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对《史记》在史学和文学史上卓越成就的精辟评价。《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史记》无论是对史学界,还是文学界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史记》在史学界开纪传体之先河,让人们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人物和事件,还有司马迁在考证时的严谨性和纂写时的公正性,都对后世史学者有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史记》首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形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然而,史书编年体的体裁形式有两点严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二是不能突出表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于是编年体的不足引发了司马迁对史书撰写的框架提出了一个全新构想。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结合记言、记事,这种体裁的史书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记述范围广泛,便于突出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形势。《史记》纪传体的创造,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树立了楷模,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来的史学家撰写纪传体史书,在体裁上基本都是沿着《史记》的路子走的。
其二,《史记》的史学精神对史学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所谓史学精神,它包括三个方面,即:实录精神、批判精神、人文精神,其中实录精神是最具影响的。所谓“实录”,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对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写实、大胆揭露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记载正史官书所不肯收录的下层人物都是实录精神的集中体现。《史记》的实录精神明辨是非善恶,在《春秋》的基础上作创变突破,把史学从政治和道德评价的范围引更深向对历史探索的园地,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史学。
《史记》的文学界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
首先,《史记》的求实求真的创作精神和批判精神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司马迁曾受到汉武帝的残酷迫害,因而“发愤著书”,写成《史记》。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公正和“实录”精神。例如在《史记》中,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其残忍和好大喜功,求仙访道和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实。对汉高祖,也既写了他的推翻暴秦、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他的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但也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残忍和无赖的流氓嘴脸。《史记》真正做到了 “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其秉笔直书的现实主义风格对后世文学的创作影响深远
其次,《史记》渗透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再次,《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都为后代散文家所效法、学习。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将我国古代散文推向了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
一、它具有高超的语言艺术,运用时代语言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生动而简练,如《项羽本纪》中“彼可取而代也”,率直大胆,刻画出了项羽的强悍卤直。又如《高祖本纪》中“大丈夫当如此也”,委婉曲折,写出了刘邦的贪婪狡诈。
二、善于引用民谣和谚语,如:《李将军列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极富表现力。
最后,《史记》对后世小说和戏曲产生了一定影响。《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史记》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通过典型化的细节、借助个性化语言、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利用尖锐的矛盾冲突等基本手法的运用对小说起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它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另外,《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也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像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
第二篇:论《史记》的历史影响
