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张维迎：政府干预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政府干预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2012年《东方早报》对张维迎教授在“SAIF·CAFR名家讲堂”演讲——《市场与企业家》的报道，有删节
市场缩小阶层差距 爱迪生发明电，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照明的差距。现在普通人都可以躺在床上看大腕们演出的现场直播，与古代皇宫贵族躺在床上看歌女、舞女表演无异。
我在几年前总结什么叫市场。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消费者说了算，而不是自己说了算。凡是自我表扬的部门都不是市场。政府可以自己表扬自 己，企业不行。企业说我的技术多好没有用，消费者认可才行。企业家就是伺候人的，怎么让人舒服，怎么让人满意。这是人类一个巨大的进步。200多年前，传 统社会都是普通人伺候达官贵人。只有近代史上，有了市场经济之后，变成相对聪明的人伺候笨的人，伺候普通人。大家可能都用iPhone。乔布斯够聪明，比 我聪明得多，但他伺候我。
还有消费者也是最不讲良心的，你对他服务好他才买你的账，无论你过去做得多好，如果哪一天不好了他就弃你而去。你要培养客户的忠诚度就是要不断让客户满意。
市场经济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是为大众服务的。企业伺候的人越多才越赚钱。你看哪个企业伺候的人越来越少了，离完蛋不远了。
人类有市场之后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在减少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差别，给大众带来更多的好处。爱迪生发明电，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照明的差距。没有电的时 候，穷人点不起蜡烛，皇宫贵族人家有很多蜡烛，所以它的照明和你相差很大，现在没有了。没有电视机、网络的时候，皇宫里面可以现场直播，歌女、舞女来表演，皇帝躺在床上看。现在普通人都可以躺在床上看大腕们演出的现场直播。技术进步了，大家更平等了。
政府和企业的差别在于，政府是靠税收拿收入，企业是靠价格获得收入。中国人很希望什么事都让政府做。政府靠强制收费，所以它提供的服务可能价值远没有它花的成本大。企业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如果没有成本高的话，它就完蛋了。
任何产品的价值，就是消费者的评价。今天讲劳动价值，是有问题的。价值是主观的，不是你花的劳动时间多你的价值高。一件产品能卖的价格，从来不可能高于它的价值。这个差额是什么？消费者剩余。市场竞争什么？竞争谁能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
两个企业，第一个企业创造9个单位的价值，第二个企业8个价值，但第一个企业的成本是6，只能带给消费者3的剩余，而第二个企业的成本是4，可 以带给消费者4的剩余，那么一定是第二个企业赢。不是生产的东西好就能赢，还要看你能够给消费者多大的剩余空间，给消费者带来多大的好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产品过去二三十年行销全世界。因为中国成本低，中国人给消费者留下的剩余多。做企业的人要认识到给消费者带来的剩余。技术进步的最大受益者是消 费者，今天的消费者花几百美元就可能得到几十年前花数万美元同等甚至更强功能的计算机产品。
利润就是责任 企业家能承担多大责任也依赖整个国家法律文化道德。如果把产品的商标撕掉，有多少产品有人敢买？这是中国企业现在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
企业要成功，还有一个承担责任的能力。亚当·斯密讲市场规模越大越有效率，但市场越大，交易者之间越陌生，怎么能让人家相信？以这瓶矿泉水为例。我不认识制造商，老板工人我都不认识，怎么信任它？我提出一个概念，连带责任。这是从中国历史上得到的启发。皇帝怎么能够统治这么多人？这和连带责任 有关。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连带责任。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这么大，市场很大，怎么办？不需要认识每个人，只要记住A、B企业就可以了，企业内部承担连带责任。每一个现代组织本身都是一个连带责任，国家也是连带责任。每个人太渺小，几十万员工怎么办？为什么要有老板？让老板对所有员工承担连带责任。什么叫老板？就是找不到别人的毛病，都是你的毛病。因此，老板就要加强公司治理管理，否则肯定破产。
第二，企业一环套一环，一个大企业背后有数千数万小企业，一个品牌企业要为所有的上游企业承担连带责任。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出事了，零部件不合格，钢铁制造商生产的钢材有问题，但是责任是谁的？汽车制造公司的。客户只需要找汽车制造公司。
从这个意义上讲，什么叫利润？利润就是责任。如果你只能对自己负责，就只能当个个体户，或者当个雇员。如果你可以为10个人承担责任，可以搞一个小餐馆，搞一个普通软件公司。如果你可以为1万人承担责任，那就能做个大企业。
中国的企业现在暴露出那么多问题，为什么？企业发展很快，但承担责任的能力没有建立起来。看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出现三聚氰胺的事情，牛奶公司没有能力为奶农和奶站承担责任，就出问题了。我调查过蒙牛，自己养的奶牛生产特伦苏牛奶，奶源没有问题，就是外购的牛奶出问题了。还有很多的其他例 子，比如瘦肉精的问题。
企业家能承担多大责任也依赖整个国家法律文化道德。我们为什么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品牌？为了消费者，不是为了所有者。如果把产品的商标撕掉，有多少产品有人敢买？这是中国企业现在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企业做不大，不完全是技术性问题，是你的管理和体制问题。
经营企业的人，必须记住这两条。第一，提高创造价值的能力，特别是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第二，提高你承担责任的能力。这两条是相互联系在一块的，缺少任何一个能力都做不大。
为什么大企业很重要？大企业是现代社会信任的基础。没有这些大企业，我相信市场经济不会发展到现在。一个沃尔玛背后有这么多企业，他们为这么多企业承担连带责任。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老批评企业垄断是有问题的。
总之，市场靠的就是企业家精神。任何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政策都是反市场。计划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
企业家精神的阻碍
政府所有的干预都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我们从中国增长方式转变来谈这个问题。首先，中国的市场潜力是巨大的。看个数字。2000年，广东省GDP是香港的70%；2009年，香港是广东的36%。中国很多省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一些国家了，比如越南的GDP相当于中国排在23位的省，蒙古国的GDP比我们西藏还小。再看人口。200年前，英国工业化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口是10亿，英国1000多万，占1%多。100年前，美国崛起的时候，全世界人口16亿，美国9000多万，占5%多。人类历史上，占世界人口20%的国家开始工业化，中国是独一无二。
如果200年前英国的人口占全世界20%，估计不会打鸦片战争。每一种产品都是个大市场，这是中国企业家的幸运。
上海一年14万对夫妇结婚，每对夫妇消费10万就是140亿元的市场。我们的手机用户是7.47亿（编注：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显示,截至今年2月,全国手机用户总数达10.06亿），法国人口才6000万，相当于13个法国。有些产品是与人口相联系的。
过去20年最大的进步就是中国的交通。现在和20年前比，任何两地之间花的时间是原来的三分之一。（惟一例外的是城市内部）原来3天到的地方现在1天肯定到了，了不起的。
中国从物理上讲已连成了一个统一市场。很多人对高铁的批评很多。我说，这个有成本，但不要简单从需求的角度看。高铁使中国各地之间更好地连起来，结果是什么？
中国地域分工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原来上海的产业可能转到其他地方，其他的产业转移到上海。郑州人早晨坐高铁到西安，1小时50分钟，玩一天晚上回来了。
