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句法的角度谈大学生语言变异现象
从句法的角度谈大学生语言变异现象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与人的思想密切相关。语言变异指由于各种原因在运用上的语言差异现象,是偏离常规的一种语言现象,大学校园流行语是指在某一时期广泛流行于大学校园里的一种话语形式,包括高频率出现的词、短语、句子或特定的句子模式。校园流行语作为一种不断更新、不断发展变化的流行语,体现了大学生语言词汇创新能力和传播能力,同时,更是体现了这种语言变异的特征。
下面将就句法变异谈谈当前大学生的语言变异现象。
在校园流行语中,一些简单的汉语拼音和少量的字母拼写也可以表达复杂的含义。大学生倾向于使用中英文混用语句和模仿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著名经典电影对白或台词,以及古典名著的经典语句进行仿拟,来展现他们的个性和满足他们 标新立异!心理。
1.中英文混用
主要表现为:频率高的异语(多数是汉语和英语)混合运用,也有汉语词语和英语单词的简单混合,也包括汉语词语与英语语法形式的混用。通过使用中英文混用,能进一步圆润同学们间的人际关系,使相互间的沟通变得更加形象和生动。
你Out了、who怕who、傻B、小Case这种违背了正常的语法规则的语句,属于句法层面上的语言变异。
2.仿拟句子
据了解,高校学生大都出生在80年代中后期,他们追求自由,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见解,形成了与传统文化迥异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面对社会激烈的竞争和压力,他们倾向于模仿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经典电影的台词、和古典名著的经典语句来减轻他们的压力和忧虑,寻求一种愉悦自己的途径。
如： 酒醉不知归路,误入校园深处。呕吐,呕吐,惊起鸳鸯无数!这句诗词源于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名句 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是一种违背正常语句特定模式和固定表达方式的语言变异。大学生在校园里使用仿拟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巨大社会压力和学习压力的紧张情绪。同时也表现了当今大学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当他们无法使自己目前情况和现实协调时,便会产生抑郁和烦躁情绪,无奈时也会自娱自乐。
校园流行语是大学生校园生活的即时反映,也是一种重要的校园文化现象。这种校园文化与大学生的生存方式和思维状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校园流行语作为一种语言变异类型,有其自身的社会价值。它不但在丰富校园话语空间,也丰富了汉语词汇的内容。他们生动有趣,使校园人际关系变得轻松友好,简洁省事,幽默生动,大大地提高了交际沟通的效率。
第二篇：从修辞角度谈歧义现象总结
从修辞角度谈歧义现象
【内容摘要】歧义是指一个句子的含义不明确，可以作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解释。从修辞角度说，只要巧妙利用歧义便会起到积极的修辞效果。在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利用同音词、多义词、语法、语义、语境等造成的歧义进行分析理解来提高学生说话、写作、阅读和欣赏的能力，打破学生的思维定势，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关键词】歧义 巧用歧义 修辞效果
在汉语里往往会存在这种情况，一个语言片段可作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解释，我们就把这种现象称为歧义现象。
由于汉语句子形态标志较少，同音词和多义词较多，因此歧义现象也相当普遍，这就引起了我国语言学界对歧义的研究。最早从理论上去探索歧义的著作有吕淑湘、朱德熙两先生1951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语法修辞讲话》，到1959年赵元任发表的《汉语中的歧义问题》是最早的一篇就汉语歧义问题进行理论探讨的专论，到１９８０年，朱德熙先生发表的《汉语里的歧义现象》对歧义现象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后来石安石、熊文华、徐思益、王催成等人从不同角度对歧义进行了研究，虽然他们对歧义的看法不一致，但大致可分为四类，即词汇歧义、语法歧义、语义关系歧义与语境歧义。
词汇歧义指因词的多义或同音造成的歧义现象。有的多义词在句子中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从而会造成歧义句。例如：（１）“他已经走了。”“走”可以有两种理解，一个是指“离开此处”，另外一个是“去世”，因为汉语中的“走”可以作为“去世＂的委婉说法来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词汇歧义。有的同音词由于句中或上下文句制约因素缺乏，也会造成歧义。如同音异形词造成的歧义，一般是在口语中产生。例：（２）“你要好好说，不得wú lǐ。”在这可理解为“无礼”，也可理解为“无理”；又如：（３）“白了，真没办法。”这里的“白”是“白干”“徒劳无益”的意思，也可有“颜色白了”之意。
语法歧义指因句子的结构关系不同或层次分析不同造成的歧义现象。如（４）“发现了敌人的哨兵”可以理解为“发现了／敌人的哨兵”，也可以理解为“发现了敌人的／哨兵”，这两个句子的层次分析不同具有的意思也不同。
语义关系歧义指因结构项之间的关系不同造成的歧义现象。（５）初中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教材是朱德撰写的纪念母亲的文章，文章的原题目是“母亲的回忆”，这可以理解为“对母亲的回忆”，也可以理解为“母亲本人的回忆”，因为原有的题目有歧义所以后来朱德就把题目改为“回忆我的母亲”。
除了上述三类歧义现象以外，还有语境歧义。语境歧义是指不同的语境使同样的话语产生不同的理解。皮远长先生在《略论语境歧义的产生》中说“语境在歧义现象中具有作用截然相反的两种功能：既能消除歧义，又能产生歧义”。可见大部分歧义问题在语境中都可以消除，把歧义置于一定的上下文或者一定的生活环境里就可以消解，如上文例（１）若把它置于一定的语言环境中便可以消除歧义，可以创设这样的情景“这张病床的人呢？”“他已经走了，办出院手续了。”也可以说“他已经走了，走的时候很安详，很平静。”
从语法角度来看，我们说话写文章时要把自己的思想、观点、态度准确无误地表达给听者、读者，此时我们就要消除歧义，力避语病，但这只是我们对歧义现象基本的消极的看法，如果我们有意地巧妙地对歧义现象加以使用，便会产生积极的修辞效果，且成为使用语言的人驾驭语言的一种能力。在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为了表达的需要，为了获得特别的修辞效果，本来可以用意义更明确的词语，却故意选用可能造成歧解的言辞，巧妙地利用歧义，使学生的思维发散，能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思考理解并渗透问题的实质，突破固定的思维模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同时也使学生的说话、写作、阅读和欣赏的能力有所提高。
本文将从词汇歧义、语法歧义、语义关系歧义、语境歧义等方面来谈谈巧用歧义及其产生的修辞效果。
（一）从词汇方面说，巧妙地使用因同音词、多义词而产生的歧义，能丰富语言的容量，拓展思维的广度。
１、同音同形词歧义的修辞。
例如（６）“好了，好了！”看的人们说，大约是劝解的。
“好，好！”看的人们说，不知道是劝解，是颂扬，还是煽动。（鲁迅《阿Ｑ正传》）
这是阿Ｑ与小Ｄ的一场龙虎斗，吸引了不少的看客，前段的意思很明确，后段有了歧义“好”字可以有以下几种理解：ａ 结束语气，表示劝解；ｂ 赞许语气，表示颂扬；ｃ嘲讽语气，表示煽动。这样给学生分析，他们就能体会道作者如何用精炼的语言概括出各种不同的感情和态度，体会同音词表达表达多种感情的凝炼、含蓄。
（７）有一家茶叶店的门上贴着这样一副对联“龙井泉多奇味，武夷茶多异香”，其中的“龙井”“武夷”既是地名又是茶名，既指龙井、武夷两个地方又指两种名茶，使人见而思饮，这样一语双关的对联，读来特别启人联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２、同音异形词歧义的修辞
例如：（８）北宋时，佛印和尚和苏东坡曾在河边散步。东坡突然说：“我出一哑联让你对。”说罢，手指向河的对岸。这时，对岸有一只狗正在啃一块骨头。佛印和尚就领会是在挖苦他：“狗啃河上骨”。他马上把苏东坡手中的诗抢来抛在河里，意为“水流东坡诗”。
在“狗啃河上骨”“水流东坡诗”这两句里的“河上”谐音为“和尚”，“诗”谐音为“尸”，都是一语双关。佛印和尚在领会苏东坡的挖苦意时，巧妙的将苏诗仍到河里，含蓄机警的回应了苏东坡，挽回了自己的面子。他们都是智者，他们都巧用这种双关歧义的修辞手段，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调侃的同时又不失幽默风趣，无不闪烁出智慧的火花。
（９）······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的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教学时，老师可以提问：三味书屋的匾下为何要画鹿而不画别的动物？又为何要对鹿行礼？学生的回答也许众说纷纭，造成歧义，老师一点拨：“鹿”与“禄”是谐音。在封建科举时代，“禄”是儒生们学习的动力和终生追求的目标，三味书屋以画代字，以“鹿”谐“禄”，绕了两个弯，让人顶礼膜拜，表意曲折，这样解释学生就会更快地理解文章的内容和作者的意图。３、多义词歧义的修辞
（１０）老师问杨明：“‘蜜蜂给花园增添了生气’怎样理解？”杨明说：“蜜蜂偷花粉，花儿就生气了呗！”大家听了哄堂大笑，杨明辩驳道：“要是鲜花不生气，哪来鲜花怒放呀？”
