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老外为何不买房？“没有安全感 性价比不高”

第一篇：在中国的老外为何不买房？“没有安全感 性价比不高”

买房?不买房?这听起来真的是一个中国式问题。拿这个中国式问题去问问老外，得出的结论真是很有意思。受访的外国人基本上并不清楚“限购令”，他们以为自己是可以买房子的，但即便是这个前提之下，他们依然对买房子说不。这中间，几乎各人有各人的原因。除了阿默，其他受访者都是有身份有公司的人，面上的原因可圈可点。而阿默则给出了更为尖锐但也许是一语中的的理由。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强烈要求匿名不拍照，因为担心说了真话，自己会被逐出境。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阿默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不安全感，原因也许是人在江湖见多了刀光剑影，也许是人在异国他乡的直接思虑。但不管是哪一种，不买房子的背后折射的文化差异和冲突，让人深思。

阿默月租4000也不愿买房建设六马路的下午，行人不是很多。咖啡馆里只见零星的顾客。见到他的那一天，正是大风肆虐气温陡然下降了十多度的下午。“疯狂的天气。”阿默(应受访者要求隐去真实姓名)嘟囔着，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好心情。

阿默习惯性带上手提电脑来到某咖啡厅喝咖啡。几乎每天下午，他带上手提电脑来到这家咖啡厅喝咖啡，上上网，逛逛淘宝。阿默租住在建设六马路一个八十多平方的普通民宅里，月租4000多人民币。“税费是房东自纳。”这位来自约旦的中年人，因为在约旦任何交易都要纳税，所以想当然觉得房东会负担他的纳税款额。

在广州待了九年的阿默介绍，很多外国人租住在这一带，是因为这里混合了广东传统文化和新的文化，同时又非常方便：地铁公交齐备，大大小小银行商店林立，从这里出发，去广州的任何一个地方，距离都不会特别远。而最重要的是，“住在这里，能触摸到现实，触摸到当地的文化”。阿默强调。

天色渐暗，来咖啡厅的外国人越来越多。阿默说，几乎来这里的很多人他都认识，即便不认识的也都混个脸熟。正说着，他的一个朋友过来了，阿默离开桌子走到朋友那边拥抱，打招呼。那个家伙因为打球摔折了自己的小腿骨。阿默介绍说，这位朋友住在珠江新城[最新消息价格户型点评]某国际公寓[最新消息价格户型点评]，他的月租高达几万。但是，因为是公司负担，所以他也没有购置房子的意愿。“没有长期定居的意愿，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阿默解释。而阿默本身是某知名家居设计市场总监，薪水不菲。九年前初来广州，公司负担了其租金，尽管很贵，但对他来说，因为不是着自己付，所以根本不在意。同样，这也是很多外资企业长期驻穗员工虽拿高薪但却并不购置房子的首要原因。不懂中国法律谁敢贸然购房?

在穗9年，阿默见证了房租和房价飞快上涨的一段历史。当然，他也见证了这条马路上上演的种种阴谋。

“买房子?这当然不仅仅是中国人爱买，这是全世界人民都爱的举动。”阿默笑着说。至于自己，为什么长住9年都不买房子，阿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正色

说：“因为没有安全感。我很明白，自己只是被人保护，而不是被法律保护。”超国民待遇，表面上看着很风光，实则并非如此。阿默常年泡在咖啡厅，见证了很多跨国阴谋。“很多外教是人渣，可是很多女孩子却像苍蝇叮蛋一样围上去。当然，我很清楚，这些女孩并不是好女孩。他和她各取所需。也有一些外国人和中国人合伙做生意，但是最后却一败涂地。”他举了个例子，还是在建设六马路，某意大利餐厅。一个欧洲男人和黎巴嫩男人与一个中国女人合伙投资开餐厅，最初二人凭借信任将所有注册申报工商事宜交给中国女人，中国女人成为餐厅法人。两个外国男人最后却落得了一文不值被踢出局的结局。欧洲男人最惨，投资了将近100万人民币，但是最后走的时候只拿了几千元人民币。

