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人力资源发展史趣谈
中国封建时期人力资源产业发展史趣谈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文明史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而在这其中，历朝历代的教育事业，或者说中国封建时期的人力资源产业，可谓功莫大焉。
所谓人力资源产业，是近些年才有的说法，本文并非是学术讨论，只想对中国古圣先贤从事人力资源教育事业的历史做一管窥，冀能对今日的人力资源产业发展有所启发。
一、中国封建时期人力资源产业综述
中国封建时期的人力资源产业，大体上可分为官学与私学两类，拥有丰富的发展历史与发展经验。历朝历代，有按行政区设置教育体系、多渠道、多层次办学，有自学成材、自学考试，有博士制度，唐宋以后出现了科举考试制度、书院制度以及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上述这些均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且其内容与形式也多有独到之处，于今日的人力资源产业发展不无借鉴意义。
中国的学校最早诞生于奴隶制国家。《孟子》中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痒，学则三代共之。”此时的教育尚未分化独立，其特点为“官守学业”、“官师合一”，学校由官府控制，官吏同时担任教师的职责。
至汉代，教育事业分为中央与地方官学，除官学外还有民间办的大量私学，教育事业开始分化独立。
从汉代起，教育事业就划归到朝廷掌“礼”的部门，于是有“礼教”之称。汉代掌礼的长官称“太常”，兼管太学的重大事宜。地方学校则由地方当局操办。汉代的官学基本上奠定了以后历朝历代官学的基础。西晋时期，在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隋时在中央设立国子寺，后改称国子监。其后唐、宋（辽、金）、元、明、清各朝代基本沿袭了中央与地方分立的官学制度，且名称大同小异。
二、中国封建时期私学分析
因官学为政府投资的教育事业，故不作为本文分析的重点。下文将重点分析一下封建时期的私学。
（一）发展历程
所谓私学，是指私人或民间团体出资兴办并管理的人力资源教育机构。我国的私学源远流长，在2000年的时间里不断兴衰交替。
中国的私学发轫于春秋中叶，勃兴于战国中期。其间因官学日渐衰微，无法满足社会各阶层出于政治斗争对人才的需要，私人养士之风盛行；至战国中期，诸侯争雄，养士之风更盛，私学大兴。
秦代“焚书坑儒”，废诸子百家而独重法家，私学受挫。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府倡导私学，私学开始复兴，针对儿童初级阶段教育的蒙学也已出现。魏晋南北朝，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官学时兴时废，其间佛、道、玄学盛行，文学、史学、自然科学发达，儒学势微，退居次要地位。佛道玄三家私学规模巨大，为战国之后私学的再度繁盛。
唐宋时期，高、中级私学的发展受到抑制，但层次较低的蒙学获得发展。南宋的蒙学开始细分为村学、义学、族塾、冬学等各种形式。宋代书院制度发展至鼎盛时期。到元代，私学继续得以发展，出现了社学、庙学等特殊形式的私学。
明清时期的私学除蒙学之外，高级私学的发展也呈兴旺之势。只在清朝初年，因当时朝廷出于稳固统治的考虑，高级私学的发展受到明显压制。
（二）主要形态
中国封建时期的私学，历朝历代均有其不同的特点，堪称百花齐放，尤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宋代的书院制度和蒙学为突出代表。而在“诸子百家”中又以孔墨为主要代表。
1、孔墨
春秋战国时期是私学的诞生和发展初期，百家争鸣促成了众多的学派以及私学的出现，其中，以儒家和墨家最为著名，“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基本上代表了这一时期人力资源教育发展的水平。
在有史以来的记载中，中国最早从事人力资源产业的大家当推孔子。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相传有弟子三千，遍布春秋时代的鲁、齐、楚、卫、晋、秦、陈、吴、宋等国，其中贤者七十二人。墨子在与公输盘辩论攻宋的战术时，曾说：“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国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墨家私学规模于此可见一斑。
春秋战国时代除儒家外，还有其他的“诸子百家”，也可算是中国最早的人力资源企业。可以说，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培养了一大批精英人才，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书院制度
书院肇始于唐代，兴旺于宋代，历经元、明、清，直至清末改为学堂。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人力资源教育组织形式。它以私人创办和组织为主，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人力资源教育机构。
在宋初书院中，最为著名的有六所：
1.白鹿洞书院 2.岳麓书院 3.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4.嵩阳书院 5.石鼓书院 6.茅山书院
两宋书院总数大体约在200到400所之间。其中，北宋和南宋的书院数量比例大致为2：8左右。此后，书院延至元代而不废。岳麓书院在朱熹任职时学生人数多达千余人，时谚号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北宋时期。
宋代书院有几个特点：
一、书院的教育经费来源多样化，既有官府的资助，也依靠民间自己筹集，主要靠学田供给。第二，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管理体制日趋完备。第三、书院实行开放式的教学和研究。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均可前来听讲、求教。第四、书院的教学注重启发引导，提倡切磋讨论，讲究身心涵养。
