞吸引了他们。又:“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支道林为王羲之谈《庄子·逍遥游》,也是“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使得王羲之“披襟解带,留连不已”。谈者、听者都是在追求一种情趣,从清谈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感情上的满足。因而当时之人乐此不疲,有的人甚至不顾性命,沉迷其中,《世说·文学》载:“卫王介始渡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王介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王介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 适意,作为魏晋士大夫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是那个充满忧患,充满不和谐的时代的产物。士人们从儒家思想束缚中挣脱出来后,其兴趣由外界转向内心,由社会转向个人,自我意识觉醒,并日益增强,从而追求适意这一审美理想。这一审美理想的出现,并得到自觉的认可,表明魏晋人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对自身的认识都达到了一 定的哲学高度。 二 从注重德行到重视人体自身的美 人物品评肇自东汉后期,其时,士人与宦官斗争激烈,一些士人退居乡野,批评朝政,指斥阉竖,臧否人物,形成风气。当时品评人物的内容主要是朝廷官员或士人的品行、才能、政绩等,这在《世说》的《言语》、《赏誉》、《德行》诸篇中多有记载。如《德行篇》说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说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又记管宁、华歆一起在园中锄地,“见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人们遂以此定优劣。又《识鉴篇》载乔玄评曹操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汉末人也注重人的外表风度,但往往将外表风度与德行相联系,《德行篇》评李膺“风格秀整”,就是与其“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政治抱负相关联的。诗人徐干说:“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义存,仁义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为法象,斯谓之君子矣。„„(君子)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规,折旋中矩,视不离乎结绘之间,言不越乎表著之位。声气可范,精神可爱,俯仰可宗,揖让可贵,述作有方,动静有常,帅礼不荒,故为万夫之望也。”[1]认为仪表是德行情操的外在表现,以合符儒家礼仪为美。徐干是建安七子之一,但他的思想显然属于前代。建安人多尚通脱,不十分注重容止,故《世说·容止篇》很少有建安及建安以前人的事迹,但也有部分建安人开始注意到个人容止,《容止》载:“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王圭季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至魏晋之际,士人们就非常注重外貌举止了,人们也多所品评,而且审美标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曹操认为自己长得不高大,不雄壮,不足以雄远国,所以让人顶替来接见外国使节。而魏末西晋,人们更欣赏人物面容的整丽和闲雅的风度。《世说·容止》云:“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口敢,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面如傅粉,肤色皎然,当时被认为是“美姿仪”。这是一种柔弱之美,时人就以这种柔弱的女性美为尚。《容止篇》所写的其他美男子也多属此类。如“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蒹葭”、“玉树”都属柔弱之美。又说:“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麈尾,与手都无分别。”又谓“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当时所称颂的美男子多为奶油小生一类,可见时人对人物的审美观多少有些病态。南渡以后,审美风尚又有所改变,名士们从南渡初的放纵逐渐转向追求宁静、闲适,追求一种潇洒的风神,开始注重人的气质、风貌,尤其注意人的所谓“神韵”。《容止篇》载:“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此语本指王羲之的字非常潇洒,但同时也指其人。《赏誉篇》“殷中军道王右军”条刘孝标注引《文章志》就说:“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也。”《赏誉》又载:“王子敬语谢公:‘公故潇洒。’谢曰:‘身不潇洒。君道心最得,身正自调畅。’”