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

第一篇：论十大关系

从《论十大关系》看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及其新发展

作者:倪盟蛟

“实事求是”一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被用来指严谨的治学态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最早自觉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并赋予其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科学含义。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p801）这是毛泽东用中国语言对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准确概括。作为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毛泽东，更是用行动很好地诠释了何谓“实事求是”，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论十大关系》这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代表作的形成，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实事求是。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高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1953年执行“一五”计划算起，也已经有了三年多的实践经验。对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加之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和个人迷信的批判。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提到我们党的面前。对十大关系的思考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研究。规律是客观的，也是可以被认识并被利用的。按规律办事，就是实事求是。十大关系是规律性的认识。十大关系的形成体现了按规律办事。本文拟结合这篇代表作形成的前奏曲、过程、主要内容、意义以及历史的检验等，具体地分析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及其在当代运用中的新发展。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待实事求是的具体做法，也可以看到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十大关系和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的强大生命力。

一、《论十大关系》形成的前奏曲：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解放了思想，体现了实事求是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内在地包含着解放思想的涵义。解放思想，是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从新的实际出发，确定符合当前实际的新思想、新观念。也就是要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就是要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十大关系即是十大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矛盾？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体现了能否实事求是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体现了能否解放思想，直接决定了十大关系能否形成。列宁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还存在。但是在很长的时期内，斯大林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的，在实践中不加区分各类矛盾的性质。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才勉强地承认了社会主义还存在矛盾。

建设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个全新的课题。除了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获得一些理论上的指导外，主要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我国各族人民的理想追求。但这种学习是不满意的。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束缚了生产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比例失调的问题也很突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上，如对待社会主义的矛盾问题等，还没能获得较大的解放。斯大林逝世后，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揭露了很多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负面情况。对苏共二十大，毛泽东用“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来形容，他指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了盖子，这是好的，表明了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但是也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容易引起混乱。

对苏共二十大，为了说明我们党的观点，1956年4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在消灭了阶级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2]（p22）4月5日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3]这就批评了否认矛盾的观点，也同时提出了要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式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这种实事求是的对待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态度，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矛盾学说问题上获得了思想解放，也为以后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更直接的结果，为20天后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供了理论支持，吹响了悦耳的前奏曲。

二、《论十大关系》形成的过程：注重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体现了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首先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对实际情况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反对一切从书本出发的教条主义和一切从经验出发的经验主义。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推崇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等主张的“行”是“知”的基础的知行观和“实学”思想，培养了“求实”的精神，注重对社会实际情况的了解。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他痛切地指出：“岂有共产党员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他大声疾呼：“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4](p109)

《论十大关系》的形成过程，处处体现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和注重调查研究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早在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就先后同十四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问题交换了意见，共同商定了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十七条”。从1955年12月开始，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即开始从事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工作。“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毛主席乘火车由京汉、粤汉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除在杭州修改《高潮》一书的序言外，从保定、邢台开始，就找沿途地方干部谈话，做了一路的调查工作。”[5]（p330）1956年1月，毛泽东又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进行了研究，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形成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初稿，并在1956年1月最高国务会议上通过。紧接着，1956年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用了四十一天的时间，先后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

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以及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汇报，在听取汇报，充分占有客观资料的日子里，毛泽东说他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很是辛苦。“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6](p471)但是这样的辛苦却换来了对实际情况的全面深入地了解，换来了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事求是。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结束后，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从四月十二日到十七日，毛泽东又连续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从四月十八日起，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汇报又已开始。从专业性的到综合性的、从认识的深化到认识的发展，从资料的归纳到理论的概括。《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毛泽东把这次听汇报和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看成是他建国后的两次调查。两次调查间隔时间不长，仅一个多月。为什么要花这样大的力气，专心致志的进行这样一项工作呢？笔者认为，这和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比较少，而又希望努力促成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向认识上的自由王国转变有关。同时，就是“要把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7](p23)就是要以苏为鉴，少走弯路。就是要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

