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权力文明”还有多远

第一篇：中国离“权力文明”还有多远

中国离“权力文明”还有多远

真正的权力文明，尤其是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第一标志就是认识到权力是社会的指派，世上没有不可取代、不可更换的个人，也必须认识到权力既不能私有也不能世袭。

“权力”和“权利”是不同的概念，权力是指掌控着强制性、指派性的一种资格，因之不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分配而是少数人的特殊拥有。通俗地说，就是权力常常是官方行为。这是常识，无须争辩。至于权力能否成为权力文明，尤其是能否成为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中国古代，权力往往是暴力、势力、特权的同义词或近义词。也就是说那时的权力，文明属性很少，文明含量很低。即使被人称誉的清官，也在“青天”一词之后附上“大老爷”一词。易言之就是那样的权力文明只是“大老爷”的权力文明而已，而不是被全社会统一共识的权力文明。然而清官文明也好，青天大老爷文明也好，只要有文明因素，就比权力野蛮、权力暴力、权力恣肆要好，尽管老百姓那样的希望和祈盼带有很大的可怜意味。

中国古代出现过很多为清官唱颂歌的公案小说，如《狄公案》、《包公案》、《海公案》、《施公案》等等，也出现了不少称颂某些皇帝、清官“微服私访”的传说。虽然那些公案小说、那些故事传说的内容，十之八九说的是官场内部的惩贪、平冤之事，直接涉及解决民苦民冤的事少之又少，但仅仅有一点点就足以使老百姓动情地大喊“皇上万岁”、“大老爷圣明”。实际上那是可怜，而那样的可怜又偏偏强化了那种落后的权力文明。

屈原曾做过大官（三闾大夫、左徒），身陷逆境中写出的最有名的诗句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能为民而哀就不容易了，不能强求他去干多少直接利民的事。我读遍了屈原的诗文，却查找不出他直接为民办出的一件具体之事。仅仅为了他对民的哀情，老百姓就敬其如神，这虽然能说明民心之正但却很难证明那是真正的权力文明。

中国古代的权力文明，最高的信条无非是“代民做主”、“替民做主”。一个“代”字，一个“替”字，也说明民本身从来不是“主”。

现代、当代的权力文明在品位上提高了，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权力文明的主旨，可喜可贺。但是细想起来，官只是人民的服务对象，而不是人民中的平等一员。若是把有资格为人民服务视为官的一种优越感，一种级别，也极有可能将服务异化为恩赐或施舍。也就是说，那样的权力文明仍未上升到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水平。

事实也正是如此，凡是以刻意强调“为人民服务”的人，大多是民上之人，是官员，因为十足的人民无须去提为人民服务。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人民”是特殊的名词，主要指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等“红色”群体，而把其它“黑色”、“亚黑色”的群体已经排除在“人民”之外。然而在实际上只要有不平等的现象存在，权力就必然带有等级性、压迫性，而且会成为惯性、本能。举例说，工人站在该厂的书记、厂长面前，农民站在该村的大队书记、生产队长面前，又何尝真的感觉到了平等！受到的权力压迫又何尝少！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之后，实行了“政企分家”，官员只管行政上的事，企业主只管经营上的事。但你只要细看，无论是官员的权力还是企业主的权力（包括事业单位头头的权力），其中的霸权（包括行为霸权和语言霸权）因素又何尝少！

中国的不良传统之一就是常常将正当的权力，变质为特殊的霸权。霸权的表现方式很多，如：

一、意志霸权，主要指一方一地、一行一业的顶级之官即“一把手”，都很习惯地把他的个人意志扩展为公共愿望；

二、行为霸权，主要指一经为官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全凭他的心血来潮；

三、语言霸权，主要指官员说什么话都等于指示，等于法令，包括他的无知妄言或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四、利益特权，主要指官员的侵吞、贪污、受贿、霸占等行为都合法；

五、情感霸权，主要指官员想恨谁就恨谁，想爱谁就爱谁，不理会对方是正义之人还是邪恶之徒。

这样的传统习惯，至今仍未克服，而且有根深蒂固、此伏彼起之意。所以我们要告别那样的“权力文明”，而且要努力向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推进。

什么是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首先指能够做到鄙弃三种东西：一是将权力看成是对无权者的恩赐、施舍；二是无权者将权势者视为乞求对象、跪拜对象；三是（这一点最重要）将权力由社会公器变成个人私器。这都不是权力文明，而是权力愚昧，权力野蛮。

当前的中国权力文明，之所以仍不乏愚昧属性，也在于这三点：

一、凡是官员为平民百姓做一点好事（尽管有作秀意味），也把这样的事视为对平民的恩赐，最愿听到对方的感恩戴德之言；

二、平民、下属见上司对自己有一点关照，就觉得上司恩重如山，理应天天焚香膜拜；

三、即使权力由社会公器变成个人私器，以权谋利，很多人也觉得这是十分正常而且理所应当的事。

这样的权力文明，其实是伪文明、反文明。真正的权力文明，尤其是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第一标志就是认识到权力是社会的指派，世上没有不可取代、不可更换的个人，也必须认识到权力既不能私有也不能世袭。

好多的官员不知道他所担任的职务无非是社会分工的暂时需要，任何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的行为都是十分可笑的。把他的职务换掉，改成别人去担任，照旧能把事情办好，甚而办得更好。

