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仙李白&诗圣杜甫doc

第一篇：诗仙李白&诗圣杜甫doc

唐代诗人李白被称为诗仙，是我国诗坛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以浪漫主义风格闻名于世。李白在唐朝已经享有盛名，贺知章读了他的《蜀道难》后，把他比作天上下凡的诗人，称为“谪仙”。他的诗作当时“集无定卷，家家有之”，成为中华诗坛第一人。李白的诗保存至今的有九百余首，内容广泛，体裁多样。诗的风格豪放，气势磅礴，许多诗“惊风雨，泣鬼神”，成为妇孺皆知，朗朗上口的名篇。李白的诗在艺术方面的显著特点是想象神奇，变化无端，结构纵横跳跃，句式长短错落，形成了飘逸的风格。诗中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所以人们称他为“诗仙”。

诗仙”是李白在世时人们送给他的雅号。据李白《对酒忆贺监》诗前小序记载，李白初来京都长安，拜见诗坛名宿贺知章，将其诗作《蜀道难》奉上。贺知章读罢，惊讶不已，称李白为“谪仙人”，意为天上下凡的“仙人”。且邀请李白来酒店畅饮，解下所佩带的金龟作为沽酒之资。杜甫在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写道：“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宋代诗论家严羽撰《沧浪诗话》云：“人言太白仙才，长吉(李贺)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年。”明代诗词大家杨慎的《升庵诗话》则说：“李白神于诗。杜甫圣于诗。”后世评诗家冠于李白的“仙”与“神”，均因其诗而得，遂使李白“诗仙”的雅号广为流传

其实，李白被人视为“谪仙”，与他生平行事、性格、才情都有密联系。李白思想比较复杂，他自幼读书就涉猎极广，兼收并蓄，所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长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二首其二），但对李白影响最大的是道家和道教思想。早年在四川漫游时，他就到处结交道士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当时极有声誉的道士司马承桢到李白后，称赞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对李白的器宇风度十分嘉许。

李白的性格是浪漫的，他具有任侠精神。他不仅横剑走马，出入通都大邑，而且举止豪放，轻财乐施，甚至到了挥金如土的地步，出蜀不久，东游吴越时“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他与朋友吴指南游楚，吴不幸病死于洞庭，李白抚尸大哭。大约那时洞庭一带还是很荒凉的，老虎来了，李白坚守不动。老虎走了，他将朋友权且葬下，后又返回旧地，起出朋友骨殖，就着湖水洗净，背着这骨殖走了很远的路，为朋友重新选择了葬地。

李白还好饮酒，在长安与贺知章等人被称为“饮中八仙”，杜甫《饮中八仙歌》曾歌咏他纵酒豪饮的狂态：“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在痛饮狂歌之时，借助酒力量，主观上产生一种放浪形骸、飘然欲仙的精神状态，客观上，则给人以无拘无束、洒脱豪放的印象。

“谪仙”的称号，又与李白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有着极大的关系。他诗中的意象往往是超越现实的。他“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让想像神游，将历史、神话传说、梦境、幻觉和人物故事、自然景象组合起来，捕捉表象上看来似乎没有逻辑的意象，构成神异、奇特、可奇可愕的图画。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描写一连串瑰丽变幼的梦境，已令人惊骇不已，但诗人并未就此止住，而是进一步引出诗仙的世界，寄托诗人的追求和向往，也反映了他浪漫主义的非凡想象力。这类意象在李白的诗中不胜枚举。

李白浪漫主义风格的另一表现是善于大胆的夸张。如他用“白发三千丈”比喻无限的愁思，用“燕山雪花大如席”形容北方的奇寒，用“一风三日吹倒山”表现狂飚怒吼、洪涛涌起的雄奇景象，用“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描绘珠溅玉迸的飞瀑。他将极普通的事物，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手法高妙。李白那求仙寻道、轻财仗义、纵酒狂歌的言行和充满浪漫主义的想象的作品，都给人一种飘逸如仙的感觉，因此，后人称他为“诗仙”。也就是名实相符了。

从李白诗歌的艺术特点 来看

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是李白对其诗歌雄奇豪放的自我描述.“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则是杜甫对李白诗歌风格及艺术魅力的高度评价。

浪漫主义发展流程：

神话——屈原（庄子）——李白——李贺（梦境）——苏轼（幻想夸张）——陆游（梦境）——辛弃疾——高启——龚自珍——郭沫若。

强烈的浪漫主义是李白诗歌最突出的风格，浪漫主义有以下三个特征：

1、不重视如实地描绘现实，侧重于对理想世界的追求。

2、侧重于描写大自然的奇景和以幻想出现的人物，带有浓厚的虚构和幻想色彩。

3、偏重于抒发强烈的主观情感。

这些特征在李白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一）浓厚的主观色彩

李白诗歌个性鲜明，感情强烈，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和非凡的艺术形象。

他的每一首诗作都能让人感觉到诗人的形象在其中，“我”字的频频出现，处处留下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某些诗抒发了诗人豪放不羁的性格。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

（二）丰富奇特的想象

广泛采用夸张、比喻、拟人、象征等手法，又借助幻想或神仙传说构成浪漫主义雄奇的艺术境界。

夸张、比喻 ：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

幻想：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下来”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三）清新明快的语言

李白诗歌主导风格是豪放飘逸，同时又有清新明快的一面。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如：《朝发白帝城》、《望庐山瀑布》等。

再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他写有大量的乐府诗，几乎占全部诗歌的四分之一，是唐代写乐府诗最多的诗人。他最擅长的七言歌行，其渊源本起自乐府；而用为唐代乐府的绝句也正是李白所运用自如的。这一切都说明李白的诗具有接近于歌谣的特点。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乐府古题《长干行》）

（四）豪放飘逸的风格

五、李白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李白诗歌是继承屈原之后我国积极浪漫主义的新高峰，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2、李白以其诗歌创作理论和实践扫清了六朝的形式主义诗风。

3、李白通过学习乐府民歌和建安以来优秀诗人的艺术技巧。使古典诗歌的内容和形式都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韩愈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

诗圣”的令名，是经过八百年的沉淀而来被称为“诗圣”，其内涵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他的完美人格、醇厚的伦理风范；一是指他精深的诗歌造诣、承前启后的诗坛地位。

“诗圣”的得名，要到明朝才正式成名。明朝中期，武宗之时，白沙学派的盟主陈献章，在《随笔》之六中曰：“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后来操翰者，二妙少能兼。”陈献章在当时的明朝诗坛地位很高，他的评价，正式给杜甫以“诗圣”之尊，从此，“诗圣”杜甫算是正式称名。不过若论把杜甫尊为诗中圣人的观点，则早在唐宋间就有了。首先对杜甫创作进行全面的评价并推许为最高地位的是唐代的元稹；他在为杜甫所写的墓志铭中曾道：“...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在这方面又推进一步的是宋代的秦观。他在《韩愈论》中把杜甫和孔子相比：“...杜子美之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集大成”是古代儒家评价孔子对我国过带文化所作的总结整理之功的赞语，这是所谓的圣人的事业。秦观虽然还没称孔子为诗圣，但已把杜甫比为诗坛上的集大成者了。

由此可见，杜甫，“诗圣：令名的的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漫长的积淀，选择，最后被确认。杜甫，笃信儒学，把济世苍生作为自己的信条，孜孜不倦，终其一生。儒家信奉“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杜甫只信奉“兼济天下”。由于杜甫有着艰难困苦的仕途经历，一直活跃于社会的底层，在他的诗歌中，心系苍生之疾苦，朝廷之危难，直陈时弊，体察民情，即事名篇，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关于杜甫诗歌的特色和艺术成就，文学史上多有论述，我就不详细解说了。总之，杜甫，不愧为“诗圣” 之令誉。

第二，杜甫是个爱国的人。“爱国”与“忧国”显然不同。杜甫生活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极盛转入衰败的关键时期。安史之乱造成之后百年的大动荡，国家屡屡被推向破亡的风头浪尖，因此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爱国诗人，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但杜甫与其他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不仅仅在诗作中嗟叹“国将不国”，发出些呻吟，更是立下雄心壮志，渴望驰骋疆场，为复兴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他借戍边将士之口说“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骐驎，战骨当速朽”“ 男儿死无时”（《前出塞九首》）他向他的朋友大声疾呼，希望他们能同自己一起“济时肯杀身”（《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他更勉励即将奔赴沙场的朋友“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寄董卿嘉荣十韵》）。杜甫这些充满爱国热情的诗歌对后世起到了巨大激励作用。

在后代，每当中华民族遭受危难的的时候，杜甫的诗歌就会成为全民族的精神食粮。北宋即将亡国的时候，爱国名将宗泽因为朝廷掣肘，没有机会渡过黄河去抵抗金兵，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的诗句。指挥中国历史上那场惊心动魄的“东京保卫战”的李纲，在敌军围城的紧要关头，亲笔题写杜诗分赠亲友，以表示自己誓与城亡的决心。最著名的例子是文天祥。他在被蒙古人抓到燕京之后，在监狱里关了三年。三年中，他始终不屈，坚持着民族气节，最后从容就义。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他在《正气歌》中说，“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本书，首先就是一部杜诗。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二百首《集杜诗》，把杜甫的原句重新组合成一首首五言绝句，以此作为自己民族气节的一个核心内涵。甚至到了现代，当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成都时，许多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杜甫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诗句，最能表达当时人们的心情。

第三，杜甫是一个非常重视修身养性的人。他一生得到的追求就是成为一个“儒”。他被人们称为“诗圣”，这个概念是宋代人首先提出来的，认为他是个“集大成者”。任何一个传统文人都清楚这四个字代表什么，因为这是孟子对孔子的称呼。孟子说，“圣人”是“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这个称谓可非同一般。但是，杜甫一生都没有奢求自己能成为什么“圣”，他一生为之自豪的是自己的儒生身份。有人作过统计，他的诗歌中“儒”字共出现过45次，除了一次是指“侏儒”以外，其余44次都是指“儒家”。他自称“儒”、“老儒”（“干戈送老儒”，《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甚至用从来都是讽刺意味的“腐儒”二字自况。我们不能否认他的一生中曾经有过对儒家思想的动摇，因为他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曾说“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同山中一位儒生朋友一起嗟叹自己的怀抱没有机会实现。但是，杜甫最可贵的就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改变自己思想的核心。直到临终前在洞庭湖上漂荡时，他仍然可以自豪地称自己是“天地一腐儒”。综合他的一生来看，他真正符合孔子“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的要求。

杜甫是一个积极入世的人。他不像李白那样看到政坛的黑暗便云游天下不再过问政事。他在各地漂泊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盼望着能得到为君王效力的机会。他早年自称“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话说得颇有些骄傲意味。就是这样一个踌躇满志的人，却是一生不得意，最终落得“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投简成、华两县诸子》）的下场。但是，他的“入世”，更多的是表现在他以平民的身份，以自己的道德为榜样去影响其他人。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类型，唯有杜甫以“少陵野老”“杜陵布衣”的平民身份出现在那张长长的名单上。在这一点看来，杜甫更像被孔子盛赞的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换个角度看，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坚持自己的理想并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杜甫，甚至比屡屡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这样牢骚的孔子更胜一筹。儒家向来宣扬“内生外王”的思想，认为好的政治家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这就是所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只要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就称得上“圣人”。孟子本来就承认“人皆可以为尧舜”，发展到王阳明时代此话已经演变成了“满街都是圣人”，因为人性本善，人人都可以达到道德高尚的程度。但可惜的是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失去了本色。这样看来，杜甫这样的人在世界上能够存在实在是难能可贵，因此，他能被称为“诗圣”。这个“圣”字更注重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水准。

