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热

第一篇：张爱玲热

“张爱玲热”的兴发与变异对一种接受史的文化考察

【作者】温儒敏

这里大略回顾一下近20年来在中国内地有关张爱玲的研究、评论与出版情况，从中或许可以引发一些关于文学阅读与文化生产、传播的话题。

张爱玲成了“出土文物”

张爱玲这位四十年代在上海名噪一时的才女，解放后差不多三十年时间，其作品在大陆销声匿迹，名字亦不见于任何文学史著述。八十年代初，张爱玲如同“出土文物”浮出历史地表，不过那还不是重新“走红”，而只是静悄悄地受到“专业阅读”的关注。笔者回想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七十年代末正是门户洞开，思想解放之时，我们这批“老学生”如饥似渴地找书读，越是开禁的，或未曾闻识过的，就越是有兴致。我们从图书馆尘封的“库本”中找到张爱玲的《传奇》，当然还有钱钟书、沈从文、废名、路翎等一批作家作品，这骤然改变了我们的“文学史观”。初接触张爱玲非常个性化的描写，所产生的那种艺术感受称得上是一种“冲击”。同学之间常兴奋地交流读后感，推荐新发现的书目，其中张爱玲当然是常谈的节目。不久，大概是1979年，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我们自己的艺术判断：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回顾这一段“阅读史”，大致可见七十年代末在内地“重新发现”张爱玲的情况。不过那时大家正忙于给那些比较知名的作家做翻案文章，对张爱玲还谈不上有什么研究。

真正对张爱玲有公开的评论，是1981年以后的事。当年11月，张葆莘在《文汇月刊》发表《张爱玲传奇》，这是内地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论及张爱玲的一篇文章，不过当时的反响并不算太大，容易被读者视为一段文坛忆旧。对有关张爱玲的研究产生大的推动的，还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此时中文版已传入大陆，港台一些评论张的文字，内地也陆续可以看到，这就促成了文学界普遍的“读张”的兴味，张爱玲也就“正式”进入了一些文学史家和研究生的视野。如颜纯钧的《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赵园的《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都比较“正式”地考察了张爱玲小说题材、手法与风格上的特色，注意到其与新文学“主流”有所不同的“性质”，并小心翼翼为张爱玲说几句批评中带上肯定的话。

到八十年代中期，思想解放的潮流加强，当然会鼓励人们用更开放更有个性的眼光去读张评张，而张的“另类”特色也更加刺激研究者去重新打量与调整文学史的“叙述板块”，加上这一时刻“翻案”文章差不多做腻了，所谓“边缘化”的作家更能吸引年轻读者与研究者的目光。有一篇文章适逢其时，那就是柯灵的《遥寄张爱玲》。此文几乎同时发表在《读书》（1984年第4期）和《收获》（1985年第3期），二者都是有影响的刊物，而文章又出自作为“过来人”的资深作家，自然引起广泛的关注。《收获》同期还重刊《倾城之恋》，更是文革后张的作品首次在大陆面世，这种影响也超出了学术界，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文学史给张爱玲让出地盘

在八十年代中期，一般流行的现代文学史仍然不可能提及张爱玲。一是碍于张爱玲五十年代写过《赤地之恋》和《秧歌》等反共小说，二是担心张爱玲复杂的政治身份，总之，仍然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置疑。但毕竟历史越来越拉开了距离，给政治身份“复杂”而创作可观的作家以更多面考量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在北大和其他一些思想比较活跃的大学，在课堂上或讨论会上，都已经把张爱玲作为“重新发现”的话题。许多学生对于文学史只字不提张爱玲很不理解。1984年，黄修已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编写那本发行量很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就率先从知识传播的角度，较客观地介绍了张爱玲的《金锁记》等小说。与此同时，笔者与钱理群、吴福辉等合作编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其中论及“孤岛”与沦陷区文学，也用了大约八百多字来写张爱玲，指出张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说色彩”，展现了“洋化”环境中仍存底的“封建心灵”和人们百孔千疮的“精神创伤”。虽然字数不多，但已经将张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来评价，格外引人注目。一些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史课也逐渐为张爱玲让出一点地盘。

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所谓“方法热”的时期，人们评论张爱玲，更多地是欣羡其小说手法的特异，意象、象征、心理分析等等，是常用的切入角度。如胡凌芝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饶芃子和董仲年的《张爱玲小说艺术论》，偏重于对张爱玲小说结构、语言和风格的分析，同时仍不忘“反映论”层面，论评张爱玲如何揭示洋场社会阴暗的一面，指出其“反封建”的价值及其对都市文学的贡献。这期间有几篇文章值得注意，如宋家宏的《一级一级的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和《张爱玲“失落者”心态及其创作》，以及张国祯的《张爱玲启悟小说的人性深层隐秘与人生观照》，都开始触及张爱玲小说比较深的人性内涵，而不简单停留于从“反映现实”角度肯定价值，而且对张的创作现代派特征的分析也都有新突破。这批论文的出现标示着张爱玲研究的学术份量逐步加重。

80年代的研究为张爱玲的“复出”创造了条件，促成了“读张”的风气，同时带动了张著作的出版。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现代文学作品做原本刊印，收载了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随后，多家地方出版社影印或编印了多部张爱玲的小说集。此时书商已觉察张爱玲作品有流行通俗的品质，都想打打“擦边球”。只因为张的政治身份比较复杂，出版者一开始比较小心，出版其作品也大都打着“研究和教学资料”的名义，后来发现问题不大，码洋又很多，便愈加放胆去出书。

张爱玲的“经典化”

80年代后期那种较重学理的研究势头，一直延续到90年代前期。其中90年代初一度弥漫于学界的紧张而又有些颓唐的气息，似乎对张爱玲的研究并没有什么影响。一部分研究者仍在潜心读张。这一段对张的作品进行“赏析体”评论的篇什很多，人们对研究成果的转化大有兴趣。这跟张爱玲作品开始大量出版，需要跟着普及与导读也有关。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此时仍有一批更有学术深度的论文的出现。如金宏达的《论〈十八春〉》、潘学清的《张爱玲家园意识文化内涵解析》、赵宏顺的《论张爱玲小说的错位意识》、杨义的《论海派小说》以及吴福辉的《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等。这批论作除了注重剖析张爱玲题材的价值、作家的气质、创作心理状态、文化情结以及艺术特征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开始注意从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格局中，重新考察张爱玲这一类创作的“结构功能”与价值定位。可以说，90年代前期出