可以说，五六十年代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是不丰富的，知识是不够的，而我们想经验丰富些，知识足够些，这怎么办呢？有两种方法：一要学习，一要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两种方法互相结合当然是最好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那样做的。在当时的背景下只能学习苏联，但是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可以说结合的不好，那就只能进行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了。毛泽东早就告诫我们：“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8](p110)正是在艰苦地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梳理，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和现实性很强的方针政策。

三、《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对五大经济矛盾、五大政治矛盾的分析及提出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实事求是

十大关系包含五大经济关系和五大政治关系。在五大经济关系中，涉及到产业结构问题、生产力的布局问题、国防工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及经济体制问题。

在产业结构问题上主要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中国原来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要改变落后的面貌，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发展工业，必须发展重工业，这一点是确定的，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在于怎样发展工业，怎样发展重工业？苏联的办法是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片面发展重工业，这就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市场上缺乏生活用品，物资供应总是处于十分短缺的紧张状态。我国是个有几亿农民的大国，农业问题不解决好，整个国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没有牢固的基础。因此，决不能够走苏联式的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地从中国农业人口占多数，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以及农业基础地位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他强调，重工业仍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也要加重一点。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在生产力的布局问题上主要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计委在汇报中提

出，在工业布局问题上，除了要考虑资源、市场等条件外，还要考虑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据1952年的统计，我国的全部重工业和轻工业，约有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也要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9](p26)同时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发挥现有企业潜力，这样可以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企业。

在国防工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上主要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国防不能不有。但是国防工业建设规模过大，要求过急，就会引起整个工业建设全面紧张。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滞缓了，又会反过来影响国防建设，为此要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在经济体制问题上主要是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鉴于苏联把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把地方统的很死的弊病，毛泽东指出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要“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由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有一个积极性好的多。

五大政治关系实际上是属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范畴。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类矛盾的性质及相应地正确处理的办法。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但是已经孕育了这个思想。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但占的地方大，“地大物博”。汉族“人口众多”，我们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对于党和非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这样很少能听进去不同意见。我们不同，我们和各民族党派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对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反革命要区别对待，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将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人的脑袋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出来，如果割错了，是没有办法改正的。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毛泽东认为是不对的，他认为反革命是越搞越少。

对于是非关系。毛泽东不主张像赵太爷那样，犯了错误就杀掉，要分清错误与反革命的界限。他要求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应当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

对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提出要向外国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0](p41)

《论十大关系》中对十大矛盾的分析及提出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符合当时国情的，是实事求是的，是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及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分不开的。

四、《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意义：以苏为鉴，开启了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也体现了实事求是

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我们党都经历了从照抄、照搬苏联经验向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的转变。革命时期，这个转变过程是漫长的，但是实践证明，这个转变是实事求是的，这个转变一经发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积极的改变。建设时期这个转变过程不是那么漫长，以《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为标志，我们党开始独立思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1](p369)这个转变，以苏为鉴，开启了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是必要的，但是在学习中有一定的教条主义，对斯大林有一定的迷信，致使在学习的过程中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在许多方面开始重新认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明确提出要对苏联的经验作具体的分析，要打破迷信。他批评地指出，过去有人说，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当奴隶当惯了，总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中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12](p482)“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3](p23)既然原有的路不好走，那就要自己探索，就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实事求是的。《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方针与基本思想。在实际中践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就当时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来说，是非常全面的，即使对于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今天，这种认识和思维仍具有全面的宏观性指导意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思想，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党的十七大报告在“五个统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八个统筹”即八大矛盾,拓展了统筹兼顾方针的内涵、对象和范围，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方法”之一。这“八个统筹”、八个矛盾，是十大关系、十大矛盾在新形势下的具体表现。这种表现，再次彰显了《论十大关系》的生命力，彰显了调查研究的生命力，彰显了实事求是的生命力。如果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实事求是，不会有十大关系，或者说不会有这样的富有生命力的十大关系。实事求是如一条红线贯穿于整个十大关系之中，正是有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才能在学习苏联不满意的情况下，勇于探索自己的道路，我们也才能正确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五、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当代运用中的新发展