综上所述，书院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官助民办”和“官民合营”型的大型人力资源教育机构。宋代的书院管理已经形成了类似现代企业的董事会制度，前期董事会主要负责管理支撑书院运营的学田，后来也包括了房租甚至钱庄，即主要负责书院的经营，后期又管“山长”，即学校校长，因此实际上是书院的业务和财务均归属董事会统一管理。
书院的产生，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书院扩大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类型，弥补了官学的不足，开辟了新的学风，实行专业化管理，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产业化运营的模式。
笔者曾参观过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其山门有一副对联，上书“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口气之大，天下无二。然参观过后，亦不得不叹服。毛泽东先生年轻时曾于此求学。清朝中期咸丰、同治年间所谓的“中兴”功臣，基本上都出自于岳麓书院。徜徉于其间，我看到的当年学生名字有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以及教育家杨昌济„„
3、蒙养教育
蒙养教育，即儿童初级阶段的教育。在中国古代，官方办学的重点放在高等层次的精英选拔型教育上，蒙养教育主要是由家庭教育来承担，而私学则为那些没有能力或没有精力进行家庭教育的人家提供蒙养教育的机会。
蒙学其实在汉代已有，到宋代已相当发达，到明清时期，蒙学已遍布城乡，教育水平也有进一步提高。
民间举办的蒙学统称为私塾。私塾的办学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由富裕人家聘请教师前来设立的“家馆”，专教自家子弟及亲友子弟。二是由一村一族集资建立的村学或族学，延请教师教其子弟。三是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这一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塾，在蒙学教育中最具有代表性。蒙学教材流行最广泛的就是 “
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
三、中国封建时期的对外人力资源交流
中国对外的人力资源交流自汉代便开始了。早在汉代，就有周边地区（如匈奴）派遣子弟来中国留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很大发展，中国的文字、《论语》、《五经》、《千字文》等被传到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对它们的文化教育与社
会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隋唐时期，长安成了亚洲文化教育与人力资源交流中心，吸引了大批留学生。至贞观年间达到盛时。
四、中国封建时期的人力资源产业的主要特点：
1、产业发展的主体为政府投资的官学，属于精英型教育，其目的在于为朝廷培养各级管理干部。
2、在民间投资方面，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宋代以后的书院制度和明清时期为代表的蒙学教育为主要表现形式。“诸子百家”和蒙学教育都是“一人控股公司”，书院则为“官助民办”或“官商合营”。
3、除蒙学教育外，无论是“诸子百家”、书院，还是官学，其实都属于精英教育，培养目的在于使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基本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即使是蒙学教育的私塾，塾师也多为落魄士人，不过为求个人的温饱。
4、在中国封建时期，无论何种形式的人力资源教育，均非常注重品德教育，强调个人修养。民间投资的各种私学相较于官学而言，更注重素质教育。
五、中国封建时期人力资源产业的核心理念
从中国封建时期人力资源产业发展的历史看，无论官学还是私学，皆秉持了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总结如下：
一是系统工程论。古人认为，教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必须把它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和解决。而教育问题的解决，又必然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孔子所说，“国之本在家”。《学记》中载：“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即人力资源产业的社会功能应涵盖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二是形成社会良好的道德风尚。
二是德智统一论。古人强调把德育放在首先，同时重视知识教育。如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但同时孔子也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董仲舒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德育与智育是辨证统一的关系。
三是内在心性论。古人强调启发人的内心自觉，追求心性的内在道德功能，追求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实现“修齐治平”的入世理想。
世界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说：