要把中国的市场潜力发挥出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靠什么？我们现在是靠政府，靠产业政策，这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要靠企业家，不能靠政府。要靠私营企业，不能靠国有企业。
但现在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太多。
第一，特权太多，自由太少。中国的任何事情，都要讲特权。你能不能办学校是特权，不是人权。我们出版社都是这样的，你想办一个杂志不可能，这都 是垄断，都是特权。商业银行法规定10亿元资本注册可以做商业银行，但你拿出10亿元注册，不可能的事。不让企业家自由创业，谈何市场经济？
第二，国有企业这么强大，民营企业空间越来越小。因为你没有它那么深的钱袋子，它亏了无所谓，你亏了就得跳楼。
第三，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很多企业家移民，因为没有安全感。怎么能够使他在这里创新？大的创新都是10年、20年才见效。如果你没有远虑就有近忧，怎么做这个？
第四，政府干预太多。看看产业政策，看看中国这几十年，从计划经济开始有哪个成功的？没有一个成功的。
这个是一位退休下来的计委（编注：国家计划委员会，1998年3月，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3年3月，将原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和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一同并入，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员说的。现在的政府投资，100亿个里面只有30个亿最后做项目，另外70亿都被中间拿走了。所以修高速公路，修任何东西，都比别人成本高，为什么？腐败。
产业政策有一个假设。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能看明白未来。企业家投资，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冒着风险。
我们不相信，少男少女坐在办公室，反倒有权力说这个不能投资那个能投资。发改委官员老说产能过剩。你怎么知道过剩？ 1990年，中国有200多家电视机生产定点企业，新企业要进都进不去，结果有一些地方偷偷进去，现在电视机企业有哪一家是那200家定点企业？包括我们上海的金星电视，还有吗？没有了，还是市场说了算。
产业政策，很糟糕的东西。产业政策现在变得是人们去寻租的一个方式，政府给钱，就去想着怎么讨好政府。
一些所谓高科技企业就是靠政府补贴赚钱。所有这些政策，创造了一个腐败产业。
国务院刚出台150亿元支持微型企业的贷款政策(编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2012年4月19日发布)，就有人找上门来帮你搞贷款，20%的回扣。国家的财政增加太快，政府钱花得实在是没有效率。
政府所有的干预都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尤其是，高科技这个东西更不能靠政府做。什么叫高科技？就是大部分人弄不明白，只有少数人在猜，企业家就是猜。政府坐在那里审批，找一些专家，专家能懂那个东西？
可以想象一下，谷歌、Facebook、苹果，甚至30年前的微软，政府专家审批能过吗？肯定过不了。
去年去美国加州访问，我们的企业家就问“摩尔定律”的提出者如何看待政府对高科技的扶植政策。他不相信政府审批这些东西，政府怎么能通过评审评出来哪些东西有前途？企业家的精神要通过市场检验，最后才是有希望的。
第二篇：读张维迎《造就真正的企业家》有感
读张维迎《造就真正的企业家》有感
小河
所有制的问题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是一个热点的话题。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看起来很敏感，但是在1989年前的讨论却是难得的自由。今天来读张维迎的这篇文章，可以感觉到那个年代行文的一些特点——不重数理严密的推导，但是说理清晰，论证有力，而且结合事实，语言活泼生动，这点是现在的学术论文所不能做到的。或许其中的原因是张维迎为兴趣而学术，而如今“皆为稻粱谋”。
虽然讨论的都是今天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诸如市场看不见的手、企业家精神，但是在那个思想交错的年代却是一个启蒙的炮响。我越来越觉得解放思想这句话岂是说说就能做到的呢？张维迎自己在《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一文中也说：
“观念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我们好些同志，包括我自己，在感情上也无法接受。这种感情上的折磨无法避免，我们要做好准备。看到别人富了，难免叫人眼红。如果我们做好准备，接受起来也轻松一些，毫无准备就会痛苦一些、无法忍受。
有些人至今尚未认识到这一点，整天松松散散的过日子，毫无节奏。他这样想：与其远离家乡干事业，不如全家团圆拜祖先；与其吃饱喝足听音乐，不如饿着肚皮唱山；与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如你给我送礼我给你请客。变革发生以后这些人的观念就跟不上了，痛苦由此而来。正因为面临这样的痛苦，我们的理论界、新闻界才会有这样两种人：一种人怀念过去、崇尚过去，认为我们搞大规模的改革还不如回到过去那种大家都穷的日子，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的多美啊！你看过去的社会道德多高尚啊？现在呢？人人都在讲金钱，这还得了？有些小说家已经开始描写这样的个体户了——人富了，良心却坏了，等等。另一种人可能给大家设计一个新的乌托邦，就像旧的乌托邦一样。”
张维迎的这番话，并不是在鼓吹金钱至上论，他也不认为金钱可以代替道德。张的话，对今天我们社会依旧存在的一种复古倾向声声震耳。
话说回来，《造就真正的企业家》就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国有制度下不可能产生具有现代意义的企业家和产权制度。
我的理解，所谓一个均衡的产权制度的基本特征特征就是，谁承担全部的风险，就要得到全部的收益。当风险和收益不对等时，这样的产权制度必然在宏观上是无法平衡的。
八十年代经济界的普遍关心问题是：怎样在不改变国有制的情况下激发企业活力，使企业能够盈利，并注重长期发展的效益。人们先后提出了厂长承包，经理人等等方案。而张维迎的回答是：国有制度下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是不可能建立的。
委托——代理是现代股份制的基本特征。职业经理人接受股东的委托管理企业，经理人（职业企业家）要对股东负责，他的个人收益与企业经营成果的好坏相挂钩。股东通过董事会和股票市场对经理人进行监督。
有人质疑这种委托代理机制不利于所有权的落实，老实说张维迎对这点的反驳不甚有力。他回答了委托代理在性质上可以起到保护所有权的作用，然而这一制度并不必然使得所有权得到保护。现代企业面临的经理层与股东的矛盾、大股东与小股东的矛盾都表明，委托代理制度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法律不健全等原因依然存在所有权的保护问题。
然张维迎对于国有制下现代企业制度不可能建立之原因论证很有力。
究其根本，股份制企业所有者对经理层的监管的前提是，所有者必须对自己的利益有重大关切，并且有相应的监管手段。国有制度下，名字上财产的所有人是全体人民，但实际操纵者是政府或者直接说就是政府官员。
财产权利是委托代理的前提，有人拿日本公司股权比例较低的例子说股份比例越低效益越好，所以财产所有权不重要，这个结论明显是荒谬的。广义上，股权人，债权人都是公司的控制人，而且发债银行也是由股东控制的。
保护所有者权力关键在于对代理人行为的约束。张维迎提出：委托的每一层级都会削减约束力。最终对经理人的约束=初始关心值*委托层级*每一层约束力的削减系数。
在官僚中培养经理人或者“引进”经理人的根本毛病就是，经理人并不对财产的实际所有人“全体人民”负责，而且由于全体人民的基数太大，导致每个人对国有财产的初始关心值并不高。于是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地方越小、层次越少的国有企业经理人改革在所有权的保证上就更成功，乡镇企业对职工权利的落实比央企对全体人民的负责度要高。（虽然最后乡镇企业在竞争中败于民营企业。）
于是有人就提出这样一种方法：按照经理人的经营成果对经理人进行考核，给与相应的升迁机会或者经济利益。这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1，经理人的任命是由官员任命的，如果经理人经营不佳，官员是否要承担责任。如此向上追溯，是要追溯到国家主席辞职么？由此看，自负盈亏、权责统一的企业和层层对上负责的政府管理天然不能协调。
