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戏曲角色的演变发展
文艺研究2011 年第11 期
中国戏曲脚色和中国戏剧形态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在作为“他者”的西方戏剧进入国人的
视野之前,基本不为人们所关注。但当20世纪初的人们逐渐认识了西方戏剧之后,与此有关的 问题才逐渐呈现了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王国维为《宋元戏曲史》的完成所做的最后一项专题 研究就是《古剧脚色考》。遗憾的是,王国维这篇大作表明他对中国戏曲脚色的理解存在极大 的疏漏,可以说中国戏曲脚色的研究,从《古剧脚色考》发表的1911年起就被引入了相当偏颇 的路径,迄今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王国维的所谓“古剧”主要是指宋杂剧、金院本,所以古剧“脚色”主要是宋金杂剧院本中 的“末泥”、“引戏”、“副末”、“副净”和“装孤”等名目。由于王国维没有细致考察作为“履历”含
义的“脚色”成为戏曲术语的过程,也就忽略了宋金时期的文献对以上五个名目的称呼是“杂 剧色”的事实。这就把戏曲脚色客观存在的不同阶段看成了混沌的一团,导致戏曲脚色研究的 局面难以打开,还造成对戏曲形成过程尤其是古代戏剧形态发展规律缺乏清晰体认的后果。先入为主地把后来才形成的“脚色”之名用于早期的“杂剧色”,实际掩盖了中国古代戏剧 形态演化的重要环节。如果能够避免这些学理性的错误,我们将可以认识到,中国古代戏剧的 形态发展实际上存在三个阶段,对应戏曲“脚色”发展的三个阶段:从历史悠久的演艺活动中
元鹏飞
中国戏曲脚色的演化及意义
中国戏剧成熟的突出标志是戏曲脚色的形成,戏剧形态的发展和戏曲脚色的演化密不可分。古典戏曲脚色的演化明
显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宋金杂剧院本之“杂剧色”变伎艺性的歌舞、说唱形态为搬演故事、装扮人物的形态,从中 演化出生、旦、净、末、丑等脚色;第二阶段是随着戏剧形态的丰富与发展,脚色也在搬演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 出现老旦、小生、副末或小丑一类名目的分化;第三个阶段则是随着古典戏曲演出形式中折子戏的出现,片段式的重 视伎艺的表演造成戏曲脚色的行当化,这一现象表明戏剧形态向更高层次的跃升。戏曲脚色演化的每一阶段对应着 中国古代戏剧发展的不同形态,探讨脚色的演化,对戏剧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为2008年国家社科 基金一般项目“古典戏曲 脚色新考”(批准号:08BZ W023)阶段性成果
产生的“杂剧色”在扮演人物时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脚色的含义,这是脚色发展的第一个阶 段———演进阶段;由“杂剧色”充当的“脚色”,随着戏剧故事内容的丰富和形态的发展,分蘖出
自身的“老”、“小”、“副”等名目,构成了脚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分化阶段;当戏曲演出从
全本戏走向以折子戏为主时,折子戏片段式重视伎艺的表演造成戏曲脚色向杂剧色伎艺特性 的回归,戏剧演出从以生、旦故事为中心走向各行脚色都可以凭其“唱念做打”的伎艺而独立 发展起来的阶段,也就是脚色发展的最后阶段———戏曲脚色的行当化。其中,从“杂剧色”到 “脚色”的演化对应戏剧形态走向成熟的历程,脚色的分化对应着戏曲叙事文学蓬勃发展的阶 段,而戏曲脚色的行当化则对应着古典戏曲花部化及各地方剧种遍地开花的现象。
一
毫无疑问,中国戏曲脚色虽然只是几个简单的名称———生、旦、净、末、丑,它们却可能蕴 含着揭开中国戏剧发展规律的密码,因此对其发展演化情况的探索将可以揭示中国古代戏剧
形态发展的规律。解玉峰在谈到戏曲“脚色制”在近代京戏中走向“角儿制”的曲折发展历程时 曾指出:
中国戏剧的形成乃是以生、旦、净、末、丑的出现为标志的,中国戏剧发生演变的历史 也主要是脚色制渐趋规范和稳定的历史,但事物的发生、发展,常常是各种外力共同参与 的结果,并不完全是事物自身的规定性所能约定的,外因常常会影响、乃至改变事物的发 展方向,所以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才会有突变、有夭折。京戏在近代走向名角龙套制的畸 形道路以及当代许多新编戏因话剧观念的影响有意淡化脚色制,皆不宜视为中国戏剧自 身演进的必然结果。假如脚色制为中华民族戏剧之根本,离开了脚色制,我们又该到何处 去找寻中国戏剧呢?①
李昌集则不仅重视脚色制与戏剧形态的联系,更指出了脚色制对戏剧文学的艺术构成所具有 的极为重要的影响:
脚色制是中国戏剧特有的形式表征,脚色制的演变某种意义上即反映了古代戏剧表
演形态的演变,对中国戏剧的表演艺术乃至文学艺术的构成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尤其 与戏剧文学的结构密切相关。不理解中国戏剧脚色体制与戏剧文学的内在联系,就不能 深入把握古代戏剧文学的艺术构成,这是古代戏剧学留给当代曲学的一个值得深入研究 的命题,而当代曲学界对此似乎还未予以充分的重视。②
虽然中国戏曲脚色演化的研究具有如此重大的价值,但正如李昌集指出的“当代曲学界对此 似乎还未予以充分的重视”,而我们在仔细考察的过程中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对此问题一直罕 有学者论及。作为现代学术中对中国戏曲脚色展开研究的滥觞,王国维《古剧脚色考》对戏曲 脚色演进情况的认识是:
隋唐以前,虽有戏剧之萌芽,尚无所谓脚色也。参军所搬演,系石躭或周延故事。唐中
叶以后,乃有参军、苍鹘,一为假官,一为假仆,但表其人社会上之地位而已。宋之脚色,亦
中国戏曲脚色的演化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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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所搬之人之地位、职业者为多。自是以后,其变化约分三级:一表其人在剧中之地位,二 表其品性之善恶,三表其气质之刚柔也。宋之脚色,以副净为主,副末次之。然宋剧之以 旦、以孤名者,不一而足,知他色亦有当场者矣。元杂剧中,则当场唱者惟正末、正旦„„ 故元剧脚色,全以唱不唱定之。南曲既出,诸色始俱唱。然一剧之主人翁,犹必为生旦,此 皆表一人在剧中之地位。虽在今日,犹沿用之者也。至以脚色分别善恶,事亦颇古„„元 明以后,戏剧之主人翁,率以末旦或生旦为之,而主人之中多美鲜恶,下流之归,悉在净
丑。由是脚色之分,亦大有表示善恶之意。国朝以后,如孔尚任之《桃花扇》,于描写人物,尤所措意。其定脚色也,不以品性之善恶,而以气质之阴阳刚柔„„自元迄今,脚色之命 意,不外此三者,而渐有自地位而品性,自品性而气质之势,此其进步变化之大略也。③
据此可以看出,王国维对宋元戏曲脚色变化情况的关注点在于戏曲脚色装扮类型之变化,认 为脚色命名依据是由地位而品性,由品性而气质,这一观察未必符合实际,至于其对戏曲脚色 体系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则更是付之阙如。
目前所知惟一一篇对戏曲脚色演化情况的较符合实际描述的文章是黄克保的《论“行
当”》,该文在“行当”范畴中分析戏曲脚色的演进分化及构成,虽对有关脚色来源及命名含义 的问题有所回避,但未出现如王国维为代表的研究者一样的把“杂剧色”看作是戏曲“脚色”的 讹误。该文如此定义“行当体制”:“既是形象创造的结果,又是形象再创造的手段这一双重品 格的体现。它是戏曲表演的程式性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反映,也是歌舞表演性格化的产物,其 中体现着个别与一般的规律。”并敏锐地指出了中国古典戏曲脚色发展所具有的两个阶段及 每个阶段的特点:
生旦净丑的行当体制,初创于宋元之际,成熟于清初以后,而其起源,却可以追溯到
唐,前后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这期间,行当的名目迭经变易,其内涵和表现形态也经历 了错综复杂的分化和融合的演变,其中带关键性的演变有两次:第一次,是生旦净丑行当 体制的初步建立,这以宋元南戏和北杂剧的形成为其起点;第二次演变是随着昆山腔的 崛起和兴盛以及弋阳诸腔的繁衍,生旦净丑全面发展,形成了按人物形象类型分行的比 较科学、严密的体制。清中叶以来各种地方戏曲的各行脚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完 备和丰富起来的。④
该文最后一节对“行当的特性和作用”做了理论上的探讨,提出了具有启示意义的观点。此外,田志平《众生相的归类与表现———戏曲行当纵横谈》一文也谈到戏曲脚色体制及其发展演化 的特点,认为“戏曲行当的发展,经历了从简单伎艺操弄,到对人物进行模仿与表现的历程”⑤,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这两篇文章仅是对相关现象笼统的描述,主要贡献在于说明了事实
“是什么”,还没能够解释“为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样不曾意识到“杂剧色”的存在,所以
对戏曲脚色演化情况的描述不仅笼统,而且不够准确。二
如果说宏观描述需要以微观认识的精确为基础,那么微观认识的精确也有赖于宏观描述
在方向上的正确:如果我们对事实“是什么”的描述都不准确,回答“为什么”又该从何谈起呢?
