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赏析鲁迅小说的艺术风格

第一篇：多角度赏析鲁迅小说的艺术风格

多角度赏析鲁迅小说的艺术风格

摘要：鲁迅是卓越的艺术大师，伟大的文学巨匠。他的小说，字字珠玑，篇篇精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鲁迅小说，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学宝库的珍品。它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生动、具体、真切地刻画出人的灵魂，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鲁迅小说；艺术风格；叙述；白描

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其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们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同时又打破了古典小说以叙述情节为主的模式和第三人称的叙述方法，吸收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方法和艺术技巧，创造出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小说形式。

一、多姿多彩的叙述手法

鲁迅的小说表现出大胆的创新精神。他的《呐喊》和《彷徨》就是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而著称的，这些作品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格式。从叙述的角度而言，鲁迅小说中有第三人称的小说，如《药》、《明天》、《离婚》等，也有第一人称的小说，如《狂人日记》、《故乡》、《伤逝》等，同时也有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小说，如《祝福》。从时序上的安排上看，鲁迅小说中有以时间先后组织情节的顺序，如《药》、《阿Q正传》、《离婚》等，但也常用倒叙的方式改变固有的时序关系，如《祝福》、《伤逝》等。从时空关系而言，横断面切割方式在鲁迅小说中已成为经常运用的主要方式。《示众》只是一个场景的描写，展示的是现实生活的一个横断面。《药》则是先后几个场景的组合，像戏剧中的几幕……鲁迅小说虽然数量不多，但其文体形式却万象纷呈，各自不同，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多样化发展的基础。

二、精细老练的白描手法

在表现手法上，鲁迅喜欢运用精细而又老练的白描手法。他认为白描就是有真意，去粉饰，少造作，勿卖弄而已，仰仗的是观察精到，语言贴切，表现节俭。比如《祝福》中的祥林嫂“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表现她最深最重的悲哀。鲁迅在简练、含蓄的笔触中，既对人物有传神的写照，又勾画出了人物的灵魂。又如小说《示众》中的人物描写中，多用白描，描写在“盛夏”的“酷热”里，牲畜与飞禽就只能发出生理上的“喘气”，比牲畜和飞禽高级的人却耐得住暑热立在十字路口观看穿“白背心”男人的“示众”。他们“仰起脸”，伸着“脖子”，“挤”进“挤”出，寻着“看”、“研究”着“看”，“相互”“看”，不断发出“好看”、“多么好看”的赞叹声。他们没有姓名，没有自我，没有精神和思想，只有“四肢”、“五官”上的差别和感觉，只有年龄、面相和性别的不同。廖廖数笔，把一群没有自我意识和精神灵魂的无聊的、冷漠的看客勾画得淋漓尽致。

三、大胆创新的表现手法

鲁迅是创造文学新形式的先锋，他借鉴西方文学形式，转化传统文学手法，经过自己不断的创新和实验，开创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形式。在他看来，“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大胆吸收异域的文学营养是鲁迅小说的艺术经验。他吸收了西方文学表现心理的多种手法，如对梦境、感觉、潜意识和变态心理的描写。如《狂人日记》有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表现狂人复杂的心理感受，《阿Q正传》也大量表现了阿Q心理的潜意识与显意识，如对革命成功的想象性满足，从自卑到自尊的心理转化，阿Q始终处在心理与现实、主体与客体、想象与真实的世界之间，他从失败到胜利的心理转化也是小说艺术的精彩之笔。小说《肥皂》、《伤逝》、《白光》等都大量使用了心理描写手法，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心灵的深度。

四、象征隐喻的技巧运用

鲁迅还吸收了西方文学的象征和隐喻技巧，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象征意象系统，如《狂人日记》里的“月亮”与“夜”，《药》里的“药”，同时作品的主题也是象征的、隐喻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人，他的“病情”、“病况”毫无意义，他是怎么发狂的，该如何去医治，对小说的主题都不是很重要。狂人是一个象征符号，没有现实的对应物，他“发狂”的心理感受与“先觉者”的清醒思考合二为一，只有从艺术的象征与虚拟性上才可能完全理解狂人形象的寓意和小说的象征主题。《药》也是象征小说，它采用阴暗两条线索，设置有两个故事，表面上是写华老栓买人血馒头做药给儿子治病，暗地里隐藏有先觉者夏瑜被害的故事，二者借助有“象征”意义的“药”连结起来，表现了先觉者和被启蒙者的双重悲剧，传达了一个象征性的主题：什么是医治华夏民族的精神药方？《孔乙己》也有象征，它所设置的“看与被看”结构本身就是一个象征。其中有一个细节，写孔乙己极高兴和自豪地告诉小伙计，“回”字有四种写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象征，表现孔乙己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悲剧意义。

五、绍兴方言的灵活运用

在作品中鲁迅灵活的运用了使自己倍感亲切的绍兴方言，《大明灯》结尾的民歌，“白篷船、红划楫，摇到对岸歇一歇，点心吃一些，戏文唱一出”，这是绍兴广为流传的一首民歌，其中“戏文”就是浙东方言；它反映了绍兴水乡特有的风物，很富有诗情画意。在《**》的黄昏临河的土广场上，农家的妇女、男人、八一嫂、赵七爷对辫子的议论和九斤老太的唠叨，我们仿佛听到了绍兴乡音，感到特别的亲切和真实。方言运用得当，很能表现地方色彩和作家的艺术风格。反之，则使读者看不懂，达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此外在语言中还保留着农民特有的眼光与用语。比如，农民对人的好坏，事的是非往往用“忙”与“闲”之类简明、朴素的尺度来辨别。但鲁迅在文中方言的运用往往是恰到好处、这与作者的乡土生活经历很有关系。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深深的体味到，来自作者心灵深处的对浙东乡土的真挚的情感。

总之，鲁迅小说在艺术创造上是丰富多彩的。它博大精深，思想深邃，读后令人灵魂震颤，回味无穷。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拨动着千百万读者的心弦。

【参考文献】

[1]党秀臣.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

[2]王敬文.鲁迅小说研究[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第二篇：鲁迅艺术风格

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体裁的独特性

鲁迅的杂文是适应现代传播媒体方式而出现的新的“现代文学”。它在文体上不是“文学概论”中所规定的，也与一般的散文概念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它只能是与现代报刊一起出现的现代性的“边缘性”文体。它与中国现代报刊尤其鲁迅参与的报刊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鲁迅在创作时极为注意创作的文体特征，他根据现代报刊的特点以及开创公共领域的要求，通过杂文创作说自己想说的话，通过杂文创作去争取一种共同领域，争取话语权的写作。是反“别人的声音”而发表“自己的声音”的写作。因此，鲁迅的杂文不仅是一种感想式的文体，而是在充分的理性思辨和论辩逻辑的基础上的一种话语表达。这种话语既借有了论辩对方的话语，又将自己的声音通过形象、隐喻、象征、讽刺等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每一篇杂文就是一种个人的声音，一种由自我世界与对方世界结合起来的声音。因此，鲁迅的杂文，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式，更是一种“话语的写作”。正是杂文这种“无体的自由体式”使鲁迅自由地飞翔于杂文这块广阔的天地里，进行着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性的思考，无忌地出入于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心理、民俗、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以至自然科学等各门学科，无拘地表现自己大愤怒、大憎恶、大轻蔑与大欢喜。将各种艺术形式熔为一炉，发挥他不拘一格的创造力与想像力，进行着他具有某种先锋性的文体试验。