当然，阿默强调，“这是生活，而不是因为这是中国。我想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事。傻瓜是不分国界的。”类似这样的老外被骗的事在这条大街上逐年上演。咖啡厅是个听八卦的好地方。每年，他都能听到类似的故事。因为中国的法律外国人不懂，所以很容易受骗。语言为外国人设置了天然的屏障。“香港的法律条文是都有中英文版本的，非常清晰，而大陆则没有。不清楚法律是怎么样的，谁敢贸然购置房产?”在他看来，那些超国民待遇，不过是人们理解他们是过来做生意的给予的便利。从政府到民众，他们都很重视这种机会，因为这个机会是互利互惠的。然而这种互利互惠是没有明晰的法律界定的，没准那天，说回收就回收了。“我理解政府他们只欢迎外国人来做生意，但并不欢迎外国人长期定居。你见过谁取得中国绿卡的么?”阿默反问记者。

显然，在他看来，买房子是个流程繁冗的过程，在这个语言不通又没有针对外国人阐释的英文法律案本的现实中，无疑是个高风险的投资。

无法永久使用性价比不高除了缺乏安全感，性价比不高也是阿默考虑的另外一个原因。

“建设六马路的房价已经一万五了，假如我购买一套100平方的公寓，需要150万人民币，而这个价格在约旦，已经可以买地建自己的别墅了，注意哦，我们是永久使用。广州现在的房价太疯狂了。”阿默说。

马修七旬洋老翁感叹广州房价太贵当然，和阿默持相同意见的人并不在少数。荷兰设计师马修同样在广州待了好几年。他住在龙口西伊顿十八，工作室也在伊顿十八。二者的房租价格均不菲，但是马修同样放弃购房房子的意愿，没别的原因，只是单纯觉得贵。“这里的房价和纽约的差不多了，说句实在话。我觉得根本没必要买。”马修说。

不管是马修还是阿默，他们都并不知道2008年出台的“限购令”。他们只有一个原则，且不论是否可以买，能买我也不买。

而对于克利斯来说，同样待了9年的他依然是自费租房子。他也住在建设六马路。“实际上，在最初他有考虑过买房子，那个时侯广州的房价还远未像今天那样高高飙升，几年前的房价相对比较合理。只是他吃过一场生意的官司亏：因为不懂中文，不熟悉中国法律程序，他无法取证，那场官司让他输了八十万人民

币。这种对于他国法律的陌生感带来的不安全感让克利斯在房价还甚为合理的时候放弃了购买房子的意愿。

”现在买房子?不，太贵了。而且我已经老了。“将近70的克利斯笑着说。戴胜娜夫妇小两口租房结婚在欧美甚为平常同样来自荷兰的戴胜娜和先生也住在建设六马路。他们在这里结婚，共同欣赏建设六马路混杂的异国风情和本土风俗。”非常享受这里的生活，但是买房子?不，太贵了。“戴胜娜说。不过和阿默的不安全感不太一样的是，戴胜娜说，即便是在荷兰，也有很多年轻人并不买房子照样结婚生孩子。因为对于当地人来说，买了房子，就意味着多了负担，当房奴的同时还得缴纳数额不一的房产税。再加上欧洲社会福利普遍比较好，人们对于房子的急迫程度，显然没有中国人高。租房子结婚，生孩子，在欧美甚为平常，和幸福生活很难划上等号。

听闻了相当一部分国人结婚必须买房子才能有幸福生活的结论，戴胜娜有点惊愕，但仍然表示理解，”每个国家文化不一样"。

第二篇：中国为何不实施高薪养廉

中国为何不实施高薪养廉

目前中国公职人员工资的确很低，如中国最高的公务员年薪不足4万美元，不到世界最高公务员年薪（新加坡总理年薪205万美元）的1/50.而一般公务员的工资，普遍低于私企员工。不少人自然联想到应该在中国实施高薪养廉政策，认为大部分公务员的工资收入高了，腐败问题自然可以大部分解决了。这种认识实际上是非常肤浅的。在中国，把公务员的工资提高十倍，平均水平提到全球第一，对反腐亦没有任何作用，该腐败还得腐败。