所以,我们首先要纠正自王国维《古剧脚色考》以来形成的错误的脚色观念。
我们知道,“脚色”最早系个人简历之意,在唐宋时期的文献中颇为常见。而王国维《古剧 脚色考》将此概念用作戏曲演员的总称,显然是此概念在后世演变的结果,并不代表古剧即宋 金杂剧院本中的演员也可以这样称呼。通过梳理文献可以看出,宋代涉及“末泥”、“引戏”的 《梦粱录》、《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对这些名目的称呼都是“杂剧色”而非“脚色”。“脚
色”之所以能够被用作戏曲演员的总称,是戏剧艺术在由“杂剧色”伎艺性的演出段子走向以 扮演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的段子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因此,宋金杂剧院本中的“末泥”、“引戏”、“副末”、“副净”、“装孤”等,其实并非“脚色”,而是“杂剧色”。两者的区别在于:“杂剧
色”的戏剧扮演本质上是伎艺性的,不以故事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主要目的;“脚色”则是“杂剧 色”根据其演出特点尤其是根据戏剧故事需要划分的人物形象类别⑥。
“杂剧色”的出现,标志着戏剧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伎艺类别化是“杂剧色”出现的内 在根据;之后,随着戏剧情节的复杂化和搬演规模的扩大,扮演人物的活动日益强化,这一切 极大地促进了“杂剧色”向戏剧“脚色”的演变,由此戏剧形态正式进入个人表演才能展示与提 高的阶段。为了适应“杂剧色”所扮的人物类型,结合演出职责的不同,“生”、“旦”、“净”、“末”、“丑”等名目被一一命名出来。结合剧本内证,可以看到“杂剧色”和戏曲“脚色”之间明显的对 应关系。如南戏《张协状元》开场之末召唤“末泥色饶个踏场”,舞台提示语却不是“末泥”而是 “生上白”,表明“生”脚系由“末泥色”发展而来;而元刊《琵琶记》中有丑扮里正,该丑唱【普贤
歌】之后表白:“小人也不是里正,休打错了平民。猜我是谁?我是搬戏的副净。”表明戏曲“丑” 脚源出于杂剧色“副净”⑦。结合文物、文献与文本内证,相关研究指出戏曲脚色“末”实际由杂 剧色“引戏”演化而来,而戏曲脚色“净”则由杂剧色“副末”演化而来⑧。因此,我们可以大致将 “杂剧色”和戏曲“脚色”之间的对应关系列表如下:
杂剧色末泥引戏副末副净或添一人
(戏曲)脚色生(女为旦)末(女为旦)净丑外、贴
表中上栏之“杂剧色”,在反映当时演艺活动的文献资料《梦粱录》等书中所记为:“杂剧中„„ 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⑨所谓的“主张”即 以歌唱为主,“分付”乃以舞蹈动作为特点,至于“发乔”、“打诨”则是科白逗谑类的表演,总之,这些名目的出现表明了戏剧由混沌的群体表演走向类型化伎艺表演的特点。而下栏的“脚色” 生、旦,乃戏剧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末、净、丑则既代表了次要人物类型的分工,也有具体演出 时不同表演形态的特点。上下栏的对应关系则揭示了“脚色”由“杂剧色”发展而来的历史事 实。由这个列表可以看出,从伎艺性演出的“杂剧色”到装扮人物进行故事性演出的戏曲“脚 色”,构成中国古典戏曲脚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戏曲脚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生、旦、净、末、丑的分化。随着戏剧表现社会历史生活面的 逐渐扩展,原有的人物类型需要适应逐渐增加的故事人物以及逐步发展演化的戏剧形态,脚 色类型的增多实属必然,但这一增多并不是原有脚色序列的扩展,而是在旧有脚色体系基础 上的分蘖,即脚色的分化。
关于脚色的分化,台湾地区的许子汉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首先把宋元南戏到明传奇 的剧本分为五个时期:以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浣纱记》的出现为界,此前的时段分两个时 期,一为宋元至明初时期,一为自成化(1465—1487)开始到嘉靖前期;嘉靖二十二年以后分为
中国戏曲脚色的演化及意义
文艺研究2011 年第11 期 三个时期,自《浣纱记》出现到“临川”、“吴江”两派兴起前即万历中叶为一时期,自汤沈之后至
天启、崇祯间为一时期,自崇祯迄清初为最后一时期⑩。虽然他所研究的作品基本没有涉及清 代传奇,但由于明末清初是戏曲脚色分化、形态发展的重要时段,仅以明末的剧本情况也可以 初步得到清代脚色变化的大致脉络。具体到对于南戏与明传奇脚色分化的情况,通过对九十 一种剧本的梳理统计,许子汉的结论是:
第一期为发展的初期,生旦末净丑五行,生行加外、旦行加贴,加此二目为七脚。其
中,旦二行的分化已然开端,有“小外”、“夫”等的运用,但未定形确立。第二期则小生确 立,老旦与小旦出现,杂行也于此期出现。
第三期则老旦与小旦确立,生、旦二行分化完成,其他各行分化也都开始,副末(小
末)、副净(小净)、小丑等皆相继出现,杂行的运用也超过半数。第四期承继第三期的发 展,老旦、小旦、副净、杂等脚色的使用比例继续增加,老旦与小旦并取代了贴,成为旦行 较重要的配脚。
第五期则确立了副净与杂的地位,贴也成为小旦的互代脚色,并为旦行中的第四脚。
明传奇的必备脚色也发展完成,生行为生、小生、外,旦行为旦、小旦、老旦、(贴),末、净行 有净、副净、丑、杂。輥輯訛
综合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南戏传奇的主要脚色为生、旦、净、末、丑,直到《浣纱记》兴起即嘉靖 中期才出现副净、副末,这表明副净、副末两脚系由前两期之净、末分化而来,而此时的副末、副净和宋代五名杂剧色中的副净、副末迥然不同,这一事实无须多辨。同时,戏曲脚色在杂剧 色演进阶段定型为七脚后,进入第二个阶段逐渐开始分化的事实也得到了印证。
三
如果说古典戏曲脚色演化的以上两个阶段未曾被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那么,脚色发展 的第三个阶段———行当化也还有进一步审辨的空间。因为,一则是学界自开始脚色研究时就 如同把“杂剧色”看作“脚色”一样地混用“脚色”与“行当”輥輰訛,二则是学界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
清代中后期出现的“角儿制”现象上,忽略了此所谓“角儿制”现象恰是戏曲脚色行当化的结 果。所以,我们需要首先厘清“行当”成为戏曲脚色同义词的根源。
“行当”一词最早出现于明中叶,是商业经济发展的产物,意指某人的职业或所属行业。这 一含义似乎与戏曲演员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但如果我们注意到唐代参军戏中的参军、苍鹘
其实并非人名,而是代表了一种职业、身份,并且在金元杂剧中除了具备“脚色”意义的末、净、旦等,还有大量名为卜儿、孛老、邦老、驾或细酸一类同样表明身份、职业的名称,就可以知道 戏剧演出中将具有身份、职业含义的词语用做演员分类,是渊源有自的。然而,出现于南戏传 奇和后世戏曲中的生、旦、净、末、丑等名称并不含身份职业的意义。将此具有身份、职业意义 的“行当”概念用到戏曲演员中作为统称,并与“脚色”概念相混用,是清中叶以后的事。问题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通过我们对此前两个阶段,即“杂剧色”成为戏曲脚色和“脚色”随故事人物增多及戏剧形 态演化而发生分化的考察可以看出,戏曲脚色的发展与戏剧形态的演化是密切相关的。因此 可以确定,将“行当”用作戏曲演员的统称蕴含着戏剧形态发展的一次重大变化。这需要我们
从戏曲脚色的分化及其规律说起。
虽然以元杂剧为代表的北剧体系另有混杂的脚色,但随着明代中后期杂剧的南戏化,杂剧 的脚色也逐渐呈现出整饬规范的特点輥輱訛,因此古代戏曲脚色是以南戏传奇的脚色制为基础演化 发展的。需要注意的是,分化阶段的脚色,无论小生、老旦、副净,都主要是依所扮人物年龄或演 出人物时戏份重轻做区分,也由此构成主要脚色和次要脚色的不同。这是在演出全本戏时所 做的区分,目的是突出情节主线和塑造主要人物。而折子戏的出现,为打破这种局面提供了可 能。
折子戏最初出现时还是基本按照全本戏派演脚色的,但随着具体实践中某些演员创造性 伎艺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经典段子中,最初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演出发展为以演员伎艺的 展示为中心,也就是说,折子戏的演出方式客观上起到了解放演员创造力的作用:在全本戏 中,受剧情全局束缚不能得到全面发展的次要演员有可能通过精湛的伎艺展示成为所演某段 情节中的主角,这在客观上突出了演员伎艺的重要性。
折子戏之外,进一步突出演员伎艺的重要时期是清中叶以来花部的兴起。花部的兴起标 志着中国戏剧从以剧作家为中心过渡到以演员为中心的阶段。此时,全本戏的创作与演出渐 趋衰微,片段式的故事演出尤其是以唱、念、做、打等伎艺表现为重点的演出形态得到空前的 发展,每一分化的脚色都可以不再把故事性的演出作为重点,更不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而以其擅长的伎艺类型作为演出时的“卖点”。所以,其名称就由人物类型意义的“脚色”变为 所擅伎艺的“行当”,所谓架子花脸、铜锤花脸、武生、须生、闺门旦或刀马旦以及方巾丑等,都 以具有身份、职业含义的词语限定其伎艺的特色种类,由此赋予其伎艺的特色种类以“行当” 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行当”超越“脚色”所赋予的人物形象的意义,既突出了戏曲脚色分蘖的 细化,也标志着戏剧形态走向伎艺化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行当”也就在此时与“脚色”一起 成为指代戏曲演员的术语。