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比较：

中国诗史上有给诗人起“浑名称谓”的习惯。往往以一个“浑名”或“别称” 去概括人们对这位诗人特征的认识，除李白诗仙、杜甫诗圣之外，其他如诗鬼李贺、诗神白居易（苏轼亦曾被称此号）。刘禹锡被白居易称为“诗豪”；王昌龄、王维曾被人称为“诗天子”；贾岛、释无可被称为“诗奴”；孟郊被称为“诗囚”；晚唐罗邺被称为“诗虎”。此外，还有诗癖、诗魔、诗妖等怪称。

后世敬仰的“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是我国唐代的两位著名的诗人，他们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歌。作为封建社会的文人墨客，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抱负，想为国家、为皇帝尽心尽力。因此他们都有满腔的爱国热情。对国家有一份炽热的感情，国家强盛时那种欢喜、自豪感在他们笔下流露；但国家处于忧患时，他们又忧心忡忡。他们反对唐统治者 的穷兵黩武。反对分裂战争。如李白的《古风渡泸及五月》、杜甫的《兵 车行》都是抨击 唐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李白的《奔亡道中》五首和杜甫的《北征》、《三吏》、《三别》都是对安史之乱的痛斥。他们想为国家尽一份力，但是他们在仕途 中又不得志。李、杜二人结下“醉眠秋共被，携手同游的友谊，他们的诗歌在思想上有一致性。但由于他 们生活的时代、家庭对他们的影响不同。生活的经历各异，所以在其艺术形式上也有所不同。

一、诗歌创作方法上的不同

创作方法是作者根据一定的观念和原则塑造艺术形象的方法。现实主义和浪漫 主义是文学史上两种主要的 创作方法。李 白以浪漫 主义为主，杜甫以现 实主义为主。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是 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火热 的激情来描绘生活 图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对生活 的真实描写，如实反映生活，因此也 叫“写实主义”。

对朝廷 的腐败。李 白、杜甫采用不 同的形式来抨 击这社会 的不公。李 白用 浪漫主义手法通过梦游 的方式，抒写了他对山水名 区的喜爱，对仙界 的向往，表现其鄙弃世俗，蔑视权贵，追求自由的思想。《梦游天姥吟留别》是他心情 的表 白。“我欲 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他可以“脚着谢公屐 ．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诗人大胆 的夸张，丰富的想象，骑着白鹿游山玩水，与神仙 驾着鸾车一起游玩，这 是何等 自在 ．又怎能使其委屈地伺候这 些权 贵呢!杜甫十年长安政治生活结束后，由京城 回奉先，写下 了一篇记述自身遭遇和旅途见 闻的诗篇。诗 以“忧黎元”为核心 ．抨击最高统治集团政治 的腐败，聚敛 的残酷 ．把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概括在“朱门酒肉臭，路有 冻死骨”这十字当中。“穷年忧 黎元，叹息肠 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 无江海志，潇洒送 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诗人想辅助皇帝，为国尽力，但得不到皇帝的重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老妻离异县。十 El隔风雪。谁能久不顾 ?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犹 呜咽。所愧 为人 父，无食致 夭折 ”。诗人 用鲜明的对 比，写 出富贵之家酒 肉臭，贫穷之家饿死儿女的不公现象。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主要 表现在 其大胆 的夸张，丰富 的想象上。“自发三千丈，缘愁 似个长～燕 山雪 花大 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他的《蜀道难》、《怨别离》、《梁甫吟》等都是诗人 运用 神话传说 和幻 想形式来表现其 思想感情 的典型事例。杜甫长期和劳动人 民生活在一起，他的《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哀江头》等诗都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并逐渐攀上现实主 的高峰。

二、诗歌风格的上不同

所谓 “风格”就是指作品的整个风貌和格 调的基本特点，是 反映一个 作家从他的一系列作 品中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创作性 ．是作 家成熟的标志。李 白、杜甫在他们 的诗歌创作 中都形成 了特有 的风格。李 白的诗歌主导风格是飘逸俊美，杜 甫诗歌的主导风格是沉郁顿挫。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 ：“子 美不能为 太 白之飘 逸，太 白不 能为子美之沉郁。” 李白、杜甫诗歌主导风格 的表现之一是在语言方面的不 同。太 白诗 歌是 自然朴素，所咏之物 脱 口而出，不加雕饰。子美诗歌语 言力求锤炼，加以推敲。一个是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一个是“为人 性僻耽佳 句，语不 惊人死不休”。如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 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他 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清新 自然 的语言脱 口而 出，毫无雕饰之处。“蜀道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蜀道 难》)，“大道如青 天，我独不 得出”(《行路难 》)，“我本楚 狂人，风 歌笑孑L丘”(《庐 山谣 寄卢侍御虚舟》)。这种毫无遮饰的情 绪，大胆的表露。构成 太 自豪放 纵逸 的特 征，也 是他 “清水 出芙蓉 ．天然 去雕饰 ”的语言的具体 表现。

杜甫是 “读书破万卷，下笔 如有神 ”。他吸取古人的 长处，继承他们 的优 良传统，有人说过杜诗 “无一字无来处 ”．他力求诗句的表达效果达到最 高境界。他说过“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之所以被称为“诗圣”“诗史 ”就是他 能通过语 言把 民族矛盾 以劳动人 民的苦难表达出来。并且诗歌的艺术性很强。如“朱 门酒 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云雷屯不已，艰难路更蹋”(《观水涨 》)，“废 邑狐狸语，空村虎豹 争”，“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写下这些诗句杜甫的心情是多么地悲痛啊。

李白诗歌气势豪迈。他以“大鹏一日同风起”的气势写下 了许多不 朽的诗歌。他笔下的黄河景象十分的壮观“黄河西来决 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 回”(《将进酒》)，“西岳睁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 山动，洪波喷流射东海，三 峰却 立如欲摧，翠崔丹谷 高掌开”(《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他的蜀道之险，“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他的天姥 之高，“天姥连天 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 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他 的“一风三 日吹到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李白诗中的长江、黄河、蜀山、天姥都是那么地雄伟壮观，气势都是那么地豪放。

杜甫诗 歌气势雄浑。在他的笔下山水都是悲、凉、寒的。如“五更鼓 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大声吹地砖，高浪蹴天浮”(<江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封寒”(<九日蓝田崔氏庄))，在他的笔下花鸟会伤感，“国破山河在，城 春草木深。感时 花溅泪，恨别鸟惊 心”《春望》)。

李 白诗歌飘逸俊美，杜甫诗歌沉郁顿挫，他们 风格 不同还表现在对 同一事物描写流露的感情 不同．对 待它们的心境也不一样。对 山、对水、对月、对酒、对友情 ．他们的风格迥异同是登岳 阳、游洞庭，李白是“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刹洞庭秋”((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杜甫是“昔 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 ．乾坤 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一个是豪言壮语，把君山铲却，让洞庭水不 受阻碍地 流 ：另一个是感慨流涕，家人飘零，战争未息，国与家 皆不稳。对此痛哭流涕。一个是飘逸豪放 ；一个是沉郁低沉。

月是诗 人经常吟咏的对象之一。李 白对月有 一种特殊的感情。月是他 的知 己，他笔下的月常是一轮高挂的明月。李 自在 回忆 小时侯见月的情景时写下了 “小 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他在游玩时总有月来陪伴，游秋浦白箭坡时，高兴得 “天借一明月。飞来 碧云端 ”(<游秋浦白箭坡二首>)，他泛舟沔 州城南 湖时，也深喜 “当时秋月好，不减武昌都”(<泛沔州城南湖 郎官湖》)，他游洞庭，醉心于“湖心泛月归”(<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天上那轮明月总能给诗人带来兴奋．他愿与月相对，与月徘徊，“花闻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他能够“欲上青天揽明月”． 他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

杜甫笔下的月又别有一番风味。他笔下的月是思家之月，他望月怀人。“今夜 郫州月，闺中只独坐。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杜甫笔下月是凄凉的是寒冷的．“夜 深经战场，寒月照 白骨 ”(《北 征》，寒冷 的月照 着这 白骨 ．气氛如此凄凉，这是令人伤感 的月。他笔下 的月是哀愁的，“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 疾愁”，他 笔下的月是 孤单的，“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 日心犹壮，秋风病 欲苏 ”。同是诗人笔下的月亮。一个使人快乐，一 个使人悲伤 ：一个是 明月 当空，一个 是一弯新 月 ；一个 是陪伴诗人的知己。一个是引起诗人思家 之物。对此月亮，两人 的心境不同，因此表现的诗风也不同。

三、诗歌意象上的不同

意象是一种“表意之象 ”，一种象征性 的形象。意象可分为写实意象、浪漫意象和象征 意象。李 白诗歌表现 的意象是浪漫的，杜甫诗歌表现 的意象是写实。浪漫意象是选择了按理想化原则塑造意象 的艺术表达方式。运用夸张变形、驰骋想象 以求理想的完美表达。写实意象的艺术表达方式是按事物本来的样子塑造意象。

李白诗歌的浪漫意象在诗中充分表现出来。惊人的想象力，大胆的夸张，这 些表现手法的运用使他 的诗歌特别富有诗意。“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山能懂他 的心情；“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月能替他遣愁解闷。蜀道的艰险他用“扪参历井仰协息”来 形容 ；北方的严寒他用“燕山雪花大如席 ”来形容；自己的愁思他用 “白发三千丈 ”来形容：瀑布的雄伟壮观他用“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 落九天 ”来形容，这些众所周知的句子，表明了诗人的想象何等丰富，夸张运用的恰到好处，也是其 浪漫主义 的完美表达。

杜甫是按照生活本身来塑造形象。在他 的笔下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朱门鸟雀 噪。归客 千里至”这些花鸟都成为心烦意恼之物了。“渭水 秦山得见否，人今罢病虎纵横”。这里的山水不再是 “相看两不厌”而是令人伤感的。对战争的描绘对社会的批判是直接的。李白可 以上天“俯视 洛阳川，茫 茫走胡兵”，而杜甫却是“边庭 流血成海水，古来白骨无人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害，杜甫按生活的本来面貌融人他的诗歌当中．按照生活的本来塑造意象。

“李杜文章在。光焰 万丈长”这是韩愈对他俩 的评价。李 白、杜甫诗歌思想 上有着一 致性，他们 同样 爱祖国、爱人 民。关心 国家的命运。关心人民的疾 苦。但 他们采用不同的创作方法，追 求的诗歌风格不同 ．诗歌表现 的意象也不同。一个是浪漫主义诗人。一个是现实主义诗人。李白诗风飘逸俊美，杜甫诗风沉郁顿挫。一个表 现的是浪漫意象，一个表现的是写实意象。我们不能不为我们文学史上同时出现的这两位伟 大的诗人 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第二篇：诗仙诗圣