现阶段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坚持党的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求真务实。求真务实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阶段，有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小康社会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要摒弃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去按

经验办、按教条办吧。求真务实既是我们对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认识上的深化，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当代运用中的发展。

人的认识过程始于在实践中产生的感性认识，由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但是这个飞跃不是自发的，实现这个飞跃，需要我们掌握丰富可靠的感性材料，需要我们经过思考的作用，将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也就是说需要“实事”，需要“求是”。可以看出实事求是更强调的是第一个飞跃的过程，强调的是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问题。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认识运动并没有结束。毛泽东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

[14](p292)实现这个飞跃，前提是我们理性认识本身应当是正确的，其次还需要我们在这种规律性认识的指导下，去做、去实践，并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也就是说需要“求真”，需要“务实”。应当说求真务实更强调的是第二个飞跃的过程，强调的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问题。

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世情、国情、党情和1956年相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的说来，国际国内形势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有利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上还存在种种不可预测的困难和挑战。我们既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在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上好的方面，同时也必须要看到，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确实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正确认识和解决我们党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迫切要求我们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在现阶段提出求真务实，既是我们对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认识上的深化，也是在新形势下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最好体现。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这个成果的意义是深远的。它具体地体现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1956年到2009年，历史的车轮已驶过50多年的里程。这50多年，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而且永远都要铭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他们知行合一的实践、他们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们调查研究的方法、他们求真务实的作风，我们都要铭记。在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时候，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永远不应忘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指导性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吴冷西.十年论战（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N】.人民日报,1956-4-5.[4][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6][12]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7][9][10][11][1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第二篇：论十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在社会主义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成功的前提下，针对一些错误及不足处进行纠正。以下是我个人对《论十大关系》的理解：

经济上：发展农业，轻工业来辅助重工业的发展；发展沿海工业来辅助内地工业。做到了以先进带动落后，从而促进了两方面的共同繁荣。找到了我们的不足之处，针对性的发展。另外，注重国家，生产单位，同个人利益的统一，有利于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政治上，在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之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这样能使地方办更多的事，使人民更贴切了解中央的路线方针，及相应的政策。同时确定了我党和其他党派的和平共处，相互监督的原则，为以后的和平共处做了铺垫。

军事上，注重建设国防，同时将投入的经费来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上。将更多的经费投入经济建设上来。不在带一味的强调军事上的强悍及数量上的优势。

民族上，反对大汉主义，帮助其他少数民族的发展经济等。每个民族都是平等的，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样加强了中央对偏远地方的控制，赢得民心。

文化上，注重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吸收优秀的文化来帮助中国提高科学技术及民族素质。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话。毛泽东在理论上正确的指出了我们当时的矛盾及问题，并且指出了改进的反复发，前进的道路。在当时落后的情况下，能分析出我们社会存在的症结所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不管日后是否能贯彻以上的指示，但《论十大关系》为当时的我们明确了目标，指引我们前进。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辩证思想，用矛盾的，两面的角度考虑问题。文章中，不仅考虑了工业，又考虑到了轻工业；不仅考虑到了集体利益，又考虑到了个人利益；不仅考虑到我党，又考虑到了其他政党等等。对于学习而言，我应该重视文理的兼修，重视劳逸的结合；其次，对于生活而言，我应考虑到集体与个人利益的统一。《论十大关系》是一篇值得我们反复探究的著作，无论是当时还是对于现在都有其深远的影响。

第三篇：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研读了《论十大关系》这篇著作之后深有感触，对毛主席关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国际等方面的论述深感钦佩，它对我国的发展曾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可谓影响深远，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总结了我国的历史发展的经验，深刻分析了这十大关系的利害关系最后总结出了我们要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直接的或间接的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服务，值得我们后人敬仰与学习。

