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帮纵横谈18--商帮与会馆

第一篇：中国商帮纵横谈18--商帮与会馆

商帮与会馆

会馆是某地同乡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民间社会组织，相当于今天所说NGO（非政府组织）。其目的在于“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其基本功能是 “祀神、合乐、义奉、会约”。“祀神”是祭祀某地共同的神灵崇拜，“合乐”是为寓居客地的同乡人提供聚会与娱乐空间，“义举”是帮助寓居客地的同乡人解决生活和事业中的各种困难，“合约”是要求参加者遵守各种规章制度，以维护集体利益。会馆也成为各种商人联络一个商帮的纽带，对中国商业的发展和商帮的形成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是商帮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会馆出现于明初，据考证最早的会馆是安徽芜湖人在北京设立的芜湖会馆。明永乐年间，芜湖人俞谟在北京化工部主事。买地建造旅舍作为同乡亲朋寓居之所。当他辞官归里时，把这份产业交给同乡京官晋俭作为芜湖会馆。明代商品经济发达，科举制度兴盛，人口流动频繁，到明中期时，会馆制度已经形成。明清两代是中国会馆的全盛时期，直到民国时期会馆仍然不少，1949年后会馆才在国内绝逆。会馆首先出现在北京，以后在其他地方，甚至国外。

会馆又以按参加者的身份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官吏为主的会馆。它们是同乡的官员、士绅和科举士子居停聚会的场所；第二类是士商兴建的会馆。大体上发起创立者以官员居多，出资兴建的以商人为主。这些会馆的控制权往往在官员手中，其出现也是官商结合的需要；第三类是由商人建立并控制的会馆。北京是行政中心，因此，明清在北京的392个会馆中，第一类占92%，第二、三类仅占8%，这表明北京是“讲政治的”。但外地的会馆与商业的关系更密切。在苏州，二、三类会馆占90%左右，工商业发达的上海、汉口、佛山、杭州等地的情况与苏州类似。这表明其他地方是“讲经济的”。与商帮相关的，还是二、三类会馆，尤其是第三类会馆，我们称为商人的会馆。

商人的会馆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地域为纽带，包括了某地在客居地从事不同行业的商人。地域的范围大小也不同。有的地域有一省、二省或数省的，如各地的山陕会馆就包括了从事不同行业的山西和陕西商人，最大的是重庆的八省会馆。汉口的山陕会馆就包括了这两个省不同地方和行业的23个帮。一省的如全浙会馆、江西会馆等。有的地域以一府和一县为主，如宁波会馆、绍兴会馆是一府的，兰溪会馆、临汾京馆则是一县的。有的还是以一个或几个乡为主。如上海的东山会馆、西山会馆就是江苏吴县下东山镇和西山镇的四个乡。另一种是以行业为纽带的，主要包括某地在客居地从事同一行业的商人。如山西人在北京的平遥颜料会馆，就是以平遥县从事颜料业的人为主。甚至有些很小的行业都有自己的会馆，如刻字就是个小行业，又分为北派、南派，北派就建立了刻字行业公会。乌木行业也不大，居然有乌木会所。个别会馆也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比如重庆的江西会馆由五姓共建共管，只有这五个家族的成员、子孙才可加入。不过这种情况是个别的不具普遍性。

会馆是自我管理的民间组织，其主事若通常是有经济实力又有威望的成功商人或士绅，在规模变大之后也成立董事会领导，并聘有专职管理人员。有些会馆还下设了 “福”、“会”、“纲”、“堂”等子机构。成熟的会馆在选举方式、议事制度、办事规则、经费收支等方面，均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

会馆的地址一般开始都比较小，往往是一个祭祀神灵的地方，以后实力强大了，就建宏伟的建筑，包括正殿、附殿、戏台、看楼、议事厅等。现存的山东聊城山陕会馆、苏州全晋会馆都是极辉煌的建筑。会馆还有义田、义冢。各会馆的经费来源不尽相同，大体上来自官捐、商捐、喜金、租金、抽厘、放债生息等。会馆为了有效运行也有各自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仅包括管理体制、经费来源，而且包括对成员的各种约束。

某一地方的商人以会馆为纽带在客居地组织起来，对原籍商业和商帮的发展、对客居地的经济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商帮正是通过会馆扩大了自己的经商范围，为在外地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使商业得到发展。所以，会馆对商帮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会馆在商帮发展中的作用有七项：

第一，提供一个同乡或同行业商人祭祀神灵的地方，这就是“答神庥，笃乡谊”。各个商帮都有自己崇拜的偶像作为精神支柱。晋商、陕商崇拜关羽，徽商崇拜朱熹，江右商帮崇拜许真人等等。各商帮的商人在外地经商，需要有一个拜祭这些神灵的地方，许多会馆就是由一个简单的供奉神灵的庙发展起来的。这些偶像作为精神纽带把同一个商帮的商人团结在一起。