杜甫生不逢时，他的一生见证了唐朝由兴盛到没落的历史进程，战乱、饥荒、官场上的屡屡失意，使他的诗歌充盈着对那个时代的悲鸣，已近暮年的杜甫，在四川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安逸的一段日子，那么，杜甫为什么要放弃在四川稳定的生活杜甫最终流落何方，有关杜甫的死因流传着很多版本，那么，杜甫的死亡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上一讲，讲了杜甫在成都草堂度过的岁月，这一讲，来给大家讲一讲，杜甫去世前后的艰难岁月，也就是杜甫的死亡之谜，我们知道，杜甫在成都的生活其实还是比较安逸的，因为他在成都这个地方有好几位做大官的朋友，做他的靠山，所以他在政治上，在生活上，都能够拥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但是，杜甫为什么执意要离开成都呢？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成都对杜甫来讲只是一个暂时的避难之地，而不是一个长久的乐业之地，要想做一番大事业，要想成就自己的理想，呆在成都是不行，还要到中原地区去，所以我觉得这是杜甫离开四川，离开成都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杜甫离开了成都，带着一家人乘舟沿江而下，来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夔州，夔州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四川的奉节县，奉节就是什么呢？就是李白写的那个“朝辞白帝彩云间”的那个白帝城，他到了夔州以后，运气相当不错，为什么呢？夔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柏茂琳对他特别好，这个好主要就表现在经济条件上，柏茂琳可能向朝廷做了请示，所以就把一百多顷的田地交给杜甫进行管理，这一百多顷的田地是属于官田，杜甫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任的人，他非常精心的管理这一百多顷的公田，杜甫既然负责着这一百多顷官田的管理，肯定也就能够得到相应的好处和回报，换句话说，吃饭总归比以前是要富裕多了，我们现在如果翻开杜甫在夔州时期的诗文就会发现，他在夔州就带了一年零九个多月，可是就写了四百五十多首诗，杜甫现在流传下来的诗文一共也就一千四百多，这就说明什么呢？他在夔州时期生活很富足，很安定。那么，因为这样一个缘故，给他的创作提供这样一个经济的基础，按道理说这样一个很富足的，相当于一个中上层地主的一个生活，老婆孩子热炕头，三十亩地一头牛，杜甫现在的生活看样子比这个要好得多，应该是安心的在这儿住下来不就完了吗，没有，杜甫在夔州还是呆不住，他还想离开，我刚才说了，就是一年零九个月。

杜甫一直满怀着治国平天下的狂想，但生不逢时，仕途坎坷，求索半生，但可以让这位诗圣施展宏图大志的机会却始终没有出现，在没完没了的颠沛流离中，杜甫总算是在夔州过了一段富足日子，那么渴望祥和安定的杜甫为何在夔州只呆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是什么原因让他执意要离开夔州呢？

为什么呀？大家禁不住要问，杜甫你不就是一直颠沛流离，就想过上安定的生活吗，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理由，他认为在成都呆着尚且不是他的久居之地，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夔州，那么，他第一个理由就是他希望还是能够回到长安和洛阳去，他不是那首诗里面写着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到死他都想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首都长安，因为那是他理想所系之地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就说主观上有这样一个想法。第二，其实杜甫对夔州这个地儿没什么太好的印象，主要是这风土人情有点格格不入，举两个例子吧，他写了一首诗叫《负薪行》，“薪”就是柴禾的意思，这诗里写了什么内容？说夔州这个地方的女子到四五十岁了都是老姑娘嫁不出去，是因为长的丑吗，不是，就是因为当地没有年轻男子，年轻男子都干什么去了呢？都当兵打仗去了，要么是当兵打仗一去不回，要么是回来了也都变成老头子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当地的年轻男子成为了稀缺的物品，弥足珍贵，所以结了婚以后的家庭是男主内女主外，男子在家里面做家务，女子上山砍柴拿到集市上去卖，而且还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去贩私盐，所以在杜甫的这首诗里面的女子，虽然头上插着银钗，鬓边插着鲜花，但是眼角挂着泪水，命苦呀，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这种奇怪的风俗让来自中原地区的杜甫看不惯。他还在一首诗里面写道：“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这地儿的风俗太奇怪了，我跟他们没法住在一块，为什么呢？每家都养着乌鬼，实际上就是我们说捉鱼的那鸬鹚，一种水鸟，家家户户都养着捉鱼的水鸟，所以顿顿食黄鱼，家家户户每顿都吃这黄鱼，那天天吃，谁受得了呀，尤其对于杜甫来说又是个北方人，这还没完，说什么呢？说“岁月蛇常见，风飙虎或闻”今儿晚上出去散步，走到院子里突然窜出一条蛇来，明天早上散步又窜出另外一条蛇，这就是说在南方潮湿地区，见到蛇对南方人来讲，对夔州来讲是很正常的，可是对杜甫来讲受了很大的惊吓，他说：“塞俗人无井，山田饭有沙”，这个地儿太奇怪了，没有水井，后面我们会讲到，夔州地方为什么不便于打井呢？因为山势峥嵘崎岖，不好打井，怎么办呢？从山顶上把那竹筒一根一根的连在一块，然后把那个水从山上引下来，所以没有水井，吃饭的时候，饭里面老有沙子，总而言之吧，像杜甫从小是在洛阳出生长大，长期活跃在长安、洛阳这样的大城市，中原地区的大城市，他养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风俗的习惯，成都还罢了，我们前面说过，成都这个城市虽然偏居西南一隅，但是它有九十万人口，是个大城市，是整个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可是像夔州是一个特别小的地方，所以那种异族的文化特色，那种地域的文化的特点，就特别的突出，这个对于杜甫来讲，确实很难接受。

公元765年杜甫带着家小离开了夔州，此时的杜甫已经五十七岁，已是暮年，虽然年老体衰，而且百病缠身，但他并不悲观失望，凭着一股英雄暮年的悲壮之气，他仍就打算回到长安能够有所作为，那么，杜甫这一次会如愿以偿吗？他将面对的又将是怎样的艰辛之路呢？ 可是你知道，他想回长安、洛阳，这是他想，他倒也能回得去呀，一方面来讲，从杜甫的诗文能看出来，朝廷对杜甫这样的人不感冒，第二来讲，就杜甫个人的身体来说，也实在经不起做官，尤其是做些实际工作的折腾，这时候杜甫都快六十岁的人了，所以这就是个念想，他出了夔州就马上得寻找一个可以依附的地方，他就把自己家里人老婆孩子先安排在湖北的当阳，他自己先去了湖北的江陵，为什么呢？江陵那地方的当官的好几位都是杜甫的好朋友，好朋友归好朋友，我们也发现杜甫这一路上碰到的好朋友也不少，老朋友也不少，真正能够给他提供自始至终一条龙的这种生活支持和服务的很少，前面讲过的也就是成都和夔州这两个地方。那么，现在他不是在江陵这儿又周旋嘛，想得到支持嘛，半天周旋不下来，结果在当阳的孩子们就给他寄来口信，怎么说呢？他诗里面说：“暮年漂泊恨，今夕乱离啼，童稚频书札，盘餐讵糝藜。”什么意思呀？说我还在江陵这个地方跟我这当官的朋友在周旋，希望得到他们的资助，可是在当阳的孩子们来了口信说了，我们每天都喝那玉米面糊糊，野菜糊糊，这个都喝不上了，快饿死了，那意思是老爸赶紧做决策，咱们到底到哪儿去呀，所以他收到这个信之后，心里面就非常着慌，没办法，赶紧把家里人又接来，沿江继续南下，经过了洞庭湖，经过了现在的湖南长沙，经过了南岳衡山，一路往南走，最后走到哪儿来了，经过了几千里，我们现在说的时候很轻松，经过了几千里，但是你想想，让咱们自己坐在一艘并非现代化的木船上，你走几千里的路，不得风湿病才叫怪了呢，刚才说了，他在夔州为什么不习惯，他本身就是个北方人，你叫一个在中原地区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常年的生活在船上，他能不得病吗。

经过几千里的跋涉最后到了衡州，就是现在的湖南省衡阳市，他为什么到这儿来？他有一个特好的朋友，叫韦之晋，在这儿做刺史，衡州市市长，挺好的，走了几千里来投奔的一个人，那肯定是铁哥们，起码对他是赤诚相见，可是杜甫的命真的是太差了，他命真的不好，这就是造化弄人呀，怎么回事？他刚一来这韦之晋就调回到潭州，就是现在的湖南长沙做刺史去了，这也没事，反正我找的是你，我对潭州，对衡州都没什么兴趣，对你有兴趣，找的就是你呀。这位韦之晋到了潭州没多长时间就病死了，他失去了支柱，这个对杜甫来讲的确打击非常大，好了，韦之晋去世了，总不能老在潭州呆着吧，还得去找个地儿。

往哪儿走呢？还得往南走，南边在哪儿呀？就是湖南的郴州，他干吗去郴州呀，就是郴州刺史是他的族舅，我前面说了杜甫他们家亲戚关系特别复杂，在他的诗里面总是出现一些姓崔的舅舅，因为杜甫的母亲家里是姓崔氏，但是是他的族舅，不是亲舅舅，好了，他就去投奔他这位舅舅叫崔伟，还没走到郴州呢，走到半途有个地方叫耒阳，就是现在的湖南耒阳县的方田驿，突然发大水，江水上涨，而且吹的是南风，我们都知道他朝南走，可要吹南风，那船就走不动了，这一发大水他这个船就静止在水上，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离郴州还有四十里的水路呢，这可怎么办？一饿有饿了五天，我们都知道发洪水的时候那水可不能乱喝，怎么办？还算好，这个耒阳县的县令姓聂，我们在这儿尊称他为老聂，他给杜甫一家人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并且送来了上好的牛肉和美酒，白酒，这下解决大问题了，吃了聂县令送来的牛肉，喝了他送来的白酒之后，一家人总算是从饥饿的状态当中翻过身来了，翻过身是翻过来了，可是从这儿开始，就有一个关于杜甫**的流传，跟耒阳有关，跟这吃牛肉有关，跟喝这个白酒也有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包括在现在的研究界里，也还存在一种争论，认为杜甫就是在耒阳去世的。

唐朝是个诗人倍出的时代，但也是诗人们非正常**最多的朝代，如“七绝圣手”王昌龄被人杀死，而初唐四杰中的王勃坠海受惊而死，卢照邻因不愿受疾病的折磨投水而死，骆宾王则下落不明，有被杀、自杀和逃命等诸多传说，那么，关于杜甫之死又有哪些说法？根据史书记载，当时耒阳的县令在洪水退后，派人寻找杜甫，却没有找到，因为杜甫已经死去，就在耒阳城北筑了一座空坟，以纪念这个苦命的诗人，那么，这又会引出人们对杜甫死亡的哪些猜测呢？

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他到耒阳的时候，大概是四月份，不到五月份，可我们都知道，现在北京四月份天气就开始转暖了，那么在湖南那个地方，在南方，四五月份的时候天气比较暖和，这时候县令把牛肉白酒送给他吃，饿了这么长时间，杜甫和他的家里人肯定是吃了好多，吃了不少，也可能是吃的太急了，也可能是吃的有点太多了，总而言之，可能有点撑着了，引起了肠胃的疾病，所以去世了，古人对这个事有个比较文雅的说法，叫饫死，这是第一种说法。还有第二种说法跟天气暖有关系，就说什么，送来的这个牛肉，因为他在船上，他也没有个冰箱，也没有个冰块把它冰镇起来，可能吃了一部分觉得剩下这部分，虽然说有点受热了，可能有点变质了，甚至有点变味儿了，舍不得扔掉，也吃了，吃了以后食物中毒，去世了，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是什么？既不是饫死的，也不是淹死的，当时正在发大水，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一个论据说什么呢？说到了唐玄宗的时候，唐玄宗不是做了太上皇吗，回到了长安，寻访开元天宝年间的旧臣，其中就提到杜甫，所以就追寻杜甫的寻踪，刚才这位好心的聂县令，害怕上面怪罪下来，怎么着，你给杜甫送的牛肉，你给杜甫送的白酒，最后让杜甫送了命，他害怕背了这个罪名，就说发大水，遭了大水给淹死了，这是三种说法。

