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国民性探讨(一)——超越生理需求的大跃进时代
中国国民性探讨
（一）——超越生理需求的大跃进时代
改革开放30年，国民已步入中等收入，进一步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小。我想说的是，不仅权力阶层，而且普通民众，都有一种安于现状的思维。除了重庆电视台外的其他很多很多电视台，不仅普通年轻人，还有很多年轻的影视偶像们，他们在用青春的激情，唱响红歌，甚至歌颂文革的毛泽东。我不认为这是在做政治宣传，因为宣传部门的号召力和工作能力没有那么强，他们可以控制充满活力和任性的年轻一代。
我相信那些80后，90后们，是发自内心的。为什么在信息越来越开放的今天，他们反而越来越沉迷于一种幻象之中，越来越缺乏悲观和远见呢？
我一直在研究人性，研究比鲁迅所言更深入的中国国民本性。在传统思维如此强大的民族里，任何西方心理学和转抄自他们的中国心理学，在解释中国国民性时，都太浅薄，太没有说服力了。
现代心理学大师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
在大跃进时期，3000万鲜活的生命，凭着一种信念，心甘情愿地被饿死，这在人类史上绝无仅有。他们作为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从建国前在地主的压迫下为生计奔波，到建国后，以“国家主人”的名义，仍旧为生计奔波。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他们在几百年来，主要需求一直没超越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但为什么在这两种基本物质需要都没有满足的情况下，用另一种更强大的非物质需求，进行抵消了呢？这又是怎样的一种精神需求？
——是一种回归自由的喜悦？一种对美好愿景的展望？
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当家作主——这是一种怎样的惑人心魂的口号啊，以至于可以放弃动物性的生理需求，可以在有史以来最大灾荒中，不去抢劫，不造反。从这点来说，中国2000年的儒家传统教育太成功了，他让中国人脱离动物性的时间点远早于西方国家，让普通民众自觉地以“理智”来指导生活的一切。19世纪自由主义大师约翰.密尔这样描述过中国人：“（他们）竟在早期就备有一套特别好的习俗，这在某种范围内也就是一些即使最开明的欧洲人在一定限制下也必须尊称为圣人和智者的人们所作出的事功。”
毫无疑问，他们在儒家传统教育下，是具有极强道德感的。道德的底线是不伤害他人，在一个人饥寒交迫的时候，他还保持一种极大的自我约束，不去抢劫，不去聚众革命，这不是“圣人”，那是什么人？
饿死的3000万和挺过灾荒的6亿人，这一群数量及其庞大“圣人”，宁可“易子相食”，也要坚持“正义”，以一种强大的道德感，来压抑饥饿感的灼烧。他们眼中的道德感，是一种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子女的生命、亲情，甚至自己的生命都是渺小的，可牺牲的。个体只是备用的。
在这里，我不想花篇幅去责备国家机器要负的历史责任，我希望从现代史的分析中，把握国民性的本质。50年前的那种国民性本质，在同一政权下，经历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前期，还是延续到了当下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2000多年儒家封建文化传统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政权的。
进一步的分析，还要考察现代各种大事件中，国民的整体性表现，尤其以文革时期为代表。
至于当下，国民行为和思想的表现，只要是国民性本质和消费主义相结合的形式出现。这只能是基于现实，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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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21嘉定
第二篇：中国区域规划大跃进
中国区域规划大跃进
区域规划，如火如荼。
自去年至今，中国先后将十几个区域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自珠三角一体化发展发轫，至海西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横琴岛总体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图们江，黄河三角洲，乃至到今年的鄱阳湖，皖江，海南国际旅游岛，乃至最近的新疆、西藏振兴，成渝经济区等，从东至西，从南到北，几乎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棋局之中。
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然后辐射到中西部,与“先富带动后富”相对应的是中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凡三十年，中国已历沧桑巨变，实现了狂飙突起式的崛起，亦凸现了一些初具实力的经济区域，如早年的珠江三角，长江三角；而在这些区域，也崛起了代表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北上广深。特别是珠三角的崛起，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腾飞，但是，由此也带来了东部沿海与内地发展的不平衡。