第二，为同乡办理善举。商人经商在外难免会发生各种意外。会馆为落难的同乡举办各种慈善事业，包括向经商破产的同乡提供生活支持或资助返乡，向患病的同乡提供医疗、药物资助，为去世的同乡提供下葬的费用和义地，并定时祭祀。有的会馆还为本乡在外商人的子弟提供义学教育。会馆这些善举帮助同乡人解决了困难，也加强了商帮的凝聚力。

第三，用集体的力量摆脱牙行的盘剥。牙行是交易中的中介商，有其便利交易的作用，但有一些牙行却采取非法手段，强行收取佣金。如在北京的河东烟行会馆，依靠会馆的力量与牙行交涉“卒获胜利”。在北京经营桐油的商人通过会馆借官府之力限制了牙行的勒索。山西颜料会馆也立碑纪念过这种胜利。各商帮处理类似事情不少。在一个市场竞争无序、黑社会猖獗的社会里，一个商人的力量太弱小，只有靠会馆的集体力量才能维持竞争秩序。这也正是商人愿意向会馆交费的原因之一。

第四，代表本商帮的商人向官府交涉，维护商人的利益。徽州的木材商在运输途中常有官府税卡林立，巧立名目，税外征税，使商人不仅费用增加，而且“商旅大困，有濡滞数月，不得过者”。嘉庆十九年（1814年），晋商潞泽会馆向当地税收部门交涉减少梭布税收，历经一年，终于获胜。个别商人，政府不会理睬，但商帮的会馆代表一种社会力量，官府就不得不重视。这时减轻政府对商人的盘剥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当然也有会馆勾结官府镇压员工罢工的。

第五，约束本商帮商人的行为，制止非正常竞争手段，维护竞争秩序，维护本商帮的商业道德，树立本商帮的形象。

第六，为本商帮商人提供仓储、销售等所需的物质条件。许多会馆都有仓储之地或库房，供本商帮商人存货，且收费较低。这既方便了商人，又增加了会馆的收入。

第七，作为本商帮商人庆典活动的场所。商人常年在外，即使没有任何困难，精神上也难免寂寞。会馆每到节假日组织庆典活动，共吃家乡饭、看家乡戏，既给商人以精神享受，又加强了同乡情意，或为同乡商人交流感情、建立友谊的好场所。

会馆确实为本地商人作了许多务实的好事，所以，客居各地的商人都积极建立会馆，为会馆交费，参与会馆的各项事业。明清币制混乱，银两、铜钱、宝钞、银票同时流通，而成色与兑换比率不统一，就给一些投机者以可乘之机，金融秩序混乱也给票号等金融机构带来了风险。票号业的行会还要起到规范金融秩序、防范风险的作用。票号商人自发地组织了汇兑业同业行会，以自治、自律、自卫，协调管理票号业的经营活动。各票号的财东和大掌柜都是行会的成员（改为帮董），再从中选出管理行会各项事务的总董。行会通常每月定期聚会一次，岁始、端午、中秋三节，有定期例会，及时协调、处理各种问题。

当时晋商票号的行会称为汇业公所或钱业会所，还是确定市场行息、头寸拆借和规定同业规则的机构。这就稳定了市场秩序，协调了各票号的行为。各票号都不能欺行霸市，排斥异己，见利忘义，而是同盘共济、利益均沾、风险共抵。平遥当年是票号业的中心，全国的51家票号中，43家在山西，而这43家中，22家在平遥。平遥的票号行会还制定了“平遥钱业同业公会规则”。行会内虽无明文合约，但在行会的协调下实现了明确的分工。官府的大宗官私款项，由于数额大、存取无定，风险较大，由票号收揽。商家和个人存款通过利率调节由实力较弱的钱庄、银号办理。遇有资金发生困难的票号、钱庄、当铺等给予支持。各票号等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帮助。庚子之乱后，天津的票号就是靠行会中其他成员的帮助收回了贷款本息。山西票号金融业的行会对它在中国金融业中居于龙头老大的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中国商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社会仍缺乏规定的制度和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处于规范竞争行为实现共存共荣，就会自发地组成各种行会。这种行业就成为商人结为“帮”的纽带。无论是有官方背景的行会，还是民间自发的行会，对于中国商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无官方背景的民间行会作用更显著。在今天的形势下，如何发挥行会的作用也值得我们注意。

第二篇：中国商帮 作业

中国古代十大商帮有哪些，所处的地点，经营特性以及代表性商人各是什么？

山西商帮山西以诚信著称，崇信“管鲍遗风“代表人物: 中国私家银行第一人雷履泰。

徽州商帮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代表人物胡雪岩

陕西商帮陕西善捕商机，敢做敢为代表人物: 贺达庭家族的当铺世家。

洞庭商帮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善于更新观念、重视依托家乡代表人物：翁笾“翁百万”,还有许氏许冲宇

