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表现

第一篇：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表现

自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后，国内史学界对抗日战争的史料有了全面了解的条件，对当年国民党军队担责作战的正面战场也有了客观评价。相较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和到台湾出版的书籍完全抹煞共产党抗战业绩的写法，自20世纪80年代后大陆方面的出版物已能充分肯定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的正面作用，同时仍客观地指出其腐败无能和作战指导消极的一面。不过事物往往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近些年有些人借口纠正改革开放前较少提及正面战场的偏向，以吹嘘和引用不实资料的方式夸大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的战绩，在一些网站上这种倾向又特别严重。其实，这方面的一些不实宣传已不简单是史学问题，有些已是国内华敌对势力组织的网络舆论战的一部分，其目的通过吹嘘美化当年人民革命所推翻的反动旧势力，以此来否定当年中国革命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斗争的合理性。因此，公正地评述抗战中的正面战场，不仅涉及到是否对读者和网友负责，也是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关系到现实政治态度的大问题。

历史是一面多棱镜，歪曲它的最好办法便是只讲一面。改革开放前有些读物讲到抗战时的国民党当局，只讲其“不抵抗”政策和一溃千里，这就不能解释为何毕竟还坚持了八年抗战。改革开放后通过思想解放广开言路，有人又只谈正面战场战果如何辉煌，这也不能解释为何屡战屡败。何况抗战初期国民党军战败尚可用武器落后辩解，抗战后期中美联合空军已掌握制空权，国民党军得到美援后装备也较日军为优，兵力更一直居于绝对优势，为什么在直至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至 1945年初仍出现豫、湘、桂大溃败?为何直至日本投降前也未能展开反攻，最终依靠他国攻日而坐等胜利呢?

提到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表现，不可避免地提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实行“不抵抗政策”。这种政府下令“不抵抗”丢失8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3000万同胞的行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行为。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后割地，毕竟还是抵抗后败而失地，面对日军突袭东北南京政府却不敢抵抗而撤军弃地，这不仅引来全国民众的怒骂，还引来国民党内一些实权派在要求抗日的旗帜下发动“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以示强烈反对。

为了掩饰“九一八”时弃地的屈辱，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直至逃台后都声称那时军力 “未准备好”，只有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才有力量抵抗，近些一些网站上也发文重新鼓吹这种无耻的卖国谬论。且不说缺乏准备根本不能成为将国土恭手让人的理由，就是看一下1931年至1937年间中日两国实力量的消长对比便可知道，“不抵抗”而失地的结果只是造成日本实力大增，中国的国力反而削弱。尤其是日本轻易侵占富庶的中国东北后，其国内经济危机马上得到化解，工业产值在五年内增长了一倍。此间中国内地经济力量虽有增强，却也远抵不上不战而失最大的工业区东三省的损失，那些为“不抵抗”政策辩解的言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站不脚。

近些年有人在网上和某些刊物上发文，要“公正评价国民党抗战史”，并片面引用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和当台湾后的观点和吹嘘史料作为根据。例如许多网站还根据台湾战史所列的名录，登载抗战时死亡的将级军官数目超过200人，想以此来表功。客观看待历史的人们，当然承认国民党军有众多高级军官牺牲的事实，不过若认真考证，台湾战史的这一数字却包括了阵亡后追赠军衔者，还有当时在国共“磨擦”中死亡者，真正阵亡于对日作战的在任将官在 110人左右(因个别人死因还难判定)。不过，当年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抗战时投降日军充当伪军头目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至1943年时即达58人之多，在他们率领下成建制投敌的军队也达50万，成为日本占领区伪军的主要来源。追随副总裁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人，以此构成了南京伪 “国民政府”的基础。那些讲 “公正”的人却这些铁的史实患有选择性失明，故意避而不谈，其“公正”“全面”又在哪里?

