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论佛教的生死观
浅论佛教的生死观
摘要：人生最大的事情是什么?是生与死？自古以来，生死问题就是人类最为关切的问题。也是任何一个宗教都必须解答的问题。在中国，儒道释三足鼎立，而儒者慎言生死，故生死之事多由佛道包揽。佛教的核心就在于能解生死、破生死、任生死，“生死大事”四字足以说尽其存在的意义。“生死即涅磐”是佛教解脱论的真髓所在。本文从佛教的本体论(缘起论)、轮回论、涅磐论三方面对佛教的生死观进行简要阐述，在此基础上对佛教解脱生死的方法进行讨论，最后阐明生死的真相。
关键词：佛教；生死观；缘起；轮回；涅磐；解脱
人生最大的事情是什么?是生与死？自古以来，生死问题就是人类最为关切的问题，也是任何一个宗教都必须解答的问题。在中国，儒道释三足鼎立，而儒者慎言生死，故生死之事多由佛道包揽。佛教的核心就在于能解生死、破生死、任生死，“生死大事”四字足以说尽其存在的意义。明代憨山大师在他的《梦游集》中云：“从上古人出家本为生死大事，即佛祖出世，亦特为开示此事而已，非于生死外别有佛法，非于佛法外别有生死。所谓迷之则生死始，悟之则轮回息。”
①憨山此说，可谓总结了整个佛教的根本义谛．标示生死智慧即“生死即涅磐”的大彻大悟为佛教解脱论的真髓所在。
一、佛教的生死观简述
1．佛教生死本体论。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宇宙人生的现象是如何生起的、如何变化的?宇宙人生的终极原因、是什么?它的本体和现象是怎样的关系等问题，是佛教缘起论所要阐述和讨论的。
佛教缘起论认为色心不二，肉体与精神一体，二者不可以分割，没有前后、本末之分，浑然一体，共同构成宇宙的实相。生命的本质。人的生命是种种物质和精神要素的聚合体，它没有一个独立的实体(我)，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的生命在内都是种种因缘和合而生起，没有单独的“实体”，皆随因缘聚散生灭，没有自在的“常往”，皆受因缘条件变化的制约，没有自我任意的“主宰”，故说无我，亦无灵魂不死。作为人类的个体，佛教认为他又是不真实的存在，即是“无 ①曹越．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九)示修净土法门[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的”，这个无又称之为“无我”、“非我”。而人的肉体存在是五蕴集合而成，从偏重于构成生命的精神要素来分析“五蕴说”，即把人的生命分成色、受、想、行、识五大类，色是物质要素，受、想、行、识是精神，它们不能单独生起，必须相互依赖，互相结合才有生命的存在及其运动。从偏重于物质要素来分析，有“六大说”，即人们一期生命乃是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元素所组成，依借前五大构成物质属性的身体：地为骨肉，有坚性；水为血液，有湿性；火为热气，有暖性；风为呼吸，有动性；空为空隙，有无碍性。依借识大有种种精神活动。色心不二，五大之外无识大，识大之外无五大。互具互融，六大无碍，甚至一大之中互具其他五大。人体精神属性的存在必须依赖于人体物质属性的存在而存在，反之，人体如果没有精神属性，就不能成其为生命。生命由色心和合而成。二者互相依存，互为因果，互为条件，并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生命因之随时而改变自己存在的形态。表现为生生死死，而生命由色心和合而成的内容则是不能改变的。从整个宇宙的主场看，生命之能是永恒的。它使具体的生命从一种形态转换为另一种形态，由此构成生生死死的生命之流，并且反复循环，生而死，死而生。永远流转，以至无穷。故死亡在整个宇宙生命中并不具有最终的性质．它只是相对于生存显现才具有终极意义。
在佛教看来，人身自我既是无的又是空的。佛教的“有”，又可称之为“真有俗空”或“内有外空”，大体有两方面内容：其一，“真有”指成佛的法性，涅磐的心境。其二，肉体是假、空，形如臭皮囊。而灵魂永存，精神不灭。肉体即使变成腐朽物，精神仍为常新体。由佛教的这种生死本体论衍生出佛教对生死的态度就是“无我”和“无常”。如果人类破除了我执．认识了清净无染、安宁自在、超脱生死、真实永恒的真我(真实的自我、自我的本来面目)，整个生命过程便充满生机，充满信心，不再动摇，不再犹豫。正如池田大作说：“它是自发的和能动的．是不断生成和流动的：这就是生命的实相。具体到我们的人生来说，应该坚决抛弃观念上的僵化和独断。正因为现象是‘无常’的，人的主体性和自由生命的发扬才是可能的。”
2．佛教生死轮回论。轮回学说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它是佛教对事物本质、事物变化等的看法，以及佛教的伦理道德、人生解脱等的观念紧密相关。轮回学说起源于佛教之前的印度古老宗教，最初解决的仅仅是人死后去向的问题。2 佛教创立者吸收了轮回学说的基本理念．把它改造成了佛教的基本教义。佛教轮回论认为众生由于恩爱执著、迷惑造业的影响，而在三界六道之中流转生死，受诸苦恼不能解脱。犹如车轮旋转，循环不已，故名轮回。所以，解脱轮回之苦，也就成为人生的一件重要大事，更是救护众生的指导方针了。
轮回的主体是“神识”，轮回的动力是“诸欲因缘”，轮回的处所是“三界六道”，轮回的形式是“舍身受身”，轮回的原因是“罪障深重”。轮回的结果是“受诸苦毒”。如此段段分离的生死状况，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分段生死。在神识受业力所驱动的情况下，生命长河中的不稳定情景也就显得那么必然。那么实际。
轮回的主体就是神识，可以相比中国人所说的灵魂(但不同于灵魂)，有情之心识灵妙不可思议，所以叫神识。《宝积经》说：“譬如风吹动诸树木，发起山壁水涯，触已作声。以冷热因缘所生，是故能受。然彼风体不可得见。„„此神识界亦复如是，不可以色得见，亦不至色体，但以所入行作体现色。”《增一阿含经》卷七说：“吾是神识也，吾是形体之具也。”《药师经》说：“彼自身卧在本处，具琰魔使，引其神识至于琰魔法王之前。”《楞严经》卷八说：“临终时，先见猛火满十方界，亡者神识飞坠，乘烟入无间地狱。”解脱轮回之后，神识就被净化了。所以。佛教不主张“灵魂永恒不灭”。而主张生命全体的缘起缘灭，相似相续，不常不断，无我、无我所，没有主宰
从轮回的环境来说，就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从轮回的现象来说，就是六道：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这是三类六种有情的生命现象．各道众生在时空维度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在吉凶祸福、智慧贤愚上，也是各不相同。佛教的轮回学说认为人世间的凡人都在三界六道中重复着生与死的循环，但是，如果一个下等贱民这辈子能够积大善行大德，那么下辈子他就可以成为富贵之人，或者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反之，如果一个富贵之人这辈子不干一件好事，那么下辈子就会成为贱民，更严重的还会下到十八层地狱。在人生的终点，人们同样非常痛苦、难以面对。
3．佛教生死涅磐论。阿部正雄所说：“在佛教看来，不是用生命力来克服死并在将来获得永生；根本的是要从生与死的自相矛盾性中解放出来，并悟到脱离生死轮。因为这种悟完全是存在性的，它只能在人们的此地此时发生。在这种 3 存在性的悟中，涅磐不是脱离轮回的东西。在此地此刻，轮回本身就是涅磐，涅磐本身就是轮回。”
