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国企

第一篇：走出国企

走出国企,拓宽视野

85年那年十八岁的我迈进了常山轴承厂的大门,这是一家拥有着一千多员工的现代化国家二级企业,我在这里感受到一种奋发上进、好学的氛围，在工作的同时，我修完了成人高校，也通过了财会职称考试，与此同时，通过竟聘上岗，走上了财务岗位，年轻时国企给我的那种拼博精神，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我，而我对国企的感情，经过二十多年风雨，依旧深厚感恩！

98年国企开始改制，同在一个单位任团委书记的丈夫被当时的创业风深深感染，他鼓励我顺应潮流，走出国企，开始自己的事业，九九年底，在丈夫的鼓励下，我来到了衢江区，租赁了一家牛棚作为车间，带着贷款来的十万元现金，开始了我的创业之旅，当时企业的规模可以说是衢江区最小的企业，连同“老板”共有3位人马。作为“老板”的我身兼供应、销售及技术指导数职。我与工人同在车间探讨、生产，改进工艺，抓产品质量，为开拓市场我坐送货的拖拉机在山区小路，仙居岭上一坐就是十多个小时，产品销售掉后因受资金短缺困扰，立即请求对方老总付现，回程采购一拖拉机原料回厂。经常是三天两宿在拖拉机及翻斗车上度过。二OOO年企业终于有了点成绩，当年创产值200多万，与此同时，丈夫和我并肩作战了，我们在仙岩路买了三亩土地，有了自己真正的一方天地，员工也从二人发展到八人，产值与销售逐年增加。二OO七年，不满足现状的我，在天湖南路买了二十多亩土地，创建了衢州镇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建造了八千多平米的厂房，还有二千多平米的办公楼，做起了内燃机配件及轴承配件的机械加工。员工也增加到80余人，产值逾2000万元。

一路走来，我总结了下，我之所以成功不外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自身努力拼搏，二、亲人与朋友的支持和呵护

三、企业的凝聚力。

我很感谢我的员工们，创业十余年，在我公司工龄最长的员工与我的公司同龄。公司员工来自五湖四海，每年都有不回家过春节的员工，于是，每年的大年三十我们一家都在公司与这些员工共过除夕夜，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公司会组织全体员工在农家乐聚餐休闲，大家共庆劳动者的节日。

离开国企已经十多年了，这些年我开阔了视野，也感恩于当年国企的培养、熏陶，现在我们在研发轴承的配件生产技术，希望项目成功后可以创收、创税，与此同时可以带动一些身边人创业，那将是我真正回报社会的机会。

目前我公司为开山代工生产的缸套，在市场供不应求的前提下，公司决定在现有生产能力的基础上，投入300多万元，增加3条生产线，在今明两年内实现投入并产出。2010年10月起由镇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出资并绝对控股的浙江镇涛轴承滚动体有限公司已通过浙江省工商局名称预先核准，公司拟生产汽车用轴承主要部件—圆锥滚子，年产4.8亿粒，总投资2500万元人民币。目前已征地22.44亩，且已做好企业注册等前期准备工作，2011年6月实现试生产，2011年年底正式投入生产，预计年产值7200万元，税收及附加将超过100万元，成功生产后将填补衢州市高端圆锥滚子生产的空白。

今后五年公司将不断寻求和探索发展方向，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延伸上下游产品，做强做大企业，为衢江区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衢州镇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郑晓

2010年11月4日

第二篇：走出国企股份制改革的误区

走出国企股份制改造的四个认识误区

赵立纲

2006年07月24日15:05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内容提要：股份制改造是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是破解国企发展瓶颈的根本途径，更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巨大工程，人们必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如不做好思想疏导工作，不但会影响到国企改革，甚至会影响社会主义政权稳定。本文就这方面的四个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对于化解人们的不正确看法会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国企；股份制改造；认识误区

国企股份制改造作为地方国有企业转换体制机制的方向和重点，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触及到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们必然会对国企股份制改造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因此，必须要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决冲破妨碍发展的一切思想观念，努力走出国企股份制改造的认识误区：

第一，要走出国企股份制改造是实行私有化改革的认识误区。有人认为实行国企股份制改造就是将公有制变为私有制，就是从企业的微观层面上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适应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对国企股份制改造性质的最好阐述。

股份制不属于基本经济制度范畴，只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的模式，不能从根本上决定企业的性质。股份制既可以为公有制企业服务，也可以为私有制企业服务。实行国企股份制改造，不是要改变企业的公有制性质，而是实行新公有化改革，改变国企单一所有制结构。在国家投资、国有参股的同时，取消股权比例限制，大胆引进外资和民营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从而增强国企生机与活力，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更好地发展公有制。