而中国在过去的一年中，突然之间出台了将近二十个国家性的区域发展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说，说明中国正从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转变为均衡发展战略，相未来时代的全面发达挺进。同时，在中国由外向型经济，转变为内生性经济时，全面的区域振兴，亦将造就中国的内需市场。
但是，相对中国从70年代开始以来的三十年前，30年间所出台的国家性发展战略，非常有限，而在不到一两年的时间内，却突然如天女散花般，到处飞舞。大跃进式的区域规划，存在三重隐忧，将对中国未来发展造成深远影响。
本次的十几个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与早期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存在着很大不同。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的逐步确立，其时间跨度大，空间距离亦广阔。如，以行政性区域振兴计划而言，从深圳在70年代末设立特区，到90年代初的浦东开放，以及到21世纪之后的天津滨海新区，中间间隔均有十余年，这样，每一个国家战略，中央政府都可集中全国物力财力，进行重点投入，并且在可以有针对性研究一些优惠政策。如，深圳特区更多获得政策创新支持，而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则获得了力量的财政支持，以及中央企业的倾斜。以自由式区域发展规划而言，珠三角战略，开发海南，长三角战略，更是跨度巨大，并且经过了长期的积累与磨合。
30年前是将优惠政策和资源向沿海地区倾斜，这种优惠是特殊的，定向的，集中的；而在新近的十几个新的规划中，则更象是天女散花，各个规划区雨露均沾，均难以获得特殊照顾。而这种大面积的“优惠政策”，使各自的优势抵消，只有相对意义没有绝对意义。现在出台的系列国家战略，基本每个省都有份，有些区划，甚至表面上是全国性的，实际上地方省市以国家战略的名义，进行的省级区域开发，如皖江开发，鄱阳湖，海西经济区，海南岛等，均是安徽、江西、福建、海南等省的省级战略，通过一些运作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遍地撒种，未必种豆得豆。由于短时间的区域规划过多，最后每一个区域，都难以获得来自中央的资金和政策上的足够支持，亦难以形成真正有竞争力的区域。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时间过短，很多概念性的发展战略，在现实中难以落实；甚至是在一些区域规划中，存在着众多争议。从全国范围来讲，众多的区域竞争，亦将使优势分散，难以诞生似珠三角、长三角那样璀璨的社会与经济事务发达的区域。如果借鉴珠三角、长三角等经历数十年才逐步形成区域发展格局的情况，本次的十几个个区域规划的既出台仓促，最后修成正果，亦需漫漫长路。
欲成大器，必有相当的耐心，而相关部门却对国家性的区域发展规划，一两年的时间基本扫光，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不客气地说，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浮躁。亦缺少毅力与远见。疑似投机主义。
天女散花式的国家规划，有其天生的局限。而从集中优势，到分散优势，从有限区域到全国普惠，本次的系列国家发展规划，造成了的重复竞争，亦致使一些地方面临对于资源、政策、发展的更为剧烈的竞争。
由于优势的集中，以及开发周期的漫长，中国前期的国家级区域规划，最后都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中心，这些中心都拥有广泛的辐射，并且，各个中心之间，由于涵盖的地域广阔，彼此在空间上并无太大竞争。最典型的长三角和珠三角。长三角核心区为上海和江浙部分城市，其辐射区域，主要在华东，珠三角的核心区域，集中在广东东南，其辐射区域，主要在华南。长三角和珠三角，其核心区相隔遥远，都有各自的优势所在，其外围“势力范围”也分野分明，冲突不多。
而本次的区域规划，由于几乎每个省都份，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在有些地方之间，造成了短兵相接式的竞争。如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12日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之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亦于2010年1月12日通过。月相连，日相同。其中关系，也非常微妙。未来，这种直接的空间、地理竞争，将是恶性竞争的肇源。
虽然这两个国家级规划，一个被冠以承接产业转移之名，一个被冠以生态经济之名，但是，由于其地理上过于接近，而在功能与使命方面，有部分重叠，必然导致安徽与江西未来的剧烈竞争。特别是在在承接长三角的产业转移中，安徽的皖江城市带与江西东部的上饶等区域，存在最为直接的竞争关系。
而在图们江开发成为事实之后，未来大连在东北的地位，将发生巨大变化。而大东北经济区，与环渤海经济区，力量对其也正在起变化。
在罗津港未获租用之前，东北大门被朝鲜，俄罗斯所关闭，大连成为东北唯一的出海良港，亦是东北面对东亚，太平洋市场的先锋。而随着图们江开发成为事实，未来东北的经济版图，必然东移，新的出海口，将分流大连的很多功能，可以预见，大连与图们江未来出海口城市之间，必然造成直接竞争，而图们江的开发，将直接削弱大连的地位。
东北的发展，此前对于关内依赖很大，其对于东亚，乃至太平洋的贸易，由于缺少出海口，多通过大连，而大连在辽东半岛之南，与东北腹地之间，陆路交通并不发达。而在图们江开发之后，东北将挣脱对于关内的依赖，形成东向太平洋与西向大陆市场的双头格局。
彼时，在东亚市场，西太平洋沿海的贸易方面，东北大经济区，与环渤海经济区之间，将形成直接的竞争，而这种竞争，是此前数十年前所没有的。
其它如海南岛与北部湾的竞争，湖南与江西在珠三角产业转移中的竞争，武汉与郑州在中部崛起之间的竞争，河南与山东在黄河中下游经济区之间的竞争等，都将是泛滥的国家级规划无法绕过的坎。