如果以抗战意志的坚定性来对照，更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没有一个投降日军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在作战中确存在单个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战士在日军威逼下投降当汉奸的事例，却找不到一个营、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的中共领导的部队。哪个党、哪支军队的抗战意志坚决，这不是最好的说明吗?至于有人对比国共双方在抗战中伤亡数目，看到国民党军共伤亡320万人而中共部队共伤亡60万人，便以此吹嘘前者，从军事知识上看也属强词夺理。哪一方伤亡多并不等于作战贡献大，在某些情况还只能说明指挥笨拙，何况抗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数量在初期要比中共领导的部队多30倍，在后期也多4倍。

如果看一下国民党军在抗战中的损失，开小差和内部折磨减员者还远远大于作战。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长鹿钟麟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报告，抗战七年来前后征壮丁共 1100 万人(其中会有重复统计)，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及500万人，其余都逃亡或病故。这里所说“病故”实际多指抓捕捆绑时虐待至死，至于多数壮丁的损失还是开小差。国民党军队形成一个士兵 “抓-逃-再抓”的恶性循环(远征印缅的军队无法开小差除外)，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各国军队中是罕见的，恰是其政治军事腐败的突出表现。

国民党军当年在战争中败多胜少，重要原因是欺上瞒下盛行，战果吹嘘经常达到无人相信的地步。如其“剿共”作战公布的“歼匪”战果累计，便超过解放区人口总和，抗战时的战报也因虚假充斥而为国际史学界轻视，一般都不屑引用。事过几十年后，现在有人却把尘封的吹嘘品当成“发现新史料”，在网上一再发贴以蒙骗缺乏历史知识的新一代人。

以当年国民政府的战报对照战场情况，有军事常识者便到处看到离谱之处。如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保卫战期间，国民党军称杀伤日军20万人，包括在万家岭“歼灭日军第106师团”。其实日军进攻武汉的兵力为九个师团25万人，若真有此损失早就接近全军覆没，怎么能攻占武汉?按日方统计，“武汉攻略战”时伤亡3万多人，这里会存在一些隐漏。不过按战场情形推算，战斗伤亡再同因气候炎热生病减员相加，日军总损失不会超过10万人。

对“万家岭大捷”及此战中团长张灵甫的表现，当年国民党报刊曾大肆吹嘘，近年也有一些网站引用。其实中国在抗战期间没有“歼灭”过任何日军师团，除了远征军在反攻滇西时由美国航空兵支援在腾冲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团)外，此外在国内战场上也未成建制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至多是给某部敌军以重大杀伤。1938年10月上旬日军第106师团突入万家岭时，薛岳指挥的18个师攻其进行包围试图予以歼灭，激战半个月后，被围日军得到第17师团增援，国民党军随即解围撤退。这一仗还算是国民党军在武汉保卫战中打得最好的一仗，按国民党军战后较准确的统计也只是毙敌3000 人，伤敌5000人，俘敌300人，对拥有1.6万兵员的第106师团而言可算损失半数，按军语概念也远算不上“歼灭”。

近年有的网站上一再发出所谓1944年“桂林保卫战”的所谓“辉煌战绩”是击毙日军1.2万、打伤1.9万人，其中还“击毙9个联队长”。事实是日军进攻桂林的部队为两个师团全部加一个师团一部共7个联队，总兵力不过3万人，仅三天便攻占全城，其伤亡轻微。如果真有毙伤敌共3.1万的战果，攻城日军岂不被全部消灭(而且有的联队长还不止被打死了一次)，怎么又会有桂林的迅速失陷和守军弃城而逃呢?

国民党逃台后所出版的抗战史，多少收敛了一些吹嘘战果后，所列战果仍严重不实，如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仍声称“国军”共毙伤日军276万人。实际上经查日军在战后的资料统计，在中国战场上的伤亡共计为133万人(此外缅甸方面军对华作战还伤亡4万多人)，还是对国共两军和民众游击队作战的总和。国民党当局对战争统计的严重不实，除虚报外还由于当时政权机构无效能，其政府对国内人口都从未普查过，声称“四万万同胞”只是根据卖盐数量推算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进行首次人口普查时，才知道全国人口已超过6亿。