老师问的“生气”是名词，用的是“生机勃勃”的词义，而杨明故意歧解为动宾短语，有意识地利用语料的多义性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让别人感知、欢迎或接受它，收到一种滑稽效果，使课堂寓庄于谐。
（１１）白茹······在崇敬的眼光里射出了探问的神色，“王团长，生了吗？”战士们出神地静等着王团长答复。这个摸不着头脑的问题，王团长心里明白嘴上却有趣地反问：“哎！你这小白鸽，我和你这么亲热，你还说我生了，真不讲理。”“不！”白茹加重语气，“我问你，我们的指导员生了宝宝没有！”（曲波《林海雪原》）
“生”在这有两种意思，一是指生孩子，一是指生疏，白茹问的“生”是说王团长的老婆生孩子没有，而王团长故意曲解为生疏，同白茹开玩笑，从这可以看出王团长的幽默风趣，同时也可以引导学生体会巧用歧义带来的含蓄、生动、风趣的效果。
（二）从语法方面说，巧用因句子的结构关系的不同或层次分析的不同，能产生的积极的修辞效果。
（１２）有这样一则小幽默叙述了甲乙二人如下的对话：
甲：用铁锤锤蛋，锤不破。
乙：锤得破！
甲：锤不破！
乙：（乙不服气，拿来一个鸡蛋，用锤打一下鸡蛋碎了。）这不是破了？
甲：蛋是破了，可我说的是“锤不破”啊！
原来甲说的“锤不破”是主谓关系的短语，是“锤会破”的否定形式，而乙则按中补关系的短语即“锤得破”的否定形式来理解了。这是利用歧义的结构关系变换法，甲在此一反常人的思维模式来和乙辩论，乙被框定在固有的思维模式中，最后自然是输给了甲。教师在进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把类似这样的小故事讲给学生听，激发学生多角度、多方位的思考问题，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拓展开阔自己的思维。
（１３）相传有个刻薄的富翁造了座高楼大厦，请一个秀才写楼联。秀才深知此翁为人，决意捉弄他一下，便写了“此地安能久居主人好不悲伤”这副楹联，并念成“此地安，能久居。主人好，不悲伤。”富翁听后颇为满意，待贴出来宾客们却个个偷偷地暗笑，富翁才明白了其中的奥秘，却又无可奈何。就是“这种地方不能久居，所以主人很悲伤”的意思。
又传，乾隆皇帝曾让纪晓岚在一副扇子上题王之焕的《凉州词》，可由于纪晓岚一时疏忽将第一句的“黄河远上白云间”的“间”字漏写了，皇上发现了待要治他戏君之罪时，他灵机一动为皇帝吟诵到“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皇上一听觉得韵味犹存，就免他一罪。
这两个小故事都巧用断句两读歧义来使听者产生不同的理解，同时也巧妙地为自己化解排难。断句两读歧义一般是出现在对联中，因为对联在实际应用中是不加标点的，在一般情况下不同的断句方式对对联的影响不大，但是有时候不同的断句方式会产生联意的大变化，甚至相反，上述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换一种断句方式就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从语义关系方面说，利用语义双关造成的歧义可以加深理解表达的效果，能使听者感到饶有风趣、余味无穷。
（１４）大画家张大千在一次宴会上对梅兰芳敬酒时说：“你是君子，我是小人”。这个句子有四种意思：ａ你是君子，我是小人；ｂ你靠动口（唱），我靠动手（画）；ｃ你动口喝酒，我动手斟酒；ｄ你讲道理，我不讲道理——非要你唱不可了。通过这个歧义句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画家张大千所要表达的语意，一句话能暗含这么多的含义可见说话者的智慧，同时也使听者回味无穷，可以引导学生在说话作文时能学会这种语义双关的修辞手法，对培养学生的语感、语文素养有很大的帮助。
（１５）下楼梯的时候，我的身体在倾斜的担架上微微滑动，他俯下身子对我意味深长地说：“要拿稳啊！”（伏契克《二六七号牢房》）
“要拿稳”，表面是老爸爸贝舍克叫伏契克抓稳担架，以免身子滑动，实际上是鼓励伏契克要坚定信念，顽强斗争，从容对敌，毫不妥协，是对他受审的关切、勉励。学生们很容易从表现来理解，老师应顺着思路，引导学生深刻地理解内在的涵义。
（四）从语境方面说，在上文提到语境能消除歧义的作用，主要是将词汇、语法、语义关系引起的歧义放入具体的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歧义便可消除。但语境在一定情况下也能产生歧义，且会产生戏剧性的效果。
例如：鲁迅的《药》里写刽子手康大叔向茶客讲述了牢头阿义如何打了革命者夏瑜两嘴巴，接着说：“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愚昧而凶残的康大叔，绝不可能理解夏瑜说可怜的含义，但他从夏瑜说这句话时的“神气”，也就是借助情景语境的制约，正确地断定夏瑜说的“可怜可怜”是指“阿义可怜”。而花白胡子由于不在夏瑜说话的现场，缺少康大叔所受到的那种情景语境的制约，他就只能按自己的理解，把夏瑜的话歧解为夏瑜“可怜”了。
再如，周朴园：我听说你现在做了一件很对不起你自己的事情。
周萍：（惊）什－么？
周朴园：（走到周萍的面前）你知道你现在做的事对不起你的父亲的么？并且－（停）－对不起你的母亲的么？
周萍：（失措）爸爸。
周朴园：（仁慈地）你是我的长子，我不愿意当着人谈这件事。（稍停，严厉地）我听说我在外面的时候，你这两年来在家里很不规矩。
周萍：（更惊恐）爸，没有的事，没有。
周朴园：一个人敢做，就要敢当。
周萍：（失色）爸！
周朴园：公司的人说你总是在跳舞场里鬼混，尤其是这两三个月，喝酒，赌钱，整夜地不回家。
周萍：哦，（放下心）您说的是－
周朴园：这些事是真的么？（半晌）说实话！
周朴园：真的，爸爸（红了脸）
周朴园的指责是指周萍“总在跳舞场里鬼混”，“喝酒，赌钱，整夜地不回家”。而周萍却把这种指责与自己同后母繁漪的乱伦关系联系起来，误以为周朴园知道了这贱家丑，因而惊恐失色，不知所措。周萍作这种联系，是由他的背景语境决定的，正是“做贼心虚”使他歧解了周朴园的指责，从而起到戏剧性的效果。
再如，《阿Ｑ正传》中描写阿Ｑ受审时的对话：“你从实招来罢，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那光头的老头看定了阿Ｑ的脸，沉静的清楚的说。
“招罢”长衫人物也大声说。
“我本来要······来投······”阿Ｑ胡里胡涂的想了一通，这才断断续续的说。
“那么，为什么不来呢？”老头子和气的问。“假洋鬼子不准我！”
“胡说！此刻说，也迟了。现在你的同党在那里？” “什么？······”
“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
在这段对话里，阿Ｑ和老头子都是顺着各自的思路在说话：阿Ｑ听说要他“招”，便想为自己申辩，说“我本来要······来投······”，是指“投革命党”。老头子按审判者的语境，把“投”理解成“投案自首”。这就在“投”的对象上与阿Ｑ的本意偏离，往下的对话也就沿着各自的思路越离越远，以致彼此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老头子骂阿Ｑ“胡说！”阿Ｑ茫然地问“什么？”
歧义句与语言表达的明确性这个要求，总的来看，是相互矛盾的。没有特定的上下文条件，不能排除歧解的可能性时，属于语病，就不宜使用。但出于表达的需要，用得其所，使用得法，反而可以满足表达的需要，起到积极修辞的效果。朱德熙曾说过：“一种语言语法系统里的错综复杂和精细微妙之处，往往在歧义现象中得到反映。”
总之，巧用歧义能带来很好的修辞效果。作为中学语文教师，应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会学生仔细体会歧义现象中的错综复杂的精细微妙，更好地体现出语文学科的性质、特点，丰富、规范、提纯、陶冶学生的语言，高度重视语言感性材料的积累，使语言的感觉越来越敏锐，让学生真正做到对知识感知、吸收、融汇、内化，提高驾驭语言的能力。分析笑话中的语言学现象，当可提高汉语教学效果。
我们最近读到几则与歧义有关的语言笑话，特记录如下：
（一）本科
人大代表去化验科，护士指着前方一牌说：“非本科人员不得入内！“那人大怒，骂道：“我就化验个尿，还TMD要本科文凭！！” 这里歧义产生的原因是词和词组同形。有两个“本科”，本科1是指本科学历，是词。本科2是指本科室，是代词“本”加名词“科”构成的词组。
（二）锤不破 杀猪的和卖茶的打赌。
杀猪的说：“用铁锤锤蛋锤不破。” 卖茶的说：“锤得破！” 杀猪的说：“锤不破！”
卖茶的不服气，拿来一个鸡蛋，用锤子使劲打下去，鸡蛋破了。说：“这不是破了吗？”
杀猪的说：“蛋是破了，可我说的是锤不破啊！”说着他指指铁锤。“锤不破”是语法关系不同的歧义词组：当“锤”是名词时，它是主谓词组，当“锤”是动词时，它是述补词组。
（三）从来不用油炸
一个人来到炸油条摊上对主人说：“呀！炸油条，一天要用多少油？！”
主人说：“哪有炸油条不用油的。” “真浪费，怪可惜。”
“可惜，也要炸，不用油，怎能炸油条？” “我家祖宗几代都是卖油条的，从来不用油炸。”
主人想得到他的秘诀，忙请他吃饭，殷勤地招待他。酒足饭饱之后，他低声地对主人说：“我家几代人卖油条，都是贩来卖的，所以不用油炸。”
主人一听，傻眼了。
“从来不用油炸”可以作不同的层次分析。可以切分为“从来不/用油炸”，也可以切分为“从来不用/油炸”。（或者也可以说“不”有不同的语义指向，“不”可以语义指向“用油”，意思是炸，但是不是用油而是用别的东西炸；“不”也可以语义指向“炸”或整个“用油炸”，意思是根本不炸。）
（四）一滴就灵
顾客：“癣药，价钱多少？” 店员：“每瓶3角！” 顾客：“一滴，卖多少钱？”
店员：“怎么可以买一滴？起码一瓶。” 顾客：“你们广告上明明说：一滴就灵！” “一滴就灵”可以是主谓关系，意思是“一滴的药就能差生灵验的效果”，也可以是连谓结构/紧缩复句，意思是只要滴一点儿，马上就灵。
（五）你这头畜牲输了
阿尔巴和阿尔比两位到坎曼尔这儿打官司。两个人都给坎曼儿送东西，都求求让自己胜诉。阿尔巴送的是一头公羊。
判决结果，坎曼儿让阿尔巴败诉。
事后，阿尔巴来质问坎曼儿：“我的咯孜，你该没有忘记我给你表示了一点儿意思吧？”
“我没有忘记,”坎曼儿说，“你要知道人家也表示了一点儿意思啊！既然你们都凭那一点‘意思’作为诉讼的理由，那我也就根据这两点‘意思；作为判案的根据。我把它们放在一起，结果你的‘意思’，那头公羊输了，阿尔比自然也就获胜啦！”
阿尔巴大怒，问道：“阿尔比送了什么？”
“别生气，我的巴依！”坎曼儿说，“他送的是一头公牛，我把两头出生一碰，结果你这头畜牲输了！”
“你这头畜牲输了”，可以是“你的这头畜牲输了”，也可以是“你这头畜牲你输了”，“你这头畜牲”在前一种情况下是定心词组，后一种情况下复指（同位）词组。语法结构关系不同造成歧义。