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归功于县域竞争。而在中国的国家级规划出台之后，未来，中国的地方竞争必然升级，由县域竞争，上升为省域竞争。
几乎与本轮国家级区域规划大跃进同时的，是各个省级地方政府的投资大跃进。
广东确立了未来5年2.3万亿的投资，云南的5年投资，则达到了3万亿，重庆的两江新区，投资将达到1万亿，而湖北，更是退出了高达12万亿的投资经济，其投资额赫然相当于2009年全省GDP的十倍。而这些钱，都基本上投入了“铁公基”的建设之中。
这种画圈式的各地的“国家级区域规划”，实际执行则是落实到省一级的行政主体，在争取到了国家级规划，要到了招兵买马的通行证之后，各省投资方面的“军备竞争”，亦将升级。
皖江城市带由安徽的内部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之后，安徽省长王三运亲自带队，遍访国家有关部委，提出57项政策、项目、人才、资金等方面的请求，涉及到土地、财政、金融、对外开放、环保等各个方面。直接和间接为未来的资金投资筹划。
而在江西省的计划中，鄱阳湖生态区的前期投入，需要1.5万亿。这笔巨款，更需要其开放投资，争取比较宽松的金融政策。才可以实现。为此，江西方面，一方面申请对于湖区、老区的支付转移，一方面申请基础建设拨款，如鄱阳湖枢纽工程资金，湖水治理资金，“铁公基”建设的资金等，同时，鄱阳湖还准备争取金融政策方面的开放政策，欲实现与民间银行，国外银行的跨区域合作。
7月18日，河南方面主办“国家战略视角下河南区域发展规划高端论坛”，在这个论坛上，河南方面，极力推动将河南的发展，单独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而在未来，可以预见，河南与湖北的军备竞争，将会更为激烈，目前，湖北推出的12万亿计划，已经轰动全国，未来的河南欲要后发先至，对于投资的需求，亦必不可少。这种高举区域振兴大旗的地方投资，在刚刚经历金融危机大肆货币投入的背景下，对经济的平稳发展，效果实难预料。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简介：罗天昊，中国青年学者，前中国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王孟龙，中国南开大学跨国企业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第三篇：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大跃进”的风险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大跃进”的风险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速度相比，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速度无疑是最快的。至2013年，伦敦地铁用了150年才建成了现在的规模，纽约地铁历经108年总线路长达370公里，巴黎地铁用110年达到了215公里。反观国内城市，以上海为例，仅有18年运营史，已开通运营12条线，运营里程达473公里，一举赶超伦敦成为世界之最，国际地铁协会(COMET)称之为“创造了世界地铁建设史上的奇迹”。
中国正处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高速发展期，在过去的十年，中国的地铁建设完成了发达国家100年走过的历程，而未来的十年发展速度会比过去十年还要快。全国范围内，近20座城市正在同期修建城市轨道交通。2013年3月5日，江苏省徐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得到了国务院批复，成为全国第35个获得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城市。可以说，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正处于“大跃进”中。而综合历史的经验来看，任何一种社会活动都要遵循一定的社会规律，“大跃进”带来的负面效应会影响到整个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行安全，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城市的发展必须要建立在以城市轨道交通的基础之上，这样我们的新型城市化的建设才有可持续的动力。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如何克服“风险”，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成为一个城市真正的百年大计的工程就是我们城市轨道建设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在2012年《关于全国在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督查有关情况的通报》显示，住建部督查组现场抽查了27个城市的在建轨道交通工程项目85个，在勘察设计、施工安全质量控制、安全管理、监理和第三方监测等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全部环节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
风险一：地质环境的影响
地域广阔的中国，各种地质都存在，从地质角度而言，东北地区的天然条件并不利于地铁工程：在寒冷的气候下，特别是冬季，冻土由于水的冻结和冰体的增长，引起土体膨胀和地表不均匀隆起，极易导致不均匀沉降。而在上海等海边城市则有着很多的黏土层也对地铁的修建有着很多的风险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城市会放弃地铁，但充分勘察、摸清地质情况并为地铁施工提供重要参数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有助于降低建设成本，也能降低安全风险。