第二，要走出国企股份制改造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不利于保值增值的认识误区。有人认为，国有股减持、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吸纳民营资本入股等措施会直接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我们不排除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会出现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的违法行为。但这是个别现象，是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不力造成的，不是股份制改造本身存在错误。我们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因为不只是上述现象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不作为同样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由于长期坚持一元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体制机制不活，市场适应性差，经济效益不好，不良资产负债过高，许多国有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致使大批国有资产被长期闲置。这才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如果片面地坚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就会丧失国企改革的大好时机，使效益好的企业陷入困境，效益不好的陷入绝境，最后连改革的成本都没有了。只有通过股份制改造，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才能在最短时间内盘活国有资产，用增量带动存量，使国有资产最大限度地保值增值。因此说，国企股份制改造越早越好，越彻底越好。

第三，要走出股份制改造“包治百病”的认识误区。有人认为股份制改造是解决国企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一股就灵，从而放松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股份制改造为国企转换经营机制提供了前提条件，扫清了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外围阻碍，使企业可以在更加广阔的空间内进行体制机制创新，通过引进民营资本和外资，引进新的经营机制，激发出新的活力。然而引进的经营机制如何与现有的机制相结合，如何取长补短，形成合力，还需要企业自身继续努力。所以说，股份制改造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外因。切实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不断改革企业管理制度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部分，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制度才是内因。如果只是在形式上变单一所有制为混合所有制，而不改变股东会虚设、董事会和经营层高度重合、监事会薄弱；经营者、所有者和职工利益失衡；企业内部激励约束不健全，分配制度不完善等弊端，就不能使国企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假如离开了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竞争力，空谈股份制改造，就不能走出国企改革的成功之路。

第四，要走出国企股份制改造完全依靠行政干预的认识误区。有人认为政府是国企的所有者，应具体操作每个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其实不然，实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之一就是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让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的法人主体。过多地采用行政干预，会导致国企改革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政府的职责是为企业股份制改

造提供政策支持和创造良好的环境。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是主角，应积极稳妥地主动参与股份制改造，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股份制改造。在推进股份制改造的手段上，不应单纯依靠行政干预，应从实际出发，尊重经济规律，尊重企业的选择，尊重群众的意愿，主要依靠市场机制使企业找到股份制改造的正确道路，从而推动国企的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系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

第三篇：走出阴霾

走出阴霾

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而阴霾过后，总会晴朗天，人生就是如此，困境自然可怕，我们无法改变困境，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用坚持点燃心中的希望之光，照亮前行的路，黑暗之后必将是璀璨的煦日，保持一颗刚韧的心，我们必将会走出困境，走出阴霾。

我们这一生不知不觉陷入一种境地，不断在赌自己的命运，赌自己的自信，赌自己的得失，甚至赌自己的幸福。赌赢了，一笑而过，日子风轻云淡。堵输了，泪水泡着，煎熬度过一段黯然苦痛的光阴；就算伤痛，总有伤口愈合的时候。这世间，人是最隐忍的生灵，在一次次磨练中日渐变得坚强，从弱不禁风的小草，蜕变为参天的大树。应该感谢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是他们的残忍让我们变得如此坚强，让我们积聚了生存的力量；还要感谢命运赋予的坎坷，令我们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拥有。

人生短短数十载，有生的日子，又何苦难为了自己。是我的我会珍惜，不是我的不会去强求。心存自信满满，时光从来经转不息，不会因为我们所遇的波折和声声的惋叹而停下脚步；当光阴中的生机再现，春风会沐渡世间每一个角落，谁都不会被隔在季节的门外。卸下背负的沉重行囊，轻装前行吧！挥手和过去做一个淡然的告别吧！不必频频去回首。

让我们在这个温暖明媚的季节播下希望的种子，安然等待幸福的收获之期。于爱情，亲情，友情，我们如此善良真挚，总有不渝的情感会一直陪伴身边。面对一些必然的得失，并不是我们的对错决定的结果，已然这样，不想再去追问谁是谁非。经历多了，我们会渐渐发现其实自己远远比自己想像中的坚强，走出一段阴霾的时候，挥别昔日的纷繁，抬头望望晴朗的天空，日子风轻云淡，依然从容。生活为我关上一扇门，就一定会为我们打开一扇窗。不为繁华绚烂，只为清平中的寂寞相守，只为彼此用心的经营，才会有那份真心的懂得。拨开缠绕心头的凌乱，一切没人能替我们承受，只有我们自己。

终不外是尘间烟火薰染，即使我们不惹事，事也会来惹我们；我们无法逃避，唯有积极地去面对、去迎刃，用最正确的方法去解决，才会获得最终的释然。蓦然明了，追寻的完美，只是无法触及的幻影，美丽、妖娆，却感觉不到温度。一个真心的爱人，一份平淡中的相守；生活的无味，日子的枯燥，这样看似简单的，却也是最难恪守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知需要多少年，一本生存的经卷，才可以把沧桑读成淡泊。我们只是天涯中的芳草，而非百花丛中的牡丹，满目绚烂灼热了心怀，而忽略了暖暖阳光的温柔抚爱，平淡就好。只要悲痛不是一个接着一个，生活便都是可以好好珍惜的，当你置身痛苦的时候，只要坚持下去，你就会发现从前的痛苦，对于你的一生，将是一颗宝贵的珍珠！