从本质上看,“行当”是“脚色”细分的结果。但重要的是,这种细分的“行当”标志着中国古 代戏剧形态中出现了戏曲脚色对伎艺表现的重视与回归,因此是中国古典戏曲脚色发展的最 后阶段和戏剧形态演化的新阶段。我们看到,在清中后期,那些擅长伎艺性演出的演员,可能 原来并非全本戏中故事的主角,但只要在片段式折子戏演出中具备了唱、念、做、打任一方面 独擅的伎艺,就可以被看做是个“角儿”,从而开启了古代戏剧演出的“角儿制”时代。戏曲脚色 的演化也至此完成了其跃升,同时具体而微地体现出中国古代戏剧形态发展的独特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行当”作为戏曲脚色的统称也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呼应。
卢冀野曾在《中国戏剧概论》自序中提出疑问:“元明清三代的杂剧传奇,这是以‘曲’为中 心的„„我说过一个笑话:中国戏剧史是一粒橄榄,两头是尖的。宋以前说的是戏,皮黄以下 说的也是戏,而中间饱满的一部分是‘曲的历程’。岂非奇迹?”輥輲訛联系我们对于“脚色”与“行当” 的辨析,这一疑问可以这样解答:“杂剧色”演化为“脚色”的事实表明了中国古代戏曲乃是从 侧重伎艺演出的泛戏剧形态中孕育生成的,这一演变的内在依据是从伎艺性演出转变为搬演
故事、塑造人物形象,此时“戏”的形态已与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而剧本创作作为“曲的历程” 主要在戏剧内容方面推动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恰是这一“曲的历程”所包含的故事内容的丰 富、人物类型的增多促进了戏曲脚色的分化。此后,折子戏的出现尤其是花部戏曲勃兴局面的 形成,推动了古代戏剧形式方面即主要是舞台艺术尤其是演员伎艺手段的发展,而此时故事
性的“曲的历程”大致消歇,以伎艺手段为核心的“戏”的形态重新大放异彩,但已非原来的泛 戏剧形态而是精致化的“唱念做打”。杂剧色—脚色—脚色行当的演化恰好具体而微地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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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
依据上面的考察还可以看出,“行当”与“脚色”的根本区别在于:“脚色”成为戏曲演员的 代名词是“杂剧色”搬演故事、扮演人物形象的结果,“行当”则是在人物类型基础上演员侧重 伎艺化戏剧扮演的结果,具有向“脚色”起源时“杂剧色”回归的特点。所以,“行当”作为戏曲 “脚色”的同义词标志着古典戏曲脚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蕴含了中国古代戏剧形态发展到 花部时代的伎艺化特征。
四
中国古典戏曲脚色所存在的演进、分化以及行当化三个阶段的客观事实,对戏曲脚色乃 至戏剧史的研究都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首先,我们可以借此深化对戏剧与戏曲概念的理解。由于以往的研究直接把“杂剧色”作
为“脚色”,就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杂剧“杂”的伎艺性,尤其忽视了杂伎扮演和故事搬演之间的 客观距离,更有甚者,直接把参鹘戏弄的表演看作是戏曲,结果是混淆了戏剧与戏曲的概念。在 明晰了脚色演化的三个阶段之后就可以确定:杂剧色演进为戏曲脚色之前的扮演活动,即使有 人物装扮成分,也不属于戏曲,因为这些表演没有采用脚色制,即缺乏一个统摄诸多伎艺兼具 戏剧要素色彩的载体。黄竹三对这些演出现象的看法是:“种种类似戏剧但又不完全是戏剧的 表演,它们具有某些戏剧的因子———人物装扮和情节故事,具有某些戏曲的外观系列如歌唱、舞蹈、说白、表演动作,但未融合为一,因此未能认为是真正的戏剧,在探讨戏剧发展历史时常 常提到它们,却无以名之,这类表演,我们不妨称之为‘泛戏剧形态’。”輥輳訛因此脚色制更准确的理
论定位,可以说是区分中国戏剧形态的标志。简单说来就是采用了脚色制的戏剧是戏曲,哪怕 只是伎艺手段的展示;不用脚色制的戏剧演出即使扮故事、演人物也不能称作戏曲。
其次,对比西方成熟的戏剧形态,中国古典戏曲“脚色”一词可以凭借其源出于“杂剧色” 的伎艺化要素实现对于“角色”概念的差异化定位,即中国古代戏曲演出中的脚色行当不同于 角色扮演。角色,是戏剧故事中的人物;脚色,却不仅仅是故事人物。一般情况下,戏剧演出时,演员扮某角色就是扮故事中的那个人物,但在中国古代戏曲中,演员是通过脚色行当的分配来 扮演某角色即扮演相应人物的。因此我们看不到“角色”发生分化的可能,“脚色”却可以因应演 出内容的拓展尤其是人物形象的增多发生分化。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戏曲脚色行当不仅是人 物形象的类别,更是演员演出伎艺的内在规定。举例而言,在中国古典戏曲中,《秋江送别》或 《三岔口》一类的演出,吸引我们并带来审美感受的并非依赖于人物形象,而是其逼肖似真的 行当伎艺展示。因此,古典戏曲脚色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国戏曲的本质,更便于我们从戏剧演 员的本位来认识东西方戏剧的异同。
最后,脚色的分化及其行当化揭示了戏曲脚色制与中国古代戏剧形态发展的复杂关系。
卢冀野所揭示的中国戏剧“两头戏中间曲”的现象,其“曲的历程”阶段恰是古代戏曲由主要表 现儿女情长的生、旦戏到转向表现全面的社会生活内容的阶段,而最终因其表现内容的日渐 丰富促成了戏曲脚色的分化。这说明伎艺演出与故事搬演相结合的脚色制在此时已摆脱了杂 剧色伎艺色彩的制约,因应故事内容的发展可以自具生命力并得到分蘖。之后的折子戏造成 中国戏剧向“戏”的形态的回归,尤其是花部阶段戏曲演出的所有构成要素如音乐、文学、脸 谱、服饰等,最终还是要服务于脚色行当化这一根本要求,这一切恰体现出中国古代戏剧形态 演变的机制特点。
遗憾的是,总结出古典戏曲脚色的演化规律及意义的今天,已经是《古剧脚色考》问世一 百年后了。为什么一百年来我们会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原地踏步?根本原因在于自王国维以 来,研究者罕有从戏曲脚色与戏剧形态演进的规律入手进行研究,多数依然是根据名称的表 面联系搜集材料,罗列排比,推导结论,表明了研究理念的局限与保守。葛兆光评论思想史研 究中的类似做法时说:“那种过分相信后起的传灯、统纪、宗谱,并依据它们来寻找宗教的亲缘 血脉的做法,很多人都指出,这其实是在后设的资料中建构历史,对于起源偶像的执著追寻,仿佛是历史学界的职业病,专注于寻找名义上相同的‘起源’的做法,实际上有可能南辕北辙,因为有可能这只是名称上的偶然相同。”輥輴訛
“脚色”与“行当”属于戏曲史研究中的类似情况,二者虽然是原本存在的概念,但和戏剧 演出活动发生联系是以戏剧形态的转变为基础的。不经论证地直接运用这些概念,反映了研
究者缺乏辨析的轻率。一方面造成了“脚色”概念对包含着戏剧形态重要阶段的“杂剧色”的掩 盖;另一方面,对“行当”概念缺乏深入的细致辨析,忽略了“伎艺化”演出方式在中国戏剧形态 演进中的主要价值和意义輥輵訛,因此导致我们无法通过具体例证切近地认识到中国古代戏剧形 态演化的规律。
① 解玉峰:《脚色制作为中国戏剧结构体制的根本性意义》,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5期。② 李昌集:《中国古代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7页。③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197页。④ 黄克保:《论“行当”》,载《艺术百家》1989年第3期。
⑤ 田志平:《众生相的归类与表现———戏曲行当纵横谈》,载《戏曲艺术》2006年第6期(上)、2007年第1期(下)。⑥ 参见拙作《“脚色”与“杂剧色”辨析》,载《戏剧艺术》2009年第4期。
⑦ 黄天骥:《论“丑”和“副净”———兼谈南戏形态发展的一条轨迹》,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
⑧ 有关论述参见《国学研究》第16卷之《明清传奇开场脚色考》,《国学研究》第20卷之《末脚新考》,《国学研究》 第21卷之《宋金杂剧“副末”兼“净”考》以及《中华戏曲》第41辑之《净脚新考》等文章。
⑨ 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6页。另见宋人吴 自牧《梦梁录》卷二○之“伎乐”条。
⑩輥輯訛许子汉:《明传奇排场三要素发展历程之研究》,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9年版,第6—7页,第170页。
輥輰訛本文“角色”指戏剧故事人物,与“脚色”所指演员类别不同。如梅兰芳的演员类别只有一种脚色“旦”,但所扮 “角色”可有《贵妃醉酒》的杨玉环、《天女散花》的仙女以及《牡丹亭》的杜丽娘等。輥輱訛参见拙作《明杂剧脚色考论》,载《东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輥輲訛卢冀野:《中国戏剧概论》,《中国文学七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1—362页。輥輳訛黄竹三:《论泛戏剧形态》,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
輥輴訛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注释五。
輥輵訛关于伎艺化扮演,拙作《戏曲与演剧图像及其他》(中华书局2007年版)下编有专章考论,可以参看。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责任编辑容明