然而，高频率的塌陷事故甚至导致人员伤亡，证实了城市管理者对地质环境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了解得并不充分。不少城市轨道交通在建的城市，在勘察设计上存在的通病是对地质风险评价分析不充分，涉及的具体钻探和试验工作量不足，未结合工程实际开展周边环境调查。一些工程的设计文件也没有按照规定提出工程监测要求和监测控制标准，对工程重点部位和环节的设计处理不完善，对工程风险考虑不足。
西安是最让地质学界头疼的城市，其地面塌陷和地裂多发，在这样的地质条件下，建设城市轨道交通风险比一般地区都高。但一份文件显示，西安的一个城轨项目，施工图与设计文件没有明确工程周边的环境监测以及沉降控制等要求。这将导致无论在地铁建设期还是未来的运营期，进入这段地铁隧道的人都面临着高风险。
哈尔滨地铁规划沿线分布着严重的挖空区，在这种区域施工，衬砌的及时与到位是十分关键的环节。必须充分考虑到荷载的复杂情况，包括路面上周边商业街、建筑物的静荷载，以及准确预计路面上交通流量的动荷载。为防止围岩变形或坍塌，需要沿隧道洞身周边用钢筋混凝土等材料修建永久性支护结构，即衬砌。
“这些内容的关键注意事项，都应该在地质构造报告中体现出来，在建设过程中明确列出，如果这些问题被忽视，很容易造成重大事故，甚至会影响到未来的运营行车安全。” 哈尔滨一位地下工程专家表示。
住建部督查组在2011年就发出警告：哈尔滨地铁1号线标段工程的设计荷载，地面车辆荷载取值20千帕，应落实是否符合该道路的允许车辆吨位。这一警告显然未能引起哈尔滨地铁方的切实关注，以至2012年8月发生塌陷，所幸其时未有车辆通过。
地质学界普遍认为，并非每个城市的地质环境都适宜建设地铁。比如，上海、杭州、武汉等从地质条件而言，建地铁就非最优选择。
长江三角洲、江汉平原以及沿海等地，是大量混合粉细沙、纯黏土、沙岩等多地表沉降的地区。如杭州多处属于淤泥质黏土，含水层流失性强。2008年11月，一场罕见的持续性降雨使杭州地底沙土的流动性加大，15日15时左右，地铁1号线萧山湘湖站工段施工工地突然坍塌，多名毫无防备的施工人员被困于地下长约100米的塌陷区内，正在路面行驶的多辆车也陷入这一深坑。
不均匀沉降是中国地铁的特有问题。住建部高级建筑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干峙经多年考察发现，其他地铁发达国家没有此类经验，“他们是在硬质岩石里打洞，而我们是在蛋糕里打孔”。
地铁结构发生沉降和变形后，还容易引起“并发症”——隧道渗漏水，从而进一步诱发或加剧地面不均匀沉降，其更严重的后果是：一旦相邻轨道的下沉高度产生差别，就可能引发轨道变形，当变形超过一定限度后，轨道甚至会突然断裂，如此时恰好有列车驶过，就会酿成灾难性后果。
上海已运营的地铁正面临着“不均匀沉降的世界性难题”。2012年春节期间，通车不到六年的上海地铁4号线海伦路站实施封站大修，原因就是处于高架与隧道交接的“引桥”部位发生不均匀沉降。为了托起海伦路站的“引桥”部分，地铁工务公司不得不在此区段打下60根水泥桩，每根重达20吨，用来稳固整个引导段结构。
为了及时监测不均匀沉降，目前上海在12条已运行地铁线路中，布设了超过20万个监测点，部分高危车站的监测点处于实时监测的状态。每天地铁停运之后的凌晨1点钟左右，一支应对沉降问题的专门队伍跳下长长的隧道，对现有隧道外部的土层进行水泥注浆加固。
“这好像一个身体不好的人，吃药可能有用，但不可能比原来健康。”多次参与地铁施工的原上海城建集团总工程师白云称，这些修补措施作用有限。
风险二：建设过程急于求成
勘察设计，防患于未然，只是昂贵而精细的地铁建设的起点。“工程事故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从勘察设计到施工监理的整个过程中，每个环节哪怕只出现小小纰漏也容易酿成事故。”黑龙江工程学院交通工程系主任薛大维说。
主管地铁建设施工的住建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在2011年6月派出14个督查组分赴哈尔滨、北京、西安等27个城市，抽查了85个在建项目。五个月后，督查组提交了一份《关于全国在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督查有关情况的通报》，共提出问题737项、建议171条。
这份报告清晰地显示，当前中国在建地铁项目，在勘察设计、施工安全质量控制、安全管理,以及监理和第三方监测等全部环节，皆有安全隐患。
一些刚开始建设地铁的城市，如长沙、长春、福州、南昌等经验不足，在设计环节就存在问题，其中长春地铁1号线被抽查出14项设计问题，多为设计错误或者未严格参考相关设计规范。
而哈尔滨1号线工程8号、6号和10号标段，在施工安全质量控制这一个环节，被督查组查出的问题就有15项，包括：初期支护的安全等级和结构重要性系数取值偏低;二次衬砌内侧钢筋的保护层厚度偏低;钢筋保护层厚度未按照规范针对所有钢筋;隧道在扩挖和初支完成后，即拆除了竖撑，与设计要求不符，存在着安全隐患等。
实际上，督查组检查出的每一个问题都会降低地铁工程的安全系数，而当这些问题集中在一段地铁时，将使重大灾祸发生的风险陡增。哈尔滨1号线工程8号标段被查出的问题，在其10号标段、6号标段都曾出现。这反映了国内大多数地铁建设的现状：同样的隐患在同一工程的不同标段上反复出现。
在城市轨道交通资深专家、上海大学终身教授戴世强看来，目前暴露出的问题皆可避免，不存在技术上不可为，根源仍是急于求成与把关不严。
上海地铁2003年4号线塌陷事故可谓浓缩了中国地铁建设的症结。
当年7月1日凌晨，上海地铁4号线浦东南路站至南浦大桥站在建工程联络通道突然发生流沙涌水，地面出现裂缝。9时许，距离事发地点最近的音像交易大楼裙房倒塌，旁边的鸿宇商务楼出现倾斜，甚至临近事故现场的一座20多层高的居民楼也出现明显沉降，附近道路出现许多裂缝，甚至塌陷，煤气管道破裂导致煤气泄漏。最严重的路面沉陷深达4米。三座大楼被紧急拆除，抢险整整持续了四天。