可是，我们如果认真地去研究杜甫的诗文，就会发现杜甫并没有在耒阳去世，原因是什么呢？他有一首长诗叫《回棹》，就是调回船头的意思，在这首诗里边，他给我们指出了他行路的一个路线图，就是他没有从耒阳大水退了之后，接着去郴州，而是调转船头回棹，回到哪儿，想要回到潭州，长沙，从那儿我们的杜甫想去哪儿呢？他想北上去汉阳，襄阳，也就是现在的武汉，甚而至于，也许他有一种梦想，想回到他阔别多年的故乡洛阳，也想回到能够实现他人生理想的长安。但是，我们说他的身体的状况，早已经不允许再实现这个梦想了。杜甫日夜向往长安，似乎只能永远留在他的记忆和期盼中了，长时期的贫穷，疾病、漂泊和忧愁，使杜甫的生命孤舟已经不可能回到长安，那么，杜甫如何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旅程？究竟是什么让杜甫发出了纵使能赢得“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感叹呢？在一种什么样的境遇下，造就了这样一个杜甫呢？

虽然他没有在耒阳去世，可是五十九岁的杜甫离他的界限是越来越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有这么几个理由？第一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可是这个宦官当权，藩镇割据，使得中央的集权遭到很大的破坏，而且由于各地的军阀不断的叛乱，吐番和回纥的军队不断骚扰，侵袭唐代的边境，甚至骚扰唐代的首都长安洛阳，使得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境内的政治经济的秩序，依然处在混乱的格局当中，所有这些都对关心民生疾苦和国家形势的杜甫来说，身心上遭到了很大的伤害，这个对他的精神上是个很大的刺激。第二，杜甫从四十岁以后，一直过着漂泊的生活，这种飘荡的生活，给他的身体、肉体，带来巨大的伤害，使他身患各种疾病，根据我们现在知道的资料，杜甫患的一种主要的疾病，在他的诗里面叫做“消渴症”，这个消渴症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糖尿病，这病的主要症状是什么呢？就是血糖很高，排尿很频繁，口老是很渴，老想喝水，杜甫曾经在自己的一首诗里面说：“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它里面说到长卿病，这个长卿是谁呢？就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也患有糖尿病，所以他就用这个长卿病来代替说自己患的其实也就是这个糖尿病，我们前面还讲过，他在夔州的时候，夔州这个地方凿井很困难，所以家家户户没有水井，都是怎么样呢？从山上用这个竹筒一节一节地把水引下来，如果石头滑落了，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有时候竹筒就会发生断裂，发生脱落，一断裂一脱落这个水就下不来，有时候这个水就断的特别是时候，正是杜甫糖尿病犯的时候，就是想喝水，可就是没有一滴水，怎么办呢？就得派一个仆人到山上去找断的管子。他有一首诗写得特别好，说：“病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写得非常好，他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水不是一直都供应不上吗，他就派这个人到山上去找水，找了一整天还没有回来，等呀等呀，等到三更半夜的时候，突然听到竹筒里面的水丁丁当当地滴来在瓮里面，听到这个声音之后，杜甫特别高兴，他感觉是什么呢？就好像是这个泉水从青云之上落到了他们家里，一路上都把山间的白云打湿了，本来是个挺烦人的事，本来是个挺痛苦的事，但是杜甫这么一写就很富有诗意，这就是诗人在痛苦的时候，也有一种诗意的痛苦，赋予了这个诗一种美感，我们在读的时候好像自己也喝到了那个从山顶上引下来的水一样，无比的清凉可口，可是对杜甫来讲是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老是口渴，因为患有糖尿病，而且这杜甫非常地嗜酒，特别喜欢喝酒，他曾经在自己的一首诗里面说：“春复加肺气，此病盖有因，早岁与苏郑，痛饮情相亲，二公化为土，嗜酒不失真。”什么意思啊？说我不但得了糖尿病，我还得了肺病，为什么得肺病呢？检讨一下原因，我原来跟我两位朋友都特别喜欢喝酒，现在这两位朋友早就去世了，可是回想起来，我这个肺病肯定跟当年喝酒有关系，这是肺病。除了肺病还有什么病呢？就是风痹症，他曾经在诗里面说：“老妻忧坐痹，**问头风”什么意思？说我老婆很关心我，他老问我说“你今天身体哪个地方又发麻了吧，哪个地方又不太挺使唤了吧。”“他的女儿老问他说：“老爸你最近是不是又偏头痛了”，这是什么呀，他有这个风痹之症，换句话说，有时候太劳累了，做事情太专注了，可能会引起身体的局部麻痹，甚至可能短期的有半身不遂的现象，老有偏头痛，或者得这个头风。

还有什么病呀，还有疟疾，打摆子，有诗为证。说“峡中一卧病，疟疬终冬春。”从冬天到春天，这疟疾就没停过，一直在打摆子，当时又没有奎宁，这病切得熬呢，熬到什么时候？这病走了这病人才消停，这是疟疾。还有什么病呢？还有，就是由于他有糖尿病，由于他有风痹症，由于他患有疟疾等等这很多种疾病，大家集合起来，折磨他，所以出现了很多非常糟糕的临床症状，其中一个是什么呢？右胳膊有点瘫痪，不好使了，由于瘫痪不好使，好不使用它，所以这个胳膊肌肉有点萎缩，他在诗里面怎么说呢？就是：“右臂偏枯半耳聋，悠悠伏枕左书空”这个胳膊废了，没法写字，耳朵也聋得差不多了，他说“我瘦书不成，成字读亦误。呼儿具纸笔，隐几临轩楹，作诗呻吟内，墨澹字欹倾”这个意思就是说写出来的字不认得，家里人都认不得，墨一会儿浓一会儿淡，写出来的字跟点糖人似的，不好看，为什么？胳膊废了，所以就是他完全成了一个什么呢？百病缠身的这么一个老人的形象。总而言之，我们说什么呢？把不但在精神上遭受着离鸾之苦的琢磨，而且在肉体上也得忍受着长期以来病痛的压迫，与此同时，从公元761年，也就是杜甫五十岁那年开始，几乎每年他的一些老朋友都纷纷地离开了他，都去世了，算起来从公元的761年开始，杜甫五十岁的时候，每年都有朋友去世，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们来细细地看一看，在公元的761年王维去世王维原来在长安的时候跟杜甫同朝为官，虽然说说不上感情有多深厚，但是毕竟是同朝为官的官员，大家都是诗友，所以互相之间那种感情还是比较深厚的，王维在当时诗坛上名气也很大，一代文宗，所以王维的去世对杜甫来讲也是非常悲痛。第二年，公元762年李白去世，我们都知道，杜甫年轻的时候跟李白同游梁宋，纵马燕赵，杜甫写给李白的诗，怀念李白的诗，想念李白的诗，思念礼的诗多达将近二十首，那么，李白也曾写过四五首诗给杜甫，所以，杜甫对李白的感情那是非常深厚，李白的去世对杜甫来说也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到了公元763年房琯去世，我们都知道杜甫能做官跟房琯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俩原来是布衣之交，老百姓的时候俩人都是好朋友，房琯去世对他的打击更大，等到了公元765年的时候，高适包括严武都先后去世，我们都知道高适，李白、杜甫在年轻的时候也是特别好的好朋友，严武那就更不用说了，杜甫能在四川立住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严武在这个地方做官，所以在去世的人里面，有他同朝为官的朋友，有他像对待兄长一样这样的诗友，像李白，还有对他的生活，对他的人生产生过重大影响，并且对他的生活提供了很大资助的，这样的一批官员、诗人都纷纷谢世，对于老年的杜甫来说，未尝没有一种兔死孤悲之感，所以他经常在诗里边给他的朋友流露出将要不久于人世的那样一种感慨，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津思捐躯”说你们替我完成“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吧，我是不行了，等到你们做大官的时候，可别忘了我。这种非常悲伤的，非常绝望的，感觉不久于人世的这种感慨，多次在诗里面流露出来。

杜甫的晚年遭受着贫穷与疾病的折磨，但也正是这种巨大的灾患和痛苦，成就了杜甫，使他从自身的经历体察到他人乃至整个时代的艰难与痛苦，他那些伟大诗篇就是他一生悲苦的哀鸣，也是一个辉煌时代走向总结的哀歌，有评论说，李白的死是浪漫主义，而杜甫的死是现实主义，那么从杜甫最后的诗作中，我们如何感受诗圣最后的悲壮呢？

在北去岳阳的船上，他写下了一首诗，这首诗写完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杜甫有新的作品出现，这首诗应该是杜甫的绝命诗，也是他的绝笔诗，这诗说道“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问俗九州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做霖”。这个诗的意思是什么呢？中原地区的亲朋好友长久以来没有音讯，可是战火和鲜血我听说依然在京城蔓延和流淌，这个世道处处充满了险恶的陷井，所以做人做事千万要小心谨慎，这是第一个意思。他接着说自从安史之乱以后，这陇西、湖湘、巴蜀、河北等地是叛乱不断，干戈四起，但民生越来越凋敝，杜甫说自己，说我自己久病不愈，身体非常地衰微，我担心早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再四处漂泊，再在这个船上漂泊下去，恐怕将要不久于人世，但是他只担心两件事说，他说我只恨我自己没有能力再我去世之前安顿好，安排好我的家人，我只恨我自己的功名、事业一事无成，我想到这些止不住是泪如雨下。我们都还想得起，李白去世的时候写过一首绝命诗，那时的李白虽然非常的悲愤，但他的决名诗里依然有着坚定的毫不退却的自信，他是自信到底的一个人。那么，在杜甫的这首绝命诗里，他依然关心着处在飘荡和**中的国家、朝廷，他依然为自己的功名无成，而感到万分的悲痛，漂泊了半生的杜甫，就丢下了他的妻子、儿女、兄弟，还有朋友，死在了北去岳阳的湘水之上，也死在了送他离开四川的那条旧船上，很有意味的是，在湘水的东边，是传说中潇湘妃子哭泣的洞庭湖，在他的西边是大诗人屈原投江自尽的汨罗江。那么，穷困一生的杜甫，这样一个大诗人，直到死都没有能够回到他的故乡，一直等到他去世四十三年以后，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四处筹措资金，想尽很多的办法，才把他爷爷的坟墓，才把他爷爷的尸骨迁葬回他的祖坟的所在地，也就是河南的偃师市，埋葬在了杜甫最为崇敬的十三世祖杜预的身边。

第三篇：诗仙李白轶事

诗仙李白逸事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绵州人。他的诗歌题材广阔，内容丰富，感情强烈奔放，想像奇伟丰富，语言清新流畅。风格雄健，可称为屈原以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李白赋李花

据说李白周岁抓周时，抓了一本诗经。他父亲很高兴，认为儿子长大后可能成为有名的诗人，就想为李白取一个好名字，以免后人笑自己没有学问。由于他对儿子起名慎重，越慎重就越想不出来。直到儿子七岁，还没想好合适的名宇。那年春天，李白的父亲对妻儿说：“我想写一首春日绝句，只写两句，你母子一人给我添一句，凑合凑合。一句是‘春风送暖百花开’，一句是‘迎春绽金它先来’。”

