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能否变成转型动力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能否变成转型动力
三年前中国经济曾为GDP“保8”而战，如今却平静地面对“破8”。不同的心态透露出，经济运行在不同周期中需要有不同的对策。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27098亿元，同比增长7.8%。其中，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许多经济分析专家对“破8”这一结果表示“在预期当中”。年初，政府预测的GDP全年增幅为7.5%。
“石头终于落地”——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在微博中预测，下半年我国经济“进一步平稳没有悬念”。兴业银行经济学家鲁政委则从数据中看到了“经济初现企稳信号”。比如，二季度GDP增幅环比1.8%，比上季度有所回升；固定资产投资13个月内首次反弹。
“软着陆”。这是从去年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速连续六个季度回落进程中，许多经济预测人士都期待发生的结果。如果再前推一年，从202_年一季度12%的高点算起，中国经济的回落幅度不可谓不大。何处才是“软着陆”的平稳区域？目前看来，7.5%上下的区间，应该就是经济安全着陆的跑道——中国经济的“大飞机”虽不能说已经安全，但已触及地面。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以“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来概括上半年的经济走势。只有放在世界范围内，7.6%这个数据才能显示出它的意义。据预测，“金砖五国”中，二季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在5%左右，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在1.2%；发达国家更若遭遇凄风苦雨，欧 元区预计二季度将负增长0.3%；美国二季度预期下调，经济增速大约为1.6%。
中国经济不可能独立于世界经济环境走出自己的大行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秘书长王建认为，从未来看，欧债危机与美国的次债危机都远没有结束，因此由外需萎缩而形成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压抑”，将是一个长期化的因素。
202_年金融危机爆发，各国大力推出经济刺激政策，这使全球经济看上去如同一场跑出危机阴影的“百米赛”。可在4年后的今天，“短跑”已经变成“长跑”，走出危机的“赛段”显然拉长了。
一直扮演全球经济“龙头”角色的美国，几年来也一直不能给出清晰的复苏信号。在王建看来，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的问题都被藏到了桌子下面”。他认为，美国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次债危机给美国金融机构造成的巨额金融烂账，到目前也没有真正消化，“在真正解决好巨额有毒金融资产出路之前，美国的需求不可能恢复正常。”
他预测，未来5年发达经济体将继续在危机中徘徊是“大概率事件”。由此，中国外需的减少是刚性的。“这就决定中国经济要保持住一个较高的增长率，只能靠自己打开内需”。
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中国经济的回落是“内外夹击”的结果。外需不利，内需也处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比如，国内消费受居民收入影响，是一个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而投资是个快变量，特别是公共投资，可以力挽狂澜、立竿见影，但现在不能再靠类似“四万亿”政府投资的方式刺激经济，因为这是“打强心剂”式“西医疗法”，存在“副作用”和“后遗症”。
他提出，中国经济平稳着陆要用“新办法”：包括放开市场准入，扩大民间投资；减税费调动企业投资热情；培植消费热点，促进消费；对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实行“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等。
确实，经历过当初“四万亿”大手笔的“保8”之战，“破8”给人的心理震撼甚至大于实际影响。
上半年，广东省的经济数据已经透露出“缓中趋稳”的迹象，但当地政府并不敢大意。广东省省长朱小丹指出，今年以来广东经济下行压力之大“超乎年初预期”，这本质上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经济波动周期性因素的叠加反映，使得广东面临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压力”。他提醒各地要增强“忧患意识”。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的长期战略和根本挑战是“调结构”，而“稳增长”通常只是短期内的战术动作。“经济低迷时期往往正是调结构的最佳时刻，一定要把经济下行的压力变为转型的动力。”
他表示，在投资上应该扭转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而要对农村水利、城市污水处理、市政建设、电网、宽带等基础设施多投入；在消费上则要启动文化消费等“大消费”领域。
学者们与执政者的心态总是有差别。对短线“稳增长”持不赞同态度的经济学家占了多数。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分析称，没有经济的短线下行，不可能有要素的重构发生，只有低效率的部分死掉以后，释放出的资源才能保证有效率的部分长出。他说，“这是基本的市场经济常识。短线上越冲动，未来面临将是更大的通缩，就像陷入沼泽一样，越挣扎，越没希望。”
针对“破8”之后出现的一些要求政府“救市”的呼声，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表示，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已经是“产能过剩”，这个问题早在金融危机前就很明显，经过金融危机后的强力刺激政策，到今天似乎更严重了。
她提醒，类似降息之类的货币宽松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刺激投资规模的扩大，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使政策“微调”、“预调”变成“超调”。因为“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增长问题，而是对既有模式的严重依赖和路径锁定”。
也许换个思路就能找到摆脱“两难”的出路。比如，为什么不能“以空间换时间”？
今年以来，长江中游城市中的武汉、南昌、长沙等地GDP增幅，都远远超过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上半年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中部地区增长12.9%，西部地区增长13.2%。这说明，中国经济正呈现“中快东慢”、“西快东慢”的迹象。同时，我国沿海产业面临“腾笼换鸟”、向中西部转移的热潮，新一轮经广东、上海、浙江、福建的产业转移就数以万亿计。
辜胜阻由此建议，中西部要做好承接产业转移的文章，要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来“稳增长”，把后发展地区培育成新的增长极，使中西部地区成为稳增长的“新引擎”。
有学者称，对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经济体而言，空间比时间更重要。因而仅仅陷入对经济增速快慢的争论可能是自捆手脚。既然是一次“长跑”，调整呼吸频率和步伐节奏，要比速度本身更紧要。