这起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元。负责该地铁标段的项目经理、直接负责联络通道工程的项目副经理，以及工程监理均被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诉诸司法，分别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一年六个月。
事故专家组出具的鉴定意见认为，事故原因包括施工设计方案存在缺陷、施工中忽视了承压水对冻土结构的危害、应急预案不力三大方面。而“赶工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根据方案，要求在隧道开挖前对施工土层实施50天的冻结，结果仅冻结43天就开挖，部分土层冻结不充分，未满足开挖条件。
“严格按照程序慢慢做，照现在的速度是达不到已定目标的。”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风险三：建设过程督导无力
监理和第三方监测机构是负责地铁工程质量的另外一支力量，按照世界其他国家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的经验判断，监理及第三方机构应在专项方案审批、进场材料检验、违规行为督促整改、监测结果比对分析等方面发挥作用。
但《关于全国在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督查有关情况的通报》显示，郑州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05标段，监测报告中反映沉降测点、水位观测井、轴力观测计有被破坏现象，监理单位却没有及时督促施工单位修复；重庆地铁1号线和6号线，甚至发生施工不符合施工图要求、随意涂改原始监测记录的现象，监理单位同样没有及时纠正。
随着地铁在建城市的扩增，城乡和住房建设部计划每两年组织一次大规模督查。但不少督查组人员牢骚满腹，不满意实际整改效果。很多地方政府根本无视城乡和住房建设部下派的督查组，一位接近督查组的人士称，“只有出事了，有人撤职了，才会意识到严重性。”
城乡和住房建设部颁布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提出国家和行业标准84项，但这个2008年制定的标准到目前已经很难适应各地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推进，导致地铁工程建设大量借鉴其他行业的相关标准，或依据地方标准。标准建立缓慢，一方面是中国的地铁建设历史短，实践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需总结后，才能被提升为普遍适用的制度；另一方面就是内部争议巨大，地方与中央有不同意见，前者认为每个城市有不同的地质条件，统一按标准执行未必合理，应该因地制宜地执行标准。
在标准缺乏或不一的情况下，各城市的轨道交通技术及设备引进渠道呈现多样化，车辆、电力设施、通信信号、综合控制等系统各成体系，有的一个城市有多种车型，由此，进一步导致难以形成统一的安全运营标准，一旦发生事故，应急救援将十分困难。
与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的道路不同，发达国家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之路，是根据人口密度和空间布局上的需要逐步发展起来，其制度规范也随之逐步完善，而中国是短期内地铁出现“大跃进”。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建设地铁的国家。对地下设施的建设，日本有详细的规范，比如地铁的建设必须要考虑避开地震带、容易发生塌方事故的土层以及排水系统等，并且出台了《地下深层空间使用法》。据相关媒体报道，东京的地铁建设要求严格。对这样工期长、耗资大的项目必须进行缜密细致的调研，首先就要在选址和建设地点方面征求涉及建筑工程、环境保护、危机管理等领域专家的意见，并能严格执行。
有业内相关专家表示，中国未来地铁施工出现事故将会成为一个常态，不出问题是不可能的。现在要尽量把控不出大问题，少出小问题，通过小事故来吸取经验、总结教训，逐步完善地铁建设的相应标准与规范。
前期勘察设计、中期施工、后期管理以及标准建设方面仍处于摸索状态时，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已开足马力，拉长战线。
现在，上海放缓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速度，而试图提高工程的质量。上海城轨建设目前除了按照程序必须进行的事先地质勘察、应急预案之外，质监和安监部门成立了“督导队”，每组两人实行包干，骑着自行车对各工地进行巡查。上海地铁运营公司还成立了三支抢险队，随时待命，并将施工砂浆等材料放置于施工地点，一旦发生意外，可立刻开赴现场注浆控制水源，以避免大型事故发生。
但是，对于上海和其他快速发展地铁的中国城市而言，没有速战速决的可能，它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本文参考《财经》杂志相关报道）
第四篇：中国超越读后感
中国超越读后感范文
当看完一本著作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不妨坐下来好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如何写读后感才能更有感染力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中国超越读后感范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中国超越读后感1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
张维为教授在《