母亲想了好一阵子，说：“火烧杏林红霞落。”

李白等母亲说罢，不加思索地向院中盛开的李树一指，脱口说道：“李花怒放一树白。”

父亲一听，拍手叫好，果然儿子有诗才。他越念心里越喜欢，念着念着，忽然心想这句诗的开头一字不正是自家的姓吗？这最后一个白字用得真好，正说出一树李花圣洁如雪。于是，他就给儿子起名叫李白。

天上谪仙人

李白初到长安，遇到秘书监贺知章，李白取出《蜀道难》一篇呈上，贺知章边读边点头，一遍未完，已称叹数次，最后，他翘起大姆指向李白说：“先生，您真是天上谪仙人啊！”立刻解下身上佩带的金龟，呼唤店家换来美酒，与李白倾杯尽醉。五代人王定保所撰《唐摭言》更把贺知章的赞语具体化为“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金星耶？”贺知章是文坛元老，《蜀道难》得到他如此推许，所以，不久之后，这首诗连同“谪仙”的名号就传遍天下。

唐人李绰《尚书故实》记载贞元年间有一个叫陆畅的诗人，为了报答西川节度使韦皋的知遇之恩，曾作《蜀道易》一首相赠，首句日：“蜀道易，易于履平地。”韦皋大喜，赠罗八百匹。但事实上此句以“易于履平地”喻“蜀道易”，较之太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原句，相差甚远！更遑论实际上蜀道着实不易行走。因为其平淡无奇，《蜀道易》全诗未能流传下来，这一句还是靠李绰的记载才得以幸存。

梦笔生花

据天宝遗事记载，李白年少之时，曾梦见自己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来果然天才横溢，名闻天下。又记载李白嗜酒，不拘小节，但沉酣中所撰写之文章，未曾错误；与人议事，也多半不出李白所论，所以时人称之为醉圣。

除了高力士脱靴，杨国忠磨墨的有名传说外，天宝遗事亦有记载李白曾于便殿为明皇撰昭告，时十月大寒，笔冻莫能书写，明皇命妃嫔数十人侍立在旁，各执笔呵之，李白再取笔书写，可见他颇受皇帝宠信。

海上钓龟客

据说李白曾在开元年间謁当时宰相，署名海上钓龟客李白。宰相问他：“先生临沧海，钓巨龟，以何物为钩线？”李白回答：“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宰相再问：“以何物为饵？”李白回答：“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果然气势不凡。

李白与杜甫

李白与杜甫二人诗风不同，性情也很不一样，但是却结为知心好友。杜甫赠送给李白的诗总计有十四首之多，可见他们二人交情之深厚。李白才气高，作起诗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杜甫却属于苦吟一派，总要斟酌再叁，才能定稿。所以传说李白曾写诗一首嘲笑杜甫的作诗辛苦。

天宝初年，正闲居南陵的李白忽然接到了朝廷的征召文书。原来，由于玉真公主、贺知章等的推荐，连当今皇上李隆基也知道了他的诗名！李白喜出望外，觉得自己大展宏图的时机到了，他高吟着“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匆匆安顿好一双儿女，便束装进京了。

玄宗在金銮殿召见了他。李白“论当世务，草答蕃书，辩若悬河，笔不停輟”，玄宗大为叹赏，特命以七宝床赐食，并且亲手为他调羹，对他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道义，何以得此！”其宠遇之厚，世所稀见。从此，李白就待诏翰林院，用他那支生花妙笔为朝廷润色鸿业，点缀太平，偶尔也代草王言，但更多的是在宫中侍宴时吟诗作赋，佐酒助兴。

李白渐渐地对这种文学侍从的生活感到厌倦，于是经常沉饮酒肆，后来乾脆兴贺知章、汝阳王李璡、李适之、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等结为“八仙”之游，纵酒狂饮，喝醉了就卧于市上酒家，常常害得内侍们四处寻找。

这一日，李白又醉卧市上，忽觉冷水沃面，睁眼一看，宫中乐师李龟年正手持金花笺站在面前。原来，当时正值牡丹盛开，宫中兴庆池东沉香亭前，玄宗亲命移植的红、紫、浅红、通白四色牡丹也次第开放了。玄宗与杨妃前往赏花，李龟年照例率领着梨园弟子上前歌唱助兴，谁知玄宗却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于是便命李龟年持金笺宣赐李白，要他立进《清平调》词叁章。

叁诗皆既咏牡丹，又赞杨妃，却没想到也因这叁首诗而得罪了杨贵妃。据说玄宗好几次想给李白封官，还曾经答应给他做中书舍人，皆因杨贵妃的阻挠而作罢。

原来，李白用“可怜飞燕倚新妆”来衬托、赞美杨贵妃的美貌，而以在御前为李白脱靴为耻的高力士却故意在杨贵妃面前歪曲说：“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因为赵飞燕是个出身微贱，得势后又骄纵放荡，最后被废自杀的女人，虽然贵为汉成帝的皇后，名声实在太差，因此，当杨贵妃知道李白竟把自己比做这样的女子后，十分生气，也就多方阻挠李白的做官机会。不过，对于这段故事，后人多持怀疑的态度。

天宝叁载（七四四年），李白被赐金放归，结束他的文学侍从生涯。但是那叁章《清平调》以及围绕着这叁首诗的传奇故事，却一直流传到今天。

捶碎黄鹤楼

历代文人歌咏黄鹤楼的诗篇，最着名的当数唐朝崔颢那首七律《黄鹤楼》。因为有了这首诗，诗仙李白也不得不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所以，在《李太白全集》中，我们是找不到登临黄鹤楼的诗篇的。李白倒写过“捶碎黄鹤楼”的诗句，为此还引起了一场**。

肃宗乾元二年“七五九”，李白在长流夜郎的途中遇赦返回，到江夏时遇到当时任南陵县令的故人韦冰，两人对饮叙旧。诗人有满腹心事，于是即席写下了着名的长篇政治抒情诗《江夏赠韦南陵冰》。诗中的“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二句，简直令人匪夷所思，李白也因此被目为狂人，有些人还写诗文来讥笑他。为此，李白又写了《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予捶碎黄鹤楼》一诗。

在这首诗中，李白用詼谐的笔调向丁十八“陪罪”：你怪我惊动你的“逸兴”，作诗问罪，可是黄鹤楼已经被我捶碎，黄鹤仙人也无处栖止了。好在黄鹤可以上天向玉帝诉告，玉帝会放黄鹤归来，黄鹤楼也会重建起来的。至于我，只有等酒醒了再来陪你同游。

虽有人不信此诗是李白所作，但李白“捶碎黄鹤楼”的故事却已不脛而走。宋代有个和尚曾用此事戏作一偈曰：“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显题诗在上头。”另一个和尚觉得此偈还不足以写出太白风韵，又把后两句改为：“有意气时消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明代解缙作《吊太白》诗也有“也曾捶碎黄鹤楼，也曾倒却鹦鹉洲”之句，足见此诗影响之大。不过，这些人都只是将这看作李白的风流故事，却很少想到诗人胸中的愤郁，真是李白的不幸！

登金陵凤凰台

李白虽因服气崔颢作品而搁笔，未写出登黄鹤楼的诗，但他心中总觉若有所失。他眺望着江心的鹦鹉洲，心生一念：我何不效学崔顥，也作一首这种格调的诗呢？于是，题为《鹦鹉洲》的七律就这样诞生了。

但这样的诗，显然还无法与《黄鹤楼》相比。直到他到了金陵，登上凤凰台，面对滔滔东流的长江水，有感于六朝的兴废和国运的衰落，才触发灵感，写出那首气象格律皆堪与《黄鹤楼》相匹敌的《登金陵凤凰台》。

这首诗与《黄鹤楼》都称得上是盛唐七律佳作，但因崔作在前，李白拟作在后，后人议论纷纷，崔颢和《黄鹤楼》的名气也就被越抬越高。

其实，崔颢《黄鹤楼》的风格是模仿沉佺期的《龙池篇》。而且，崔颢先已仿效作过一首《雁门胡人歌》。但《龙池篇》和《雁门胡人歌》皆未着称于世，《黄鹤楼》却被后人推为唐人七律压卷，这与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传说不能说没有关系。

第四篇：诗仙李白及其侠义精神

诗仙李白及其侠义精神

李白的诗写得好，是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诗仙”，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李白并不是专业诗人，成为 “诗人”并不是他的人生目标。那时的人写诗，就像今天的人写日记、开博客一样，是记述一种心情。“不小心”就成了诗人，这不是他的本心，他的本心是做侠客，当大将（当然，他也想当宰相，并自负有“入相”之才）。认为“剑”比“诗”好，这是李白自己的看法。

李白年轻的时候行侠仗义，到处打抱不平，曾亲手杀过人。“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也许是暗写他自己的经历。这一点，当时的人魏颢在编写李白诗集时就说过：“（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亲手杀死过几人）”。这一“手刃数人”事件的始末，李白和魏颢都语焉不详，大概是有所顾忌。

但李白从不后悔做了这件事：“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侠客行》）。“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结袜子》）。他自负是把脑袋拎在手上，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侠士”、“豪客”！可以推测，李白25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绝不是为了考科举而离开家乡，也许是因为杀了人，要避避风声，同时借此机会“横行”天下，以实现自己成为大侠或者将军的梦想。

李白最引以为自豪的不是自己的“文才”，而是“剑术”。他在向别人推介自己的特长时曾说：“十五好剑术……三十成文章。”明明白白地强调：“文章”非我之长，“剑术”才是我的至爱。他生怕别人会因为他的五短身材而瞧不起他的功夫，解释性地说：“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义气！”（《上韩朝宗》）李白身材不够高大（不足一米七），但身轻体健，有万夫不挡之勇！这一点，史书有记载。

《新唐书·文苑传》就特别指出，李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旧唐书》也记载：李白“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高力士不是一般的太监，他是唐玄宗亲封的三品大将军！唐玄宗召其进宫是选他做贴身警卫，有了他，玄宗每夜就可高枕无忧——安全有保障。李白敢于“引足”（伸出腿）让高力士“脱靴”，既说明他有傲气，更说明他有武功做底子，平添了几分自信。否则，高力士“脱靴”时稍稍做点手脚，恐怕李白至少会落个“趾骨骨折”或“胫骨骨裂”之类伤残。反之，高力士之所以甘于为李白脱靴，恐怕也不是佩服李白的“诗”，而是佩服他的“剑”，大有英雄惜英雄之意。

李白还曾凭武功“逼退饿虎”。传说李白与好友吴指南行走于山中，突遇猛虎，吴指南惊吓过度，当场死去。此时李白如逃走，猛虎便会撕食吴指南尸体而不会追赶他。但李白为了保全朋友的遗体，竟冒着生命危险与猛虎对峙，最后终以手中剑逼退饿虎。

第五篇：杜甫诗圣说

杜甫“诗圣”论(上)〔摘 要〕 后人赞杜甫为中华民族之诗圣。本文从五方面视角,对“诗圣”一语 来源、义涵加以探究解析。提出:一杜甫“诗圣”赞语取义考辨。二杜诗体势集大成 而堪称圣。三杜诗用语艺术堪称汉语诗歌之圣。四杜甫其人其诗在体现儒教伦常之美上 媲肩儒家经书。五杜甫成为中华诗圣经历了千年历史的筛选与认同。〔关键词〕 杜甫 诗圣 义涵