客观评价历史的人，承认国民党政权在 1937年至1945年还坚持了抗战，其军队的许多官兵还曾做过英勇奋战。不过由于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抗战不力、残民有余的事例在当年举不胜举，成为国民政府失去人心的重要原因，也是谈及抗战史时所不可讳言的内容。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据估算中国因战事死伤共3500万人(其中死亡 2100万，负伤1400万)，除日军屠杀外，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因本国败类和腐朽无能的当权者作孽。例如1938年徐州会战失败后，蒋介石去阻拦日军西进下令在河南花园口掘开黄河堤防，此事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时一直推说为日机轰炸造成决口。退至台湾后国民党当局在史书上才承认此事为本军所做，却又胡说什么 “抗战八年，黄泛阻敌西进，保障西北，功不可没。”无情的历史却早就证实，这些“功不可没”的谬说早已被“水”没矣!据花园口决堤后粗略统计，淹死百姓达 89万(淹没日军仅其第14师团一小部千数人)，丧失家园沦为难民者近1000万。此举虽使进攻武汉的日军一度改道，四个月后还是攻陷了当地，受到最大损失的只是黄河下游的人民。这样残害百万人民用以自保的政府和军队，又怎么可能不遭到民众的仇恨?抗日战争期间长期主管第五战区的李宗仁到美国后写回忆录便称，当时说河南民众恨国军(尤其是汤恩伯部)甚于恨日军的说法，“据我所知，不是过分污蔑之辞”。

自古来作恶必有恶报。果然，1944年春日军以12万人发起“一号作战”进攻中原的40万国民党军时，汤恩伯指挥各部在一个月内便溃不成军。在危急时刻，河南许多民众竟群起攻击败逃的国民党军，将其数万人缴械，这更加剧了中原崩溃。花园口决堤十年后，当年黄泛区附近爆发了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当地几百万民众用双腿和手推车更清楚表达了自己对蒋介石抗战时作为的看法──那就是全力支援解放军打倒他们切齿痛恨的国民党政权!

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共有22次会战，除了为取得外援反攻滇缅是主动进攻，其余都是被动防御。到了抗战后期，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党国要人在大后方发国难财，孔宋两家将包括美援在内的大量财富搜入私囊，民怨沸腾已不可遏制。国民党军装备好的部队又多数放在后方，明显是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对此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持者美国都不讳言。1949年7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白皮书便解释说：“美国参战后，国民党显然就认定日本最后必将战败，以为可以有机会来改进它的地位，和中共作最后的决斗。……战争后期中国抵抗力的部分瘫痪，主要就是这种争权造成的。”

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曾感叹，政府视民众如草芥，民众便视政府如仇雠。抗战胜利后仅四年，不可避免的历史事件终于发生了，那便是刚享受过胜利者荣耀的国民党政府被人民推翻。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讲话也承认：“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看看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和大后方的情况，便可知道被“抛弃”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篇：简析国民党在抗战时的贡献及学习军事课课后感想

简析国民党在抗战时的贡献及学习军事课课后感想

从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各地的失守，中国的抗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这时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担负了抗日的主要任务。尽管国民党在后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但是国民党在正面抗战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下面我将将我通过学习军事课而学到的分享给大家.我认为，我们应当对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作出的贡献及历史意义树立正确的认识观。当日本将其狂妄的想法开始着手实现于中国之际，国民政府的举动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消耗了日本的军事、经济实力，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泞而不能自拔。抗日战争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凭借其军事优势，向我华北和华东地区发动了连续不断的进攻，企图迅速打垮中国军队的主力，迫使国民党政权屈服，以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为此，日本陆军几乎倾巢出动，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据日本统计资料显示：战争开始后，日本共计24个师团，其中21个师团投入侵华战争。1938年7月，又新扩10个师团，共34个师团，其中32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占其陆军总数的94%强。可见侵华气焰嚣张至极。日本决心用武力征服中国的方针，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动员其几乎全部军队对日抗战。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武汉失守，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数次重大战役，日方伤亡447700余人，损失飞机785架，舰船100余艘，消耗军费92亿3千多万日元，且战线延长，兵力分散，军需补给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巨大的军事、经济实力的消耗，使日本经济濒于枯竭。广大日本人民被抛进了饥寒交迫的苦难之中。可见，号称东亚强国的日本，国内经济已达捉襟见肘的程度。惨重的人力、物力损失，日本不但无法实现其预定的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反而使自己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坑而无法自拔。