“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即便引进管理者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引进的人数也将是寥寥无几。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
家和人民，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
时值泰德人才港启动之际，衷心祝福泰德人才港能够效法古圣先贤，如德鲁克先生所言，致力于培养中国自己的管理者。如此，则泰德幸甚，国家、民族幸甚。
第二篇：人力资源发展史
一、人力资源管理在西方的发展
人力资源管理在西方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早期人事管理活动阶段、人事管理阶段、人际关系运动阶段、人力资源管理阶段。
（1）早期人事管理活动阶段。这个阶段指工业革命以前的时期。在奴隶社会，奴隶主把奴隶看成会说话的工具，当做牲口一样管理，不考虑人的思维能力和独立人格；在封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家庭手工作坊，各个行会负责管理相关行业的生产方法和产品质量，制定加人行会的条件，开始出现了针对工人的一些浅层次的管理，但没有完整理论的支持。因此，这一阶段被称为早期人事管理活动阶段。
（2）人事管理阶段。对人事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影响比较大的学科或管理思潮是工业革命、科学管理运动和早期工业心理学。在这些学科或管理思潮中，萌发了人事管理的思想或实践。首先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导致了劳动专业化的提高和产量的巨增。由于出现劳动分工，节省了学习所需的时间，减少了原材料的耗费，节省了从一道工序转移到下道工序的时间，也使工人对所用工具更熟悉，这种熟悉反过来激发了工人在使用工具中的创造性。通过合理安排工人的工作，节约了开支，使生产率大大提高，也因此产生了以技能为基础的工资等级。在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罗伯特·欧文创建的可以说是最早的工作绩效评价系统，欧文也由于第一个较为系统地研究工作中的人的管理问题而被称为“人事管理之父”。其次是科学管理活动。泰勒所开创的科学管理活动，使管理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再次是早期工业心理学。德国心理学家雨果·芒斯特伯格第一个将心理学运用到工业领域，成为工业心理学的鼻祖。当时的工业心理学关注的主要是职业选拔和职业培训问题。芒斯特伯格在1912年出版的《心理学与工业生产率》一书中，论述了用心理测验方法选拔合格工人等问题。此外，他也研究疲劳、劳动合理化问题。总之，早期工业心理学主要是
解决人适应机器的问题，但实质上这些研究已经开始涉及人力资源的管理问题。
（3）人际关系运动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开始试图将人的因素融入科学管理中，通过发现工人的实际需求，采用合适的方法对工作进行管理。1924年，美国芝加哥西方电器公司进行了霍桑实验，目的是根据科学管理原理，探讨工作环境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心理和社会因素对工人劳动过程的影响。这些研究形成的理论为管理思想开辟了新的领域，也为管理方法的变革指明了方向。当时的研究强调了以下5点：一是强调管理者要改变对工作的态度和监督方式；二是提倡下级参与企业的各类决策，鼓励上下级之间交流意见，以改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三是建立面谈和调解制度，以消除不满和争端；四是重视管理人员的人际关系能力；五是重视非正式组织，重视生活环境，建立相关的生活、福利设施。上述研究表
明，这些思想和措施已经构成了后来人事管理中保持和激励职能的基本内容。
继“霍桑实验”后，仍有许多学者致力于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劳动生产率进行研究，形成人际关系——行为科学学说。行为科学是以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为理论基础的研究人类行为规律的一个学科群，其中包括工业或组织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组织理论、组织行为学和社会学等相
关学科，为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贡献。
（4）人力资源管理阶段。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做了很大调整，许多经济因素迅速改变，竞争由国内转向国际，企业间竞争达到白热化，人事管理已逐渐成为企业管理的一个支持体系。最初的人事管理主要内容就是人员招聘、上岗培训、工作记录、报酬支付体系、在岗培训及人事档案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人事管理又增加了诸如工资管理、基础培训和劳资关系咨询等内容，但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酬劳与福利专家、劳工关系专家和培训与发展专家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人事管理的职能。80年代以来，人力资源管理兴起，逐渐取代了人事管理，并赋予了人力资源以全新的概念和内容，这些概念和相关理论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得到广泛实践和推广运用，同时也在不断推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电子通信技术、网络和其他高科技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及经
济的全球化和知识化，使人力资源管理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