一、杜甫“诗圣”赞语取义考辨

1.在中华文化史上,“诗圣”是杜甫的专称。“诗圣”一语取义于儒家经典与儒家圣贤理念汉语文化中,用“诗圣”一语专称杜甫,用“诗仙”一语专称李白。巴蜀乡土与文化,极其有幸。诞生了李白诗仙,滋养了杜甫诗圣,没有巴蜀文化的滋养,李白未必是诗仙,杜甫未必成诗圣。李白仙气来源于巴蜀仙道———巴蜀号称“仙源故乡”。昆仑、玉垒皆道教仙家圣境。道教发源地在蜀乡鹤鸣山,发祥地在蜀乡青城山,道教廿四治兴起于西蜀。李白在青城山曾闭关读书养禽。陈子昂更出生于道教教长世家,此二人除了会写诗,更擅长服食炼丹,并且都是正式 受过“道錄”的在家道士。薛涛本长安人,少小随父宦蜀,深受巴蜀仙道熏陶,晚年以著女道士服装,自视为女道士(未受“道錄”,非正规道士)。杜甫诗今存1439整首,另存逸诗残 篇约6-7组。合计约1445首,其中约947-957首诗,直接或间接以巴蜀乡土与生活为题材。即,杜甫在巴蜀生活时期写作的诗篇和以巴蜀乡土为题材的诗篇占全部杜诗存篇的66·5%。具体言之,杜甫居住浣花草堂期间作诗271首;居住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期间写诗436首。流寓绵州(今绵阳市)、梓州(今三台县)、阆州(今阆中县)、云安(今重庆市云阳县)、嘉州(今乐山市)、戎州(今宜宾市)、泸州(今泸州市)等地写诗约230余篇。此外,在入蜀途中,在离巴途中,漂泊湖湘之后,怀念巴蜀之诗又有20余篇。总计,约有957篇与巴蜀生活相关。若没有这957首诗篇,杜甫还能是质量、产量皆居盛唐诗人首位的杜甫吗?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甫没有巴蜀十载生活与创作,就没有中华诗圣杜甫。中华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凡提诗仙即指李白,凡提诗圣即指杜甫———这已成为一种专称,一种中华文化常识。诗圣”之“圣”,取义于儒学经典与儒家圣贤理念。东汉许慎《说文》释圣云:“通也、呈声”。“聖”(即“圣”之繁体)字为形声字,其声近于“呈”,其义取于“耳”。人之五官,耳为治官。《礼记》中强调“耳目聪明”、“耳目无所加”、“耳目不违心”。《左传》说:“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谷梁传》说:“耳、治也”。《诗》云:“耳属于垣”。五官要相通,关键在耳官。耳官有如五官的围墙,耳不听则五官塞。故后世骂人专断拒谏为“充耳不闻”。圣人之耳,通达天下。《周易》赞:“圣人久于其道”;“圣人之情见乎辞”;“圣人以顺动”;“圣人立象以尽意”;“圣人作而万物睹”;“圣人成能”;“圣人则之”;“圣人效之”;“圣人象之”;“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圣”义,重在通达。上通天,下达地,中晓人心万物,且能效,能象,能则。故《左传·成公六年》云:“圣人与众同欲”。《左传·哀公十八年》“圣人不烦卜筮”。《周易》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孔子能不以“神道”设教,而直接以仁爱忠孝设教而天下服,孔子故为独一无二之大圣。誉杜甫为“诗圣”,其取义自是孔圣之“设教而化服天下”之谓,杜甫以诗衍化孔圣之教化,臻于完美,故誉之为诗圣。2.儒经《尚书》已提出“圣”的品级概念。相传孔子选编一百篇包括六种文体的上古公文献辑成一《书》以教弟子学习从政知识。这百篇文献时间跨虞夏商周。在《尚书·夏书·胤征》中提到“圣有谟训”。在《尚书·周书·洪范》中有更深入的释“圣”文字。《尚书·洪范》称“睿作圣”。《洪范》乃《尚书》“周书”中文献,大约产生于周武王建立周朝,登王位之初。文献产生,距今已三千年有余。周武王灭商纣王及商朝前,纣王叔父箕子、微子、比干等殷商贵族都曾劝谏纣王勿狂悖淫佚。纣王不听。箕子被髪佯狂为奴而被纣王囚禁。殷商灭国,周武王释箕子之囚,并请教于箕子授以治国之道。箕子作“洪范五行”以教周武王。《洪范》讲治国须知“九畴”及“五伦攸绪”,须懂“五行”、“五事”、“八政”。其“五事”曰:貌、言、视、听、思。而“思曰睿”,“睿作圣”。郑玄注此“圣”字云“圣于事,无不通。”由“于思”、“于事”无所不通之基本词义,衍生出后世对“圣”字的三个义项。其一,以“圣”指极高的思维能力和智慧,即王安石所释“睿圣则思无所不通”。其二,以“圣”指其人所专长之事。在其“事”上造诣达于极顶。如书法中之书圣,棋事中之棋圣。其三,以“圣”誉其人道德极高,达于孟子所称之“大化”之境。《孟子·尽心下》言“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赵岐注孟子“大化说”云:“大行其道,天下化之,是为圣人。有圣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为神人。”中华古风,尊崇圣贤。有“圣人出,黄河清”之谚语。有“天纵之圣”之成语。道德高尚,智慧超凡,影响深广之人,谓之圣人。

3.《论语·子罕》称孔子为“圣人”———为“多能”之“天纵之圣”。《论语》借孔子多人之口,赞颂孔子“博学”,称“大哉孔子”。又记:“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故“博学而多能,气象恢宏”谓之圣。杜甫在诗歌上博学而多能,气象恢宏,故称之诗圣。4.《孟子》多次反复论“圣人”之德才。其《尽心篇》、《万章篇》专章论圣人,《公孙丑》、《滕文公》、《离娄》、《告子》中亦有释“圣”之语。即《孟子》总共七篇,有六篇言及圣人。他不仅提出“五百年必有圣人出”之论,还对圣人的特点提出五大标准。其一“圣人百世之师也”(《尽心下》)。其二“圣人人伦之至也”(《离娄下》)。其三“圣人之忧民如此”(《滕文公上》)。其四“圣人与我同类”(《告子上》)。其五圣人能“集大成”,能“化成天下”,如:《孟子·万章下》赞圣人道:“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修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修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孔子一人而兼有圣之清,圣之任,圣之和,圣之时,故孔子为古圣人中集圣德、圣智、圣力诸“大成”之圣———集大成诸圣于一身的孔子,乃天纵之圣。孟子誉孔子集古圣人才德之“大成”。实为圣德天纵。孟子此论又直接承之孔子嫡传门人子贡等人之见。何谓“天纵”?意为天之所使。天纵之圣即谓上天致使他多才多艺,德行高尚,成为圣人。从中唐始,迄于明清,后人历代相承用“诗圣”意涵称誉杜甫,其语源、语义都直接来自孔孟典籍和事迹中之“圣人”义涵。后人认同孔门弟子与孟子论见,公认孔子是“集大成之圣。”中唐迄今,后人认同杜甫是汉语诗国中集大成之圣。孔子是中华文明中天纵之圣。杜甫是华夏诗坛中的天纵之圣。

二、杜诗“体势”集大成而堪称圣1.简释“体势”:“体”当指诗歌体式、体裁。“势”当指诗歌气韵风格。就体式的句型言,中国诗史经历了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就句型中的“音顿”节奏言,每句字数与“音顿”的组成,通常四言的音顿为“上二下二”;五言音顿为上二下三或上三下二;七言音顿通常为上四下三,或为上三下四;杂言音顿讲求铿锵、自然、顺畅。就“押韵”言,分自然押韵的古体与按平仄相间规律性押韵的“律体”。至于诗歌气韵风格,简单说有质实与浪漫;沉郁与飘逸,婉约与豪放。复杂说,则人有其个性与审美趣味。刘勰《雕龙》体式分析为八,钟嵘《诗品》品出多味,司空图《廿四诗品》归纳出24种气韵风格与写作手法。