除此以外，面对日军的步步逼近，南京国民政府不负众望，组织并且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离开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这一举动振奋了全国民族精神，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南京国民政府几乎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对日作战，淞沪会战，牺牲的壮烈数不可计，中国军队浴血奋战、顽强抵抗，是日军遭到巨大损失。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日军遭到自新式陆军组建以来第一次惨败，极大的振奋了中华民族精神，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对形成强大的、一致抗日的高潮和生气蓬勃的新气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因此，从整个抗战过程看，尽管国民党在后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但国民党政府基本利益和民族利益总体来说是一致的，它始终坚持抗日的方针，没有妥协投降，从而保证了抗战后的最后胜利。通过学习史实了解到8年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举行过22次重大战役，歼灭日军100余万，国民党军队伤亡321万。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曾经在前线与日军侵略者奋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可见，国民党对抗日的贡献非同小可。

通过课数不多但颇有意义的军事教育及老师的精心指导，我得到了很好的军事教育，军事理论课使我明白了我国的历史，通过学习军事理论的学习，强化了我爱国的热情，增强了中华民族统一这一观念。为华夏的兴盛而自豪，也为之受辱或衰亡而惋惜。将国家兴衰荣辱谨记在心。

在军事理论课的教学中，我充分认识到作为一个当代大学生更应该了解我们的祖国，更坚定的认识到自己身负国家和民族的重任，也真正的明白了开设这门课的意义．我们更应该志存高远，心系祖国，为中华民族的腾飞而读书．在这个认识过程中，也不断地在完善自己，目标从无到有，从不坚定到坚定，把生活的每天付诸于学习和提高。军事理论课的学习使我心灵受到震撼，我将重新审视自己，更努力的去完善自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及预测的未来，以便更好的及时督促自己。

第三篇：抗战时捐赠望远镜的小姐妹

抗战时捐赠望远镜的小姐妹

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展厅内，存放着两副德国造的蔡斯军用望远镜。人们只知道它们是当年的八路军正、副司令员朱德、彭德怀在抗战时期使用过的，但对于它们的来历却一直不是很清楚。一个偶然的机会，上海警方终于找到了65年前用平时省下的糖果钱，买了两副望远镜捐给八路军的一对小姐妹。

当年的合影

事情还得从2002年6月下旬的一天说起。这天，坐落在福州路上的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接到了河北电视台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八路军》摄制组的一封求助公函。

河北电视台《八路军》摄制组在公函中说，他们在搜集有关历史档案时，从当年上海的一份《大公报》上了解到：1937年9月，有一个叫浦缉庭的上海市民家中有两个5岁和7岁的女儿，一个叫爱英，一个叫爱美，用平时节省下来的400元零用钱（当时能买400担大米），买了两副德国造的蔡斯军用望远镜，捐给了八路军正、副司令员朱德、彭德怀。现在摄制组急需找到这一对为国家分忧解难、支持共产党抗战的可爱小姐妹，但历史过去了65年，当年的两位小姐妹如果健在的话，也该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如今不知两位老人是否还健在？如果健在的话又居住在何处？他们恳切希望上海警方能帮助查找一下。与此同时，摄制组还特意附上了一张刊登在当年《大公报》上的浦缉庭和其两个胸前挂着望远镜的女儿的合影照片。

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领导接到这一求助函后，十分重视，立即要求总队治安信息管理处必须尽最大努力协助查找。通过多方努力，浦氏姐妹终于被找到了。

汪伪特务的追捕

在纪念“8?13”淞沪抗战65周年的前夕，治安总队查找小组的民警特意登门拜访了现在居住在徐汇区衡山路的浦氏姐妹。如今她们都已退休在家，安享着幸福的晚年。当年两个稚气未脱的小姐妹，如今都已是七旬老奶奶了。岁月的沧桑，在两位老人的脸上留下了历史的印痕。但她们身体不错，看上去十分健康。

回顾往事，姐妹俩记忆犹新。当她们端详着已泛黄的当年刊登在《大公报》上的父亲和她们姐妹俩的合影照片时，显得十分激动。虽因时间流逝，照片已有些模糊，但悬挂在姐妹俩脖子上的军用望远镜，仍依稀可辨。说到父亲浦缉庭对她们的教育，姐妹俩皆为之动容。