这可能就是依据。面对“破8”后的担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说，“我个人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充满信心，尤其是对中国能够通过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充满信心。”
在他看来，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是中国地域发展的差距比较大，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比较明显，中西部地区发展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能力以及后发优势都非常大；另外一个，是中国仍处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以前是以吃穿为主的消费结构，向以住、行、教育、旅游这种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结构在过渡，这要持续若干年。比如汽车，即便经过了“井喷式”发展，目前中国每百户的汽车拥有量，城镇为18.6辆，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每百户的汽车拥有量超过150辆。
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就在于其“潜力”。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中国仍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这“四化”将释放出巨大的投资和消费能量，支撑经济增长。
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在技术创新、“调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达成共识，并坚定不移地落实，没有谁能够阻止中国在金融危机后的这场“长跑”竞赛中取胜。
（来源：中国青年报，记 者
众 石）
第二篇：中国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
中国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日闭幕，本次会议总结202_年经济工作，提出202_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本次会议提到，中国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202_年改革任务重大而艰巨。中国将坚持稳中求进的经济总基调，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并着力于防范债务风险。
第三篇：中国经济如何转型
中国经济如何转型：十八大后的十八项
改革
http://.cn2012年10月23日 22:27FT中文网
中欧陆家嘴(10.54,-0.06,-0.57%)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刘胜军(微博)中共十八大将在11月8日召开，引发全球瞩目。
此次会议之所以倍受关注，盖源于以下几点因素：其一，中国经济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在美国去杠杆化、欧洲陷入漫长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中国7%以上的增长堪称世界经济的希望之火；其二，十八大之前中国经历了重庆唱红打黑的“折腾”，社会认知出现分歧，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需要进一步的“顶层设计”；其三，经历了过去十年“超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投资率高达50%、基尼系数突破0.5、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失控、腐败泛滥等一系列瓶颈因素的制约。吴敬琏先生警告说：中国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忠言逆耳利于行。新一届政府能否对形势做出准确判断，并重启改革进程，攸关下一个十年的社会稳定。
新阶段的改革，其核心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所谓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主要是实现两个转变：从制造向创新转型，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
过去十年，中国充分享受了“入世”红利，“中国制造”的全球市场份额从7%猛增至15%左右。但依然难以摆脱“低价格、低成本、低质量”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不能一味抱怨企业不争气，而要反思制度环境。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动物，企业行为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导向。而现有的制度环境存在诸多不利于创新的“负向激励”：1)知识产权保护不力；2)央企靠行政垄断做大做强，市场经济的“费厄泼赖”难以保障；3)土地、资金、劳动力、环境等主要生产要素价格被显著扭曲，致使企业可以靠“扭曲的成本优势”赚取利润、获得生存空间；4)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审批权，寻租成为企业最快捷的“商业模式”；5)由于法治尚不完善，再加上企业家寻租成为常态，这导致企业家安全感缺失，重庆打黑更是充分彰显了企业家在公权力面前的脆弱性。于是乎，富人移民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花钱消费其实是人的动物本能，无需刺激，关键是有没有能力消费。眼下中国储蓄率升至50%的历史高位，除了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大幅度上升之外，居民缺乏消费的安全感亦是关键原因：首先，虽然居民收入有所增长，但在经济增长“蛋糕”中所占的份额不断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92年至202_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其次，由于长期的利率管制，居民财富保值存在很大挑战。202_－202_年中国一年期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平均为－0.3%，按照目前超过30万亿的居民存款规模，每年损失即高达1千亿。再次，由于中国股市目前仍然是财富掠夺而非价值创造为主的市场，居民难以通过股权投资分享经济的成长性。第四，房价高企，严重透支居民未来20年收入，导致“中产阶级贫困化”的奇怪现象。最后，中国在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发展滞后和历史欠账，导致居民严重缺乏安全感。理解了上述经济转型的“症结”所在，就不难给出十八大之后的“改革任务清单”：
1.利率市场化
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以价格杠杆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率就是资金的价格。在现行的利率管制下，一方面贷款利率被压低，刺激了对贷款的过度需求，鼓励了过度投资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利率不能反映供求关系，大量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刺激了地下高利贷的蔓延，威胁到金融稳定。此外，利率的管制也不利于居民财富的保值增值，本质上是居民(存款人)对企业部门(贷款人)的补贴。目前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减税