现的数十篇有关张的研究论文中，不乏真正有文学眼光和学理分析的。

90年代前期的研究，几乎造就了一个“热潮”。文学史家给予张爱玲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杨义在他那部颇有影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就用了十几页讨论张爱玲，盛英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甚至列出专章评论所谓“张爱玲现象”。大约在1993年至1995年左右，有众多年轻学子（包括本科生与研究生）一窝蜂都挤着要做关于张爱玲的论文。诸如关于张的小说中意象和结构分析、心理描写、文化模式，乃至女性主义的评论，恐怕每一个大学中文系都有学生在做这类题目，其中有关女性主义的话题更是受到一般女学生的欢迎，并纷纷大胆尝试。在笔者任教的北大中文系，那二三年几乎每一学期都有数篇学生论文是谈张爱玲和女性主义的。不能否认这几年论张的文字其中有些写得不错，可能的确有新发现、新视角。但研究似乎也有“生态”问题，某一论题谈得太多，大家都会腻味，以致有些的确有见解的文字反而可能淹没在这腻味之中，得不到发表的机会。90年代中期有些专著仍在孜孜不倦地谈论张爱玲，但同时单篇论文的发表显然已大大减少。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时期人们的兴趣又转向了张爱玲传奇的一生。1992年下半年到1995年初这两年多时间里，竟有四部张爱玲传接连出版。这四部传记是王一心的《惊世才女张爱玲》、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阿川的《乱世才女张爱玲》和余彬的《张爱玲传》。前三部传记从书名的渲染，就可以看出已经很注重图书的包装与商业操作，主要为了吸引一般读者；文字上也都在竭力追求可读性。相比之下，稍后出版的《张爱玲传》仍保持较多的学理性，对传主的生平、身世与创作剖析很细很深，显然吸纳了海内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前述有关大学里年轻学子争做评张的论文这一现象，跟这些传记的出版也大有关系。“传记热”诱发了年轻人的文学史想象与评张写张的冲动。当然，张爱玲重现的影响并不止于一般读者，也明显作用于当代文坛。一批青年作家不约而同对张爱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各自创作中留下清楚的影响痕迹。苏童在“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评选中，选中《鸿鸾禧》，称“这样的作品是标准中国造的东西，比诗歌随意，比白话严谨，在靠近小说的过程中成为了小说。”他和叶兆言的旧家族题材小说，受张爱玲的启示，已得公认；王安忆则无法摆脱影响的焦虑，这位深得张的衣钵的传人，一边想象和体验着张爱玲那个时代的上海，一边说“不要拿我和张爱玲相比”。

商业操作制造读张的时尚

事实是不言而喻的。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史家已经充分论证完张爱玲的“经典性”，张爱玲越来越为社会所知，就越来越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并和商业操作日益结合，成为90年代特别显眼的一种精神现象。这里不妨也大略回顾一下过程。

早在1992年，出版界摸准了社会阅读心理取向，便越来越大胆地出版张爱玲著作。当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张爱玲文集》，不久，市面上即出现了盗版，趁着张爱玲去世消息传来，卖得红红火火。这套《全集》据说在市场投放足有十万套。加上以前各出版社的印量，张爱玲的读者保守估计也应有近百万。

富于戏剧性的是，1994年，有海外归来的新锐学者声称要“以纯文学的标准”，“力排众议，重论大师”，为作家重排座次。金庸、张爱玲一跃上了榜，茅盾则落选，一石激起文坛千层浪。这一事件后又披露于多家媒体，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张爱玲在座次评定中以“冷月情魔”的称谓位居第八，且不论是否恰当，但“张爱玲”的文名借此更广为传播却是一不争的事实。

历史也许就是为了造就张爱玲的声名。“排座次”事件余波未尽，1995年9月，张爱玲在海外仙逝，“张爱玲”又一次引起媒体瞩目，这位奇女子以“死”而在媒体中再“活”。国内

影响较大的几家报纸均做出了异乎寻常的重点报道。“张爱玲”如此频繁的在大众视野中闪现，“符号化”的进程加快。由文学研究界开始的“张爱玲热”，此时水到渠成，弥漫到了公众领域，非常恰当地印证了美国学者杰姆逊所谓消费社会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融合的这一时尚的观点。

张爱玲日益为读者接受，当然在于其文本的丰富性，足以为读者的阐释提供多种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张爱玲所提供的文学想象与情感体验，又都与当下普遍的生存状态有着不同程度的契合。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深化，精神领域却出现了许多始料不及的状况：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风起，价值标准日趋多元化。同时，对历史与文化的反思在80年代末突然坠入低谷，人们对宏大叙事失去兴趣，而愈关注世俗的个人的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张爱玲作品中摹写的表象往往成为一幅幅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的画卷，引人怀旧，诱人体味省察。其实，张爱玲既世俗又具有强烈的贵族趣味，她能正视人生的一切欲望，写尽尘世男女的悲欢离合，又不动声色地消解情感神话；对灵肉生活的细致书写以及对女性生命入微的感受，这一切自然容易引起共鸣。曾几何时，张爱玲式对生活傲然而又投入的姿态，庶几成了一种时尚，大学生枕头边放一本《张爱玲文集》也是一道好看的风景，“张爱玲”变成某种趣味的象征而被争相仿效。在当时文学界流行的新写实主义、新市民文学特别是小女人散文中，依稀都能闻到张的气息，看到张的影子。

被浮躁的世风所消解了的张爱玲

需提及的是，张爱玲的读者群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多为正在形成中的白领或是学院中人。然而从普遍的阅读接受来看，除却专业研究者，恐怕少有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张爱玲作品中深蕴的悲凉，以及那种于人生的“惘惘的威胁”。张爱玲的作品中隐藏着的式微破落的颓势，对私人生活关注背后的犬儒，对价值的嘲弄与颠覆，以及对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这一切，大都被浮躁的阅读心态给忽略和消解了。张爱玲就这样变得很“现代”又很“现实”了。

最后，不妨再回顾分析一下“张爱玲”是如何进入消费领域的。“张爱玲”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有其利益生长点，文化生产自然会推波助澜。如果说1992年出版的《张爱玲文集》编选允当，为张爱玲的创作风貌做出了基本概括。此后出版的张爱玲有关作品则多在商业操作下进行，即使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多数也是要赶一赶商潮。张爱玲“人生小品”、“情语”之类纷纷出版，在散文热中层出不穷的散文赏析、精品系列，乃至文化史风俗史百年回顾掌故逸闻等等，各种凡是涉及民国题材的畅销书，大概都不会忘记拉上张爱玲凑份。完整的“张爱玲”，常有意无意被拆解成利于流行和卖钱的支离碎片。

快节奏的消费社会中影像挂帅，张爱玲也不能摆脱被视觉化的命运。几乎所有出版的有关书籍中或多或少都附有张爱玲的旧时照片，读者在浏览张爱玲照片的过程中将想象的求证完成。199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参照张爱玲在台湾出版的《对照记》，编辑集成《重现的玫瑰 张爱玲相册》一书，算是暂时将对张爱玲的展览做一终结。

一流的小说往往难以向其它艺术形式转化，但在视觉效果最强的电影艺术中，张爱玲的小说却频频被港台演艺人相中。早在80年代，由三毛编剧，以张爱玲的爱情故事为蓝本的电影《滚滚红尘》即已制成。90年代，香港关锦鹏执导《红玫瑰与白玫瑰》，虽然这样一个有关人性的故事难以在电影语言中得到最完美的叙述，但大陆明星陈冲、英俊小生赵文瑄以及从脱片中“从良”的叶玉卿依然使得该片反响巨大；台湾许鞍华执导了《倾城之恋》，此后的《半生缘》则请出了“忧郁王子”黎明担纲。不久，《红》、《半》二片相继进入大陆并曾在中央电视中台放映，影响颇大。