中国戏曲脚色的演化及意义
第二篇:中国戏曲发展历程
中国戏曲发展历程
戏曲作为中华民族的国粹,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支奇葩。戏曲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闪边,其声腔曼妙委婉、韵律动人;其人物形象饱满、鲜明生动;其故事感人至深、脍炙人口。戏曲纵横古今、博雅通实、韵律无穷,是一门品赏不尽的艺术。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歌谣。如果说戏剧史西方的歌谣,那么戏曲则是古老中国五千年灿烂辉煌文明史上的优美歌谣。然而,中国戏曲这么博大精深的艺术,或许是因为太古老太遥远,竟没人说得清楚它究竟起源何处。关于戏曲的起源,有一下几类说法:其一,起源于宗教仪式说。这一说法认为,中国戏曲的形成于原始鬼神崇拜之间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他在《中国戏剧起源于宗教仪式考》一文中认为:“在中国,如同在世界任何地方,宗教仪式在任何时候,包括现代,都可能发展为戏剧,决定戏剧发展的各个因素,不必求诸于遥远的过去,它们在今天仍然还活跃着。”其二,起源于原始歌舞说。这是非常主流的一种说法,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原始时代的歌舞虽具有模仿性质,但它的宗教性质却决定了它并非审美静观之物,不是纯粹的表演,还不能成为“戏曲”。不过它一初具戏曲的前期形态了,中国戏曲就酝酿于这种原始时代的歌舞中。其三,起源于古代宫廷优人说。戏剧只能活在舞台上,没有演员的当众表演,也就不会有戏剧。上古宫廷的俳优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演员。他们或笑谑,或歌舞,或弹奏,以供人主之笑乐,所以不少古代学者视之为“优戏之始”。优可以说是中国戏曲最早的专业演员,他们为中国戏曲的发展积蓄了深厚的底蕴。其四,起源于傀儡戏说。早在戏曲正式诞生之前,傀儡戏就已在我国广大地区普遍流行,是深受群众喜爱的表演艺术,因为傀儡戏是以演绎人物故事为职,故被称为戏曲之源。戏曲的起源决定了它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同时也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
到汉代,“百戏”开始盛行。“百戏”不是指一种单一的艺术形式,而是熔汉时杂乐和各种表演艺术技艺为一炉的综合体,是盛行于汉代广大社会,包含有民间散乐、歌舞杂奏、杂技、角抵、幻术等音乐艺术形式的总称。“百戏”又称“角抵戏”。《东海黄公》就是一出古老的角抵戏,演的是秦朝末年善施法术的黄公到东海区降服白虎却法术失灵被虎所杀的故事。在《东海黄公》的表演中,有人虎相斗、人被虎杀的情节,有特定的服饰、人物、情节冲突和既定的结局,这显然已不属于两两相角、以力的强弱裁定胜负的角抵竞技,而是衍化出为表演既定的故事内容的戏剧表演。因此,这出古老的艺术也一度被许多学者看做中国戏曲的雏形。汉以后的魏晋六朝一直到隋朝都盛行百戏,百戏的发展为戏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戏曲萌芽的摇篮。
迈入唐代以后,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表演模式——弄参军。弄参军得名于表演的角色,“参军”属于官职的名称,是当时的芝麻小官;“弄”是古代百戏乐舞中角色扮演或节目表演的代称,如汉代百戏有“弄丸”,唐代有“弄参军”、“弄兰陵王”等。弄参军将两者结合,成为唐代戏曲的专有名词。弄参军的内容是提前准备、精心安排的。弄参军既风靡于宫廷,又流行于民间;既有男演员,又有女演员,如周季崇和妻子刘采春都擅长演的弄参军《望夫歌》。据唐赵璘《因话录》记载:(唐)“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宫戏,其绿衣秉简者,谓之‘参军桩’。”除了正式的参军戏,还有一些参军戏的延伸。
之后,出现了庙会和瓦舍,它们为戏曲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登上历史的舞台提供了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使其拥有固定的场所、稳定的观众和专业艺人群,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宋代出现的宋杂剧标注着戏曲真正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宋杂剧主要流行于都城以及繁华的商业城市,如北宋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在北宋时期,杂剧没有明确的范围艰定,它不仅继承了唐代的“参军戏”,还广泛吸取各种表演艺术的技法,因此包含了傀儡戏、滑稽戏、角抵戏等,如《目连救母》就是其中精彩的一出。宋杂剧的演出形式有着生动活泼的特点,在表演形式上大致分为“滑稽戏”和“歌舞戏”两个类别,它们表现内容的方法各异,题材丰富。其中,“滑稽戏”所占比重比较大,《宋官本杂剧段数》中的280个剧种中,绝大多数都是滑稽戏。而歌舞戏在宋杂剧中则居于突出的地位。宋杂剧在开始的时候上演一段歌舞,表演一段生活中的俗事,称为“艳段”;然后再上演正杂剧,通名“两段”,可以是一段滑稽戏,一段大曲;最后是开玩笑式的小节目“杂扮”。金灭北宋后,继承了北宋的杂剧,称为“金院本”。金院本和宋杂剧名异实同,在表现形式上也没有太多的区别,但是金院本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和地域色彩,是金朝在燕京(今北京)定居时形成的北方派杂剧。金杂剧是宋杂剧向元杂剧转化的渡口,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推动了中国戏曲的历史性发展。
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时产生于元代的文学主题。我们常说的中国三大文学体裁“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华名翁灿烂辉煌的长卷中最为绚丽的篇章,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虽然杂剧和散曲合称元曲,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元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元杂剧是在宋杂剧、金院本的基础上综合各种民间艺术发展而成的一种成熟的戏曲形式。虽然说中国戏曲的源头至今众说纷纭,但是中国戏曲成熟与繁荣的标志,却都一致公认为元杂剧。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点。元杂剧在金代就已经开始了其演变、形成的过程,是在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到了元代初年才趋于成熟而与原来的金院本有了显著的区别。二者继承的关系可以从其剧目上看出一二。不少杂剧就是把金院本加以丰富或改编而成的。如《太湖石》、《打球会》均取材于同名的金元本。此外,从杂剧的角色行当以及歌舞、表演、念诵等各种表演形式等方面,也不难看出其与金院本一脉相承的关系。元杂剧在形成的过程中还广泛吸取了其他艺术的成就和特色,如宋金时期的说唱艺术诸宫调就对元杂剧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在舞台艺术方面,特别是在曲调的音乐和声腔形成方面,元杂剧还充分吸取了北方各民族的民间歌舞及各种百戏等因素。同时,在金元时期,在北方有很多少数民族的人民和汉族人民杂居,这对于元杂剧能够融合各民族的艺术成就,特别是接受各民族音乐和歌舞的影响,以形成元杂剧的戏曲声腔,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元杂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唱。元杂剧主要有三个角色,即正末、正旦和净。元杂剧一剧一角色,由正末演唱的成为“末本”,由正旦演唱的称为“旦本”。此外,还有外旦、贴旦(女配角)、外末、副末(男配角)和杂(有孤、驾、卜儿等)。元杂剧“一人主唱”——即在旦本戏中,正旦一人唱,在末本戏中正末一人唱,分工十分明确。元杂剧综合了丰富的文学和动听的音乐,继承和发展了说唱艺术,同时表演中也不乏滑稽和舞蹈。可以说,元杂剧是一个朝代的戏曲,它随着元代的兴起而孕育,伴着元代的发展而繁荣,最终随着元代的灭亡而退出历史舞台,但元杂剧具有空前的艺术成就,代表了中国古代戏曲的鼎盛时期,标志着戏曲的成熟,在我国戏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元杂剧的逐渐衰落,南戏迎来了发展的第二个春天。到了元末明初,南戏发展更加迅猛,并产生了一种新的戏曲形式——传奇。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传奇渐渐繁荣和成熟,成为继元杂剧之后戏曲发展的又一个高峰。“传奇”一词来源于唐代对奇异荒诞小说的统称,自元代起,“传奇”一名指称戏曲,宋元南戏、元杂剧都曾称为“传奇”,自明代以后,则多之明清两代以演唱南曲为主的长篇戏曲作品,寓意着具有传奇性和新颖性的特色。至今,戏曲学界对于传奇的指称范围尚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有的认为传奇包括元末南戏,有的认为传奇可追溯到昆腔......可谓众说纷纭。明清传奇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等一系列因素,都促使传奇进入繁荣时期。