江右商帮江西积极活跃、不避艰险代表人物: 独辟蹊径的盐业大亨李宜民

山东商帮山东仗义、吃苦耐劳、稳重实干代表人物: 东方第一商人孟洛川

广东商帮广东胆大务实、精明灵活、擅长贸易代表人物: 一代酒王张振勋。

福建商帮福建诚实信用，善用关系代表人物: 万金油大王胡文虎

宁波商帮宁波勇于冒险、以信为本代表人物: 火柴大王刘鸿生

龙游商帮浙江中部诚实守信、亦贾亦儒代表人物: 财可通神, 富可敌国的沈万山

学习完这门课对我的启示以及自己的感想。

虽然很多商帮解体了，但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是丰富的，特别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更应总结和继承这些历史遗产，总结他们成功的经验。比如众多商帮的内部业务运营管理制度，有效防范了风险，激励机制－身股制，用人机制，利用传统儒家文化建立自己的约束机制等首段都是现代企业管理值得效仿，参考的典范，而如何塑造积极，与战略发展想适应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研究课题，而同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步剔除与战略发展不相符的消极文化，是现代企业参考商帮发展的另一个课题。这些商帮都各有自己的经营特性，我们在思考他们如何成功的同时也要思考他们是如何解散的。而这些精神与经验无疑对我们的学习，以及未来的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而对于未来如果自己想从商的话这些商帮的精神与经验无疑具有指导性意义。

第三篇：宏观经济学纵横谈（小文档网整理）

《宏观经济学纵横谈》读后感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整休经济运行规律的。它研究的对象是影响整体经济的事业、通货膨胀、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这四个重大问题。经济学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分析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找出经济运行的规律。

《宏观经济学纵横谈》则是经济学家梁小民献给国内市场经济改革的主人公——普通百姓的一份礼物，此书深入浅出，用通达浅白的语言讲述经济学原理，剖析五光十色、千变万化的经济现象，为普通百姓进行一次“科普”，其作用和意义不言而喻。

此书从学习宏观经济学的意义着手，进而区分宏观与微观的区别，之后通过各种实例为读者解答宏观经济学中常见的问题，例如国民核算、全球一体化、物价指数等等。

在《穷国穷在哪里》一文中，梁小民先抛出四个疑问，穷国之所以穷是否和过去受过殖民掠夺、缺乏资金和技术、全球经济一体化、外部干预有关。而后作者又举出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富强的例子予以反驳。文中肯定了英国圈地运动对市场经济的影响，然为市场经济制度是国家富强起来的唯一正确道路。回顾历史，作者总结出：“穷国的穷不穷在殖民主义、不穷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不穷在缺乏资金和技术上，他们穷在缺乏一个市场经济制度上。”

由这篇文章不得不想到我国的现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健全导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种种问题，国民幸福指数不高，也许把我国各项制度建设好，我们才对达到快速而长久的发展，才能摆脱国富民穷的尴尬局面。

第四篇：中国商邦

中国商帮史上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商人大迁移，第一次发生在1492年叶淇变法，徽商、山陕商人大举迁往两淮盐区的扬州。第二次发生在十八世纪中期，一北一南以1727年恰克图成为事实上的陆路一口通商口岸和1757年广州取得一口通商海上贸易地位为标志，恰克图和广州分别成为晋商和福建、徽州商人大批迁移的地方。

第三次发生在1843年11月开埠后的上海，广东香山买办、福建商人、浙江宁波及湖州商人群涌北上，江苏商人南下，徽州商人东进，诸多商帮商人齐汇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演绎了中国商帮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幕。

此间，闽粤商人捷足先登，却因一场小刀会起义，命运发生了迥然的变化。当站在徽州人李鸿章肩膀上的江苏人盛宣怀，先后将以徐润为代表的广东香山买办和以胡雪岩为代表的徽州商人，依次从历史的舞台退出之后，承接盛宣怀衣钵而起的宁波商人严信厚，开启了宁波时代的到来。

但在那个时代，最为正统的商人还是来自江苏。以状元实业家张謇和取得面粉和纺织双料冠军的实业家荣氏兄弟为最高标杆，但一切个体创造财富的奇迹和努力，都在解放后的公私合营中，再次归零。与清初皇商给我们演绎的历史如出一辙，此时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带着国家意识和标签的红色资本家。

小刀会起义：闽粤商人的分水岭

1843年，上海开埠之年，一批英国商人跟随他们的首任领事巴富尔来到上海。当时的外滩还是一片不起眼的荒滩。经过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的反复交涉，怡和、宝顺等8家英资洋行最先落户外滩。