痛苦的滋味固然难以令人承受，但是当它真正降落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只有勇敢的面对，并坦然接受，痛苦在折磨一个人的同时，往往使其意志愈加坚强，生活积累愈加丰厚，没有经历痛苦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

当我们走出痛苦的阴霾，迎来灿烂朝阳的时候，就会惊喜地发现，那些曾经的痛苦已经凝成一颗珍珠，在我们的手中，熠熠生辉！走出阴霾，迎接挑战，不要让阴霾遮蔽了我们的眼睛而使脚步放缓或驻足不前，拔开它会发现前方风景更美丽。

第四篇：走出民族主义

走出民族主义

励建书（下称励）：上次你来科大做的有关民族主义的讲座，因為时间有限，没有深谈。我记得你的发言是“走出民族主义”，特别是你提到民族主义不可能造就高质量的文化，它往往只是一种姿态，一种情绪。这似乎是对我以前理解的一个褒义概念的否定。

刘再复（下称刘）：我不喜欢谈主义，我正在致力於放逐各种概念、主义，包括民族主义。还是先从文学讲起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危害最大的两样东西，一个是主义，一个是集团。主义是意识形态，每个民族都会对自己本土的语言、习惯、宗教、文化、传统、情感方式等有所认同。这种认同是合理的，但不能把“民族认同”上升為“民族主义”，即不能把民族情感上升為意识形态原则。文学写作是一种个人精神活动，他直接听命於作者内心的良知。写作不是反社会的，但确实是非社会的。政治权利和市场权利可以把文学艺术纳入功利活动之中，但文学艺术的本性却是非功利、非集团、非主义的。把文学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形象转达，或变成集团纲领的形象转达，只能败坏文学，作家应以个人的目光直接面对宇宙人生，而不是用集团的眼光去面对。在文化艺术当中，有个意思非常重要，就是要分清生命语境和国家语境。这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概念，我们过去常常误解，以為国家语境历史语境大於生命语境。其实恰恰相反，生命语境大於国家语境和历史语境，当然也大於民族语境。励：也许这跟中国的地域文化和西方的地域文化不同有关，比如西方在一开始开放式的，从古希腊时代就强调个体，中国从来在地域上就处於一个封闭状态，它就比较强调集体的，历史的语境。

刘：不一定，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长时期，就只有天下意识，没有民族国家意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為我们中国就是天下，没有民族家国意识。还有像我们的庄子，他讲的是自然语境，讲究生命与自然相接，与天地宇宙独往来。中间没有国家、概念、主义等中介物。这样才能得大自在，才可能“逍遥游”。鲁迅所讲的如果没有天马行空的大精神就没有大艺术，所谓“天马行空”，也是“逍遥游”，也是大生命的语境。王国维把中国文学分為《红楼梦》境界与《桃花扇》境界。前者是生命、宇宙境界；后者是国家、历史境界。庄子、王国维、鲁迅都把生命、宇宙境界看成自由语境，都大於国家、历史语境。《红楼梦》把生命宇宙语境推向巔峰，真了不起。《桃花扇》的主旨则与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知识分子的“亡国情结”相通，都是把国家价值置於个体生命价值之上。顾炎武、黄宗羲这批人把家国的概念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上去，这在当时具体的民族斗争语境中可以理解，但是把这种理念运用到文学艺术当中来，问题可大了，所以我要批评他们。明末是个体生命觉醒的时代，个体生命获得很大的解放。从王阳明开始，然后到泰州学派，到李卓吾到公安派的袁氏三兄弟，都回归到对人本身生命价值的关注，提倡“真性情”。当时小说出现了“三言二拍”、《金瓶梅》，戏剧上有《牡丹亭》。整个是个生命解放的潮流，五四运动跟这一思潮相接，可惜中间断掉了。当时满清入主中原，这个时候晚明知识分子就把国家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好像亡国了。亡国之思把个体生命思考压掉了，中断了重要思潮。过分关注家国，忽略个体生命。我们现在恰恰是要跟明末衔接，五四运动周作人发现一条，说五四运动实际上是明末文化运动的延续。顾炎武、黄宗羲反省亡国，他们要吸取教训，就把责任归罪於明末的一批思想解放者。他们说亡就是亡在你们这些提倡个体生命的文人身上，这是错的。满清亡的仅仅是一个朝廷，一个朱氏王朝，并不是国。从文化的层次看，满文化在清朝时期倒是被汉文化同化了，也可说被汉文化亡掉了。这到底是谁亡谁？