2，实施中对于效益的考察指标也是单一的。我们说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不准确的，企业追求的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利润，而不是最大的利润。除了钱，企业也追求名誉、关系等等。单一以利润为考察方式与经济原理相悖，会导致很多问题：如，经济衰退时削减产能是经济选择，但是为了追求利润，可能就会扩大产能造成积压。如，快马上项目，把成本留在后期。学过企业管理的读者应该都知道，像这样辗转腾挪的手段是很多的。往往，最需要政府投资的项目因为没有利润而缺乏投资，这与“政府应该投资公共事业”的理论相悖。
3，在经营中，没有手段监督官僚经理人可以完成任务。官官相护的现象成为常态。官僚经理人只是以企业为跳板，谋求在仕途上的晋升。这让我想起了TED上李世默的一个演讲，他将中国特色的政府——事业单位——国企三位一体的晋升体制视为选拔官员的一大优势，理由是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员在各个行业都经过锻炼，他们的素质比西方的职业官僚素质更高。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竟觉得李世默说的颇有道理，现在想来真是可笑。
还有人提出了让知识分子帮助监督经理层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可以为了“名誉”做到公正。明朝二百七十年也就一个海瑞，新中国七十年能有几个海瑞呢？知识分子和企业没有半毛钱的利益关系，对知识分子的监督也没有什么手段和标准，搞到最后结果可想而知。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推行也有大约20年了，结果都说明张维迎的预见是对的。
所以，国企若不改变产权制度，则现代股份制度必然失败。国有企业只有关停并转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破产，即使有，经理层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
前文已说，制约经理层需要董事会的约束和资本市场的用脚投票。在资本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只有加大对经理层的直接约束，也就是官员加大对经理层的直接管理，这样就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即使今天资本市场规模已经很大，但是制约国有企业经理层依然不能通过这条路。
何况是对当时上百万家的国企呢？
我不由得想起来如今政府改革国企的思路：做大做强央企和国有企业混改。
做大做强央企是为了集中资源，减少管理的难度和层级，简言之，就是通过官僚管理的精细化来弥补天生的智力缺陷。国有企业混改，试图通过引进民营资本和更加复杂的股权结构来制约国有资本。
然而我依然对此感到悲观。近期以来，一系列的宣传片如《大国重器》，都似乎说明央企改革的成功。但是我注意到，这些央企的实力背后是垄断对全社会的效率损失，而且就其利润率来说，也远远低于民企和外企，更不用说最后又有多少红利可以上缴国家，上缴国家的又有多少用之于民呢？
就混改来说，如果经理层依然由官僚经理人构成并由国有资本控股，那么基本情况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如果由民营控股，这似乎是政策所不允许的，民营控股的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么？最近的一个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杭绍台铁路的51%股份由复兴集团控股，然而复星集团真的“控股”了这条铁路吗？我对此是高度怀疑的。即使国有资本占少数，就这部分的资本来说，依然存在委托代理的问题，甚至可能加上国有资产代理人与多数股东合流损害国有资产的事情。
张维迎的背后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他反对一切不必要的国有产权。我可以推测：他是支持私有化的。张维迎至今依然被视为最具有市场精神的经济学家。
在绝大多数人认为市场能管好的由市场管，管不好的由政府管的时候，张维迎已经在说：市场管不好的也不一定要让政府管，政府走开，政府不是万能的。
第三篇：张维迎
张维迎：寡头垄断或最适人类发展 一味去反损害福利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年-1990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1999年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2005年任学院常务副长，2006年9月8日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兼任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财经学院、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研究员，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学术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学科专家评审组委员。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长安讲坛第183期日前召开。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发表了题为“市场的逻辑与中国的历史转型”的主题演讲。张维迎在演讲中表示，人类在最近200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得益于“市场的逻辑”，简单地说就是你要自己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科学的发展总是在进步，之后的东西是不是比之前的东西更正确，其实并不是这样。如今，亚当•斯密，甚至亚当•斯密之前好多伟大的理论被忘掉了。所以我们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不要只看现代的书，一定要读一些古典的东西，伟大的思想很多在古典的东西里。”张维迎说。
市场逻辑引起世界巨变
“我们人类从会制造工具开始大约有250万年的历史，即使从智人的时代开始算也有15—20万年的历史，可以说，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其实进步非常非常慢。200年前，世界各国人们过的生活可能跟古罗马时代差不了很多，甚至有的地方还不如古罗马时代。但是过去的200年里，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差距也日益明显。”张维迎说，世界发生转变就是最近这两百年。1500年的时候，世界最富的国家和最穷的国家人均G D P比大概就是三倍左右，现在最富的国家和最穷的国家差距可能有四百多倍。而对于中国来讲，真正大的变化就发生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时间里。
张维迎表示，人类在过去两百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市场的逻辑”。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800年，技术进步率仅为0.05%，而过去两百年大约为1.5%，过去两百年的进步是过去1800年的三十倍。“今天，美国有一个什么技术，很快中国就有了，比如说苹果刚发布ipad上市的消息，很快中国就有人开始使用ipad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技术传播的速度为什么如此之快，因为这里面包含着市场逻辑。”张维迎说。
什么是“市场逻辑”？张维迎这样解释：人类从古到今都有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追求幸福。追求幸福大致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而自己幸福。第二种办法就是通过使别人幸福，最终使自己幸福。张维迎说：“第二种方式叫市场的逻辑。我们人类都在追求幸福，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机制，在这个机制下，你要自己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那我们追求幸福的过程就会变成一个创造财富的过程。你要比别人活得好，那你就要给别人创造东西，这样我们就有了好多新的产品可以享受。”