“调畅”即风神潇洒之意。刘注引《续晋阳秋》曰:“安弘雅有气,风神调畅。”王献之称赞谢安真正潇洒,谢安则回赞王献之养身得道,风神调畅。“风神调畅”,这是当时对人的很高的赞赏,潇洒主要是指外在风姿的美,举止的闲雅。而“风神”则涉及人的内在精神。当时对人物美的最高评价“神朗”,“神朗”既包含气质的清爽,更有内在精神的明澈。如《赏鉴篇》中,王戎称赞王衍“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王衍则赞裴楷“精明朗然,笼盖人上”。支道林外貌本不佳,但王羲之却赞叹他“器朗神隽”。是知东晋士大夫对人物的审美多注重精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最能反映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早在西晋,就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容止》载:“裴令公(楷)有隽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至,强回视之。王出语曰:‘双目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劲,体中故有小恶。’”裴楷病得本来不轻,连翻身都很困难,只是勉强回头见客,王衍却从他闪闪有神的目光中看出他得的不是什么大病。东晋人更精于通过眼睛来品评人物的风貌,《容止篇》亦多有记载:如“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又“谢公云:‘见林公(支道林)双眼黯黯明黑。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眼如点漆”、‘黯黯明黑”,这在黄眼睛的中国男子中确实很特别,这种眼睛显得很聪慧、有精神,所以受到赞美。裴楷又说“王安丰眼如岩下电”(同上),则这又与裴楷本人一样,属于目光锐利的那一种,其内在精神自不待言。 东晋士大夫品人更多地是将才貌、才情与内在精神结合起来,推崇神明与风姿相统一的人格美。《世说·言语》“周仆射雍容好仪容”条刘注引《晋纪》曰:“伯仁仪容弘伟,善于イ免仰应答,精神足以荫映数人。”《世说·赏誉》又载:“(张)天锡见其(王弥)风神清会,言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又语人物氏族,中来皆有证据,天锡雅服。”《容止篇》所说王衍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手与麈尾的白玉柄一样洁白等等,都是将才情、外貌与精神结合起来品赏。人们评刘伶也说他“身长六尺,貌甚丑陋,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同上),是说他外貌既丑,精神又萎顿,简直是土木形骸。又说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既矮又粗胖,且精神萧散。对二人的评价也是外貌与精神结合起来的。晋人开始以人自身的形体为审美对象,这是人的觉醒的直接产物。这一时期对人体的审美又经历了从单纯的重外貌的整丽,到重视风度气质和内在精神,再到追求内外统一的人格美的过程,进步之速,发展之快,是中国古代其他历史时代所不及的,只有在多元化文化的魏 晋时代才有这种可能。 三 从崇尚“自然”到关注自然,到欣赏大自然之美 魏晋时期,社会**,政治黑暗,老庄思想也乘儒学衰微之机而迅速扩大其影响,一些士大夫开始习老庄,崇尚自然。后汉郭林宗云:“天下所废,不可支也。„„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横流,吾其鱼也。况可冒冲风而乘奔波乎!未若岩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2]据《太平御览》卷602页引《抱朴子》说,蔡邕曾到江东,回来后,“诸儒觉其谈论更远”。所谓“更远”,是说他谈论义理有些玄远。建安时的曹丕也开始谈及道家的淡泊、无为、自然等,只是还不集中。正始时期,玄风大畅,开始是洛阳有何晏、王弼等一批名士聚党而清谈,正始中期,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又形成了一个清谈群体。阮、嵇为反抗名教而公开标榜“自然”,提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与自然相亲、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并且投身自然,优游山林。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出现了对大自然的描写和赞颂,阮籍《咏怀诗》云:“登高远望,周览八隅。山川悠邈,长路乖殊。感彼墨子,怀此杨朱。抱影鹄立,企首踟蹰。仰瞻翔鸟,俯视游鱼。丹林云霏,绿叶风舒。”[3]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欣爱之情。正始以后,人们进一步意识到大自然之美,左思《归隐诗》言:“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自然山水开始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名士们优游于青山秀水之中,品赏大自然之美,石崇《金谷诗叙》述说道:“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 欢欣之物备矣。”