励：这就像当年的欧洲，普法战争以后，法国是被德国打败了，法国是亡掉了，实际上法国的文化是渗透到了德国，尼采看到了这一点。尼采是很欣赏法国文化，他觉得法国文化是希腊文化的转世。但是他看到这个法国文化的渗透之后，又同时在呼唤德意志精神。他是很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如果当时中国有个人能够看到这一点，就是说虽然明朝廷是亡，但实际上文化是在兴起。有人如果关注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文化发展不至於出现这样一个断层。

刘：个体生命的文化总是在国家偶像面前挺不起腰杆。

励：这是很狭隘的民族主义。

刘：如果你真的爱一个国家，也要注意国家有双重结构，一个是实体结构，一个是精神结构。中华民族的精神结构没有亡过，只有朝廷这个实体结构亡过。梁啟超在近代的很大发现是分清三组概念：第一是天下与国家的概念。我们过去以為中国就是天下，其实天下是广泛的，是很多很多民族和国家组成的，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处在同其他很多国家生存竞争的历史环境当中；第二是国家与朝廷的界线。朝廷是政府，皇帝不等於国家。所以梁啟超说忠君不等於爱国。第三是国家与国民。一个国家要强大，关键是国民，国民是国家的主体，老百姓的生命才是主体。爱国家最重要的是爱国民。

励：可能大多数觉得这是最不重要的。

刘：其实这恰恰是最重要的。当时梁啟超讲国民是从群体的角度上讲，但是他意识到这一点，已经很不简单。他提出“新民说”，有新民才有新国家，当时他所讲的“民”是指国民群体生命。到了五四运动就从群到己，所以五四的功劳是关注“己”，突出个体，突出个体生命。这一点是跟明末相接的，五四运动一开始就是批判国家偶像。陈独秀、周作人、郁达夫都批评过。可惜五四关注个体生命的时间不长，个体生命问题很快又被国家救亡问题和社会合理性问题压倒了。创造社在五四初期提倡“自我”，弘扬个体生命价值，但很快就否定自己，实行精神自杀。后来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从审美内涵来说只有“社会，国家，历史”维度，即只有《桃花扇》维度，而缺少另外三种维度：第一是叩问生命存在意义的维度；二是叩问超验世界的维度；三是叩问大自然与生命自然的维度。即缺少《红楼梦》的维度。整个现代文学的大语境是国家、历史语境，不是生命、宇宙语境。生命是内宇宙，同外宇宙相连，可以说越生命，越宇宙；越宇宙，越生命。如果去欧洲，去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法国的罗浮宫，就可以强烈地感到很多艺术家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追求艺术上永恆的东西，有宇宙感的东西，我们缺少这种追求。我最近和林岗合写了一本书，说中国文学往往只有人生感慨，缺乏灵魂呼号。俄国的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写过一本书叫作《旷野的呼号》，旷野的呼号就是灵魂的呼叫，灵魂的论辩，灵魂的对话，内心世界的动荡，我们缺少这些东西。我们用了另外一个概念与他对立，就是乡村情怀。我们中国的文学比较多的是国家忧思，人生感叹，离别痛苦，缺少内心灵魂的衝突。灵魂的东西就带有永恆性，与宇宙是相接的，是一种生命境界。这种生命境界大於一般现实人生的境界，也大於一般的国家的境界。

励：你在上次的论坛中专门提到了莫言。我那时候还在美国，莫言的《丰乳肥臀》出来，有些华文报纸就特别对这个书名提出批评，觉得中国的文字是否都用完了，一定要用这样赤裸裸或者甚至不雅观的文字来作书名。但是这是否像你所说的，这是莫言在呼唤人类一种野性？

刘：是。莫言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有突出的贡献，这个贡献是他发现我们中国的“种”快要灭亡了。这是在文化革命结束之后，对整个文化的拯救性反省。就是说我们的个体生命快要被窒息掉了，我们被教条、概念所扼杀了。必须重新呼唤个体生命，美国杰克‧伦敦写《野性的呼唤》，我把莫言视為我们东方的野性呼唤。在他的作品中他呼唤原始生命，呼唤大自然，呼唤中国的酒神精神。看他的《红高粱》，要在酒里面撒一泡尿。他的题目《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都是一种男性生命的象徵。他把个体生命的呼唤推向极致。

励：他的作品多用红这个色彩，我觉得红是跟我们生命有太多的关係。比如说我们的生命就诞生在一片血色之中。

刘：红是生命的本色，原始的生命顏色。我从事理论工作，他从事文学创作。但是我们有共同点，我们放逐两个东西：一是放逐国家，一是放逐概念。这也是我多年来所做的事。所以我说那种把国家境界放在生命境界之上的民族主义，不可能造就高质量的文学艺术。高质量的文学艺术追求的应当是建立在普遍人性与人类关怀的普世价值，而不是立足於一国一族利益的功利文学。民族主义作為意识形态原则一定是诗歌之敌，文学之敌。但是民族，国家情感也可能產生一些动人的作品。如俄国的普希金和我国的屈原，屈原的诗歌把楚怀王比作“美人”，始终放不下朝廷，鲁迅说他的牢骚“不得帮忙的不平”，境界不够高。他的诗歌之所以有文学价值是因為它有“文采”，而中国人崇敬他，是因為他除了创造诗歌文本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行為语言——投江自杀。这一行為不是《离骚》文本精神的延伸，而是用生命的“无”来叩问现实的“有”，这时候，生命的境界就出来了。所以，那天科技大学论坛有人提出这个“美人”如果是个个人是否更有意思，我说是。如果他怀念的是一个个体，那么就不一样了。他的感伤，思念就很美了。