原因在于：

一是高薪养廉是一个伪命题。高薪养廉一词起源于人们对新加坡政府公务员的说法与新加坡公务员高收入的联想。其实，新加坡是一个法治社会，加上公务员系统监督机制健全，本身从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把公务员的权力全部关在笼子里，公务员的行为都是阳光行为，暗箱操作没有空间，因此新加坡政府的公务员廉洁本身不是问题，其所实行的公务员高新政策，其意图是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高级机关工作，而不是防治腐败。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说：一个政府必须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才能更好地服务民众。新加坡公务员高薪，是与精英政治相匹配的，与反腐没有关系。

二是腐败的克星不是高薪，而是法治。从网络上可以清楚明了地看到，很多国有银行的头头、国有企业的高管、公营部门的老板们被反腐抓出来的，合法收入年薪都在100万元以上，在中国可以说是够高了，是一般公务员阳光收入的10倍以上，然而同样贪。人都是有欲望的，没有了欲望就不是人了。只要权力没有有效的克星，没有公开透明有效的监督防范制度，权力就一定会与欲望结合，产生防不胜防，无法防治的腐败。握有实权的欲望强烈的人，岂是高薪能满足的。很多小苍蝇的贪腐数额，比大老虎还要大（当然大老虎们具体的贪腐数，涉及的贪腐数，不可能彻底追查得出来，也不可能公开报道）。在权力没有有效监督的历史条件下，把公职人员工资提出十倍，都无利于防治腐败。无论从逻辑和历史上看，法治是从根本上有效防治腐败的唯一手段。没有法治文明的社会，腐败的大量存在是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公德的意志甚至政权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社会目前还处在初级的权治阶段，这个阶段注定是一个与腐败同存同行的两难历史阶段。硬斗硬的反腐和不反腐，都不行，因此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反腐。中国到底有多少腐败，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没人会说，这事“你懂的”。

三是体制对灰色收入事实上是默认的。公职人员阳光下的工资，只是实际收入中的少部分，其大部分收入来自于灰色收入。中国是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是一个世界上最典型的圈子社会，只要手握权力，就不愁没钱用。目前反对送礼收礼，而能被发现的送礼收礼，只是圈子外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可以忽略不记的一部分。真正的礼会通过圈子内源源不断地获得。而且在具体的利益交往、权钱交易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礼，不是提着大包小包进机关那种可以通过反对送礼收礼的文件和规定就可以防治的“礼”——看得见的礼，而是看不见的“礼”。看不见的礼，看不见的手，在烹制着灰色收入。而对于灰色收入的防范，只有制度。什么制度呢？法治基础上的吏制。法治仍然是基础。中国公务员工资低，然而公务员成为最热门职业，每年的国考公考热火朝天，诱惑在于对公职人员灰色收入的默认。很多腐败案知而不理，在而不立，都因为这个“默认”。

四是中国政府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支撑公职人员高薪。中国的公职人员系统之庞大，人员之多，比例之在，是世界第一的。即使如此，公职人员仍然不够用，目前大家都知道在交通、城管、执法领域，还存在大量的编外人员参与执法。之所以必须这样设立，的确与民族素质不高相关联。如果说灰色收入是可以默认的话，人头费的问题政府财政必须实打实的开支。这笔开支在发达地区，不是问题，而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为此大伤脑筋。这类地方为什么对土地财政有严重依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头费机构运转费的维持都很困难。在总的财政盘子里，的确没有给普遍的公务员显著加薪的财力。