2.杜诗“体势”确属集中国古代诗

歌之大成:杜诗1439首中,三、四、五、六、七、杂言句型皆有,音顿亦丰富。在句型、音顿组合上,但凡中国汉字诗中所有的句型与音顿,杜诗中全有,而且精妙绝伦。中国古代诗歌体裁大率分为两大类。一大类为古体诗,一大类为近体(亦称律体)。古体诗广义所指有四言诗、五古、七古、乐府体、杂言古、歌行、骚体。近体(律体)有五律、七律、排律、律绝。杜诗体式有四言古(如古绝)、五古、七古、杂言古、古题乐府(如《前出塞》、《后出塞》),新题歌行。今存杜诗中无骚句体诗。但杜甫三大礼赋却是有唐一代最优秀的古赋篇章,其辞赋骚句之精致不亚两汉扬、马。杜甫律诗数量最多。《旧唐书·杜甫传》说,当时杜诗总计“千四百有五篇(1405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399首),近体千有六”(1006首)。杜诗五律精熟自然,七律则是到杜诗才堪称体式完备。绝句中有古绝与律绝之分,杜诗律绝常律中带古。其五律中亦常律中带古,或古中带律。比如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从声律、对仗言,此绝故属精熟律绝。然其韵理自然顺畅,一气呵成,视其为古风,或视其为七言顺口之民歌,如“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马如卷蓬”式北朝歌谣亦无不可。尤堪注意者,杜诗不仅仅律诗精切———一提杜甫,人们便会想到杜律。杜律成为后人学习律诗的典范。从宋朝始,科举考试,诗赋科之诗试,基本上从内容到形式都取自杜律。学子眼光被高度吸引至杜律,对杜律以外之杜诗渐次忽略,渐次淡意。杜律中之七律确属空前典范体式。杜律中排律(又称长律)开百韵二百句律排先河。然而杜诗除各种律体外,长期被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杂言乐府诗体。今存杜诗中各类乐府型诗体多达百首,在盛唐诗人中杜甫乐府与李白乐府媲美,皆为当时大家气象。余疏理杜甫乐府型诗体,发现至少具有五大类型,且皆开中唐乐府诗之先河。列类如下:(一)古题乐府型:古题乐府又称旧题乐府,其体式题目产生于汉魏六朝时期,隋唐诗人仿其题而作诗。唐人所作旧题乐府诗可以入乐,也可不再入乐;可使用旧题所示题材,也可用旧题句式叙述新的题材。杜诗中这类旧题乐府多用旧题框架装入与旧题同性质的时事题材。旧瓶新酒,浑然一体。如:《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前苦寒行》、《后苦寒行》、短歌行》、《长歌行》、《醉歌行》、《骢马行》、《胡马行》、《少年行》等等。前后《出塞》本汉乐府古题,描写边关塞上守边将士生活。杜诗之前后《出塞》亦写边关形势,但却写的是安禄山们借“边关”谋叛的塞上状况。(二)杜甫乐府体中有大量即事名篇的自题乐府诗———亦称新题乐府。这类新题乐府诗基本上不入“官乐”。杜诗自题乐府诗中体式甚多,如歌、行、吟、引、曲、叹种种。同是乐府诗,歌型,行型,引、吟、曲、叹各型。其句型,体式,格调各有特点。南宋音乐家词人姜夔《诗说》对此有精确解释:“守法度曰诗;载始末曰引;体如行书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螀曰吟;通乎俚俗曰谣;委曲尽情曰曲”。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又对已脱离音乐的各类乐府体式特征补充解释说:“其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曰歌行;述事本末,先后有序,以抽其臆者曰引;高下长短,委曲尽情,以道其微者曰曲;吁嗟慨歌,悲忧深思,以呻其郁者曰吟„„感而发言者曰叹”。杜甫乐府诗中行、歌、引、吟、叹皆广有所作。中唐不入乐谱乐词而由写诗人“即事名篇,无所依傍”的“新乐府”诗成为唐诗一大发明。新乐府的发明权正属杜甫即事名篇的大量歌、行等诗的创作。故诸斌杰在其所著《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第四章乐府体诗”中说:新乐府诗的特点“它不仅不依旧谱,不入乐,而且对乐府旧题也取消不用。这一情况是从唐代大诗人杜甫开始的。元、白加以发扬光大,遂成为文学史上‘乐府体’的一种。”杜甫新乐府诗中,“行”体甚多。杜甫本是书法家,诗体特点如“行书之行”。如“步骤驰骋,疏而不滞”之“行”体甚多,故属天然。杜甫今存诗中第一首“行”体诗为《今夕行》,写于天宝五年(746年),杜甫35岁,“夕”为除夕,当时“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凭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原来年轻的杜甫们除夕守岁,在长安家中大势赌博笑闹。杜诗中如此坦荡无羁、充沛豪雄之气的诗为数不多。继此之后,杜诗中“行”体诗时时迸出。如:《高都护骢马行》、《兵车行》、《贫交行》、《白丝行》、《丽人行》、《渼陂行》、《沙苑行》、《醉歌行》、《去矣行》、《徒步归行》、《彭衙行》、《偪侧行》、《瘦马行》、《义鹘行》、《画鹘行》、《洗兵行》、《石笋行》、《石犀行》、《杜鹃行》、《入秦行》、《百忧集行》、《大麦行》、《海椶行》、《光禄坂行》、《苦战行》、《去秋行》、《从事行》、《冬狩行》、《赴蜀山行》、《天边行》、《莫相疑行》、《赤霄行》、《狂歌行》、《负薪行》、《最能行》、《古柏行》、《缚鸡行》、《折槛行》、《忆昔行》《虎牙行》、《锦树行》、《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惜别行》、《呀鹘行》、《岁晏行》、《蚕谷行》、《白凫行》、《朱凤行》。《朱凤行》是杜甫最后一首“行”体乐府诗。写于大历四年(769年),其时杜甫58岁,漂泊潭州(今长沙市)。杜甫卒于59岁初夏。即杜甫从35岁作“行”体乐府诗,坚持此“体”至临终之年。可见其对“行”体诗的喜爱。(三)杜甫新乐府诗中的“歌”体。“放情曰歌”;“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杜诗中律诗整严沉郁,杜诗中之“歌”体新乐府,则“杂而无方”,放情活泼,一无拘束。《旧唐书·杜甫传》说杜甫天性“诞纵”———这“诞纵”自由灿漫的天性,在其歌体新乐府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人们通常只注意杜诗“守法度”无人能及,却没注意杜甫不守法度写出的诗也具惊天地、泣鬼神之美。杜甫好为“歌体”新乐府。杜集中第一首歌体新乐府为《饮中八仙歌》。前人有考此诗亦写于天宝五载(746年)。即与《今夕行》同时,也有人疑写于饮中八仙”多已仙逝之后。从内容的活泼恢谐多趣之美看,倒是与《今夕行》中年少雄放之美相近。杜甫写《八仙歌》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时时作歌以泄其情。如:《乐游园歌》、《醉时歌》、《病后过王倚饮赠歌》、《天育骠图歌》、《魏将军歌》、《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苏端薛复筵简薛华歌》、《题李遵师松树障子歌》、《为醉歌》、《寓居同谷县作歌》、《韦偃画马歌》、《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戏为韦偃双松图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徐卿二子歌》、《戏作花卿歌》、《观打鱼歌》、《越王楼歌》、《姜楚公画角鹰歌》、《严氏溪放歌》、《阆山歌》、《阆水歌》、《军中醉歌》、《观曹将军画马图歌》、《狂歌行》、《夔州歌十绝句》、《听杨氏歌》、《李潮八分小篆歌》。此首《狂歌行》兼俱歌,行二体特点。《大公刀歌》此歌写于大历元年(766年)杜甫离蜀抵夔路上,此时杜甫55岁。此“歌”之后,杜甫未再作歌———也许老杜真正“老矣”,不复再有放情作歌的心境。(四)杜甫新乐府诗中尚有引、曲、吟、叹各体,数量不多,但体式齐全。如《桃竹杖引赠章留后》、《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艳曲三首》、《长吟》、《秋雨叹三首》、《夏日叹》、《夏夜叹》、《可叹》、《有叹》。这类新乐府诗数量虽不多,却首首皆敢在体式上自创新意。(五)杜甫承前启后创立了一种介乎律、古、乐府三种体式之间的新诗体,名曰“口号”体。“口号”也者,其诗特点系“随口号吟”。此种“口号”诗起始于南朝梁简文帝之《和卫尉新渝侯巡城口号》。唐代张说继之,作《十五夜御前口号》。杜甫将“口号”诗发展成一种短小精悍宜于写眼前事的新诗体。杜甫第一首“口号”体为《晚行口号》。此“口号”写于至德二载(757)杜甫46岁时,乃在受命拾遗不久,疏救房琯而被三司推问。拾遗官位暂时保留,进言机宜却已失去。只好借机“北征”,往鄜州羌村省亲探家。北征途中起兴而作“口号”。此后,又有《紫宸殿退朝口号》(在朝为官时作)、《存殁口号二首》(55岁在夔州叹念亡友郑虔,老友曹霸而作)、《西阁口号呈元廿一》———亦写于55岁时,杜甫听元廿一议论时局有感而发。此“口号”写道:“社稷堪流涕,安危在运筹。看君话王室,感动几销忧”。《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十二首》———这种将“口号体”与绝句体结合起来的“新体式”又是杜甫一大发明。此组诗一气而作十二首之多。其为国为民为君的感奋忧思、谆谆愿景跃然笔端。如“其三”道:“喧喧道路好童谣,河北将军尽入朝。自是乾坤王室正,却教江汉客魂销”。“江汉客”(杜甫自谓)为何“魂销”?答案见“其四”:“不道诸公无表耒,茫茫庶事遣人猜。拥兵相学干戈锐,使者徒劳万里迴。”杜甫为何要作成十二首“口号绝句”?而不是信笔写出三首两首?此组诗“其十二”回答了这一问题:“十二年来多战场,天威已息阵堂堂。神灵汉代中兴主,功业汾阳异姓王”———安史之乱历经十二年艰难奋斗方始平息,中兴君主唐代宗,异姓王郭子仪是平乱保唐两大功臣。故杜甫一气创作《口号绝句十二首》以纪念十二年的平乱保唐时局与历史。到《口号绝句十二首》,这种短小犀利的“口号体”已然确立其特点范式。杜甫生平最后一组“口号诗”作于大历三年冬将近58岁之时,亦为表达对时局好转的欣喜之情而发。此组诗为《喜闻盗贼总 退口号五首》。此组诗写于杜甫临终前一年,晚年杜甫就时局而总结致乱之教训与经验。教训是“赞普多教使入秦,数通和好止烟尘。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胡将哥舒翰血洗石堡城等好战行为得到朝廷嘉许是时局致乱的初始原因。成功靖边的经验是互通有无,友好交往。即“勃律天西采玉河,坚昆碧碗最来多。旧随汉使千堆宝,小答胡王万匹罗”。时局终于转危为安,全国终于结束分裂,复归大一统。杜甫欣喜不已,呼出口号:“今春喜气满乾坤,南北东西拱至尊。大历三年调玉烛,玄元皇帝圣云孙”。前人评杜诗这种“口号绝句”体是“唐绝句中,另辟手眼者”。

3.杜诗句型复杂多样,促成了杜诗“体”(诗式)与“势”(气韵)的许多创新。杜诗句型当然以整齐的五言、七言为主。其五律、五古、五绝皆为规整五言。不须标点符号,也能通读不误。但这些整齐五言句型在音顿安排上却也变化丰富。如:(1)有“二三”顿式,如“草满巴西绿,城空白日长”。(2)有“三二”顿式,如“天下兵虽满”,“李生园欲荒”;(3)有“二二一”式,如“旅食白日长,况当朱炎赫”;“客从西北来”;“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4)有“二一二”式,如“西岭纡村北,南江绕舍东”。杜诗七律、七绝皆为整齐七言。音顿方式比五言更丰富多样。常常一首七言或五言诗篇,由音顿错落的五言句、七言句组成。故读杜律,感觉音乐性强,常如一气呵成,顿挫有致。杜诗中之乐府体诗,句型交错篇中,有五言句型为主,又兼有七言句型;有七言句型为主而兼有五言句型者。《醉时歌》全篇28句,七言24句,五言4句。《偪侧行》全篇22句,七言18句,五言4句。检索杜集,杜诗句型从一言、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直到十言、十一言,无不具备。以文为诗倾向也已显现。且举《桃竹杖引赠章留后》一诗为例,此诗共21句以七言为主,占13句,其余句型为杂言:江心磻石生桃竹,苍波喷浸尺度足。斩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开一束,满堂宾客皆叹惜。

怜我老病赠两茎,出入爪甲铿有声。老夫复欲东南征,乘涛鼓棹白帝城。路幽必为鬼神夺,拔剑或与蛟龙争。重为告曰:杖兮杖兮,尔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见水踴跃学变化为龙,使我不得尔之扶持,灭迹于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风尘澒洞兮豺虎咬人。忽失双杖兮吾将曷从。这篇诗中,一字句1句、四字句2句。八字句1句。九字句2句,十字句1句,十一字句1句,七字句13句。杜诗中二字句型见于其使用叹词“呜呼”为句。如《冬狩行》、《茅屋歌》中所用。杜诗三字句型,如《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窦侍御,骥之子,凤之雛”。杜诗中八言句型,如“君不见道边废弃池,君不见前者摧折桐”(《君不见简苏徯》)。如这种八言句与《桃竹杖》中八言句“使我不得尔之扶持”有所不同。此种“君不见”八言,也可看成三言与五言的组合。如《观打鱼歌》中“君不见朝来割素鬐”;《杜鹃行》中“君不见昔日蜀天子”;《石犀行》“君不见昔时蜀太守”;《石笋行》中“君不见益州城西门”等。如将“君不见”与七言句结合则可组成十字句。如“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观曹将军画马图歌》);“军不见东川节度兵马雄”(《冬狩行》);“君不见夔子之国杜陵翁”(《复阴》);“君不见徐卿二子生奇绝”(《徐卿二子歌》);“君不见黄鹄高于五尺童”(《白凫行》);“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朱凤行》)。这类十言与“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雛者”及“灭迹于君山湖上之青峰”等散文型十字句不相同。杜诗中有奇异八言句型,由“二三三”式组成,可以合看成一句,也可点断为“二、三、三”句式或“