第一、认为人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和资源。人是能动的，只要发挥人的潜能和积极性，就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同时，高级人事经理越来越多地参与讨论企业战略层的决策问题，对人事工作者的资历要求
也越来越高，其工资待遇也大幅上升，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已经成为企业最高职位的有力竞争者。第二、教育和培训得到进一步重视。21世纪，经济领域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的核心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则是需要通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各种具有计划性、系统性、先进
性的培训产生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必然更为重视人才教育和培训。
第三、将人力资源管理放到了战略的高度。现代组织应是具有高度凝聚力和长期高成长能力的组织，组织中的各部门应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从不同的角度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人力资源管理通过所管理的人与其他管理职能进行互动，在实现组织整体目标的进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人力资源管理也正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不断强化，更趋于强调战略问题，强调如何使人力资源为实现组织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四、人力资源管理实行专业化。近几年，专门为企业提供人员招聘、培训和绩效考核的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型公司（如培训公司、猎头公司）大量涌现，表明人力资源管理正向专业化、服务型迈进。也就是说，将组织内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委托给组织外的公司承担，其内容主要包括招聘、培训、薪酬和福利等方面的方案设计及具体实施。这种做法主要是组织内部的投资结构和工作量经常变化，专业化的服务将
减轻这类组织的管理负担。
第五、更加注重企业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修养。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人力资源流动趋向国际化，组织内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和种族的员工一起工作已司空见惯。所有这些都会形成组织内文化的多元性，导致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与对立。但是，知识型管理和全球网络化经营需要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整合与共享。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对这些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不断进行主动协调，使来自各个国家、地区、民族的员工能愉快相处，共同努力实现组织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二、人力资源管理在我国的发展
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近代劳动人事管理、建国后劳动人事管理和改革
开放后的劳动人事管理。
（1）近代劳动人事管理。中国近代企业基本是由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家兴建的，在劳动人事管理方面具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是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在许多企业实行包工制度，由包工头与企业签订承包合同，领取全部包工费用，并招收工人，组织生产，发放工资，处分和解雇工人，带有浓厚的家族企业色彩。其二是引进了一些资本主义管理手段和方法。如1914年，民族资本家穆藕韧翻译出版了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一些企业派人出国留学，带回了科学管理的制度和方法。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封建色彩逐渐淡化，资本主义色彩渐浓。有的任用外国人担任管理职务，改造原有的管理制度；有的起用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企业，废除了包工制；有的建立了职能管理机构，制定规章制度，并在员工选取用上实行标准化、制度化的考核制；有的甚至制定了一套企业文化培训制度，从精神上教育和激励员工，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凝聚力，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2）建国后的劳动人事管理。这一时期的劳动人事管理与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同步，经历了“两上两下”的过程。一是建国初到50年代中期。这是企业劳动人事管理健康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彻底废除了封建包工制，工人在企业当家作主；实行“低工资，高就业”政策；1952年、1956年两次进行工资改革；以苏联经济为模式，在企业建立了一整套社会主义劳动人事管理制度，在当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二是从1958年开始的“大跨进”时期。这一时期使劳动人事管理受到很大冲击。在此期间企业增员过多，使劳动计划和定员定额制度失效；取消了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平均主义泛滥，按劳分配受到冲击。三是1961—1966为第二个健康发展时期。1961年，“大跃进”时期“左”的错误得到纠正，劳动人事管理制度又得到恢复和发展，企业压缩了非生产人员，精简了大批富余职工，恢复了计件工资制度并健全了奖励制度，使劳动生产