佛教认为，涅磐实质上是众生息灭烦恼后(无我)所证得的精神境界，它和佛、佛性、实际、真如、法界、法性、空、道、法身、实相、自性、圆成实性、如来藏等是异名而一体的。从哲学的角度申论之，这一体可以三个角度而言。一从修行实践论来说，它是精神解脱的最高境界，是生命摆脱了一切物质性和精神性的束缚而获的大自由、大喜乐。故名为涅磐、佛。二从本体论而论，它是诸法的本体、实相、理体、法性。诸法实相就是真实存在本身，就是本真存在的无遮蔽状态。一方面它是真空，“自性常清净”，“本来无一物”，故为绝对的空；另一方面其性又“具足”一切功德，自性含万法，“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故为绝对的有。故名为真空妙有、真如、实相、法界、圆成实性。众生去除无明遮蔽后，即可证悟到这一宇宙人生的实相存在，生命由此自然处于真实、无蔽和展开的状态，达到光明的境地，自然处于悲智双修的运作状态，自觉觉他，上求下化。
佛教依《大涅磐经》，主张在否定世间“常乐我净”的基础上，确定出世间的“常乐我净”，这就是涅磐法身四德。《大涅磐经》云：“世间亦有常乐我净，出世间亦有常乐我净。世间法者有字无义，出世间者有字有义。所以者何?有想颠倒。心倒见倒，以三倒故，世间之人乐中见苦，常见无常．我见无我，净见不净，是名颠倒。以颠倒故，世间知字而不知义。何等为义?无我者名为生死，我者名为如来；无常者声闻缘觉，常者如来法身；苦者一切外道，乐者即是涅磐；不净者即是有为法，净者诸佛菩萨所有正法，是名不颠倒。以不颠到故，知字知义。若欲远离四颠倒者，应知如是常乐我净。”
二、佛教解脱生死的方法
生死之痛是可以解决的，对生死之痛的解决就是整个佛法的主体部分，也是佛法的真正内涵和终极理念。佛法可分为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世间法就是对于世间各种资生产业，和世间各种差别相状的描述，而出世间法才是佛法最根本的义趣，包括解脱道和菩萨道。解脱道主要在于对生死之苦的解脱，而菩萨道的重心，则在于帮助他人解脱生死之苦。三藏经典当中，所有教示的核心，都是对“生死”的透视和对烦恼的解决。
佛教的四谛、十二因缘和六度，就是三种解脱生死之苦的主要内容，包括理论和方法。四谛是一种“依苦寻因，慕灭修道”的解脱法，十二因缘是一种“推因知果，观果断因”的解脱法，而六度则是一种“自利利他，摄末归本”的解脱法。这在佛法中称之为“三乘佛法”，即声闻乘的四谛法，缘觉乘的十二因缘法，菩萨乘的六度四摄法。当然，佛法中还有人天乘的方便法，那就是为了获得现实世界的快乐，和去除人们生活中导致痛苦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人天乘的基本教义就是建立现实人间的美好生活，宣说彼此共生、共存的理念，具有强烈的伦理性质，同时也是整个佛法的基石所在。如果失去这个基础，那么三乘佛法也就无从建立了。
除了四谛、十二因缘、六度的基本解脱法之外，还有许许多多解脱生死的方法，比如汉传佛教的八大宗派，特别是净土宗、禅宗、密宗和天台宗等，尤其重视实际的修行功夫，对于修行的前后次第，正行助行，都有非常明确详细的解说。还有藏传佛教五大流派，以及南传佛教的各种禅修法门，都是能够从根本的“我执”上下手，断除生死的束缚，从而得到生死的真正解脱，使生命呈现完全自由开放的状态。在大乘佛法中，特别是净土宗和密宗，有其不可思议的奥妙，可以通过比较殊胜的捷径来了脱生死。
三、生死的真相
生死的真相是完美的，因为生死以及生命中所感到的任何痛苦，都只是凡夫众生的错觉而已。所以在通过上述所说的种种修行，证悟了真心和佛性之后，彻底看清生死的真实面目，此时的生死就不再是一种束缚和痛苦，而是真如实相在具体事物上的显现。禅宗顿悟的“见性成佛”，天台圆教的“大开圆解”，都是直接从心性上契入，一切法无相无作，生死无生死相，解脱无解脱相，而生死解脱的来龙去脉、因缘果报却清楚明了，正是：“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觉了无一物，本原自性天真佛。”
这真是难以想象的境界，也是大乘佛法的颠峰，完全不同于凡夫和二乘的观点。直示佛乘究竟了义，就在我等众生一念心中完全具足，亦在我等众生举手投足之际显露无遗：烦恼即菩提，所以没有烦恼可以破除；生死即涅磐，因此亦无生死可以解脱。菩提即烦恼，所以没有菩提可求；涅磐即生死，因此亦无涅磐可 5 证。生死的真相，本来如此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磐，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人们对此微妙庄严的生死真相，无闻无知，沦落贪嗔痴等烦恼剧毒之中，梦幻颠倒，从迷入迷，对自己生命真相的内涵，不曾丝毫觉察，受苦无量。又对直指心性的教诲，不信不受，邪见深重，妄自尊大。又如世间自恃聪明豁达之流，掩耳盗铃式的自以为是。种种错误观点和行为，纵然偶尔行善享乐，也不能给予方便和究竟的升华，更不能突破生死迷惑的局限，反而导致了许多痛苦结局。带有错误而局限的观点，继续造作种种利害自他的事业，有了利害自他的行为，就要形成相应的结果，从而遭受其报应。
一切身、口、意等行为的力量，又都是构成现实人生世界的重要因素。因此，佛法的根本目的就是启悟众生对生死真相的了知和把握，佛法所说的道理也就是宇宙之真理，人生之实相。如是观之，生死即是如来、智慧、德相。
参考文献：
[1]齐美尔、桥与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2]曹越．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九)示修净土法门[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3]《杂阿含经》卷十六，《大正藏》卷2．页486下。
[4]《大般若经》卷三百三十三，《大正藏》卷6，页710下 [5]《瑜伽论记》卷四十二，《大正藏》卷42．页804下
第二篇：比较佛教基督教生死观与临终护理
比较佛教和基督教生死观与临终护理
摘要：目前的科学技术还无法是人类逃脱必死的命运，走向生命终点的人都会产生对死亡的恐惧，宗教在临终关怀中发挥的作用为临终者提供一定的宗教力量，一定程度上使临终者宁静安详的过渡到死亡，佛教和基督教在临终关怀中所起的作用各有特色，佛教和基督教在世界上拥有大量的信徒，其思想和理念具有很深的根基，在不同的文化中对临终关怀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生死基督教佛教生死观临终关怀 关于生死
生死这个问题是人类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人类作为动物家族的一员，它的自然属性决定了“求生避死”是其本能的欲求。自然界的一切生物，无论生命长短，都不具备人类那种对死亡的深刻恐惧。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矛盾之中：一方面，科学技术影响并改变着整个世界，随着医疗水平和生物技术的进步，人的平均寿命大大的延长，面对周围的环境，人类的能力越
【】来越强大；另一方面，无论科技怎样发达，至少目前人类还逃脱不了必死的宿命。1
1.1 生死现象