《史记》的历史影响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为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为完成父亲之遗愿,忍辱负重,发奋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太史公。司马迁的经历,正好应了孟子所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种忍辱负重、心志弥坚的精神,也是古人留于我们的一种瑰宝。
《史记》的历史影响,首先要从它的史学意义谈起。第一,《史记》的史学地位极高。它于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完成,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内容系统而丰富。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计130篇,52万多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的纪传体通史巨著,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梁启超赞其为“千古之绝作”。第二,《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编史方法。不同于以前史书所采用过的以年代先后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编限的国别体,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在史学体裁上是影响极为深远的创举。后历代都仿效这种体裁修史,且通史的方法,一直影响着近现代史学研究。第三,确立了史学的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的,没有自己的体系和学科。自《史记》完成后,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为适应新的要求,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这一门类取得了独立地位。
其次,《史记》还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司马迁以十分传神的文笔,勾勒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史记》在文学史上对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所以,《史记》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最后,《史记》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第一,提供了大量详实系统的资料,促进了现代对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史记》首创了较为系统地记载社会经济史的专篇,其中《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最为典型,真实系统地记载了古代社会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发展。另外,《史记》所记人物涉及面很广,上至帝王将相、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平民、商人游侠,详细且真实地记载了各种各类、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这些都为全方位地研究社会文明的进步奠定了十分厚实的基础。第二,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现代人对《史记》的深入学习和理解,同样有此作用。
总而言之,《史记》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巍峨的丰碑,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篇:论《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
摘 要:《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在记录历史变迁,反映社会现实,刻画人物形象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聊斋志异》深受《史记》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本文拟从创作精神、人物运用、行为笔法、语言借鉴等方面探讨《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寻找《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启迪,总结我国古典小说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关键词:史记 聊斋志异 影响
《史记》是司马迁遭受宫刑后,为泄胸中愤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创作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千余年后的《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穷困潦倒的一生中满怀孤愤和不平,寄寓胸中悲愤,借花妖狐魅来赞誉人间真善美,借阴曹地府影射社会黑暗污浊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这两部著作成为中国古代文苑里盛开的璀璨的奇葩。虽然相距千余年,但是《史记》在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社会黑暗、刻画人物形象、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聊斋志异》的艺术创作《聊斋志异》正是吸取了《史记》的艺术精华,才取得了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
一、创作精神的继承