上海开埠前，广东人贩买上海的货物，以砂糖为大宗，红木、香料、染料（苏木）也不少。伴随上海崛起，广东输往上海的，最惹眼的不再是货物，而是一群叫“买办”的人。由于广东人与洋商在十三行时代结下的历史渊源，最初的上海洋行买办，“半皆粤人为之”。

在晚清四大买办中，除席正甫（1838?1904）是江苏人外，其它三人唐廷枢（1932?1892）、徐润（1838?1911）、郑观应（1842?1921）都来自广东香山，成为粤商较早驰舞上海滩的最明显例证。

葡萄牙依托澳门的200多年合法而较为稳定的垄断贸易，让广州府理应成为中国最早出现买办群体的地区。广帮买办又以香山人居多。当时澳门归香山管辖，香山与澳门的这种联系，使香山成为中国最先沐浴欧风美雨的地方。

1853年小刀会起义是闽粤商人在上海命运的转折点。

因为有大量闽籍商民牵涉到小刀会起义，起义被镇压后，闽广人被逐出县城，不准在城内居住，以使秘密会社难以在上海立足，但广州人延续了其在上海应有的影响，福建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尽管福建人最早到上海，人数最多，但他们在上海商界的商业影响仅限于糖、海味、棉布、纸茶等帆船贩运和批发代理业务，不像广潮帮那样与洋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有长期外贸经验。这让粤商在 上海商界一时无以取代，从而免于被完全清洗。

为筹集军饷，清廷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推出厘金制。1857年，浙江人吴煦被派往上海主持捐厘总局，他所要解决的就是保证对抗太平军的清军粮饷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得到广潮帮的协助，才能化危为安，他就奏准朝廷设立广潮义捐，让上海广潮商人承办鸦片捐税：每贩出一箱鸦片，向清朝官方捐税十两，提出贰两作为局外经费，也就是回扣由广潮土商巨户分享。

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商人团体介入征收程序，将无法控制走私和逃税。1857年全年广潮义捐为53万两，1858、1859年为140余万两，占同期上海捐饷总量的25%，这是上海地方政府不得不给予潮阳土商以垄断权的原因所在。

1858年，清政府与英国代表在上海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同意将鸦片以洋药名义进口，标志着清朝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从此，正如苏智良在《中国毒品史》中称，潮帮烟商占据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鸦片贸易城市，垄断鸦片零售及烟膏的制造与贩卖达60年之久。之后，广东人在上海的人数上升到20万以上，并称雄上海

30年。

因为很多洋行最初将贩买鸦片作为主业，所以替洋人效力的买办的身份和地位，在上海开埠之初注定了其非主流的色彩，而朝廷内外也为人诟病。正如法国全权公使刺萼尼所说，那些薄有资财的人知道，和外国人做生意，虽然表面上受到地方当局的鼓励，而实际上是受歧视的。最为典型的是，中国学者章太炎按社会职业分道德人品高下，他将洋行之“雇译”归入末位，贬之为“白人之外嬖”，说的就是出身葡萄牙语的买办一职。

广东人容闳就拒绝去当买办，他认为那样名声不好，但当买办的身影出现在茶叶、丝业、航运、保险、房地产等领域时，他们身上又多了一重角色—投资人，他们也伺机转型进入主流社会。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财政的捉襟见肘让国家管理地方的能力大为削减。经济和人口的持续增长，让商人通过捐官参与公众事务显得更为可能。伴随洋务运动的出现和官僚李鸿章的邀请，近代买办面临第一次转型的历史契机。

李鸿章的淮系在洋务运动中最为惹眼，其一生四大洋务实践中的三件—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前期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三个香山人展开的。

当香山人在上海滩大展鸿图之时，福建商人在黯然神伤中，重拾漂泊海外的传统，放眼南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移民社会。1864年厦门海关税务局报告说，在爪哇、西贡、新加坡、马来亚等的中国人大部分来自福建。

最为了不起的是，福建商人在山重水复之时，用了一个多世纪的隐忍不拔之势，在最近三四十年给现代中国人一个无比惊艳的发现。福建产生了全球最多的世界级华人。仅以其中的泉州商人来说，如今在台湾（以蔡万霖、王永庆、辜振甫、施崇棠、施振荣为代表）、新加坡（以黄廷芳、李成伟为代表）、马来西亚（以林梧桐、林国泰为代表）、菲律宾（以陈永栽、郑周敏为代表）、印尼（以黄奕聪、林天宝为代表）的世界级富豪大多来自这里，而广东产生的世界级富豪主要集中在香港、泰国，其中以潮汕商人为多。