妹妹浦佩英回忆道：“我父亲是个极富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当年他供职于上海的一家私人钱庄，收入不是很高，还要养活全家人，但却十分乐于做善事，经常接济一些贫困人家。当时，著名的抗日将领谢晋元，率800壮士在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浴血奋战英勇抵抗日军，谢将军壮烈牺牲后，他的夫人十分悲痛，曾穿着黑布旗袍和黑布鞋，多次到我们家来。父亲每次都会在经济上资助她一些，尽一切可能对他们家人的生活进行照顾。”

这时，姐姐浦美英说道：“在我们姐妹俩分别只有7岁、5岁的那年，父亲将我们姐妹俩平时积攒下的糖果钱，买了两副德国造的蔡斯军用望远镜，以我们的名义，捐赠给八路军正、副司令员朱德、彭德怀，以表明我们全家支持抗日的决心。同时，父亲想通过此举，教育我们要热爱祖国，永远不能忘记国耻。因为，就在我们向八路军捐赠望远镜的前几天，上海发生了淞沪抗战。父亲所在钱庄被日本鬼子的炸弹炸毁，无数的老百姓被炸死，他自己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姐妹俩还告诉民警，当年为了捐赠望远镜给八路军一事，汪伪特务机关还曾想逮捕她们的父亲。因为，当她们姐妹俩捐赠给八路军的望远镜和父亲的照片一起在报纸上刊登后，引起了日本鬼子的注意。于是，日本鬼子赶紧下令“76号”汪伪特务机关派人调查父亲的情况并予以逮捕。父亲在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馆拍过一张生活照，照相馆曾把它摆放在橱窗里展示。“76号”汪伪特务机关的嗅觉很灵敏，他们根据报纸上的照片，寻到了王开照相馆，向照相馆询问父亲的有关情况和下落。但是，照相馆的职工以顾客没有留地址为由，把他们打发走了。后来这位职工碰到父亲，当即把特务来调查的事告诉了他，并叫他赶紧逃出去避避风头。从此，为避人耳目，父亲就戴起了墨镜，以躲避特务的追捕。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好几次虎口脱险。

晚辈的惊奇

1951年，因钱庄老板逃往台湾，俩姐妹的父亲浦缉庭失业了。从此，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儿女们外出打工为生。1966年2月，浦缉庭因病去世。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浦氏姐妹像许多普通老百姓一样，结婚生子，养家糊口。浦美英育有一子二女，1981年从街道集体企业退休；浦佩英育有三子一女，1984年从卢湾区淮海中路幼儿园退休。此后，姐妹俩与家人一起，安享着幸福的晚年。

当浦氏姐妹俩的子女从民警处得知他们的母亲幼年时的这个故事后，个个脸上流露出惊奇的神色：“哦！想不到，想不到，我们的妈妈竟然还有这么一段光荣故事。”浦氏姐妹俩的子女们凝望着自己的母亲与外公合影的历史照片说，在纪念“8?13”淞沪抗战65周年前夕，听母亲说起那一段往事，真是一次难得的爱国主义教育。原来，他们的母亲从来就没有向子女说起过发生在65年前这桩事。因为，浦氏姐妹俩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很普通的老百姓，做的事也很平凡。如果不是这次《八路军》摄制组通过上海市公安局的民警找到她们，这段往事也许就永远地尘封在了她们的心灵深处了。

第四篇：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正面战场

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正面战场

纵观国共关系史：1924—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第一次国民大革命（主要是北伐战争）的蓬勃发展，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为后来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1927—1937年，国共十年内战，造成国家分裂，外敌乘机入侵，给后来中国第二抗战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1937—1945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使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终使中国一越为世界五大国之一；1946—1949年，国共三年内战，使得大陆与台湾分离至今。历史经验证明：国共两党合则国家兴旺；分则民族元气大伤。因此，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必将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一步繁荣昌盛！

抗战期间，国民党正面战场虽有诸多失误，特别是相持阶段时期，随着日本侵华方针的改变，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采取消极对敌，避战观战的态度，而对共产党则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建立了“防共委员会”，运用一切手段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甚至于后来调动大量军队对付中共军队，相继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并限制全国抗日民主力量的发展，由于实际上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正面战场形势严重恶化，以至于出现像豫湘桂那样的大溃败。但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巨大贡献不会因为这些反面因素而被磨灭的。