二、具体形象的参与

在鲁迅的杂文中，形象性成为形象思维的活跃因素，具体形象的参与是鲁迅杂文特色之

一。为增强杂文思想表达的形象性与直观性，为使自己的主观情感流露得显豁、直接，大量的借助于形象，特别是注重具体形象在思维中的积极参与。他不只一般地运用形象化的语言、手段，而且还直接描绘具体人物形象和社会相“类型”形象。概括出来，有如下三类：一是象征性形象，如蚊子、苍蝇、山羊、叭儿狗等，以动物引类作比，象征社会上某一类型人物；二是概括性形象，如“翻着筋斗云的小资产阶级”、“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的“第三种人”。以形象的描绘概括了社会上某一阶级人物的特征；三是人物的片断形象，如为章士钊、陈西滢、胡适等人画像，通过片断形象的缀合，凑成或一形象的“全体”，使这类人“简直可以当作普通名词，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

鲁迅曾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鲁迅思维的起点总是具体的、个别的人或事，他能够从所接触到的纷繁的事物中，发现和区别出具有广阔思想内涵、可供开发的人与事，以此作为他的杂文的材料。然后将其置于时代、社会、历史的更大时空下进行剖析与开掘，以一种非凡的思想穿透力切入本质，做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将“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又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可以说，勾画“个”与“类”统一的类型形象是鲁迅杂文基本的艺术手段。如“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丧家犬”。“脖子上挂着小铃铎，作为知识分子的徽章，把羊群领入屠场”的“带头羊”等等。鲁迅抓住具有普遍意义的某一点，并有意排除了这一点所不能包容的某

人的其他个别性、特殊性，从中提炼出一种社会类型。诸如此类的形象，从不同侧面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杂文形象系列。

三、思维的非规范化

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他总是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在鲁迅的联想的两端，一端是高贵者及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如失势的党国元老与宫女泄欲留下的“药渣”；文坛高士的“归隐”与官场俗子的“瞰饭之道”；庄严的“现代史”与骗人的“变戏法”等等。经鲁迅妙笔牵连，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的“恶俗化”，从而揭示了更大的真实。

思维的非规范化，还在鲁迅杂文创作中运用的再造想像得到体现。其特点在于：既是对一个真实的反映对象的呈现，不掺杂任何虚构成分，同时又不是对原来反映对象的机械照搬，而是融进了作家的审美理想，对事物进行了必要的分离、组合、整理，使之更真实地反映事物的面貌，把握事物的本质。如鲁迅在杂文《谁的矛盾》、《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萧伯纳在上海）序》等文中，鲁迅不厌其烦谈萧伯纳，画像又并非最终目的，用杂文表达主要是在揭穿一种“世相”：即为着一个萧伯纳，竟有那么多人“嘁嘁嚓嚓”的“世相”。在描写萧伯纳的同时，“就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这样，杂文用形象反映方式揭露时弊的目的达到了，而且因想象的参与使形象描绘得真切、生动，反映方式也更趋完美。

四、独特的情感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鲁迅杂文的主观性上。虽然鲁迅的杂文是由某一外在客观人事引发的，但它所关注与表现的，却是作者自己的主观反应。这是因为鲁迅感同身受着中国社会的“弱者”（无地位者，不被承认者，受压迫者）的痛苦，而自觉地进行他的文学复仇。如在《“友邦惊诧”论》一文中，开篇一句就充溢着不可遏制的愤怒激情，暗示逞凶者的不可理喻，麻木不仁，不给他留下回旋的余地。“读书呀，读书呀”这个模拟句子，不仅活生生地描绘出反动派的虚情假意和罪恶用心，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这种论调的极端厌恶和嘲弄之情。接着抓住对方电文中的要害，以对比手法和排比句式，倾吐翻江倒海般的激情，嘻笑怒骂，不断发出质问或慨叹，并杂以尖锐的反语，不容对方有须臾的喘息。当鲁迅揭穿了他们是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时，他对敌人的仇恨和轻蔑的感情，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激烈程度了。《“友邦惊诧”论》是一篇强大的道义力量和满腔的愤怒之火所烧结成的艺术精品，是逻辑力量和感情力量的结晶体，是鲁迅耳闻目睹这类冤案、惨案所长期积蓄、孕育的产物。当他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故伎重演，面对爱国青年的淋漓鲜血，他的悲愤、义愤，在胸中翻滚、奔腾，犹如排山倒海，冲决而出，这就构成了一股感情的巨流，在文章中一泄到底，使全文结构紧凑，一气呵成，到处燃烧着熊熊的感情之火。

五、自由创造的杂文语言

毛泽东说：“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形式作战。”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自由无拘而极富创造力的。他将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或口语与文言句式交杂；或排比、重复句式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的相互交错。有时，鲁迅的杂文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仿佛故意地破坏

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打破了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又取得了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他还注重对人民群众的口语加以提炼，并把现代中国人的口语、成语、谚语、外国语等融为一炉，创造了富有哲理性的警句名言，大大丰富了祖国文学语言的艺术宝库。

第三篇：论张爱玲小说艺术风格

卧云眠月

喜欢上张爱玲的小说，是非常偶然的。在读贾平凹的一篇文章时，里面引用了张爱玲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睡袍，里面爬满了虱子。”①读到这句话时，我的灵魂被深深地震撼了，能说出如此精妙深刻的语句，一定是一个目光敏锐、智慧非凡的女子。这是她对生命的理解，透彻准确、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地道出生存的尴尬与矛盾。后来认真读了她的作品，竟发现她的文字有一种冷漠、傲然、惨淡和苍凉，可感可触，彻底而坚决。她用云端里看厮杀的傲然与冷漠静观俗世的故事，用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她笔下的不少人物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这恰是生活的真实。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甚至几乎病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悲剧色彩。张爱玲的文字让你得到视觉享受的同时，又不自觉地会有一种触及灵魂的痛意。她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情与理相互融汇贯通。既有将自我全然投入其中的内心体验，同时又保持了超然的──有时是冷峻的，甚至是冷酷的。同时张爱玲对人性也有自己独到和稳定地把握，技巧方面也都相当圆熟，文字则更趋于化境。

纵观她的小说，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金锁记》、《倾城之恋》、《传奇》、《流言》、《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我们细读张爱玲的文字，不难看出张爱玲的小说风格非常独特，本人做以下几方面剖析：

一、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内省、孤傲以及都市人的优越感与孤独感交织起来形成她对时代“荒凉”特色的心理感受。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她悲凉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由于张爱玲社交范围窄，朋友不多，知心者更少。她沉默寡语，冷眼审视人生，在这样的创作心态支配下，其笔端写出扭曲的人格，变态的灵魂。把读者逐步引入她营构的苍凉世界，同时，也展示了其小说独特的艺术美。在那个“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中”，②张爱玲似一颗彗星划下一道美丽的轨道，在浩渺的宇宙瞬间辉煌而过，留下了《传奇》和《流言》，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男男女女如在鬼蜮进进出出。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表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性恶”的一面，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他们在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互助，哪怕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嫂；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人性变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全是现代社会“病”了的人。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张爱玲笔下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遗老遗少、公子哥儿、太太小姐等上层人物，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是便是赤赤裸裸的虚伪，“爬满了虱子”的尴尬。比如《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玫瑰是个混血姑娘，振保爱她，“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他便怯懦得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也“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萎缩了，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于是，他便把“真人”隐蔽起来，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婚后，她成了他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他开始宿娼，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他尽情的发泄着他的冷酷、变态。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③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