这时期,传奇不仅创作人才辈出,各种优秀剧本更是争奇斗艳,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辉煌局面。明清传奇的舞台艺术在南戏、北杂剧和元杂剧的基础上,有了更为显著的进步。在面部造型中,分为俊扮和丑扮,并用各种各样的脸谱色彩来区分不同人物的性格。另一方面,传奇演出注重场景的布置,充分运用简易的道具和写实的灯彩,达到了很好的视觉效果。需要特别强调的事,传奇突破了杂剧四折一楔子和一人主唱的体例,使《西厢记》那样五本二十折且部分突破一人主唱格局的剧本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稳固。同时,传奇时代的开始,标志着南戏的结束,二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称谓的变更,更在于体制上已有很大的变化。明清时期常演内容复杂、人物众多的大戏,增加了许多新型人物,传统角色行当就分化、派生出新的角色,明清时期的角色行当没有改变以生、旦为主的体制,在角色行当的分工上趋于细密和合理,更专业化,表演的程式化加强。纵观明清传奇,传世作者八百多人,作品存目有两千六百种左右,保存至今的作品有六百多部,真可谓是繁盛一时。明清时期最突出的作品是历史剧,出现了“南洪北孔”两位伟大的剧作家,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是这一阶段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明清传奇的崛起,不仅在戏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后来遍地开花的民间地方戏曲也有深远影响。
近代,各个地方剧种涌现,京剧、越剧、黄梅戏、豫剧、川剧......纷纷走上历史舞台。戏曲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艺术,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中国戏曲如一枝春意盎然的红杏,蓬勃着生命和活力。
第三篇: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主要是由民间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综合而成。它起源于原始歌舞,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综合舞台艺术样式。经过汉、唐到宋、金才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它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综合而成,约有三百六十多个种类。它的特点是将众多艺术形式以一种标准聚合在一起,在共同具有的性质中体现其各自的个性。
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以“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五大戏曲剧种为核心的中华戏曲百花苑。
概述
历史上最先使用戏曲这个名词的是宋刘埙(1240-1319),他在《词人吴用章传》中提出“永嘉戏曲”,他所说的“永嘉戏曲”,就是后人所说的“南戏”、“戏文”、“永嘉杂剧”。从近代王国维开始,才把“戏曲”用来作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通称。
戏曲是中国传统艺术之一,剧种繁多有趣,表演形式载歌载舞,有说有唱,有文有武,集“唱、做、念、打”于一体,在世界戏剧史上独树一帜,其主要特点,以集古典戏曲艺术大成的京剧为例,一是男扮女(越剧中则常见为女扮男);二是划分生、旦、净、丑四大行当;三是有夸张性的化装艺术--脸谱;四是“行头”(即戏曲服装和道具)有基本固定的式样和规格;五是利用“程式”进行表演。中华民族戏曲,从先秦的“俳优”、汉代的“百戏”、唐代的“参军戏”、宋代的杂剧、南宋的南戏、元代的杂剧,直到清代地方戏曲空前繁荣和京剧的形成。
先秦(萌芽期)
在原始社会,氏族聚居的村落产生原始歌舞,并随着氏族的逐渐壮大,歌舞也逐渐发展与提高。如在许多古老的农村,还保持着源远流长的歌舞传统,如“傩戏”;同时,一些新的歌舞如“社火”、“秧歌”等适应人民的精神需求而诞生。正是这些歌舞演出,造就出一批又一批技艺娴熟的民间艺人,并向着戏曲的方向一点点迈进。《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
唐代中后期(形成期)
中唐以后,中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
唐代文学艺术的繁荣,是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促进了戏曲艺术的自立门户,并给戏曲艺术以丰富的营养,诗歌的声律和叙事诗的成熟给了戏曲决定性影响。音乐舞蹈的昌盛,为戏曲提供了最雄厚的表演、唱腔的基础。教坊梨园的专业性研究,正规化训练,提高了艺人们的艺术水平,使歌舞戏剧化历程加快,产生了一批用歌舞演故事的戏曲剧目。
宋金(发展期)
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代(成熟期)
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中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12世纪中期到13世纪初,逐渐产生了职业艺术和商业性的演出团体及反映市民生活和观点的元杂剧和金院本,如关汉卿创作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以及《赵氏孤儿大报仇》等作品。这个时期是戏曲舞台的繁荣时期。
元杂剧不仅是一种成熟的高级戏剧形态,还因其最富于时代特色,最具有艺术独创性,而被视为一代文学的主流。元杂剧最初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流行于北方。元灭南宋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剧种。元代的剧坛,群星璀璨、名作如云。
元杂剧得以呈一代之盛,艺术发展和社会现实从两个方面提供了契机。从艺术的自身发展来看,戏剧经过漫长的孕育和迟缓的流程,已经有了很厚实的积累,在内部结构和外在表现上都达到了成熟。恰恰此时的传统诗文,在经历了唐宋鼎盛与辉煌之后,走向衰微。在有才华的艺术家眼里,剧坛艺苑是一块等待他们去耕耘的新土地。从社会现实方面来看,元蒙统治者废除科举制度,不仅断绝了知识分子跻身仕途的可能,而且把他们贬到低下的地位:只比乞丐高一等,居于普通百姓及娼妓之下。这些修养颇高的文化人,被沉入社会底层。在疏远经史,冷淡诗文的无可奈何之中,他们只有到勾栏瓦舍去打发光阴、去寻求生路。于是,新兴的元杂剧意外地获得一批又一批的专业创作者。他们有一个以“书会”为名的行业性组织,加入书会的剧作家,称为“书会先生”。这些落魄文人在团体内,又合作又竞争,共同创造着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与从前的偏于抒发主观心绪意趣的诗词不同,元杂剧以广泛反映社会为已任。显然,这是由于作家们长期生活就没回家于闾巷村坊,对现实有着深切了解和感受的缘故。
元杂剧的剧本体制,绝大多数是由“四折一楔”构成。四折,是四个情节的段落,像做文章讲究起承传合一样。楔子的篇幅短小,通常放在第一折之前,这有点类似于后来的“序幕”。元杂剧在艺术上是以歌唱为主、结合说白表演的形式。每一折由同一宫调的若干支曲子联成一个套曲。全套只押一个韵,由扮演男主角的正末或扮演女主角的正旦演唱。这种“一人主唱”可以极大地发挥歌唱艺术的特长,酣畅淋漓地塑造主要人物形象。念白部分受参军戏传统的影响,常常插科打诨,富于幽默趣味。将音乐结构与戏剧结构统一起来,达到体制上的规整,这表明元杂剧的艺术成熟和完善。
明清(繁荣期)
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
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16世纪明朝中叶,江南兴起了昆腔,涌出了《十五贯》、《占花魁》等戏曲剧目。这一时期受农民欢迎的戏是产生于安徽、江西的弋阳腔,昆腔受封建上层人士的欢迎。明后期的舞台,开始流行以演折子戏为主的风尚。所谓折子戏,是指从有头有尾的全本传奇剧目中摘选出来的出目。它只是全剧中相对独立的一些片断,但是在这些片断里,场面精彩,唱做俱佳。折子戏的脱颖而出,是戏剧表演艺术强劲发展的结果,又是时间与舞台淘洗的必然。观众在熟悉剧情之后,便可尽情地欣赏折子戏的表演技艺了。《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拜月亭记》中的“踏伞”、“拜月”,《玉簪记》中的“琴挑”、“追舟”等众多的折子戏,已成为观众爱看、耐看的精品。
明末清初的作品多是写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如穆桂英、陶三春、赵匡胤等。这时的地方戏,主要有北方梆子和南方的皮黄。京剧是在清代地方戏高度繁荣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了名列“同光十三绝”的第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家及不同流派的宗师,标志着京剧艺术的成熟与兴盛。不久京剧向全国发展,特别是在上海、天津,京剧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剧种,将中国的戏曲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由于明代的传奇这种戏剧样式一直延续至清代,故又被人习惯地称作明清传奇。明清传奇在形式上承继南戏体制,且更加完备。一个剧本,大都只有30出左右,常分为上、下两部分;作家还特别注意结构的紧凑和科浑的穿插。传奇的音乐也是采取曲牌联套的形式,但比南戏有所发展,一折戏中不再限于一个宫调;曲牌的多少,也取决于剧情的需要;所有登场的角色都可以演唱。