[4] 西晋人对自然山水的依恋还只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之情,而东晋士大夫对山水的喜爱则已正式进入美学的层次了。东晋偏安江南,名士多聚居于风光秀丽的会稽,江南秀美的山水进一步培养了他们的山水审美情趣。东晋名士之于山水,首先是审美娱乐的需要,其次是藉山水以悟道。《世说·言语》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林萦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又载:“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忘怀。’”又“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表明,士大夫们已经在自觉地以审美的眼光观照自然山水,从中获得美的享受,并在审美活动中领悟茫茫宇宙万物混一,本无区别的哲理,达到主客体相统一,人与大自然合一的境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是这一境界的具体写照。 自然山水成为人的自觉的审美对象后,又进一步使主体积累了审美经验,使人们对山水的审美不断向纵深发展。首先是寄情山水,观赏山水日益成为东晋名士一项重要的审美活动。他们安排活动往往选一风和日丽的日子,选一优美的处所进行。《容止篇》载:“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王羲之、谢安、许询等人则经常在山阴集会,据王羲之《临河序》载,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他们选择了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山阴兰亭相聚修禊,饮酒赋诗。和尚们也不例外,据《晋诗》卷二十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并序》载,隆安四年仲春释法师与三十多名僧徒专门游览庐山石门风光。当时人甚至认为只有喜爱山水,懂得品赏山水之美的人才能作文。《赏誉篇》载:“孙兴公(绰)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 1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卫”>卫
其次,人们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和描绘逐渐由形入神,从以貌写貌到捕捉、描写和品味自然山水的神韵。自然山水在建安时代及其以前人的笔下多为抒情表意的凭借物,即使曹操著名的《观沧海》也是如此。至东晋前期,人们开始注意自然山水,描山绘水的作品不少,但写法比较粗糙,如潘岳《金谷集作诗》写金谷之景:“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木卑。灵圃繁石榴,茂林列芳梨。”[5]罗列景物层层铺写,虽词采华丽,但画面凝重,缺少生气。东晋前期的山水文学略有进步,景物描写较有生气,画面较活泼,如谢万《兰亭诗》:“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6]景物明丽,但乏灵气,没有什么意境。当时的人多从览观大自然中去悟理,以止水之心,宁静之态去观照客体,主体与客体保持着距离,缺乏感情上的交流。
东晋后期,人们开始注意到自然山水的神韵并品赏其神韵美。神韵是我国古典美学中一个特殊的审美范畴,它的出现,与佛教很有关系。佛教贵神贱形,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云:“夫神者何邪?精极而为灵者也。„„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数有粗精,故其性各异。智有明暗,故其理不同。推此而论,则知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情有会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7]认为“神”是很精妙的东西,但是客观存在的,是万物之灵而寄寓于万物,它化自情感而又是情感的根本。对万物之“神”,画家们最先感受到,《世说·巧艺》云:“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隽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又:“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故。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人物脸上加画三根毛,就显得有识度。而这识度又是人物之“神”;谢鲲飘逸,喜好山水,飘逸这种风神很难通过画人物肢体或面部表情来表现,于是将人物置之丘壑之中,通过环境衬托出来。晋宋之际的画家宗炳则正式从理论上阐述了审美意义上的“神”,其《画山水序》说:“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无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8]。“神”看不见,摸不着,但随处都在,只要会心应目,理入影迹,就可妙写。