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邦

第一篇：中国商邦

中国商帮史上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商人大迁移，第一次发生在1492年叶淇变法，徽商、山陕商人大举迁往两淮盐区的扬州。第二次发生在十八世纪中期，一北一南以1727年恰克图成为事实上的陆路一口通商口岸和1757年广州取得一口通商海上贸易地位为标志，恰克图和广州分别成为晋商和福建、徽州商人大批迁移的地方。

第三次发生在1843年11月开埠后的上海，广东香山买办、福建商人、浙江宁波及湖州商人群涌北上，江苏商人南下，徽州商人东进，诸多商帮商人齐汇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演绎了中国商帮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幕。

此间，闽粤商人捷足先登，却因一场小刀会起义，命运发生了迥然的变化。当站在徽州人李鸿章肩膀上的江苏人盛宣怀，先后将以徐润为代表的广东香山买办和以胡雪岩为代表的徽州商人，依次从历史的舞台退出之后，承接盛宣怀衣钵而起的宁波商人严信厚，开启了宁波时代的到来。

但在那个时代，最为正统的商人还是来自江苏。以状元实业家张謇和取得面粉和纺织双料冠军的实业家荣氏兄弟为最高标杆，但一切个体创造财富的奇迹和努力，都在解放后的公私合营中，再次归零。与清初皇商给我们演绎的历史如出一辙，此时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带着国家意识和标签的红色资本家。

小刀会起义：闽粤商人的分水岭

1843年，上海开埠之年，一批英国商人跟随他们的首任领事巴富尔来到上海。当时的外滩还是一片不起眼的荒滩。经过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的反复交涉，怡和、宝顺等8家英资洋行最先落户外滩。

上海开埠前，广东人贩买上海的货物，以砂糖为大宗，红木、香料、染料（苏木）也不少。伴随上海崛起，广东输往上海的，最惹眼的不再是货物，而是一群叫“买办”的人。由于广东人与洋商在十三行时代结下的历史渊源，最初的上海洋行买办，“半皆粤人为之”。

在晚清四大买办中，除席正甫（1838?1904）是江苏人外，其它三人唐廷枢（1932?1892）、徐润（1838?1911）、郑观应（1842?1921）都来自广东香山，成为粤商较早驰舞上海滩的最明显例证。

葡萄牙依托澳门的200多年合法而较为稳定的垄断贸易，让广州府理应成为中国最早出现买办群体的地区。广帮买办又以香山人居多。当时澳门归香山管辖，香山与澳门的这种联系，使香山成为中国最先沐浴欧风美雨的地方。

1853年小刀会起义是闽粤商人在上海命运的转折点。

因为有大量闽籍商民牵涉到小刀会起义，起义被镇压后，闽广人被逐出县城，不准在城内居住，以使秘密会社难以在上海立足，但广州人延续了其在上海应有的影响，福建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尽管福建人最早到上海，人数最多，但他们在上海商界的商业影响仅限于糖、海味、棉布、纸茶等帆船贩运和批发代理业务，不像广潮帮那样与洋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有长期外贸经验。这让粤商在 上海商界一时无以取代，从而免于被完全清洗。

为筹集军饷，清廷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推出厘金制。1857年，浙江人吴煦被派往上海主持捐厘总局，他所要解决的就是保证对抗太平军的清军粮饷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得到广潮帮的协助，才能化危为安，他就奏准朝廷设立广潮义捐，让上海广潮商人承办鸦片捐税：每贩出一箱鸦片，向清朝官方捐税十两，提出贰两作为局外经费，也就是回扣由广潮土商巨户分享。

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商人团体介入征收程序，将无法控制走私和逃税。1857年全年广潮义捐为53万两，1858、1859年为140余万两，占同期上海捐饷总量的25%，这是上海地方政府不得不给予潮阳土商以垄断权的原因所在。

1858年，清政府与英国代表在上海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同意将鸦片以洋药名义进口，标志着清朝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从此，正如苏智良在《中国毒品史》中称，潮帮烟商占据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鸦片贸易城市，垄断鸦片零售及烟膏的制造与贩卖达60年之久。之后，广东人在上海的人数上升到20万以上，并称雄上海