根据福布斯的研究，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排名第二。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从1978年31%下降到90年代中期10%的水平，近些年又回升到的20%的水平。膨胀的三公经费、年底的财政突击花钱引发舆论鞭笞。由于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涉足不断深入，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政府立即、大幅度减税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根据经济学上著名的“拉弗曲线”，在税负过高的情况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活动、扩大税基，甚至可能出现减税带来税收增长的“官民双赢”局面。
3.开征遗产与赠与税
市场经济的竞争，必然会带来贫富差距。但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合法致富，而非靠寻租致富。否则，仇富几乎等同于“仇腐”。第二，对贫富差距必须有适当的纠偏机制，特别是遗产税。当前中国贫富差距已经过于悬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把财富转移给子女。开征遗产税，缩小贫富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举措。
4.打破央企垄断
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虽然中国在202_年就实施了《反垄断法》，但在打破央企垄断方面却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虽然202_年发改委曾对中国联通(微博)(3.68,0.01,0.27%)和中国电信(微博)的宽带接入问题进行反垄断调查，但亦无下文。其实，央企垄断的本质是进入壁垒的行政限制。虽然国务院先后出台了打破央企垄断的36条、新36条，但民企投资的“玻璃门”依旧。打破央企垄断，消除所有制歧视，是建设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5.央企改革
在上一轮的国企改革中，借助股份制、上市等步骤，国企实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亏损大户变成了如今的盈利大户。但是，研究表明，国企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国企在土地、贷款、补贴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如果剔除这些因素，很多国企将转为亏损。下一轮的国企改革应着力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国企必须退出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第二，必须落实“政企分开”。特别是，党的组织部门应放弃对国企管理层的任命权，还权于董事会，取消国企领导的行政级别，逐步实现国企管理层的职业化和市场化；第三，遏制国企腐败和高福利。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日均消费4万元、中石化天价吊灯、中石化广东茅台事件，揭示了国企腐败的触目惊心。202_年垄断行业员工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而工资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0%。根据《南方周末》的调查，过去20个月时间里，太原这个中国最重要能源城市开工的“集资建房”，占到其保障房套数的60%以上，是太原202_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的2倍以上。这是一种严重的集体腐败。遏制央企腐败的出路在于央企去行政化、破除垄断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6.以央企利润弥补养老金欠账
根据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的预测，到202_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在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大的今天，如何弥补养老金欠账，已成为现实的挑战。幸运的是，中国央企的利润和股权价值可以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国家应利用目前央企良好的财务状况，将央企利润主要用于弥补养老金空帐，并逐步把央企股份减持变现投入到养老金。如此一来可以一箭双雕：既解决了养老金来源，又实现了央企的逐步退出。
7.废除IPO审批制
尽管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但过去20年的实践表明，IPO审批制不仅没有发挥保护投资者的作用，而且导致了供求关系扭曲、寻租盛行、上市公司行为短期化等一系列痼疾，可谓证券市场乱象之源。吴敬琏先生批评中国股市还处在强盗贵族时代，这是很深刻的。上市本应是企业的基本融资权利，现在却演化成了特权，扭曲了资源配置。要让创业板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微博)，惟有废除IPO审批制，还选择权于市场，同时证监会必须回归“抓坏人”的监管主业。
8.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
中国仍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间接融资所占比重高达78%。金融体系是市场经济的血液，其核心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但由于目前银行以国有资本为绝对主导且新设银行审批困难，导致银行业出现了“准垄断”格局，以致于“利润高得不好意思”(民生银行(5.96,-0.06,-1.00%)行长语)、“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温总理语)。可以说，金融体系功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异化，成为实体经济的沉重包袱。民生银行、浙江泰隆银行等民营银行的表现证明，以风险为借口阻止民营资本开办银行是站不住脚的。国家应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既可促进银行业的竞争，也可以实现银行体系的多层次化，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
9.鼓励居民境外投资
中国房价、股市等长期处于泡沫化状态，重要原因在于货币超发和资本账户管制。大量资金需要寻求投资出路，但又只能局限于国内。这使得居民财富保值增值变的非常困难。与此同时，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能购买美国国债等低收益资产，机会成本巨大。国家应放宽居民海外投资限制，可以一箭三雕：减缓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风险积聚；实现居民财富的多样化配置和有效保值；减少外汇储备，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10.知识产权保护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企业普遍处于学习和模仿的阶段，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客观上加快了中国企业的成长。但如今，创新和转型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主要瓶颈，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严重削弱了企业从事研发和创新活动的激励。保护知识产权，已不再是仅仅保护跨国公司的利益，而是要保护中国企业的创新之路。