渐渐地，“张爱玲”在不断的文化生产中一层层的被剥去了本来丰富的内涵，塑造成了精致而易于消费的“精品”。

“张爱玲热”（类似的还有林语堂、梁实秋）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事例：先是由学术界发现和定位，然后经大众传媒制作并扩大到公共空间，变成文化符号，再被商界借用促销，转为一种时尚。

“张爱玲热”的同时，还有另一种类型的两个热点文化人物值得关注，即陈寅恪与顾准。二人的专业成就少有人深入研究，但学者的独立品格与坚持思考的精神都被凸显。作为文化偶像，他们被绘成对“知识精英”的想象性图景，从中也能看出当时知识界对人文精神及学术品格的追求。“张爱玲热”与“陈寅恪、顾准热”的原因不尽相同，不过内在理路却是一致的，均属于一种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被借用。它们一起丰富了90年代中国斑驳而芜杂的文化风景线。

【原载】 《中华读书报》20001227

第二篇：我看“张爱玲热”

我看“张爱玲热”

也许是人在边缘久了的缘故，凡是国人热这热那的时候，我都不大掺和，“张爱玲热”也不例外。

李安新作《色·戒》是近期最热门的话题。有报道称在《色·戒》之后，邹静之接下了《倾城之恋》的改编，将之变成了一部30集的电视剧；田沁鑫执导的话剧版《红玫瑰与白玫瑰》，成为今年话剧百年的一个压轴大戏；芭蕾公主侯宏澜也瞄准了芭蕾《色·戒》，该舞剧将作为2008年旧金山国际艺术节的邀请剧目，明年5月首演，已流行很久且当下仍在流行的“张爱玲热”俨然将再度升温。

不过在我看来，“张爱玲热”大不同于“超女快男热”之类的精神现象，虽然也有媚俗的嫌疑，但不一定不好。凡事都应经过辩证分析、权衡利弊后，才可做出判断。这就要求我们追本溯源，了解“张爱玲热”的来龙去脉。

第一次“张爱玲热”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这次的特点是张爱玲一出现就成为了“市民文化的明星”。作品由于赶上了“阅读荒”的大好时机，加上她在艺术上的独特性，因此，张爱玲受到了不同政治倾向和文学趣味的文学界各方面的欢迎。其中，傅雷（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是最有分量的评论文章。

第二次“张爱玲热”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与上次不同的是张爱玲被重新“挖掘”出来时有一个“预热”的过程，而且先是受到“专业阅读”的重视，然后再进入商业炒作范畴。1981年张葆辛的《张爱玲传奇》的出现，应该说只是“文革”结束后在社会上普遍出现的“文坛忆旧”的一个组成部分，真正对第二次“张爱玲热”出现起重要作用的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中对张爱玲的推崇所引起的大陆文学界的重视。1984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将张爱玲写入文学史，成为了张爱玲研究全面展开的一个标志，也可以说，从此以后，第二次“张爱玲热”才正式形成。80年代的研究反过来又成为了八九十年代商业化炒作的基础，换句话说，即先是文学史家“发掘”出张爱玲，给张爱玲重新定位并将其经典化。接下来，专家的意见被影视传媒吸收转化，使得张爱玲为广大读者观众所了解。而1995年张爱玲的去世更推动了热潮的高涨。

这次的“张爱玲热”之所以能够迅速地从学术界进入消费领域，一方面与经济体制改革后商品效益受到空前重视有关，无论是出版界还是影视等现代媒体产业，都加强了商品的包装和推广，而且盗版更是积极参与进争夺消费者的行列；另一方面也与消费者的文化水平和消费观念的改变有关，像张爱玲这种既有传奇身世又有表现个人生活作品的作家，无疑正是大家心目中理想的对象，很适于作为大众消费文化所推崇的精品。

于是从文坛、银幕到舞台都出现了一股“张爱玲热”。作家李碧华称张爱玲的作品是一口古井，也许是默契，也许是跟风，近年来接连挖掘张爱玲这口“古井”的不在少数。单就影视剧方面来算，电影有许鞍华的《倾城之恋》及《半生缘》，汉章的《怨女》，关锦鹏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侯孝贤的《海上花》,直到李安的《色·戒》。电视剧则有由林心如、蒋勤勤、谭耀文主演的《半生缘》，由刘欣、程前等主演的《金锁记》和由刘若英、赵文瑄主演的根据张爱玲传奇人生拍摄的《她从海上来》等。而被搬上话剧和音乐舞台的张爱玲作品则更多。

难怪有人曾说“张爱玲在香港象征纯文学，在台湾成为经典偶像，其作品内涵却在文化生产、商品炒作中层层剥落，以至在内地成为流行文化符号。”

“张爱玲热”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如今持续“高烧”不退，现在影视编导还那么热衷于改编张爱玲，主要还是市场的原因。有专家分析认为，如今市场竞争激烈，“品牌”是作品能否盈利的重要因素，而像张爱玲这样的名家名作，无疑是最好的金字招牌，也最能够吸引投资者和广告商。另一方面，由于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而优秀剧本却严重匮乏，于是许多编剧和制片人纷纷把目光投向名著。总而言之，文化商业通过商业机制选择并包装了张爱玲，致使张爱玲成为90年代以来相当显目而成功的文化商品和符号。但我们需要注意，这样被制造出来的张爱玲是一个根据商业原则被过滤了的张爱玲，其结果就是所谓的“张爱玲热”。

从深一层次看，“张爱玲热”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对此，温儒敏不无感慨地表示：就文学作品本身而言，当人们告别了所谓的“宏大叙事”，回归日常与世俗生活，当拜金主义和物欲膨胀日益挤压着人性，张爱玲那种既热衷于世俗人生又对人生惘惘的威胁感到无助的体验，就颇能赢得一些读者的共鸣。

行文至此，我不禁要说，对张爱玲持续“高烧”应当泼点冷水了。张爱玲在新文学里是很复杂的，她自有一套文化批判的眼光，其对人性批评的力度，是她创作最重要的价值。而经过商业化过滤包装的张爱玲，则更多地表现了其世俗化、欲望化、商业化的一面，迎合了世俗的小市民的某些消极颓唐的心理，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诚然，文坛有张爱玲色彩更加斑斓，而且张爱玲作品改编影视也无可厚非。但当“看张”也成为一种时尚后，因为影视才去关注名作，未免会让人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简短截说，虽然现在有“张爱玲热”，但我觉得更应该不浮不躁地读张爱玲的作品，而不是让人牵着鼻子走。

第三篇：张爱玲的《传奇》与“张爱玲热”答疑[模版]

张爱玲的《传奇》与“张爱玲热”答疑

问：关于张爱玲的生平主要应掌握什么？ 答：可以重点掌握以下6个方面：

（1）关于她的家庭。她生于上海，原名张英。祖父张佩纶是清末的著名大臣，祖母是李鸿章之女。父亲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是新式女性。3岁时随父母生活在天津，并开始爬在母亲床上跟着母亲背诵唐诗。父亲娶姨太太后，母亲与姑姑一起出洋。后因姨太太打父亲，被族人赶走。