懂得这一点，就是贴近了当代的权力文明。

但是我们与这样的权力文明相比，仍有太远太远的距离！好像一个人只要当了官、升了官，顿时就觉得自己是贵人、贵族，连说话、出气儿的模样都大变，有了威风。其实这不仅不是权力文明，而且是权力堕化。高品位的权力文明，不只是一种行为、一种业务，也是一种道德、一种人格品位。权力的行使者（即官员）虽然不一定是人人景仰的道德楷模，不一定是大君子、大仁人、大志士，但至少要超过一般性的道德及格线。人格形象虽然不一定十分丰满，不一定是大德、大智、大才、大能统统足备的人，但至少要有一点使大多数人觉得可爱、可亲的魅力。官不能使民觉得可爱可亲，只是觉得其可畏、可惧，官员本身还觉得这是他有本领、有威信的体现，这都是对真正权力文明的蒙昧无知。

权力文明是一切文明中的重头文明。权力的文明化，是社会文明化的导航器和发动机。官清、官明、官智尤其是官本身的心理善化，是社会在总体上提高文明素养的重要标志。反之，权力的伪化、恶化、丑陋化，任何的治世、治国、治民之术都会落得千年无实效的地步。

我们离理想的权力文明还有多远？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难的是第二个问题：面对不尽人意的权力文明现实，我们应当怎么办？

第二篇：文明离我们有多远

文明就在身边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初一七班的，我演讲的题目是《文明就在身边》。

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谦恭礼让的文明礼仪是我们的优良传统。荀子曾说云：“不学礼无以立，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文明是我们生长的土壤，礼仪是我们成长的雨露阳光。

目前，我们学校建筑设施在不断完善，环境也在不断改变。老师们都在勤奋敬业，全心从教。同学们则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刻苦学习。身为学校的一分子，谁又能不为此而自豪呢？

但是，我觉得：我们崭新的五中要发展，形象要高大，光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你、我、他的共同努力。因为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举止就是学校的品味象征。你一美丽的言语，我一优雅的行为，就能塑造我们五中高大、美丽的形象。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列宁同志下楼，在楼梯狭窄的过道上，正碰见一个女工端着一盆水上楼。那女工一看是列宁，就要退回去给让路。列宁阻止她说：“不必这样，你端着东西已走了半截，而我现在空手，请你先过去吧！”他把“请”字说得很响亮，很亲切。然后自己紧靠着墙，让女工上楼了，他才下楼。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故事，我就感动了，列宁他是苏联当时的最高统帅，对一个女工却如此的尊敬。一个简单却亲切的“请”字，道尽了伟大的列宁的文明风范，也道尽了我们身为人的文明的境界。

那么我们五中的同学离文明有多远呢？我看到了走进教室互致的问候，也看到向尊敬的老师表达的感激，更看到了晨扫劳动的忙碌，我就知道，文明它就在我的身边。当同学们相互帮助、共渡难关的时候，当同学们感谢父母养育之恩而发奋学习之时。我就知道文明它随时都在伴随着我。

但是，我们又不无遗憾地看到，干净的楼道经常会出现让人避之不及的小地雷——痰迹时而出现在干净的地板上。我们也遗憾地看到，刚打扫完的卫生区里仍然有人扔下了废纸。这些现象与现代化的大楼多么不相称啊！

我们还遗憾地看到，校园里有些同学高声喧哗，甚至粗话连篇，旁若无人。。。。

也许在坐各位也都看到了这些遗憾的现象，还有许多，不胜枚举。所有的这些与我校文明不相称的现象，都让我觉得我们的学校那上美丽的墙壁上，好像贴上了许许多多的黑斑瑕疵。

可见，文明就是我们素质的前沿，拥有了文明，我们就有了人类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事实也说明，一所好的学校，他也必然具备良好的文明校风，学生的文明习惯也决不会差，也才能构造出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才能创造出优良的学习成绩。

同学们，文明习惯有赖于自身的积累，只要你愿意给他人真诚的关心和微笑，只要你愿意弯腰拣取地上一团纸屑，关爱社会，关爱别人，行为上不断检点自己，文明就会处处时时陪伴着你。

我们也是十分幸运：因为我们是五中新校的第一批学生，我们要想到祖国的期待、学校的希望，要想到为我们吃尽辛苦的家长，他们需要我们成人、他们需要我们成才。所以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们应当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做文明礼貌的学生。

如果以后有人问我：你们学校文明到底有多远，我可以去这样回答：如果非要有一个距离，那么它是零距离！

在此，我代表初一七班全体学生，向我校所有学生发出倡议：

管住我们的口，不讲脏话、粗话，不随地吐痰。

守住我们的手，不乱扔垃圾、不损坏公物。

看住我们的脚，不践踏花草。

让我们共同努力，让文明礼仪的种子常驻我们心间；

让文明礼仪的春风吹遍学校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的校园充满文明的气息，愿我们的学校蓬勃发展！！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第三篇：“中国梦”离我们还有多远

“中国梦”离我们还有多远

葛鹏飞0401122

3【摘要】：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上台，“中国梦”这个词一直在被广泛地讨论，何时我们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了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可是，要实现一个这个“中国梦”，必须拥有一个大国的胆略和智慧，必须正视现实，解决现有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在大国崛起的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顺，拥有属于中华民族的灿烂明天。

【关键词】；美国的启示综合国力软实力藏富于民

十八世纪法国的拿破仑警告世人：“不要惊醒中国这只沉睡的狮子。”如今，狮子惊醒了吗?