也就是主张主体与客体相契合,进行感情上的交流,观察山水时移神于山水,这样,山水也就有了灵气———神韵。因此,他说:“山水质而有趣灵。”正如清人王夫之所说的:“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9]宗炳虽然对神韵问题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但他在创作上仍是主张“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而诗人们却能领会大自然的神韵,陶渊明写山水田园,以意会形,写形传神,常常情景交融,气韵生动:“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鸟弄欢新节,冷风送余善。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等[10],都意境幽远,韵味深长。对自然山水的神韵,精于佛学的谢灵运认识和感受得更具体、更确切。谢氏写山水景物多形似,但开始朝物我交融方向发展,他往往以欣喜之情,佛学的眼光去观察、看待山水草木,极力体味自然山水所含的美质,因而其笔下的自然山水富有灵气和禅佛意境,如:“白云抱幽石,绿波媚清涟。”(《过始宁别墅》)“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石壁精舍还湖中作》)[11]水云竹石、芰荷蒲稗仿佛都具有生命、情感。诗人把握了自然景物的生命状态,故能传达出景物的神韵,景物
也就具有神思韵味,具有浓郁的意境。《世说新语》所展示的魏晋审美风尚远非上述三个方面,但窥一斑可见全豹,从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由于儒家经学束缚的解除和老庄、佛教思想的影响,在魏晋名士这个特殊文化群体的积极推动下,社会审美风尚急速变迁,不断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向深层次,向高雅,向内在情感和内在精神演进。这种高雅的情趣成了后世士大夫一种主要的审美情趣,其审美思想如对神韵的推崇等对后世美学和诗歌创作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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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
三)[Ｍ].北京:中华书局,1983.6
第四篇：从兰亭风格看魏晋风度
从兰亭风格看魏晋风度“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种生态住往决定着一种结果，文化亦然
一提到魏晋人们首先想到的大都是“魏晋风度”。那么何谓魏晋风度？我认为魏晋风度就是对魏晋名士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风尚的一种总括。当然,风度绝对不仅仅是“指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行举止上的反映”对于处于具体时代的社会来说，风度集中体现了当时主流士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集中表现为社会的行为风气，从而构成这一时代所独有的社会风尚.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每一首歌曲都以音做底蕴，歌词为陪衬，而对于诗歌来说，音只能作为一种陪衬，很多人都将诗歌谱曲，变成一首歌曲，比如王菲演唱《水调歌头》，比如费玉清演唱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我们不可否认曲词结合真的很好，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古人的词„„而我最喜欢的词则是王羲之写的《兰亭集序》，从那里面我们能看出魏晋时代的风格，在我看来最能体现魏晋风度 的则也是《兰亭集》 魏晋风度，它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公元353年，也就是永和九年，王羲之和当东晋的名土，相聚在浙江绍兴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兰亭，一起做修禊的事，文人雅集，自不免诗文唱和，不曾想到的是，一次不经意的“一觞一咏”，竟然诞生了一篇在中国艺术、文学上产生深远意义的名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提到《兰亭集序》，人们首先想到书法，这篇被后人誉为“国之瑰宝”的书法艺术杰作，也堪称一代“书圣”王羲之的巅峰之作，作者在宴酣之余，笔走灵蛇，一挥而就，篇中十七年“之”字，极尽变化之能事，洋洋洒洒，无一雷同。他的兰亭集不仅在书法上也剖很大的建树 在文化文笔上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而他的这种风格又最能代表魏晋风格。可以说，《兰亭集序》之于羲之，犹《广陵散》之于嵆康，无论就个人，还是中国文化而言，都是不可无一，不能有二的旷世佳作，它是作者多年艺术素养厚积薄发和实践创作天才灵感碰撞、交汇、融合的产物。我们有《兰亭集序》文章可读，这篇金石之文在文学上的价值堪与书法比美，二者交相辉映，使后世之人得以诵吟之，呤叹之，怀想之，神往之„„