五是贪腐也是一种仍然有土壤的社会能力。因为实权的资本化、利益化，不能公开进行，需要与奸人恶人小人暗中勾结的必然操作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智力、毅力和耐心的。需要有无视良知心理素质，需要表里不一的伪装技能，需要密不透风的小环境维护，需要知人察人的火眼金星。贪腐，也是一种技能和品质，也是一种能力，也需要一定的功夫的。贪腐，不是简单的事情，没有两下子，是成不了事的。因此凭心而论，贪官们都是人精。

六是低薪制的确苦了部分公职人员。即体制内那些有良知、心地善的公职人员。在公共部门内部的非实权岗位，仍然有一部分良知者。他们因有良知而与实权无关。因为真正有良知的人如果给予实权，心不狠不出场良心也搂不住。所谓“站得住的立不住，立得住的站不住”，就是这个道理。公职人员低薪制，苦了有良知的公职人员。这是历史的遗憾。任何历史都是带着遗憾的。在此，要向有良知的公职人员致敬。

总而言之，贪污腐败，与公职人员的薪酬制度无关，而是与社会治理制度相关。高薪养廉是一个伪命题。中国高层亦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认为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需要依法治国。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在打击防范贪污腐败的制度设计上，强调个人良知和觉悟是没有作用的。好的制度可以使鬼变成人，不好的制度可以把人变成鬼。

只有法治，才是从根本上解决贪腐的唯一选择。然而，法治不是口号，更不是理论，亦不是旗帜，法治上根本上讲是一种社会肌体的自觉能量，只要社会在运转这种力量就会自然发挥作用，是一种自然自觉的社会肌体力。我们的社会离法治还非常遥远，这是客观的事实。我们深知，建立法治国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能做到一点，就是在走法治的道路选择上坚定不移。

中国的事情，基于权治与现代的根本矛盾，几乎任何社会治理和发展方面的问题，都是两难问题。改革也好，发展也好，都面临一个总的状态——“两难”。很多问题，都依靠时间去化解，以时间化空间。这也许是炎黄民族注定了的历史步伐与逻辑。

第三篇：中国抗美援越为何不公开

新中国军队曾两次跨出国门支援领邦，分别是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不同的是，抗美援朝是以志愿军的名义与联合国军公开较量；而抗美援越则是以秘密的方式跨出国门。当时中国为什么没有公开进行“抗美援越”？

胡志明求援

1964年8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美称“东京湾事件”），出动大批飞机对越南北方实施轰炸。危急时刻，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到中国。他直奔湖南长沙，拜会了正在那里视察的毛泽东，请求中国援助。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1965年4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率党政军代表团访问中国，请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随后，毛泽东签署了“调高炮部队入越轮战”的命令。

1965年6月开始，中国军队改穿越南军服秘密出关，大批开赴越南。中国抗美援越先后达11年之久，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一直是保密的。直到中越自卫反击战前夕，即197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才首次公开：在越南抗美救国斗争时期，“中国向越南派出的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总计达32万余人”，从而揭开了尘封15年之久的抗美援越作战的秘密。

据披露：1965年至1975年“在越南战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1100多人阵亡，4200多人负伤”。

政治背景

进入20世纪60年代，尽管当时舆论宣传上仍把“美帝国主义”当作中国和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但随着中苏关系由破裂转向对立，实际上“最主要的敌人”已发生了变化。

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后，中苏边界争端摩擦便频繁发生。从1960年8月到1964年9月，仅4年时间，两国边境事件就达2792起。从1965年开始，苏联便逐步加强苏中边界地区的驻军。这时，毛泽东开始明确提出要准备提防苏联进攻中国问题。这表明他对中国主要敌人的认识发生了转变，把苏联作为中国安全的现实威胁。

毛泽东对苏联现实威胁的估计，也深刻影响了他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更深层的忧虑，在于他担心中国的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于是他重新分析世界格局，并开始考虑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