如果说山西商帮在清朝产生了中国商帮史上最早的一批跨越百年的商人家族，那么另一批跨越百年的华商家族就产生于这批以福建籍华侨商人为代表的商人群体中，并一直延续至今。

苏浙商人颠覆粤徽商人

小刀会起义之后，闽广人在沪的生存环境遭受破坏。苏浙移民大量流入，形成了近代上海移民的新格局。在上海公共租界中，1910年江苏、浙江籍人口分别为141855、109419人；1930年分别增加到500576、304544人。

当山西、陕西盐商纵横驰骋在中国商业历史上时，江苏商人以洞庭商人为先导，在中国商帮史上崭露头角。当徽商及广东香山商人式微之时，江苏商人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江苏商人古有洞庭商帮，这是近代苏商的根脉所在。明代中叶，被称为“钻天洞庭”的东山洞庭山人纷纷外出经商，“王、翁、许、席”为其杰出代表。东山商人家族主要活跃于以山东临清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以经营布匹贸易为主；西山商人家族主要活跃在以长沙、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经营米粮、绸布贸易为主。

太平天国运动让生灵荼炭，扬州、苏州等昔日繁荣之地，一夜之间在烽火中凋零。祖辈们为躲避战乱而逃难于洞庭两山的洞庭后人，一时迁移到江南地区唯一安全区域上海租界避乱。

1857年，也就是唐廷枢和郑观应到达上海的前一年，晚清四大买办之一的席正甫到上海投靠兄长。他从做跑街开始，用了十余年，在1874年当上汇丰银行的第二任买办，并且一坐就是30年。靠着给清政府政治贷款，以及汇丰银行扮演的外商银行和各钱庄“总清算”的地位，席氏祖孙三代在汇丰的上海历史中当了55年的买办，堪称“上海第一买办世家”。

晚清四大买办中的其它三位香山买办，无论做买办还是后半生转做实业，他们的生意都没有以家族继承的方式延续，而席正甫则让整个家族承袭了买办血统，进而让一个家族屹立上海滩半个世纪不倒。

与席正甫一样，对于中国商帮史来说，江苏常州人盛宣怀（1844?1916）也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人物。与席正甫不同，盛宣怀扮演了粤徽商人终结者的角色，而1883年年底中法战争的开打，成为唐廷枢、徐润以及徽州商人代表胡雪岩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胡雪岩是在囤丝大战中一败涂地的。19世纪80年代初，江南生丝生产量约9000万两，60%出口到国际市场，在欧洲市场最为著名的生丝品牌就是湖丝，号称“软黄金”，但长期以来，生丝的对外贸易却被上海滩的外国洋行所把持。1882 年，胡雪岩试图冲破这种垄断，发起了生丝大战。1883年，当法国军舰出现在上海吴淞口时，动荡的时局让丝价看跌。

问题在于，胡雪岩曾向汇丰银行借款650万两银子，定下七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1882年，他又向汇丰银行借款400万两，两笔款项都以各省协饷做担保，但其中80万两正赶上还期，虽是朝廷所借，但经办人是胡雪岩。

往年，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但这次，上海道台邵友濂，听从了被李鸿章授意的盛宣怀缓发20天之意。无奈，胡雪岩只好从阜康钱庄调来80万两银子，先行垫付。

盛宣怀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了如指掌。当80万两银行陆续离开阜康钱庄时，他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并四处放风，说胡雪岩囤丝赔了血本，阜康钱庄倒闭在即。

胡雪岩派人向左宗棠发报，但电报被盛宣怀暗中叫人扣下，最后胡雪岩无奈将地契和房产押出去，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但已经家资去半的他，因资金周转不灵，最终败在挤兑风潮之中，并于1885年忧愤而?死。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银根抽紧，为徐润提供贷款的22家钱庄一起找到他讨债。一向办事稳重机警的徐润乱了方寸，他找盛宣怀商讨对策，但没想到盛将此事抖出，检举徐润搬用招商局巨款炒股亏空之事，就这样，涉及其中的唐廷枢和徐润被从轮船招商局等洋务事业中扫地出门；从此，盛宣怀开启了中国洋务运动史上由幕僚商人主办洋务的时代。

盛宣怀是那个时代幕僚出身的商人中转型最为成功的人。这个亦官亦商的人，隐忍持重，能屈能张，在旧氏沙船商人、买办商人、官场的不同派系之间游刃有余，做了那个时代“官督商办”最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这场交织着保守派与洋务派、买办商人与幕僚商人、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等多重争斗的历史中，盛宣怀游刃其间，演绎了传奇。

是他最早提出“官督商办”的思想，并在晚清一步步成为最懂工商业的官僚和最不受商人欢迎的官商。作为跨越商官的两栖商人，他一步步成为晚清官商第一人，也是那个时代商人争议最大的一个。他一步步登上权力的巅峰，并将晚清主管经济最具分量的邮传部尚书一职收入囊中。是他直接倡导、促成了中国大陆最早的跨行业、跨地区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但他的初衷似乎是以此影响中央政策，营造举国商办的氛围，进而将洋务企业变成商办企业。