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四是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使劳动人事管理遭到严重破坏，各项
合理的规章制度遭到全盘否定，企业人员猛增，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愈演愈烈。
（3）改革开放后的劳动人事管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劳动人事管理再次纳入正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劳动人事管理在改革、转轨中迅速发展，标志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企业扩大了用工自主权，用工形式多样化，实行“企业劳动合同制”。二是实行“先培养，后就业”，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优先招收各类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加强成人教育、继续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三是实施管理方法标准化，制定了劳动定额管理、定编定员管理、人员培训、技术职称评聘、岗位责任制等劳动人事管理制度。四是工资、奖金管理逐步合理化，企事业单位普遍实行工资总额随单位总体效益和绩效浮动，工资模式走向结构化，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和其他结构性工资相结合，增强了工资的激励作用。五是变就业保障为失业保障，劳动力走向市场，实行平等竞争，允许企业倒闭和解雇员工，社会保障已由“就
业保障”向“失业保障”逐步过渡。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劳动人事管理经过恢复、调整、改革，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尚在改制阶段，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劳动人事管理也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目前国有企业的劳动人事管理尚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在观念上。有专家指出：我国企业界对人力资源的认识尚属起步阶段，设立人力资源部的企业还不到1%，很多企业还是沿袭旧的人事处、劳资科的传统事务型功能，而没有真正实现人力资源的管理功能，许多企业人
力资源部长没有合适的人选。
目前，国内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及人力资源素质可分为四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最高、人才素质也最好的外商独资企业；第二层面是顶尖的民营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它们已经有一套较完善的用人机制，不断吸引重量级人才加盟；第三层面是优秀的国有企业和经营较好的民营
企业；第四层面是一般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状况日益恶化，面临着优秀人才的大量流失。
第三篇：中国酒文化趣谈(一)
中 国 酒 文 化 趣 谈
（一）中国是酒的故乡，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飘散着酒香的酒文化史！中国是饮酒人的乐土，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饮酒之风，经千年而不衰！中国还是酒文化的极盛地，饮酒之义远不止口腹之乐，它表示的是一种礼仪、一种氛围、一种心境„„
◆酒在社会生活中
酒被上升为一种文化来解读已经有些年头了，到底文化在哪里？是酒的文化，还是喝酒的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说，酒是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喝酒才是文化！中国人的性格矜持不外向，不似老外一见如故一见钟情，不喝酒也是豪情满怀！中国人不喝酒的时候，心灵的门虽设而常关，大都趣味淡淡，谈锋平平，连笑容也是一丝丝的牵强，酒过三巡，那三巡之酒，血脉阵阵推波助澜，心灵之门没做严防死守就完全敞开，想说就说，再也不像喝酒之前，要把一句话的语法修辞逻辑都想明白了才姗姗开口，那三巡之酒，让不是朋友的成了朋友，土烧与茅台齐飞，花雕与洋酒一色！
酒宴上，千言万语，无非归结一个字“喝”！酒宴上，觥筹交错，无非归结一个字“醉”！
有量之人：“东风吹，战鼓擂，今天喝酒谁怕谁！”；无量之人：“锄禾曰当午，汗滴禾下土，连干三杯酒，你说苦不苦?”；豪气之人：“客人喝酒就得醉，要不主人多惭愧！”；含蓄之人：“万水千山总是情，少喝一杯行不行„„”！人们喝醉了，神马都是浮云„„
《礼记》上说：“酒食者，所以合欢也”。吃饭喝酒是中国人凝聚人际关系、增加感情交流的一个重要手段。饮酒的“哲学”就是“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酒!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酒是万万不能的！古往今来，上至宫廷，下至市井，高贵者，卑贱者，都喝酒,金元殿里的天子赐宴，三家村里的老翁对酌，虽然档次不同，气派迥异，但把佳酿或旧醅喝下肚子，并品味那个美妙的过程，则是一样的。饮酒之乐，恰在无拘无束！妙在高朋满座！独酌者固然有，毕竟冷清、乏味了些！