现代医学以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为基石，相信人在大脑死亡后，其意识即告终结，临终关怀无法减缓、也无力挽回这个过程。从现代医学诞生起，作为宿命性的死亡，就一直是医学所刻意规避的弱点，当现代世界确立其地位时，它们所做的第一步就是把“死者”从生者的社区中隔离开来，并将其排除出“人”的范畴。生与死之间被硬生生地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鸿沟，死亡带给人的是无尽的悲凉和强大的挫败感[2]。死亡使得个体生命成为向死而生的存在，赋予了人之生命的神圣性与唯一性，同时也赋予生命以尊严与权力。通过对生死的思考，人才会懂得生的有限性、唯一性和不可逆性，懂得死的终极性、必然性和不可替代性，人才不会总是像一个动物一样地仅仅是追求“活着”，人要追求生存的价值。
当一个人走向生命的终点的时候，内心就会有逐渐增长的紧迫感和恐惧感，而当他（她）被疾病缠身，现有的医疗手段已经无法解除他（她）的痛苦，无法阻止死亡的降临时，宗教对于人之肉体死亡的界定与认识展现了其拯救或救赎的一面，是人对未知世界寻求慰藉的方法之一，也是人类精神的避难所。所有世界性的宗教无不预设了解脱的存在，它们都指向对作为终极宿命的死亡本身的超越。无论是从历史上来看，还是从现代临终关怀的角度上说，宗教文化都起着特定的作用，临终关怀是宗教的起点和归宿，临终护理作为一个多学科、综合课题，帮助临终者宁静，安详的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的一种手段，探索宗教理念在临终关怀中的影响及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宗教生死观
2.1 基督教生死观
从基督教的教义层面，基督教的生死观有三个基本的观念，一是上帝创世说。世界一切万有皆自上帝所造，生命由上帝赐予，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上帝在一个人出生之际，便将其生命蓝图赐给他，这个生命蓝图不仅在于此生，也包括死后的生命，人的生死是由上帝主宰的。二是原罪救赎说3。“原罪”是基督教教义的根本。“死”是上帝对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所犯“原罪”的惩罚，“原罪”遗传给后世子孙，成为人类一切罪恶、灾难、痛苦和死亡的根源。“就如罪恶藉着人进入了世界，同样，死亡也藉着罪恶进入了世界，这样死亡就殃及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5：12）所以，死亡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必须要坦然面对和接受的事情，无须抱怨或质疑，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希伯来书9：27）。人类既然有了“原罪”，于是上帝派遣耶稣降世人间。耶稣通过他的“死”而为人类赎免了罪过，只有相信和依靠救世主耶稣为人类赎罪，人才能求得死后永生。三是末日审判观。这一观念是基督教生死观的核心部分。每一个人即将死亡时，都会在“世界的末日”接受上帝的最后宣判，宣判之后，得到耶稣救赎者就可以升入“天堂”，回到上帝身旁，去享受永恒的幸福。而无法获得耶稣救赎者，魔鬼缠身，受尽折磨，必受下“地狱”之苦。
基督教认为，人有两种生命：身体的生命(physical life)和灵性的生命(spiritual life)；同时，人
【】也有两种死亡：身体的死亡和灵性的死亡4。在新约《圣经》中，基督教并没有将身体的死亡
看作是人之生命的结束。在基督徒看来，“今世的生命不是全部的生命”（路加福音18： 30）。死亡不再是令人害怕的仇敌，而是人脱离尘世的希望。基督徒常把身体的死亡比作“睡了”。死亡对于基督徒来说并不是一件可怕、绝望的坏事，而是“有福了”，“息了自己的劳 【5】苦”，安息在上帝的怀抱中，因此，基督徒面对死亡应当“时常坦然无惧”。基督教的这种生死观为其信徒提供了一个此生与彼生连续性的观念，在他们在面对死亡时起到一定的安慰情绪的作用，使得死亡不再那么可怕。对于临终者的亲属来说，这样一种以后会在乐园或天堂里与死者再次相见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悲伤的情绪，并从失去亲人的情感性冲击中脱离出来，带着与亲人再见的期待继续自己前面的生活。【】2.2 佛教生死观
佛教的生死观体现了佛教对人生的基本看法，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生价值的基本判断—“一切皆苦”一是超越人生痛苦的途径和结果—“涅梁寂静”。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说和“三法印”说。“四谛”中最根本的是“苦谛”。“苦谛”的意思是说生存就是苦——不仅人的生存是苦，一切众生的生命都是苦，不仅人的现世是苦，人的前世和来世也都是苦。最常见的是八苦，即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和五取蕴苦等。佛教认为人生是无常的，无我的，所谓“诸行无常”，简单说就是世间一切现象都是变化无常的，世界上没有湛然常住、永恒不变的事物。所谓“诸法无我”，是说一切存在都没有独立的不变的实体或主宰者，一切事物都没有起着主宰作用的我或灵魂。从佛法的眼光看来，人生、老、病、死、恩爱别离、怨憎相会、所求不得、贫穷、灾祸、战乱等诸苦，都由“生”而来。既有生则必有死，必有死后的再生，所有生命体在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六道”中不断流转、轮回转世。在佛教看来只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才能超越生死，脱离苦海。而脱离生死流转的前提就是看破生死，所以，看破生死是佛教的根本教义。
在佛教看来生命是一种轮回，人活着要经历各种苦难，人生终究都是辛苦的，每一次的死亡都是一个机会，要么再次进入六道，开始下一次的生命旅程，要么跳出三界之外悟道成佛，所以人应该看淡生死。
2.3 基督教与佛教生死观异同
两者都相信神灵的存在；承认肉体的死亡；终极宿命是对死亡的超越。都关注死后的世界，宣扬人的肉体死后，其心灵进程并没有结束，或灵魂永存，或轮回再生，行善者死后享福，作恶者死后受罪，以此创造劝善止恶的社会教化效益，解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调节和平衡社会心理。基督教倾向于认为人是靠借助神的外力来得以解脱，佛教则倾向于个人自身的努力。临终护理
临终关怀的服务哲理是：以照料为中心，维护人的尊严，提高生命质量，共同面对死亡。其目的在于，给予濒临死亡的患者以亲切的抚慰、良好的照顾和尽可能的帮助，让其安然故去。临终关怀从本质上说是为提高临终病人的生存质量，而不是延长生存时间，使临终者坦然地、舒适地、安详地和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同时给予患者家属精神上的支持，进而接受一切即将面对的问题。现代临终关怀从身体、心理、社会及灵性等方面对临终者进行关怀
【】和照顾，使“逝者魂安”、“生者心慰”，做到“生死两安”6。
3.1 临终护理历史渊源与发展
临终关怀系译自英文“ Hospice”，最初孕育于基督教徒在瘟疫与战争中，缺乏医疗机构的情况下对濒死者的慈爱关怀，Hospice多隶属于宗教团体，是一种慈善服务机构。1967年英国人桑德丝（Dame Cicely Saunders，1918-2005）创办圣·克里斯托弗救助院