30年。

因为很多洋行最初将贩买鸦片作为主业，所以替洋人效力的买办的身份和地位，在上海开埠之初注定了其非主流的色彩，而朝廷内外也为人诟病。正如法国全权公使刺萼尼所说，那些薄有资财的人知道，和外国人做生意，虽然表面上受到地方当局的鼓励，而实际上是受歧视的。最为典型的是，中国学者章太炎按社会职业分道德人品高下，他将洋行之“雇译”归入末位，贬之为“白人之外嬖”，说的就是出身葡萄牙语的买办一职。

广东人容闳就拒绝去当买办，他认为那样名声不好，但当买办的身影出现在茶叶、丝业、航运、保险、房地产等领域时，他们身上又多了一重角色—投资人，他们也伺机转型进入主流社会。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财政的捉襟见肘让国家管理地方的能力大为削减。经济和人口的持续增长，让商人通过捐官参与公众事务显得更为可能。伴随洋务运动的出现和官僚李鸿章的邀请，近代买办面临第一次转型的历史契机。

李鸿章的淮系在洋务运动中最为惹眼，其一生四大洋务实践中的三件—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前期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三个香山人展开的。

当香山人在上海滩大展鸿图之时，福建商人在黯然神伤中，重拾漂泊海外的传统，放眼南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移民社会。1864年厦门海关税务局报告说，在爪哇、西贡、新加坡、马来亚等的中国人大部分来自福建。

最为了不起的是，福建商人在山重水复之时，用了一个多世纪的隐忍不拔之势，在最近三四十年给现代中国人一个无比惊艳的发现。福建产生了全球最多的世界级华人。仅以其中的泉州商人来说，如今在台湾（以蔡万霖、王永庆、辜振甫、施崇棠、施振荣为代表）、新加坡（以黄廷芳、李成伟为代表）、马来西亚（以林梧桐、林国泰为代表）、菲律宾（以陈永栽、郑周敏为代表）、印尼（以黄奕聪、林天宝为代表）的世界级富豪大多来自这里，而广东产生的世界级富豪主要集中在香港、泰国，其中以潮汕商人为多。

如果说山西商帮在清朝产生了中国商帮史上最早的一批跨越百年的商人家族，那么另一批跨越百年的华商家族就产生于这批以福建籍华侨商人为代表的商人群体中，并一直延续至今。

苏浙商人颠覆粤徽商人

小刀会起义之后，闽广人在沪的生存环境遭受破坏。苏浙移民大量流入，形成了近代上海移民的新格局。在上海公共租界中，1910年江苏、浙江籍人口分别为141855、109419人；1930年分别增加到500576、304544人。

当山西、陕西盐商纵横驰骋在中国商业历史上时，江苏商人以洞庭商人为先导，在中国商帮史上崭露头角。当徽商及广东香山商人式微之时，江苏商人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江苏商人古有洞庭商帮，这是近代苏商的根脉所在。明代中叶，被称为“钻天洞庭”的东山洞庭山人纷纷外出经商，“王、翁、许、席”为其杰出代表。东山商人家族主要活跃于以山东临清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以经营布匹贸易为主；西山商人家族主要活跃在以长沙、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经营米粮、绸布贸易为主。

太平天国运动让生灵荼炭，扬州、苏州等昔日繁荣之地，一夜之间在烽火中凋零。祖辈们为躲避战乱而逃难于洞庭两山的洞庭后人，一时迁移到江南地区唯一安全区域上海租界避乱。

1857年，也就是唐廷枢和郑观应到达上海的前一年，晚清四大买办之一的席正甫到上海投靠兄长。他从做跑街开始，用了十余年，在1874年当上汇丰银行的第二任买办，并且一坐就是30年。靠着给清政府政治贷款，以及汇丰银行扮演的外商银行和各钱庄“总清算”的地位，席氏祖孙三代在汇丰的上海历史中当了55年的买办，堪称“上海第一买办世家”。

晚清四大买办中的其它三位香山买办，无论做买办还是后半生转做实业，他们的生意都没有以家族继承的方式延续，而席正甫则让整个家族承袭了买办血统，进而让一个家族屹立上海滩半个世纪不倒。