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又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潮讽。④《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金钱，甘愿侍侯一个残废男子，正常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也变成了残废。她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为此她宁可牺牲哪怕短暂的快乐。她也曾得到过爱的光辉，沐浴在“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中，但她的人性已被黄金枷锁所扭曲、摧残，她自己已被黄金蚕食了，她的青春和爱情也被黄金枷锁给扼杀了。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这最终也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姜老太太。⑤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

二、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

可以说男女之情是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条线索。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她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磨檫、摸索、闪避，如此种种，均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不象一般的新文学作家要么把恋爱提升到浪漫理想的境界中来肯定，要么试图在社会意义上寻求合理性进而将所有的冲突归结到外界因素上去，她所着力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凡俗的一面。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她试图于男女之间的传奇故事中寻找普通的人性，于男女之情中倾听“通常的人生的回音”。因此，她的言情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言男女之情，而是将之升华到言“世态人情”和“风俗人情”。她对世情的把握极为准确，“冷暖世情，比比入画”，“世态人情隐约其间”。⑥《金锁记》中季泽与七巧之间的感情纠葛，虽然暧昧而畸形，猜疑中透着人性的冷酷，但七巧毕竟也是一个渴望得到爱的光辉，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留恋的对象消灭了，只有留恋往日的痛苦。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会减少圣洁。又如《倾城之恋》中一个城市为了成全流苏的爱情而沦陷了⑦，这是只有女人才想得出的幻梦。让我联想到杨贵妃，似乎唐朝的“兴”和之后的“衰”，仿佛也是为了成全这个女人的风流和冤债。张爱玲如此受人欢迎，尤其受女性的欢迎，我想大概因为她的作品出发点是世俗，是恋爱，是凡俗琐事，不会有太高深太让人无法攀登的东西存在。每个人看完了以后多少唏嘘感叹一番，也都能说出点感悟或无奈来。她的言情同时还表现为她对人生绵绵不绝的眷恋之情，在超越个人怀旧情绪过程中，对整个人生有了通透的理解。

三、张爱玲对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

“生在这个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⑧她特别喜爱《诗经》中“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谐老”的诗句，称其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也认识到它的人生态度是何等的肯定。反过来说，尽管肯定，里面仍然沉淀着浓稠的忧患意识。这也正是张爱玲人生态度的写照。她时时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悲哀，人生的残缺，同时又不放过发现和体味人生“可亲可爱”的那一面，从而并不陷入绝望。所以她珍视生活中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享受，尽情领略世俗生活的种种乐趣，而她最喜欢的上海人，被她称之为“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在她眼里，他们仍然保留着对世俗生活的亲切，是真心实意过日子的人，代表和象征着张爱玲所恋恋不舍的人生安稳的一面。所以，她乐意认同“小市民”：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就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但是，张爱玲在把自己归入小市民的同时又保持着她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冷静和自省，在执着于物质生活享受的同时又从不放弃高度的精神享受。而且，她一边从平淡凡俗的日常生活中领受着欢悦，另一方面又时时不能忘记“思想背景中惘惘的威胁”，以至她对人生处境充满了悲剧意识。《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终日被兄嫂冷嘲热讽，成了这一家男男女女的眼中钉。范柳原由于一场不负责的海外恋便有了他的存在，等父亲死后，他远涉重洋回来继承遗产，但庶出的他根本成不了家族的正式继承人，两个旧家庭的弃儿，茫然中抓住了对方，犹如攀住了救命稻草。一个是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把恋爱当作调剂，视“女人为鞋底的泥”的公子哥，一个是为了寻依靠，迫切要把最后的资本──三十岁的青春──再进行一次交易的女人，上演了一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他们在心的浮面进行调情，互相吸引、挑逗，进行着无伤大体的攻守战。他们本无真心，然而后来竟缔结了婚约，也仅是契约而已。“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在倾城中爱恋，恋爱使城市倾毁。在城市的倾毁中，在文明的毁灭中，他们才有了“一点真心”，被封锁的情感“只有在毁灭的刹那，或许才无所顾忌的释放”。但那“一点真心”也不见得有多可靠，他们婚后回到上海，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剩下来说给旁人的女人听。”白流苏也还是“有点怅惘”。⑨张爱玲已经没有劳伦斯那般的信心，藉爱的宗教以拯救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摧残。她无力地注视着故事的尾巴被炸掉，怅惘是流苏的，也是作家本人的。这种意识来自她早年的生活经历，来自没落之家后裔莫名的失落感，来自对**环境的“乱世”性质的感怀。于是，除了看见一个在那个街市流连，对生活中的一切充满好奇和喜悦的张爱玲之外，我们还经常看见一个高楼上独自凭栏，满怀惆怅，或是小室里孤灯独坐，黯然神伤的张爱玲。

四、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

张爱玲叙述故事喜欢使用倒叙的手法。就看《沉香屑 第二炉香》，“克荔门婷兴奋地告诉我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正在图书馆里阅读马卡德耐爵士出使中国竭见乾隆的记载„„”⑩张爱玲先是描写了她听克荔门婷讲故事的地点、环境，及她这位朋友的外貌、衣着，然后，时间退到了很久前罗杰安白登的悲惨遭遇。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还常常用电影手法和节略法。节略法在文章当中使用较频，几乎每篇文章的开头，张爱玲都似为我们摆了一个宽银幕的视频，有时还要加上环绕立体声。随意举个例子：“在故事的开端，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半山里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沉香屑 －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第二卷》Ｐ１）这些描写都直接触及了人的视觉感官，仿佛在银幕上开演了一场电影。而这些文学读来也颇似剧本的开头。

张爱玲文章的结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把结论定死，也并不完全给人物的后事作总结，往往留出空间和余地让人们自己想，自己思考。就看《封锁》一文的结尾“„„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封锁》中《张爱玲文集第一卷》Ｐ１０７）这里的小虫子便是吕宗桢的化身，也是所有“好人”的化身整天不思不想，彼此隔绝在各自的躯壳里，小心谨慎的苟且的过活，不愿，也无力改变什么，对命运，对自身，他们都自觉自愿地互相妥协了。（《浮世的悲哀棗张爱玲传》Ｐ１３４）张爱玲到此并没再写下去，而是让人们自己思考，其实，我们可以猜想到宗桢与翠远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因为他只是个平凡的“好人”，所以只能安于现状。这种程度上的启示我是乐意自己去揣摩的„„

同时张爱玲的文章结尾时常只是一句话，这一句话通常极为经典，包含的内容、深意很多。“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文集第二卷》Ｐ１６４）“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这些文字的结尾都只有了了一句，却点出了主人公的命运、将来等。此处的简笔用法可作为经典范例。我个人很喜欢张爱玲在这些文章结尾时的敛墨。