一、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日的主力。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会战，如凇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极大地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是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忻口、太原会战，中国军民（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战绩显著；凇沪会战，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与有优势装备的敌人拼搏，毙伤日军4万多人；随枣会战毙伤日军1.3万余人，日军遗尸5000余具；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伤亡2万余人；第三次长沙会战共毙伤敌5万余人，俘日军139人。如果忽略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很显然仅凭中共当时的三四万人来抵御百万日军，那是不可想象的。

二、由于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和“速战速决”的狂妄企图，极大地消耗了日本军事、经济实力，使其长期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延绵数千里的战线上，国民党始终坚持着抗战，使日军兵力分散，战线延长，为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国民党正面战场支援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战场的开辟和发展，为敌后有机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抗战初期自不用说，国民党积极主动抗战吸引了日军主力，无疑是极大地促进了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即使在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虽无多大作为，但数千里战线上的数百万国民党军队的存在，牵制了大量日军，并使敌人受到一定消耗，在客观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坚持和发展，减轻了敌后战场的压力。

四、国民党中爱国抗战官兵的英雄事迹，振奋了民族精神，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促进了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国民党军队中很多人都叛国了，国民党军队的素质也不高，但是绝大多数国民党官兵是爱国的，这点毋庸置疑。“中国军人的楷模”张自忠，西北王冯玉祥，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哪个不是热血男儿？还有那数不尽的未知名的国民党官兵„„

五、国民党正面战场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中国军队以重大民族牺牲，粉碎了日本法西斯与德国法西斯会师，使得盟军有可能

腾出手来集中解决欧洲事件，换来了国际尊重，各国领导人曾先后高度评价过中国战场。因此，美英等国先后放弃了租界等一切在华特权，基本取得了国际关系的平等地位，终止了晚清以来的外交屈辱状况。

六、掩护了西南抗战基地的营建，为领导机构和沿海、沿江工厂、学校、科研机构的内迁争取了时间，为中国长期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毛主席曾经说过战争之伟力在于人民，但我认为抗日战争胜利之关键在于持久战，而持久战的关键在于工业，特别是军事国防工业。抗战前，中国工业大部分集中于沿海沿江地区。“一-二八事变“后，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工业受到严重威胁。若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基地落入敌手，中国将何以持久抗战？凇沪会战历时三个月，内迁仅民营企业一项就达146家，机器材料共14600余万吨，技术工厂250家。武汉会战期间，从武汉迁往内地的厂矿企业达304家，机件重量达5万余吨。从战役本身来说凇沪会战、武汉保卫战都失利了，但就这点而言两次会战的贡献绝不亚于一次大战役的胜利。虽然工厂数量不多，但这些工厂都是民族工业的精华，没有这些工厂中国的持久战将无从谈起，不敢说中国抗战必败，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抗战必将来得更困难、更严峻、更残酷、更持久„„

从国民党全党来看，虽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却始终能够坚持抗战；从国民党局部来看虽有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卖国投降，却更有数百万国民党军队在猛烈地打击着可恶的侵略者。因此只能说国民党成分比较复杂，党务没有干好，却并非是一个投降的党，其比晚清政府、北洋政府何止强千百倍。

从整个抗战过程来看，虽然国民党在后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但国民党的基本利益和本民族的利益总体来说是一致的，因此她始终坚持抗日的方针，没有妥协投降，从而保证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最值得一提的是，英法美等国绥靖政策甚嚣尘上的时候，国民党有过投降么？抗战初期，英法美非但没有给中国援助，还妄图牺牲中国的利益来保持既得利益，怂恿日本进攻苏联，帮助日本劝降中国。也就是说国民党在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仍是坚持抗战的，没有投降。

8年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共进行过22次重大战役，歼灭日军100余万，国民党伤亡321万，这是血的数字，铁的贡献，不可抹杀。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曾经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奋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的。

英魂常驻，精神永生。15个月（抗战初期）鲜血飞溅，上百万将士的血染沙场，含笑九泉。中国大地是红的，天空是红的，太多的血写就的历史难免悲壮„„

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们——为民族而作出牺牲的人们。

毛泽东在总结抗战时曾客观地评价道：“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国民党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抗战四十周年时，聂帅在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作序时曾指出：“许多为民族独立而英勇殉国的国民党爱国将士的精神与在抗战期间为抗击日本侵略军而壮烈牺牲的我军将士和人民群众一样，仍然令人崇敬不已。”这本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从肯定角度评价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书，引起海内外的轰动。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巨大贡献。