励：文学突出追求个体，这一点跟数学有共同之处。往往最美妙的数学，最伟大的数学，能够永恆的流传下来的，是那种為了理性本身的追求而做的探究。许多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定理，最了不起的结论都不是从实用的角度得出的，而是数学家觉得这个问题特别美，数学的美感，是非功利的。

刘：美的东西一定是非功利的。文学不给社会、国家设计提供任何治国方案和改革方案，也不能当灵魂工程师，不可能给人们提供灵魂改造的方案。作家只是描述灵魂，读者可以共鸣，但这不是方案，一提供方案就落入陷阱；这点一定要清楚，中国文学才有希望。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名字叫“怎么办”，企图给社会提供方案，但小说失败了。作家不负责“怎么办”。文学艺术是自由情感的存在形式，要求作家充当灵魂工程师是不妥当的。励：我看了你的《漂流手记》其中几卷，你是否觉得人在地域上的放逐，写出来的作品反而比以前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

刘：这要取决於自己。有很多人到国外来了，在放逐前是什么样的人，在放逐后还是什么样的人，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应该说，“放逐”确实大有益於个人的提升。我在离开故国以后，得到特殊的生命体验，原来以為只是自我放逐，后来发现自我放逐正是自我回归，回归到什么地方呢？回归到个人的尊严，回归到个人的生命本真，回归到婴儿状态。我现在的放逐状态，其实是云游状态，这种云游状态实际上是大自在的文学状态。这种状态可以使我第一不受国界的限制，第二不受各种概念的限制。我们过去对“大隐”和“小隐”有个定义。大隐隐於朝市，小隐隐於山林。现在我们可以再定义，大隐其实就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隐逸的隐士，像达摩就是大隐。他在洞穴里面壁是隐，到四面八方传道是隐，到宫廷里和梁武帝谈佛说禪也是隐。因為他是心隐，不是身隐。大隐隐於自己的内心深处，在内心深处做云游，逍遥游。这种大隐对我的啟发是：要获得生命自由，就要打破外界各种地理界限与时空界限。我的《漂流手记》也可以说是精神的云游手记，精神上效法古代的大云游者。

励：香港是个很奇怪的地方，你看看我们周围的这些报刊，杂誌，我觉得跟你所谈到的文学完全不是一个层面，处在这样一个繁华闹市，你能够与伟人们的灵魂相逢，这需要你内心不一般的修练。

刘：我所说的相逢是读懂这些伟人的东西，可以跟他们產生灵魂共振。我在城市大学从《山海经》讲到《红楼梦》，我就跟老子、庄子、慧能、曹雪芹不断相逢。他们实在非常精彩。我过去读“老三篇”，现在读“老三经”，《道德经》，《山海经》，《六祖坛经》，而且我读出了自己的体会，有些心得。

励：你在香港讲课，有没有人能在这里欣赏你的观点，有没有人能够理解你？我相信在北大讲课，北大的学生会吸收你的东西，你在这里是否会觉得困难？

刘：是很困难，香港能听懂的学生很少，我想在北大一定会不一样。前年我到广州中山大学讲《红楼梦》，换了三次教室，热情令人感动。我读古代文学作品，大半是用生命去阅读。我说过，作家可分為三类：一类是用头脑写作，一类用心灵写作，一类用全生命写作。阅读同样如此，我是属於第三类，用全生命阅读。读《红楼梦》如果用头脑去阅读，读不出真諦，倘若用生命去读，完全是两回事。过去对《山海经》作了许多考证，我则作文化阐释。海是不可以填的，我偏偏要去填；太阳不可追，我偏偏要去追。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中国所以不灭不亡的精神原因。《山海经》的英雄观念是建设性的观念。不是《水滸》那种破坏性的英雄。

励：德国的哲学家奥斯瓦尔德认為世界有八种不同的文化，每个文化都有一个生命周期，比如从成熟到衰落。我们中国的文化目前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周期状态？