有目共睹，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跨越式进步，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一时代解读，既饱含着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深刻洞悉，又彰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宏伟愿景，为党带领人民开创未来指明了前进方向。

可是，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我们离中国梦的实现究竟还有多远，何时我们能够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美国崛起的启示

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果论全球性的和全方位的“世界霸权”，那么只有两例：英国和美国。而美国对英国地位的取代既没有引发两国之间的激烈对抗和战争，也没有因严重挑战原有体系而付出代价，美国的崛起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和平崛起”。

除去美国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以外，在许多方面它的崛起对中国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1、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在那样一个帝国主义疯狂扩张的时代，美国的对外政策是相当节制和冷静的，几乎不参与单纯政治意义上的“争霸”。美国也从未试图主动与英国全面争霸，反而逐渐跟英国结成了广泛的共同利益，得到英国的认同，融入了世界体系。美国1894年GDP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可直到50年以后的1945年才从倒下的英国手里顺理成章地接过了世界霸主的大旗。不那么确切地说，美国完成了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也是最成功的一次“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2、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经济增长方式按其动力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资源投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最高层次的经济增长方式。良好的制度能够大大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技术创新的热情和技术成果的运用。美国经济最突出的优势，正在于其高人一筹的制度创新能力。美国麦当劳式的连度、沃尔玛式的仓库零售制度和福特式的流水线制度，本身没有任何科技含量可言，却巨大的改变了现代经济的基本形态。所以，制度创新是美国经济保持独立性、增长性和稳定性的根本源泉。

3、制度“软手段”成就霸权新模式

美国的霸权是“制度霸利权”，更主要的是指美国领导世界的方式，十分注重制度、规则和普遍原则，善于用规则来谋取特殊利益，比起前面的那些帝国和霸主来，较少使用强迫性的武力。比如，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在世界金融和贸易领域中建立起了合作收益的分配机制――参加合作的国家都会有收益，使得世界各国都自愿合作；而美国则获得其中最大的一份霸权收益。

二、唯综合国力论必须摒弃

有很多人认为崛起就是力量的不断增加。但是，即使我们接受国家是力量容器的观点，也还是要注意那个“木桶原理”：木桶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

１８１５年至１９１４年的一百年间，俄国经济总量与英国相近，这是两个差不多大的木桶。但是，英国在这一百年间一直是世界大国（霸国），俄国却只能算是地区大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同英国）和同日本的战争中都失败了。原因何在？我想其中之一就是俄国的“制度短板”，用列宁的话说，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

综合国力论所掩盖的，是力量在结构上的不均衡和在质量上的不同质。这种不均衡和不同质无法通过综合而消除，反而被综合所掩饰起来了。诉诸历史可知，不均衡和不同质造成的问题，往往比综合起来看的总体力量更为关键。

中国的社会结构近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力量在这些社会结构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这些不均衡集中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生态问题

中国持续了20多年的粗放性经济增长，使生态承载能力到了极限水平。许多地方，已经连一条干净的河都没有了。如果不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增长方式，中国的生态是否可以支撑起来一个世界大国呢？

2、社会矛盾

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矛盾的现象，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一个开发商投资一个项目，可能当年的GDP增长了几十个亿，几百亿，但是造成的社会矛盾就没办法统计到这个GDP里边去，其所带来的社会代价也是无法用数字描述的。

3、法制建设

目前我国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造成腐败的最根本原因，乃是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

4、精神缺失

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在提高，但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焦虑不安，没有方向，民族精神的丧失很难以给一个民族的发展带来持续的精神动力。

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四个基础型底座，即生态底座、社会底座、政治底座和精神底座。四个底座的健康和谐，将为一个国家构建起坚实的发展基础。

面对这种不均衡，当我们谈论自己的力量的时候，需要消除综合国力的幻觉，更需要在均衡的、和谐的发展观指导下，解决现有的这些问题。

三、重视软实力打造中国魅力

中国要成功地成长为世界强国，仅仅有物质力量的积累是不够的。世界史上，没有一个国家仅靠物质力量的强大而可以持久。那些成功地维持了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莫不是向世界提供了某种文化和制度。英国是这样，美国是这样，即使后来解体的苏联也是这样，在20世纪40—50年代，苏联之所以能形成追随它的阵营，并不完全是凭恃军事强权强行推动的结果，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全新的文明形态。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选择苏联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选择的结果，而并不完全是慑于苏联的军事压力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要发展为世界性强国，就必须重视软力量的积累和传播。要将中国影响转变为中国魅力。为此，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中国能否吸收以往人类文明的成就，建立起一种新的、先进的文明形态？强国的竞争，不只是实力的竞争，还是文明的竞争。在国家竞争中落败的国家，往往是文明的失败。罗马帝国最终毁于野蛮人之手，经常被说成是“落后”文明依靠蛮力打败了先进文明，而真正的原因是，罗马文明从内部衰败了。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把罗马帝国的衰亡视作整个古希腊文明无法找到应对文明挑战办法的结果，这个结果，从罗马帝国建立之始就注定了：因为这个帝国在它的建立之日就已经被注定要灭亡的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个统一国家的建立就是为了纠集一切力量来拖延而不是为了避免古代希腊社会的无法挽救的末运。这一事例提供的教训是，只有文明创新，才能保持不败的姿态。

第二，中国能否成为国际制度的建设者？中国是目前主导的国际制度的创建者。但是，也还存在着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利益的国际制度。对于这些制度，我们的态度是“参与其中，徐图改之”。“参与其中”相对容易，“徐图改之”则要困难一些。因为，国际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它不只是符合创立者的个别利益，还要能够为别的国家创造出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超越的胸怀，需要登高望远。

四、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每一个公民能够过上健康富裕的美好生活。“国富”之根本目的还在于“民富”。“国富而民穷”从来不是一个社会得以和谐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中国富民思想的渊源极早，《尚书》中有“裕民”、“惠民”的观点,《周易·益》有“损上益下,民说无疆”，都把重视人民的利益视为统治者的德政。