与席正甫一样，对于中国商帮史来说，江苏常州人盛宣怀（1844?1916）也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人物。与席正甫不同，盛宣怀扮演了粤徽商人终结者的角色，而1883年年底中法战争的开打，成为唐廷枢、徐润以及徽州商人代表胡雪岩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胡雪岩是在囤丝大战中一败涂地的。19世纪80年代初，江南生丝生产量约9000万两，60%出口到国际市场，在欧洲市场最为著名的生丝品牌就是湖丝，号称“软黄金”，但长期以来，生丝的对外贸易却被上海滩的外国洋行所把持。1882 年，胡雪岩试图冲破这种垄断，发起了生丝大战。1883年，当法国军舰出现在上海吴淞口时，动荡的时局让丝价看跌。

问题在于，胡雪岩曾向汇丰银行借款650万两银子，定下七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1882年，他又向汇丰银行借款400万两，两笔款项都以各省协饷做担保，但其中80万两正赶上还期，虽是朝廷所借，但经办人是胡雪岩。

往年，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但这次，上海道台邵友濂，听从了被李鸿章授意的盛宣怀缓发20天之意。无奈，胡雪岩只好从阜康钱庄调来80万两银子，先行垫付。

盛宣怀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了如指掌。当80万两银行陆续离开阜康钱庄时，他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并四处放风，说胡雪岩囤丝赔了血本，阜康钱庄倒闭在即。

胡雪岩派人向左宗棠发报，但电报被盛宣怀暗中叫人扣下，最后胡雪岩无奈将地契和房产押出去，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但已经家资去半的他，因资金周转不灵，最终败在挤兑风潮之中，并于1885年忧愤而?死。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银根抽紧，为徐润提供贷款的22家钱庄一起找到他讨债。一向办事稳重机警的徐润乱了方寸，他找盛宣怀商讨对策，但没想到盛将此事抖出，检举徐润搬用招商局巨款炒股亏空之事，就这样，涉及其中的唐廷枢和徐润被从轮船招商局等洋务事业中扫地出门；从此，盛宣怀开启了中国洋务运动史上由幕僚商人主办洋务的时代。

盛宣怀是那个时代幕僚出身的商人中转型最为成功的人。这个亦官亦商的人，隐忍持重，能屈能张，在旧氏沙船商人、买办商人、官场的不同派系之间游刃有余，做了那个时代“官督商办”最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这场交织着保守派与洋务派、买办商人与幕僚商人、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等多重争斗的历史中，盛宣怀游刃其间，演绎了传奇。

是他最早提出“官督商办”的思想，并在晚清一步步成为最懂工商业的官僚和最不受商人欢迎的官商。作为跨越商官的两栖商人，他一步步成为晚清官商第一人，也是那个时代商人争议最大的一个。他一步步登上权力的巅峰，并将晚清主管经济最具分量的邮传部尚书一职收入囊中。是他直接倡导、促成了中国大陆最早的跨行业、跨地区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但他的初衷似乎是以此影响中央政策，营造举国商办的氛围，进而将洋务企业变成商办企业。

最让人莫名惊诧的是，一心倡导商办的盛宣怀，却在晚清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铁路收归国有运动中，成为铁路国有政策最忠诚的执行者，并被以“误国首恶”的名声，留在《清史稿》中。

在一个社会动荡、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苏商个个带着鲜明的个性。这一群体的角色之丰富，是其它商帮难以企及的。他们当中有买办世家席正甫家族、旷世官商盛怀宣、银行家陈光甫，来自南通、主张实业救国的状元张謇，来自无锡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德生、荣宗敬兄弟；出生于吴县（今苏州）、与范旭东等人创建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 永利碱厂的化工专家兼商人陈调甫，出生于淮安的“海归”银行家、金城银行的创办者周作民。

由他们组成的苏商群体，成为横跨晚清、民国、新中国初期的一大商帮。如果算上归于江苏管辖的上海，那么江苏商人的阵营中还应包括我国氯碱工业的创始人吴蕴初和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鼻祖、棉花大王穆藕初。

甬商后来居上

以胡雪岩失手生丝贸易为标志，除了以厚实的政治背景为依托的周学熙和孙多森外，徽商的光芒已经日愈被江苏商人和宁波商人所遮掩。当上海政界以吴健彰和叶廷眷为代表的势力，相继被来自浙江定海的蓝蔚雯和杭州的吴煦两任道台所取代时，广东商人的地位被苏商和宁波人逐步取代。