刘：是在衰落。中国深层的文化精华带有永恆的价值。像我前面提到的“老三经”，是永恆的东西，怎样批判、否定都不可能消失。但是现实形态的文化即当今活人负载的文化有问题。胡适希望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引进来，多一点民主的理念，多一点法制的理念，这没有错。但是鲁迅先生看到更深的一层，中国除了制度问题，还有文化问题，鲁迅先生看到中国文化有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外来的制度再好也没有用，一进中国就会发生变质。比如鸦片，别人是做药用的，到中国来之后就当饭吃；罗盘，别人是航海用的，到中国来用来看风水。博士、教授这个名词非常好，到中国来就变成了一团糟。

励：这话到现在还有效。

刘：还有效！我是同情民主的，但民主制度到了中国，搞得好吗？不见得。中国国民性非常成熟，狡猾不是一般的狡猾，而是非常成熟的狡猾；自私不是一般的自私，是非常成熟的自私；奴性不是一般的奴性，是非常成熟的奴性，这是文化的大问题。鲁迅当时看到了这一点，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存在。阿Q一进公堂，看到那个光头的，便想到那人肯定有来历，就要跪下去。公堂里的人说你现在还不要跪呀，他不行，自然而然就要跪下去。奴性已经进入到本能，进入到骨髓。鲁迅能看到这一点，很了不起。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制度就会变形变质，民主也会变形变质。

励：宗教是否是个解决办法？

刘：前不久，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有个三个宗教文明衝突的讨论会，我说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有个尊重宗教的前提。我举个例子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是爱因斯坦，他当然是个伟大的理性主义者，但是即使像他这样的伟人，在他的精神世界里还给上帝留下了一个位置。对於爱因斯坦来说，他的问题不是上帝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我们人是否需要有所敬畏的问题，这非常重要。我们过去讲彻底唯物主义，无所畏惧。可是在无所敬畏的时候，干坏事就都不怕惩罚，什么都胡来，没有行為準则，没有心灵準则。

励：接着我前面的中国文化生命周期的问题，我们现在世界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刘：世界的艺术在二十世纪发生了时代的大病症，这是后现代主义的不断革命、不断颠复的疯狂症。二十世纪从毕加索之后，艺术就处在不断革命、不断颠复的疯狂状态。一九六九年在纽约办的一个展览，就是叫作“零作品零画家零雕塑”，策划者叫西格伯劳，这个潮流是从法国转向美国。当时的艺术评论权威哈诺德．罗森堡宣告：“艺术必须变成思考性哲学。”一切都从零开始，过去的一切都过时了，我现在就创世纪了，什么都从零开始，我就是艺术上帝。他们否定过去的一切，全面否定，颠复传统。这带来非常大的问题，实际上这种潮流使艺术与生命脱离，失去了内在的激情，变成几何图形，变成观念了。用思辩代替艺术，用哲学代替审美，用破坏代替建设。今天应对后现代主义时代病症进行反省，应当让艺术回归古典，而不是从现代走向后现代。

励：作為一个艺术经历的阶段，这个后现代艺术是否也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刘：它所谓的积极作用是让人们看到观念的不断创新，不断变革，它确实能带给人们某些思想刺激，但是它没有真正的艺术成果，只是一种破坏与否定，没有建树。我在纽约看到的行為艺术，是骗人的，很多类似的艺术其实都是假象。它哪里有什么审美，只不过在製造愚昧，让观眾受骗。美国看纽约，全世界又都在看美国。纽约时髦的表演，《纽约时报》一起哄，就变成了风气，这是一种疯狂。

励：是否艺术到了一定的阶段，必然需要有新的表现形式。像唐诗，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创造的传世的作品，后来的人很难超越。

刘：光有形式上的变革还不够，后现代主义也注重形式上的更新，但是形式上的更新离不开艺术的基本点。艺术的门类都有难点，创造就是要克服难点，穿越难点。现代的时髦艺术只有观念，没有难点，当然也没有难点的突破与新点的建构。现代艺术家太聪明了，给蒙娜丽莎加上鬍子，表现观念就完了。

励：需要有一个底线。

刘：对，要有一个底线。其实“回归古典”是一个策略，比如唐代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提倡回归先秦，实际上是针对当时的形式主义，借“复古”以强调散文的“质”和文气。文艺复兴的回归希腊，也是一种策略。通过复古来达到对生命自由、生命尊严的重新强调。实际上是对人的主体、人的生命激情的回归。后现代主义把生命丢掉了，只剩下头脑，即只剩下思辩与理念，丢掉了心灵与情感，丢掉了最后的实在。

励：高科技，人类机器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刘：所以要提倡“回归古典”，把人从机器统治、概念统治中解放出来。

励：我是做数学研究的，大部分时间是跟电脑打交道，其实我觉得人类生命的机器化已经无孔不入，已经渗透了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比如我们以前人与人的交流靠书信，你写一封信需要心灵的参与，你的情感流露在纸上，是你自己的感情作品。然后你等待对方的回复，这个等待过程可以產生许多期盼，失望，甚至是煎熬。这样的交流是用生命、用心灵在交流。现在我们全用EMAIL，速度快了很多，发过去马上就能收到。但是你收到的是一个完全没有生命力的讯息，一种符号，不是一种情感。