近年来，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但在国力强势增长的背景下，中国表现出来的还是“国富而民不富”。从国家到地方，连年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据《福布斯》杂志的计算，今天中国人的税负排世界第二，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20%有余。这个比重看起来跟美国联邦财政收入也占GDP的20%不相上下，但在开支上，美国的财政一多半用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福利，而中国的财政开支用途不在这些。中国财政从民间“杀鸡取卵”太多，牺牲太多民间的致富机会。这些年的税收以两倍于GDP增速的速度上升，加税不受立法制约，这种税负必须降低。

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首先要创造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使企业家得以生存、发展、壮大，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政府财政得以充盈。这就是各国政府永远是为富人服务的本质所在。其次，政府要以二次分配的手段，培育中间层，充实中间层，扩大中间层。因为，只有中间层扩大了，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才能大幅提高并维持稳定。

藏富于民的现实意义在于实质性贯彻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消除贫困，增加国民消费支出的可持续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化经济滞涨，减少腐败，消除社会“嫉公霍财”心理和行为，同时减轻巨额储备的管理难度，也正应了那句古话:“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五、还科研一片净土

虽然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有了飞跃式的提高，可是自主创新能还有很大的欠缺，学术腐败问题依然是笼罩在中国科学界的一朵乌云。学术如果没有一片净土，何谈科技强固，何谈民族复兴？

只要考察一下当前的各种制度以及相应的学术腐败现象，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们的学术治理完全是建立在“结果至上”的哲学思维基础之上的！结果至上的哲学思维特征是：只重结果不重过程；拿指挥棒的拥有充分资源。

科学研究本来是重过程而非重结果，但现在全部被颠倒了。我们的所有体制和制度设计都奉行的是重结果忽视过程的哲学思维。我们搞了很多所谓“基地”、“研究院”之类的东西，我们的学术评价制度、职称评审制度、冲刺诺贝尔奖等等无一例外地都是按照结果至上的原则进行设计的。

结果至上的哲学思维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只看结果不看过程。这样的思维方式完全玷污了

科学事业的本质。科学探索活动的风险在于：努力了不一定有结果。事实上，我国有许多学术大师并没有多少可炫耀的成果，按照数量来算，他们可能永远做不了大师。然而，这些大师们长期孜孜不倦地研究某个领域，他们被公认为大师的原因更多地是他们坚持科学探究的精神和过程。

总之，制度设计的哲学思维模式不应该是结果至上的哲学思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当然，这不是说不提出任何要求和目标，而是说不能局限于“结果至上”，这更不应成为惟一的思维模式。

空谈“中国梦”，只会陷入盲目自大的枯井之中，只有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不断地反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更加美好。至于何时能够实现这个梦想，我们无法预测，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我相信，上帝会眷顾这个勤劳、智慧的民族的。

【参考文献】

[1] 贾立政《论剑——大国之路与中国崛起》人民日报出版社

[2]张剑荆《“大国热”冷思考：软实力致胜》人民论坛

[3]何云峰《学术治理思维该换脑了》人民论坛

第四篇：中国绘本离世界还有多远

中国绘本离世界还有多远

给中国绘本的小贴士：绘画的表现力和提供给读者的想象空间也还不够。绘本中的文字和绘画应是一种互补，而不单纯是一种解说，绘画应能更多地表现文本的内涵，而脚本在绘画之后也应进一步地提炼，使文字达到最精炼、必不可少的程度。

近年来绘本出版渐成热点，主要以引进欧美和日本的优秀绘本为主，而且大都以作家套书形式来推出，比如有美国著名绘本作家希尔弗斯坦的《爱心树》、《失落的一角》系列、苏斯博士的《戴高帽子的猫》系列、克罗格特．约翰逊的“阿罗系列”；有德国著名画家和作家施爱伯—威克、荷兰特共同创作的“彩乌鸦”系列；有日本著名绘本作家佐野洋子的《活了一百万次的猫》、宫西达也的“小恐龙系列”、成田雅子绘本系列：《神奇的蓝色水桶》、《莎娜的雪火车》等等。这些风格各异、精美绝伦的绘本让我们大开眼界———图画书居然也能做得如此多姿多彩高档不俗，既能让孩子赏心悦目，也能让成人爱不释手。它们已完全超越了以往我们观念中的纯粹为低幼儿童提供的解析故事式的配图图画书概念，绘画者也完全摆脱了仅仅作为插画者的配角和被动地位，而将文学创作与艺术创作融为一体，把图画书作为一种真正的艺术品来进行创作，大大提升了图画书的艺术品位，因此与其把它称之为比较幼儿化的“图画书”还不如把它称之为更具艺术性的、西方早就起用的“绘本”更合适些。从名称的变更我们也能感受到人们对图画书观念的更新与认可程度。

其实推动绘本引进的还应该算作前几年对台湾绘本作家几米成人绘本的成功推出，那种美轮美奂的绘图和极富寓言式的人生哲理境界的文学艺术韵味，的确激起了无数青年人对绘本的强烈兴趣，同时也引发了出版界对绘本引进和出版的开始关注和逐渐参与。当然，这一现象也激励了一些比较敏感的中国作家和画家要创作属于中国自己的绘本的热情。这其中就有熊磊和熊亮两兄弟。两兄弟于2001年开始合作创作绘本，一个是儿童文学作家，一个是插画家，他们设计出版的图书格调高雅，风格独特，深受读者的喜爱，不仅在国内的出版界打出了自己的品牌，而且在图书的海外版权交易上亦成绩斐然。这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关爱生命绘本系列”首次出版的两套中外绘本，就有兄弟俩合作绘著的一套：《蜗牛快递》、《狗跑了》、《丘比特访谈录》和《小鼹鼠的土豆》四本。另一套是两位法国画家的绘本：埃里克．巴蒂的《朋友———于勒和塞扎尔》和阿勒玛尼亚的《我是谁？我的爱„„》。也许是出于市场营销的考虑，出版社将这两套同属“关爱生命”主题和绘本类型的图书放在同一个系列中推出，但其实这两套绘本无论从绘画风格、版式、读者对象和视角上都大相径庭，最主要的，熊磊和熊亮的这一套应属于成人绘本，尽管外在表现是一个个童话，但其视角无疑属于成人视角，其思想和心灵的表达方式也更多地属于成人。而两位法国画家的作品无疑属于儿童绘本，完全从儿童视角出发去表现故事和表达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和解析，其外在的稚拙和幽默能让小读者充分感受到点滴的生命本体意义。因此与其把它们硬凑合成一个系列，还不如分成两个系列来出版，或干脆分为“关爱生命成人绘本系列”和“关爱生命儿童绘本系列”，以确定其市场的定位。这种模棱两可的市场定位只能使读者在选择上无所适从，也使创作者很难准确地把握。当然，从艺术接受的角度来说，优秀的绘本应该同时能得到儿童与成人的双重喜爱。但作为创作者其心目中的隐含读者的对象应是十分明确的，否则势必造成视角的混乱。