《史记》这种反映社会现实,揭露黑暗,同情弱者和人民群众的精神,深深地影响到千余年后的《聊斋志异》。《聊斋志异》中的绝大多数小说,是作者蒲松龄根据当时民间传说故事经过艺术创作而成的文言短篇小说。他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塑造了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的花妖狐魅,描绘了阴森恐怖的阴曹地府,曲折地揭露了清王朝的政治黑暗,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以及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人民群众的罪恶,歌颂了人民群众善良纯朴的美好品德,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一)批判精神的继承
《史记》在记录历史反映社会现实上,对历代帝王采取了“采善贬恶”的态度,忠于历史,实录历史,真实地记录统治阶级的卑琐行径,揭露他们的丑恶面目。如《史记》真实地记录了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少年时期,“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的无赖行径,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刘邦在沛时,被楚兵追得急了,为了逃命,一连三次把女儿推下车去。在广武战场上,当项羽以烹其父亲相威胁时,刘邦竟然说出:“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来”的话来。这些生动事例深刻地揭露了刘邦的凶狠丑恶自私卑鄙的嘴脸。司马迁这种不畏强权,坚持真相的行为,是需要多么大的胆量啊。
《聊斋志异》继承高扬大无畏的批判精神,尖锐地描写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昏庸,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淫逸腐朽的本质。如《促织》一文真实地描写了皇帝不理朝政,整日逗促织玩耍,各级官吏为了媚上邀宠,乘机变本加厉地敲诈勒索人民群众,造成人民群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民不聊生的悲惨下场,从而曲折含蓄地流露了作者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憎恶之情。
(二)弘扬歌颂真善美的优良传统
《史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赞美侠客义士的高尚气节,歌颂了忠臣良将的历史业绩和仁人志士的优秀品德。司马迁歌颂农民起义领袖陈涉首先发难之功,肯定了他的历史作用,把他列入“世家”,与帝王将相同列。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上著名的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件历史事件,刻画了项羽叱咤风云、勇猛豪气的盖世英雄形象,满腔热情地歌颂了项羽刚正不阿、豪爽秉直的性格特点。作者描写项羽的悲惨结局,回忆起自己的不幸遭遇字里行间渗透了自己的悲愤之情。
蒲松龄借鉴《史记》的“采善贬恶”的手法,在《叶生》这篇小说中详细地描写了贫穷书生叶生的坎坷经历。叶生才华横溢,少年成名,但生不逢时,命运艰辛,屡试不第,仕途不彰,穷困潦倒终其一生。作者满怀深情地歌颂了叶生不甘命运摆布努力奋斗的拼搏精神。叶生的坎坷经历,和作者的悲惨遭遇极其相似。作者悲愤之情,愤怒之火,不平之气,借叶生这个精心塑造的艺术形象,犹如滔滔江河决堤,一泻千里,痛快淋漓地宣泄出来。总之,《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天真乖巧可爱纯真的花妖狐魅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形象,悲痛地叙述了他们的悲惨遭遇,热情地赞颂了他们身上的淳朴善良、忠贞纯洁、豪爽无私的美好人性和甜蜜温馨,美满幸福的爱情生活,流露了作者压抑愤懑之情。
二、《史记》中的人物故事在《聊斋志异》中的运用
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像管仲、鲍叔牙、廉颇、蔺相如、毛遂等人物和管鲍之交、毛遂自荐、完璧归赵等故事皆为人所熟悉。蒲松龄对这些人物和故事更是烂熟于胸,在《聊斋志异》中,经常用《史记》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来比附和评论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如《酒友》中写车尘,家贫而又弃酒,每夜必饮,“床头蹲常不空”。一夜发现一狐醉卧其旁,“不忍惊覆,衣加臂,与之共寝”,半夜,狐醒,“起拜榻前,谢不杀之恩”。生口:“我病于曲业而人以为痴,卿,我鲍叔也。必不见疑,当为糟.庄之良友.”这里的“鲍叔”指的是《史记·管晏列传》中的鲍叔牙。管仲与鲍叔牙相交,经常多取钱财,谋事不成,但鲍叔牙始终认为甘仲是个人才后把其举荐给齐枢公终子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所以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酒友》中的车生视狐精为知己把醉狐比成鲍叔牙.、管仲。
三、《史记》的行文笔法为《聊裔志异》所模仿
《史记》在行文笔法上:最主要的特点有二:一是“寓论断于叙事”;二是“太史公曰”的评论。
(一)“寓论断于叙事”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六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序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寓论断于叙事”也就是在文中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而是在人物事件的叙写中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这一手法为蒲松龄所吸取,在《聊斋志异》中用的较普遍。如《八大王》篇中写冯生语:“此间有此等令尹,辱寞世界矣!幸是旧令尹,假令新令尹,将无杀尽途人耶?”这是借冯生的话批评地方官。又如《王十》中借阎王的话揭示世界的是非颠倒等。《聊斋志异》模仿《史记》叙事中寓观点、情感的笔法,用的极为普遍,除以上诸篇外,还有《昊令》、《于江》、《田七郎》、《鸦头》等篇,作者的观点、情感尽寓于叙事之中。
(二)“太史公曰”