张维迎表示，之所以我们今天能享受这么多的产品种类，我们的生活改善这么大，其实都源自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正是在两种方法中不断地摇摆，直到今天这两种方法都在使用。有些人是在琢磨怎么把别人的财富拿到自己手里，另一些人是在琢磨怎么能为别人创造更多的财富。“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不打不成交’，人类追求幸福的过
程一开始都是打，打的过程中发现往往结果是两败俱伤，最后发现打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我们就开始‘交’，交换，就是和平共处，互利互惠。”张维迎说。
他举了二战的例子说，日本和德国都想通过打变成世界强国，却最终把自己推向了深渊。二战之后，日本和德国几近毁灭。相反，在二战之后的三十年的时间，日本和德国分别变成了世界第二和第三的经济强国，靠的正是市场的逻辑。它们通过创造与贸易，给其他的国家创造他们喜欢的产品，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中国过去三十年，走的也是这样一个市场道路。
现在社会上普遍有种思想，认为市场经济跟道德是相冲突的。张维迎认为，通过自己对市场逻辑的解释可以看出，它们不仅不冲突，而且完全是一致的，市场经济是使道德准则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可持续发挥作用的机制。“如果你追求自己的利益没有损害到他人，那这种行为就是道德的；如果你追求自己的利益是通过损害他人的办法，就是不道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的逻辑恰恰是整个人类基本的道德准则。”他说。
“市场逻辑”概念最早源于我国
“我们经常会觉得市场理性、市场逻辑这些都是西方的东西，其实这些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或者说是所有人类共同的智慧。”张维迎说。比如“市场逻辑”这个概念，在亚当•斯密《国富论》里被较早提及。《国富论》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通过自由竞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使每个人把追求自己的利益变成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
而亚当•斯密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受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重农学派有一位代表人物叫魁奈。亚当•斯密给苏格兰一个家庭当家庭教师的时候，曾经跟着这个家庭去法国待了两年时间。在巴黎，亚当•斯密跟这些重农学派有过交流，见过魁奈。
《国富论》里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受这些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思想所影响。而法国自由放任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又是受中国古典思想的影响。17世纪至18世纪，大量的中国古典思想，包括《论语》、《道德经》都被翻译成外文，而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当时被称为欧洲的中国人。
《道德经》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无为而治。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翻译成法文的意思就是自由放任。老子的《道德经》第81章里有句话，“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当你为他人着想时你才能获得财富，你给予别人的越多，你自己得到的才越多，这和市场逻辑是一致的。
《货殖列传》里也说：“善者因之，其次顺之，再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句话的现实意义就是说，一个好的政府要顺其自然，让人们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获得幸福，获得财富。其次要利导之，进行利益导向使他做得更好，差的是整齐之，规定这个能干，那个不能干。最糟糕的是“与之争”，与民争利，就像政府办的好多企业，与民间企业争利，是最下等的一种做法。
“市场逻辑理念虽不是西方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过去的两百年西方把这个逻辑发挥到了极致，而在中国则一直受到压抑。所以，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发展。我们现在国力强盛了，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去思考，很多伟大的思想可能在中国古典思想里都包含着。”张维迎说。
过去两百年，因为我们一直在国际发展中处于落后地位，我们受这个影响，有些不太自信，其实在18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是非常崇尚的。工业革命之后，随着西方的崛起，就出现了所谓欧洲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把其他的民族都当作野蛮民族，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是一个最文明的民族。
“所以，我们本质上就觉得矮人一等，这就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一个潜在心理。有些表现得很民族主义的人，本质上是一种自卑，我们现在很难用平常心看待世界，与我们接受的这样一种教育理念有很大的关系。”张维迎说。
市场逻辑运作的前提是个人自由与财产权利
市场本身的逻辑是先创造财富再通过令人幸福而最终自己获得幸福，这本身包含个人自由与财产权利的前提。如果它不是建立在自由和持有产权的基础上，掠夺财富就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那么在这种掠夺制度下，是不可能给他人和自己同时带来幸福的。张维迎表示，任何一个企业的收入都来自其产品的价值，价值的概念就是自由的谈判，自由的交换。“好比我买这个矿泉水，如果这个矿泉水给我带来的价值没有我付出的价值高，那我肯定不会买。所以，当我愿意买这个矿泉水的时候，自然这个矿泉水本身一定是使我满意的。只有我自由的选择，我自己的权利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个结果。”他说。
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怎么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消费者剩余。谁能为消费者创造消费者剩余，谁就能获得这个市场，谁给别人带来的幸福多，谁就能够获得利润，获得收益。任何一个企业，它索取的价格不可能超过他给消费者创造的总价值。“我们很多企业界人士，他们需要记住的就是只有使消费者舒服，才能赚钱。当然，在中国，好多情况下企业家不是怎么使消费者变得舒服，而是怎么使政府官员变得舒服，为什么呢？就是强盗的逻辑在起作用，它获得收益是通过某种特权，而不是通过平等的交换而获得的。”张维迎说。
他表示，中国改革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这个市场化可以一般性地理解为价格自由化，企业民营化，还有行政权力地方分权化。但是贯穿在所有这些问题背后的核心其实是让个人自由与财产权利得到保证。在计划经济之下，每个人没有自由支配其选择交换的权利，必须服从计划的安排。计划经济体制下，名义上财产是公有的，其实本质上也是个人的，因为国家、政府都只是一个机构，它不可能行使权利，行使权利无论在任何体制下都是个人。所以在计划经济下，所有权利都是建立在职位的基础上的，而市场经济的权利定义在财产基础上。
在计划经济下，如果一个人要获得使用资源的权利，指挥他人的权力，必须要进入政府，进入国有部门。任何权利首先要获得政府内部的职位。政府内部的职位本身又有很多种类，从下到上，越到上面权利就越大。计划经济下，就连一个人出差旅行，他坐火车究竟是坐硬座、硬卧还是软卧都是由他的职位决定的。甚至去医院看病，哪个医院看病，什么大夫给看病都是由职位决定的。甚至那时一个人获得什么样的信息，也是由他的权力决定的。因为当时很多东西都是内部文件，所以职位高的人获取的信息就多，反之就少，信息的享有权利(权力)都是不一样的。
市场经济就完全不一样了。市场经济下只要一个人有钱，那他就可以坐过去只有局级干部才能坐的软卧，更有钱的可以坐飞机。过去别墅只能部级干部才能享有，现在如果有钱，他住的房子可以超过中央领导。这就是社会发生的变化，正所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万金能与王者同乐”。整个改革三十年就可以理解为从基于职位权利到基于财产权利的变化。