总之，也许张爱玲的本身就是一种传奇。传奇的文学，传奇的女子，传奇的一生。从她的文字里可以寻找旧上海的痕迹：石库门、弄堂、霞飞路、法国梧桐，穿着旗袍、婀娜多姿、吴侬软语的女子。读着张爱玲的文字，在我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孤傲的，目空一切的，对于世间冷暖悲凉离合聚散的淡然处之的女子。感觉她如一位世外女隐士，笑观世间沧桑。正穿着那一件典雅的旗袍，一手叉着腰，头高高地昂起，脸上有种“冷冷”的表情。嘴角微扬，看破人情世故的眼中流露出对这个世界深深的厌倦与嘲讽。看着她从历史的尘封里缓缓走出来，挥着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在胡琴舒缓的调子里，或者茶烟缭绕中讲述着一个个关于女人的故事，“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而她也在时间仓促的流逝中成为一个凄美的略影，如陈与义一阕词里所吟的意境：“长沟流月去无声”──远天的月光撒在阴沉的水中，一团光明也只剩得支离破碎，却仍要倨傲地缓缓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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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贾平凹《坐佛》序言，太白文艺出版社。

② 参见傅雷《论张爱玲小说风格》，逸海书城出版社。

③ 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一《红玫瑰与白玫瑰》，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版。

④ 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四《沉香屑－第一炉香》，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版。

⑤ 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三《金琐记》，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版。

⑥ 参见傅雷《论张爱玲小说风格》，逸海书城出版社。

⑦ 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二《倾城之恋》，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版。

⑧ 参见《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婚恋形态》，好心情网站网友文章。

⑨ 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二《倾城之恋》，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版。

⑩ 参见《沉香屑 －第二炉香》《张爱玲文集第二卷》。

参考资料：

《张爱玲小说集》

《张爱玲文集》

《论张爱玲的小说》

《时代知行──张爱玲热的兴发与变异》

第四篇：马克吐温小说的艺术风格

试析马克·吐温作品的幽默艺术

内容摘要：马克·吐温的作品富有鲜明的美国特色，采取幽默、戏谑乃至荒诞的手法，塑造了众多的形象。由于他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和罪行做了辛酸的嘲讽和抨击，因而堪称“黑色幽默”。本文试图通过漫画式夸张荒诞的运用、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出奇制胜的情节等几方面的分析，来领略其作品的幽默讽刺艺术。

关键词：马克·吐温

幽默

讽刺

荒诞

19世纪60年代是美国幽默文学的兴盛和繁荣时期。这个时期的幽默文学作品都具有令人喜闻乐见的幽默形式，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追捧。但是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这些作品中思想内涵往往缺乏深刻性，大多只是一味的取笑和逗乐，有时不免有哗众取宠之嫌，这就使得幽默文学作品出现了一种思想性和艺术性相背离、幽默性与讽刺性相脱节的尴尬局面。

作为一个卓越的幽默讽刺艺术家，马克·吐温将自己的创作植根于19世纪的美国乡土文学、口头文学和幽默文学的沃土之中，并承担起幽默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双重重担。他凭借着自己睿智和锐利的眼光，匠心独运，用艺术的手法将幽默和讽刺高度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他采用幽默、滑稽这种百姓新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他又赋予作品深刻而丰富的社会内涵。通过这种方式，马克·吐温实现了作品的幽默和讽刺的有机结合、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从而解除了幽默文学的尴尬局面，并形成了自己小说作品中特色鲜明的幽默讽刺风格。

鲁迅在评价马克·吐温时说：“成为一个幽默家，是为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讽刺，则是不甘于这样的缘故了。”①马克·吐温自己也曾表示：“不能一味逗乐，要有更高的理想。”②在自传中总结自己的幽默小说创作经验时，他说：“为幽默而幽默是不可能长久的，幽默只是一股香味和花絮，我老是训诫人家，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坚持三十年。” ③马克·吐温在这里所说的“训诫人家”就是指批判和讽刺这一严肃的创作目标。他不要做“读者眼前的小丑”，而是要成为“生活的导师”。尽管马克·吐温自己深深的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老老实实”地做一个明哲保身的“幽默家”，那就既能博得读者们的喜欢，又能获得资产阶级文艺批评家的赞赏，但他宁愿坚持一个对社会弊病和丑陋现象进行揭露和批评的“讽刺家”的立场。

一、通过漫画式的夸张和荒诞手法，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

英国著名的谐谑画家马克斯•比尔博姆认为，把人物的特征从头到脚全部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是成为一幅完美的诙谐画的必须手段。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将其显著的特点进行放大而将其次要的部分适当地加以冲淡。“因为谐谑画是一种俏皮的艺术，精雕细琢，观众是笑不起来的。”事实上，谐谑画的夸张手法和文学作品的夸张手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是表现幽默的一种技巧。相比之下，荒诞通常以一种非理性和异化的形式来表现人的异化和局限性，同时也表现结果与动机的分裂、本质与现象的背离。夸张和荒诞之所以能够和幽默讽刺相关联，是因为在文学创作中，这两种艺术手法同样能表达某种讽刺意义，抑或能带给人们诙谐的幽默感。

在创作实践当中，马克·吐温使用最多的艺术手法就是漫画式的夸张和荒诞笔法，这两种手法在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有的是局部或者某一片断的夸张和荒诞，有的则是通篇性或者结构性的夸张和荒诞。漫画式的夸张和荒诞手法的运用，一方面能够将作品的主题浓缩其中，有力增强作品的幽默和讽刺效果，于幽默的情趣当中展现作品深刻而严肃的内涵；另

一方面可以使作者从高调的表态和评论中隐退开来，在无需作者亲自站出来驳斥和评判的情况下，通过将描写对象的荒诞之处极度夸大，就可以实现归谬的目的。

1、作为一名卓越的幽默讽刺作家，马克·吐温所惯常使用的漫画式的夸张和荒诞手法在营造出一种幽默诙谐、具有特殊喜剧效果的情境的同时，也将一种包含复杂感情、耐人寻味的意境浓缩其中——这也正是马克·吐温作品中严肃而深刻的主题所在。

将夸张和荒诞手法演绎到极致的，首推《火车上的吃人事件》这部作品。整部小说都是一个从困在雪堆里的火车上逃过一死但却从此精神错乱的疯子对“我”的一番胡言乱语，讲述的是一列行驶于荒野中的列车遇到突如其来的暴雪而被困其中，由于食物贫乏导致乘客为了活命而相互吃人的故事。说到吃人，我们想到的往往是变态小说、恐怖电影，随之而来的则是惊悚、恶心、不寒而栗。但事实上，马克·吐温的这篇小说并没有给读者这种异样的感觉。在小说中，为了彰显“民主性”，乘客通过选举成立了吃人委员会，并分别选出了主席、秘书、膳食主管和协助委员，由委员会以内部会议的方式讨论决定谁被吃——美其名曰“候选人”。这种近似动物、毫无人性的吃人行为，本身是多么的可怕、荒唐！然而却被冠上“民主”和“选举”的美名，通过这种“文明”、“民主”的形式来决定谁被吃，于一本正经、文明礼貌的模样中做的却是这样一种荒诞不羁、残忍可怕的吃人举动，又是多么荒诞、可笑！