“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亲自出面对人物事件的评论。《史记》中共有“太史公曰”一百三十余条,且形式灵活,多数在文章的结尾,有的则在篇首或篇中。《聊斋志异》模仿《史记》“太史公曰”,每于文中发些议论,名为“异史氏曰”。
这里我们应该指出的是,《聊斋志异》在对《史记》“太史公曰”进行模仿的同时,也是有所改变的,尤其是在感情的抒发上,往往比(史记》中的“太史公日”更激烈,更痛快。如《向呆》中曰:“天下事足发指者多矣。使怨者常为人,恨不令暂作虎!”《梦狼》中曰:“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郡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伍秋月》中曰:“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这等议论极为贴切,又极痛快,激情横溢,热烈灼人,可作声讨脏官恶吏的檄文来读,具有激动人心的感人力量。
四、《史记》语言为《聊斋志异》语言所借用
司马迁是伟大的语言大师,他撰写的《史记》,语言浅近、活泼、朴实、生动,极富表现力,因此.蒲松龄在写《聊斋志异》时,把《史记》中的一些语言,借用或化用过来叙述、描写故事中的人事。如《叶生》篇中写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遇不偶,困于名场”。遇知己丁乘鹤后,丁为其“游扬于学使”。但仍考试不中,悲愤交集,病卒化为鬼,做丁氏子师。“公一日谓生日:‘君出余绪,遂使孺子成名。然黄钟长弃若何!’叶生回答:“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亦足矣。’”叶生“非战之罪”的话,用的就是《史记·项羽本纪》垓下之战中项羽的“非战之罪”的话。
以上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说了《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聊斋志异》对《史纪》的继承、吸收、模仿、学习。《史记》和千余年后的《聊斋志异》之间架起了一条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通道。《聊斋志异》继承发扬了《史记》的发愤著书的创作精神,进一步丰富了小说思想内涵,发展完善了古典文言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中国小说艺术之花绽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参考文献
〔1〕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2〕张友鹤.聊斋志异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第四篇:先秦史书对史记的影响
先秦史书对史记的影响
《尚书》
记言史书之祖。记载君王言论的。夏商周——春秋初期。因为是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史书,所以大多数文章佶屈聱牙,不容易读。所以《史记》在运用《尚书》的时候,把一些片段改成了白话翻译,对后世产生了优点、缺点。优点,翻译后的尚书,浅显易懂,与《史记》的文风保持一致。缺点,司马迁应该看过珍贵的古文尚书的资料,但是翻译成了汉朝的白话文,没有对古文献保存,丧失了原来的篇章。所以导致于我们丧失了对古文尚书文献的记录,从保存典籍角度来看,是莫大的损失。在史记的篇章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运用了《尚书》的片段。
《左传》
①材料的提供
从解经作注的方面,帮史记梳理了很多原本在《春秋》中记载简略的历史故事。左传又是根据春秋体例进行注解的,所以它也是一本编年体史书。从时间上,保留了春秋非常准确的时间脉络。从内容上,极大丰富了春秋的简短标题。所以,这两方面对史记写春秋时期的历史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史记春秋史写的很好,因为年份很准确,材料非常丰富。②论赞体的发展
把史官主观的议事,从春秋非常隐讳的一字喻褒贬的春秋笔法,独立为左传的“君子曰”,这是史传论赞体系的演变、发展,也是创新。但“君子曰”的形式还不够完善。因为等于是用“君子”这个群体来论述历史事件,不太等于史官本人的议事。除了“君子曰”,还有“孔子曰”等,都不完全等同于史官。到了史记,演变为太史公曰,史传的论赞体确立了下来,这个演变,既是继承了春秋,也是发展了春秋史官的话语权。
好处在于,把主观的论赞体独立于客观的历史事件之外,让后世的读者可以不带史官感情色彩的去观察历史事件,随后也可以参考史官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也可以有自己的评价。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发展,越来越科学的历史观,史记之后的所有正史,都是参照史记的办法。
③语言的塑造
左传里面明显的发现有一些虚构的对话,牵扯比较广。因为中国古代文学很少对人物进行具体形象的描述,而是经常使用对话来进行人物的塑造。史记是纪传体,他的塑造人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语言对话。以对话来增强故事性,以对话来塑造人物,或以对话来达到某些目的,从左传开始,是一个新的突破。史记是纪传体,如何塑造人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语言的塑造。
第五篇:论述唐诗的文学地位及影响
论述唐诗的文学地位及影
响
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班级:1406114
学号:140611426
姓名:杨永硕
电话:***
论述唐诗的文学地位及影响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这个朝代诗人众多,诗作繁富,其辉煌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如果将历代诗歌比作艺术的百花园,那么在这座花园中,花儿开得最鲜艳,最繁盛最惹人喜爱的,就属唐诗这朵奇葩了。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像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