不过张维迎同时表示，我国改革三十年虽然成就很大，但也必须承认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说腐败问题。张维迎表示，我国现阶段的腐败问题，其实还是源于体制改革不到位。腐败归根到底还是由职权导致的。职权和产权的重大区别，在于职权不能有偿转让。所以，当一个官员在其位时，由于他所指挥的大笔资产不属于他，而且他离开这个位置后就不能再指挥这笔资产。那么，他在在位的时候就很可能充分利用权力谋取私人利益。
“目前中国职权和产权同时共存，有些人获得财富变得富有了，不是由于他给别人带来幸福，创造价值，而是通过政府的权力获得稀缺资源。而有些官员也希望通过权力寻租给自己带来利益。所以，中国要真正解决腐败问题，仍然需要继续改革。”张维迎说。
未来我国构建市场逻辑重在建立市场信任
“信任，在市场经济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如果没有信任，市场经济不可能运转。”张维迎说。古代社会依靠的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经济模式，粮食是自己打的，蔬菜是自己种的，所以可以放心地食用。而现如今我们每天吃的东西、穿的东西、用的东西基本全都
不是自己生产的。生产东西的人不消费，消费东西的人不生产，两者有时甚至相距千里。所以如何让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相互信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尤为重要，缺少它，市场经济不可能运转。
对于如何在市场经济下建立信任，张维迎认为关键还是要健全连带责任。“公元前350多年前，秦国的秦孝公当政的时候，他聘请商鞅进行变法。商鞅变法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措施就是连坐制，十户编成一组，五户一组，所有编组里的人承担连带责任，一个人犯法，株连九族，这个制度对皇帝统治是非常重要的，它形成了一个自我监管机制。连坐制对中国的统一非常重要。”
张维迎表示，其实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连坐制或者连带责任。不同的是，古代的连坐制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上，而现在的连带责任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上。企业产权制度理论认为，一是企业的老板对所有的员工要承担连带责任，老板意味着替别人承担连带责任；二是下游的企业要为上游的企业承担连带责任。
企业的责任是一个链条，下游的企业要为上游的企业承担连带责任。“比如你开一辆宝马车，开到高速路上突然轴承断了，你受伤了，谁负责任？宝马公司负责任。即使事故原因是由钢材不合格导致的，而钢材企业生产的钢材，离生产宝马的汽车公司相差好几个环节，汽车有一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直至五级供应商等等，宝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供应商，宝马公司都要对所有的供应商承担连带责任，这就是市场的奥妙。”张维迎说。
张维迎同时认为，一个人有多大承担责任的能力，才能挣多大的钱。“如果你有本事能为一个人承担责任，你就当一个个体户，如果你可以为十个人承担责任，你就管十个人的企业，如果你可以为一万个人承担责任，你可以管一万个人的企业，为十万个人承担责任，管十万人的企业。企业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板承担责任的能力有多大，而这个能力包括你的管理技能，比如你有没有办法设置一个很好的激励制度，监督制度。”
张维迎以三聚氰胺为例：“2008年中国出的最大的食品事件就是三聚氰胺事件，好多牛奶公司都认为很冤，这个三聚氰胺不是他掺加进去的，蒙牛自己养的奶牛生产的牛奶卖到市场上没有三聚氰胺，三聚氰胺是奶站加进去的，但是对不起，你作为牛奶公司，要赚这个钱，就要对成千上万的奶农、数十个奶站承担全部连带责任。出问题了你就要赔偿。最后，三鹿垮台了，老板还要被枪毙。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你就一定出问题。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市场逻辑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市场信任机制的建立，张维迎表示，垄断企业的出现可能是有利的，如果一味地进行反垄断，反而会损害我们的福利。如果一个行业里有非常多的企业，每一个企业都让价格发挥作用，这个社会就不会有信任。任何一个行业，最后竞争剩下来的必然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信誉良好的大企业。这种寡头垄断的市场对人类发展可能是最合适的。这些有信誉的大企业的出现，有利于我们建立对市场的信任，是符合市场逻辑的。如果人为地拆分这个市场，可能不是改善了我们的福利，而是损害了我们的福利。
现场问答
问：我看过您的书，市场的确带给我们很多福利。但是市场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也很脆弱，同时它具有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应该如何解决？
答：第一点，外部性是与产权有关的。公有制机构都具有外部性，因为在这里的人干什么都可以不负责任，这就会产生外部性。引入产权，就可以有效制约。第二，有技术上的难度。定义产权很难，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好定义。
我认为，解决外部性问题最好还是靠市场。比如控制环境污染，怎么控制？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现在开始有了碳交易，芝加哥有7号交易所。通过市场交易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救灾这种问题，也是哪个地方市场机制发展得好，哪个地方的救援情况就好。有好多领域我们可能觉得市场不能起作用，但是其实不是市场不能起作用，而是我们没有让它起作用。
问：如果不打破城乡的二元体制，不改变国民财富的分配格局，扩大国内市场从何谈起呢？您觉得这种状况和您对自由市场的倡导是不是相合的呢？
答：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我完全同意，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怪现象，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全世界都有城市化的过程，但是中国有个特点，就是我们有城市身份和农村身份，现在北京有五百万外地人没有北京户口，大量的农民在城里，但是不享受城里的条件，这对市场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制约，现在的中国城市化有些虚假，到2007年城市人口是45%，但真正有城市户口的只有33%，有12%的人没有城市户口，这些我觉得应该尽快地去解决。我觉得这与我讲的没有矛盾。
再进一步讲，一个市场，在中国分为农村市场、城市市场，这本身听起来就有点荒唐。其实大家多看一点历史就会知道，有一些东西并不是我们所独有的，包括我们讲的乡镇企业，所有的国家发展都是从“乡镇企业”开始，英国人当初也是从乡镇企业开始发展。英国人开始发展纺织业，跟温州人的家庭工厂是一样的，美国工业也是从乡镇企业开始的，当初的一个小镇最后变成了大城市，这些都没有独特性，我们真正的独特性就是在制度方面的一些限制，中国的乡镇企业是乡和镇的政府拥有的，这就是我们的乡镇企业独有的。
问：现在社会上有种说法，说人民币汇率在没有形成一个自由变动机制的情况下，所有出口盈余的部分都变成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因素，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正确，如果正确，您觉得现在的情况下有什么解决办法？
答：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现在出口盈余很多，外汇卖给央行，央行不断地收入美元，放出人民币，储备多了，本币就要大量地外放。所以，就变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当然央行现在买回来一些央票。你讲的汇率问题，我想谈一点，美国人对待汇率问题太政治化，中国人对待汇率问题太情绪化，这都不好。这个问题，还是要看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我个人认为人民币适当升值对美国没什么好处，但是对中国有很大的好处，会使美国人付出更多。如果美国人愿意把它的东西都免费送给我们，中国人应该高兴才是，中国的东西免费送给美国人，美国人应该高兴才是。这是我的观点。
第四篇：张维迎：企业家可以是商人,但商人不是企业家