最让人莫名惊诧的是，一心倡导商办的盛宣怀，却在晚清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铁路收归国有运动中，成为铁路国有政策最忠诚的执行者，并被以“误国首恶”的名声，留在《清史稿》中。

在一个社会动荡、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苏商个个带着鲜明的个性。这一群体的角色之丰富，是其它商帮难以企及的。他们当中有买办世家席正甫家族、旷世官商盛怀宣、银行家陈光甫，来自南通、主张实业救国的状元张謇，来自无锡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德生、荣宗敬兄弟；出生于吴县（今苏州）、与范旭东等人创建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 永利碱厂的化工专家兼商人陈调甫，出生于淮安的“海归”银行家、金城银行的创办者周作民。

由他们组成的苏商群体，成为横跨晚清、民国、新中国初期的一大商帮。如果算上归于江苏管辖的上海，那么江苏商人的阵营中还应包括我国氯碱工业的创始人吴蕴初和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鼻祖、棉花大王穆藕初。

甬商后来居上

以胡雪岩失手生丝贸易为标志，除了以厚实的政治背景为依托的周学熙和孙多森外，徽商的光芒已经日愈被江苏商人和宁波商人所遮掩。当上海政界以吴健彰和叶廷眷为代表的势力，相继被来自浙江定海的蓝蔚雯和杭州的吴煦两任道台所取代时，广东商人的地位被苏商和宁波人逐步取代。

辛亥革命前夕，一家上海报纸评论说，在上海的本国商人之势力，宁波商人居于王者之位。如果说广东买办是以投资航运、棉纱、丝绸和茶叶等为主的贸易而成为上海商界的主宰者，那么从19世纪最后15年到20世纪30年代，宁波买办不仅超越了广东买办，而且在上海产生巨富的五金、房产、航运、银行、钱庄、纺织等行业，宁波人都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有人统计，在20年代上海90名著名买办中，浙江籍买办达43人，约占48%。其中，宁波籍代表人数有朱葆

三、虞洽卿、许春荣等。如果说香山买办是铺路石和奠基者的话，那么后续者、开拓者就是这批宁波买办，他们继承了香山买办血统里转投新式工商业的血统。与香山买办借官方势力谋求转型不同，宁波买办在新兴工商业中的势力，主要通过民间商业力量而显现。

早年宁波商人的领袖人物都是围绕两位江苏人在打转，一位是盛宣怀，一位是张謇。南通张謇在全国商界具有公认的号召力，1906年12月当张謇与浙江人汤寿潜等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时，甬商朱葆

三、虞洽卿、周晋镳、苏葆笙、李云书及李薇庄等都是会员。

但1910年前后，当这些人的目光由张謇转移到孙中山身上时，以张謇为代表的江苏商人的江湖地位，开始动摇。以宁波、湖州、绍兴为代表的浙商，逐渐执掌上海乃至全国工商业之牛耳。

晚清最显赫的官商是盛宣怀，1897年盛宣怀倡导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1902年倡导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都是以甬商为班底而具有全国意义的大事。

作为嫁接盛宣怀意图的最直接执行人，严信厚脱颖而出，并成为宁波商人具有力量的表现。

严信厚是李鸿章幕僚，曾长期担任上海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他在上海创办过南帮票汇业中最具声望的源丰润票号，资本是白银100万两。中国通商银行由严信厚负责筹备，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首任总经理。这家银行的一大亮点是，吸引了老家广东的近代侨商张弼士的资金，以体现更多的代表性和更广泛的号召力，但在入股这家银行的商人中，以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为代表的宁波人最多。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素有中国“第一商会”之称，第一任会长也是严信厚。这一公所又先后改组成商务总会和1912年6月11日的上海总商会，但内部人事、组织结构变化不大，商会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甬商手中。1912?1929年，总商会进行了9次会董选举。除第五届和第九届外，其他各届会长都由甬商执掌。

至于上海其他各种商会和一些主要行业公会，如闸北商会、上海县商会、上海钱业公会等团体，宁波商人无不占有重要地位。

对于中国航运业，1926年日本学者后藤朝太郎考察得出结尾，无论是长江航运还是沿海航运，轮船上上至买办、驾驶员，下至伙夫、水手，几乎全是说着宁波话的宁波人，中国海运业完全由宁波人支撑。在近代中国轮船业处于主宰地位的是虞洽卿所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和三北轮埠公司，因此，宁波走出来两位世界级船王董浩云和包玉刚。

第五篇：中国现代五大商帮

中国五大新商帮

新商帮的分布及其特征

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我国目前已形成三大经济发展活跃区域。在这些区域形成了一批新的商帮，它们创造了目前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如珠三角的电子信息、浙江的纺织、皮鞋和五金、闽南的运动鞋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浙江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被并称为中国新五大商帮。