11.地方政府退出经济领域
由于GDP至上的发展思路，地方政府日益“公司化”，热衷于招商引资，大搞基础设施，甚至涉足PE等领域。地方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也易诱发严重的腐败行为。此外，也导致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严格执法，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
有，地方政府的拆迁和征地，已经成为诸多群体性事件的源头。中央亟需进行顶层设计，严格界定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防止地方政府公司化愈演愈烈。
12.财政民主化
近年来，在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土地财政现象日益突出。202_年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2.9万亿。地方政府掌握了惊人的财务资源。在当前人大制衡虚化、地方财政不透明的背景下，地方财政存在极大的腐败和浪费风险：三公经费、官员腐败、形象工程问题日益突出。在缺乏制衡与透明度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收入永远处于饥渴状态，甚至在“四万亿”刺激计划后出现了普遍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只有对财政支出实行彻底的阳光化，接受纳税人的监督，才是确保财政资源使用的正当性与高效率的根本出路。
13.环境保护
在GDP崇拜的推动下，环境保护执法被不断边缘化。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的背后，是惊人的环境污染。根据世界银行(微博)202_年发布的《中国的污染成本》报告，水和空气污染的成本高达GDP的5.8%。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在即期而污染成本在远期，我们很容易陷入经济奇迹的幻觉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污染引发的疾病已经日益显现，如不及时改善环保执法，势必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甚至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发因素，对此必须有足够的危机感。
14.抓贪官压房价
近年来，房价的飙升引发公众强烈不满，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甚至超过20倍。房价居高不下的背后，是“房叔”的崛起：番禺城管局政委蔡彬仅为一处级“小吏”，拥有21套房产；“土地奶奶”罗亚平拥有27套房子，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有36处，其中35处在北京；上海外高桥(7.95,-0.06,-0.75%)保税区处长陶建国29套房产；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14套房产。贪官，才是最大的“刚性需求”。虽然短期内房地产存在空置率高的现象，但由于少数人已极低成本控制了大量房源。结果，对普通民众而言，房地产依然供不应求，房价调控屡屡成为“空调”。要想真正实现房价的合理回归，加大反腐力度并将贪官的房产进行拍卖，当属有效的方法。
15.城市化
中国经济如何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将是新一届政府必须直面的课题：202_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5.5%，欧美市场的需求明显复苏仍需时日；中国自身高达50%的投资率，宣告过去政府主导大搞基础设施投资的时代迫近尾声；消费需求启动有赖于艰难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的城市化被寄望为下一轮增长的引擎。从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仍然较低(不到50%)来看，城市化潜力巨大。但是，城市化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启动户籍、教育、医疗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棘手的难题。
16.撤销发改委
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各个市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开展有效的竞争和创新。政府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即公平竞争规则的维护者。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更不能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否则带来的只能是扭曲和寻租。目前的发改委，主要职能已经蜕化化“审批”，与当年的计委神似，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格格不入。要想在下一个十年取得体制改革的突破，一个可行的做法是撤销发改委，恢复当年的体改委，专门致力于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
17.司法独立
吴敬琏教授警告说，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法治的市场经济。没有法治，迟早会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现阶段，由于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加上司法体系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导致选择性执法和弹性执法现象突出。其结果是，民众对司法体系缺乏信任，屡屡将问题诉诸于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社会稳定堪忧。要加强司法独立，首先要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把树立宪法的尊严作为起点。同时，要实现司法体系在财务和人事上的相对独立，这是独立司法的必要基础。
18.政府“瘦身、放权、让利”
目前，政府规模太大、权力太大、控制的资源太多，这将逐渐扼杀市场经济的活力。各类领域的改革，都基本可以归结为政府要“瘦身、放权、让利”。最近，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并指出：1)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2)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期盼新版“两个凡是”照耀下一个十年的改革之路。
改革知易行难。改革之路，将遭遇诸多敌人：叶公好龙、皇帝的新衣、击鼓传花、囚徒困境、民粹主义、既得利益、好好先生。要突破层层障碍，通过改革来释放新的增长动力，领导者必须具备强烈的危机感、历史的责任感、强大的意志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如果下一个十年能成为改革的十年，中国应能顺利驶过“历史的三峡”，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第四篇：浅谈中国经济转型