左右逢源看歧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考题型也日渐成熟，单纯考查语法的题型正在被淘汰，而词语使用方面的内容则越来越受到命题者的重视，并且考题越出越细，考查面越来越广。其中，大纲基础知识部分的“病句”部分中“歧义”一项一直是近些年考查的重点。通过对这类题的深入探究，我们发现了一些近似于规律性的东西，现归纳如下。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歧义”一词的解释是：（语言文字）两歧或多歧的意义，有两种或多种可能的解释。歧义的发生有多种原因，这里我们姑且把它分成六类。
第一类，断句造成的歧义。
例（1）
“歧义”绝不是一个现代的概念，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古代的许多经典传说中获得佐证。如一则古代小故事中这样讲道：
“一位秀才到朋友家做客，不巧的是快要返家时天下起了大雨，眼看着无法回家，客人希望主人留自己住宿，于是就写了一行字来探问：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由于古代文章中没有标点，于是主人就故意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把这句话读成了：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心有灵犀的客人哈哈一笑，重新读道：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释例：（1）这一句话（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三种断句法，就有三种合情合理的解释，正是一个“断句歧义”的经典案例。
例（2）
妈妈想远在国外的女儿夜夜难眠。
释例：（2）这句话有两种句内停顿，表示两种不同的意思：
妈妈想远在国外的女儿/夜夜难眠。（妈妈难眠）
妈妈想/远在国外的女儿夜夜难眠。（女儿难眠）
若想消除歧义，在口语表达时，就不要一气读完这个句子，应在斜线处略作停顿；书面表达时，则必须在斜线处加上逗号，以明确语意，消除歧义。
第二类，一词多义造成的歧义。
例（1）
鸡吃了吗？
例（2）
这批种子保管没问题。
例（3）
走进屋里，只见主人坐在一把太师椅上，一边站着一个孩子。
释例：（1）中的“吃”是一个主动与被动合一的词。因此，句中的主语“鸡” 既可以是动作的发出者（即“鸡吃（饲料）了吗？”），又可以是动作的被动承受者（即“（你们把）鸡吃了吗？”）。
（2）中的“保管”有两种意义，一是“保证”，一是“保存和管理”。因此，句意可以是“这批种子保证没问题”，也可以是“这批种子保存和管理没问题”。
（3）“一边”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只有一边”（左边或右边），一个是“两边”。
对于在做此类题目过程中出现的一词多义现象，我们必须多加注意，以便更准确地把握这类因词义而起的歧义。
第三类，一词多性造成的歧义。
汉语的词汇非常丰富，语法也极为复杂。许多词的词性都并非单纯的一种，这种一个词多种词性的情况也是歧义发生的潜在因素。
例（1）一道传统的脑筋急转弯题目是这样的：“铁锤锤碗锤不碎，这是为什么？”它的答案是：“因为铁锤比碗结实，所以铁锤锤碗锤（子）不碎。” 例（2）
这车没有锁。
例（3）
班长背着老师和同学们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
释例：（1）这道题的题眼正是“锤”字的两种词性，即名词和动词。
（2）“锁”字有两种词性，即名词和动词。
（3）这道题的题眼在于“和”字的两种词性，即介词与连词。是介词，则句子中打扫教室的是“班长”和“同学们”；是连词，那么句子中打扫教室的是“班长”自己。
这一类的词还有许多，如“钉”、“扣”、“盖（”都兼有名词和动词的词性），“跟”“同”“与”（都兼有连词和介词词性）。做练习时碰到这类词语应该提高警惕。
第四类，多个修饰语造成的歧义。
句子中的修饰语超过一个就可能引起句子歧义。这种情况往往会发生在定语和中心词之间，因为多个定语既可以存在修饰关系，又可以“多对一”地同时修饰一个中心词。
例（1）几个学校的老师出席了这次大会。
例（2）在落后的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困苦不堪。
例（3）几个已故的政协委员的妻子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释例：（1）中，“几个学校的老师”既可以理解为“一个学校的几个老师”，又可以理解为“‘几个学校的’老师”。
（2）中“落后的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既可以理解为“落后”的是国民党，又可以理解为“落后”的是旧中国。因此两个句子都是歧义句。
（3）中“已故的政协委员的妻子”虽然也有多个修饰语，但如解释成“‘政协委员的已故妻子’参加活动”显然是荒唐的，因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政协委员的遗孀’参加了活动”。因此，例（3）不能算是歧义句。举此例的目的是提醒大家细心分辨，不能疏忽。
第五类，代词使用不当造成的歧义。
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的适当运用可以避免上下句同一名词的反复出现，使语言表达精练。如果使用不当，则会造成称代不明，产生歧义。
例（1）
小明和小刚在学校图书馆相遇。他一看见他，马上把班级篮球对获胜的好消息告诉了他。
例（2）
哈尔滨在长春的北面，沈阳在长春的南面。这是一个极具文化氛围的城市。
释例：（1）句中出现三个“他”，到底是谁告诉了谁，人称代词指代不明造成了歧义。
（2）句中前面出现了三个城市，后面的指示代词“这”是指哪一个，读者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第六类，缺少必要词语造成的歧义。
我们平时说话时，往往会为了省事而去掉许多虚词，但并不是说虚词可有可无，更多的时候虚词的省略不当会在句子中造成歧义。例（1）
参加这次校庆的有在校学生、教师和老校友10000多人。
例（2）
朦胧中听见广播到奉节。停泊时天已微明。
释例：（1）句有两种理解：一是参加这次校庆的在校学生、教师和老校友的总数是10000多人。另一种是参加这次校庆的除了在校学生、教师外，还有10000多名老校友。如果想要表达的是前一种意思，可以在在“老校友”后加“共”、“总共”一类词；如果想要表达的是后一种意思，则可以在“老校友”前增添“还有”、“此外还有”一类词来表示区分。
（2）中“听见广播到奉节”有两种理解，一是，广播的内容提到奉节，另一种是，广播报站说船已经到了奉节。根据句意，应为后一种理解，那么就应该在“广播”后面加上“说船”二字，意思就清楚了。
上述六种类别，我们只是粗略地将歧义划分类别，希望那些面对歧义感到茫然的学生能因此而有所收获，受到启发，那我们将感到无比欣慰。
第三篇：语言变异
语言变异
【摘要】社会语言学中语言的变异是引人注目的话题。语言是离不开社会，社会的变化对语言的变异有着重大的影响。语言的变异虽然与社会变化有关，但并不是同步而行的，语言变化是缓慢的，有规律的一步一步地变化，变异是偏离常规的一种变化，语言变异是偏离语言常规的一种变化。现在社会日趋迅猛的发展着，各种新事物、新观念、新思想纷至沓来，时尚流行元素和社会热点也频繁更迭。语言作为社会现实和人们思维的反映，也随之变化和发展着。语言中的词汇，对社会的变化是最为敏感的，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的新事物需要有与之相适应 的新词新语来反映。那些新词新语，由于传播方式和传播速度的多样化，部分有选择性的为大众所接受，变成一种流行趋势，反映着流行文化的多元化，也反映出不同时代社会大众的不同社会文化心理和追求。各种新词新语的出现和流行对社会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值得探究。
[关键词]：语言变异
语言是人们的交际工具。现代文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前进，而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思维模式，做事方法和知识范围，而作为人们思想交流的工具，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异的。但变异并不是无规律的乱变。语言的变异与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但不是与社会发展同步而行。社会的发展是在科学的推动下前进。通过科学而得来的新事物和新认识要求人们要用新的接受方式来接受它们，从而人不得不制造出一些能表达新事物，新认识的词语。这些新词语融入社会群体当中，再在人们使用的语言当中起到变化作用不是一时半刻完成的事情。因此语言的变化有稳定性。新词语的产生又给语言的变化带来简化性。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缩略语的产生和外来词现象。人们在交流中通常喜欢用简短的语句表达内心的想法，并且现代社会要求这简练的言语，因此语言变化更有简练性。在现代汉语中“特别是表示事物意义的词组，可以抽出其中的几个成分构成简称，这往往就是词组缩减构成新词”，这是词语的发展，也是语言的一种变异。如“中国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培养训练干部的学校”，无论是音译的外来词还是借形的外来词都是语言变异的现象。简单地说，社会环境改变了人的认识，人的认识对语言的变异起到作用。总结上述，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语言变异当中会受到社会各界因素，但总体的变化特征是简便人们的交流，满足人的目的。语言与社会是离不开的，没有了社会语言就不存在，没有语言社会是无法前进的。
群体在使用语言时由于他们分工的不同，在同一社会当中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集团或阶层使用语言也不同，由此构成社会方言。分工不同也就是说不同的人从事的职业，处所不同。群体，集团当中的人使用他们有独特语言来进行交流，因此在社会当中产生了行业语，隐语，以及由年龄，性别，民族地域的不同而有了语言的社会变异。