【】（St.Christopher’s Hospice），乃是现代临终关怀运动兴起的标7。1987年，我国大陆建立第一所临终关怀机构———北京松堂关怀医院，1988年天津医学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开始了现代意义临终关怀的研究与实践。临终关怀运动的兴起与推广，得益于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传统，至少在其创始人桑德丝那里，她仍然将这种关怀理解为对“上帝之爱”（love of God）的诠释，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天职。临终关怀运动所秉承的乃是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对人自身尊严和价值的发现。桑德丝同时也主张打破宗教的壁垒，把不同教派、信仰的宗教徒和非宗教徒中的需要帮助者，尽可能多地纳入到临终关怀运动的体系之中。虽然与基督教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临终关怀运动在其产生之初，就带有一种普世性的道德情怀，始终把临终者本身作为首要的关注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临终关怀运动便超 越了基督教的范畴，使其与其他宗教或地方性知识的结合成为可能。西方宗教以基督教为主，东方则以佛、道、儒三教为主，在我国流行的主要宗教有基督教、佛教、道教和儒教等。相比于其他宗教，佛教更像是一套专门为死亡所准备的哲学。一方面看，佛教对生活的淡然无视可以帮助临终者放下对外部世界的留恋与不舍，以获得内心的平静；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具体的训练方法，使病患、亲属及治疗师三方，都可以通过一项确定的技术——冥想（meditation）技术来达到上述平静状态。
3.2 基督教临终护理
基督教的临终关怀建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理念：站在基督教的立场关怀临终患者，使其透过宗教信仰的力量，得到内心的安宁，勇敢和安详地面对死亡，能坦然、安宁、有尊严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基督教认为死亡并不不是终结，人类可以通过相信耶稣，在肉体死后，灵魂去往天堂与主共享永生之乐。临终者可以坦然面对死亡，从死亡中超脱出来，迈向新生，超越死亡。这样，用基督教的生死智慧对临终者的灵性的抚慰，相信者必可获得对死亡的释然。基督徒认为疾病会带来上帝的恩典，因为神会借着疾病来造就人，病痛是一种让人和基督合一的方式，病人应当坦然接受病痛的现实，并积极等候其背后可能的祝福和恩典，但这也并不代表病人只能在消极的忍耐病痛的折磨，而应该积极地治疗。“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哥林多前书3：16—17）拒绝看病，放弃医药就是抗拒神，违背神的命令。临终的病人应当把他/她最后的自我呈现给上帝，既然死亡代表着与基督合一，那么基督徒在临终时是希望离开尘世的。
基督教的生死智慧启示死者与生者此都不只是躯体,使他们明白灵性与生活蕴藏着无穷的寓意,帮助家属和临终者以积极的态度接受死亡,坦然面对死亡的到来,选择适当的临终关怀方式,为临终者平静度过肉身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也为生者提供一个值得期待、继续生活的理由和前景。
在基督教群体中，被期待提供临终关怀的主要有这几类人群：亲属、神职人员和其他信徒。临终及死后的基督教仪式也是整个临终关怀过程中很重要的环节。通过为临终者祷告、抹油,消除心中的恐惧和减轻身体的痛苦。在病人临终时，神职人员需要为病人做一件圣事——傅圣油——又称终傅，即由神父用经主教祝圣过的橄榄油敷擦病人的耳、目、口、鼻和手足，并诵念祈祷经文，减轻病人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痛苦，同时赦免病人的罪过。基督徒死后的葬礼不只是要埋葬死者的尸体，还要为他举行安魂弥撒。基督教的临终关怀实践，包括祷告、葬礼、抹油等仪式都是生发于其关于人、生命、死亡的基本看法，旨在为 死者平静度过肉体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也为生者提供一个值得期待、继续生活的理由和前景。
基督教的生死智慧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临终关怀有深刻影响,在理论层面,对临终关怀提出了积极探索,即以积极的、理性的态度面对死亡及开展全面照护。
3.3 佛教临终护理
在东方国家，在以佛教信仰为主的日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也有其以佛教源起的临终关怀传统，虽然形式不同于西方，但其人性、人道的普世性核心价值却大同小异。佛法注重普世济人，佛教的博爱精神并不只限于信佛者。但佛教在临终关怀的实践中并未获致普遍的接受，因为一方面它与传统的儒道文化相冲突。在儒学作为主流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国人的死亡价值观倾向于忌讳谈论死亡，对临终者更是一个不愿面对的残酷事实；另一方面，佛教的临终关怀，其对象是非常有限的，还有就是佛教僧团本身对临终关怀的参与程度并不高[8]。佛教临终关怀的目的就是超越轮回的束缚，最起码助一臂之力，使临终者以欢喜的心情去转世，有机会再进一步努力；再者，可有效地管理现实的情绪，提高生命层次；最终，在临终或中阴之时摆脱轮回，彻底解脱。
佛教认为执念是万恶之源、痛苦之本。在进行临终关怀工作中帮助患者破除“执念”，通过讲解佛法故事帮助患者分析过去、现在、将来的执念，劝其放下人世间的名利，看淡生死，使其得以无所牵挂地离开人世。患者接受规劝同时要静坐休养，进行内省反思，达到心
【】灵上的平和9。相对于其他宗教，佛教有着特有的“冥想”技术。“冥想”技术是整个临终关怀工作的核心。通过“冥想”技术的应用，临终者把疾病看成是一种“牺牲”与“受难”，是在为亲人承受苦难，为他们挡灾积福，从而获得克服死亡的勇气及幸福。此外，佛教的瑜伽、禅定、气功等方式都可以使患者达到安宁的状态。
在临终关怀的方式上，主要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种。汉传佛教以“助念”为主，是指在病患死后，包括僧侣、亲朋、家属在内的人员集体念诵佛经、佛号，以帮助死者更好地往生。佛号多选择净土宗的“阿弥陀佛”圣号，佛经则包括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法华经、华严经、药师经、金刚经这五部。而在藏传佛教中，临终关怀实践以“迁识”为主。迁识也叫作“颇瓦法”（phowa），它是指密宗的法师们能够通过其自身的修行，将死者的神识超度至西方极乐世界。当病患过世后，西藏的法师们会反复修颇瓦法，并辅以超荐法、忏摩法、六道净化法等，或念诵莲师心咒、观音心咒、金刚萨埵咒、无量光阿弥陀佛咒。3.4 宗教与临终关怀
如果临终者本身是某个宗教信徒，那么宗教形式的临终关怀无疑会为其带来强大的宗教力量，为其平静的过渡到死亡提供一定的帮助。在中国，有很大一部分人其实从小是处于与宗教隔绝的状态，甚至将宗教视为一种“迷信”，他们已经无法理解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只是在经历的生活的苦难和病痛的折磨之后可能会转向对宗教的信仰。当一个临终者对现有的医学和科技水平失望时，他（她）可以在宗教中找到想要的资源，愿意接受宗教的指导，对世界的新的理解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内心的完整，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并帮助他们重整业已失范的自我的认知秩序。