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主要论述了以下十大的关系：

1：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2: 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之间的关系

3：经济建设与国国防建设之间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5：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6：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7：党与非党之间的关系8：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关系

9：是非关系10：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关系

其中，最给我印象深刻，启发性更大的是；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关系，这点是我今天要阐述的主要内容。

回顾中国的历史，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可以用两个字来描述——朝拜。恩，对，朝拜，对于这两个字可以有如下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是怀柔四方，二是天朝上国，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两个方面吧。要阐述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处的地方是个什么样的地形，中原的北面是蒙古高原，进去就是茫茫的大草原，你去那里干啥呢？看天啊；东面是大海，回顾中国历史中国对于海洋权益从来没有看重过，；南面是两广，海南，在古代两广可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中国古代政治犯人动不动就是发配到岭南去，让你和少数民族一起玩去吧，玩死你；西面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你去哪里干嘛呢？但是中间的这个地方很好，两河带来了肥沃的土地，气候适宜，阳光明媚，很事宜人居住，所以你看下中国地形累死个桶状，四周不行，中间号，而且中间这个地方又够大，足够这些个人（所谓华夏始祖）折腾，所以呢也就不愿意再出去折腾了，这就类似于什么呢？举个例子来说你家很有钱，上层人士，你家有洋楼，洋车，又有花园，佣人，风景非常好，你家邻居呢？是些什么人呢？都是些吃了上顿没下顿，过了今天没明天的人，这样的情况下你还会和他们争什么东西么？不会的相反呢，他们会是不是的来你家要点东西吃，你就想了反正我们家很富裕给你点东西也没事，而且你也就不会给我惹事，给点就给一点好了，这样你和你的邻居就形成了一定的关系，什么关系呢？你的邻居饿的时候会向您要点东西来吃，你呢，一般也就会给的，有的时候你有点火了不想给了。他们可就不干了，心里想啊你不给是吧，不给我就抢。他们就趁你不注意砸你家的院子，欺负你家的佣人，抢你家的粮食等等，当你要打他的时候，他就跑，你撤了的时候他再回来抢你，就这样循环着。有一天，你想了个好主意，为了让自己家安宁你提议说我们来进行交换吧你拿你家的东西换你想要的东西好了，他们想想也行，就这样你们两家又归于平静了。作为对比我们来看下欧洲是个什么样子呢？欧洲的历史可谓是一部战争史，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基本上每年都会发生，其中最为重要的战争是，英国，法国，德国之间的战争，例如英法七年战争，英法八年战争，法德之间的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英法联盟打德国，英德联盟打法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家小，资源少，因此他们需要对外扩张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我们中国不一样我们什么都有跟你争什么争，我们家要啥有啥，有那分闲劲我还不如下下江南，多找点美女呢？但是我们这中策略到了近代可就不管用了，这些穷兄弟们他们不干了。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解开了中国屈辱外交的序幕，这一幕延续了100年，中国一向的外交政策不灵了，不行了，这些当官的还以为这些人只是小打小闹给点东西就走了的，还用这天朝上国的威望来俯视这些靠武力打进紫禁城的“尔等蕞尔小邦”他们没有想到此时的国家已经处于世界的末流了，他已不在是这个世界的领朝者了，尽管这个国家当时还是最有钱的国家，但是这些已不在属于这个国家，不再属