班号：01220801姓名：张晗学号：20080187浅谈中国经济转型
一、经济转型的提出
经济转型其实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被苏联和东欧各国涉及。那时的“经济转型”偏重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而今，我们所讲的经济转型侧重于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
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一书的热销，中国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一个特有名词。它代指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改变。在此之前，前苏联及东欧各国采取的经济转型均采取了快速私有化的方式，即采取“激进”措施将原来的计划经济一次性破除，重新建立起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种方法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相比之下，中国的渐进式却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效果，并逐步为全世界所认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转型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学家们逐渐把目光放在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上。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能源对经济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多年之前的煤都阜新在202_年首次提出了经济转型这一概念，同年被国务院批准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
三十多年前，中国由计划经济逐渐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十一世纪初，当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经济进入了瓶颈阶段，经济转型便自然而然地被提上了议程。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与冲突。原有的资源配置对社会发展渐渐发生了阻碍，资源消耗过大的问题日益显著，环境日益恶化，整个中国进入了以环境为代价换取GDP的怪圈中。同时，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教育的蓬勃发展，高校毕业生数量年年攀升，人民文化水平显著提高，因此劳动力成本升高，劳动密集型产业遇到很大阻力。
另外，由于我国实行的是非均衡发展策略，因此在经历一段时期的经济飞速发展之后，一些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社会矛盾加深。这也是要求经济转型的一个原因。
三、中国经济的目前状况及转型所面临的困难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经济转型主要是指由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转向知识密集型，更加具有创新、低能耗以及环境友好型制造业。
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密集型生产已经无法满足中国高速发展的显示状态，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环境压力、资源压力、能源压力„„这些都是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据中国商务部网站的有关评论，中国经济转型还与一些社会问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解决好这些问题，对经济转型将带来极大的帮助，例如城市户口体制改革，调节资源利用费用，金融体制改革等。
四、经济转型的主要发展措施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困难和出路》一文。总结文中内容，我国的经济转型要采取如下措施：
1）需求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长久之策
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消费、出口贸易共同作用驱动的，人们称之谓“三驾马车”的驱动方式。而在“三驾马车”中，最稳定、最长效、最可持续的拉动力是国内居民的消费，消费对促进生产发展、国民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外需产生波动，出现需求萎缩，国内经济增长势必随之遭受影响和冲击，不得不进行需求结构调整。因此要推进和实现我国经济的整体转型，理所当然应首先调整需求结构，把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作为当下保增长的现实选择，又作为推进我国经济整体转型的持久动力和增进社会福祉的根本途径。
2）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根本任务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键在于继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和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一是按照调高调优的原则，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工业化。二是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当今世界，现代服务业的辐射功能强于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早已转向服务业，产业结构正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当今世界，现代服务业的辐射功能强于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早已转向服务业，产业结构正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
3）贸易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关键之举
过去我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出口，依赖国际市场，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出口主导型经济。今天我们要将外需主导型经济转变成内需主导型经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调整外贸战略，调整出口贸易结构。提出这一调整的根据，既出于对我国外贸现状的现实思考，又基于对未来世界市场需求趋紧的理性分析。
4）要素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