张维迎：企业家本身可以是商人 但商人不是企业家11月19日，《创业家》黑马大赛总决赛在北京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教授张维迎现场做了名为《成长企业必过的关口》的主题演讲。
演讲中，张维迎分析介绍了未来五年中国的经济形势，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的几种套利经营模式，他深刻地指出，唯有创新，深度发掘中国市场的深度，才是黑马企业创始人未来持续增长的机会。
张维迎称，“一代代新的企业打败原来的企业，这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标志。”“这也意味着年轻一代拥有好多机会。”所谓跨市场的不均衡，也就是同样的产品在不同的地方价格不一样，如果一个橘子四川卖两毛，北京卖两块，你找到这样的机会就可以赚钱。利用跨市场不均衡套利赚钱的就是商人。企业家本身可以是商人，但是商人不是企业家。
第五篇：张维迎+中国企业家的能力被扭曲
张维迎 中国企业家的能力被扭曲 20100801
《意见中国－－网易经济 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张维 迎是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也是中国争 议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如今，他以心平气和心态宣讲市场经济。
2009年二月，张维迎在亚布力会议上提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但是，2009年全世界却都在救市。一年多过去，张维迎如何看全球大救市？如何 看他埋葬凯恩斯主义的理想？
张维迎教授于近日来到网易演播室，畅谈了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里，张维 迎谈到他的新书《市场的逻辑》。他希望《市场的逻辑》至少能够引起人们对流行的经济学谬误的怀疑与思考。在访谈中，张维迎对中国经济形势、收入问题、腐败 问题、房价问题、经济学信念问题等诸多问题提出了见解。他特别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对市场这么执着。
在访谈的下半场，张维迎指出，腐败的根源是权力。张维迎说：“如果一个政府部门拥有的权力特别大的话，你监督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难，那么这个权力它 就可以用于寻租，肥自己，损害大众。”“政府去做事带来的负面问题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而好处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少。” 张维迎认为，企业家的责任是创造利润，利润是对企业家承担责任的回报。但是政府干预使得企业家的行为发生扭曲。企业家不再把心思放在创新和创造利润 上，而是放在和官员搞好关系上。“因为你政府的权力干预之后，包括救市的政策，你控制资源，只要你控制资源，就有人来„捣鼓‟你，有人动这个心思，这样就 使得企业家的能力、配置发生了错误。”张维迎告诫企业家：“也许你短期看是这样的，但是政府不可能长期帮你的忙的，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事。” 张维迎认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是为市场经济辩护。他说：“当你是经济学家的时候，责任是这个，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有好多经济学家不去承担这个 责任。”他认为，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坚持理论的彻底性和逻辑一致性、坚持说真话，不搞机会主义。“你的理论不彻底，不透彻，可能贻误了这个社会，而不 是帮助了这个社会。”
《意见中国》特别说明：由于张维迎教授访谈时间长达2小时，谈到很多重要观点，故特以上、下两期呈现。
以下为下期访谈实录：
权力与干预导致腐败
网易财经：从经济学上看，腐败的根源在哪儿？
张维迎：权力。农民没法儿腐败，不是农民觉悟高，是他没有权，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一个政府部门拥有的权 力特别大的话，你监督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难，那么这个权力它就可以用于寻租，肥自己，损害大众。所以凡是有权力过大的地方一定是腐败得更严重。
如果我们调查一下中国各个部门，我们用一个概念叫含金量，一个权力的含金量有多大。“含金量”大的机构腐败一定最严重。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好多交通 局出问题，为啥呢？现在高速公路的建设投资太大，如果没有这些公路建设，那么这个部门就腐败不起来。
还有一些特殊的政策，看起来好像是挺好的，实际上它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腐败。像我在书里面有一章谈到的就是关于《反垄断法》的忧虑。反垄 断大家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你看看郭京毅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反垄断法》的好多东西变成来执行这种政策、法律的人的谋私的手段了。
好比一个生产铅笔的人、生产打火机的人，他的资产也可能很大。我知道中国有一个生产假发的企业也做得很大，国际市场上让它占了百分之几十了，你去反 垄断它干吗？好多的政策也许出现的初衷是好的，所谓改进效率，促进公平啊，但是最后本身一定会变成腐败的根源。而腐败本身又导致了更大的不公平，不仅是不 公平，是不公正，这个正义比一般讲的公平更重要。现在我们有一些廉租房，或者是平价房之类的，不也是变成腐败的一种了吗？现在查出来好多地方的官员利用所谓平价房拿到土地，然后给自己盖豪宅。就是 说，这些你是防不胜防的。从这一点上说，政府去做事带来的负面问题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而好处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少。
政府干预扭曲了企业家的行为
网易财经：您以往常常为企业家呼吁，为此还遭到很多的辱骂和攻击，这两年您认为企业家的处境有什么变化？你还会 继续为他们疾呼吗？
张维迎：其实我们需要呼吁的是建立一个公平的、让每一个人都发挥才能的环境。应该说这两年我们有一些方面是恶化 的，特别是有一些国有部门，借着它拥有的垄断权力挤压民营企业，包括强迫收购。你就只能卖给我，如果不卖给我，我一定搞死你。因为它控制着行业，有垄断的 位置，就是这个路我把持着路口，你不交钱就不能过。像这次山西的煤炭整顿事件，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中国市场化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挫折。
我们尤其要看到，如果政府不遵守基本的协议，怎么让老百姓遵守？在这种强买强卖，名义上说是有补偿，实际上是不补偿，这个问题的后果非常非常严重。这样下去的话，大家看现在民营企业家移民的人更多了，形成了一次新的移民浪潮。移民就是买一个保险，不是说他就不回来了，而是万一出事儿了，他可以有一个 地方躲起来。我觉得这些首先反映出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发展是不太好的。如果我们这些企业家能够把心思都好好运用于创新、用于市场的推广、用于研发，肯 定比把心思、时间都花在出国办手续、去探亲这些事情上要好吧。
网易财经：但是确实也有很多企业家也希望政府救市，他们希望自己也被拯救，对这些企业家您想对他们说什么？
张维迎：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想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市场的法则就是你想得到好处，就要做事，创造出价值来。政府拿出公共资源以后，好多企业家的行为就扭曲了，扭曲到什么程度？本来他应该去创造价值，可是他现在去分配价值了。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做好，让消费者更喜 欢，然后获得利润，而是想办法把政府搞定，获得利润。这就是因为你政府的权力干预之后，包括救市的政策，你控制资源，只要你控制资源，就有人来“捣鼓” 你，有人动这个心思，这样就使得企业家的能力、配置发生了错误。
我的告诫就是：也许你短期看是这样的，但是政府不可能长期帮你的忙的，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事。
所以我说企业家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有时候经受不起短期的诱惑，但是记住：决定你真正的长期生存的，还是你创造价值的能力，而不是你分配价值的能力。