刘：你说得好极了。这就是新问题。人的机器化是时代的新问题。艺术的哲学化，头脑化，也是时代的新问题。面对不断颠复前人的时代症，我们需要的是告别艺术革命。我的一位卓越朋友说，告别艺术革命，就是要回归到绘画的原点，回归到生命的颤动，回归到画布的二度空间，回归到确认人是有尊严又有弱点的人，一是脆弱的人，二不是创世的上帝。他对西方前一个世纪的艺术运动提出根本性的质疑。

（载於上海《艺术世界》二○○二年六月号，方海伦整编）

第五篇：走出困境

走出困境——做个勇者

生活需要经得起磨难的人，世界更需要经得起磨难的人。所以我们在面对困难时，不要逃避、退缩，要做个勇者。

俄国大作家屠格涅夫曾经说过：“只有经过地狱般磨炼的人，才能炼出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绝唱。”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困难时，不能畏缩，心中时刻牢记“阳光总在风雨后”，做个强者。

当然走出困境不光需要我们的勇气，还需要我们的智慧。就像那两个生意人，在陷入经济上的困境时，他们不只是有勇气，而且还有智慧。他们用一元的成本起家变成了百万富翁，实质是他们勇气加智慧的结果。

走出困境还需要我们有一颗不平凡的心。记得，勃朗特当初学写作时，发表的文章常受到大文学家们的批判，她曾几度想放弃写作。但后来她并未放弃，她用一颗宽容的心去对待大文学家们的批判，把他们的批判当做自己前进的动力，于是就有了极具轰动效应的书——《简·爱》。而相反，丹麦著名小说家安徒生就不是这样了，他在遭到批判时，精神崩溃，情绪低落，以致后半生再无好的作品问世。这就是因为他在困境中，不调整自己的心态，以致以别人批判自己的话为伴，始终不能释放自己，释放心灵。当然也就不能走出困境。走出困境还需要我们不怕失败。英国大将军威灵顿因为七败而七战，所以才有了流芳百世的英勇;我们的老祖宗归有光因为有了八次落第，所以才有了《项脊轩志》这么优秀的文章;越王勾践正因为不被失败打倒，卧薪尝胆，所以才有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豪迈。

困境是懦弱者无底的深渊;是勇者登上顶峰的阶梯;是教徒洗礼之水!朋友们，勇敢地面对困境吧，做个勇者!【扩展阅读篇】

作文是决定语文考试成绩的“半壁江山”，因此作文的成败往往决定了整个语文考试的成败。那么怎样让考试作文得高分呢?我觉得以下几点必须注意。

1、题和立意凡考试作文必须审题，原因是考生要在同一环境下，作公平的竞争。审题，就是要对试题展现的所有内容作全面、准确的审读和理解，把命题者的意图读出来，把题目的各种限制审清楚，明确要我写什么，怎么写，写到什么程度，真正做到全面领会，深刻把握，不偏不漏、不折不扣地按要求写作文。高考作文评判明确规定，凡审题有问题的试卷最后得分一般都不超过二类卷最低分。由此可见，审题的准确与否是作文成败的关键因素。立意，就是要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去观察、认识生活，提炼主题，使主题体现时代的精神，既反映时代，也作用于时代，跳动时代的脉搏，推动着时代的前进。文章的“意”，其实就是作者在体验生活中逐步孕育而成的一种思想，是作者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撞击”的产物，它反映作者的思想水平、认识水平以及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近两年的作文教改提倡学生写真实生活、真实自我，有些同学忽视了对文章思想倾向的把握，看问题不全面，观点偏激，更有甚者由腐败现象而怀疑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尽管当今的中国社会政治清明，言论自由，话说错了不会追查什么政治问题，但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正确的是非观还是应该有的。这一点必须注意。

2、标题和段落标题是文章的眼睛，也是阅卷老师对文章的第一印象，特别是自拟题目写作，阅卷老师很看重考生所拟的标题。俗话说：“秧好一半谷，题好一半文”，可见题目的重要性。有些考生先写正文再拟标题，文章写好后也许是没有时间写标题，也许是忘了补写标题。虽然评分规定无标题扣2分，但实际结果却远非2分。有人曾做过这样的实验，将几篇写得较好的作文，按保留标题和隐去标题两种类型请两组老师分别予以阅卷，其分数差别一般都在5分以上。这是因为阅卷老师对无标题作文产生了一种心理距离，不知不觉便降低了分数等级。至于如何拟题，我觉得应做到这样几条：①确切。指符合文章内容，也指遣词造句符合规范)。②精练。指标题字数恰当。③生动。指题目能体现出一种活力，具有可读性，饶有情趣。④新颖。指有新视角、新思路、新感悟，能够给人一种新鲜感。⑤有意蕴。指有内在的含义。拟题方法多种多样，可以运用修辞拟题，可以引用俗语拟题，可以化用古语拟题，可以借用成语拟题，可以套用流行语拟题，也可以巧用其他学科公式或符号拟题等等，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运用。段落：考试作文最忌首、腹、尾三段式的结构。把文章分为几段更好?千字以内的作文，我觉得分为5-8个自然段就可以了。因为自然段分得越自然，越显得你成熟老练。另外，要把每一段的首句写好。每一段的首句犹如人的眉目，把首句写好，“眉清目秀”，整个段落都显着精神。