于这个国家的人民了，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彻底了改变了这屈辱的状况，中国外交又一次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进行，他们“打扫干净屋子在请客”，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的外交政策，坚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双边或者多边外交关系的准则，1954年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了讨论印度支那的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有参加了万隆会议，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同时中国自始至终发展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之间的友好往来的关系，始终与“南方各国”（指：发展中国家）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中国在60年代中期左右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友好的政策，对外政策，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玉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恶化，举个例子来说吧中国玉泰国之间的关系，建国初期中国与泰国的关系非常好的，我们看下泰国的建国史就可以知道泰国是一个多政权妥协的产物，其中就有西哈努克亲王的一支队伍，还有被称为红色高棉的政权（直到现在红色高棉依然存在，但是已经退化成为了一个反政府武装具体原因这里不再详述）。在这些政权中河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就是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泰国王国，回顾中泰建国以来的历史可以知道这一点，但是这种情况在60年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就是中国政府帮助泰国内部搞分裂活动，意图把泰国当局赶下台，在泰国的华人也参与了泰国内部的游行示威活动这从根本上激化了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国家大家应该很熟悉的，他曾多次制造过屠杀华侨的事情。他就是印度尼西亚，我国华侨在印度尼西亚曾多次遭受过虐待，屠杀，我们在为这些不幸的国人表示深切的同情以及对印尼政府表示痛恨之外是否会思考印尼政府为什么要屠杀华侨，赶华侨？解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好好说说吧。印尼地处于东南亚，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印尼总统苏西洛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曾盛赞中国是一个大国的形象，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很久，也就是像刚才所说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一轮对各国的政府政权的颠覆行为彻底惹火了这些国家。细细回想，中国为什么这时候采取这种违背常理的政策呢，要知道这些政策要平衡四失败了，中国十多年的外交可就白费了，难道到当局不知道吗？知道，我们来看下当时的中国局势吧.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左倾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新一轮的清洗运动在所难免，这是中国的历来优秀的传统，帮助皇帝建立王朝的大臣，很多情况下都是被他们忠心的皇帝给干掉的，如历史上的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等。毛泽东也不例外，他觉得有人已经威胁到了他的统治，很多人例如彭德怀，刘少奇等人他们总是时不时的“找事”，毛泽东心理充满了猜忌，最终要找个时间来惩治下他们，而我们知道谁威胁到了毛泽东谁就威胁到了社会主义，谁就是公敌，叛徒。当时毛泽东深感国家已经出现走资本主义的现象，社会主义正在经历异常严峻的考验，因此毛泽东肯定会要把一切他认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这字儿给逮了；再看下国际局势，我们以往依靠的苏联不再值得我们依靠，反而值得我们去防范，50年末到60年代末的10年左右的时间中苏之间发生过多次的边境冲突，最终69年珍宝岛一战彻底激化两国的矛盾，毛泽东心理十分我清醒的认为，我国已经处在各国的夹击之中，危机四伏了，新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也就有了全国范围的大转移；再看当时的政府，林彪，四人帮等集团已经控制了中央政府的相当一部分的职权，包括外交部，这也就就使得中国的外交出现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因此针对外国包括的印尼的颠覆行动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这也是印尼政府大肆虐待华侨的一个根本的原因，要知道印尼政府不是天生对中国敌视的，他们也曾经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的。的确令人为之叹息。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奉行的仍然是和平外交政策，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这种政策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和平的外交不代表不使用武力，我们要看在哪里使用了，当今我国的经济持续腾飞，2008年国民生产总值一举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走出去政策也受到了一定的成效，那么一个很重要问题摆在了我们的而眼前那就是中国如何保证中国在外国的利益，中国如何保证在非洲的利益，面对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的变动局势，中国如何保证在那里的巨大的经济利益要知道中国在吉修建了大量公路，输油管以及各种各样的经济设施，一旦吉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中国在吉的利益将受到严重的侵害，这是中国政府一个该考虑的问题了。

中国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是好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利益，我们不会让我们的钱就这样轻易地丢掉了。