代临终关怀已经发展出“四全照顾”，即全人、全家、全程、全队照顾。全人：把病人看作具有身体、心理、社会及灵性各方面的需求及反应的全人；全家：除了照顾病人以外，还要考虑到家属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为家属提供咨询、协助、哀恸等照顾；全程：从病人接受临终关怀到死后的延续性照顾；全队：由一个团队的人为临终的病人及家属提供服务，其中包括医生、护士、营养师、心理咨询师、宗教人员等。笔者认为为了践行多元文化护理的理念，为了满足信仰宗教的甚至非宗教信徒的临终者的需要，医院可以与宗教团体展开合作，建立起更加健全的临终关怀的体系，即使是非宗教信徒的临终者，运用宗教的一些理念来指导临终者及其家属也有一定的意义的。大量的人生实践表明，凡信教患者，可以很好地进行与宗教相关的临终关怀引导，使人的死亡认知逻辑合理化(而非结果合理化)，进而产生强大而有效的临终关怀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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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华民族生死观
第一节 中土生死观概观
和世界各民族的先祖一样，华夏民族的远祖，从有遗迹可考的一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开始，便有了死而不亡的观念和相应的葬礼。到氏族公社制时期，形成了崇拜祭祀英雄祖先魂神的制度和“家为巫史”的风俗。奴隶制产生后，鬼神观念进一步清晰，由人为宗教规范化被统治者利用作统御人民的工具。《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谓殷商统治者把率领民众敬事鬼神置于礼治(伦理教化)之先。人死为鬼神，是当时社会人士无容置疑的一致观念。鬼，据《尔雅》解释，是“归”即回老家的意思，意谓入死后灵魂的归宿。英雄人物和统治者的鬼，被称为“神”、“神明”，意谓有不可见而奇妙难测的作用。《礼记·郊特生》曰：“气也者，神之盛；魂也者，鬼之盛。”《左传》昭公二十年记郑子产之言曰：“用物精者，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说神、神明是精气强盛的人的鬼魂，一般人死后为鬼。或说神为阳，鬼后阴。鬼神的住处，或说“魂气归于天”，或说鬼住地下、冢墓中，人死为鬼神的观念及建筑于此种观念的祭祖习俗，长期以来基本上被华夏社会的全体成员所接受，至今在农村尚普遍遗存。这种人死为鬼神的观念，成为佛教轮回说被中土人士广泛接受的基础。
从西周开始，随生产和文化的发达，形成了以人为本、鬼神为次的思想和制度。《礼记·表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统治者改变了殷商首重敬事鬼神的制度，将伦理教化及调节人际关系的“礼制”等人事置于首位，将华夏人士的思路导向现实生活的人事，逐渐形成了华夏民族现世主义的人生态度和政治伦理为中心的文化形态。至人智大开、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与同一时期印度思想界诸家多以个人解脱的宗教性追求为旨不同，中国的诸子百家，虽然也还承袭自古相传的鬼神观念和祭祀制度，但对此类问题多存而不论，对人死后生前的问题无多考虑，其思考的着眼点，都在于现实社会的政治和伦理教化，及以政治、伦理教化、个人修养为一体的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儒家持理性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生死观，眼光不出政道人伦圈子。道家哲学思考的落脚点也不离现实人事，持自然主义的生死观。先秦诸子中对鬼神问题最为重视的墨子，虽然撰有《明鬼》篇论述鬼神无处不有，提倡“尊天事鬼”，但其出发点，也和儒家、道家一样，仍在政治和伦理教化，其提倡事鬼，旨在利用鬼神在冥冥中鉴察人善恶而行奖罚的民间信仰，有效地进行社会教化，督促人们自觉按社会的伦理规范约束自己，不出所谓“以神道设教”的立场。
到了汉代，随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及沿“近人”的路子思考的深入，伦理现世主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儒、道两家打出“贵生”(《孝经》)、“重生”(《太平经》)的旗号，成为逐渐形成中的汉民族人生观、生死观的标帜。贵生重生，肯定、挚爱人生，思考范围、价值取向只着眼于现实人生的世俗生活，成为汉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质。另一方面，儒、道等诸家的哲学思考，形成了天人合一、辩证取象，以道、太极、元气、阴阳、五行、八卦为结构的模式，成为诸家共同的哲学框架。当理性实用主义的人生态度和天人合一、辩证取象的哲学模式结合，思考生死、身心问题时，从中土的知识阶层中，便产生出一种主张人死神灭的无神论思潮，这股思潮涌流不绝，渐趋澎湃，在佛教输入后，遂将其批判的矛头对准佛家的轮回、因果报应说，成为佛教在华弘传的强劲阻力。就人死神灭与否的问题，佛教徒与无神论者展开过多次论战，将中土人士对生死问题的思考，推向深化。汉民族现世主义的人生态度，使在中土流传的一切思想都不得不受其制约，使儒学始终以政治伦理为中心，使道教以长生不死为信仰，使佛教主流禅宗以顿悟成佛，当念解脱，获得一种洒脱、超然的生活艺术为特质。
佛教入华后，中土思想界基本上为儒、佛、道(合道教与道家)三家鼎立的格局，维持近二千年之久。三家的生死观，免不了在互相吸收融摄、互相排斥斗争中发生相互作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死观，大抵出入、依违于三家之间，接受佛家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说者固然不少，但以儒家、道家思想为本者居多，不少思想家持理性实用主义、自然主义的生死观，虽然也免不了吸收佛家哲学观、心性论等思想因素，却多排拒、反驳佛家的生死轮回说。道教则对佛家生死观多所吸收，用以组织、改造自家的教义体系，然尚有其独具特色的生死观。自远古以来的鬼神观念、祖先祟拜，则以民间为基地而流传不断，并与渗入民间的佛家、道教生死轮回、因果报应、鬼神之说杂糅为一，通过家教、民俗、寺庙、传说、文艺等多条信息渠道，默默地储入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电脑。
第二节 儒家的功利主义生死观