书中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角度，探讨了
近日阅读《
书中作者从经济总量、百姓资产、社会保障、科技创新、制度安排等方面，探讨了
改革开放后，
首先，在不失去自我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其次，我们作为民族复兴的主力军必须做到“立足现实、放眼未来”。要从制度上不断各处体制机制弊端，增强道路自信，建立以科学发展观为中心的话语体系，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提升国家软实力，以坚定清晰的话语应对世界质疑。所以我们在为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建立起对当前发展模式的信心。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奋斗，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迅速崛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令炎黄子孙为之骄傲，令海外友人为之动容。但是
一、
张维为教授在《
《
从中美三十年来发展的此长彼消，我们更加坚定了
二、超越的思路与经验
从张教授对
三、立足现实，放眼未来
张教授在充分肯定
为了读懂
采用板块及板块互动概念。
采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计算
用包括房产在内的家庭净资产来衡量
在不少方面，我们的成就超过了西方国家。我们虽然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包括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但我么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国际比较，并得出一些审慎和全面的结论，
第五篇：《祝福》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
《祝福》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
——浅析祥林嫂悲剧的原因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对鲁迅小说《祝福》中主人公“祥林嫂”历史悲剧原因的分析，揭示出导致祥林嫂之死的关键，那不是穷困，不是劳累，也不是意外灾祸，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祥林嫂忍耐过、挣扎过、反抗过，但最后还是逃不出封建礼教的魔爪，这是祥林悲剧的真正意义。祥林嫂面对接二连三的不幸及种种迫害，曾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但这种抗争不仅无效，而且导致其越陷越深的可悲结局。小说《祝福》深该地揭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盾牌及其掩盖下愚弱的国民劣根性，二者共同造就了在“无爱的人间”的一切以祥林嫂为典型的被蹂躏被压迫宿命的必然。【关键词】
《祝福》 传统文化 国民性 悲剧 【正文】
一、背景与主要内容：
鲁迅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1898年到南京求学，先入江南水师学堂，次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其间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到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后因为在那里发生的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从此弃医习文。
鲁迅以极大的热情欢呼辛亥革命的爆发，可是不久就失望了。他看到辛亥革命以后，帝制政权虽被推翻，但代之而起的却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封建社会的基础并没有彻底摧毁，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宗法观念、封建礼教仍然是压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鲁迅在《祝福》里，深刻地展示了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
这一时期的鲁迅基本上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还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观察，有时就不免发生怀疑，感到失望。他把这一时期的小说集叫做《彷徨》，（一）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礼教
“鲁四老爷”在文中也便是道家思想的化身，这可从他家门前的朱拓的大“寿”字窥见一斑。在旧中国讲理学的人大都兼信道教，他们是于孔孟之外信奉太上老君或关圣帝君的。刻画这个人物，鲁迅先生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只是几句话，可就从这几句话中人物的特点就突现了出来。