网易财经：您曾经说过“企业家的责任就是追求利润”，很多人对这个观点很排斥，在这里您能再阐述一下这个观点 吗？
张维迎：其实如果大家看我的书的话，应该更明晰一些。好多人可能没有完全理解透这句话。当我们设计这个利润的时 候，本身就是要一个责任制度的。谁有能力赚钱？只有能力承担责任的人，才有能力赚钱，这是我讲的最本质的东西。
一个成功的牛奶公司要赚钱，要为多少人承担责任？首先我们看，奶农、奶站，甚至前面的饲料，你都要承担责任，你的内部员工、销售渠道，任何一个环节 出问题都可能毁掉你。你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才能赚多大的钱。你的企业做得越大，意味着你的责任越大。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我们利润这个制度是 人创造的，不是天生的，我们为什么创造它？我们把每个人的责任都分清楚。
我们让一部分人免除责任。老板给雇员买保险，你只要好好干，市场风险不要你承担，我承担。然后我们在宏观的角度来看，利润就变成了衡量这个企业—— 我说的是大部分的情况——衡量这个企业是不是真正完成了这个责任。你亏损，连基本的工人工资都付不了，那你尽到什么责任了？你不可能尽到责任。你连资本的 资源价格、地租、利息都付不起，这就是你浪费了社会资源。只有你把所有这些都付了以后，剩下的东西，那你剩的越多，说明你比别人干得越好，创造价值越大。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条件。比如我们还有垄断企业，它赚钱多也不等于它一定贡献大。赚钱多意味着它从消费者那儿拿的、剥削的多。
再回到我在书里一开始讲的，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你如果想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如果你不能让别人幸福，你自己就没法儿幸福。一个企业不 能让消费者感到满意，你就不可能卖出去东西，那你有什么利润可言？一个老板，如果不能让员工满意，那这个老板也是当不长久的，企业也是不可能做好的。
现代经济当中，只有一个机构可以达到不需要让别人幸福，自己就可以幸福。哪个机构呢？就是政府部门。为什么？你看企业要获得收益是用价格，政府获得 收益是用税收，税收是强制性的。任何一个东西一旦强制以后就没有必要让别人幸福了。
这又回到最根基的问题，就是自由。市场的这些运行都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计划体制不仅是不让别人幸福，而且反倒是让任何人追求自己有幸福，只有把别 人搞得很惨，只有让别人感到不幸福，自己才能感到幸福。这就是很糟糕的体制。
坚持市场信念不怕被攻击
网易财经：去年全球都在救市的时候，在中国只有您和许小年等少数的经济学家反对救市。如果有人问：“难道说 全世界那么多政府和经济学家都错了，就你们几个人对？”您会怎样回答这样的问题？
张维迎：我想人们的决策其实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知识，另一个是利益。在倡导救市的凯恩斯主义里面，这两个因素 都有，一部分人是属于知识问题，因为他们不明白道理，另一部分人是因为利益。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因为谁能拿到政府救市的钱，谁就能得到好处。所以那个 时候中央分钱，各地派高级官员——副省长、计委主任都来，等在门口要钱。大家就像抢东西一样，都不想落后。
我们看到的声音一定会是赞成的多，因为反对的人不发出声音的，赞成的人因为的利益太大，他就会发出这个声音来。
网易财经：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有人给您10亿元，您也未必会写一本反市场的书，您对市场的信念为 什么这么执着？
张维迎：这个人呢……人们总是追求幸福，有的人认为有钱就是幸福，有些人觉得有名就是幸福，有些人觉得有权就是 幸福，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不太一样。但是我想人还有一点，就是人们追求一种对知识的渴求。人类的好奇心和他对真理的追求也是人一个很大的满足。
我想很多科学家并不富有，他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就是一种实现感。当我们觉得自己能够认识世界的复杂现象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愉快。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网易财经：您说过经济学家的责任是捍卫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经济学者，他们并不捍卫市场经济，他们还为政 府干预唱赞歌，但是他们得到了很大的利益，还得到了老百姓的赞同与赞誉，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的原则吗？
张维迎：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刚才已经说了，其实我都很理解每个人的处境，各人有各人的追求，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偏 好去强迫人家。我只是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我觉得这样快乐，这样幸福，这样愉快，那我就这样去行为。
网易财经：但是您说的是经济学家的责任，而不是您个人的责任。
张维迎：是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好多的角色。作为经济学家就是你的一个职业角色，但你还是一个普通的人啊。当你 是经济学家的时候，责任是这个，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有好多经济学家不去承担这个责任。
网易财经：只是您个人认同这种责任？
张维迎：那当然了。
网易财经：您自己为什么非要给自己加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责任？又没有谁要赋予您这个责任。张维迎：你怎么能说我吃力不讨好，你凭什么概念说我吃力就不讨好？我觉得挺好，所以这就是每个人的判断不一样。
网易财经：因为您遭到很多攻击嘛。
张维迎：攻击……不一定。你也可以这样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宁可让人攻击，也不愿意说那些自己认为不对 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这是一个偏好。我们如果说什么话都是按照有多少人同意的角度来说，这就没有科学了。
网易财经：您有没有觉得由于您这么坚决、彻底的反对政府干预，使得您在官员或者经济学圈中在渐渐的被边缘化，有 没有这种感觉？
张维迎：没有。而且你应该相信，人们会越来越认识到，坚持市场体制、继续改革的重要性的。尤其是作为学者来讲，必须要看得更长远一点。知识的竞争、思想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我们每人都想整天站在舞台的中央，你是演不好戏的。演戏的人一定要有好多的准备，所 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学术也是这样的。你老想站在舞台的中央，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网易财经：您的新书《市场逻辑》，您对它说服更多的人有多大的信心？
张维迎：我相信这个说服有时候不一定是完全的。好比你原来坚持一种观点，我能说服得你对自己原来的信仰半信半 疑，这也是一种说服。这本书如果对我们现在习以为常，大家熟视无睹、认为理所当然的，其实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东西，能够重新反思它，这样我就很满足了。网易财经：如果这次政府救市彻底失败，您觉得人们真的会回到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上吗？
张维迎：有可能，但还不一定。因为掌握资源的人的任何一个失败都可以说成是别人的失败，不是自己的失败。所以这 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完全透明的、公平的竞争。就像我们一个单位一样。单位有权的人，别人有成绩了他都揽在自己身上，有错误了他都说是别人的。外界的人不知道 啊。当然内部的人可能知道。所以只有一部分人能闹明白，大部分的人都闹不明白。我在书里讲了，其实好多我们现在认为市场上的这些问题，本身其实是政府给它 捣鼓出来的，就像“卖拐”一样。经济学者不能奉行机会主义
网易财经：您是在牛津读的博士，但是这个学校并不是很彻底的支持市场，在您回国以后，国内的经济学圈里面绝大多 数的人也是或多或少的支持这样那样的政府干预的，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您却变成了一个很彻底的市场经济的支持者，是您自己的什么特点使你能够跳出这种环境的 影响？