靠资源消耗的发展不可持续，必须对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进行坚决调整，方向是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由要素投入推动型转变为科技创新推动型，这是实现我国经济整体转型必由之路。
5）企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
宏观经济的整体转型，取决于企业转型的进展和效果。因此要推进我国经济整体转型，必须从一个个企业做起。企业转型的内涵非常丰富，包含多方面的任务和要求，至关重要的是要搞好企业结构转型。企业结构关乎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和生产经营效益，最终决定企业的兴衰成败。
五、经济转型成功实例
阜新市是经济转型一词的源头，我特地查找了一些关于阜新近年来经济转型的资料（数据截止至202_年）。
地区生产总值增幅从202_年起连续三年居辽宁首位，总量由202_年的70.5亿元上升到202_年的233.9亿元，年均增长15.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3643元增加到1.2万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由202_年的4.5亿元增加到14.6亿元，年均增长23.4%。城市接续替代产业框架已基本形成。以煤电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以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业、新型能源、煤化工产业及装备制造产业等优势特色产业为主的多元化经济结构初步形成。城乡基础设施得到了加强，阜新成为全国重要的交通结点城市，区位优势明显提升。同时阜新的生态环境建设也得到了加强。森林覆盖率同比上升32.1%，被列为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市和循环农业示范市。
第五篇：经济转型保障中国经济增长持久动力
经济转型保障中国经济增长持久动力
新闻作者：管理员新闻来源： 日期：202_-03-19浏览次数： 1586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最鲜明的特点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今天在此间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_年会“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经济峰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将由以出口和制造业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向内需消费为主，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前30年高速发展中出现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趋势会出现很多新的特点，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平稳过渡。
刘鹤分析指出：“首先是工业化将出现新的特点。”他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市场条件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传统制造业受到土地、水、能源、空气质量等资源环境因素制约，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空间和弹性会加大。展望未来，中国工业化特点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下降，服务业的比重有较大提升。制造业内部将会出现以生产适度集中和专业分工深化为特征的供应链调整，绿色低碳增长模式将受到鼓励，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满足内需的生产能力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城市化趋势仍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刘鹤说。到202_年，中国城市人口已经达到6.8亿，城市化比重从1978年19%左右上升为202_年的50.5%，中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但与发达国家城市化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测算，到202_年，中国城市化率可能达到60%左右，到202_年达到65%左右。在这个进程中，城市化格局和形态将出现新变化，最主要的是中国中西部地区会形成若干新的中心城市。随着城市人口增加以及伴随人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中独生子女比重上升，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将大幅提升，规模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出现和形成的消费需求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乃至全球市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将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产生重要的影响。刘鹤认为，未来中国会继续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但国际化的内容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国际收支走向基本平衡，这将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变化相互适应。一方面中国将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保持出口大国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将根据在全球经济中的新定位实现从出口引资大国向市场进口投资大国转化，将为世界经济平衡复苏做出重要贡献。“我们将承担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更公平方向发展。”
刘鹤说，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仍将继续，未来的改革也将加快，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观念，按照价值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深化。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进程中，信息技术的渗透扩散和应用将对中国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中国经济加快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最近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我们又有了一些新的经验，全球对中国经济都极为关注。”刘鹤说。尽管中国经济未来会遇到很多风险、困难和挑战，但中国经济的转型以及在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大趋势将为中国和世界创造巨大需求潜力和庞大市场空间，保障中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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