（2）关于她的少年时代。她1926年（6岁）入私塾，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开始写小说，第一部小说写一个家庭悲剧，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女郎失恋自杀的故事，还写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名为《快乐村》。1927年（7岁）随家回到上海，不久，母亲回国。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她自己曾大言不惭地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后来，张爱玲笔下的女人都是怕穷的，为了不过穷日子，在当时女性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婚姻作为自己的奋斗方式和目标。）1929年（9岁）入小学，报名时母亲一时踌躇，觉得“张英”不够响亮，“胡乱译两个字”，取名“张爱玲”。后来，她在《必也正名乎》一文中说：“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其原因就在于对母亲送她上学的珍贵回忆。跟着母亲读老舍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二马》，并从此喜欢上老舍的小说。后父母协议离婚，父亲再娶，母亲再次出洋。父亲和后母都吸鸦片，家里总是云雾弥漫。1931年（11岁）秋，入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住校，很少回家。时有习作（包括中文和英文）刊载于学校的校刊《凤藻》上，并不时有读书评论等文章见于校外的《国光》等报刊杂志。1934年（14岁）曾以现代社会为背景写过小说《摩登红楼梦》。1937年（17岁）夏天毕业，母亲再次回国。向父亲提出留要求，遭拒绝，后母借此冲张爱玲冲突，父亲发威将张爱玲禁闭在家中，病在床上几乎丧命，姑姑来劝也被打伤。后逃到母亲家中，不久弟弟也跟着逃出，被母亲劝回。1938年（18岁）考取英国伦敦大学，因战事未能前往。

（3）关于她的初露头角。1939年（19岁）秋，改入香港大学文学系，不久，在《西风》月刊上发表她的处女作《天才梦》（散文）。1942年（22岁），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大学停办，未能毕业，与终生好友炎樱同船返回上海。后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却因“国文不及格”而未被录取。于是，开始为《泰吾士报》和《20世纪》等英文杂志撰稿。

（4）关于她的一鸣惊人。1943年（23岁，与曹禺10年前“一鸣惊人”时同岁），开始在《紫罗兰》、《万象》、《杂志》、《天地》、《古今》等各种类型的刊物上大量发表小说和散文。1943-1944年，是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年份。1943年，她在周瘦娟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后，一发而不可收，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她创作和发表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包括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年4月）、《沉香屑：第二炉香》（1943年5月）、《茉莉香片》（1943年6月）、《心经》（1943年7月）、《封锁》（1943年8月）、《倾城之恋》（1943年9月）《金锁记》（1943年10月）、《琉璃瓦》（1943年10月）、《年青的时候》（1944年1月）、《花凋》（1944年2月）、《鸿鸾禧》（1944年5月）、《红玫瑰与白玫瑰》（1944年6月）、《桂花蒸

阿小悲秋》（1944年9月）、《等》（1944年11月），以及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烬余录》、《谈女人》、《论写作》、《有女同车》、《自己的文章》、《私语》、《谈画》、《谈音乐》等。1944 1 年5月，著名翻译家傅雷以“迅雨”的笔名发表了当时最重要的评论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同年8月，张爱玲出版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集《传奇》，同年11月，她又出版了她一生中最重要性散文集《流言》。这一年，张爱玲与才子胡兰成举行了婚礼，完成了她的第一次婚姻，由好友炎樱证婚。不幸的是，这次婚姻只维持了两年。

（5）关于她从文坛上的消逝。1945年2月，张爱玲与苏青这两位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接受记者采访，就“女人、家庭、婚姻”等问题展开的对谈，仿佛成了她的最后辉煌。抗战胜利，她已经很少有作品问世。1947年，开始“触电”，创作了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和《不了情》，但已无“沦陷时期”的风头。上海解放后，她仍然还在创作，1951年，以“梁京”的笔名发表了长篇小说《十八春》，被看作是她创作生涯的“回光反照”。

（6）关于她的离开大陆后的情况。1952年7月，赴香港，供职于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在此期间，先后创作了两部“反共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分别于1954年7月和10月出版。1955年秋赴美国定居，兴趣主要从创作转向了研究。先住纽约，曾与炎樱一起拜访过胡适。第二年，移居新罕布什尔州，结识剧作家赖雅（Ferdinand Reyher），并于同年8月于纽约结婚。1957年，在台湾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她到美国后创作的小说《五四遗事》。1961年，应香港电懋影业公司的邀请，去台湾收集资料后赴香港创作电影剧本《红楼梦》、《南北和》及其续集《南北一家亲》、《小儿女》、《一曲难忘》，回美国后还创作了《南北喜相逢》。1966年，将中篇旧作《金锁记》改写为长篇小说《怨女》在香港《星岛晚报》上连载。1967年，赖雅去世后，应雷德克里芙女校的邀请，作驻校作家。1969年，将旧作《十八春》略作改动后，易名为《半生缘》在台湾出版。同年，又应柏克莱加州大学之邀，在中国研究中心任研究员。1972年，在香港出版中文译作《老人与海》。1973年移居洛杉矶。1977年出版多年“《红楼梦》研究”的成果《红楼梦魇》。1979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并传入大陆，出现第二次“张爱玲热”。1981年出版《〈海上花列传〉评注》，1983年又将人物对话为“苏白”的《海上花列传》译为国语出版，后又译为英文。1994年，出版自传《对照记》。从1991年起，台北皇冠出版有限公司开始以“典藏版”形式，陆续出版《张爱玲全集》（16卷），包括她最后的《对照记》，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一套张爱玲作品集。张爱玲在晚年长期闭门谢客，过着寂寞的隐居生活，1995年9月8日，被人发现孤独地死于洛杉矶家中。

问：关于张爱玲的作品重点应阅读哪些？

答：我们常说，张爱玲的电影不如小说，长篇不如中短篇。《金锁记》和《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写得最好的作品，而《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则是张爱玲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因此，我们读张爱玲的小说最起码要读三篇：《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

（1）“香港传奇”：《沉香屑：第一炉香》

这是一个关于寡妇的故事，写了梁太太和葛薇龙两代寡妇。从此，张爱玲在创作中形成了一个“寡妇情结”，她最好的小说写的大多都是寡妇（如作品中的梁太太和葛薇龙，还有《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做寡妇，常常会被看作是女人的悲哀，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却对做寡妇情有独钟，而且都是目的明确地为了钱而甘愿当寡妇。

同时，这也是一个关于“由良而娼”的故事，一个关于“沉沦”的故事。葛薇龙当初投奔姑妈梁太太是为了更好地读书，可当她的爱情在这里失败后，梁太太已经成为了她的人生榜样，她已经无法回到上海的家中，无法离开梁太太了。在作品最后，饶有趣味的是，当一群水兵喝得烂醉，不约而同地把薇龙当做了妓女，吓得她撒腿便跑后，乔琪笑道：“那些醉泥鳅，把你当做什么人了？”薇龙却说：“本来吗，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乔琪不让她乱说，她却坦然地承认自己说错了话，错只错在：“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