源出周朝专司礼制(宗法等级制度仪礼)的“司徒”之儒家，独得周期“尊孔”、“近人”道统的正脉嫡传。生当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的周末乱世的儒家“先师至圣”孔老夫子，一生以“克已复礼”——教化已不守旧制的世人克制自己、回归周期礼制，为自己的使命。孔老夫子对周期礼制向往至极，衷心赞叹：“郁郁乎文哉！吾宗周。”(《论语》)，以梦见周期开国元勋、礼制奠基者周公为最大的幸福。他老人家一生唯以天下大事、万世功业为念，孜孜奔走列国，授徒编书，人生态度可谓积极至极，树立了儒家阳刚进取的人生态度的身教典范。对于人事以外的玄学问题、生死灵魂之秘奥，没有多少论述，当然，这种不论述是一种经过理性审视的理性实用主义，与释迦之不回答“十四无记”问题有某种可相比较之点。孔夫子对生死问题、鬼神的理性实用主义态度是：“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窥谓人应把心思用于实实在在的人生问题上，不应过多考虑那些人智不可能解决的死后去向、鬼神问题。孔夫子拒绝谈论怪、力、乱、神等神秘现象，对“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但对周朝传统的事鬼敬神之制，还是俨然维护的，教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当作鬼神就在面前，恭恭敬敬依古制民俗祭祀鬼神，不可马虎，只不过遵依周朗的原则，对鬼神“敬而远之”，耻于堕入那种鬼里鬼气的巫觋之流，孔夫子读不释手的，是《周易》，这是依神明而行卜筮以占验吉凶之书。看来，孔子绝非无鬼论、无神论、人死断灭论者，不过他不想当、也称不上鬼神问题的专家。
富阳刚之气的儒家，面对人不可能回避的死亡威胁，当然也会有所抗拒，其抗拒的方式，首先是在现实人生的积极进取中去创造“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豹之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后汉人荀爽说：“其身殁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徐干《中论》)。基本表达了儒家创造不朽以抵抗死亡的方式。叔孙豹所说三不朽中，第一等立德，指由“内圣外王之道”修养，实现道德圆成，以一种高尚的精神超越死亡，留给后世一个永恒的人格楷模。这被儒家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其重要性在生命之上，当道德圆成与生命发生矛盾时，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舍弃低等的肉体生命，获取至高的道德“仁义”之成就。孔子还有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以道义和真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这种精神感召下，中华民族的一代代优秀儿女、民族精英，为道义、真理、民众利益毫不犹豫地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表现出“与天地并存、日月并明”的祟高精神，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是这种精神的典型写照。
叔孙豹所言次一等的不朽立功，指做出辉煌业绩，功垂天地，惠及后世，象孟子所赞颂的大舜一样，“创业垂统”，“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离娄》)这种精神也是够积极的。再次一等立言，谓著书立说，留下思想与后人作精神财富，此亦有功于世、堪称不朽了。不管这三种创造不朽的方式是否真能使人不朽，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价值取向，无疑是有益于社会人生的，是儒家思想、中华民族传统生死观的精华所在。当然，若执着于德、功、言不朽的物质性，则势必要降而为“立名”，孔夫子即有言曰：“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这就庸俗多了。以“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为人生价值者，恐怕无多高的德可立，也不会做出多大真正有益于世的功业，因为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名字。有人甚至为自己姓名的不朽，“纵不能名扬千古，也要遗臭万年”。今天在中国的旅游、风景名胜区的树木竹石上触处可见的“ＸＸＸ到此一游”，大概便与“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的古训不无瓜葛。
儒家创造不朽的另一重要方法，是通过子孙、家族的嗣续以达不朽。这是所有动物都具有的延续自己生命的本能，不少昆虫的唯一使命似乎便是交配以繁衍后代，复制自己的种类，雄虫往往在交配完成后精殚力尽，奄奄待毙。对于不可能立德立功立言、留名千古的绝大多数芸芸众生而言，这显然是最为现实的战胜死亡的方式了。只要不是性无能，即是白痴也有这种本事。西哲柏拉图、大文豪莎士比亚等都揭露过人们的这种战胜死亡的方式。极重宗族绵延兴旺的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而儒家，则是把这种华夏民族传统的战胜死亡之道理性化、制度化、礼仪化的代表。儒家所极力宣扬的封建宗法社会伦理规范的基石——孝，便是出于家族传续的需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能力或未尽职分生子延嗣，被视为最大的不孝，妇人不生育或未生男孩，会受到家族和社会群体的卑视。“断子绝孙”，被中国人看作最恶毒的诅咒。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相关联的正面价值观念是“福”，福、禄、寿三星并列，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福，主要指多子，子孙成群，数世同堂，被当作人生的最大幸福和荣耀。这种价值观念代代相传的成果，当然是以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称雄，然繁衍至今，人满为患的烦恼，也成了政府和国民难以卸除的沉重包袱。
儒家抵抗死亡的第三种方式，是颇带哲学气味的实用自然主义的“重生安死”的生死观。这种生死观通过哲学考察，把生死看作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不可违拒的“天命“。《易传·系辞上传》云：“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谓生则有死，如有始则必有终。汉代思想家扬雄《法言·君子》据之解释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以人必有死为自然规律，理智的、现实的态度，是认识到天命、自然之道的不可违，对死亡一事听天由命，“生则乐生，死则安死”，快快乐乐地生活，安安然然地死去。但儒者们尚非庸人式的安生乐死，《礼记·檀弓》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君于是尽到职分、圆成道德，完成做人的使命后安然而死，这叫做“终”(使命的完成)，与凡庸小人轻于鸿毛的死是不同的。如孔子弟子子贡，自觉尽到了各种责任，将死看作休息，所谓“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荀子·大略篇》)与小人们“完蛋”意义上的死大不一样，另一孔门弟子曾子在临死前尚不姑息苟且，“得正而毙”(《礼记·檀弓》)，将严正的品性保持到最后一息。孔门后学，率多以这种理性自然主义的态度对待生死。如宋代理学大家之一张载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正蒙·乾称》)活一天便好好做人，死到临头则平静安然，不畏不拒。朱熹也是同样信念：“人受天赋许多道理，自然完具无欠阙，须尽得这道理无欠阙，到那死时，乃是生理已尽，安于死而无愧。”(《朱子语类》三九)生时保全人天赋的善性，具足仁义礼智信，到死时无愧于一生，安然而死。王船山认为禽兽与人死亡的区别，在于禽兽患死(怕死)，不知哀死，人则知哀死而不必患死。死虽不足惧，但实在是一件可悲可哀的事，所以儒家重视丧礼，以表哀戚。既然哀死，则死毕竟不是一件痛快事吧。