◆酒在政治计谋中 如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出现政治一样，酒的社会化就必然导致酒的政治化，古代把饮酒当成天子、诸侯的专利，以酒来维护特权，巩固统治。很多帝王和政治家都在酒的掩护下不自觉地把酒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直接给酒贴上了政治的标签，成了赤裸裸的“酒政治”或“政治酒”，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政治悲喜剧。
草根酒局的核心在于酒！精英酒局的核心在于局！酒在中国承担了太多的功能，很多时候，酒局已不是单纯的酒局，而是联系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和利益链。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酒，若运用得好则胜，反之则败。楚汉之争时，楚霸王项羽于鸿门摆下酒宴，意在严惩先入关中的沛公刘邦，刘邦不得已而赴宴，诚惶诚恐，谦恭之至。项羽却妇人之仁，不忍立下毒手，终使得刘邦安然脱险，引出“项庄舞剑，意在济公”的千古名句！“鸿门宴”上杯盏交错中的谋杀，成了后代文人创作的绝好题材和政治家学习的绝好范本，毛主席也有感“鸿门宴”的经验教训，于1949年解放南京时写下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霸王”的千秋佳句。
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酒还有巩固政权之作用。北宋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总感政权不稳固，有“尾大”之患。他从五代的更替中总结出一个规律：兵权过多的掌握在武将手中，皇帝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便极易导致政权的解体和叛乱的发生。为防止“黄袍加身”的事件在自己的武将身上重演，他决心收回军权，便借酒演出了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一戏。有人说在中国政治史上，赵匡胤是最善于借酒这一工具解决棘手的政治、军事问题的“酒政治”专家。如果说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还有其积极意义的话，那么朱元璋的“火烧庆功楼”则是最高统治者“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自私残忍本色的一次爆光。朱元璋当皇帝后，总担心过去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战功卓著的将领们会危及他的皇权，就以设酒宴庆功行赏为名，把所有有名望的将领和功臣都招进京城赴宴，然后将庆功的大楼一把火烧成灰烬„„手段之残忍，计谋之阴险，亘古未有！作为一种用兵之计，饮酒诈醉，诱敌上当常被广泛应用，《水浒传》中吴用智取生辰纲，诱敌饮酒，乘敌酒醉而攻之的绝妙用兵之计。显示了梁山好汉的胆识与智慧，酒在这里是成就事业的第一块基石,若没有酒，还真想不到在当时还能有什么更“科学”的手段。《三国演义》中蜀国猛将张飞，性格豪爽，特别喜爱喝酒，刘备时常为他担忧叹息：“吾弟向来饭酒失事。”然而正是这位猛将张飞，在瓦口隘一战中，假装痛饮醉酒，引魏将张郃下山迎战，最后一举夺取了瓦口隘，赢得了后人“粗中有细”的美誉。自古以来，在严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醉翁之意不在酒”往往是收到了奇效！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文人雅士离不开酒, 千年的悠久历史，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丝绸之路和汉唐盛世，更多的是点点滴滴的酒文化！
第四篇：中国航母发展史
中国的航母之梦中国人开始航母梦的时间并不算晚。早在1928年底，时任国民党海军署长的陈绍宽，便在呈文中首次提出要建造航空母舰。这离英国人建成世界上第一艘具有全通式飞行甲板的“竞技神”号航母，仅仅10年。第一次提出建造航母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一度想扩充海军。1929年8月14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军事案》指出：“吾国海防线既长，版图又大，现在海军实力微弱，……。今后之国防计划中，必须实事求是，发展海军，……俾使国防计划归于完成。”2天后，江南造船厂自制的“咸宁”炮舰成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于“咸宁”舰成军仪式上讲演说：“要挽回国家的权利，必须建设很大的海军，使我们中华民国成为世界上一等海军国，全在诸位将士身上。我们预计15年内就有60万吨的海军，作了世界一等海军国家。”1930年，海军部提出了一份包含航空母舰、装甲巡洋舰、潜水艇的庞大六年造舰计划(见下表)。不过事实上当时内战不断，政府的财政极度困难，这份空中楼阁式的造舰计划根本就没有执行的可能。海军六年造舰计划案1930(民国十九年)提出
建造航母是中国海军几代人的梦想，是大国的象征。1930年（民国十九年），中国国民党提出了第一次要建立中国航母的计划；1937，中日江阴海战惨败后，前国民党海军上将陈绍宽提出20艘航母建造的计划，可是由于各方原因都未能成功建造。2011年8月10日，中国航母平台进行出海航行试验；2011年8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海军通过改装前苏联航母“瓦良格”号的首艘中国航母平台早上10时许从海试海域回到大连，至此，我国航母平台首次出海航行试验顺利结束。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十个拥有航母的国家！