1、行业变异俗话说：“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各有殊词”。不同的职业把人划分成不同的群体和集团。由于职业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说关于职业和职业道德的殊语。如三四十年代袍哥帮会黑话，青洪帮的切口，如“点水”（出卖同伙）、“划盘子”（毁人容貌）和流传到现在的如“散眼子”（散漫无组织）、“臊皮”（伤了面子），是外人无法理解的。它们只能在一定的范围里作辅助性的交际工具使用，集不能推广到整个社会，也不能使全民语言所吸收。但这种语言是不容易发展的，一方面不符合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另一方面不会被社会群体接受，拥有这语言的人也不易外传，所以在漫长的历史变化中它们会慢慢的消失掉，“正如旧式贵族俄语把‘请坐’说成‘请您一定要满足这把椅子要拥有您的诚恳的愿望吧”。这类语言它迟早会被淘汰的。
2、年龄性别变异性别、年龄的变异，不是由于社团的距离、交际的障碍引起的，而是由于社会心理、文化背景等复杂原因引起的。在人的不同年龄段里社会的发展也不同，因而人的思想以及表达思想的语言随着年龄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威廉·拉波夫在马萨葡萄岛居
民语言变异的调查中有一项元音变异的情况表明，马岛人在right,wife,house,out类型的词语的发音中出现了前低元音央化的趋势，从75岁年龄组开始，递次下降到15年一阶段的四个年龄组，央化的比率逐步增高”“拉波夫同时发现在更年轻的年龄组（14~30岁）中，央化的比率又下降了，但央化率并不一致。”由此可见不同年龄段的人，在语音、词汇上都有所变化。性别变异的产生有两种原因：一是自然标志，也就是男女两性在生理特征和体态方面的表现，另一个是社会标志，是社会为性别差异成文或不成文地规定一系列关于区别性别的行为、服饰、仪表、礼节等方面的规范。因此男女两方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这也与“男人说话应该什么样”，“妇女说话应该什么样”的社会心理有关。
3.功能变异和地域变异功能变异也指语体的变异，也就是人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地域变异就是指方言，而它最重要的是表现在语音上。
语言变异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语言内部结构的影响”。语言的结构是一个多层级的系统,各个层级中的各个组成成分又互相关联,其中任何一个成分的变化,都可能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从而出现连锁反应的变异。二是“与语言变异相关的各种外部因素”。诸如年龄、社会阶级和职业、文化程度、种族、性别、交际场合、交谈对象、交谈话题、交谈者之间的关系、语言载体等都会影响语言的变异。
语言的一个根本特性就是社会性，所有被研究过的语言表现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都包含着语言变异，因而，语言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什么是语言变异呢？可从两方面来解释：从宏观上说，指一个语言社区，因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该语言地区的语言状况发生了变化；从微观上说，指因为语言使用者的不同或场合、语境、话题的不同，语言表达目的不同等，以及对语码选择的不同及语言风格的不同等，引起了语言变异。
人的心理是相当复杂的。不同年龄、性别、文化层次、地位高低的人的心理千差万别，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场合，其心理也会有所不同。这些错综、复杂的心理，对语言的使用自然也会有影响。这些心理现象及其对语言使用的影响是表面的，我们把它放到社会里去加以考察，可以得出社会心理对语言变异影响的实质。
第一，迎合、求同心理与语言变异。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适应现实社会的客观条件，同时又要随着它的发展变化，适时做出调整，于是便形成一种迎合的社会心理。这种迎合心理反映在语言使用上，就是根据不同目的、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对象等，说不同的话，选择不同的语码；另一方面，人是喜欢群居的动物之一，人们长期生活在一起，产生了一种群体聚合心理，喜欢群体活动和群体生活，不愿独居，害怕寂寞，这种社会心理对语言变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使用语言时，尽量从俗从众，求得同一。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有趣的谈话现象：几个不同方言区的人在一起，一般都说普通话，但当中说吴方言的人会与懂吴方言的人交谈，而另外的人又会用他们都懂得某一方言交谈。
第二，好奇、求新心理与语言变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生活的世界日新月异，变化迅速，人们对外部世界必然产生了一种追求新鲜、好奇的社会心理，青少年尤甚，因此也使得语言运用发生变异。如近年来，内地与沿海的贸易、经济往来频繁，各种电影、电视媒体上也充斥着各类粤语港台片，使得内地大部分人开始学粤语、唱粤语歌，而广东沿海地区又兴起了“普通话热”，处处学说普通话，人人说好普通话。还有一些词语，如“酷”“爽”“郁闷”等，在青少年中经常使用，这些词已在原有词义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语言使用中有着与众不同的表达效果。
第三，自我呈现心理与语言变异。社会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人们与外界交往的过程，实质是把自己向他人呈现的过程，也就是借助自己的言语行为，向他人表露出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内心想法，通过叙说与己有关的人或事，让别人了解自己，从而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自我呈现，求得别人了解自我，语言使用者往往要看场合、对象说话，求得良好的话语效果。如人们对文化层次高的人说话，注意用词准确、文雅，语气谦逊、委婉，既表达了对
谈话对象的尊重和体贴，也显示了自己的内在修养，但同农民说话，切不可文绉绉的，语言应尽量通俗、易懂，多用俚语、俗语，不仅有利于拉近说话双方的距离，也有利于谈话气氛的融洽，以达到交流的最佳效果。同一个意思表达，对文化人和农民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这种语言变异，不仅是交际的需要，也是自我呈现心理的反映。语言变异与社会心理关系密切，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求同、求新心理将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自我呈现欲也会更加强烈，但总的看来，语言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将会沿着一个大的发展趋势，即一个语言社区的语言将会越来越集中，越来越规范。具体表现在：小语言社区的语言向大语言社区语言靠拢，小方言向大方言靠拢，方言向民族共同语靠拢，共同语的规范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我国，普通话将更加显示其优越性和重要性，并在各个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其中不乏方言、专业语、行话的点缀，这将使得语言风格多样、人们生活丰富多彩。
社会是不停发展的，新词新语随时随地的都会产生，适应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发展需要，对新词新语的研究是一个长久而新鲜的过程。新词新语，作为一种词汇现象，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一个时期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和事物。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词语，而不同的新词新语则作为社会一根敏感的神经，反映出社会的变化。伴随着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出现了很多新思想、新事物，而语言变异所产生的这些新词新语正是这些新思想、新事物最好的见证。可以说，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还没有哪一个时期能够涌现出这么多的新词新语，那么集中、大量地丰富汉语的词汇。现如今，每一个经过改革开放岁月的中国人，随口都能说出几句改革开放的新词新语。细心地体味一下改革开放的新词新语，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改革开放，理解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种种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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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从哲学角度谈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从哲学角度谈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可能有些人是为了毕业以后找到更好的工作，有些人是为了赚大钱，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取悦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当然也肯定有不少学生对学问有非常大的兴趣，或者说有着更大的抱负，他意识到当今人类社会的不完美性，意识到国家民族依然有很大的危机，他想对此担负起责任，所以他到大学学习。当然，这些答案都无可厚非，但关键要看哪些占了主导地位。