描写当年国民党政府抗击日本侵略的图书“国殇”畅销，电影“铁血”热映，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贡献也是比较认可的。

第五篇：抗战时杀死一个日本士兵有多难

抗战时杀死一个日本士兵有多难 导语

近日，抗战期间中、日士兵战斗力比较，成了网友讨论的一个热点。此前也有读者给我们写信，希望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本期专题，我们就谈一谈抗战期间中国士兵对抗、杀死一名侵华日军，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以湖南会战为例，中、日军队伤亡比超过3:1 据日军统计，湖南会战中国方面死、伤、俘、病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 1944年4月，日军动员兵力50余万，发起纵贯中国南北的“一号作战”战役，至12月该战役始告结束。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其间历经中原会战、湖南会战、桂柳会战，日军先后攻占河南、湖南、广西和广东部分地区。其中，湖南会战自5月底打到9月初，持续3个多月，是此次“一号作战”期间中国军队抵抗时间最久、最顽强的一次战役。

以此次战役为例，可以一窥中国军队与日军之间的战斗力差距。此役，双方参战人数，中国军队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约25-28万人。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中国方面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而据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中国方面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日军伤、亡人数，双方公布的数字接近。而国军伤、亡人数则出入较大。日军方面公布的数字，包括了伤、病、俘、亡，中国军队损失过半。国民政府公布的数字，则不含病、俘，仅伤、亡两项，也已占国军参战人数的25%。显然，日军方面的统计要更为确切一些，国民政府不统计病、俘，则有其鼓舞抗战民心乃至获取二战国际地位之考量。

国民政府在1944年前后对兵力的配置也能从侧面证明日军的统计要更为准确一些。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中国军队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中国军队30个军的记录。抗战后期，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国民政府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中国军队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敌人。徐永昌的估计也大致相似：中国军队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应钦在拟定军队减编方案时，其着眼点亦大致以中国军队1个师对日军1个联队的比例编制。考虑到抗战后期军队编制的缺额——徐永昌认为战时国军各师实际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一万多人至二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三至四个联队。依此推之，1944年国民党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

整个抗战期间，正面战场敌我伤亡比例在1:4到1:2之间

抗日战争时期，要杀一个日本士兵究竟有多难，要付多少代价？可以从敌我双方士兵的伤亡作比较。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两项合计为4165485人。

而当时有多少侵华日军被歼灭？目前没有准确的数字。《日本陆海军事典》一书中认为在中国关内日军总共死亡45.57万，其中八年抗战日军在中国死亡40.46（不包括东北），战后遣返中死亡5.11万。按照美国学者根据日本战中统计计算，在大陆被击毙的日军，共计四十四万余。学者张忠义先生，根据日本的资料也计算出一个接近的数字，45.5万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则为48万，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

尽管目前日军在华死亡人数还不确切，但可以估算其人数大概在45万至80万之间。根据国民政府的报告，国军死亡将士共计约170万人（合阵亡和因病死亡）。也就是说，抗战期间，正面战场敌我伤亡比例在4比1到2比1之间，这个比例应该算保守。中、日军队战斗力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

林彪总结：中央军队守着挨打战术真糟糕透了；我军的军事技术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

平型关大捷后，林彪曾撰文《平型关战斗的经验》，刊登于1937年11月27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一卷第二十五期，对中、日军队战斗力做过一个基本比较，并分析了原因。文章说道：

“……

七、敌人实在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作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作疏散队形之作战，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后，大家拢在一团，喧嚷„老乡，缴枪呀！‟——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

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兵往往很多。在抗大的军事教育中，特别要教育干部了解正规战斗中的战斗队形之运用。

八、日兵之死不肯缴械，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但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之不正确，采用野蛮的活埋、火烧、剖肚等办法。故我们今后须加紧对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治宣传与优待俘虏。……