辛亥革命前夕，一家上海报纸评论说，在上海的本国商人之势力，宁波商人居于王者之位。如果说广东买办是以投资航运、棉纱、丝绸和茶叶等为主的贸易而成为上海商界的主宰者，那么从19世纪最后15年到20世纪30年代，宁波买办不仅超越了广东买办，而且在上海产生巨富的五金、房产、航运、银行、钱庄、纺织等行业，宁波人都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有人统计，在20年代上海90名著名买办中，浙江籍买办达43人，约占48%。其中，宁波籍代表人数有朱葆

三、虞洽卿、许春荣等。如果说香山买办是铺路石和奠基者的话，那么后续者、开拓者就是这批宁波买办，他们继承了香山买办血统里转投新式工商业的血统。与香山买办借官方势力谋求转型不同，宁波买办在新兴工商业中的势力，主要通过民间商业力量而显现。

早年宁波商人的领袖人物都是围绕两位江苏人在打转，一位是盛宣怀，一位是张謇。南通张謇在全国商界具有公认的号召力，1906年12月当张謇与浙江人汤寿潜等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时，甬商朱葆

三、虞洽卿、周晋镳、苏葆笙、李云书及李薇庄等都是会员。

但1910年前后，当这些人的目光由张謇转移到孙中山身上时，以张謇为代表的江苏商人的江湖地位，开始动摇。以宁波、湖州、绍兴为代表的浙商，逐渐执掌上海乃至全国工商业之牛耳。

晚清最显赫的官商是盛宣怀，1897年盛宣怀倡导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1902年倡导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都是以甬商为班底而具有全国意义的大事。

作为嫁接盛宣怀意图的最直接执行人，严信厚脱颖而出，并成为宁波商人具有力量的表现。

严信厚是李鸿章幕僚，曾长期担任上海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他在上海创办过南帮票汇业中最具声望的源丰润票号，资本是白银100万两。中国通商银行由严信厚负责筹备，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首任总经理。这家银行的一大亮点是，吸引了老家广东的近代侨商张弼士的资金，以体现更多的代表性和更广泛的号召力，但在入股这家银行的商人中，以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为代表的宁波人最多。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素有中国“第一商会”之称，第一任会长也是严信厚。这一公所又先后改组成商务总会和1912年6月11日的上海总商会，但内部人事、组织结构变化不大，商会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甬商手中。1912?1929年，总商会进行了9次会董选举。除第五届和第九届外，其他各届会长都由甬商执掌。

至于上海其他各种商会和一些主要行业公会，如闸北商会、上海县商会、上海钱业公会等团体，宁波商人无不占有重要地位。

对于中国航运业，1926年日本学者后藤朝太郎考察得出结尾，无论是长江航运还是沿海航运，轮船上上至买办、驾驶员，下至伙夫、水手，几乎全是说着宁波话的宁波人，中国海运业完全由宁波人支撑。在近代中国轮船业处于主宰地位的是虞洽卿所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和三北轮埠公司，因此，宁波走出来两位世界级船王董浩云和包玉刚。

第二篇：中国商圣——胡雪岩

中国商圣——胡雪岩

他，晚清唯一一位红顶商人，披荆斩棘于商场，开拓创新于商业领域，伙计出身却前无古人的跨行业经营。军火、地产、生丝、药店、典当、贩运粮食在这些生意中，处处可以领略到他的商业智慧及不拘一格的商业运作之道。胡雪岩出身贫寒，最初是钱庄的一个普通伙计，但他赤手空拳，不仅把生意做到了大江南北，还在国外开辟出了一番新天地。他以诚实守信、以德报怨的品德在商场上结交了许多真诚的朋友，为他日后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晚清这个官本主义的社会里，他经商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不可能不依附官僚，但相比较，胡雪岩帮官的比官帮他的还多。

胡雪岩在信和钱庄当伙计是，因私自借钱给王有龄，让王有龄入京捐官，以至于丢了饭碗，落魄到打零工为生。但天无绝人之路，王有龄当上了官，饮水不忘掘井人，他知恩图报，拉了胡雪岩一把。胡雪岩借助官场势力，以开钱庄起家，层层托靠，左右逢源。之后王有龄做了湖州知府，胡雪岩便开起了丝行，办起了典当行，贩卖粮食，买卖军火数年间便成为驰骋于十里洋场，在上海一带远近闻名，中国近代金融贸易中心呼风唤雨的富商大贾，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外国银行开展业务往来的人。