谈到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我们不能不认真地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历史上的一代代先人如何自觉地肩负起民族的重任。历史清晰地记载着：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几十位青年学生作为广大民众中觉醒的第一批人，是他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使历史的车轮骤然驶进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大批年轻人在党的召唤下到苏联学习，用所学知识投入百废待兴的祖国建设。
年轻人往往都站在历史发展的风口浪尖，他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从老一辈革命家和建设者的身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正是历史的需要，国家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五篇：从语言的角度谈中国新诗的评价问题.
从语言的角度谈中国新诗的评价问题
朱晓进
一
中国白话新诗作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主体，它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是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的。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近代，其形式已不能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动荡不安的现实生活，科学和民主的现代意识等等全新的内容，呼唤着诗歌的新的表现形式。而且，包涵于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语言革命也对诗歌的语言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白话新诗的产生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均具革命性的意义。正是以“五四”白话新诗为发端，开始了中国诗歌新的历程。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新诗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前进的。当我们回顾中国新诗所走过的历程时，我们不能无视那些杰出诗人的异彩纷呈的优秀诗篇的存在，应该说，新诗已构成中国文化史上光彩的一页。以此来考察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正确估价五四以来新诗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当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但是，在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中，在对“五四”以来新诗成就的评估上，却容易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高度评价新诗对于古典诗词的革命性意义，另一方面，又会因为新诗未能取得像中国古典诗词那样辉煌的艺术成就而感到遗憾；一方面，我们高度评价新诗史上涌现的诸多杰出诗人和诗作，另一方面，又可能会因为整个新诗在形式的探索方面所经历艰难曲折而低估了新诗的历史贡献。在1939年、1940年，延安和重庆曾分别有过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和论争；1944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又曾有过争论。建国以后，也曾分别于1950年、1953年、1956年以及1958—1959年，展开过多次有关诗歌形式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在这一系列的讨论和论争中，就每每陷入这种“两难”的境地，并且常常容易走极端。例如，在1958—1959年的那次讨论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观点：“‘五四’以来的新诗，本来是一次划时代的大革命。可是这个革命，却越革越糊涂。尽管它的流派不少，五花八门，但大多数都是进口货物的仿制品……多少年来，大多数的新诗不仅在形式上，就是它的构思与想象的表现也全部仿照西洋格调，是跟群众远离，没有广大群众基础的。”1当然，这种观点即使是在强调诗歌的民族形式，强调“以古典诗词和民歌为基础”发展新诗歌的当时，也遭到了诸多反驳。但是，反驳者多是列举新诗取得的巨大思想成就以及列举少数在思想和艺术上均取得相当成就的诗人和诗作，来肯定“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反驳者的观点同样会给人造成困惑，似乎“五四”以来的新诗的意义仅在思想成就方面，而形式探讨方面的意义便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因而，新诗之于古典诗词，在其形式上的革命性意义便难以得到充分肯定，甚至还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如何对中国新诗在形式问题上（而不仅仅是思想内容上）的革命性意义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呢？在列次有关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和论争中，这个问题到后来都基本上是回避了的。但在文学史研究中，这却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五四”以来也的的确确出现了一些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均取得突出成绩的诗人和诗作，这 1欧外鸥：《也谈诗风问题》，《诗刊》1958年10月号。些均是不可否认的；而新诗在其整体上，艺术形式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尤其是将其成就与中国现代小说等其它文体形式相比），这也是事实。但文学史研究的任务还不仅仅是满足于指出这些，同样重要的是，还必须对之作出解释，并从而对之作出历史的评价。正视新诗形式上存在的问题与充分估价新诗形式所具的革命性意义，这二者并不矛盾，关键的问题是要找到二者之间某种必然联系。
何其芳曾经这样评价过新诗：“在诗歌的形式方面，五四以来的新诗是‘破’得多，‘立’得少；‘破’得很彻底，‘立’得很不够。也曾有少数作者作了建立格律诗的努力，然而由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有些问题，未能成功。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这恐怕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要的曲折，并不一定是道路迷失得太久”2这段话虽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却可以看到一种思路：在发展与曲折之间找寻某种必然的联系，这样既正视了新诗形式探索上的不成功之处，同时又不会简单否定这种不成功。可惜的是，何其芳并未对“历史发展的必要的曲折”展开论述，甚至没有对之作出含义上的解释。因此，当何其芳在五十年代末的有关诗歌问题的讨论中提出这一看法时，并未能引起太多的注意。
当然，分析新诗形式发展的“必要的曲折”，可以从许多方面入手，这不是一篇论文所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本文仅想选择一个侧面，从诗歌语言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作这一角度的选择，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既然新诗产生于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重要内容的文学革命之中，那么，“五四”初期的这场语言革命对新诗形式的产生和发展也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新诗是这场语言革命的产物，新诗也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语言革命的后果。
二