然而，作者这样的描写并不是为了制造惊悚的气氛以刺激读者的感官和神经，而是有着深刻的用意。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资本主义如火如荼地发展，而由此暴露出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政治上一片黑暗和腐败，当权者和财团之间相互勾结，致使民众的权利不断被侵蚀，既得不到民主的庇护，也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这种“假民主”就像吃人的恶魔一样，不断蚕食民众的利益。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批判的吃人的封建制度那样，马克·吐温在这里借疯人之口，用极为夸张荒诞的手法，讽刺和批判了美国吃人的“假民主”制度。这种“假民主”虽然也披着民主的外衣，但它的本质却是少数人的专权，是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基础的。

2、漫画式的尤其是极度的荒诞和夸张作为有效归谬的手段，使我们能够在马克·吐温的作品中频繁地看到它的身影。作者面对荒谬不但不加以驳斥，反而继续“火上浇油”、“添油加醋”，使原本荒谬的事物谬上加谬。作者通过将事物的荒唐之处极端放大，从而达到归谬的终极目的，正如气球无限膨胀之后就必然会爆炸一样，极度荒谬的事物最终也逃避不了覆灭的命运。除了《田纳西的新闻界》、《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两部作品，在《我怎样编辑农业报》、《我最近辞职的经过》、《火车上的吃人事件》等一系列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通过巧妙地运用极度夸张和荒诞手法而实现归谬的例子，作者将事物的荒诞和可笑之处极度放大，从而取得在自然归谬中表达无言的讽刺和批判的效果。在作品中，作者很少站出来以独立的身份或以叙述人的身份对事物的荒谬之处大加评判，借以向读者宣告和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总是以一种不置可否、近乎冷峻的态度和笔法淋漓尽致地展现事物的荒谬之处。尽管作者很巧妙的将自己隐藏起来，但是这种极度夸张和荒诞的手法却可以使其在置身事外中达到归谬的目的，使其能在毋庸多言之中鲜明地表达自己贬斥的立场和观点、表达对所描写对象的讽刺和否定。

二、以主人公主观幻想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

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常常塑造一个不明就里的主人公，让他抱有天真的幻想而又在现实中不断地碰壁，从而产生讽刺的效果。如《高尔斯密士的朋友再度出洋》的主人公艾颂喜，天真、善良、头脑简单，受了招工头的欺骗宣传，把美国当作“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幸福天堂”。在他的心目中，美国“不分民族、信仰和肤色。情愿将自己的博爱分给每个外国人”，“给他们面包、工作和自由”。他就抱着这样美好的愿望，不远万里到美国去寻求锦绣前程。哪知道，他的天真的幻想被无情的现实碰个粉碎。刚靠近美国海关，他就遭受到

一连串的欺凌与侮辱。先是被用棍子教训“不准东张西望”；接着遭到无理搜查，并被没收了行李；尽管他早已出过天花，有一脸麻子为证，但海关医生仍强迫他种痘，为的是敲榨十美金的种痘费。当他终于能够自由自在地行走在美国的大街上时，他感到一种满足：“要知道，我是在美国呢，在流离失所的人天赐的避难所呀！”可是，正当这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闪现的时候，有几个小伙子突然唆使一条恶狗扑过来咬他，咬得他衣服稀烂、浑身是血；警察赶走了恶狗，却以“破坏公共的安宁和秩序”的罪名逮捕了他；警察向他勒索五块钱，他拿不出，最后含冤入狱。小说主人公的幻想亦即他所追求的生活目标是质朴的、纯真的、美好的，而客观现实却是残酷的、丑恶的、捉弄老实人的。作者通过描写主人公的幻想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把他的同情给予了在生活中四处碰壁的倒霉的主人公，而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了现实社会。

《竞选州长》也是如此。主人公“我”对竞选内幕毫无所知，便贸然加入竞选。于是接二连三地遭到打击，先是使他“吃惊”、“简直诧异得要爆炸了”，然后是“提心吊胆”，接着是感到“绝对难以置信”，“在深感羞辱之余”又“准备要答复那一大堆无稽的指控和那些下流而恶毒的谣言”，这个工作还未完成却立即又“陷入了恐慌的境地”，以至“简直把我吓得几乎要发疯”，最后终于不得不“偃旗息鼓，甘拜下风”。如果主人公“我”不是这样一个头脑简单、不明就里的人物，而是对竞选的底细一开始便了解得很清楚，那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讽刺效果了。

三、以出奇制胜的情节产生奇特的讽刺效果。

马克・吐温小说的情节是以“奇”取胜的。这种奇，是超出常理之外的奇，是脱出生活常轨的奇。看他的短篇小说老是遇到出人意外的离奇情节，这就对读者造成了一种吸引力。当这种“意外”的情节比“常理”还更真实的时候，从中就产生了一种讽刺的效果。譬如《罗马大神殿维纳斯神像的故事》，这篇小说的情节就超乎寻常地离奇。按照常理，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自然比被破坏得残缺不全的作品更有价值，然而，小说中那位艺术家的作品本来无人问津，被斧头砍得支离破碎之后反倒价值连城，这自然是出人意外的。但是，在那样一种社会里，所谓艺术品只不过是为某些人装点门面的一种货色，其本身艺术性的高低却无足轻重。因而，小说中看似离奇的情节，实际上比按常理得出的结论更为真实。小说的讽刺意义也就包含在这里面了。

享有盛名的短篇佳作《竞选州长》在这方面也很有代表性。它写的是“我”由被提名为州长候选人，参加竞选，到不得不“自愿”放弃竞选的过程。小说开头先介绍三位候选人：伍德福和霍夫曼的特点是“对各式各样可耻的罪行都习以为常了”；“我”则“有一个显著的长处胜过这两位先生，那就是———声望还好”。按照常理，“我”自然应当胜过竞选对手。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小说的主体部分写竞选过程中两个对手如何用层出不穷、无奇不有的卑劣手段，对“我”进行诬蔑、栽赃、恐吓和迫害，最终使“我”败下阵来。其结果，不仅出乎“我”的预料，也使读者大感意外。从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所谓“竞选”的内幕，入木三分地讽刺了所谓的“民主政治”。

四、通过内心与外表的矛盾，产生深刻的讽刺效果。

短篇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写了一个非常奇特有趣的故事：赫德莱堡是一个以“诚实”、“清高”著称的市镇，它保持这种堂皇的声誉已有三代之久，居民们以此自豪，外地人则对此羡慕和嫉妒。如果赫德莱堡的青年要外出找一个较高的职业，“那就除了他的籍贯而外，无须任何其他保证的条件了”。谁都相信这是个“不可败坏的市镇”。但是，它“很不幸地得罪了一位过往的异乡人”，于是那人决心要败坏它的声誉，作为报复。终于，他以一口袋假黄金为诱饵，弄得赫德莱堡名誉扫地。小说的情节十分离奇，却具有极其严肃的思想意义。它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告诉读者金钱怎样腐蚀了社会、毒化了灵魂、摧毁了道德。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抓住十九位“主要公民”既要维护“诚实”、“清高”的名声，又