1、山东商帮：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内的青岛、威海、烟台、济南等地。既有北方人的务实，也有南方人的精明。特点是受国营模式影响较大，企业与政府的荣损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苏南商帮：主要分布在苏州、无锡，常州等地。苏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吴文化。吴文化重格物致志，强调均衡、集体、等级。其特点是集体所有制模式。

3、浙江商帮：主要分布在温州、宁波、台州、杭州等地。受永嘉文化(也叫浙东文化)影响较大。永嘉文化重经世致用，强调个性、个体、能力。浙江商帮吃苦耐劳，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其特点就是温州模式。温州的原始积累靠的是勤奋吃苦，在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边缘完成了资本积聚，并逐渐从分散的家庭作坊过渡到现代私营企业。

4、闽南商帮：主要分布在泉州、漳州、厦门等地。受闽南和吴越文化共同影响，是一种典型的客家商业文化，特点是“爱拼才会赢”，但多为家族企业。

5、广东商帮：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东莞、顺德、中山等珠三角地区。受岭南文化影响较大。特点是胆大务实、精明灵活、擅长贸易，并与港澳及海外资本有紧密联系，同时对市场策略、产品策略的研究很重视。

.中国新商帮 改变了什么？

从体制来看，在最北段的山东商帮，很有国有企业特色，苏南商帮具有集体企业的色彩，愈往南，民营企业的特色愈浓烈。新商帮的种种模式，代表了中国企业寻找本土生存通道的努力。

随着区域经济的新一轮发展，目前中国存在看可以地域识别的商人群体。浙江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引起世人关注可并称为中国新五大商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明清时代的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宁波商帮、徽州商帮、龙游商帮等只能象征着那个时代中国商业的荣光。而这些旧商帮的陨落虽

然令人惆怅但毕竟演绎着历史的逻辑。现在涌现出的中国五大新商帮则代表着中国商业的新品格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和走向。

如果红顶商人胡雪岩能活到180岁，他就能看到取代他日荣光的五大新商帮的勃勃生机。

在威海、烟台、青岛、济南等地诞生了赫赫威名的山东商帮。

往南，在江苏南部是以苏锡常为基地的苏南商帮。再往南，东海边是由宁波、台州、温州、杭州组成的浙江商帮。

继续往南是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由泉州、漳州、厦门组成的闽南商帮。

最后一处。是毗邻港澳的广州、惠州、东美、顺德、深圳组成的珠三角商帮。

如果胡雪岩与张瑞敏、何享建、李书福、鲁冠球卧席长谈，会碰撞出什么火花？这让人浮想联翩。

新商帮改变了什么？

一项在北京地区进行的企业界人士调查显示，近半数受访人士认为目前中国存在着以地域识别的商人群体。总共有45个地域性商人圈，其中广州与浙江商人几平齐名；温州商人则被从浙江商人中单独列出，排位靠前。

从表面看新商帮与明清商帮”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特点相比，至少在地域与文化的关联性上并无多大差异。新商帮们植根干当地共同的商业气质和文化脉络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细细考察则可以从他们身上解读出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环境、地域特征。

新商帮覆盖的地域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在地图上看新商帮们的版图五大商帮都处于沿海地区。联合国发布的各国城市发展指标及发展前景统计报告显示，中国有25个城市最具发展前途其中沿海城市占3／5而这些城市绝大多数都处于五大商帮的”势力范围”。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渐渐崛起的新商帮已经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版图。从全国来看，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干西部地区2001年浙江省及浙江台州市的人均GDP已分别达到1794美元和1649美元。

新商帮在经济上的崛起。应该归功于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适合当地的商业模式。从体制来看。最北端的山东商帮很有国有企业色彩即所谓的“鲁商近官”而“又红又专”的苏南商帮具有集体主义色彩，越往南，民营企业色彩愈浓烈。这种模

式，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企业寻找本土企业生存通道的努力。而新商帮的发展水平也显示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

与明清商帮截然不同的是新商帮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们个性中一种有鲜明地域文化和市场特点的经济模式。新商帮的种种不同模式。反映的是这些商人群体对当地蕴涵的具有延续性的文化因子的改造。浙江商帮承继了浙东文化的文化因子。而浙江商人又将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与强烈的事业心和大胆敏锐的商业意识融会贯通闽南帮则将客家商业文化和“爱拼才会赢”的现代意识结台……新商业文化。不能不说是新商帮对中国商业的重要贡献。

改变中国经济版图的背后，是新商帮们创造了目前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珠三角的电器、浙江的皮鞋和服装、闽南的运动鞋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行业的整合最终必然产生商业巨子张瑞敏、黄宏生、鲁冠球、徐冠巨、南存辉等中国新商帮的代表人物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他们已经成为一个行业和一个时代的标志。这些商业”偶像”频频出现在各种颁奖会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人对财富的追求和对上游社会的渴望。