二、六”句式。如《同谷歌》中所反复出现的“呜呼一歌兮歌已衰”式。杜诗中尤善使用九言句型。如:“吾闻天子之马走千里„„如今岂无騕褭与骅骝,时无王良伯乐死即休”(《天育骠图歌》);“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歌》)”;“异时名位岂肯卑微休„„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戏作花卿歌》);“炯如一段清冰出万壑,置在迎风露寒之玉壶„„洗滌烦热足以宁君躯”(《入奏行》);“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莫相疑行》)。杜诗十一言句型亦数见。如《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中“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从先秦到杜甫为止,中国诗歌体式、句型也无非为五言、七句,或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句型组合而成之杂言。杜诗不仅皆兼而有之,还别开生面,多加新创。尤其在“以文为诗”上,“即事名篇”上,创开后世诗体先河。杜诗不仅在旧题乐府与新乐府中巧妙地“以文为诗”,还敢在五言、七言中巧妙地“以文为诗”———这正是后来有宋一代诗歌的时代特点。随举几例以证:“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万古一骸骨,邻家递歌哭”(《写怀二首》);“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近者抉眼去其夫,河东女儿身姓柳”(《可叹》);“梁公曾孙我姨弟,不见十年官济济。大贤之后竟陵迟,浩荡古今同一体。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无命百僚底。今者兄弟一百人,几人卓绝秉周礼。在汝更用文章为,长兄白眉复天启。”(《寄狄明府博济》)此篇诗就如同一篇叙事叙史押韵散文,数词、虚词、代词、时间、地点、故事样样齐全。杜诗“体”(体式)、“势”(气韵)这种承前启后的惊人成就,早在杜甫在世之时已引起世人惊叹,誉其诗为“天下独步”,从中唐至两宋,诗坛在“体势”上几乎无一例外,皆在弘承杜诗。唐宋人异口同声地赞颂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但都只点到这一感受为止,却从无人引杜诗加以剖析证明。乃至无学而好辩者,竟质疑杜甫诗圣之誉是宋代为适应道学风气虚吹出来的!是可忍孰不可忍?4.中唐两宋之诗界学坛,公认杜诗“备诸家体”、“开诗世界”,“唐而上一人而已”:中唐迄宋,是推尊杜甫为“诗圣”的时代。“诗圣”一语虽到明代才出现,但推尊杜甫为诗界圣人已在中唐迄宋达到高度共识。三大本《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已可充分证明本处之论。为便于读者现场识证,且随举几位古人之论于此。杜甫同时代人任华称杜甫:“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波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杂言寄杜拾遗》)中唐韩愈称“独有工部称

全美,当日诗人无拟伦。笔追清风洗俗耳,心夺造化回阳春„„我常爱慕如饥渴,不见其面生闲愁。”(《题杜子美坟》)唐末司空图说:“国初,上好文章。沈宋始兴之,后杰出江宁。宏思子李杜,极矣”。唐末五代僧贯休这位世外高僧说:“造化拾无遗,唯应杜甫诗。”(《读杜工部集二首》)从中晚唐文坛盟主巨擘到五代世外高人一致推尊杜诗体势成就为诗史上之“唯一”。宋代赵抃颂扬杜诗“天地不能笼大句,鬼神无处避幽吟”(《题杜子美书室》),“文光万丈照词林,独步才难一代钦„„师法望公千载后,仰风三叹感知音”(杨蟠《观子美画像》)。故苏轼评杜诗体式说:“且子美诗备诸家体,非必牵合程度偘偘然者也”(《辩杜子美〈杜鹃〉 诗》);“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乎措手。”(《书唐氏之家书后一首》)。孙仅称杜诗乃“风骚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读杜工部诗集序》)。王禹偁说“子美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威》)。

5.汉浯谓“集大成者为圣”,拟之杜诗其体、势、句法,诚为汉语诗歌艺术之圣。杜诗风格气韵沉郁顿挫之上更集众妙一炉。秦观《淮海集·韩愈论》道:“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杜诗在体、势、风韵上,不仅集前人、时人诸家众妙之大成,而且让后人众家“师拟不暇”。诚如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所析:(杜甫)“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偏;杜牧、薛能得其豪雄;陆龟蒙得其赡博。”此六家“皆出公之奇偏尔,尚轩轩自然号一家,赫世烜俗。后人师拟不暇,矧合之乎!”

三、杜诗用语艺术堪称汉语之圣

1.杜诗用语来源极宽:这与杜甫生平学养阅历之宽广丰富成正比。前人评杜甫“善用人语”举凡古人语,今人语,时人语,世俗人语,官场人语,田夫野老语,皆能被杜甫提炼入诗,宋代王得臣感叹道:“逮至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象万状,茹古含今,无有端涯„„非特意语天出,尤工于用字。故卓然为一代冠,而历世千百,脍炙人口。”(《增注杜工部诗集序》)王得臣氏又云:“杜子美善于用事及常语。多离析,或倒句,则语峻而体健,意亦深稳。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是也。”“古善诗者,善用人语,浑然若已出,唯李、杜。”“善用人语”之“人语”,包括古人语、今人语、时人语、世人语、官场人语、田夫野老语。南宋陈师道评杜甫用“语”特点是“遇物而奇”,举凡“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风石而寄尔”。杜甫有化炼万事万物成诗语之能。苏门学士张耒说:“老杜语韵,浑然天成,无牵强之迹。”(《明道杂志》)李复说:“故子美波澜浩荡,处处可到。词气高古,浑然不见斤凿。”(《潏水集》)张戒《岁寒堂诗话》分析杜诗用语“遇物而奇”特点说:“惟杜子美„„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故(杜诗)曰:‘吟多意有馀’,又曰‘诗尽人间兴’。诚哉,是言”。

2.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善于化用他人著述中的语境和语言营养,举凡他人(包括古人、时人)著述中提炼出之新鲜语境与修辞手法,杜甫皆能化而用之,形同己出。比如,古人典籍、时人华章,他人描写的万事万物,杜甫皆可化为自己诗作的“词源”、“语录”诚如王安石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词所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也。” “呜呼,诗其难,惟有甫哉。”(《杜工部后集序》)宋代陈辅之言道:“楚老云: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譬之清风明月,四时常有,而光景常新,又似不乏也。”(《陈辅之诗话》)3.杜甫以“王佐之才”观察事物,其诗题、诗趣,观察角度皆能达超凡脱俗之境界,能看到常人所见不到之处。故其诗句用语率多创新,总能从去陈中出新。杜甫本具王佐之才,又立有致君尧舜、再淳风俗大志,却时不我遇。他的观察眼光与气魄便天然超凡脱俗。他能穿透时空,看到一般人所视而无见的精微处。杜甫具有孔门醇儒之士的正雅情操。日常生活中极敦亲情,但凡君臣、夫妇、父子、昆弟、朋友、邻里等伦常真情,时时充溢杜甫胸中。他非特对人如此,即对山川、草木、虫鱼也怜爱护惜有加。如杜甫性爱竹树,可当家院中竹根“侵缠”了 四棵小松树的发育空间时,他提着柄小锄,像父兄责骂子弟一样批评占强的那笼竹子说:“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读杜诗,处处被一种博大醇厚的仁爱亲情所感动教化,故梁任公(启超)说杜甫是“情圣”。

4.杜诗用语确乎“处处有来历”: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诗用语讲究来历确属固有的创作态度。黄庭坚说杜诗用语处处有来历,并非虚言。黄氏之误仅在将“用语来历”局限在前人典故、典籍来历上。而杜诗用语来历则兼融古今六合。杜诗“字字有来处”,除了他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底蕴以外,还与他做诗极端认真的创作态度密不可分。杜甫自言“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此后,“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作诗伴随杜甫一生。杜甫“有情且赋诗”(《四松》);“遣兴莫过诗”(《可惜》);“吟诗解嗟叹”(《远游》);“即事会赋诗”(《西阁曝日》);“吟诗待物华”(《小园》);“陶冶赖诗书”(《秋日夔州咏怀》)。看见早梅花开,他会吟“东阁官梅动诗兴”(《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重过失守后的潼关,他说“忆在潼关诗兴多”(《峡中览物》)——— “三吏”、“三别”即过潼关时的名作。逢田夫野老辛苦耕种,杜甫也会“稼穑分诗兴”(《偶题》)。杜甫自言生平逢知音会“说诗能累夜”(《奉赠卢五丈参谋琚》);“题诗好细论”(《敝庐遣兴奉寄严公》)。杜甫由七龄咏诗,渐渐老去。时光流逝,诗僻更深,他赖“自吟诗送老。”(《宴王使君宅二首》)杜甫自叹“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至后》)。他常常“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他自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兴,春来花鸟莫深愁”(《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杜甫不仅拼“死”苦吟,而且非常自觉地迈向诗界颠峰,他的目标是“诗卷长留天地间。”(《送孔巢文》)他深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寸心知”不仅是杜甫本人,寸心自知得失,且他知道后世读者各自的“寸心”也会去发现杜诗的得失。故杜甫作诗非常严肃,非常慎重。他常常感到“诗成觉有神。”(《独酌成诗》)因上种种,后人认为杜甫“新诗句句好”(《奉赠严八阁老》),宋代黄庭坚、李之仪等文坛巨星异口同声称杜诗字字有来历,句句有来处,乃属诚实之论。黄庭坚、李之仪等皆认为“杜诗无一字无来历”。李之仪说:“作诗字字要有来处。但将老杜诗细考之,方见其工。”(《杂题跋》)明、清有人质疑杜诗“字字有来历”说,认为杜诗有信口而成之句。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乃即兴写眼前景,何有来历?这种“质疑”,似是,实非。所谓“来历”,就是李之仪所说“来处”。杜诗炼句确实字字经过炼锤,看似顺口溜的诗句,细敲则并非“信口”而成。黄鹂、白鹭之句对仗工稳,争彩配搭,动静处置皆是精炼结晶。“来处”并非仅指典籍出处,而更指实景,实情根基。谁能指出杜诗中情景、事物、词藻无根、无据、无源之处?故杜诗用语,其语源、语义,确实字字皆自有“来处”。前人云:“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可以读杜诗”。杜诗天然是中华文化中高品位的文明果实。杜诗可以在传播中探索雅俗共赏,但杜诗文本的诗美,绝不可以低俗化或庸俗化。只能让低俗提升品位达到能欣赏杜诗,不能让杜诗迁就低俗。杜甫天性好诗。不仅以诗言志,更以诗伴身、养心。杜甫从小受到经、史、子、集四大部典籍熏陶,学术文化素养极高。他生平饱经术,熟史籍,擅诸子。集部书更遍览儒、释、道三教群书。对《论语》、《文选》二学,更是如数家珍。杜甫成年后,青年时代曾两次漫游,增加阅历。其足迹遍及燕赵、齐鲁、吴越。对东、西两京风物则自幼精熟。杜甫少年时即充当过入宫观礼的特殊“国宾”。又随家人入皇亲诸王府邸观赏过皇家歌唱家李龟年的妙唱,皇家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妙舞。在安史之乱的战乱岁月,杜甫又被迫沦为难民,漂泊三秦远乡、巴蜀山川、湖湘水泽,在东西南北四处艰难漂泊中,他用诗历述天地人间,悲喜生死。宋代公认:“信乎,不行一万里路,不读万卷书,不可看老杜也。”(王直方《诗话》)杜甫“集大成”地继承了他的前人和时人的丰富语言,用于做诗;杜诗又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条、语录与修辞。杜甫岂止是汉语诗歌语言之圣,他更是名符其实的汉语语言艺术之圣。责任编辑 潘 玥(上接32页)其中民族间的战争消耗是一个很重大的原因,这既包含少数民族政权对唐王朝的侵扰,又有唐王朝开边扩土发动的战争。民族政策的正确与否,对于今天建设和谐的民族关系,影响颇大。唐王朝前后期实行的不同的民族政策,导致的不同结果,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注释:①②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③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2003 年。④孔颖达等撰《尚书》,中华书局1999年。⑤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5年。⑥朱东润著《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⑦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