要攫取不义之财的这一矛盾，来展开情节的；也正是从这些人物的“外表”与“内心”的矛盾中，显示了作品的讽刺力量。马克・吐温通过细致入微，别具一格的心理刻画，增强了讽刺的深刻性，使讽刺不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崇高与滑稽》中说过：“丑，这是滑稽的基础、本质。”然而，丑的本身并不能引人发笑。他说：“一种风景可能十分难看，也许你可以把它叫做丑；但它永远不会是可笑的。”“只有到了丑强把自己装成美的时候这才是滑稽”。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当马克・吐温笔下人物的外表与内心的矛盾被揭示时，会产生一种讽刺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心理是丑的，但却要在外表上把自己强装成美，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可笑。

五、通过口语化的语言风格，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选择、提炼和运用的好坏关系到作品的故事叙述是否生动具体、人物刻画是否鲜明形象、场景描绘是否绘声绘色。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作品在艺术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笑为武器，将深刻的涵义蕴于笑声之中。体现在马克·吐温的小说中，主要是他的语言具有鲜明的口语化色彩，而且其中不乏方言土语的元素，这种口语化的语言让人觉得诙谐幽默，也便于作者表达对事物的讽刺和批判，同时这种风格也突破了美国文学语言的高雅传统，为美国文学带来了一股清新亮丽之风。

马克·吐温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用纯粹的美国口语进行写作的作家，他以自己独创的口语化风格突破了美国文学语言的高雅传统，给19世纪的美国文学带来一阵清新亮丽之风，也为文坛树立了一面崭新的旗帜、开创了一代文风，被福克纳称为“美国文学之父”。

马克·吐温小说中的语言富有诙谐幽默和口语化的特点，并且常常带有浓重的方言土语。通过这种口语化的语言，作者可以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也便于作者于形象生动的语言中，更好地表达幽默和讽刺的效果。在马克·吐温的文章中，语气词使用得相当频繁，如“Bah!”（表示轻蔑、厌恶）、“Aha!”（表示愉快）、“Darn!”（表示愤怒、失望）、“Mm!”（品尝食物的拟声词，表示满意）、“Oho!”（表示惊奇）等。这些语气词很多都来源于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方言土语，而主流的高雅文学作品是不屑于使用这些词汇的。再如，在具体的语境当中（经过了翻译）：“请进来吧”、“原来里面装着钱呢”、“哎呦，这可糟啦”、“喂，怎么回事呀”、“啊哈，又是很合身”、“这可是够分量了啊”、“哎，只消咱们能猜对了，该多好啊”。这些语气词在句中的使用使语言显得亲切、生动，而且富有生活的情趣。

小结：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艺术独具特色，既充满幽默诙谐的情趣，又有着严肃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从而将幽默艺术与讽刺艺术熔炼为一炉。这种幽默讽刺艺术形象生动、深刻有效地表现了马克·吐温小说的思想内涵，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批判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和人性的弱点。在这种艺术风格和追求中，马克·吐温实现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也实现了自己“要做生活的导师”这一创作理想。同时，他的幽默讽刺艺术不仅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也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67

[2]波布洛娃：《马克·吐温评传》，张由今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23 [3]波布洛娃：《马克·吐温评传》，张由今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235

参考文献：

[1]陈孝英 郭远航 冯玉珠，《幽默理论在当代世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

[2]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3]陈瘦竹，《喜剧理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 [4]刘陆先编著，《马克·吐温》，辽海出版社，1998年 [5]朱刚，《新编美国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6]方平等译，《马克·吐温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第五篇：鲁迅小说《祝福》赏析

鲁迅小说《祝福》赏析

[摘 要] 鲁迅既是文坛巨匠,又是一面民族旗帜。鲁迅先生短暂的一生,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近千万字的文化遗产。他的作品,他的为人,他的思想,影响并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祝福》是鲁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犀利批判，同时表现了对他们的深沉的爱，代表了迄今为止文化启蒙的最高成就。这篇小说通过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劳动妇女的摧残与迫害，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指出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祥林嫂是一个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毁灭的悲剧形象，祥林嫂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当祥林嫂带着对死的困惑，象草芥一样离开那个不平的世界时，她不仅为自己的生命划上一个句号，同时也为那个世界划了个巨大的问号。

[关键词] 祝福，鲁迅，批判主义，封建社会，祥林嫂

一、作家及作品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为周树人。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在这一生中他写了小说，散文，杂文100多篇。鲁迅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1898年到南京求学，先入江南水师学堂，次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其间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到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后因为在那里发生的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从此弃医习文。鲁迅以极大的热情欢呼辛亥革命的爆发，可是不久就失望了。他看到辛亥革命以后，帝制政权虽被推翻，但代之而起的却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封建社会的基础并没有彻底摧毁，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宗法观念、封建礼教仍然是压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鲁迅在《祝福》里，深刻地展示了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

二、作品中人物形象分析

《祝福》这篇小说通过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劳动妇女的摧残与迫害，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指出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祥林嫂是一个受尽封建礼教压榨的穷苦农家妇女。丈夫死后，狠心的婆婆要将她出卖。她被逼出逃，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做佣工，受尽鄙视、虐待。很快她又被婆婆家抢走，卖到贺家成亲。贺老六是个纯朴忠厚的农民，很快又有了儿子阿毛，祥林嫂终于过上了安稳日子。然而命运多舛，贺老六受地主的身心摧残饮恨死去，不久，阿毛又被狼吃掉。经受双重打击的祥林嫂，丧魂落魄，犹如白痴，可是人们还说她改嫁“有罪”，要她捐门槛“赎罪”，不然到了“阴间”还要受苦。她千辛万苦积钱捐了门槛后，依然摆脱不了人们的歧视。最后，她沿街乞讨，在除夕的鞭炮声中，惨死在街头。此文在如泣如诉的血泪控诉中，对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特别是对封建礼教，给予了强烈的鞭挞通过描写祥林嫂悲剧的一生，表现作者对受压迫妇女的同情，对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无情揭露。

《祝福》是鲁迅写得最好的小说。他用“我”的眼光，把祥林嫂这个人物活生生地表现出来，把世态的苍凉，封建社会的黑暗暴露无遗。无论是从选事，还是从写作方法上来看，《祝福》都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在我看《祝福》以前，我一直以为，鲁迅只是一个思想前卫，语言犀利的作家。他的出名只是因为他的杂文和他的思想，但是在看了《祝福》后，我对他的看法改观，觉得他是一个凭着真本事而屹立在中国文坛上的。《祝福》一开始用一种很悲凉的手法渲染气氛，写那满天飘舞的雪花，让人们满目疮痍，感到荒凉和痛苦。然后鲁迅慢慢地用祥林嫂的死引出她的一生的悲剧。鲁迅的叙述很自然，把祥林嫂由逃走——打工——被绑走——再嫁——失夫失儿子——再打工——遭唾弃这些遭遇很完整地表达出来，没有丝毫的拘束。鲁迅没有在文中对祥林嫂表示同情，但是却能在叙述中紧紧地抓住读者的心，使大家同情祥林嫂，这表现他的深刻的文学造诣，我想这种文章写作方法是我们最难学习但是又是最需要学习的。我觉得文章最精彩之处是文章的题目“祝福”，文章为什么不叫“祥林嫂之死”呢？文章写的是悲剧，但是却用了一个很有希望的题目，这正是鲁迅最高明的地方，简单的“祝福”两个字，把悲愤和希望都表现出来，引人深省。文章是表现生活的。而鲁迅的《祝福》是揭示生活，把当时的社会的黑暗愚昧展示给读者。祥林嫂第二个丈夫死了后，她回到鲁家打工，主人并没有关心她，而是在意她的表现比不上以前了，而且还认为她是个克星，在祭祀的时候不让她碰供品。祥林嫂用自己一年的工资去捐了条门槛，但是却仍然没有法子改变大家对她的看法，而她自己也过不了自己一关，迅速衰老，自己首先在精神上把自己杀死了。祥林嫂死在大年夜，但是却没有人把她当人看待，只是说她死的不是时候。我看完这篇文章时，觉得很压抑，好像要把那愚昧的社会推翻才能松一口气似的，我想，这就是鲁迅的精神力量吧。鲁迅用笔和黑暗作斗争，用文章来解放人们的思想，鲁迅堪称中国精神领域界的教父。鲁迅在文章中设计了一个麻木的祥林嫂，当她在面对别人的嬉笑时，眼睛呆呆地望着前方。我想，这也表达了鲁迅那当他面对愚弱的国人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吧。有人说，鲁迅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仅仅就是从《祝福》上面说来，鲁迅还是离我们很近的。离我们远的只是那封建社会和那愚昧的人们。