寻求默契

事实上，在“北部湾事件”之后，中美双方都在通过第三方向对方传递有关信息，以实现双方之间最大克制，同时寻求某种默契。这也是中国秘密出兵越南的一个重要原因。

1965年2月初，美国开始对北越实施重点目标空袭，随着越战逐步升级，美国飞机不断入侵中国领空，并轰炸中越边境等地区。与此同时，美国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声明：美国绝无意同中国作战。其间，英国也得到美国的确认：绝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

针对美国传来的信息，周恩来请即将访美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

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

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三、中国已经做了推备。”

美方分析家认为，周恩来传递过来的几句话“出奇的温和”，它是要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战争”，为此“告诫美国应避免进行反对中国的行动”。

在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的敏感时期，中美双方紧锣密鼓地互发信号，反映了两国都在谨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通过美方反馈的信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中国方面实际上是心中有数的。此后，美国明知中国在大规模援越，其中包括中国支援部队在越作战，也并未做出公开反应。

第四篇：中国的大贪官为何没有死刑

中国的大贪官为何没有死刑

近几天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案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这也顺便带出来死刑存废的话题。从我观察，除非意外，这次刘志军的案件看来似乎不会判处死刑。

死刑存废在我国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论，这种争论在法学界尤其热烈，存废双方从各自角度去论证，其中主要观点可以参见赵秉志教授主编的《外国刑法原理》一书。

站在历史的角度，我希望废除死刑。就如同我希望法治完善一样。因为谁都无法否认，生命对一个人来说最为重要。但我反对废除死刑从贪官开始。

国内很多专家在研究废除死刑，国际上也有很多人在呼吁。这些研究以及呼吁确实发生了效果，其中很多贪污腐败分子直接受益。我曾经在2008年对近千起腐败案件进行过研究，发现从统计的案件看，从1996年至2008年的十二年间，受贿犯罪死刑的平均受贿金额约上涨了105倍。在统计分析的案件中：

1993年至1996年，因受贿而判死刑的4件，受贿金额在17万至60余万之间，平均受贿金额为40万余；

1997年至1999年，因受贿而判处死刑的4件，受贿金额在170余万至520余万之间，平均受贿金额为320万余；

2000年至2002年，因受贿而判处死刑的11件，受贿金额集中在500余万至900余万之间，另外受贿金额在200万余至300万余之间的有4起，受贿金额达4100余万的1起，平均受贿金额在880余万左右；

2003年至2005年，因受贿而判处死刑的8件，受贿金额集中在500万左右至3000万之间，比较特殊的是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李友灿受贿4744万余元，平均受贿金额1500万余；

2006年至2008年，因受贿而判处死刑的4件，受贿金额在2200万至1亿之间，受贿金额较小的是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受贿649万余，2007年判死刑，平均受贿金额在4200万左右。

这些年来很多贪污很严重的官员也都没有被判处死刑。但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人权不仅是死刑本身，人权的关键是公平公正。如果在一起修建大桥的工程中，负责修桥的政府官员受贿100万元，而因为资金减少不得不偷工减料的修桥公司没有按着要求的标准将桥建好，已经受贿的政府官员将有严重质量问题的大桥验收合格。最后因为大桥垮塌导致几十人从桥上掉下而失去生命，在一个还认为死刑是最严重刑罚的国家，是应该对这位受贿的官员处以死刑呢？还是应该处以轻一些的刑罚呢？我赞同处以死刑。

很多贪污腐败的官员表面看来没有直接伤及生命。但其实，腐败的结果之一就是“豆腐渣”工程，就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生命的不负责任，就是我们吃的食品、药品、喝的水有质量问题；就是修的路、桥有质量问题；就是空气污染严重而难以遏制；就是伤及更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国家想要纠正风气，还想要保留死刑，那就要公平公正地适用死刑，不能出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现象。