这套绘本并不完全属于原创，因为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作者根据以往出过的儿童版脚本改编再创作并重新绘画设计的，其读者对象更多地倾向于青少年或成人，因此在内容上大大扩充了，故事情节上也增添了不少，思想内涵上显然也有更深刻的寓意，进一步突出了其关

于生命意义的哲理思考。从绘画风格来看尚未形成自己比较稳定的风格特色，而是较多地吸收了欧美绘本中简洁、夸张、变形和怪诞的特点，此外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台湾绘本作家几米漫画的影响，但却没有几米绘本中的那种细腻和色彩明快，而是比较粗犷和灰暗色调。这或许是出于对生命本体意味的深层思索，也或许刻意表现生命成长中的艰难和挫折的寓意，因此这套绘本总体给人的感觉比较沉重和暗淡。惟一一本比较亮色的是《蜗牛快递》，它的那种简洁、夸张、怪诞和在灰色中突现的明暖色调恰到好处地将小蜗牛在助人为乐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和在挫折中成长的主题很好地表现出来，是我比较喜爱的一本。稍嫌不足的是文本与绘画的配合还欠默契，文字太多太满，不够精炼，没有留有足够的提供人想象的空间和空白。绘画的表现力和提供给读者的想象空间也还不够。绘本中的文字和绘画应是一种互补，而不单纯是一种解说，绘画应能更多地表现文本的内涵，而脚本在绘画之后也应进一步地提炼，使文字达到最精炼、必不可少的程度。我们看一些国外的优秀绘本，其文字一般都十分简练，有的甚至只有几个字或根本无字，完全靠绘画来表现，可见对绘画表现力的要求是相当高的。造成这一缺憾的可能主要是由于这些绘本的创作者文本与绘画是两个人，尽管他们是兄弟，但相互间的理解与默契的确还需要进一步磨合。而国外的优秀绘本的创作者从文本到绘画大都是一人，绘画本身就是一种创作和表现，他无需更多的文字说明。因此，绘本创作中的合作就特别需要相互间的配合默契。此外，这套绘本的文本全部采用中英双语，表明了出版者意欲将中国的绘本推向世界的愿望，的确很有远见。但或许是出于出版成本和市场营销的考虑，这套绘本所采用的小24开本版本形式，多少让人感到有点小家子气，也多少压制了绘画的表现空间，如果采用大20开本或更大一些的开本，给人的视觉效果或许就会大不一样了。

如果不加以比较，我们或许会感觉我们的绘本也已不错，正在向着国际化的轨迹迈进，但和世界优秀的绘本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就会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们现有绘本的差距，无论是整体装帧设计的精细和文本与绘画的表现力、创造力，我们都还有不小的距离。毕竟我们的绘本创作可以说只是刚刚起步，而欧美和日本却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史。但大量的优秀绘本的引进，为我们的创作者打开了一个可资借鉴和思考的广阔天地，中国并不缺乏优秀的绘画人材和文学创作人材，缺的只是优秀绘本创作的觉悟和意识，以及经济因素制约了绘本发行的渠道。因此，假以时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越来越多的中国优秀插画家和作家的参与绘本创作，富有中华民族风格特色的优秀绘本也会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

第五篇：1949年中国离宪政有多远

1949年中国离宪政有多远 作者：田晓明 来源：博讯网

来源日期：2004-7-19 本站发布时间：2004-7-19 阅读量：238次

一、毛泽东在延安打游击的时候，曾对来访的所谓的党外民主人士信誓旦旦地说：我们是要搞民主的。从1940年代的《新华日报》上，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共产党人撰写的宣扬民主的文章。共产党的这些表现使人们以为它已经接纳了西方政治文明。

正象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共产党对于民主的追求到1940年代的末期就停止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形态是一党专制，而不是宪政民主。虽然共产党在1949年邀请各个民主党派的人员参加了筹备建国的政治协商会议，然而在这场政治构建中，共产党运用其压倒各方的影响力主导了这场政治构建。在1949年，共产党的力量要比民主党派的大，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在政治构建中所起到的作用要比民主党派的大，所以最后的政治形态一定是根据共产党提供的蓝本来加工的。共产党不兑现他们的关于民主的承诺，是由它的指导思想和组织架构决定的。在所谓的民主党派这方面，当时有没有宪政和民主的诉求？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

从一九四八年八月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这时，决定国共两党命运的三大战役尚未开场，然而共产党此时就开始试图在组织上建立统一战线了。共产党更深层次的考虑是，将自己向往的政治模式推销给民主党派。