对于佛教超出生死、期求涅槃之旨，儒家人士尤理学家们，从功利主义、自然主义生死观出发，多指摘佛家以人为违背自然天理，徒然“患死”而未识透生死为自然规律，更反对佛家之出世、出家。宋明理学家虽多受惠于佛学，带有浓厚的释道气味，但对佛家生死观的主旨多所非议，还往往拾取佛家词句来指斥佛家。如胡五峰说：“释氏之学，必欲出死生者，盖以身为已私也”，不知“天道有消息，故人理有始终，不私其身，以公于天下”，斥佛家汲汲于出离生死过于自私，不知应将自身看做天下公物。“四大和合，无非至理；六尘缘影，无非妙用，何事非真？何物非我？生生不穷，无断无灭，此道之自然，又岂人之所能为哉！”(《知言》)摄取佛家“即事而真”，当相即真之说，论证生死及自然之道，指斥佛家出生死为私、为邪。殊不知佛家出生死的精义，在于如实观俗我之无我、空，“以身为己私”、正是佛家着力破斥的我见。佛家说一切皆真，是对认四大六尘为真的“妄想”作绝对否定后的绝对肯定，胡五峰则直接认四大六尘为真、为我，生生不穷，无断无灭；既然生生不穷，即是生灭无常，岂能称得上真、我？王阳明谈论生死问题，口气更近禅师：“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看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传习录》)以心之全体融释与生俱来的对死亡的畏惧，达到对生死无芥蒂于胸中，虽然有取于佛家的心性论和禁欲主义，其立足点仍不离儒家传统的自然主义生死观。
第三节 道家的自然主义生死观
道家之学，据称源出周代史官，其职份在深研历史，为现实政治提供教训和理论指针。道家创始人老子，顺应时代思潮，将由来依卜筮而得的“天道”移植于理性玄思，将贯穿于自然界万事万物中的法则意义上的“道”，奉为高于天帝神鬼的至上原理。“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神鬼神帝”，强调道比上帝鬼神还要神。对鬼神问题，老子也是存而不论，其着眼点也在于现实的人事。老子看到了人“出生入死”的悖论，以“长生久视”、“死而不亡者寿”来抗拒死亡。何谓长生久视、死而不亡！老子没有像儒家那样身殁而道存的明确回答，只是从对道的思辩，强调一切成功，包括长生久视、死而不亡，皆在于效法自然之道。“天地之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若想像天地那样长生，就要取法天地所以能长生的诀窍——“不自生”，不主观地生灭妄动，始终以自然为本。“谷神不死，是谓玄牝”，那不死或死而不亡的东西，是虚而空灵的精神，那是像母性一样，能出生化育物类的万物本根。欲令自己的“谷神”不死，当保持自心的空虚灵明，恬淡寡欲，去奢去泰，“致虚极，守静笃”，进行类似禅定的调心调息的锻炼，以与道相契合。要把自身小我看淡乃至忘舍，“外其身而身存”，“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如若以身为外物，保养谷神，自然便实现了精神不死。这些原则，奠定了道家以道为本以超越死亡的自然主义生死观的基础，这种以自然(本有)的精神不死为特质的自然主义，与儒家顺天安命的自然主义生死观颇为不同。
道家之学到了庄子，着眼点从政治哲学转移到个人精神修养，有追求个人精神解脱自由的明确目标。庄子是对生死问题论述最多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他从浩渺宇宙、万物一体的广大视角俯窥人生，提出了生死的本质与人生之归宿问题：“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天下》生死匆匆，前路茫茫，心灵的归趋，究竟往何处？庄子看到了生死乃理数、天命之自然，“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达生》)；“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德充符》)；“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师》有生必死，是人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庄子深刻反省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看到了芸芸众生们生命之可悲：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音nie2)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齐物论》)
人们一生下来，便踏上了向死亡行进的路途，陷入与自然、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中，急匆匆地追名逐利，弄得精疲力尽而不见有何成功，不知自己的归宿何在，就算活着不死，究竟有什么意义？最可悲的是没有精神，心跟着形体变化不居。人们都是这么糊里糊涂地活着，还是也有不糊涂的？对于儒家所推祟的以身殉名、殉利、殉天下，以求立德立功而创造不朽的抗拒死亡方式，庄子也认为属糊涂之举，说伯夷、盗跖一为仁义而死，一为财死，虽然“事业不同，名声异号”，而其逐物不返、丧失自己真性、“诛生伤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庄子当然要找到一种令精神超越生死的有效之道，他以理性审视生死的实质，以“齐一生死”、“以生死为一条”的超然态度解除死亡焦虑。在庄子看来，生死本来一体，是一个本原的展现、生化过程。生，只是假借，是尘垢，是一气之流变，一气“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若再深究父母未生之前：
“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至乐》)
推溯到诞生以前，是“无生”、无气，从混沌恍惚中产生气，气变化而有形体和出生，生后有死，这就像一年四季的代谢，本出自然。理智的人生态度，应顺其自然，“生而不悦，死而不祸”(《秋水》)。这个肉体的生存，本来便没有什么值得贪恋的，甚至应看作“附赘悬疣”，多余的累赘，死，便如“决(疒+丸)溃痈”，说不定要比活着更为快活，就像丽姬嫁于晋国，起初还涕泣沾襟，及至与晋国国君同享富贵，才后悔当初白白哭啼。庄子妻死，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传颂千古，成为于生死达观超然的榜样，这与儒家的哀死大为不同。《至乐》篇甚至歌颂死亡说：“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说死比当帝王还要快活。