3、文体和内容高考作文试题对文体的要求有两类：一类是规定必须写某种文体，如“写一篇议论文”;另一类是排除写某种文体，如“除诗歌外，其他文体不限”。考生必须按规定的文体去写。近几年高考作文题中“文体不限”，让考生自由选择文体，这里要特别注意，文体不限不是不要文体，而是要你在选择了一种文体后，一定要按这种文体特点写作，要写什么象什么。不可随心所欲，写成不伦不类的“四不像”文章。文章内容方面：不假思索就能想到的东西，绝对不要写;稍加思索想到的也不要写;花上几分钟，想别人想不到的内容来写。记叙文最好将主人公设定为自己，用第一人称入文，让“我”的激情在文章中闪光，情真意切，引起共鸣。议论文切忌大话、套话、废话，要避免空发议论，无病呻吟，滥提口号，乱发号召，空表决心等等。作文可以虚构，“允许”编写故事，但不等于提倡“编写故事”，编写故事要做到“大胆想象，自圆其说”。滥编、胡编，绝对不会得高分。

4、开头和结尾应试作文的开头结尾，就是文章的刀刃。平时在课内外所学的各种开头结尾的方法完全可以用在应试作文上。不管你使用什么方法开头和结尾，必须做到开头起笔入题，结尾点明主旨。为了给评卷老师一个好的印象，开头结尾千万不要涂抹。有道是：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可有些考生犯“入题慢”的毛病：有的把大段的原材料全部照搬;有的把本来简洁的原材料进行扩展;有的开篇摆材料，古今中外，慢慢道来。开篇松散，占去了大量的篇幅，后面的真正应该说的内容却“千呼万唤不出来”，有的只是一笔带过，草草收兵，比例严重失调，使老师难以衡量其实际写作水平。古人写文章讲究“凤头”、“猪肚”、“豹尾”，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有些考生作文来不及刹尾，或用一句话硬断，或点上一串省略号，这样即使你雕出了“凤头”，壮大了“猪肚”，也会因为没有“豹尾”而不成其好文章，得不到高分。阅卷老师衡量一篇文章的好坏，首先是看其整体。所以，考生交给老师的无论如何也应是一篇完整的作文。

5、语言和字数考试作文语言要规范准确，具有个性和活力。不要文白夹杂;不要使用别人看不懂的方言和词汇;少用长句多用短句;可引进部分时代新词汇，引用名言警句，引用流行的通俗歌曲歌词，引用百姓口头民谣，但取向一定要积极向上，真正让语言亮起来。照理说，文章是表情达意的工具，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似乎不应有字数的限制。但考试作文，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作文，为了达到一定的考查目的，并考虑到考试时间等因素，一般对字数都作了规定。我们必须按照规定去做。限最低字数的，一定要写够数量或稍微超过50—100字才好。如果字数不足，虽然评分标准规定，不足字数的，每少50字扣1分，但实际情况是，字数不足往往被认为文章内容单薄，分数很难上档次。限最高字数的，不要超过。否则，给人一种臃肿的感觉，再说，作文写得长，花的时间多，解答前面的题用的时间少，必定会受到影响。如果没有限最高字数，一般就是以作文纸为限，即要在作文纸格子内行文。千万不要自作多情，超出作文格子，以免出力不讨好。

6、书写和卷面近年高考作文评分标准中，书写都占相当的比分。一般不要求写得好看，但要求书写整齐易辨认，一笔一画清清楚楚，不写草字。标点符号书写也要规范，特别是格式要正确，句号、逗号、问号、叹号、顿号、分号不要出现在一行之首;引号、括号、书名号前半不出现在一行之末，可以在这些符号后面挤着写一个字;引号、括号、书名号后一半不出现在一行之首，可以把这些符号挤在上一行之末。省略号、破折号占两个格，不能断开，写不下时挤在一行之末。至于作文的卷面，正如人的容貌一样，给人的印象是重要的，尤其是高考作文，卷面整洁与否直接影响着阅卷老师的心理和情绪，书写工整，卷面清洁，让人一看心中先喜三分，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7、检查与修改考试作文试题和其他试题一样，做完后也需要认真检查，看有没有笔误的错别字，有没有不通顺的句子，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内容。审查发现了错别字、错用了词语一定要修改过来，对于句段该删的要删掉，该增的要增补，只是要改得清楚、整洁，使人一目了然。不能因为修改而影响了卷面的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