对于祥林嫂之死,围绕在她周围的每一个人———信奉理学的鲁四老爷、善女人柳妈等等都脱不了干系。这些曾经充满同情心的人们为什么最终使祥林嫂陷入绝境？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所致：

（一）、氏族社会遗留的婚俗，注定祥林嫂一生坎坷。早婚、买卖婚、抢婚，这就构成了当时鲁镇一带的婚俗，这些氏族社会遗留的婚俗，注定祥林嫂一生坎坷，为她的悲剧人生埋下伏笔。

（二）、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信仰习俗，成为祥林嫂巨大的精神枷锁。封建社会“从一而终”的贞节习俗使祥林嫂已无存活的条件，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祥林嫂最终在人们的唾弃与漠视中死去。

（三）、封建社会最隆重的祭祀习俗，最终将祥林嫂逼入绝境。鲁迅以其深邃的眼光，把笔触伸向民间文化的积淀层，把祥林嫂纳入婚俗、信仰民俗和祭祀习俗的网络之中，并让她在这些民间陋习的网络中无挣扎的力量，从而展示小说结局的必然性，道出作品的批判意蕴。

三、作品的艺术性 毛泽东认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一）、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真实。鲁迅先生主张文学创作用“白描”的手法，也就是主张文字简练单纯，不加渲染烘托。但这里的简练并不代表简单，而是用一条条细线勾勒出事情和事物的真实面貌。比如说在《祝福》中，小说一开头写“送灶的爆竹”，这既是点了“祝福”的题，同时也表现了鲁镇当时浓厚的节日气氛。这几句话也借自然环境写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揭示了当时的中国农村依然充溢着迷信的思想。接着，作者又进一步比较简要地写了一下“福礼”的过程：“拜的却只限于男人”、“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也自然如此”。这些描写充分说明了在“祝福”中充斥着封建礼教、“三纲五常”的内容，还点明了封建迷信在农村的流毒之久，影响之深，以至于在辛亥革命成功多年之后，还“家家如此”。最后，作者还对“祝福”的现场作了几笔描述“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这寥寥几笔的环境描写，既渲染了浓烈的“祝福”气氛，也和下文中祥林嫂凄凉悲惨的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反衬了祥林嫂的悲剧命运。鲁迅先生曾说，作文章要有真情，去粉饰，少做作，勿买弄。而在其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生活场景、水乡风情、民俗风貌、城镇景致、人物的言行姿态，确实像生活本身那样真实、自然、使人犹如身临其境。

（二）、鲁迅先生也十分擅长于发掘蕴涵深刻社会意义的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来集中突出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并没有对人物的生平作过详细的描绘，甚至不注意故事情节的完整性。通常在人物出场的时候来一段外貌描写，像《孔已己》中的“孔已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带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寥寥数笔，就使读者对孔已己有了一种大致的印象。接着通过情节的发展使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与原先的印象相互叠加。于是乎一个生动的人物就诞生了。我们从孔已己的破烂长衫，接着联系到他的所谓“君子固穷”，以及知道“回”的四种写法，可以清晰地看出孔已己是个穷酸迂腐的落第秀才，而这使人们对孔已己最后的“大约的确死了”没有太大的意外。又如《故乡》中也没有对闰土的具体生活状态作出过详细的描写，而是通过闰土少年时“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了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和闰土长大后的“灰黄的圆脸，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周围都肿得通红……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很薄的棉衣”作对比。闰土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在海边种田，终日劳苦的人，这很明显地写出了闰土的近况不佳，从而使他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也写出了但是的社会背景是十分严峻的。鲁迅小说的这个艺术特点，使这些短小的篇目得以展现出更加丰富的社会内涵，达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给予人们强烈的艺术感受。

（三）、鲁迅先生擅长用“画龙点睛”的手法描写人物形象，运用具有特征性的细节刻画人物的性格。像《药》中用夏瑜被狱卒打了嘴巴反而说打人者可怜的细节，突出了革命者夏瑜大义凛然的品格。又如《阿Q正传》用阿Q被闲人们打了，说是“儿子打老子”或是认为“自己是能自轻自贱的第一人，除去这„自轻自贱‟便是„第一人‟了”等等细节描写，鲜明地表现了阿Q自欺欺人的性格特征。再如《**》中的九斤老太一次又一次地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来反映出辛亥革命后农民的愚昧无知没有发生改变，又说明了辛亥革命的妥协性，没有联合起真正受苦受难的底层百姓。鲁迅先生用“画龙点睛”的艺术手法，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使小说的内涵更加明白无误，令人难以忘怀。

（四）、鲁迅先生是现代文学语言大师，他的文学语言纯净、简洁、生动，富有感染力。他善于根据作品的内容，调整语言色调，营造艺术氛围，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有的作品鲁迅先生运用抒情的笔调。像《社戏》中“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地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这段优美的环境描写是为了写出孩子们当时轻松的心情，与下文中难以看下去的社戏作对比，也写出了孩子们的天真无邪。而在《故乡》中，作者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描绘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破败的图景。少年时天真活泼的闰土，经过十多年生活磨难，变成了麻木的人。作者通过对闰土少年时期和成年后生活和精神的变化描写，揭示了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折磨和封建观念的侵蚀下承受的深重灾难和人格的伤害。有的作品鲁迅先生运用冷骏的笔调。用来批判当时的封建思想和黑暗的社会。像《狂人日记》从头至尾就是写“我”自思有人要吃自己，把“我”对生活的感受和心理幻觉杂糅一体，用人物自叙的方式“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狂人出身于封建世大夫家庭，身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造成了对社会的恐惧。狂人认定现实是个“吃人”的世界，封建社会是“吃人”的社会。半夜查看历史，看见“满本都是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对吃人社会发出了勇敢的挑战。《狂人日记》通篇是以一种冷骏的笔调写成的，揭露了封建礼教在仁义道德掩盖下的“吃人”本质，是号召人们反对封建制度的利器。有的作品鲁迅先生运用了诙谐风趣的笔调，用来反映出当事人的愚昧无知，也使小说更吸引人，让小说的现实意义更大。《阿Q正传》中的阿Q一无所有，靠打短工度日。但社会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使他时时处于生存的危机，受尽欺凌。他用“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十分精彩的描写。通过这些风趣的描写，将阿Q的自我安慰、自欺欺人、自轻自贱写得淋漓尽致，令人称快。