唐诗的发展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初唐是唐诗的开创时期。唐初诗坛承袭齐梁的浮靡诗风,流行宫体诗,能够摆脱宫体诗浮靡诗风影响的诗人是王绩,他推崇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和诗歌风格,主要 描 写 田 园 风 光 和 个 人 的 田 园 生 活,诗 风 疏 淡 质 朴。“初唐四杰”是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位诗人,他们的主要贡献是破坏和改造了宫体诗,奠定了五律,发展了七言歌行。继“四杰”之后使律诗定型的 两 位 诗 人 是 沈 佺 期 和 宋 之 问。唐代第一个举起诗歌革新大旗的作家是陈子昂。他推崇汉魏古诗,提倡“汉魏风骨”、“风雅兴寄”,他以复古为革新,扫除了宫体诗的浮靡诗风,端正了唐诗 的 发 展 方 向,为 盛 唐 诗 歌 高 峰 的 到 来 铺平了 道 路。
盛唐诗歌代表了唐诗的最高成就。盛唐的两大诗歌流派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 的山水田园诗派和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边塞诗派的重要诗人还有王昌龄、王翰、王之涣、李颀、崔颢等。李白和杜甫是盛唐双峰并峙的大诗人,他们的 诗歌代表了唐诗乃至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张若虚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和称 “ 吴 中 四 士 ”。
中唐前期诗歌创作处于低潮,后期重有出现繁荣景象。唐代宗大历年间在诗坛享有盛名的十位诗人合称“大历十才子”。中唐前期元结、顾况注重反映现实民生,是杜甫开创的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到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中间的过渡性诗人。中唐前期的刘长卿和韦应物以山水诗见称,是王维、孟浩然的余绪;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的余绪。中唐后期的两大诗派是新乐府派和韩孟诗派。中唐新乐府运动,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一批诗人,自觉发扬杜甫的写实精神,从生活源泉中觅取诗材,写下了大量赋咏新题材、运用新语言、标以新诗题的乐府诗,掀起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的中坚诗人还有张籍、王建、李绅等。韩孟诗派与新乐府派几乎同时出现,以韩愈、孟郊为代表。他们标榜“ 陈言务去”,尚古拙,求奇险,艺术上避熟就生,因难见巧,刻意求新,形成奇崛险怪的风格特色。在两大诗派之外,能够独树一帜,成就较突出的诗人有刘禹 锡、柳 宗 元、李 贺 等。
晚唐是唐诗的夕阳返照时期。诗坛的整体状况是感伤气息浓重,雕琢风气盛行。晚唐前期极负盛名的诗人是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和杜牧。他们也是晚唐最有成就的诗人。晚唐后期出现了以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发扬中唐新乐府派的创作精神,注重反映社会民生,但艺术成就不高。原因:唐诗之所以能取得这样高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封建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变革,促使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为诗歌创作开拓了新的源泉,提供了新的材料。
唐诗突破了六朝后期诗作大多束缚于玄言、山水、宫体,或抒写个子失意苦闷的的小圈子,广泛反映了社会阶级矛盾和民生疾苦,朝廷政事与地方**,边塞战争及民族习俗,都市生活同田园风光,以及礼教、门第、爱情、婚姻、商人、手工工人的情况等,其概括的广度和表现出来的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封建经济和政治的变革,把庶族寒门推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成为政治生活中最活跃的力量,也是唐诗的主要创作群。庶族文人一般来说视野比较开阔,其中部分文人由于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生活的困顿,同广大劳动人民有着比较近接触和联系,并在诗歌创作中反映出来。
唐诗的繁荣,同唐代社会思想比较解放也有密切的关系。唐代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抱有一定的自信,同时又需要协调内部矛盾以利于长治久安,所以在意识形态方便采取了比较开放自由的政策,对儒、释、道各派思想兼容并蓄,有时还允许和鼓励人们对时政展开批评;这对于解除时人的思想束缚,促进诗歌创作的自由发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唐诗的兴盛,也是唐代文化艺术普遍繁荣的产物。当时文化的相对普及和诗歌群众基础的扩大,给诗歌创作带来新的生命力。唐代各种文艺形式的充分发展,也给予诗歌多方面的影响。古文运动、传奇小说以及佛经、变文里的故事,促成了中唐以后诗歌的散文化、故事化和玄怪等特殊倾向,而曲子词的兴起,又给晚唐温、李一派诗歌开拓了用新境界,还有诗赋取士制度的推行,自然会作用到诗歌身上。
唐代的巨大成就,还是唐代诗人们多方面地批评继承文学遗产,推陈出新的结果。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从《诗经》开始到唐代,已经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前人丰富的创作经验,无不为唐诗所充分吸收,体现了唐诗集大成者的风貌。
当然,唐代诗人对待文学遗产,并非一味的兼收并蓄,于其中仍有所扬弃。对六朝诗歌中某些偏重形式、忽视内容的倾向,尤其是对齐梁陈宫体诗的不良影响,唐初百余年间的几代诗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终于基本上挣脱了旧的束缚,开拓了新的局面;不过在否定和改造旧风气的时候,也不排斥其中有用的文字技巧;这也是唐诗能够跨越传统大步前进的重要原因。
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主要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