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的主旨与边界在哪里？

“双减”的主旨与边界在哪里？

“‘双减’的根本问题，不是我们反复宣扬的校外培训机构虚假宣传、定价高、退费难、卷钱跑路、盲目扩张等，而是绑架了学校、学生、家长，成为一个体系的问题。不是因为培训机构本身存在问题，我们要把它规范下来，而是由于校外培训机构客观上建立了另外一个体系，导致我们正常的、正规的学校教学没法进行。”

12月4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八届年会“双减”论坛上发表上述观点。

“从这个角度说，‘双减’本身是个阵地战。在这个阵地里，谁占主要地位，谁能够在这里面发挥作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储朝晖说。

储朝晖提到，此次“双减”意见提出两方面要求，一是提高学校质量，二是规范校外培训。这与2018年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文件存在明显不同，显示出政策制定上的进步，能够从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这个目标也明确提到，要让学生的学习回归校园主阵地，里面用了两个关键词，第一是应教尽教，这是相对于课程标准来做的；另外一个词是学足学好，“它没有一个客观的或者是确定的标准，学足学好应该根据学生的成长发展需要，不同的学生个性不一样，潜能不一样，这个目标是很难考核的。”

储朝晖认为，“双减”可能会产生一些漂移。

“漂移”第一体现在“死盯培训到极致”，培训机构跟学生成长发展并非必然相关，可能治标不治本。还是应该盯着孩子是否健康成长，这是两个不同的目标。

第二，学校回到主阵地，但真正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成为了一个难事。

第三，短视化、功利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优质高效的教育供给减少。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可能严重不足，这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因为家长学生的需求和焦虑，不但没有减轻，还会加深。”储朝晖说。

在他看来，上述“双减”漂移产生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1+N”的政策制度体系，目前双减文件的“1”已确定，“N”指的是落实过程中需要对一些概念进行科学界定，对一些工作要求进行细化。

“N”可能越界、漂移。

二是，政策采取的是多部门治理，优势是能够形成合力，克服教育部门执法难题，但很难做到专业、精准；

难以共同走到最终目标，存在较大风险。

此外，储朝晖还提到，减负使得学校、教师的自主性大大降低，从属性增强，依从度提高，外在约束增加，积极性与效能下滑。

“课后延时服务不单是时间加长，还涉及到内容增加、安全责任加大、师资不足、师生疲劳增强、以及心理问题发生率增高、倦怠增强、效率下滑、是否能够可持续等一系列问题。”

储朝晖提出，应该根据学生年龄特征与需求、以及家长需求，确保是在学校有能

力、有成效的领域，不能一刀切。

对于中小学的校长来说，减负最大的难点障碍在哪里？

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北京一零一中教育集团校长陆云泉提到，原来的教育教学相对低效，占用学生较多的学习时间，通过大量的作业操练，追求高分，实际上以往更多是应试教育的育人模式，减负以后，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育人的品质。

北京中关村第三小学校长刘可钦认为，小学减负最大的考验是，家长和社会的共识。

“我们在小学推进减负，为学生创造高质量的学习，家长的担忧是孩子的中学怎么办？高中怎么办？对未来更多的担忧下移到了学校。所以从理论工作者或者从整个社会层面，需要有更好的引导。”刘可钦说。

刘可钦认为，“双减”在今天是一场攻坚战、阵地战、也是持久战。在这一段调整时期，更需要让人看到信心，而不是摇摆，更不是浅尝辄止。

校外培训机构一起教育科技（NASDAQ：YQ）创始人刘畅也表达相关观点。在他看来，“双减”本质是落到微观学校里，既要实现学科素养，又要实现五育并举，还要在中高考演进比较慢的情况下，回答中高考成绩提升的命题。

刘畅提到背后的两个大前提，一是，过去校内有一千万的公立系统老师，校外还有一千万左右的教培从业者，这些人员今天大概

有80%已经换行。

二是，过去三点半到五点半，是由1.5亿基础教育学生背后的3亿家长完成的服务，目前所有的这些教育工作都回到校内，“校内一千万的公立系统老师，如果在编制未增加、待遇没提高、工作时长还加大的情况下，如何平衡学生学科素养，五育并举、中高考的成绩提升？”刘畅说。

“也许好学校是有解决办法的，但确实不等于大多数的普通三四线的学校有解决办法。”

刘畅认为，“政府采购服务的时候，应更加注重西部和三四线城市，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公平，缓解老百姓的焦虑。”

刘可钦补充说道，在落实“双减”以来，也有非常多的校外培训机构的资源进入到学校，作为一种补充，来缓解校内的不足。

但校外培训机构补充校内教学的同时，“我作为一个校长，最担心的不是他们的课程，而是老师面对一群孩子的教学管理能力，我不能再派一些老师跟着做管理，所以我觉得校外培训机构的资源进入到校内教育体系，如今恐怕最重要的是管理能力的提升。”刘可钦说。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项贤明认为，减负，作为一场教育改革，而非社会运动，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改进课程教学、改良学习方法、改善教育环境等细微处入手，脚踏实地，循序渐进。

项贤明特别强调，在减负的改革过程中，一定要防止出现“目

标置换效应”。所谓“目标置换效应”，比如为了砸碎一个石块，需要找一把合适的铁锤，结果找着找着，把找到铁锤当成目的，却把石块忘在一边。即防止在减负改革过程中，迷失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错把手段当成目的，以减负的成绩取代了教育培养人才这一真正的教育成绩，这有可能给教育改革带来灾难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