2（2）“双城故事”：《倾城之恋》 这是一个关于调情的故事，描写的是白流苏和范柳原的调情表演。傅雷本来是张爱玲小说最早的肯定者，但他对这部作品却评价不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作品的重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情调”，“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但也有人认为，傅雷的意见仅仅代表着男性读者的意见，这个意见对于范柳原是合适的，对于白流苏则有些冤屈。站在女性的立场看，白流苏的调情的背后，是生存的焦灼和无奈。范柳原意在求欢，而白流苏意在求生。

这也是一个关于弃妇的故事，是一个弃妇在进行垂死挣扎和自我拯救之后终于修成正果的故事。因此，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张爱玲版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故事，一个关于逃离的故事。白流苏虽然几经努力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猎物范柳原，成功地逃出了家庭，但是，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削弱自己作品中常有的荒凉感，白流苏逃出了旧的家庭，又进入了另一个家庭，而且，她得到的婚姻只是一座没有爱情的空城，而这座空城的获得也仅仅是因为战争的成全，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虽然战争加快和简化了许多人的正式成婚的速度，但这种婚姻靠得住吗？

（3）“上海传奇”：《金锁记》 这是一个关于人性原欲的故事，一个令惊心动魄的人性变态和人性异化的故事。张爱玲的小说虽然都与女性和“女性与金钱”的关系有关，为了生存或为了不至于受穷，她们把婚姻看作是自己惟一的目标，而以青春作代价的婚姻，又是以金钱为最终目的的。但这部作品不仅写了人的物欲（或曰财欲），写了姜家二奶奶曹七巧为了能进入虽然已经破落但仍然是贵族大户的姜公馆，嫁给了患骨痨的废人姜二爷，而且，还突出地描写了人的情欲（或直接说是“性欲”），在做上了二奶奶后，畸形的婚姻造成了畸形的性格，使她对男女情事十分敏感，也自然地将情感集中在当时她能接触到的惟一男性三少爷季泽身上，然而，当情欲得不到满足后，物欲便成为了她生命的惟一中心。

因此，这也是一个关于报复的故事，一个禁锢的故事，也就是一个关于用物欲报复情欲，一个因情欲被长期禁锢而变异后演化为更为疯狂的物欲的故事。按照弗德依德的学说，原欲就像一条河流，如果它受到阻碍，就会溢向别的河道，直接导致性错乱心理和性变态行为。七巧家原是开麻油店的，她年轻时也有中意她的肉店小伙，还有她哥哥的结拜兄弟喜欢她，可以称得上是“麻油西施”，虽然粗鲁泼辣，却充满活力，但做了姜家二奶奶后，爱情当然是没有的，连情欲得不到满足，更令人窒息的是，谁都轻视她，连丫环都敢对她冷嘲热讽，再加上封建礼教的压抑，她不得不强压情欲之火，“迸得全身的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于是，她渴望着三少爷的爱，但风流成性的季泽谁都敢沾，就是不愿越过叔嫂之防。当她的最后一点情欲之火熄灭后，她开始变得刻薄冷酷，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她先是“恋子”，要儿子整夜地陪她抽大烟，以探听和渲染儿子与媳妇的房事为乐趣，逼得儿媳守空房，后又“妒女”，自己没有得到的幸福生活，连自己的女儿也不别想得到。最后，终于沦落为一个眼中只有金钱没有亲情的恶毒残忍的魔鬼。

当然，这也一个害人害已的故事。曹七巧与张爱玲笔下的葛薇龙、白流苏等其他人物不同的是，她的婚姻一开始并不是她自愿的，她的婚姻完全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她一开始只是受害者和受虐者，但是，当她无论怎样努力也得不到幸福后，当她开始对她身边的亲人进行报复后，她便成为了害人者和施虐者。

此外，我们还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关于人的宿命的故事。曹七巧的婚姻在她的眼里只是一个买卖（张爱玲小说中的婚姻实际上全都是买卖），她只是以青春作为代价，卖掉了自己的一生，得到的只是一点金钱，因此，她生命中最可宝贵的当然是金钱而不会是家庭与亲情。而当她与季泽的爱情化为泡影后，特别是当她看清楚了季泽重新找上门来的目的是在算计她 3 的财产时，她对所有的男性都绝望了，因而对整个世界都绝望了。她得出的结论就是“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钱。”“这是个疯狂的世界！”所有的人都被一种无形的魔力所控制，人的命是天定的，是不能自己左右的。这就是张爱玲所要表现的“传奇”故事，所要表现的世界的无情和人生的苍凉。

正因为如此，曹七巧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张爱玲笔下最完整的女性形象，也是她塑造得最厚实的小市民形象，甚至可以说是张爱玲为现代文学史贡献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具有经典意义的艺术形象。

问：如何理解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和她作品中的文化背景？

答：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首先来自她的父母。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遗少式的人物，风雅能文，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张爱玲在少年习作《天才梦》中曾说：“我三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他的泪珠滚下来。”而张爱玲的母亲则是一个果敢的新式女性，敢于出洋留学，敢于离婚，她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更为西方化的。她母亲第一次从海外回来时，就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中撒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据张爱玲后来在《私语》一文中说，母亲的回来使她十分兴奋，“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了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睛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她一直喜欢老舍的小说《二马》，除了因为她母亲当时喜欢这部小说的原因外，还在于这部小说写的是北京人在伦敦的故事。

其次来自她自己的经历。受父母的影响，张爱玲从小会背唐诗，也从小就学英文，在教会中学读书时就曾在校刊发表过英文文章，虽然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争没能前往，但仍然到中西文化杂交的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这段经历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最初的几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沉香屑

第二炉香》等都是以她在香港的生活为题材的。而她从小卷不离手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的营养，更是深入到了她的骨髓之中，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

张爱玲作品中的文化背景可以归纳为：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

问：如何理解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等作品的主要内容、独特风格和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

答：对于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 主要内容的了解，可以《沉香屑

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为主，辅以教材中介绍的其他作品。其独特风格的基调是“苍凉”。在教材中，特别分析了《金锁记》如何将人生的荒诞与荒凉诠释到了极致。大家也可以参考前面对这三部作品的介绍加以论述。

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较少表现的，也正是她作品的独特之处。我们说，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与同时代甚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着较大的区别。首先，我们注意到，张爱玲写的女性，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实际上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 4 “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其次，我们还注意到，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通常的新文学作家笔下旧式女性也不同，张爱玲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她的文学素养是在代表着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笔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

问：为什么说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以及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的缺陷？