《兰亭集序》不过廖廖数百字，却堪称魏晋散文的集大成者，它的文风自然，它的文笔清新幽雅，行文如水，略无沾滞，又如深潭浅澜，显隐有致，王羲之，以萧简之笔发深婉感慨之声，给读者极大的审美享受。除了文学，我更欣赏文中所展示的风雅文化之美，兰亭之集，既是名士宴游之集，也更是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集中展示，透过聚会的盛况，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风雅文化的陶冶，文章虽无一字提雅，而又无一句不雅：雅景、雅人、雅事、雅怀，真可谓“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但，这一切并不是文章的主旨。
《兰亭集序》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宴游之乐的渲染、铺垫来引发自己对生命本体的思考，通篇迷漫着人生难再，如电如雾，似幻似真，不可预知，不可挽留的无奈和无助的情绪。纵观历史，古往今来，也不知有多少圣人贤者对人生的终极意义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求索，但似乎都没有一种完美的答案，唯一的相同，那就是：人生永远面对变化，永远带着遗憾，这是问题，也是答案，却永远无法解决，王羲之说：“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悲夫！”也许，思考的本身就是意义的全部，这段话让我想起苏东坡的一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雪上偶尔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不是吗？人生真的是一个无法预知，无法停留，无法回头的漂泊之旅，所有的悲欢得失如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所有的人都无法跳出这个轮回，所以，他接着说：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悲夫！”
面对匆匆流逝的光阴，人们除了感慨人生的无常之外，又还能做些什么呢？想起这些，就会觉得感伤！也许，也许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握当下，把握我们的人生，将古人留给我们的精华继承并传承下去，让我们也像魏晋人士有魏晋风度一样，在我们的现代有我们独有的风格，独有的社会风尚，这样我们的精华才能向我们传承先人精华那样被我们的后代传承下去……
第五篇：魏晋风骨——读《世说新语》有感
魏晋风骨
《世说新语》是我国的文化宝典，但又不仅仅是一部文化宝典。书中广泛反映了汉末魏晋之际的社会风气，诸如清谈玄学，人物品藻以及饮酒服药等等。
在这本书中，我感受最深的是“风骨”——魏晋时代的风骨。名士不拘一格，洒脱自傲，或寄情山水，或纵情饮酒，乐琴书，善清谈，至真至诚，至纯至孝，那是一个风流无需多言的时代。
私以为，风骨源于心，流于行。因为是顺心而为，所以肆意，所以自在，所以至真至纯，所以感人无言——所以，成就了魏晋的风骨。
我看到荀巨伯探望患病的朋友，宁死不离，终让胡兵自惭撤走。他坚定的话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他重义轻生、笃于友情的崇高品质，极真挚、极感人，唤醒了粗野无礼的胡兵内心深处的良知，使他发出了“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的感叹。荀巨伯顺心而为，一举一动都彰显了其独特的风骨，感人至深，便如盛开的鲜花，无需见面，花香便已足够沁人心脾。风骨，源自于内心的善。前有孙叔敖埋两头蛇，后有庾公拒卖的卢。面对危险，想要逃避，面对灾祸，想要转移，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却不被庾公所接受。他只道：“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于是，风骨便在这淡淡的一句话中绽放了。这种崇高的精神，这种对人、对社会的责任感，都是因为内心的善。当一个人把善放在心头，就会从容安宁，习惯于将他人放在心上，知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真谛，时时刻刻表现出这样一种大爱、大仁的风骨。
风骨，源自于内心的坚持。我感念着管宁的“子非吾友也”，殷仲堪的“拾以啖之”，范宣的“既终不受”„„他们坚守着自己的坚持，拒绝与自己的坚持不相符的一切事物，恪守自己的道。他们不因清贫而趋俗，不因荣华而骄奢，安贫乐道，秉持操守，登枝而不损其本。这恰如温良的玉，不论是深埋地下，还是供于桌前，玉始终仍是玉，散发着莹润的光泽，却含着不为瓦全的决绝。
风骨，更体现在发自内心的洒脱。支公纵鹤归林，嵇康奏《广陵散》，王羲之东床坦腹„„他们的洒脱，是对自由的追求，是对生死的淡看，是对名利的不以为意„„拥有自
己的精神世界，外物便自然而然的淡了，并非妄想“南山捷径”，而是看开了，看淡了。于是，在那翻飞的袖影间，在那颤动的琴弦间，在那随意的眉梢间，我看见风骨笑嘻嘻地探出头来，一如一个顽皮的孩子。
魏晋的风骨，源自于内心，体现在举手投足间。或许他们有些空谈，不切实际，但他们有自己的道，任凭外界风吹雨打，内心仍是岿然不动。于是，成就了那连生死也不可动摇的风骨！
我站在现在，遥想着魏晋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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