时为民盟中央华北总支部委员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回忆说：“当时一个很大的选择就是中国究竟向哪儿走，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那时意见都不相同。都是爱国的，没有问题，可是，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一个具体问题。当时毛主席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记得我们到西柏坡去，毛主席晚上做工作的，吃了晚饭，大家去谈天了，可以谈到半夜，他不睡觉的。毛主席同我们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多党合作的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政权，一个联合的联合性质的政府。那么，后来我们同意这一条，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个联合政府，关键就是这么三句话，可是这个决定了中国后来这50年来的一条路子。”[1]

对新中国的政体问题，毛泽东一直在思考中。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

由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海外华侨代表和共产党人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还未召开，共产党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设计，这时候共产党的统战对象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又做了什么？下面我将把他们分为四类人物，即逍遥类、独立类、自由主义类、利益至上类，在每一类人群中，我都将介绍一个代表人物。

逍遥类

首先要提到的人物是柳亚子，他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在国民党内任职，长期郁郁不得志，于是转为反对蒋介石。我们可以通过宋云彬的《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来了解柳亚子1949年在北京的情况。

宋云彬是一位著名的编辑和文史专家，他和柳亚子是朋友，他们在共产党的安排下于1949年一起经由水路到了北京，同行的还有陈叔通、马寅初、包达

三、叶圣陶、王芸生、张伯、张志让、郑振铎、曹禺、徐铸成、赵超构、傅彬然、刘尊棋、沈体兰等二十多位知名人士。

一路上（特别是在船上）这些人都异常兴奋，他们在船上搞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在烟台登陆后，柳亚子还是异常兴奋。每到一地，他都要在欢迎大会上'致答词'，有时候东道主没有安排，他也要'自请讲话'”[2]讲话之后，还要高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3]

到了北京之后，柳亚子的情绪发生了变化，其原因就是文化名人胡愈之与他谈了一次话。胡是一位”在公开活动中不以共产党员面目出现“的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特别党员“。[4]在这次谈话中”愈之谈及张申府，谓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此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5]

胡愈之这次来访却不是为了聊天，而是奉劝柳亚子不要骄傲。柳亚子经常以中国第一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自居，这种自吹自擂的文字见《柳亚子选集》，”这种思想对于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人对于这类“大不敬”的言辞，不是妄加曲解就是刻意回避。“这就是当时北京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中，柳亚子的同类要与他划清界限，北京的当政者要警告他不要骄傲，柳亚子的消沉由此而来。柳亚子的那首著名的发牢骚的诗就是这时写的，诗文如下：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6]

柳亚子的牢骚通过一首诗传达出去了，毛泽东见此情景急忙赋诗一首安慰柳亚子：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柳亚子之类的人认为自己是能人名士，也许他们还觉得共产党请他们到北京是有求于他们。现实粉碎了他们的一己之见，看起来他们还缺乏跟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共产党当时需要这些民主人士，但是象共产党这样的组织需要的是听从组织领导的人，而不是象柳亚子这样总想着冒尖的人。柳亚子之类的人物认为此次进京是去参加一次选贤任能的大会，可能会获得从政的机会，所以他们在来北京的路上才会兴高采烈。当他们的希望破灭的时候，他们就表现出垂头丧气之态。这些人高兴得太早了，实际上共产党对他们处处戒备。

比如毛泽东抵达北平时，统战部以召开”座谈会“为名发出通知，到会后才知道是要组织他们赴机场迎迓。这很容易给人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如果说这种”座谈会“还勉强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下面一些座谈会就让人无法接受了。宋云彬在日记中说：———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名为座谈会，实则二三人作报告，已将全会时间占尽，我等皆坐而未谈也。[7]

与柳亚子一起到北京的宋彬然已经在当时觉得”北平非久居之地“。此外，他对有些人来到北平之后，一下子变得”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非常反感，与此同时叶圣陶也有”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之意。1949年中共建政后，柳亚子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可是直到1950年7月23日”柳亚老仍在'低潮'时期，连谈话都无兴致“[8]

柳亚子之类的人关心的是自身价值；共产党对于他的态度如果能表现得很恭敬，他就会心满意足，否则他便是牢骚满腹。他对政治体制的关心要弱一些，对公平和正义的关注也是弱的。一个参加筹备建立国家的人，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要知道自己是为哪个阶层服务的，自己的政治理念就会因此而产生，他要为自己的理念负责，应该在筹备建国的活动中尽量把自己的理念变成现实。柳亚子在这方面表现的十分差劲，他处在低潮时，连日常谈话的兴致都没有了，这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或社会活动家应有的状态。

逍遥类人物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之后就采取”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态度，最后落个清闲自在，这种做法比较俗，缺少新意。[9]

独立类

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很有骨气，他跟柳亚子不是一种类型的人。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邀梁漱溟到北京共商建国大计。12月，梁及其家人离开重庆北上，于第二年初回到他阔别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北京。1951年10月，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是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极少数拒绝对自己以前的思想作认真检讨的老一辈学者之一。

1953年9月的一个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上，梁漱溟以”农民代表“自居，对当时中国搬用重工轻农的苏联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严厉批评。他的主要意思是要在重视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考虑发展国家的大型工业项目，梁漱溟的思路是国家集体个人不得偏废。当时，毛泽东的思路是人民生活可以勒紧裤带，国家的发展是在首位的。计划经济模式实际上都是这样的思路，重国家轻人民生活，重城市轻农村。梁漱溟这番讲话使毛泽东很不高兴。梁漱溟生性耿直，就没有考虑到毛泽东是开国领袖。

果然，梁漱溟直言犯上的讲话气得毛泽东拍桌怒骂：你是放毒！你梁漱溟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梁漱溟是野心家、伪君子。[10]