答：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古典小说的根底”和“市井小说的色彩”。张爱玲小说中的“古典小说的根底”最为鲜明的表现又在于她作品中的“《红楼梦》风”，教材中以《金锁记》为例，说明作品中随处可见《红楼梦》的影子，而她的《花凋》则被看作是“现代《葬花词》”，不仅作品的名字《花凋》直接来源于《红楼梦》中的《葬花词》，而且作品的主人公郑川嫦也被她直言不讳地称作“现代林黛玉”。我们还知道，她14岁时，就曾以现代社会为背景写过小说《摩登红楼梦》。在她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就有许多人物和细节都有着明显的《红楼梦》的影响：“她（睨儿）穿着一件雪青紧身袄子，翠蓝窄脚裤，两手抄在白地平金马甲里面，还是《红楼梦》时代的丫环的打扮。惟有那一张扁扁的脸儿，却是粉黛为施，单抹了一层清油，紫铜皮色，自有妩媚处。一见了薇龙，便抢步上前，接过皮箱，说道：‘少奶成日惦念着呢，说您怎么还不来。今儿不巧有一大群客，’又附耳道„„”张爱玲小说中的“市井小说的色彩”，则主要指她作品中的“通俗倾向”。在对张爱玲有影响的现代作家中，既有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张恨水，又有新文学作家中的实力派代表老舍，而这些作家的创作都是以“通俗化”为主要特征的。市俗化或通俗化既是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创作特点，也是作者自己的创作理想，在她的散文中，这种倾向和理想也许表现得更为鲜明。因此，也有人说：“张爱玲的散文要和她的小说在一起读，方才有味。”反之亦然，她的小说也要和她的散文对照着读，才能有更多的趣味。张爱玲作品中的通俗化特点，也与她生活的环境和她自己生活习惯有较大的关系。对她一生影响最多的两个城市一是上海二是香港，而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商业化最市民化的城市，当时的香港则是跟在上海后面亦步亦趋的上海的翻版。在生活中，张爱玲始终没有成为她母亲所希望的淑女，但却按照自己的理想成为了一个大都市里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不仅像所有的上海小女人一样爱逛街爱吃零食，而且还酷爱看社会上流行的小报。

张爱玲作品中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与她作品中“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既有重叠又不完全等同。她的传统的特点当然与“古典小说的根底”有关，与她从《红楼梦》等旧小说中那里得到的文化素养和审美品味有关，但又不仅仅如此。前面我们曾说到，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包括那些受过洋教育的“新女性”）实际上或者说在本质上都是些“旧女性”，而最为典型的还在于她的“女人观”和她小说中创造的意象，都有许多传统的因素。她笔下的女性，几乎没有一个走出了婚姻的城堡，而她创造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意象，则全都是以传统为基础的。她的现代的特点，则主要在通俗的情调中加入了西方的文化因素。在教材中谈到了她作为职业作家的写作是从英文起步的情况，也谈到了她最初的写作生涯开始于为上海的西文报纸撰写剧评影评，后来自己也曾编写电影剧本等情况，这里还可以补充的是，她在现代都市与都市人的问题上与当时其他作家的不同看法。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化为背景的，当时的作家也大多是以传统的审美思想为艺术追求的，因此，现代都市的出现不但没有引起他们的欢呼，反而遭到了他们的抵御和批判，无论是以“乡下人”的眼光看城市的京派作家，还是以“现代人”的身份看城市的海派作家，以及以“革命者”的角色看城市的左翼作家，现代都市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一头“怪兽”，然而，在张爱玲眼里却截然不同。前面我们曾说到，张爱玲是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的，她生城市长在城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市人，而且 5 又把当一个城市人作为自己的理想，因此，在她的作品中，不仅写的是城市和城市人，而且到处都流露着她对城市文明的喜爱和赞美。虽然，作品中的人物大多以悲剧收场，但这并不是城市的过错，相反，正是传统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的罪恶。

张爱玲小说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主要表现为“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在教材中我们说，张爱玲小说中的许多主题、意象和象征都是古典小说和通俗小说所无法“拘限”的，因为她的创作中增加了外来的小说技巧或现代派的手法，在中国现代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这对似乎“相克”的艺术形式中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调子。但是，也可以说，张爱玲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她的“创新”与“袭旧”，而她自身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于她的“创新”与“袭旧”。在创新方面，主要表现为“创新成果”的堆积，造成“文胜质”，在袭旧方面，则主要表现为被《红楼梦》等传统小说的光环和阴影所笼罩，使作品的真实性和结构平衡受到了影响。除此之外，限制张爱玲艺术上更大发展主要因素还有“题材的狭窄”等。

问：关于两次“张爱玲热”应重点掌握什么内容？

答：主要掌握这两次热潮出现的不同情况。包括傅雷对张爱玲的批评、80年代张爱玲被重新发现，并逐渐形成热点的过程和原因；90年代成为研究热点的过程、社会消费心理，及其身世被传媒热炒和商业包装，并在社会上流行的现象等。

第一次“张爱玲热”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这次的特点是张爱玲一出现就成为了“市民文化的明星”，虽然被归入了鸳鸯蝴蝶派的行列，与其他鸳鸯蝴蝶派作家不同的是，由于大家看到了她在艺术上的独特性，因此，她受到了不同政治倾向和文学趣味的文学界各方面的欢迎。其中，傅雷（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是最有分量的评论文章。

第二次“张爱玲热”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与上次不同的是张爱玲被重新“挖掘”出来时有一个“预热”的过程，而且先是受到“专业阅读”的重视，然后再进入商业炒作范畴。1981年张葆辛的《张爱玲传奇》的出现，应该说只是“文革”结束后在社会上普遍出现的“文坛忆旧”的一个组成部分，真正对第二次“张爱玲热”出现起重要作用的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中对张爱玲的推崇所引起的大陆文学界的重视。1984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将张爱玲写入文学史，成为了张爱玲研究全面展开的一个标志，也可以说，从此以后，第二次“张爱玲热”才正式形成。80年代的研究反过来又成为了八九十年代商业化炒作的基础，而1995年张爱玲的去世更推动了一热潮的高涨。这次的“张爱玲热”之所以能够迅速地从学术界进入消费领域，一方面与出版界在体制改革后空前重视出版效益有关，不仅图书的包装和推广受到重视，而且盗版也加入了争夺读者的行列；另一方面也与读者文化水平和消费观念的变化有关，以前喜爱张爱玲作品的小市民读者常常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作者和读者都处于文学主流的边缘），而现在主流文学已成为了高雅的“阳春白雪”（纯文学），小市民读者已成为读者的主体，主流作家与边缘作家的地位也已经互换，甚至于越是边缘的越是受大家喜爱的。而张爱玲这种既有传奇身世又有表现个人生活作品的作家，无疑正是大家心目中理想的对象，很适于作为大众消费文化所推崇的精品。此外，在这次热潮的形成过程中，影视等现代媒体的介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作用，除了直接将张爱玲作品搬上银屏的直接作用外，通过各种方式在大众中煸动起来的“世纪末”怀旧情绪，也有很重要的间接作用。