发端于“五四”之初的白话文运动，是顺应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历史要求而兴起的。在这场运动中，白话文的倡导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文言文为代表的旧语言文字具有模糊、含混、不精确等方面的弊端，认为这种不精确必然带来中国人思维的模糊。在近代被看作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的演绎推论，是以概念的精确为前提的。对于科学的思维，文言文所代表的中国语言文字算不上是一种完善的媒介。出于文化进步的考虑，出于对中国传统语言所标示的思维方式与现代科学发展不相适应的焦虑，先驱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而提倡白话文的目的，正在于丰富中国语言的科学思维能力，使中国人“可以发表更明白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3毫无疑问，这场语言革命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由旧向新转换，促进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4中国新诗作为这场意义深远的语言革命的具体实践，其历史贡献是不言自明的。语言革命的成果常常是必须依赖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来得到巩固的，因此，新诗的产生，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诗歌的发展自身。“新诗从已经僵硬了的旧诗中解放出来冲破了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打碎了旧的枷锁，复活了诗的生命。这对于中国的诗歌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5而新诗对代表着旧的 23何其芳：《再谈诗歌形式问题》，《文学评论》1959年第2期。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4参见拙作：《鲁迅与语言文化》，《中国现代研究丛书》，1987年第2期。5《郭沫若谈诗歌问题》，1956年12月15日《光明日报》。语言方式的古典诗词的冲决，这对新的语言方式的确立有着特殊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新诗的产生，其历史贡献就不仅仅只属于诗歌这一具体的领域，而且是属于那场反对文言文提出倡白话文的语言革命乃至属于整体文化由旧向新的历史性转换的时代的。
然而，也无须讳言，中国语言也正是在这场革命中步入了“两难”的境地：为了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语言必须追求精确性、界定性，但这又必须以丧失中国传统语言方式中固有的隐喻性、模糊性等带有文学色彩的风格为其代价；而要保存中国语言方式中的被西方称之为“诗”的风格，6则又难以使中国语言适应科学思维的要求。“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在科学与文学之间的二难选择中，无疑是倾向于科学的，这与“五四”时期所面临的文化发展的历史任务密切相关。当时以“文学”二字为标目的“文学革命”，其目的并不在于文学自身，不在文学的本体特性，而在于借用文学为整个文化革新和新文化的发展服务。在“五四”时期的许多文化人眼中，科学与文学确实难以两全。李大钊《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一文中就曾把东、西文化的区别归结为“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天平倾斜于西方，倾斜于科学时，文学性自然地会受到忽略。语言目的的选择正体现了这一文化发展的趋向。
文学语言有着特殊的要求，如语义的多层次性、情绪性、含蓄性、感受性、暗示性等等。这与科学语言的确相去甚远。用J·浮尔兹的话说就是：“科学——就其字面意义而言，是不惜任何代价的精确，诗歌——则是不惜任凭代价的包7揽”。鲁迅在《诗歌之敌》一文中也曾指出，“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于诗美也一点不懂的科学底人们”往往会忽略这一点。8这里也暗示出“科学”与“诗美”的冲突。由于“五四”时期过分强调语言的明确性，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推动了文化在整体上的转换，但对文学界一具体领域而言，其损失也是不言自明的。文化的整体性历史转换，似乎不得不以牺牲局部的文艺的本体特性为代价。尤其是那些最具文学性的文学门类——例如诗歌——所受的损失要更大一些。相比较而言，小说、杂文等文学门类要幸运一些：语言的精确性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是玉成了以陈述为主要语言特征的小说（增加了叙事的清晰度）和以说理为其语言特征的杂文（增加了说理的逻辑性）；而以含蓄、寓义、多义、暗示、抒情为其语言特征的诗歌，则不能不受到不利方面的影响。而且，即使在诗歌领域中，语言的精确化、理性化又使得叙事诗、哲理诗的境况要好于抒情诗。
诗人艾青曾经说过，“诗是借助于语言以表现比较集中的思想感情的艺术”。因此，“无论诗人采取什么体裁写诗，都必须在语言上有两种加工：一种是形象的加工，一种是声音的加工”9。所谓“形象的加工”，即是以形象、含蓄的语言创造出诗的意境和诗美。抽象和直语，是“形象的加工”所忌避的。诗歌语言一旦因过于明确而失去其含蓄，因界定性过强而失去暗示性，因抽象化而失去具体可感性，则意境和诗美便会受到极大影响而有所减色。然而，白话作诗的难处也 6 [日]西村文子、[挪威]加尔通在《结构·文化和语言》（《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8期）一文中说：“使用欧洲民族的语言可以得出精确的结论，对这一结论可以进行验证、证伪。……中日文具有一种隐喻的带文学色彩的风格，这种风格在西方往往被称之为是‘诗’的风格，对此有许多人作了说明……” 7 J·浮尔兹：《亚里斯托斯》，《英国作家论文学》。8鲁迅：《集外集拾遣补编·诗歌之敌》。9艾青：《诗的形式》，《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正在这里。艾青曾指出，有些新诗“缺乏感情，语言也不和谐，也没有什么形象”；他认为，这是因为“没有很好地选择和使用语言，也没有考虑到诗之作为艺术所必备的条件”，没有认识到“诗的语言比散文语言更纯粹、更集中、因而概括力更高，表现力更强，更能感动人。”10这里指出了诗歌缺乏感情、缺少形象的原因是在其语言使用上的失当，这是很有见地的。但如果不追溯到新诗所使用的白话语言自身的不足，仅责备作诗者，似乎又有欠全面。俞平伯曾说过，“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因为“他是赤裸裸的”，使诗成为“专说白话”而缺乏“诗美”，所以他认为“中国现行的白话，不是做诗的适宜的工具”，白话缺少诗的蕴含，“缺乏美术的培养”，“往往容易有干枯浅露的毛病”。11这倒可视为中的之语。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许多新诗人却很热衷于写旧体诗。诚如萧三所说，“许多一向写新诗的诗人，或则现在都有作起旧诗来了，或则在写新诗之余，间或写几首旧诗，而这很少的旧诗每每比他自己所写过的很多新诗好”12。即如鲁迅，他不仅所写旧诗数量远远超出新诗，而且就其艺术性而言，也是旧体诗精品偏多。新诗史上首屈一指的郭沫若，出版于1938年的《战声集》中，就收入旧诗若干首，到了《蜩螗集》中，旧体诗词则已近半数，越到后来，郭沫若所作旧体诗词越发多起来，以至于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压倒他的新诗创作。初期白话诗人康白情、沈尹默等在短期的新诗创作生涯之后，纷纷向旧体诗词回归。白话文学家郁达夫，在诗歌创作方面主要也是以旧体诗词见长。曾致力于新诗格律化，并取得了新诗创作杰出成就的闻一多，在废旧诗六年后，又“复理铅椠”，“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僵做旧诗”13。九叶诗人郑敏在从事新诗写作和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大半辈子之后，转而表示自己“崇尚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灵’”，“要重新从中挖掘出它真正的精神来”，也就是说，“她正回头走向中国古典诗词”14。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诗人、作家们对于旧体诗的依恋，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臧克家的话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现象，他说：“我个人认为，不精炼或不够精炼，确是新诗写作上的一个大问题。新诗运用口语（所谓‘白话’）来写作，打破旧格律，这是‘五四’文学革命的胜利成果之一。……但运用口语（或接近口语的语言）而不疏于松懈、散漫、噜苏，对于诗人来说却是一个相当严重的考验……可是从‘五四’到目前，也有不少作品没能够顺利地通过这一关”。15似乎可以说，由于白话写诗这一关难以通过，才致使许多诗人产生了对旧体诗词的依恋。萧三早在1939年就曾对此现象作过类似的解释，他认为，由于白话新诗未能很好地解决诗的形式和内蕴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许多的天才文人或非职业的诗人文人”，甚至“一向写新诗的诗人”，“遇有真情实感，想寄之于诗时，还是写旧诗，而且写得非常好”。他认为鲁迅就是如此。“你只要去读一读他伤悼柔石、殷夫几个青年作家惨死的诗，你会大大地深深地感动，你会想到柳亚子先生评鲁迅先生的诗所说的‘郁怒情深，兼而有之’这句话极其正确”16。诗歌的 1011艾青：《诗的形式》，《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
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1919年10月3卷1号。
12萧三：《论诗歌的民族形式》，《文艺战绩》，1939年11月16日，一卷五号。13闻一多：《全集三卷·书信》。