（五）、鲁迅先生创作小说意在描写“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这些作品真实地描绘了当时是；社会的生活状况，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封建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的浓厚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而鲁迅先生写作的手法和艺术特点都为其小说反映他要表达的东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就是鲁迅小说的绝好写照。因为，鲁迅小说的语言特点，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令人常读常新。鲁迅的作品自然有其独特之处，凌然绝世，卓而不群。但斐然的“风骨”之外，似乎缺少些“肌质”，即艺术上的丰满。使观赏者在厚实凝重中感到滞涩如鲠在喉一样，文学表现手法也过于冷峻而缺乏美感，不可否认，情感的力度和情感的质量都应该是艺术作品所追求的。如《祝福》中的祥林嫂，感情创伤也寓言式的凝成一个疤痕，几个例子，去控诉封建礼教的罪恶。没有那皮肉翻裂时流血的感觉，没有具体的情感流程，没有冬天的冷，夏天的热。这种“寓热于冷”的风格中，作者冷静理性地把读者和小说中的人物隔开，人为地加上一个叙述人，给读者一个现实理智的平面。《祝福》中本该有的极伤惘的悲剧情调成了作者深入挖掘提纯的悲剧根由，其中区别虽微妙，但读者感觉得出。由于鲁迅对于中国社会的深恶痛绝，并认真探研过各种弊害，小说中无论哪个人物，都在周围的生活中找不出可以使人兴奋、可以活下去的理由。没有亲情友情，只有沉重的生活生计，在一种古旧的固执的身世感中，摆脱不了宿命地走向失望和绝望，使生活缺乏生动，使生命丧失活力。在当时情况下，这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思维。但作为作家，不仅要善于侦视到人间的欠缺与不足，还需引导读者去发现世界的美丽（至少是希望），生命的光芒；善意的用自己的体验去感染美化生活（哪怕是未来的生活），创造爱，不仅仅制造恨。伟大而沉重的思想是鲁迅艺术稍显单薄的根本原因，也是鲁迅对中国文化的牺牲和奉献。鲁迅思想的伟大丰富在文学史上是颇为浓重的一笔，但也不应完全等同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和批判方式，就是说，对于伟大人物的作品，也不应以思想性的影响及高度去缝合艺术性的欠缺与不足。

四、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思想“和“文学“都有专名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工具，一切文化和文明都是人所创造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如果背离这一点，多么高深的文明和高级的社会形式都有不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和改造。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以“官本位“和“礼“文化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人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是“礼“和“理“的物化对象，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所以，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着，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化大厦，把“先行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

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叛“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的意义，是独特的精神和语言存在。他是传统文化和人性的勘探者，是现代思想的建筑师。他的思想与文学、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都是一体的，他创造了现代社会精神文化，并成为其重要的一环或结构，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在由传统向现代思想和文学的转变过程中，鲁迅是一座界碑，他的启蒙思想和立意“深切”、格式“特别“的文学具有现代思想和文学的革命的原型的意义。他关注人的思想的觉醒和社会、民族的解放，大胆实践和推动中国文学的意义和文体形式变革，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反思、批判中国历史的“非人道“现象和传统文化的惰性力量，提倡思想的“立人“和“致人性于全“主张，认为思想启蒙和社会的变革“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是社会的主体，是文化的根本，“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敏，任个性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才是社会变革的当务之急。“立人“即要实现人的意识觉醒相精神的独立，释放人的生命能量，怀疑和反叛一切制约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工具，一切文化和文明都是人所创造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如果背离这一点，多么高深的文明和高级的社会形式都有不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和改造。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以“官本位“和“礼“文化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人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是“礼“和“理“的物化对象，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所以，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着，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化大厦，把“先行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

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抗”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为了争取做人的资格：生存、温饱和发展的“反叛“，对生命体验的“彷徨”、“孤独“和“绝望“的“挣扎“。它所显示出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生命体验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正是鲁迅思想和文学的魅力所在，也是区别他人具其独特价值的地方。他在文学中所表现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和“绝望的抗战“体验也是2O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上最有价值深度的母题之一。要“立人“，就要进行思想的启蒙，就要反叛“非人“的思想和“吃人“的社会制度，就要揭露“吃人者“的把戏和“被吃者“的人性弱点。鲁迅对传统思想和礼教制度，从汉语表达的方式到伦理道德的面具，从人的潜意识到社会制度都进行了深刻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对沉默的国民灵魂也进行了真实的去蔽。鲁迅的三大精神：

（一）、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宏伟志向。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便更加自觉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他对敌人毫不留情，对祖国和人民怀着真挚的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一广为传诵的名句，正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人格的生动写照。

（二）、鲁迅韧的战斗精神。鲁迅骨头最硬，斗争最坚决。他主张韧的战斗。“韧”就是百折不挠，就是锲而不舍。鲁迅清醒地看到，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挫折、失败和牺牲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为了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革命目标，“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

（三）、鲁迅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鲁迅不仅具有坚定的立场，而且具有博大的胸怀和开阔的视野；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者，而且是致力于创新的改革家。他用犀利的笔，鞭笞过损害和背弃祖国利益的洋奴买办，同时又坚决反对国粹主义和故步自封；他和全盘西化的倾向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又大力主张广泛吸取世界各国的一切长处，赞赏“汉唐气魄”，提倡“拿来主义”。在他的全部文化遗产中，翻译作品约占三分之一。他始终不倦地介绍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并且特别注意反映弱小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压迫的斗争的作品。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是的，我们民族要全面实现现代化，鲁迅将是不可淡忘的一面精神旗帜，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显得尤为重要。正如黄侯兴先生所说：“鲁迅精神必将进一步激发全民族的觉醒与崛起，使这个古老的民族从此更加振作起来，在强手如林的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尚可以有为’的民族。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总的说来，祥林嫂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是不幸的一生，是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把祥林嫂由人世推向地狱，由人变为非人，成为封建时代劳动妇女人生悲剧的缩影。我个人认为这是对人性的扼杀和毁灭，是因为很久以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都是人不在场的，更不用说什么人间的真情和觉悟。人本身是不同与动物的，但人的愚昧和邪念让人几乎成了与动物无疑的生物。我们生存不是为了追求更高意义的价值，而是仅仅为了生而活。我们的民族没有信仰和宗教情结，缺乏控制力和抑制力。所以善良的人更善良，邪恶的人更邪恶。

参考文献

[1] 《鲁迅全集》1、2、3、4、5、6、7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 [2] 《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中国出版社·1996年。[3] 《鲁迅的当代意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

[4] 《伟大的灵魂探秘——解读鲁迅》.(《名作欣赏》2001年5期,总第126期)。

[5] 《鲁迅文化思想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6] 《文学运动史料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7]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

[8] 《伟大的灵魂探秘——解读鲁迅》，(《名作欣赏》2001年5期,总第1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