首先，文章在介绍鲁四老爷的书房时，先写道：“我回到四叔的书房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间里也映得较光明，极鲜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由此可见，这个“寿”字在书房中的位置是极醒目的，也可以推想主人对它是非常重视的。我们想，书房本是用以安心读书的，即便有一些装饰用的字画，也应该是反映个人品性追求或激人上进的内容，而这里的“寿”字，分明是主人追求长生久安思想的体现，一般是挂在正堂或卧室的，而他却直挂到书房里来，也可见主人家的心志不在读书一事，从侧面也反映出鲁四老爷这个封建卫道士道貌岸然的本质。另外，作者还强调这个“寿”字是“陈抟老祖写的”，追溯陈抟老祖，我们知道他是五代宋初的一个道士，“著有《无极图》（刻于华山石壁）和《先天图》；认为万物一体，只有超绝万有的‘一大理法’存在。其学说后经周敦颐、邵雍加以推演，成为宋代理学的组成部分。此外还著有《指玄篇》，言导养和还丹之事。”（《辞海》）可见他是宋代理学的先驱者，鲁四老爷挂陈抟老祖的“寿”字，大概正如后世儒家弟子供奉孔子的画像一般，含有尊崇之意。这一点交代强调了鲁四老爷的身份，为他在后文中顽固残酷地对待祥林嫂作了铺垫。所以，鲁四老爷作为顽固的封建礼教的代表者，“寿”字体现出来的分明是他们在追求他们生命的长寿，而这长寿正是建立在对祥林嫂这些社会底层的人民的物质剥削与精神压迫之上的，他们对长寿的拼命追求，对“祝福”的重视，也暗示了封建势力的顽固性及反封建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其次，在听人报告祥林嫂被抢的过程后，他只说了一句：“可恶！然而„„”这里的“可恶”说的应该是祥林嫂的婆婆，因为她这样地抢人，闹得沸反盈天，影响了他们家的声誉；“然而„„”则应是他转念一想，婆婆动手抓儿媳是“天经地义”的事，自己也就不必说什么了，这充分显示出他是站在封建礼教的立场上的。当卫老婆子到他们家时，鲁四老爷先是一句“可恶！”，这是针对卫老婆子的，四婶已经在下文中给解释的较明确了，随后卫老婆子巧言答辩，说一定荐
“国民性”是鲁迅一生中十分关注的问题，在近半个世纪里，他都在不断地剖析着国民的弱点，在不息地寻求着改造国民性的途径。这不但常常占据了其思想活动的中心，而且还往往成了其诸多作品的主题。鲁迅早就说过，他希望他的著作“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使他的事早已“完毕”。[2]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国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制和毒害，造成民众的愚昧、麻木和冷漠。鲁迅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鲁迅在《呐喊》序言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3]诚然，鲁迅对国民精神的改造又是有极大阻力的：这不仅仅在于国民精神的愚昧麻木或迷信封建等的落后性，而恰恰在于不觉醒的国民视别人的不幸或痛苦成为其用来慰藉自己甚至娱乐自己感官视听乃至灵魂的东西。可以说，鲁迅对国民性的探索和研究非常深广，他从现实人生的精神病态出发，对国民精神上的各种痼疾进行具体解剖，国民身上的种种精神病症无不在他的笔下暴露无疑。这些精神病症中的主要痼疾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愚昧
鲁迅的笔下，国民的愚昧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旧中国的一个农村劳动妇女，有所有旧中国劳动人民的优秀传统，也有所有旧中国劳动人民的愚昧与不觉醒。因为这种“愚昧与不觉醒”正是封建礼教赖以存活、滋生、为害天下的土壤。祥林嫂的一生坎坷悲惨，封建“四权”的绳索犹如千斤铁链，紧紧的捆缚着祥林嫂，戕害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终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和以柳妈为代表的冷漠的看客迫害的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终在人们年终祝福欢乐的气氛中，怀着无限复杂矛盾的心情倒在了漫天的大雪之中。祥林嫂衔冤而死，死得慌恐不安。祥林嫂临死前，似有所感悟。“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但这种“疑惑”又是不明确的，“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希望“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又怕因为“那两个死鬼的男人”，“阎罗王”要把她“锯开来，分给他们”。应该说，这既是一种“疑惑”，更是一种慌恐。祥林嫂被封建思想毒害，甘于受压迫，也无力反抗，只是逆来顺受，任人摆布，纵然背井离乡，纵然凄惨死去，也从不会、不敢对压迫她的统治者、压迫她的封建礼教说个“不”字。愚昧迷信，节烈观念在她的思想中
趣的走开了；女人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导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地去了，一面还纷纷评论”。很显然，听阿毛的故事，只不过在满足着他们猎奇的心理，是在对别人不幸的咀嚼中获得对自己卑微生活的满足感。简言之，庸众从祥林嫂的痛苦和悲哀中得到的不是正常伦理的，而是变态心理的审美的满足和快乐。在他们眼里，祥林嫂是个不值得同情的不祥之人，鲁镇的人不会慷慨施舍自己的同情心给这样的人，在礼教和人性面前，鲁镇人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前者。《祝福》中鲁迅特地用“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鉴赏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等话语反复作着旁敲侧击的暗示。“存天理，灭人欲”，高高在上的冰冷的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压抑着人本身的同情、怜悯。在这个冷漠的世界里，当祥林嫂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之后，她再讲阿毛的故事，就“只值得厌烦和唾弃”。而祥林嫂只能“看了天空，叹息着，独语似的说着‘我真傻’”。