第四篇：《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是毛泽东花一个半月，听取中央政府34部门的工作回报后，在56年5月2号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做的报告。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十个方面论述当时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主要的问题。属于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积极探索。在讲话中，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论十大关系》涉及我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深刻的认识到重工业对一个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只有拥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才能不受制于人。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50年代末中俄关系的恶化，就体现要想不受制于人，必须有自己的高科技体系和工业体系。不论是中苏的联合舰队，还是长波电台，如果中国人不明白这些高技术，不能造出自己的舰队和电台，这些只能是受苏联控制。农业和轻工业的作用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于维护币值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同时又有利于重工业的交流与发展。对于农业的发展，毛泽东重视高科技的作用，如袁隆平的两系杂交稻，引进美国高产化肥技术等，重视人民的作用。但是，过低的压低粮食价格，不利用农业的长久发展。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沿海的地区要利用好原有的工业基础，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处于战争布局的考虑，要平衡工业分布，新建的工厂要大部分放在内地。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备战了那么久，没有发生战争，浪费了大量的物资，拖累了国家经济建设。以代表的就是国家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浪费了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我们要明白当年苏联陈兵中苏边境百万，我们能不准备吗？正是我们充足的准备，才是我们避免了战争，如果，没有准备，疏于防范，可能真的就有战争发生，这样的损失是不是更大。备战和防灾是一样的，我们都是防范于未然。又有人说当今的战争，全是高科技，导弹，卫星致盲，网络战等，你平衡工业布局有什么用？毛泽东的观点就是要做好战争准备，我们随时能打仗，敢打仗。如果让内地有了工业基础，我们就有了战争的战略缓冲地带，犹如二战中的苏联的西伯利亚工业基础。就是我们有了组织反击的能力，不管是再高的科技，也是不能一下把我们这么大一个中国消灭掉的。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我们打的是多么有战略，有战术，基本上和古巴导弹危机同起同落。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重视经济建设，降低军费，裁军。保证国家的财政更多的用于经济的建设。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重要基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需要的良好的国际环境的保证。同时毛泽东尤其重视核技术的发展，重视高精尖国防工业的发展。军工技术的进步，同样促进民用技术的发展。特别就是民用大客机运10，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并试航成功。

但是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始终认为苏联的建设是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证实毛泽东这种态度的最好实例，就是中国走了条和平的而有别于苏联的镇压和剥夺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思想就愈来愈明显。

《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思考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曾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他还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总结批判充分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的问题便提上了议程。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要引以为戒。

促使我国必须突破苏联模式更强烈的动因，则是仿效苏联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问题。我国采用苏联经济模式在“一五”计划期间对有效地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证市场稳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五”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这种模式的弊端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体现在：

1、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难以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多层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拖了生产力发展的后腿

2、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中央集中过多，国家统的过死，压抑和限制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机动性

3、在经济运行中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既影响了流通又影响了生产

4、在分配上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的现象，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些都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说明苏联模式已不能适应包括苏联自身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经济模式。主要有：

1、在工业化道路上，不是以重工业挤轻工业和农业，而是农、轻、重协调发展。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挤轻，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通过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农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轻工业的落后。中国“一五”计划直接受苏联影响，对农业和轻工业重视不足。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深为忧虑，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必须用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他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把这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提出的这种与苏联不同的实现工业

化的道路的具体途径，使50年代中期我国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

毛泽东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是在50年代初中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因而这种探索难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难免有失误。我们不应过分苛求一位探索者，因为探索真理终究比占有真理更可贵。无论如何，毛泽东毕竟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已成为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为今天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一定的准备。可以说，我们今天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站在毛泽东这个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我们不能忘记毛泽东的艰辛探索，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第五篇：《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读毕《论十大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1956年，国家主席毛泽东根据中央农业、工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国实际出发，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着手探索了当时中国与苏联的不同，并从中总结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问题，归纳出了中国面临的十大问题，并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讲话中，毛泽东以苏联的历史发展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们中的国情和历史发展情况以及发展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此为起点，我们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十大关系分别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与非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那么，该如何面对这些关系，解决其中蕴含的矛盾呢？毛泽东给出了自己的扼要分析。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因为国内国外、主观客观等一系列因素，我们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来搞我国建设。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学习与模仿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选择。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苏联实行“一五”“二五”计划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新的世界大战日益逼近，严重威胁社会主义苏联的生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有限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设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的时候，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都受到苏联的很大影响。但是中国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也并非僵化的教条主义，为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探索真正适合中国的发展方式，我们国家要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出现存在的一些问题，来制定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方向方法，根据这些教训，少走弯路，引以为戒，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于当时，苏联的建设模式的主要 特点是：