只给梁漱溟一个”野心家“的称号毛泽东觉得还不够，于是又搭配上一个”伪君子“，看来毛真是急眼了。毛泽东骂人之麻利由此可见一斑，可见口吃者是当不了领袖的。在毛泽东的气质中兼有虎气和猴气，在这里我们领略到的就是猴气，一种尖酸刻薄、一触即跳的样子。梁漱溟是被共产党请到北京的，共产党把这样一个有思想的学者请到北京，却又不让人家讲话，既然如此你请他做什么？梁漱溟在去北京之前曾写信给毛泽东，陈诉自己的行为准则，”漱今写信，一则陈明今日公等在政治上所为号召（如新政协等），漱不来参加，乞望原谅。再则陈明今后数年内漱对国是将守定'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之原则，乞望鉴查赐教。“

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知道，梁漱溟对于毛泽东和共产党是很了解的，共产党是要砸碎旧世界的激进组织，而梁漱溟是一个温和的儒家，这种无法弥和的差距使梁只能跟共产党保持距离；梁又说自己”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这好象是为了谋求自己的安全而作出的一种表白。梁漱溟已经把自己的底牌摊给了毛泽东，而毛在急眼的时候，还对梁漱溟大发雷霆，这实在是有些过分。在威权的重压之下，梁漱溟能有这种表现，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已经是很难得了。我们看到的是，很多人连发言都免了。

象梁漱溟这样不绝对依附共产党的人在当时还有一些，在民盟中有这样的人。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也有一些人认为党派之间是平等的，没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11]。这些人的这种想法最后并未使民革成为一个独立于共产党的政治组织。

自由类

罗隆基是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在1930年2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文中有一节专门批评了国民党的”党在国上“。罗隆基十分重视法律的作用，他认为，法律可以保护人权。罗隆基还试图用西方的价值观来颠覆传统的价值观，他希望人们能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

罗隆基还是一个有着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他在193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文人做武人的走狗“的情况：”如今国内一班声名赫赫的长衫政治家，那一个不是奔走匍匐于武人跟前，都是一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才。“他”不禁为文人的身分悲，为国家的前途悲“。为了中国的前途，他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倘使中国的文人，安心定分，自己早拿定主意，去创造文人的势力，中国今日的局面，或不至此。“[12]

罗隆基谈过他的政治设想：”我个人对民盟的前途当时就有这样的一种企图，把民盟变成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大政党，成为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个大党。“[13]

罗隆基在1949年有过什么样的想法？那一段历史是被遮蔽的历史，我们今天看不到罗隆基当时对自己的政治观点的表述，我们只能通过别人对罗隆基的描述来了解当时的他。

吴晗：”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沈衡老和民盟中央的其他同志都已从香港到解放区，我在从上海到华北解放区的时候，罗隆基要我带一封信给已到解放区的沈衡老，要沈老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几个条件，这些条件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主要是主张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所谓协和外交政策；民盟盟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有交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要和中共订立协议，如果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14]

吴晗还说：”那时周恩来和罗隆基谈话，周恩来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罗隆基就表示不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说周是南开出身的，毛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代表无产阶级而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他还向周恩来表示，我们要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议合作组织联合政府。“

以上两段话都是吴晗在反右运动中批判罗隆基时说的，吴晗有可能在革命大批判中编出一些瞎话来攻击罗隆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发生过造谣的事情，所以怀疑一下是有必要的；可是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里也提到了周恩来与罗隆基的谈话，所以我们应该相信罗隆基在1949年的时候是主张不依附共产党的。

罗隆基主张不依附共产党，这符合自由主义的理念，可是他却跳离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圈子，硬要做”另一部分人民“的代表，这就有些不合适了。共产党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被改造的对象，这可能使罗隆基不愿意当他们的代表，一个无人顾及的社会群体的处境是不是会更加糟糕？罗隆基丢下自己的同类的做法是不明智的。罗隆基等人当时可以慢慢地同共产党交涉，使共产党放弃对资产阶级的偏见。当时，中共内部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对资产阶级的偏见就很少，身为资产阶级一员的罗隆基却要跳出这个圈子，因此这个社会阶层注定要被消化掉。罗隆基这种有独立思想的人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情？这是令人费解的。

知识分子中的另一个自由派人物储安平是一个实干家，1946年9月1日之后，他在上海创办了自由派杂志《观察》，《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舆论来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观察》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参预的价值和作用。1948年7月，蒋介石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同时查封南京《新晚报》和上海《观察》及另一家通迅社。消息传出，南京《新晚报》便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了。但面对这种情况，储安平没有被吓住，他在7月17日出版的《观察》第4卷第20期的头条位置上发表署名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文章历数国民党对言论的管制，据理力争，显示出了储安平一贯的态度。

1949年5月以后，储安平曾向中共请求复刊《观察》，胡乔木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请示汇报，周恩来的意思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以复刊。这样《观察》在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并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复刊后的《观察》出至1950年5月16日的第14期后，奉命改为《新观察》，是为《观察》第6卷。杨赓来了以后，储安平就完全不来了，后来储安平调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至此，储安平完全离开了他壮年时期倾其心血创办的《观察》。离开《新观察》，储安平去新疆考察，也许他为新的生活所感动，写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15]1949年5月，储安平想继续搞自己的自由主义事业，他当时能提出复刊《观察》这个请求，就说明了当时的共产党还没命令这些知识分子不要乱说乱动，这是共产党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与此同时，共产党对于他们有一套软约束，《观察》由过去的周刊改为半月刊，后来名字也被改了，很多撰稿人都不是以前的那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最后杂志社又来了一位共产党的干部管事，储安平就这样被共产党消化掉了。