由上述分析可见：国民形象中蒙上了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上精明残忍的隐身衣，使之堂而皇之地不仅可以欣赏喜剧或滑稽，还可更堂而皇之地鉴赏悲剧或残酷；“精神胜利法”中，国民精神中打上了虚伪、自欺、谎言的烙印，使其无法直面人生观，更使其无力改变人生；“中庸”之道中，国民面目上涂了公允、折中、调和的面膜，使之“遇狼显羊样，遇羊显狼相”。使之平正之状可掬，使之奴性之太可溢。止于此，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锋芒全部力透纸背，批判之犀利令人触目，批判之深广令人忧愤！
鲁迅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以笔为刀，解剖国民的灵魂，对民族精神中的消极方面给予了彻底的暴露和批判，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从而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综上所述，鲁迅在《祝福》中给我们所展示的祥林嫂悲剧既是一个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悲剧，又是一个涉及民风与民俗，信仰与禁忌，和国民性问题上的整体性悲剧。透过鲁镇社会生活方式的实际境遇，隐含着现代知识分子对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怀疑态度和否定性评价，也同时隐含着作者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在长期的封建文化传统浸染下所形成的劣根性的道德谴责和文化批判。在这幕历史悲剧的审判中，作者把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刽子手——以儒道释交融杂糅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推向了
“旧历年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鲁迅这样开始祥林嫂悲剧故事的讲述。这是一个肯定陈述句，叙述故事发生的背景。旧历年的年底是我国传统大节——春节，习惯上，春节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就开始，到第二年正月元宵节为止，此过程中诸多祭神祀祖的礼仪活动庄严而隆重，祥林嫂便死在祭灶的夜晚，死在喜庆的爆竹声中。祭灶是送灶王爷上天祈福，以保下界平安的。所以文中讲道：“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千百年来，传统的文化习俗少有变化。在鲁镇的芸芸众生祈求神灵之际，已沦为乞丐的嫂发出了魂灵有无的疑问，“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她是企盼着神祗的降临，还是怀着希望破灭走向地狱的恐惧？她生于这浓厚了文化历史氛围，死于这文化历史氛围之浓厚，那些“钝响”的爆竹，“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的闪光，种种“新年的气象”，都成了祥林嫂悲剧命运对比鲜明的背景。
鲁迅曾经说过：“要极节省地画出每一个人的，最好是画出他的眼睛。„„倘若画了全部的头发，即使细的再逼真，也毫无意义。”《祝福》中，鲁迅描写祥林嫂的眼睛达十二次之多，描写眼睛的发展变化，揭示其悲剧的性格及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悲惨命运。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时，刀子是“顺着眼”，目的是强调她的善良老实，安分守己；当她第二次死了丈夫，失去儿子时，她再到鲁四老爷家，她“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通过她的泪痕、眼光，写出了她丧夫失子的悲痛心情；当祥林嫂向四婶诉说儿子阿毛被狼吃掉时，是“抬起也没有神采的眼睛”，通过这个描写，进一步写出她失掉儿子的痛苦；当也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倾诉自己痛苦的故事时，人们报以她的是冷酷无情的嘲笑，这时她“张着口怔怔地站着，直着眼睛看他们”，通过“直着眼睛”四个字，把祥林嫂由于受到打击，性格变得呆板、凝滞的特征准确地表现了出来；当也向土地庙捐了一条门槛后，“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但四婶仍然禁止她拿祭具，“这一回也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老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这里，通过她的“窈陷”下去的眼睛，写出她遭受打击之大。向土地庙捐门槛赎罪后，仍然不能争得做“奴隶”的资格和权利，这时，她的精神支柱已完全倒塌了，她的精神崩溃了，变成了一个“木偶人”。至此，悲剧推到了高潮。在她临死之前，鲁迅进一步写道：“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祥林嫂在巨大的痛苦和悲哀中已经麻木了，完全了生命的活力，鲁迅就是这样紧紧抓住了祥林嫂的“眼睛”，把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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