明清传奇包括众多的地方声腔。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是昆山腔和弋阳腔。昆山腔经过嘉靖时期的魏良辅(生卒年不详)的改革,创立了委婉细腻、流利悠远的“水磨调”,讲究宇清、板正、腔纯。将弦索、萧管、鼓板三类乐器合在一起,建立了规模完整的乐队伴奏。而一出《浣纱记》的演出,使昆山腔通过舞台的光大流布,成为全国性剧种。产生在江西的弋阳腔则主要流行于民间,由江湖戏班演出,每流传到一地,即结合当地的语言和民间音乐,衍变为地方化的声腔。弋阳腔不用管弦伴奏,仅以锣鼓为节奏,一唱众和,采用徒歌、帮腔的形式,通俗性、民间性和注重演出效果是它的特色。它与昆山腔典雅、清细的风格,形成中国戏曲内部的两种不同走向。明代戏曲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角色分工更加细密。比如昆山腔就有12个角色,主角不限于正生、正旦,净、丑也不止是调笑了。
近代(革新期)
辛亥革命前后,一批有造诣的戏曲艺术家从事戏曲艺术改良活动,著名的有汪笑侬、潘月樵、夏月珊等,他们为以后的戏曲改良积累了宝资的经验。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段时期内,一些志之士对戏曲进行了改革。梅兰芳在“五四"前夕演出了《邓粗姑》《一缕麻》等宣传民主思想的时装新戏,周信芳、程砚秋等也创作了不少的作品。袁雪芬则高居越剧改革之大旗,主演鲁迅名著《祥林嫂》,在中国戏曲中率先形成了融合编、导、舞、音、美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机制。“率先开始了中国戏曲艺术大写意与大写实相结合的机制。
现代(争辉期)
新中国成立后,涌现了一批优秀剧目,如京剧《将相和》、《白蛇传》,评剧《秦香莲》,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昆剧《十五贯》等,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还撰写了历史京剧《海瑞罢官》。以后,又陆续推出一系列优秀作品,如京剧《白毛女》、《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越剧《西厢记》,评剧《刘巧儿》,沪剧《芦荡火种》,豫剧《朝阳沟》等。粉碎“四人帮”后,觅逑了戏曲艺术队伍,为群众喜爱但被停演或遭到批判的大量传统剧,如京剧《谢瑶环》,》莆仙剧《春草闯堂》,吕剧《姊妹易嫁》等也得以重新上演。戏曲艺术发展到今天,经过不同的时代,不断适应新时代、新观众的需要,保持和发扬民族传统的艺术特色,戏曲界提出的“现代化”与“戏曲化“的问题,已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积极探讨和积极实践的问题。京剧经典
1、霸王别姬(折子戏)
2、白蛇传
3、定军山
4、春秋配
5、群借华
6、金玉奴
7、失空斩
8、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全剧)
9、玉堂春
10、让徐州
11、乾坤福寿镜(尚派)
12、搜孤救孤
13、文昭关
14、西施(全剧 选场 01-02)
15、贵妃醉酒
16、生死恨
17、太真外传
18、白蛇传
19、文昭关20、击鼓骂曹
21、李逵探母
22、女起解
23、钓金龟
24、金玉奴
25、武家坡
26、游龙戏凤
27、白蛇传
28、打渔杀家
29、四郎探母30、将相和
31、凤还巢
32、大登殿
33、玉堂春
34、文姬归汉
35、桑园会
36、洛神
37、鸿门宴
38、三娘教子
39、甘露寺40、法门寺
41、柳荫记
42、打侄上坟
43、铡美案
44、彩楼记
45、御碑亭
46、珠帘寨
47、穆柯寨
48、定军山
49、春闺梦50、双阳公主
51、文昭关
52、红鬃烈马
53、谢瑶环
54、天女散花
55、八仙过海
56、闹天宫
57、嫦娥奔月
58、春秋配
越剧经典
1、《梁山伯与祝英台》
2、《红楼梦》
3、《西厢记》
4、《祥林嫂》
5、《何文秀》
6、《碧玉簪》
7、《追鱼》
8、《情探》
9、《珍珠塔》
10、《柳毅传书》
11、《五女拜寿》
12、《沙漠王子》
13、《盘夫索夫》
14、《盘妻索妻》
15、《九斤姑娘》
16、《山河恋》
17、《玉堂春》
18、《血手印》
19、《孟丽君》20、《打金枝》
21、《玉蜻蜓》
22、《荆钗记》
23、《西园记》
24、《春香传》
25、《白蛇传》
26、《李娃传》
27、《白兔记》
28、《汉宫怨》
29、《红丝错》30、《花中君子》
31、《汉文皇后》
32、《三看御妹》
33、《金殿拒婚》
34、《孔雀东南飞》
35、《王老虎抢亲》
36、《穆桂英挂帅》
37、《陆游与唐琬》
38、《狸猫换太子》
39、《家》
黄梅戏经典
1、《天仙配》
2、《牛郎织女》
3、《槐荫记》
4、《女驸马》
5、《孟丽君》
6、《夫妻观灯柳树井》
7、《蓝桥会》
8、《路遇》
9、《王小六打豆腐》
10、《小辞店》
11、《玉堂春》
12、《西楼会》
13、《纺棉花》
14、《秋千架》
15、《鸳鸯谱》
16、《闹花灯》
17、《买油郎独占花魁》
18、《杜鹃女》
19、《天女散花》20、《打猪草》
21、《梅香》
22、《七仙女与董永》
23、《风尘女画家》
24、《黄梅调》
25、《双莲记》
26、《江姐》
27、《游春》
第四篇:中国戏曲(范文模版)
湖南农业大学课程论文
学 院:食品科学技术 班 级:食科3班 姓 名:赵小梅 学 号:200940717319 课程论文题目:浅谈中国地方戏剧特色 课程名称:戏剧鉴赏 评阅成绩: 评阅意见:
成绩评定教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浅谈中国地方戏剧特色
学 生:赵小梅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食科3班级 学号200940717319)
摘 要: 中国戏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堪称国粹。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文化不同,除了京剧以外,还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戏。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昆曲、评剧、粤剧、湘剧、越剧、豫剧、黄梅戏等。分别从起源、特色、艺术、发展现状等多个方面对中国戏剧进行一个较全面的认识,有利于中国戏剧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戏剧 地方 特色
中国戏剧是一种蕴含极为丰富的文化现象。它的特点是将众多艺术形式以一种标准聚合在一起,在共同具有的性质中体现其各自的个性。地方戏是“活态”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它既传承着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又期待着在时代精神的表现中实现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因此,充分全面的了解中国各个地方戏剧的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国粹——京剧
(一)京剧的起源
京剧是我国的国粹,是流行于全国的重要剧种之一。迄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三庆、四喜、春台、和春这“四大徽班“陆续进京,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相互影响,又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并吸收了一些民间曲调,逐渐融合、演变,发展成为京剧。
(二)国粹中的国粹——京剧脸谱
京剧是中国戏曲中最大的剧种,集合各剧之精华,脸谱完善,谱式繁多,蔚为“大观”。京剧演员个行当都经过化妆,有固定的脸谱有效地表现出人物的品貌、身份、性格、特征。脸谱使人能目视外表,窥其心胸,具有“寓褒贬”、“别善恶”的艺术功能。
脸谱以舞台为第一应用,它的产生源于生活,现于舞台。在看戏的过程中首先一直觉给人深刻印象的正是这些鲜明各异的脸谱造型,如:蓝脸的多尔礅,红脸的关公,黄脸的典韦,黑脸的张飞,白脸的曹操等。
京剧脸谱不但我国广大人民熟悉喜爱,也逐渐别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一提到脸谱就会让人想到京剧,想到京剧就会想到中国。京剧脸谱已是我国发展对外文化交流事业的一个重要
项目,也是旅游市场久打不衰的强项品牌。
(三)京剧独特地位
国粹京剧艺术以其丰厚的内容、完善的形式、精湛的技艺,达到了戏曲艺术发展的高峰,它的突破时间空间界限的虚拟化表现方式,从化妆到表演的艺术夸张和写意手法,凝聚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所积淀的美学品质和艺术手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艺术魅力,其所形成的中国特有的东方戏剧艺术体系是完全可以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戏剧艺术体系相媲美的,不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而且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精品,是中国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