14臧克家：《精炼·大体整齐·押韵》，《学诗断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5《回头走向中国古典诗词——记诗人翻译家郑敏教授》，《文艺报》1990年2月10日。16萧三：《论诗歌的民族形式》，《文艺战线》，1939年11月16日，一卷五号。破与立，远较其它文学样式更为复杂。鲁迅白话小说的成就一下子就超越了自己的文言小说（《怀旧》），而他写的新诗却很难说有哪一首超越了他自己那些脍炙人口的旧体诗，此中缘由，无疑可以从白话语言中找到。卞之琳曾将新诗与旧体诗作过对比，他指出，“对中国古典诗歌稍有认识的人总以为诗的语言必须极其精炼，少用连接词，意象丰满而紧密，色泽层叠而浓谈入微，重暗示而忌说明，言有尽而意无穷。凡此种种正是传统诗的一种必备的要素。今日的新诗却普遍地缺乏这些特质。反之，白话诗大都枝蔓、懒散，纵然不是满纸标语和滥调，也充斥着钝化、老化的比喻和象征”17。这里对白话诗的评价虽说是太严厉了些，但也的确是在比较之中揭示出了白话诗的或一症结。趋向于精确化、理性化的白话，在诗的内蕴上的确逊于古典诗词的语言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白话便于精确地传达思想、分析和论证问题，但许多文言能表达的诗境，白话却是无法表达的，用白话写诗，很难保证新诗能像古典诗词那样蕴藉深厚。也许，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思考，一大批现代诗人、作家才在欲寄情于诗歌时，往往选择旧体诗的形式。
三
诗歌语言的“加工”，除了“形象的加工”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声音的加工”。所谓“声音的加工”，无非是利用“旋律”、“节奏”、“音韵”来造成“声音的变化，唤起读者情绪的共鸣，也就是以起伏变化的声音，引起读者心理的起伏变化”18。白话给这种“声音的加工”同样带来了困难。
这是一个长期困扰着中国新诗的大问题。早在“五四”白话诗刚刚兴起时，作为白话新诗的首倡和最先尝试者的胡适，他那篇题为《谈新诗》的文章，虽然中心意旨是在谈新诗体的解放，但谈论的角度却不出“文的形式”。为了给新诗正名，他竭力从“新诗的音节”（节：顿挫、段落；音：声调、平仄、用韵）方面为新诗找立足的理由。19几乎是同时，俞平伯在《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一文中，为探讨“社会不能容纳新文艺”，新诗“不受欢迎”的“原故”时，也首先关注到了新诗的形式问题，认为“是因为新诗句法韵脚皆很自由，绝不适宜‘颠头播脑’、‘慷慨悲歌’的。所以社会上很觉得他不是一个诗”20。这可以看出，在白话新诗初起之时，倡导者和尝试者们尽管力图打破格律，寻求诗体的彻底解放，但他们事实上却避不开诗歌的节调、音韵等形式问题，而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却遇到了麻烦。可以说，这种麻烦是与用白话写诗相伴随而来的，而且一直在困扰着诗人和批评家们。二十年代中期，新月派诸多诗人曾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倾注了很大气力，但却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三十年代，鲁迅又曾多次论及新诗的形式问题，他说：“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21；“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 1718卞之琳：《今日新诗面临的艺术问题》，《诗探索》1981年第3期。
艾青：《诗的形式》，《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
19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20艾青：《诗的形式》，《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
21鲁迅：《书信·350920致蔡斐君》。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22。李广田、何其芳等人在四十年代又提出了与此相同的问题。李广田说，在读有些新诗时，“时常为诗人觉得可惜”，为这些诗歌缺乏“更完美的形式”“更好的章法和句法”、“最好的格式与声调”而遗憾23。何其芳也指出，“中国的新诗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他甚至表示：“以前，我是主张自由诗的，因为那可以最自由地表达我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但是现在我动摇了。因为我感到今日中国的广大群众还不习惯于这种形式，不大容易接受这种形式。而且自由诗的形式本身也有其弱点，最易流于散文化”。24。以上诸多诗人、批评家对诗歌的节调、音韵等形式问题所作的理论探讨，以及其后四十、五十、六十年代文艺界所进行的一系列有关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其实都正说明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在形式问题上所陷入的困境。
那么，中国新诗形式问题难以解决的症结在哪里呢？我认为，鲁迅的话可谓是点到了要害：“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既然新诗的形式问题大致上可具体化为节调和音韵问题，而白话押韵又不容易，那么以白话为工具作新诗就给形式的完善带来了某种先天的不利因素。如果换种说法，就是“新诗运动的起来，侧重白话一方面，未曾注意到新诗的艺术和原理一方面”，人们“注意的是‘白话’，不是‘诗’”。因此新诗普遍缺乏“音节”，“读起来不顺口”，虽然“有人能把诗写得很整齐，例如十个字一行，八个字一行，但是读时仍无相当的抑扬顿挫”。25卞之琳也认为，用白话写成的诗，“撇开无法‘吟咏’（严格说是‘哼’，还不是‘唱’）这一点不谈，即使用朗诵的标准来衡量，在声音效果上当然远逊于古典诗词和民歌”26。他们道出了白话语言给新诗在“声音的加工”上带来的困难。
应该说，上述所提及的诗人和批评家们对于新诗存在的不足之处都是有一定的清醒认识的，甚至有不少人是看到了新诗所面临的困境与写新诗所采用的白话之间关系。但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解决新诗存在的问题，需要时间和条件。所谓时间者，是指郭沫若曾经说过的：“新诗的历史只有三十多年，而旧诗的历史却有三千多年。把三十多年的成绩和三千多年的成绩对比，应该说是最大的不公平。”27这不应视作是在为新诗发展中留下的诸多遗憾找寻某种获得宽解和宽慰的理由，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均须有它必经的过程。同时，白话新诗的发展也还有另一种意义上的时间过程：新诗最初是作为“五四”初期的那场语言革命的一种实践出现的，它首要的任务似乎还不在自身艺术品性的完备，而在于助新的语言方式的确立，因此诗歌体式的解放、诗歌语言与白话口语的一致性等是当时最主要的要求。在白话文的提倡者中，多数人都从事过白话诗的尝试，他们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即如鲁迅所谓之“敲边鼓”者，而非做一个诗人，他们是为了向文言文挑战，示威，用以证明文言文之所长 者白话文未必做不到。总之，白话新诗的产生首先就是扮演了语言革命实践者和语言革命成果的巩固者的角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应高度评价它的历史 2223鲁迅：《书信·341101致窦隐夫》。
李广田：《论新诗的内容和形式》，《诗的艺术》，开明书店1943年版 24 何其芳：《谈新诗》，《何其芳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25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诗刊》1931年1月创刊号。26卞之琳：《今日新诗面临的艺术问题》，《诗探索》1981年第3期。27 《郭沫若谈诗歌问题》，1956年12月15日《光明日报》。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白话语言已经得到普遍的确认，新的语言方式已经真正确立之后，新诗作为文学之一种，其自身的文体完善的要求亦应提到相应的重要位置上来。当然，这也有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在这种转换到来之前，理应视为新诗“历史发展的必要的曲折”，而且这种“曲折”也仅仅是从文体完善的角色来说的。
除了“时间”问题上也还有一个“条件”的问题。所谓条件者，是就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而言的。关于客观条件问题，我们在下面要专门论及。而主观条件，我们在这里主要是指，新诗完成了在白话文运动中应承担的任务之后，写诗者必须在主观上相应地确立文体意识，重视诗歌语言的创制。必须认识到如茅盾所说的：“诗的语言”必须在一般语言的基础上“加工提炼使其更精萃，更富于形象性，更富于节奏美。……为了适应诗的特殊性，诗的语言可以比散文（小说、戏剧等）作品的文学语言更多些加工，或者说，可以和口语的基本要素有较大的距28离。”也就是说，新诗在完成了助白话语言方式确立的任务之后，应该不再将“与口语保持一致”看作对自身的要求，从而使新诗的语言尽快完成对白话口语的升华。的确，用白话写诗“对于诗人来说是一个相当严重的考验”，没有文体意识的自觉，没有对诗歌语言创制的明确认识，是很难“顺利通过这一关”的。在中国新诗史上，有不少诗人在这方面做过努力，他们的作品在艺术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这正是与他们对新诗歌语言创制的自觉意识分不开的。例如臧克家，运用白话写诗却不疏于松懈、散漫、噜苏，很注意诗歌用语上的“炼字”，闻一多就曾以孟郊的“苦吟”来比喻臧克家诗歌语言推敲上的功力，由这种“炼字”，增强了诗歌语言的内蕴和诗歌形式严整性。再如艾青，他自觉追求诗歌语言“形象的加工”和“声音的加工”，他的诗歌特别注重意象和语境创造，因此，艾青的诗虽仍是自由体的，但却在诗的内蕴和诗的内在节奏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又如田间对独特的诗歌节奏的追求，李季对醇化了的民歌语言的采用等等。在他们的探索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但也无须讳言，多数的诗人是没有能够顺利通过白话语言作诗的这一关的。这当然与其主观条件有关，但又不完全是主观方面的原因。这就涉及到客观条件的问题。
四