张维迎：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猜想可能我是追求理论的彻底性、严格的逻辑推理。尤其我们对人有一些基本的假设，然 后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去分析，我们能够把问题看得更透一点。我不太愿意在探讨一个问题的时候浅尝辄止，闹一个大体上明白点。这种“半夹生饭”的理论，经常使 你像墙头草一样，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只有彻底的理论才能经受起时间、历史的考验。网易财经：您曾经写过一篇很深情地回忆母亲的文章，能谈谈母亲对您的影响吗？
张维迎：我母亲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做人的影响，她从小告诉我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也是一个案例教育。她遇到好多别人的事情或者自己的事情，但是她终身都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难得。我母亲也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她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好的 口碑，我想在这一点上对我的影响就非常非常大。
网易财经：在您经济学的学术生涯中，受谁的影响最大？
张维迎：其实人的一生当中会受到好多好多人的影响。我现在回忆一下，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的政治课老师送给我一 本书就是《政治经济学》。我自己当时也不知道未来会学经济学。我上了大学以后，我西北大学的老师何炼成教授，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是一个给学生充分 自由和鼓励学生创新的老师。我在他的指导下读研究生，在4年的大学本科里，他给我们上经济学，首先他鼓励你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了，不需要同意他的观点，不 需要同意书上的观点，这些对我影响很大。
再接下来对我影响大的就是茅于轼教授。我 在1982年的时候就认识他了。我对市场的一些理念、理论，好多东西都是通过跟他的交流从他那儿学的。另外他对我影响很大的一点还包括做人的责任心，这个 坦率来讲我们今天是做不到他那一点的。这是现在我也感到很惭愧的。他那样的人物可以为我们做好多小的事情，而我们有时候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在努力 去做。我在牛津，去见我的导师，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他的办公室也是很乱的。那时候他还没有获诺贝尔奖，但是大家就认为他名气很大。他每天，甚至在我们学 员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会讨论一些学术性的问题。我想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非常需要克服的就是浮躁，包括我们学理论，经常急功近利，我想马上拿到一个东 西，就去运用它，然后为社会创造多少价值，这个时候急功近利恰恰是要不得的。你的理论不彻底，不透彻，可能贻误了这个社会，而不是帮助了这个社会。你看我们好多从西方引进的所谓理论、主义，最后都变成这样的了。就是你没有吃透它，究尽它的逻辑、它的背景，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来生硬的运用 到中国，我们吃了太多的苦头。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真的还是应该把好多理论搞透彻。在理论方面不能太实用主义。政策方面可以实用主义，理 论方面绝对不能实用主义，太实用主义以后，一定会遭到报应、报复的。
还有一些东西，我最近在我们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其实是我在讲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我相信对我们做人会有一些启示，同时 对我们理解理论也有一些启示。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棵杏树，从小这个杏树一开始开花我就开始等着吃杏，每天放学以后老去摘着吃。在 我的印象当中我们家的杏一直是苦的，酸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杏还没有熟的时候我就把它吃光了。我上大学之后，第一年回去，我母亲端上来一盆杏。我说怎么 这么好吃，谁家的杏？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杏。我母亲说这就是我们自家杏树的杏。哦，我才闹明白，因为我在农村的时候，我的着急使得这个杏从来没有熟透 我就把它吃了，所以在我的脑子里它从来都是酸的，因为我没有等到这个时机。
我想我们做人、做理论，也是这样的。包括市场，好多时候，我们没有等到这个时间，没有让它真正的发挥作用，我们中间就把它掐死了。
网易财经：您最钦佩大陆哪位经济学家？
张维迎：当然我还是觉得茅于轼教授真的是最让我敬佩的。不仅仅是因为我从他那儿学到好多东西。他其实作为一个学 者的品德，让我高山仰止，这些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敬佩的。而且到现在为止，他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学习，还在不断地提升自己。
我们还有好多老前辈，其实我在这儿不想点名，就是因为挂一漏万的事儿总是免不了，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特别要理解，在不同年代里面，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 人的功能，它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在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代初，那一些人探讨的东西，我们现在看来可能是常识了，但是没有这些人的探讨，当时又冲不过这 个思想的禁锢，改革就很难起步。包括按劳分配问题的探讨，现在这对大家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四人帮”在文革期间说大家要实行共产 主义、按需分配是先进的，按劳分配一定产生资产阶级，所以对按劳分配这样一个问题的探讨，都会对中国的进步发生很大的影响。而那个时候的厉以宁教授对股份 制的探讨，现在大家也认为是很自然的事儿了。我们现在不仅是股份制，还有上市公司，已经谈公司治理结构了。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相当相当了不起。
有一些人可能擅长理论研究，还有一些人擅长把这些理论的东西变成一种政策，这也很重要。社会需要沟通。当年的领导人之所以接受了一开始是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后来接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后有多少经济学家的功劳？有时候就是为了编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对中国影响很大。你现在回过头来从历史上来看，我 们这个国家毛病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大量的资源、精力、时间花费在编说法上。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编说法了，我们就可以很直白的表达自己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可 以释放出更多的资源来用于创造。
网易财经：您认为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张维迎：这是个太大的题目，但是我想经济学家和每一个科学家的品质都一样，追求真就是最重要的东 西。在科学上是不能打折扣的，在思想的表达上也是不应该打折扣的。所以搞科学、搞
经济学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没有勇气的人我想你就不要做这个事了。如果做 了这个事儿可能反倒会贻害别人。
网易财经：经济学家最恶劣的品质是什么？
张维迎：最恶劣的品质就是机会主义，不再认真地追求真的东西，不再按照科学的精神表达意见，而是讨好别人，哗众 取宠，这个我觉得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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