虽为商人，胡雪岩不失做人的道德。小到为家，为朋友，王有龄杭州被困，胡雪岩冒险闯入敌营购粮。之后便再闯绝域，明知道左宗棠在京地呆不长，但甘愿为他借洋债。大到为国家为民族，舍衣施药，广行善事，建义渡，与洋商斗法，救蚕农于危境

胡雪岩的经商智慧，可以分为二十个字：道、誉、远、借、巧、忍、变、奇、机、稳、活、缘、圆、晓、挺、揽、情、善、信、警。我自认为胡雪岩收益最大的是这三个字：道、誉、善。这三字使胡雪岩在人义、道德、名声上占了优势，从而使他财源滚滚。

道：商道即人道。一个成功的商人在做人方面一定是非常优秀的。这种人商合一的境界可以说是商人的最高境界。大凡成功的商人都能看到钱之外的东西，并在此方面开动自己的商业智慧，为自己广开财路。

清朝时期，京城运粮均有鱼米之乡苏杭地区运送，称为漕运，参与运粮工作的一批人马称为漕帮。因常年征战，朝廷怕阻塞运河而延送粮期，下令改漕运为海运，这使境遇本来就每况愈下的漕帮更是雪上加霜。漕帮当家人尤五对胡雪岩坦露心声，胡雪岩立即给了尤五十万两银票，以缓和漕帮现在的局势。又如当时王有龄被提拔到湖州知府一职，这无疑是一个大打的美差，因为湖州市膏腴中的膏腴，各种孝敬不在少数，何况时日快到端午，节敬更多。王有龄的左右都劝他早点走马上任，去抢节敬，但胡雪岩却劝王有龄不必着急，因为他考虑到抢节敬这事会与前任结下怨恨，暂时可能相安无事，但如果在关键时发作，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那可就划不来了。正因为从胡雪岩身上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能帮人所难，帮人帮到实处，所以才能广结人缘。

誉：造一口长水井。在商业经营过程中，一时的成功称不上完美，永久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商人应以商誉信于人。胡雪岩在办胡庆余堂时，用了真

不二价、戒欺等招牌来告诫店员不可造次，从而使胡庆余堂一举成为江南药王。善：善为可以结善果，胡雪岩在战乱年代免费送给军人、灾民诸葛行军散、避瘟丹等药品被传为佳话。同时，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多长时间，几乎全中国的人都知道有胡雪岩这个人和胡庆余堂这家店，一时声名鹊起，使胡庆余堂拥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的好名声。

胡雪岩的身家财产堪比今日的比尔盖茨。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原因终究在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清末，中国政局动荡不定，政府无能，洋商巧取豪夺，再加上内部的不团结，致使胡雪岩再有精力也没有办法对付政府与洋人的合围。胡雪岩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商神，白手起家磨砺了他，商官合一成就了他，而把生意做成一门学问全在他自己

初一:l李钻灏

第三篇：中国商文化博物馆

中国商文化博物馆

华商文化广场之侧，在建筑工人忙碌的身影下，一栋宏大的建筑正在拔地而起。

青灰色的墙体，锈黄色的墙钉，钢筋混凝土的骨架下，是青砖绿瓦朱红门式的曲径通幽，掩饰不住的是那浓郁的文化积存和厚重的历史积淀。

商丘博物馆新馆作为全市2010文化建设十大重点项目之一，受到大家的关注。在市委、市政府建设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发展先行区的精神指导下，借着省九次党代会、《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指导意见》的东风，商丘博物馆新馆距离公众的视线越来越近。这将是一座尽显商丘文化元素，为商丘所独有的标志性建筑物。将来，商文化在此展示自己的绝代风华，彰显商丘独特的人文魅力。

2009年12月奠基，2010年正式开工建设的商丘博物馆新馆，位于商丘古城西南1.5公里处，西邻华商文化广场，南向华商大道，坐北朝南，总占地110.419亩，净用地92.472亩，总建筑面积29806平方米，总投资2亿元。

作为一座展示商文化精髓的博物馆，博物馆的设计建造充分汲取了商丘历史和文化的精髓。博物馆外观造型为现代建筑，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设计师、国家体育馆鸟巢的中方设计主持人李兴钢主持设计。据商丘博物馆副馆长杜长江介绍，博物馆的设计思想是把商丘丰厚的文化积淀、文化元素很好的融入到博物馆的形式设计之中，尽可能体现商丘文化元素，把商丘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展示出来。