客观上的困难就是指客观条件的不成熟。这种客观条件是多方面的，前面所述的时机问题、新诗产生之初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的问题，以及诗歌艺术探讨所必要的相对安定的社会生活环境等等都属客观条件之列。而作为客观条件，同样不可忽略的还有：到底能为诗歌语言的创造提供多少可资借鉴的东西。
中国古典诗词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系列适应于文言语言系统的诗歌形式规范，积累了无数约定俗成而又含蕴丰富的诗的语汇。这使即使诗歌天才不太高的诗人也能据此写出像样的诗来。这是白话诗所难以相比的。用白话写诗，不仅不能像用文言写古典诗词那样，可以有现成的格律加以利用、有现成的典故可以征引，而且甚至对写诗时所用的白话的语言特性也缺少较深透的了解。因为白话语言方式施行的时间太短，人们还来不及对白话语言的声音特性和语境特性 28茅盾：《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1959年2月24日《人民日报》。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诚如朱自清所说的“白话的传统太贫乏”29。由于白话传统的贫乏，带来了新诗找寻借鉴的困难：“新诗的模型、声调、修辞、造句，都得重新草创，它的困难是比别种作品大得多。”30
新诗找寻借鉴的困难还不仅来自于白话传统的贫乏，而且还来自于外国诗翻译的困难。新文学是受外国文学影响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小说、散文、戏剧的翻译相对容易，而诗歌在本质上是不可翻译的。鲁迅曾反复指出，“翻译外国的诗歌也是一件要事，可惜这事很不容易”31；“可惜翻译最不易，……即使以俄文改写俄文，尚且决不可能，更何况用了别一国的文字”32。茅盾也曾指出过，“任何民族的文学作品翻译为其他语文的时候，或多或少总不免要丧失它的民族风格。比较接近的两种语言在互译时或者还能多保存一些，但译诗还是比译散文为难”33。这种翻译的不易，就使得新诗与其它新文学体裁相比，可资借鉴的方面更为缺少。的确，这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中国白话诗的传统太贫乏，小说、戏剧尚有一些白话传统，可是白话诗歌就几乎是白手起家了；而外国诗的难以翻译，又使新诗不能像小说、散文、戏剧那样尽情地汲取异域的养分来发达自身。这也许是新诗形式较之小说、散文、戏剧更难确立的又一原因。
事实上，诗歌的借鉴方面，不仅因翻译的困难而有诸多不便，而且诗歌在实质上也有对外来语种诗歌的不可仿效性。“因为中文和外国文的构造不同”，因而在“音节”、“格调”等语言形式上根本不能“模仿”，“用中文写Sonnet永远写不像”。这是新月社理论家梁实秋在新月社后期的认识。他认为，中国的新诗模仿外国诗的结果便是产生了一些“中文写的外国诗”，而中、外文构造的差异，使中国诗在艺术形式上模仿外国诗实际上很难取得成功。他主张，虽不必否认“外国文学的影响……是新文学运动的最大的成因”，但在新诗方面，“在模仿外国诗
34的艺术的时候，我们还要创造新的合于中文的诗的格调”。不知道梁实秋的这些认识是否包含了他对新月派“格律诗”主张的反思。不满于自由体白话诗的过于散文化、过于直白浅露，提出建立新诗格律的要求，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新月诗派是最早提倡新诗格律的，此后仍不断有提倡者出现，这可以视为文体意识自觉的表现。但新月诗派“所主张的格律诗的形式为什么没有能够为更多的写诗的人所普遍采用”？何其芳认为，这除了内容上的原因外，还有形式本身的原因，即他们的“格律诗的主张照顾中国的语言的特点不够，有些模仿外国的格律诗”35。很清楚，由于诗歌文体对于语言使用的特殊要求，使中国新诗在形式上甚至不可能象小说等文体那样走一条“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36的向外国文学借鉴的道路。诗歌文体的特殊性，也多少隐伏了对新诗形式发展的不利因素。新诗的成就与中国现代小说等其它文体相比，其不能尽如人意之处相对明显，这种客观条件的不利也是原因之一。由此，我们也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历次有关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中，向古典诗词和民歌学习的议题总是反复被人提起，过可以视作为解决新诗找寻借鉴的难题所作的一种努 2930朱自清：《新诗的进步》，《文学》1937年1月8卷1号。
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西滢闲话》，新月书店1928年6月版。
31鲁迅：《书信·190416至傅斯年》。32鲁迅：《集外集拾遣·<十二个>后记》。
33茅盾：《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1959年2月24日《人民日报》。34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诗刊》1931年1月创刊号。35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关于写诗和读诗》，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36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力。但这种学习最忌简单化。就拿古典诗词的形式来说，它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并相对固定下来的完全适应于文言语言系统的东西，新诗向古典诗词学习并非对其形式的袭用，而应是通过研究和发现古典诗词形式与文言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规律，供研究和发现新诗形式与白话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作参考，从而促使适应于白话语言系统的新诗形式逐步完善起来。然而，我们过去对这一点却重视不够，以至于在这方面出现简单化乃至极端化的倾向，如片面否定白话诗的发展方向、片面强调“以古典诗词和民歌为基础”发展新诗歌等等观点就是简单化和极端化的表现。
认识到新诗找寻借鉴的困难、认识到对新诗发展不利的诸多客观条件，我们就不会过多地苛责白话新诗，也不会过多地苛责从事白话新诗创作的诗人们。相反，我们要像郭沫若所说的那样，“对五四以来的新诗在精神上要肯定它”，并且坚信“五四以来的新诗还是它的生命的，自由诗的路子还是一个可以走的路子”37。关键是在于我们可以尽量创造一些有利于新诗发展的条件。最起码，我们可以通过深入研究白话的声音特性和语境特性，以便找到适应于白话语言系统的诗歌形式的规律。事实上，这样的工作早在五十年代末的有关诗歌形式的讨论中已经有人在做了，当时王力、朱光潜、罗念生、唐弢、林庚、何其芳、卞之琳等人都对此进行过有价值的研究，可惜的是这种研究没能继续下去，系统化起来，更没有能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加以体现。
综上所述，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体性文化任务，特定的时代条件，为中国的新诗规定了一条必须经历“必要的曲折”的发展道路，新诗形式探索所陷入的困境，包含着某种历史必然性。对于新诗形式的困境，在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们那里并不乏清醒的认识，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努力的收效却不大，尽管也有一些诗人在某些方面的探索取得了成功，却并未在整体上改变新诗的处境。还有不少作家和诗人干脆在理性上认同了这种新诗的命运。对于那些探索失败者，我们应认真总结其教训；对于那些在某些方面取得成果的探索，我们应挖掘其成功的经验，研究其原因；而对于在理性上认同新诗困境者也应分析而后评价之。在认同困境者中，固然有一些人缺乏探索精神，缺乏艺术追求的自觉性，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是出自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一方面他们知道艺术首先是艺术，必须追求艺术自身的完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漠视本世纪以来所面临的基本历史任务和整体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他们始终不肯走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道路。在新诗自身的艺术要求与特定时代的文化的整体性进步相冲突时，多数人是顺应时代的整体文化发展的要求作出抉择的，即不惜放弃对新诗艺术形式完善的追求来成全历史的文化使命。可以说，正是这种理性的牺牲精神，玉成了中国的整体文化的进步。诚然，这也给具体的诗歌领域带来某种遗憾，但既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发展的特殊要求为新诗安排了这样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那么，我们就既不必过多地为新诗形式上的缺憾而慨叹，也不必责怪那些在二难选择中为顺应时代要求而忽略诗歌自身艺术特性的诗人们。相反，我们应该肯定这些诗人们的明智的选择，应该高度评价新诗以牺牲自身艺术形式的完善助白话语言方式的确立这一历史的贡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是新诗走出“历史发展的必要的曲折”的时候了。新诗发 37郭沫若：《就当前诗歌中的主要问题答<诗刊>社问》，《诗刊》1959年1月号。展已经有了七十多年的历史，新诗初起时所必须承担的语言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况且现在又是一个相对平和的建设的时代，我们有理由要求新诗加强艺术方面的追求，有理由期待着新诗在形式上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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