问：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都有哪些特点？

答：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除曹七巧外，大多是生活在新旧时代夹缝里的没落淑女。她们往往都出身于败落的封建大家庭里，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旧式的妻道训练，应该说，这一特点与张爱玲自己的家庭背景有直接的关系。张爱玲对她们的生活和理想可以说了如指掌，6 如果她不是因为在英文报刊上自己闯出了一片天地，她也只能与她们一样，以做一个“结婚员”来当自己的职业。虽然，这些没落的淑女，大多都有美丽的外表，文化层次也很高，但是，她们没有作者那么幸运，没有自立于现代社会的求生的本领，只能把嫁人当作自己一生的救命稻草。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很好地体现出作者的人生观，那就是女性生存的艰难。在她的小说《封锁》中有这样一句重复了多遍民谣：“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这一点，应该说我们现在的人都明白，在现代社会里没有钱是什么滋味。虽然这些女性（包括七巧和所有的淑女们）并没有真正落到没钱过日子的地步，但作为一种存在的恐慌却一直在威胁着她们，因此，她们大多处于两种生存状态之中：一是急于想成为人家的太太或姨太太甚至情妇，总之是想找一个生活的依靠；二是在成为太太之后，仍然在为自己的地位而努力奋斗着，或变本加厉地抓钱，或无可奈何地在平淡的生活中苦熬着。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是具有“新女性”表象的旧女性。她们的“新”主要指她们受过新式的教育，过着“新时代”的女性们享受的现代都市生活，但她们与左翼作家笔下新女性不同，她们并没有新的思想，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当时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满脑子都还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因此，她们的“旧”主要就是指她们的思想意识和人生道路。

我们说，张爱玲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对那种新旧时代交叠下的女性命运极为关注，她笔下的系列女性形象，真切地传达了她对人生的特殊感悟以及对文化败落命运的思考，主要就在于她既关注女性，又不满女性的生存状况。也是张爱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却都以悲剧收场的原因。表面上看，好象她对她们充满怨恨，不肯给她们一点幸福，不肯给她们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实际上她并没有看见哪里有这样一条路，她自己虽然做了职业妇女，但她并不认为这就是一条比结婚更好的出路，因为社会上人心险恶，家庭与社会相比更适于女性。

问：应该怎样分析张爱玲小说艺术的创新和袭旧，以及在现代文学史上特异的地位？ 答：可以从意象营造和语言风格两个方面来分析张爱玲小说艺术的创新和袭旧，以及在现代文学史上特异的地位。

所谓“意象”，也就是在一个个有着色彩、光泽、声音的物象形态中，包含着隐喻、象征等深层的意蕴。张爱玲的小说大多有着鲜亮的视觉效果，善于运用意象化的手法，使许多原本抽象的东西，如人物的命运、心理、情绪、感觉等，像一幅幅流动的画面，具有具体的形态，从而给小说带来浓郁的诗意。在教材中，我们讲到了《金锁记》在三万多字的篇幅中，营造出了六种含义不同的月亮。月亮，是一个在传统文学中曾被用滥了的意象，但作者却有推陈出新的能力。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具有现代意识的创新意象，如《倾城之恋》中的“时间”和“墙”，《封锁》中的“乌壳虫”等。

在《倾城之恋》中，一开始就说：“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 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说上海节省天光，说的是实行的“夏时制”。但作者在这里主要是想说明“公共时间”与“个人时间”的差异和对立。张爱玲的故事，大多都是发生在“公馆”的老时间里的，与外面的人家的时间不搭界。白流苏希望能通过她与范柳原的婚姻关系走出白公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也就是要走出白公馆的老时间，走进大家的公共时间，但是，她的一切努力，如果不是“战争”的介入也是无法实现的。张爱玲常常说，“时代是仓促的”，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时间也是稍纵即逝。在香港的战事打响之前，范柳原原本是要在一个礼拜后回英国的，白流苏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想的是：“一个礼拜的爱，吊得住他的心么？”在《倾城之恋》中更包含着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乱世危城等特殊感受。

在这个“时间”意象的营造过程中，作者又妙笔生花，衍生出了“墙”的意象。在浅水 7 湾饭店旁的一堵墙边，范柳原对白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这一意象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有人认为，这是理解题目所谓“倾城”的关键。傅雷本来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并不高，但对于这一意象也感受到了一种震撼，惊叹道：“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墙，在这里既是时间的见证，也是历史的见证，还是爱情的见证。是张爱玲对于时间与历史的思考，是她的爱情观与人生观的体现。也许，在张爱玲看来，真正的爱情，肯付出真心的爱情，是值得“倾城倾国”的。

如果说，在这个由“老钟”和“墙”等形象营造的时间意象中还可以找出许多传统的因素的话，那么，在《封锁》中的“乌壳虫”的意象则完全是现代的。在作品的结尾处，作者写道，男主人公吕宗桢下了电车回到家里，刚才车上遇到的女子吴翠远的脸已经有点模糊了，他踱到卧室里，扭开电灯，看到了真实的自己：“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么？在思想么？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思想毕竟是育苦的。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上，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有在爬。”有人说，只可惜张爱玲就此打住了，要继续写下去，吕宗桢第二天清晨起来，就会变成卡夫卡笔下的推销员格里高尔也说不定。

在教材中，我们还曾提到“镜子”的意象，这在《倾城之恋》中也有一个很具现代意义的描写。这是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第一次接吻：“十一月尾的纤月，仅仅是一钩白色，像玻璃窗上的霜花。然而海上毕竟有点月意，映到窗子里来，那薄薄的光就照亮了镜子。„„流苏觉得她的溜溜转了个圈子，倒在镜子上，背心紧紧抵着冰冷的镜子。他的嘴始终没有离开过她的嘴。他还把她往镜子上推，他们似乎是跌到镜子里面，另一个昏昏的世界里去，凉的凉，烫的烫，野火花直烧上身来。”镜子里的世界反映的应该是真实的世界，但他们火热的接吻却跌进了冰冷的镜子里，究竟哪个更真实？作者事先已经这样告诉了大家：“这是他第一次吻她，然而他们两人都疑惑不是第一次，因为在幻想中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从前他们有过许多机会——适当的环境，适当的情调；他也想到过，她也顾虑到那可能性。然而两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仔细了，始终不肯冒失。现在这忽然成了真的，两人都糊涂了。”因此，在这里，冰冷的镜子，实际上反映的是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

由此可见，张爱玲营造的意象，既有层出不穷的创新，又有不厌其烦的袭旧，在新旧雅俗之间游刃有余，而且，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月亮”、“镜子”，还是“墙”和“乌壳虫”，都是与作品“苍凉”的主调是一致的。

而张爱玲小说的语言风格，也介乎新旧雅俗之间，既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说的色彩”。在《沉香屑

第一炉香》和《金锁记》等作品中，古典小说的根底表现更为明显一些，更多一些《红楼梦》的影响，而在《倾城之恋》和《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中，市井小说的色彩表现更为突出一点，无论是范柳原与白流苏的调情，还是佟振保与王娇蕊、孟烟鹂的三角关系，都更多一点带有调侃意味的幽默和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的特点。

张爱玲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特异地位，不仅在于她与20世纪40年代前期上海沦陷区的环境相适应，没有也不愿利用作品来说教或宣传，热衷于表现自己对人生的切身体验和独特感悟，在表现当时上海市民生活和心理方面堪称独步，而且还在于她有着深厚的、融合中西两方面的文化素修，和艺术地运用汉语语言的纯熟手法，完全摆脱了所谓“新文艺腔”，很自然地继承了传统的古典小说和现代的通俗小说的手法与韵味，将“新、旧、雅、俗”融会贯通，创造出了新旧交织、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