博物馆设计构思源于中国古典城市的珍贵遗产——商丘归德古城，完美地表现出古城“外高内低”之布局和“城压城”之结构的典型特征，体现收藏、陈列、展示中国商文化的“微缩之城”这一概念。博物馆以蕴含、展示中国商文化的“博物之城”为建筑造型主题，上中下三层叠加的形体喻示“城压城”的古城结构，也体现着自下而上、由古至今的陈列布局。主体建筑周围环以景观水面和庭院，水面和庭院之外，是模拟考古发掘现场的景观和高起的堤台，文物陈列和办公用房结合，设置于堤台之上。

博物馆最上层之“城”向南大幅度悬挑于水面和引桥入口之上，形成有视觉冲击力的正面形象。建筑顶部四角形成台阶式坡状翘起，像一只鸟的两个翅膀，“如翼于飞”，既与中国古建筑层面造型暗合，又有“玄鸟生商”在建筑造型上的抽象表现。建筑整体造型大气、完整，既富于视觉冲击力，又兼具内敛儒雅和深邃意境，是深厚悠远的中国商文化和商丘城市历史文化的恰切的建筑载体。预计到2013年，博物馆可面向公众开放。

据杜长江介绍，届时，参观者先由面向华商大道的大台阶和坡道登临堤台，沿大引桥凌水而由中部展厅入“城”，进入博物馆序言大厅。然后站在二层平台上，可居高临下俯视12米高的序言大厅背景墙，领略由“玄鸟生商”肇始的神秘、厚重、悠远的中国商文化历史。再通过自动扶梯或楼梯下至一层大厅，进入18米通高、象征归德古城的共享大厅，自下而上沿坡道陆续参观各个展厅。最后到达屋顶平台，站在四角的眺望台，远眺阏伯台、归德古城、隋唐大运河码头遗址，尽抒怀古之幽思。

商文化的巨大向心力

说起商丘，就想起商文化。提及商文化广场、商丘博物馆新馆，绕不开的是“三商之源”的灿烂文化和历史。在豫东大地，商文化就是一条贯穿古今的文化精神乃至传统的悠悠长索。

商人、商文化的根源在哪里？这一命题曾在学术界引来众说纷纭。商丘博物馆馆长王良田说，综合古代文献、天文对照、地理地形等多种直接或间接证据，结合柘城李庄遗址、睢县周龙岗遗址等考古发现，商人起源于商丘已不可争辩。综合各种学术研究成果，学者们排出了商人在商丘的发展史：五帝之一的帝喾居商丘高辛。帝喾子契（阏伯）与禹同时，因助禹治水有功，封于商，遂成为商族始祖。传至汤约470年间，曾八迁其居，但迁来迁去，复归商丘。汤灭夏建商朝，都商丘东南亳城，此为商朝第一国都。商人的壮大，让商业、商文化的发展变得不可避免。王亥时期，劳动产品出现较多的剩余，产生了互通有无的需要。在王亥发明牛车后，部落之间具备了可以经常交换的条件。王亥在商业上起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人们自然地将其尊为商业的始祖，将他“服牛”的贡献载入史册。

悠久先进的农耕文化，塑造了商人崇德尚义的文化特色和勤劳淳朴的民风，促成了商文化的多融性，也在黄淮平原形成了绚丽多彩的古文化圈。时至今日，发掘、弘扬商文化已成为商丘人的责任。借助商文化的巨大向心力，近年来，商丘以华商文化节等方式，吸引来自世界的目光，擦亮被历史淹没的“商”字。

商文化的平台

浩瀚的商文化如何才能最好的展示？这是一道摆在博物馆所有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为做好博物馆新馆开馆后的陈展工作，商丘博物馆早已着手筹备。

初步计划，博物馆的陈展将分为中国商文化展、中国商业文化展、商丘古代文明展三部分。中国商业文化展的部分，正与部分商业高校协同策划。商丘古代文明展是以现有馆藏文物为主，系统展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商丘文明发展通史。中国商文化展则是博物馆陈展内容中最为重要、最具特色的部分。为做好商文化发展这一重头戏的陈展工作，商丘博物馆正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紧锣密鼓地策划、编纂陈展大纲。王良田说，商文化发展的展览将侧重于文化展览、考古成果展览、学术研究展示，但更多的陈展内容则要保密，待正式开展后，给大家更多的惊喜和震撼。