建造航母是中国几代海军人的梦想，是大国的象征，很有必要建造航母。日本军事问题专家平松茂雄在《产经新闻》上发表文章称，中国深受苏联航母的影响。苏联解体后，中国先后从俄罗斯购买了“基辅”、“明斯克”、“瓦良格”号等退役航母，并正式开始对航母的研发。中国将购买的“瓦良格”号航母修理好后作为练习用航母；然后根据修理经验再建造两艘排水量在4万－6万吨的中型航母，从而形成3艘航母的体制。中国计划建造两艘拥有几乎无限续航力的核动力航母，显示中国有意朝远洋积极发展。到2020年之前，中国将确立航母的运用体制，跨越“第一岛链”，从而突破只限于沿岸防卫的现况。2011年8月10日，中国航母平台进行出海航行试验。按照试验计划，航母返回后将继续在船厂进行改装和测试工作。2011年8月14日，中国首艘航母平台早上10时许从海试海域回到大连，停靠原码头，海军“88”舰也随后返港。至此，我航母平台首次出海航行试验顺利结束。
第五篇：中国玉器发展史
中国文化学上的玉，内涵较宽，并不止其在矿物学上的意义。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凡具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按此标准，古人心目中的玉，不仅包括真玉(角闪石)还包括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玛瑙、水晶、琥珀、红绿宝石等彩石玉。欣赏玉器须领会十个字：山川之精英，人文之精美。山川之精英，讲的是材质美，每件玉器先要弄清它是角闪石还是翠玉，或是绿松石、玛瑙、蛇纹石、水晶等彩石玉，进一步还要探讨它的产地。人文之精美，指的是玉器的造型美和雕琢美，以及影响造型美雕琢美的工艺、社会诸因素。由于历代玉材的不同，琢玉工具和琢玉技巧的不同，加上审美情趣和风俗习惯的不同，玉器的用途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每个时期玉器的造型及主题风格也是各不相同的，千姿百态，竞相争艳。
一、史前时代中国玉器源远流长，已有七千年的辉煌历史。七千年前南方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河流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出土玉器，最为引人注目。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器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良渚玉器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尤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也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最能反映良渚琢玉水平的是型式多样，数量众多，又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从良渚、红山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分析，新石器时代玉器除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贵贱等。中国玉器一开始，就带有诸多神秘的色彩。
二、先秦时代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开始使用和田玉，并且数量较多。商代出现了仿青铜彞器的碧玉簋、青玉簋等实用器皿。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商代已出现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最令人叹服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进，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春秋、战国迄秦、汉时期的玉器、礼玉渐少，而佩玉增多。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玉器发展的高峰时期，镂空、浮雕等手法普遍应用。当时，带有政治、道德与迷信色彩的成组配列玉器盛行，称为组玉，玉璧、玉环、玉龙、玉璜、玉管等皆成为组玉的一部分。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关于各类组玉的组合形式与《三礼》所记的玉器制度，多有不符，因此，尚需从古代社会礼仪制度、习俗规范等方面，探索有关组玉的种种问题。汉代玉器引人重视的，是不断有金缕、银缕玉衣出土，生活用玉大量制作。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
三、秦汉时代秦代出土秦玉寥寥可数。秦玉艺术面貌还有赖于地下考古的新发现。汉代玉器继承战国玉雕的精华，继续有所发展，并奠定了中国玉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玉器可分为礼玉、葬玉、饰玉、陈设玉四大类，最能体现汉代玉器特色和雕琢工艺水平的，是葬玉和陈设玉。汉代葬玉很多，但工艺不平不高。反映汉代玉器工艺水平的是陈设玉。这些写实主义的陈设玉有玉奔马、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多为圆雕或高浮雕作品，凝聚着汉代浑厚豪放的艺术风格。汉皇室装饰玉有衰落的趋势，多见小型的心形玉佩、玉刚卯、玉觿等。近年，偏居岭南的汉代南越王国出土大批装饰玉，以龙虎并体玉带钩、镂空龙凤纹玉套环最为精美，堪称稀世珍宝。东汉时，阴线刻纹又复苏盛行，绘画趣味有所加强。