第四篇：关于张爱玲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岁月静好恰似那流水般的精致，现世安好恰是那温馨的康乃馨静静的伫立在你的眼前，让你久久难以离去。

寒假兼职期间，将自己从图书馆借的那本《女生张爱玲》翻了翻。陈旧的书页上是那位张扬的，高贵的，孤独的女作家的剪影。那么的遗世独立，那么的高处不胜寒。阳光洒在封面上，可是似乎并不能将她的光给比下去。喜欢张爱玲的文字，可是不敢恭维他的处事方式。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是胡兰成给予张爱玲婚约上的诺言。虽则胡与张最终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倾城之恋之后，1921年生于上海，1995年离去于美国洛杉矶传奇式女作家郁郁而终，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而那一天，恰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沧然泪下中，也许另一个世界里她可以跟胡兰成冰释前嫌，相看泪眼，共赏一轮明月。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是多少人的愿望。那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说说，这样写着：我想要的未来，有房子住，不用多大，最好窗外有阳光；早晚有酸奶，一天能吃上苹果，有锅给我煮汤，偶尔能逛逛公园，一年能陪爸妈几次；有工作，有本，有单反，有书看，有歌听；朋友偶尔奔过来聚一起，偶尔能到处走走，有这样，就很幸福了。.这不就是一种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状态吗？可是这样的生活似乎看似简单，可是实现起来是多么的困难呢。

似乎那时的爱情对于张爱玲来说是多么的神圣，多么的纯粹。就算是挚爱的人如何的对待她，她一如既往的对爱情充满期待。直到伤痕累累的，疲惫不堪的时候，内心开始坍塌了，就算是再怎么的喜欢，再怎么爱，最后她还是放下了。高傲的放下了。就算分手，她也是那么的高傲。将自己的稿费给予胡兰成，然后写下自己对他完全失去信心的信之后，也就没有在与他有瓜葛了。既然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你给不了，那么我的曾经的期待似乎都是镜花水月了。自然内心的那份期待也就没有了。

在她的书里，她写道：“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于是开始她的那一段让她痛苦的爱恋。那一句“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道出了自己爱的是那么的卑微那么的艰难。爱上一个人是一瞬间吗？真的不懂。只是觉得张爱玲是差不多用她的一辈子碍着这个让她一次次伤心的男人。

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

也许爱玲就是这样子的，她之于胡兰成，不过就是怀着一颗慈悲的心去对待，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容忍，只是，我不知道因她的慈悲，她是否就真的拥有了所想得到的爱情？爱情不是一种宽容，更不是一种容忍。爱情是绝对的自私、绝对的拔扈、绝对不容一粒沙子的。

只是女人天性的柔弱，注意她们的爱情掺和了太多的纵容和被纵容的成份。回头看看，所有学不会慈悲的女人一个个走了。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就是这样死的，夺走她生命的是心病，是她的计较。而只有慈悲的女人，依旧会在爱情的殿堂里做自欺欺人的梦。

回忆永远是惆怅的!愉快的使人觉得,可惜已经完了;不愉快的,想起来还是伤心。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继续做的；有很多人你以为一定可以再见到面的，于是，在你暂时放下手，或者暂时转过身的时候，你心中所有的，只是明日又重聚的希望，有时候甚至连这点希望也不会感觉到!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继续做的；有很多人你以为一定可以再见到面的，于是，在你暂时放下手，或者暂时转过身的时候，你心中所有的，只是明日又重聚的希望，有时候甚至连这点希望也不会感觉到!

因为，你以为日子既然这样一天一天过来。当然也应该这样一天一天过去，昨天，今天，明天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放手，一转身的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人，就从此和你永远分开了.于是，只能独自呼唤你的名字。在冬夜里取暖，空守一份寂寞，也是独处时淡淡地回味。想你的时候，把你的名字写在手心。摊开的是思念，紧握的是幸福。在心痛时疗伤,静静的品味一份孤独，也是遥望时浓浓地陶醉。牵挂的夜晚，把你的名字挂在窗前，凝视的是温情，感怀的是甜蜜。

当你想要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难以实现的时候，有时回忆一下一起走过的日子，发现爱过，痛过。现在也只能将曾将的种种，从心底翻出来，用着岁月浸泡，然后将它风干下酒吧，那时你会发现原来有时真的时间过了，一切就真的变了。盐巴给你的是苦涩而非曾经的甜蜜了。一切也就释然了~

第五篇：浅谈张爱玲专题

浅谈张爱玲

话说张爱玲，个人总是以为，她只是一个良好的记录者。而非一个良好的作者。

诚如她所说：一般的说来，活过半辈子的人，大都有一点真切的生活经验，一点独到的见解。他们从来没想到把它写下来，事过境迁，就此湮没了。

无论是什么，她所写的，都是她的真实感受。所以，自从她和胡兰成黯然的分开之后，她就没能再创作出诸如《金锁记》一般的精品了。或许，也有别的方面的因素吧。但是，本人还是认为那大约就是因为她所创作的都是，或者，至少是part of her story。诸如《小团圆》，《半生缘》，无论是什么，都是包含着一种非常浓厚的悲剧主义浪漫色彩。或许美丽的如梦似幻，但却是最终逃不开现实化悲剧的色彩。

在她的小说中，男女主人公是不会那样在离别之后又奇迹般的相遇的。分开，就是分开。或许，是新的开端。或许，又是永远的记忆定格。也许，在分开后也曾有过深情的回眸，也许，在离别后也有黯然的瞬间。但至少，曾经爱过。至少，有过曾经。那样，就够了么？或许吧，感情的事，又有谁说的清楚呢？

这般缜密的生物反应，至少是现在的科技所无法参透的。是爱，还是不爱；是恨，亦或者只是难以割舍？没有人知道答案，也没有人能确切的感知别人的内心。这就注定了的，让爱情变成了一个如此难解的玩意。

就好像，你写着这个字，无论多少划，都不足以体现你心中的繁杂。就好像，是古往今来那么多的痴男怨女，那么多的哭笑恨骂都被熔融到这10划之中了。原来以为，爱是承诺。但经历了，才渐渐的醒悟过来，爱，不过是一个苍白而脆弱无力的字眼。所有的情感，早已不是这个字所能承载的了。

一如张爱玲所言：“如果我不爱你，我就不会思念你，我就不会妒忌你身边的异性，我也不会失去自信心和斗志，我更不会痛苦。如果我能够不爱你，那该多好。”爱情就又如这世上最优秀的猎者，先是用甜蜜诱惑你上钩，再来，就用那原先的甜蜜细细的打磨你内心最为柔软的角落。慢慢的，揉烂了，便成了灰，然后，心就死了，却依旧流着泪，不止。

这种感情就又如福寿膏一般，浅浅的一品，便上了瘾，然后，就再也无法割舍了。然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就无数次的重复着快乐的癫狂与失落的无望。大好的时光，便这样的在无望的等待之中一晃而过。

得到乎？失去乎？

佛曰：“不可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