王良田说，商文化在华夏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目前全国还没有一所展示商文化的专题博物馆，或是以商文化为主题的综合博物馆。这就给商丘博物馆新馆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借助建设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发展先行区的好时机，博物馆将以弘扬商文化为己任，创新陈展形势，丰富陈展内容，努力把商丘博物馆新馆打造成为全国商文化展览的“第一馆”。

为更好的发掘、弘扬商文化，实现商丘博物馆在商文化展览中的独领风骚，商丘博物馆计划邀请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参加商丘博物馆新馆开馆仪式，并在商丘举行年会，进行国内最高水平的商文化学术研讨，为商文化展的开展提供学术支持。王良田说，有了权威的学术支持，商丘就能成为商文化研究中绕不开的根基，就能引来更大范围、更深层的关注。这样一来，借助商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发展模式也必然给商丘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大的活力。

第四篇：中国商帮 作业

中国古代十大商帮有哪些，所处的地点，经营特性以及代表性商人各是什么？

山西商帮山西以诚信著称，崇信“管鲍遗风“代表人物: 中国私家银行第一人雷履泰。

徽州商帮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代表人物胡雪岩

陕西商帮陕西善捕商机，敢做敢为代表人物: 贺达庭家族的当铺世家。

洞庭商帮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善于更新观念、重视依托家乡代表人物：翁笾“翁百万”,还有许氏许冲宇

江右商帮江西积极活跃、不避艰险代表人物: 独辟蹊径的盐业大亨李宜民

山东商帮山东仗义、吃苦耐劳、稳重实干代表人物: 东方第一商人孟洛川

广东商帮广东胆大务实、精明灵活、擅长贸易代表人物: 一代酒王张振勋。

福建商帮福建诚实信用，善用关系代表人物: 万金油大王胡文虎

宁波商帮宁波勇于冒险、以信为本代表人物: 火柴大王刘鸿生

龙游商帮浙江中部诚实守信、亦贾亦儒代表人物: 财可通神, 富可敌国的沈万山

学习完这门课对我的启示以及自己的感想。

虽然很多商帮解体了，但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是丰富的，特别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更应总结和继承这些历史遗产，总结他们成功的经验。比如众多商帮的内部业务运营管理制度，有效防范了风险，激励机制－身股制，用人机制，利用传统儒家文化建立自己的约束机制等首段都是现代企业管理值得效仿，参考的典范，而如何塑造积极，与战略发展想适应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研究课题，而同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步剔除与战略发展不相符的消极文化，是现代企业参考商帮发展的另一个课题。这些商帮都各有自己的经营特性，我们在思考他们如何成功的同时也要思考他们是如何解散的。而这些精神与经验无疑对我们的学习，以及未来的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而对于未来如果自己想从商的话这些商帮的精神与经验无疑具有指导性意义。

第五篇：《中国商论》-约稿函1

《中国商论》杂志约稿函

《中国商论》杂志是由中国商业联合会主管主办的国家级权威期刊，国内统一刊号：CN10-1337/F；国际标准刊号:ISSN 2096－0298。邮发代号：46-84。《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版）收录期刊，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全文收录，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合作单位。多年来，商务部相关领导、新闻出版总署相关负责人、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组领导及成员，都非常重视《中国商论》杂志的发展，给予了工作上的肯定。

在学术领域，我刊本着严谨质优的态度，一直关注着学术前沿的发展动态。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教授、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张志刚同志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财经大学、暨南大学等知名院校的学者、教师及博士、硕士等研究人员，都曾多次在我刊发表过文章。

本刊主要刊发经济、管理等相关领域的稿件，在本刊发表的学术研究论文可以在职称评定、晋升和业绩考核以及岗位竞聘中起到科研认定作用。为学术界教育科研工作者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欢迎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相关领域人士积极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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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经济、营销策略、经管空间、电子商务、金融视线、物流商论、国际商贸、消费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学术论坛、商贸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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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刊优先发表国家各级科研课题成果及各种基金项目资助文章。基金项目名称应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正式名称填写，并注明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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