十、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十一、中央军队如果还是守着挨打战术，便真糟糕透了。他们对主要点应坚工固守，而不应到处守，应行决战防御与运动战，应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大炮于决战点。至于他们军官的调动、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善，都是他们很重要的问题。

十二、我军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与班排连长的技术，与战术教育，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过去大半年，部队虽然得到了休息整顿的机会，在风纪、礼节与正规化上进步很多，但对战术训练还很差。今后当努力此方教育。经过这次的战斗，部队中的一般情形更形活跃了，战斗的情绪及生活高涨到万分。战地群众对我军与友军完全是两个态度，见友军就逃，见我军到了则又转回。八路军所到之处，受群众热烈的欢迎与夸扬，不是无因的。这一切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虚心地学习，运用在今后的抗战中，这些都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林彪对八路军自身的批评自然是中肯的。其对中央军的批评，其实也相当准确。下面就具体说说中央军的问题。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一：中国士兵缺乏训练又营养不良，白刃战三士兵尚不能活捉一日兵

国军战斗力的薄弱，除装备不如日军，亦由于士兵缺乏营养和训练。1944年10月，魏德迈担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后，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学者黄仁宇正在国军中任排长。据他的亲身体验，士兵“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

抗日剧中常常不乏白刃战场面，往往中国士兵与日兵一对一厮杀，结局一般是中国士兵手刃日兵。在抗战初期，日军确实比较害怕与中国军队进行白刃战，但到了抗战中后期，中国士兵已多为新兵，其劈刺技术已比不上敌人，有时两、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兵。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营养不良，体力太差，以及劈刺技术训练不足等。冲锋与阵内战的战斗技能，平日也未注意演习，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

造成士兵缺乏营养和训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军后期保障能力不足。据王奇生称，“国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国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后勤不力，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检讨过原因：“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二：兵役办理不良，新征壮丁因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

随着战事进行，国军士兵战斗力日益衰退，除了上述原因外，兵役办理不良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的蒋梦麟在1941年7月写给蒋介石的一篇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

“梦麟此次视察桂湘红十字会医务工作……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

（六）黄平县长检得道旁卧病壮丁七人，送医院治之，死其六，其余一人病愈逸去。

（七）据马场坪医生云：„有湘人十余人，挑布担迤逦而行，近贵定县，遇解送队，数人被执，余者逃入县城报告。适一卡车至，持枪者拥湘人上车，向贵阳行驶。湘赂之，被释。方下车时，以枪击毙之曰：彼辈乃逃兵也。‟……”

蒋梦麟的报告又提到，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三：军官素质之不佳，兵好官不好，官阶越高能力越低

除了战备、一般士兵不如日军外，国军的素质也令人堪忧。一般士兵多为农家子弟，他们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但在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

蒋介石曾多次公开指责国民党军队，官阶越高能力越低。1944年蒋介石说：“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蒋还声称：“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蒋也许有痛责高级将领反省以及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但仍可从中看出国军军官素质之不佳。

徐永昌在其日记中亦称：“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可见“官不如兵”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四：指挥与协调差，蒋介石集事权于一身又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

此外，国军的指挥和协调系统紊乱，几无章法。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一些大的战役，蒋必亲自遥控指挥，通过电报、电话，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军和军，甚至直接指令到团、营一级。1944年6月12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发牢骚说：“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

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部队长官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张治中1939—940年间曾任侍从室主任。他对蒋介石的高度集权深有体会：“蒋对军队的统率，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法，养成习惯已久，所以部队将领就有一种反映：部队接到蒋委员长电报，先看电尾是那一个机关主办的，如„中正手启‟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参‟（引者注：侍从室主办的）也还重视，但如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了。所以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这种个人集权、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坏处甚多，决难持久……我认为这是以后军事失败种种原因之一。”

蒋介石集事权于一身，却又经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军令部副部长刘斐私下与徐永昌议论时，即认为这种状况“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将领骄不受命，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的效率；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此全系不运用组织，自毁机构能力”。

资料来源：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 :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结语

时下一些抗战剧把敌人描绘得过于弱智，不仅是对历史的歪曲，更是对浴血捍卫家国的先烈们的不敬。当前人浴血奋战换来的胜利被描述成唾手可得，后人恐怕就很难了解和反思为何这场战争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