二、昆剧
昆曲,发源于14、15世纪苏州昆山的曲唱艺术体系,揉合了唱念做表、舞蹈及武术的表演艺术。现在一般亦指代其舞台形式昆剧。昆曲以鼓、板控制演唱节奏,以曲笛、三弦等为主要伴奏乐器,主要以中州官话为唱说语言。昆曲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明朝汉族音乐以戏曲音乐为主。明代人称南戏为《传奇》。明以后,杂剧形渐衰落,《传奇》音乐独主剧坛,兼收杂剧音乐,改名昆曲。
(一)昆剧特色
昆剧表演的最大的特点是抒情性强、动作细腻,歌唱与舞蹈的身段结合得巧妙而谐和。昆剧是一种歌、舞、介、白各种表演手段相互配合的综合艺术,长期的演剧历史中形成了载歌载舞的表演特色,尤其体现在各门角色的表演身段上,其舞蹈身段大体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说话时的辅助姿态和由手势发展起来的着重写意的舞蹈;一种是配合唱词的抒情舞蹈,既是精湛的舞蹈动作,又是表达人物性格心灵和曲辞意义的有效手段。
昆剧行腔优美,以缠绵婉转、柔漫悠远见长。在演唱技巧上注重声音的控制,节奏速度的顿挫疾徐和咬字吐音的讲究,场面伴奏乐曲齐全。
昆曲的音乐属于联曲体结构,简称“曲牌体”。它所使用的曲牌,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一千种以上,南北曲牌的来源,其中不仅有古代的歌舞音乐,唐宋时代的大曲、词调,宋代的唱赚、诸宫调,还有民歌和少数民族歌曲等。它以南曲为基础,兼用北曲套数,并以“犯调”、“借宫”、“集曲”等手法进行创作。
(二)昆剧里程碑及现状
昆剧在其发展的历史上,得力于大师巨匠们的扶持推动。他们每一次卓有成效的努力,便构筑了一座座巍峨高耸的里程碑:魏良辅创制新腔,梁辰鱼又将清唱的音乐变成戏曲声腔;汤显祖的创作与沈璟的规范格律,引发了昆剧创作的热潮;洪昇、孔尚任振衰起敝,使昆剧呈现中兴气象;浙江苏昆剧团的“传字辈”编演《十五贯》,让昆剧起死回生;白先勇打造青春版《牡丹亭》,探索了一条昆剧在新时代演出的成功之路。
中国昆剧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首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情况通报。但昆剧目前还是面临着许多困难:
1、编剧人才严重缺乏
2、传统剧目严重流失
3、院团经费严重不足
4、昆曲生源严重匮乏
5、缺乏昆曲演出剧场
三、脍炙人口的黄梅戏
(一)“水戏”
黄梅戏班坚持草根文化和时尚元素相结在挖掘老戏潜力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文化元素,通过 “水戏”,不断创编、改编剧目,创新演出样式,让观众既耳熟能详,又有新鲜感,既保持了浓郁的原汁原味,又在表演上、剧情上更贴近群众和时代乡土气息,深受广大基层群众的喜爱所谓 “水戏”,是指黄梅戏中只有大致的故事情节,没有固定的剧本,演出时全。凭演员即兴发挥的演出剧目或模式,又称 “放水戏”。
“水戏”的特点:
1. 创作随机,演员主体。演出时,演员只需记住自己角色的定位,根据剧情和自己扮演的角色凭经验即兴发挥。
2. 演出灵活,高效多产。只要你想看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可以天天不重样 3. 团结协作,配合默契。
(三)黄梅戏艺术
1、质朴性:人们一般认为黄梅戏是从采茶、花鼓等民间歌舞发展起来的民间小戏,也有人认为除此之外还有青阳腔的直接渊源。民间歌舞也好,青阳腔也好,都是以质朴为特征的艺术品种,黄梅戏继承并发扬了它们的质朴性,形成自已的审美情趣。我认为,质朴性不仅仅是指表演方式接近生活,更重要的是在于质朴性中含有“本真”的意味,这使黄梅戏的表演有了现实的基础和当代的品格,也与浮华、外在、“洒狗血”划清了界限。
2、大众性:黄梅戏的大众性体现在追求观众群的最大化上,在雅俗之间找寻更多的共同点。作为演员,让很多的观众说“好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黄梅戏的表演,以生活化为基础,吸纳戏曲程式中的活力,有生命感的技巧,受众面比较宽。大众化是一个顺应时代的、在变化着的概念,一百年前的“大众”与今天的“大众”,欣赏艺术的口味是有差异的,所以,黄梅戏表演艺术追求的大众化,一定是发展的、进步的。
三、其他地方戏剧
(一)评剧
评剧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一种地方戏,在华北、东北以至云贵高原都广为流行,是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剧种之一。评剧诞生于1900年前后共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时期称为“对口莲花落”,第二时期为“唐山落子”,“奉天落子”是第三时期,在这期间共经过了30多年,而评剧便是第四个时期。
(二)越剧
清末起源于浙江嵊县,即古越国所在地而得名;由当地民间歌曲(落地唱书)发展而成。发祥于上海。男子越剧起源于嵊州东王村,女子越剧起源于嵊州施家岙。前身是浙江嵊县(今嵊州)一带流行的说唱形式“落地唱书”(具体历经“落地唱书”→“小歌班”→“绍兴文戏”→“越剧”的称谓演变)。1925年9月17日上海《新闻报》演出广告中首以“越剧”称之。
(三)粤剧
广东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是我国南方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剧种。由于它产生于广东,所以称被为粤剧。最初兴起于广州、佛山一带,现主要流行于广东、广西、台湾和香港澳门等地。由于海外的华人有许多是广东人的后裔,所以在海外的华侨聚居的地区也常有粤剧演出。粤剧以唱梆子、二簧为主,又保留昆山腔、戈阳腔、广腔并吸收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乐曲和时调,唱念均用广州方言,因此又称“广东梆簧”、“广东大戏”、“广府戏”。
(四)湘剧
湖南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主要以长沙、湘潭为活动中心,主要流行于“长沙府十二属”(即长沙、善化、湘阴、醴陵、湘潭、湘乡、宁乡、益阳、攸县、安化、茶陵)湘南东部17个县市,江西与湖南毗邻的北起修水、南至吉安的各县,广东的坪石、岐门、乐昌、桂头、犁市、韶关等地。当时民间习称为“大戏班子”、“长沙班子”或“湘潭班子”,一度被称作“长沙湘剧”。2006年5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五)豫剧
河南豫剧是我国主要的剧种之一,特色鲜明,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其唱腔圆润、节奏明快。豫剧一向以唱见长,在剧情的节骨眼上都安排有大板唱腔,唱腔流畅、节奏鲜明、极具口语化,一般吐字清晰、行腔酣畅、易为听众听清,显示出特有的艺术魅力。豫剧的风格首先是富有激情奔放的阳刚之气,善于表演大气磅礴的大场面戏,具有强大的情感力度;其次是地方特色浓郁,质朴通俗、本色自然,紧贴老百姓的生活;再次是节奏鲜明强烈,矛盾冲突尖
锐,故事情节有头有尾,人物性格大棱大角。
总之,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区别一个剧种所显示的最大的特色,首先表现在它来自不同声腔系统的音乐唱腔。这些音乐唱腔则是以所产生地区的语言、民歌、民间音乐为依据,并兼收其他地区音乐而产生的。各个剧种的剧中人物大都分由生、旦、净、丑等不同脸谱化的脚色行当充任。表演上着重运用以生活为基础提炼而成的程式性动作,和虚拟性的空间处理。讲究唱、做、念、打艺术,表演动作富裕舞蹈性,技术性很高,构成有区别其他戏剧而成为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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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丽娟.京剧对外交流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作用.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11年,3期 [3] 朱恒夫.论昆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艺术百家.2008年,1期
[4] 徐玉莲.鄂东民间黄梅戏“水戏”探究.四川戏剧.2011年,5期,总第143期
第五篇: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
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综合,这种综合性是世界各国戏剧文化所共有的,而中国戏曲的综合性特别强。
中国戏曲是以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为中心的戏剧形式,它有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段,它与表演艺术紧密结合的综合性,使中国戏曲富有特殊的魅力。它把曲词、音乐、美术、表演的美熔铸为一,用节奏统驭在一个戏里,达到和谐的统一,充分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的感染力,形成中国独有的节奏鲜明的表演艺术。
中国戏曲中最重要的一点特征是虚拟性。舞台艺术不是单纯模仿生活,而是对生活原形进行选择、提炼、夸张和美化,把观众直接带入艺术的殿堂。中国戏曲另一个艺术特征,是它的程式性,如关门、上马、坐船等,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式。程式在戏曲中既有规范性又有灵活性,所以戏曲艺术被恰当地称为有规则的自由动作。