在新商帮中，有一个现象不得不提。随着中国进入流动社会 “人不分南北”的现象出现了。在五大商帮中，非本土但在当地“生根发芽”的商人也占据了重要地位。这在珠三角商人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晰。

来自浙江的善商族来自北方的重义族，他们极富冒险精神既了解广东又了解本土情况一旦商战，极难招惹。他们往往具有高学历和深厚底蕴。相对于传统的广东商人，他们事业更为宽阔。不过度关注眼前利益。他们往往语出惊人却绝少过度张扬。段永平曾说过我在企业中强调“本分”二字信誉就是本分。如果员工从客户那里占了不该占的便宜他决不会得到表扬。

南北商因大竞争

随着各大商帮势力的扩展和各省带有浓烈攀比意识的竞争态势的出现。商帮之间的比较也成为下到百姓，上至官员关心的话题。近年来关干粤商和浙商的比较，已经被炒得纷纷扰扰。一个比较得到广泛认同的说法是，继徽商、晋商之后浙商已成为引世纪中国第一商人群体，浙江商帮精神和浙商品牌的传播已经成为一大热点。浙江商帮的代表群体温州商人更显得“出位”。

中国管理科学院教授、温州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研究员认为，温州商人的最大特点是愿意吃苦，温州的文化也是一种功利派的文化这一点与广东的民营企业是非常相似的。广东人也是很勤劳、很务实因此发展到现在也有了很大能量。温州股份制改造比广东早，产权明晰带来机制上的忧势。温州的股份制改造比全国早8年至10年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

在比较温州和广东民营经济的时候，“无为”和“有为”被反复提到。温州的政府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无为”的政府。放手发动千家万户搞农村工业化，但由于不懂市场经济，政府反应滞后；在第二阶段成为“有为”的政府，政府开始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管到了第三阶段是“适度政府”用政府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结合来催生民营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山东商帮和珠三角商帮成为北方企业和南方企业的代表，南北商圈的争论也成为热占有观点认为，珠三角商帮的商人做企业，重视的是个人理想的实现而很少联想到国家和历史山东商人则把经营企业看成”治国平天下”的一种竞相形式。张瑞敏说“要做大商人，不做大官”。而实际上在山东商人的背后站着坚定的”大官”。在”海尔”发展期间的多次并购上，政府扶持功不可没。相对而言广东商人更多的是自生自灭。山东商帮的特点是“一手拿孙子兵法，一手拿道德经”，而珠三角商帮的特点是开放式的市场竞争。

山东商帮近官珠三角商帮近商；山东商帮厚实。珠三角商帮灵活，这可能代表了南北两大商圈的主要特点。

新商帮赶考WTO

中国新商帮的起步都得益于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而今在WTO的新背景下如何做大做强参与国际竞争也成为新商帮们仔细考量的问题。

舆论认为珠三角商帮的格兰仕和山东商帮的海尔，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新商帮直面WTO的表率。

格兰仕是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民营企业。格兰仕主导产品三年做到全国第一名（70％的市场份额）6年做到全球第一名（全球35％的市场份额）。《人民日报》称“格兰仕的实践，本质上讲已追寻到一条中国产经与世界接轨的通道。”格兰仕的创意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世界工厂通过超低成本控制建立压倒性低成本竞争优势。如果说格兰仕主动把自己辛在全球化的链条上，而海尔的张瑞敏则是选择了一条运用全球化资源开发全球市场的道路。

张瑞敏说．只听到过海尔到美国设厂有风险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提出不到美国设厂风险是不是更大。海尔到美国设厂的风险是创世界品牌过程当中的风险，而不到美国设厂是必死无疑的风险。而担当海尔国际化战略重任的首批先头部队是成千上万台专为美国市场设计的“储酒冰柜”。

与此同时，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商帮在WTO面前有些艰难地维护着自己已经取得的江湖地位。

2002年2月，美国提起的中国轴承倾销案成为入世后的中国首起反倾销案轴承生产厂家基本上都在浙江，涉及金额2亿美元。2002年6月，距欧盟针对温

州打火机而通过的CR法规不到两个月。他们就起诉温州打火机反倾销涉及金额5000万美元。无论是轴承、眼镜、纺织品，还是茶叶、小龙虾、蜂蜜等，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涉及到多个行业的浙江产品遭遇贸易壁垒的就有十多起。

浙江商帮的拳头产品。区域性强。产业集中优势非常明显。在全球经济发展迟缓、贸易保护势力抬头的大背景下，出口活跃的浙江商帮非常容易成为贸易壁垒的受害者。浙江商帮一方面在努力理解和掌握W丁O游戏规则。另一方面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也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