1、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为前提，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

2、在经济制度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

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中曾显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1940年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用10年左右时间，跑完了欧美先进工业国家100年的工业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这更增强了对我国的吸引力。因而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过程中引进了苏联的经济模式。但是，在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基本形成了，它明显带有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目标与苏联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调节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只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层次；取消市场，实行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生活；分配领域中实行低消费，高积累并趋于平均主义。

但是，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始终认为苏联的建设是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所以，在毛泽东的英明带领下中国走了条和平的而有别于苏联的镇压和剥夺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思想就愈来愈明显。

毛泽东曾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他

还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所以，在1956年，在苏联模式的弊端暴露的时候，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的问题便提上了议程。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要引以为戒。

在第一个“一五”的时候，我国采用的正式苏联的模式，在这期间对有效地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证市场稳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一五”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这种模式的弊端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1、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难以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多层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拖了生产力发展的后腿；

2、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中央集中过多，国家统的过死，压抑和限制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机动性；

3、在经济运行中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既影响了流通又影响了生产；

4、在分配上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的现象，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这些都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说明苏联模式已不能适应包括苏联自身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经济模式。

这样的模式主要有：

1、在工业化道路上，不是以重工业挤轻工业和农业，而是农、轻、重协调发展。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挤轻，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通过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农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轻工业的落后。中国“一五”计划直接受苏联影响，对农业和轻工业重视不足。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深为忧虑，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必须用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他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把这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提出的这种与苏联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道路的具体途径，使50年代中期我国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

2、在分配上，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一条中，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厂，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在国家和职工的关系上，他指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要不断地保证增加国家的积累，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使劳动者的收入每年有所提高。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他鉴于苏联推行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挖得很苦，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做法，主张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适当。”这对于纠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反对中央集权过多，主张给地方和企业以适当的权力。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对此是不赞成的，他在中央与地方的关

系上，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但毛泽东认为既要反对片面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不服从统一指挥而搞绝对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还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可供借鉴，“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注意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不应该把企业看作国家机关的附属物，应适当扩大企业的权力。掌握一定的自主性。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不久，他就提出允许企业成为“公开合法的半独立王国”。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重要思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而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论述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从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比较落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利用个体经济和某些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搞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并称之为“新经济政策”。这是他企图突破苏联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固定模式的一次可贵尝试。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陈云等同志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国有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个体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对市场的作用有进一步认识。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还指出要鼓励沿海工业的发展以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经济建设以支持国防建设。以上这些思想尽管总体上还未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认识上也有局限性，但它们实际上已经明确或模糊地提出了中国自己的经济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突破苏联经济模式，显露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实践中

没有把这些有益的探索和突破贯彻下去和进一步深入，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重新陷入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且日益僵化。

《论十大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优秀成果，同时又对社会主义改革具有指导意义。虽然它的许多可贵思想后来没能坚持下去，但是却具有很深远的现实意义。仅从改革的具体内容上看，如：“调整产业结构，强调农业的战略地位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等，仍是今天改革需要解决了的问题。而毛泽东对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是在50年代初中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因而这种探索难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难免有失误。我们不应过分苛求一位探索者，因为探索真理终究比占有真理更可贵。无论如何，毛泽东毕竟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已成为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为今天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一定的准备。可以说，我们今天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站在毛泽东这个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我们不能忘记毛泽东的艰辛探索。

总而言之，《论十大关系》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序幕。在《论十大关系》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开拓者先驱的飒飒英姿，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前进路上的坎坎坷坷，看到的是中国未来的闪闪曙光！

中国需要更多的像毛泽东一样的开拓先驱，需要更多的像《论十大关系》一样的指路明灯。

中国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