第五篇：中国为何没有世界级的企业和企业家

尽管30年来，中国企业开疆辟土、高歌猛进，然而放眼全球商业舞台，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还没有哪一家中国企业真正迈进了世界卓越企业的殿堂，成为舞台上的耀眼主角；也没有哪一位中国企业家登上了商业领袖所能企及的世界顶峰，引领全球财富走向。对比世界级企业与企业家，依旧有一条不小的沟壑横亘在我们眼前，为什么我们未能渡越到彼岸？

中国企业未臻卓越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企业真正的挑战在于“国际化规则与世界级水平的运营”，因为中国企业，即便是优秀如海尔、联想、华为等，与世界卓越企业存在的差距是整体性的、全方位的。

● 战略差距：权谋vs制度

中国企业多以“权威谋略”为战略出发点，而世界级公司则以制度和文化为战略出发点。到目前为止，中国绝大多数优秀企业家都是在计划与市场“双轨制”下产生的。在“市场”环境中，他们懂得了“国营厂长”不懂的竞争谋略，但“计划”余味下，却需要他们懂“政治”，甚至部分会成为以“权威谋略”为中心的市场政治家。

● 绩效差距：短视vs长远

中国企业大多管理员工的现在，世界级公司管理员工的未来。世界级企业的绩效管理，是通过投资员工的未来，从而获得公司的未来。但中国不少企业只注重短期效果，注重人的短期业绩而不太注重能力的发展。

● 文化差距：工具vs信仰

中国企业用业绩凝聚员工，世界级公司用文化凝聚员工。不少中国企业的远景成为企业家个人的鸿图伟业，是实现企业家个人野心的工具和附属品，而不是全体员工的共同追求。在相当一些中国企业中，核心价值观只是手段而已。一些企业家常常把“以人为本”、“消费者是上帝”一类感人肺腑的话挂在嘴边，而一旦利益当前，一切仁义道德就靠边站。

● 管控差距：能人vs流程

中国企业用能人管理控制公司，世界级公司用流程管理控制公司。中国企业对公司的控制大多是由人来完成，而不是通过制度与流程系统完成的。这样必然产生诸侯经济。这种管控方式在短期内可以在量上获得扩张，但不能获得质的提升，虽然金玉在其外，但败絮却早匿其中。当年三株的失败，诸侯经济就是很大一个原因。

● 营销差距：利用vs敬畏

中国企业利用消费者的幼稚，世界级公司促进消费者的成熟。要想真正把握消费者，就得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像追求真理一样，不断地了解他们，琢磨他们。但中国众多企业在骨子里对消费者是没有敬畏的，他们认为可以用计谋搞定消费者，所以用夸大其辞的广告，用费尽心机的“承诺”去讨好消费者，获得增长。

● 领导力差距：聪明人vs认真事

中国企业强调做聪明人，世界级公司强调做认真事。不少中国企业家的骨子里有很深的帝王情结，有很强的支配欲，喜欢研究“驭人之术”，“好为人师”，“领导”在他们心中就是“驾驭”的意思，结果企业就演化成了权谋组织。世界级公司强调的是以原则为中心的领导，强调的是权力和义务对等之上的合作。

中国企业家尚未登顶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在得益于一批具有创富精神和理想的企业家共同努力的同时，也将柳传志、张瑞敏、王石、任正非、马云等企业家推上了个人价值成就的高峰。可是，仰看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松下幸之助等商业领袖，中国企业家的修炼与攀登之路还远未到尽头，距离顶峰还有很长一段路途。

● 差距一：抵制诱惑的能力

世界级商业领袖往往诞生于严格的市场竞争环境，而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与商业环境，还无法说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这给企业家提供了太多的创富机会，同样也形成了太多的诱惑，以致中国企业家不容易坚守自己的商业底线。中国企业家有了钱就抑制不住要进军房地产，涉足证券投资，因为赚钱来得快。但是这样机会投资产生的利润是可以持续的利润吗？真正致力于登上顶峰的中国企业家，不能把自己的眼光放在对暴利与机会的贪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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