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是中国戏曲的主要艺术特征。这些特征,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思想精髓,构成了独特的戏剧观,使中国戏曲在世界戏曲文化的大舞台上闪耀着它的独特的艺术光辉。
中国戏曲与西方戏曲不同。既然承认戏就是戏,那么中国戏曲舞台上讲究的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逢场做戏”,十分鲜明地标举戏剧的假定性。而这与西方戏剧一贯采用的幻觉性舞台艺术处理原则,非但不同,且完全相反。在西方人们走进剧场,自大幕拉开的那一刻,戏剧家就要千方百计地运用一切可能的舞台手段,去制造现实生活的幻觉,让观众忘记自己在看戏,而是像身临其境一般沉浸在舞台上创造出来的生活环境与气氛之中。为此,西方的戏剧家将舞台当作相对固定的空间。绘画性和造型性的布景,创造出戏剧需要的规定情景。人物间的一切纠葛都放到这个特定场景中来表现、发展和解决。在同一场景里,情节的延续时间和观众感到的实际演出时间亦大体一致。这就是西方戏剧舞台的时空观,其理论依据是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它的支撑点是要求艺术真实地反映生活。在中国,戏剧家不依靠舞台技术创造现实生活的幻觉,不问舞台空间的使用是否合乎生活的尺度,也不要求情节时间和演出时间的大体一致。中国戏曲舞台是一个基本不用布景装置的舞台。舞台环境的确立,是以人物的活动为依归。即有人物的活动,才有一定的环境;没有人物的活动,舞台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空间。中国戏曲舞台上的时间形态,也不是相对固定。它极超脱、流动,或者说是很“弹性”的。要长就长,要短就短。长与短,完全由内容的需要来决定。
中国戏曲的虚拟性给剧作家和演员以极大的艺术表现自由,拓宽了戏剧表现生活的领域。在有限舞台上演员运用高超的演技,可以把观众带入江流险峰,军营山寨,行舟坐轿,登楼探海等多种多样的生活联想中去,在观众的想象中共同完成艺术创造的任务。这恐怕就是何以在一无所有的舞台上,中国戏曲得以再现五彩缤纷的场景和千姿百态的人生的原因了。需要说明的是,虚拟手法的确使一座死板的舞台变得来去自由,但这种自由决非不受任何制约,它还是有所制约。这就是要受艺术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个基本规律的制约。因此,舞台的虚拟性必须和表演的真实感结合起来才行。比如:在“趟马”(即一套骑马的虚拟动作)中“马”是虚的,但马鞭是实的。演员扬鞭、打马的动作必须准确且严谨,符合着生活的客观逻辑(如《蓝齐格格》中的趟马)。高度发扬戏剧的假定性,与此同时又极其追求摹拟生活形态的真实性,达到虚拟与实感相结合。尤其是出色的演员在表演中往往能将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流畅自然,让富于生活经验的观众,一看便懂。
诚然,中国的戏曲艺术越来越难以得到当下人群——尤其是年轻人——的青睐,虽然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也喜爱甚至自觉探索戏曲艺术,但与时下中国数亿庞大的年轻人队伍相比,这些人无疑是沧海一粟,显得过于渺小?而且那些所谓的热爱戏曲者的动机,很多情况下是不纯的——在我看来,与其说某些年轻人喜爱戏曲,是真正理解并陶醉于戏曲艺术本身的魅力,还不如说是为了强大的外部压力,和急于寻找到一条成功之路而无奈抽取的捷径;更多得是一种带着玩世不恭的“玩票”心理,无聊中找得一个打发时间的行为;有的则是受到当下到处宣传的“宏扬传统文化”“越是传统的就越深邃”这样的口号的鼓惑,盲目地跟风装时尚而已,也许到某日这些年轻人突然玩厌了,挥挥手便能与之绝缘,即便真正彻底离开了戏曲以后,这些人或许对它甚至一无所知。所以,表面上看,喜爱和研究戏曲的人在增多,但这更多的是一种带有广告传媒的刻意抄作式的宣传,一种浮华的潮流,潮流过去,大浪淘沙,也许最终没能剩下几个真正继承戏曲的人。如果是这样,中国戏曲的衰落和毁灭就是必然的!
现代社会是个快节奏的时代,一切都讲究效率。我们都知道西方自从使用泰勒工作制后,连人的呼吸、饮食和排泄通通都要折算成本。在当今时代这种金钱至上、效率优先的生存原则要求下,一切提速是必不可少的;面对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突飞猛进的生活,人们工作、学习、甚至于休息都无可奈何地要按照机械齿轮运转地方式全速运行着。在人的生活、行为越来越受到外部世界的钳制,身不由己地随着飞速的社会疲于奔命时,一切的所谓思想、情操的东西会随之瓦解。社会压力加大、浮躁、厌烦心理充斥着社会,那么,当工作和休息强行挤占了人们太多的空间,人们的自由就这样被无情践踏后,那些被置于物质基础之上的精神空间到底还剩多少?快节奏的生活必然衍生快餐文化,这是社会本身决定的,也是物质决定意识、客观世界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不变地结果。所以,面对着整日疲于奔命、心理空虚却无暇填补的社会大众,那些具有深层次的、曲折而抽象的艺术形式是不能被大众迅速的理解和接受的。不是大众不理解高深抽象的艺术,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耐心去理解。现代的快节奏生活需要快速消化的文化产品,越是直接,越能反映当代人心声的,具有平面化、直观化的艺术形式,越容易被人们快速接受,因此那些没有深层次内涵、易于理解和迅速得到认可的快餐文化必然成为当下流行文化的宠儿。
戏曲是抽象的艺术,在抽象中她又独追求一种虚幻意境的营造;尤其是中国戏曲,她是植根于中国浪漫主义传统文化土壤里的艺术化产物,具有高度地抽象性、表现性、概括性的特征。中国戏曲从内容到形式的过度写意固然产生了诗意美,但同时也导致了艺术本身的距离感,抽象的表现形式对观众产生了理解隔膜,再加上高度的概括性,对这种抽象的手法不但不详加解释,还大加压缩,如此下来观众的理解更会大受局限。当然,如果观众在观赏戏曲时,能够放下一切包袱,仔细融入戏曲所营造的写意世界,用艺术化的心理去仔细体会其中曲折幽深的艺术风貌时,当然能够体味出戏曲博大精深的美。可关键是对于时下高负荷生活的人们来说,精神世界已被外部压力过多占据,他们已经没有精力、没有能力去接受那些过度形而上的抽象艺术,社会的压力也不允许他们挤出空闲时间和过剩的精力去慢慢体味和消化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对于现代人来说,艺术就是娱乐,就是能在第一眼就让接受者感到满足,让他们在数秒甚至更短时间内就能忘掉忧愁,瞬间产生乐感,消除快节奏的工作所带来的疲惫的东西。要产生娱乐感,就要首先理解,不理解是无法认同的;对于戏曲的抽象写意,现代的人群在理解上就有困难——电视、电影告诉我们内容是直观的画面,但戏曲却需要用某些片面的点或局部特性代替全部,对于现代生活的高负荷人群来说,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理解难度,他们很难、或者毋宁说根本没有精力和心情愿意去把那些过度抽象、夸张、变形的艺术表达方式通过繁琐的联想或想象,费时费力的补全和还原,于是戏曲艺术自然无法被需要依托快餐式消费、尽速得到快乐满足感的现代人在短时期内迅速理解。于是这些缓慢表现、又需要仔细而抽象的体味才能获得艺术美感的戏曲是不适合直观、简单、快速的现代人和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的。
戏曲要进步,要被人接受,首先就要从内容上跟上时代,艺术是现实世界主观化的产物,也必然要反映现代生活。现代是个开放的社会,发展迅速、信息充沛、思想活跃、文化多元,人们充满了活力、青春和自由,社会蓬勃向上,人们精神昂扬。戏曲要表现时代,反映人们的心声,就要表现当下生活,体现当代人的心理,贴近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生活。戏曲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她用委婉曲折的腔调、浪漫写意的表现方式,小心地反映着丰富的感情。戏曲的这种曲折婉转、柔美写意的艺术形式,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在诞生之初受到封建社会纲常礼教残酷打压与禁锢中,无奈做出的规避性措施,只不过当这种原本为躲避社会压力而被迫做出的让步用艺术形式表现时,人们发现了它异乎寻常的审美享受,于是这种婉转、变形与写意的风格被继承了下来。但是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要使社会思潮、文化艺术跟得上社会发展的脚步,她就必须要求新、求变,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远离了阶级社会,没有了保守的、愚昧的、残酷的思想障碍,戏曲艺术从内容到形式,也不必盲目地再跟从那些数百年前传下的、早已过时的东西。现代戏曲的当务之急,就应该是吸取现代文化精华,融入新潮活跃的思想,发展更加广阔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手法,展现更加现代与时尚的蓬勃生活,使戏曲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要跟得上时代的发展,与现代社会,时下生活接轨,反映当代人的当代心理,社会心声,这才是戏曲艺术能够常排常新,不停发展的根本。要做到以上这些,就必须从内容到形式,从表现手法到剧本、演员的案情,各个方面对戏曲进行彻底现代化地改革发展,使源于先人的古老戏曲艺术能够更好地融入当下社会,更好
中国戏曲的流传很艰难 地为现代生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