四、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在中国玉器工艺史上，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高度发达的汉唐玉雕间的低潮，出土玉器极少，而且都具汉代遗韵，有所创新者，唯有玉环和玉盏。究其原委，当时不爱好琢玉，而盛行吃玉。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术的影响下，觅玉、吃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早期玉器的美术价值的礼仪观念，这时消失殆尽。隋代著名的玉器有李静训墓出土的金扣白玉盏，琢磨精细，质地温润，光泽柔和，金玉互为衬托，富丽高雅。唐代玉器数量虽不多，但所见玉器件件都是珍品，碾琢工艺极佳。唐代玉匠从绘画、雕塑及西域艺术中汲取艺术营养；琢磨出具有盛唐风格的玉器。八瓣花纹玉杯，兽首形玛瑙杯，既是唐代玉雕艺术的真实写照，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五、宋元时代公元960至1234年的274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裂时期。宋代承五代大乱之余，虽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宋、辽、金既互相挞伐又互通贸易，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玉器艺术共同繁荣。宋徽宗赵佶的嗜玉成瘾，金石学的兴起，工笔绘画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写实主义和世俗化的倾向，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宋、辽、金玉器实用装饰玉占重要地位，“礼”性大减，“玩”味大增，玉器更接近现实生活。南宋的玉荷叶杯，北宋的花形镂雕玉佩，女真、契丹的“春水玉”、“秋山玉”，是代表这一时期琢玉水平的佳作。元代玉器承延宋、金时期的艺术风格，采取起突手法，其典型器物是渎山大玉海，随形施艺，海神兽畅游于惊涛骇浪之中，颇具元人雄健豪迈之气魄。
六、明清时代明清时期是中国玉器的鼎盛时期，其玉质之美，琢工之精，器形之丰，作品之多，使用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明清皇室都爱玉成风，乾隆皇帝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并试图从理论上为他爱玉如命寻找依据。定陵出土的明代玉玺、清代的菊瓣形玉盘、桐荫仕女图玉雕，都是皇室用玉。其时民间玉肆十分兴隆，苏州专诸巷是明代的琢玉中心，“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明清玉器千姿百态，茶酒具盛行，仿古玉器层出不穷。明清玉器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的表现手法，汲取传统的阳线、阴线、平凸、隐起、起突、镂空、立体、俏色、烧古等多种琢玉工艺，融合贯通，综合应用，使其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玉器风格基本继承两汉传统，但实物流传甚少，墓葬出土数亦不多。宋、明时期，玉器制作以生活使用器皿为多，其中仿古之作十分发达。清代为玉器制作的振兴时期，当时，经济繁荣，宫廷手工艺与民间手工艺都已经有较大的发展。
七、结语中国玉器经过七千年的持续发展，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经过历代统治者和鉴赏家的使用赏玩，经过礼学家的诠释美化，最后成为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物品，玉成了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在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自新石器时代绵七千年经久不衰者，是玉器；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者，也是玉器。玉已深深地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之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不能替代的作用，并打上了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价值的烙印，蒙上了一层使人难以揭开的神秘面纱。东汉袁康撰《越绝书》，书中记风胡子语，将人类使用的工具分为石、玉、铜、铁4个阶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际发展的程序。当前，已有人根据考古中的玉器遗存，认为距今约四千至五千年的“铜石并用时代”，玉器已彻底脱离石器，不仅是当时人们财富与权力的象征，而且还是人们制造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乃至宗教礼器的主要材料品种之一，因而提出了“玉器时代”的命题。当时的玉簪、玉环、玉璜、玉块一类是装饰
一般来说，大体上中国古代玉器分为三段，高古，中古，明清 所谓高古玉是指东汉以前的玉器 中古是指从魏晋到元代的玉器 明清是指明清两代乃至一部分民国玉器
但是细分，所谓高古玉，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以北方红山文化到中原龙山文化再到南方的良渚文化的玉器，称为文化期玉器，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玉器大多光素，器型以礼器，兵器，用具为主，也就是所谓的神玉时代，进入阶级社会，夏商周时期，玉器工艺大大进步，这时候的玉器体现的是王权，反映了阶级间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王玉时代，这时期的玉器开始出现很多礼仪用玉，佩饰用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玉，玉兵器进一步衰落，佩饰用玉更加发达，而到了汉代，除了佩饰用玉更加发达以外，几乎之前的礼仪用玉都变成了丧葬用玉
而到了魏晋时期，玉器进入中古时代，从汉代开始逐渐出现的求仙思想在玉器上开始体现，玉器的工艺题材逐渐走向世俗，到了唐宋，这一转变完成，出现大量的人物题材，动物题材的玉器，玉器不再像高古时期一样纹饰抽象，而变得世俗，写实，同时玉器成为商品，充满了市民艺术情调
到了明清时期，玉器工艺更加进步，除了纹饰的世俗性更加增强以外，一些个体比较大的陈设器也出现了，例如玉炉，玉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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