利益至上类

提起郭沫若，就不能不提到他在香港《华商报》编辑部举行的“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的谈话。这个座谈会召开于1948年5月，这时中共刚刚决定要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郭沫若的发言让中共听起来十分受用，他说：“举凡对于人民革命有必需的事，为中共所不能说，不便说，不好说的就由我们说出来”，他甚至还表示“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给我一顶红帽子。做尾巴，戴红帽子我倒觉得非常光荣。”[16]“

举凡对于人民革命有必需的事”有什么不能说、不便说、不好说？只有涉及到私利的事才不能说、不便说、不好说吧。郭沫若这样的人站出来替共产党说话，往往能欺骗很多人，这样的人是值得警惕的。

1949年，郭沫若是作为无党派人士而参加政协的，说出那种话的人还是无党派人士吗？这活脱脱就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嘛。

类似于郭式表演的还有这样一段。政协筹备会召开期间，沈钧儒提议，由全体代表给毛泽东和朱德发一个致敬电。毛泽东婉言谢绝，沈钧儒又说，那就让我们起立鼓掌吧。会场上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毛泽东给大家鞠了一躬，又鞠了一躬。两鞠躬已经是大礼了，因为三鞠躬只能在一些特殊场合才能见到，比如婚礼、葬礼。这场景不象一些政党在开政治协商会议，倒象是梁山泊的好汉们在聚义厅举行老大的登基仪式。194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九个民主党派联名给中共中央发出一封贺电，贺电说，“47500万人挣脱数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洗刷一百年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这是一件痛快无比的大事。……假使中国人民没有共产党，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时才能终了。”[17]这些非共产党人士并未在共产党党校经受过培训，就能用共产党的语言流利地夸奖共产党，宪政专家们将如何评价这件事？

二、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周恩来起草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一份党内指示中即已明确指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18]这个文件透露出共产党对于各个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也正是有这种不信任，共产党在进行建国前的政治协商时，才制订了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方案。对于建国前的政治协商，共产党是有备而来的，其他参加政治协商的各路人马的准备却是很不充分的。

在当时，很多客观条件制约着非共产党人士坚持自己的主见。（1）、有的人是从香港急急忙忙地赶到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的，这使他们无法做细致的准备。（2）、这些人就这样迷迷呼呼地走进了共产党设的局里，郭沫若等人在旁边帮助共产党推销产品，这就使局面向着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发展。（3）、当这些人到了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之后，他们就很难再坚持自己的主见了，秀才到了兵的手里还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4）、这些人即使想离开共产党也无处可去了，他们在1945年的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已经把蒋介石给得罪了。(5)、中国共产党提出要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在非共产党人士中间就有这样的想法：要积极参与新政协筹备，只有在政权成立前参与筹划的才是开国元勋。这个大果子确实吸引人，开国元勋，多少年才能遇到这个尊贵的称号？在利益的诱惑下，一些人放弃了操守和原则，投靠到中共的大旗之下，这并不奇怪。

虽然存在着上述客观因素，但是非共产党人士并不是无路可走。首先他们要坚持自己的理念；如果这一点难以办到，那么他们完全可以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可以象梁漱溟那样争取自己的言论自由，也可以三缄其口做一个隐士。这些道路是可行的，但走的人很少，更多的人愿意跟共产党官员一样享受着特权。

在国家的政权发生新旧更替的时候，各个政治团体之间的互动对于未来的政治走向是非常关键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替形式基本上是一个强权代替另一个强权，政治上的后继者根本就没想过要与其他政治组织分享权力。到了二十世纪，这样的状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建立中华民国就是由多个政治团体来完成的。1945年日本人退出中国的时候，国民党搞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国民党的统治崩溃之后，共产党也召开了筹备建国的政治协商会议。

这种政治上的微妙变化透露出如下信息，即一股势力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即使是象共产党这样的团体，他们也不得不邀请专业人士以及其他社会活动者来协商建国事宜。尽管共产党后来搞了一个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但这与根本就不理睬专业人士还是有区别的。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他就离不开专业人士。

现在的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专业化的社会，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各界专业人士的共同参与。因此在建立宪政的时候，代表专业人士的政治团体就成了值得注意的力量。实际的情况是，这些新生的政治团体仅仅是值得注意的力量，他们在整个政治版图中所占有的领域还不是很大，然而他们的作用却不可低估，人们应该重视他们在建立宪政过程中的作用。

代表专业人士的政治团体应该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独立意识、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他们不应该自己毁掉自己，不应该动不动就要将自己变为政治强大者的附庸；他们也不应该搞携手推进、良性互动之类的事情。一些人总是有一种帮助强大的执政者做事的冲动，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奉送给统治者，他们想借此达到影响决策的目的，他们这样做，很容易使自己丧失独立性。为了公众的利益，做一个反对派才是对执政者的最大的帮助。在当今中国，一些人忌讳说反对派这个词，其实这里所说的反对是对执政者的某些执政理念的反对，而不是对执政者本身的反对；更进一步说就是要“消灭”其理念，而不是消灭其身体。我们对于其理念也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将我的理念与他的理念交融在一起，从而生发出新的理念；能交融的理念则交融，不能交融的则搁置起来。

没有加入政治团体的专业人士在宪政建立的过程中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时候他们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扶持弱小的政治团体上。宪政之所以能建立起来，是因为各个政治团体之间能建立起一种平衡的、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是各个政治团体的力量大致相当，所以专业人士应该支持弱小的政治团体，从而促成各种力量的大致均衡。

限于能力和资料，笔者对于1949年的中国政治协商史只能分析到这种程度了。读史使人明智。希望有更多的人去研究1949年的政治协商，从而使我们更加明智，我们将以此来迎接中国政治的新发展。

注释：

[1] http://）

[16]见1948年5月16日《华商报》

[17] http://

[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第5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