然而，这只是庄子外在的达观表现，其内在的深意，未必是不分青红皂白地齐一生死，盲目庆慰死，而是以对“道”的体证超越死亡的理想者、胜利者的达观，庄子向往那种精神“与道为一”，获得绝对自由，精神超出生死而不屑考虑肉体死亡的“至人”、“真人”、“神人”。庄子不仅有成为至人、真人、神人的向往，而且有“与道为一”的具体操作技术“坐忘”、“守道”、“心斋”等。“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忘掉身体的存在，屏弃感觉，便与无所不通的道合一，由此便能超越肉体的凡庸人生，将此身的生死置之于度外(“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忘掉肉体生命的存亡，便能大彻大悟，犹如清晨从长夜迷梦中醒觉(朝彻)，见到绝对的道(见独)，从此使超越时间，不死不生，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超越了肉体的生死。这与佛家由见真实而入涅槃不生不死，颇有相通。庄子认识到人的生命“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以“无已”、“无待”为获绝对自由之要，与佛家的核心思想无常、无我也大略相近。后来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便是从庄学出发，归于禅宗之顿悟。庄子描述的至人、神人的风采，成为后世道教神仙信仰的渊源之一，庄子书也被后世道教奉为《南华真经》。
庄子书中，还有一些似乎解释为生死轮回说的语句。如说“死生有待”，“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知北游》)：“死生为昼夜”(《至乐》)。既然生死互相依待，那么生则必有死，有死则必应还有再生，死亡意味着另一新生命的开始，就像白昼完了是黑夜，黑夜过去还必有白昼。《养生主》篇还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以薪火相传、薪尽而火不灭，继续点燃别的柴薪，比喻生命现象，与佛典中常用以说明生死轮回、死非断灭的比喻相同，一些从佛学观点解庄者，自然可解释为生死轮回、相续不断。当然，庄子的论述过于简略，没能作出具体的说明。
道教教团诞生以后，道家基本上再未以一个独立的学派出现于世，但历代还是有一些深受道家尤庄学熏陶的知识分子，持类似庄子的自然主义生死观。如玄学(包括庄学)流行的魏晋时代的士人中，阮籍、刘伶等人，便能“恬于生而静于死”，视死如归，以达观名世。但他们在精神内涵、哲学思想上要比庄子低好多，没有那种与道为
一、逍遥自在的宏大气度。
第四节 汉代关于形神关系的思考
在佛教西来之前，中土人士便通过对形神关系的哲学思考，对人死后续存与否的问题作出了解答。汉初重要哲学名著《淮南子》，主要继承庄子之说，进一步论述了精神与形体的关系。该书《精神训》说，人的生命是受之于天的精神与禀之于地的形体之结合，身心二者有主从之分：“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强调心、神(心之精华)的主导作用。举例说，比如缺一只脚的人，不妨碍其精神健全，而精神有毛病的狂人，即使形体健全，也神志不清，会干出糊涂事来。由此，推论出人的“神”不会随形体而死亡。
“故形有摩，而神未尝化者，以不化应化，千变万抮，而未始有极。化者，复归于无形也；不化者，与天地俱生也。”
从道家的万有本根论出发，说形体尽管有变异死亡，但作为心之宝的“神”(指一种奇妙不可思议、不可见的精神本体)，本来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因而不会随形体之死亡腐烂、归于无形，而是与天地齐寿。就像树木之死，是青绿的枝叶消失了，但使树木能成活生长的东西岂是树木本身？那充满于人形体，使形体具有生命的东西(神)，岂是形体？“故生生者，未尝死也，其所生则死矣。化物者，未尝化也，其所化则化矣。”能够出生、变化出万物的本原，是不会死亡、变化的，死亡、变化的，只是它所出生、变化出来的东西。能出生、化育形体的神是不死不变的，死亡、化灭的只是由神所出生、化育的形体。
同书《原道训》中，说人的生命是形、神、志气三者的结合，以庄子《养生主》所举膏烛燃烧、“火逾燃而消逾极”，比喻精神、志气越耗越少，只有“静而日充”，才能保持少壮。人应“轻天下”、“细万物”，以自己宝贵的精神为重，注意保养，防止被物欲所诱，燥动耗散。这是《淮南子》注重精神、论证神不灭的着眼点所在，其后，司马迁在《史记·大史公自序》中也强调神为生之本，形为“生之具”(生命的载体、工具)，“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散，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生者不可复合”。其旨归与《淮南子》一样，也在现世的精神修养，心理卫生。
《淮南子》强调神为形主，认识到了精神的特质，在中国古代关于形神关系、生命本质的认识上，无疑是一大进步，但仅依神为本原主导论证形死神不灭，忽视了形体对精神的制约作用，其论证在逻辑上不无漏洞。到了东汉，有桓谭、王充等从被《淮南子》所忽视的形体着眼，通过形神关系的辨析，论证其人死神灭的主张。桓谭《新论》利用庄子、《淮南子》所用的烛火之喻，得出与二者完全相反的结论：
“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如善扶持，随火而侧之，可毋灭而尽烛。烛无，火亦不能独立干虚空，又不能后燃其焰；犹人之耆老，齿堕发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为之能润泽。”
精神居住于形体中，就像火点燃着蜡烛，若蜡烛燃完，火也不能独自存在于虚空，不能点燃蜡烛之余烬。如同人若衰老，形体机能衰退，纵然有精神，也不能令其形体恢复青春。由此可知，精神依赖形体而存在，人死则精神亦随灭。桓谭看到，强调了精神对形体的依赖，阐明了被《淮南子》所忽视的形神关系的另一重要方面。然其论证，亦不无漏洞可寻；光有蜡烛，并不能独燃，须得火种来点燃，这火种从哪里来？与蜡烛是一抑非一？烛灭火不能独燃于虚空，却可以点燃别的蜡烛；人老精神虽难以使形体回复青春，但只要存活一日，便不能说没有精神。对此，桓谭似乎亦有所考虑，他比喻说：“草木五谷，以阴阳气生于土，及其长大成实，实复入土，而后能生；犹人与禽兽昆虫，皆以雌雄交接相生。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就像草木五谷从其种子而生，人和动物的生命从其父母交合的“种子”而有，使种类繁衍不断。关于生命的来源，桓谭也只从物质方面做出解释。桓谭所用的草木以种子繁殖之喻，也为佛书如《佛说孛经》等所用，却是作为生死轮回的比喻。
桓谭之后，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王充，沿着从形体实质着眼的路线，进一步论证神依形存，批判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人死为鬼说。王充从元气本体论出发，认为人的生命源于元气，在元气之中。“元气荒忽，人气在其中。人未生，无所知，其死归无知之本，何能有知与？”(《论死》)元气是混沌无知的，从元气而生的人，死后复归元气，岂能有知？人之有聪明智慧，是因为身内五脏中的五常之气，若五脏健全，则人神清智足，五脏有病，则人精神恍惚愚痴。人死，身体五脏腐朽，五常之气无所寄托，何来智慧？他也利用烛火之喻说：“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人之死，犹火之灭也，火灭而耀不照，人死而知不惠”。强调智慧、精神不能离开肉体之物质基础而独存，肉体死亡后精神不能续存，不可能以“鬼”的形式存在。他说：人死血脉枯竭，精气灭，形体朽，哪里会有人能看得见的有形相的鬼？若看到有似活人形状的鬼，那肯定非某一人死后的续存，而是与死人无关的另一种生物。又用梦和殄(假死)比较说，做梦、假死与真死是同类的事，当人做梦、假死时，肉体尚未死，已无知觉智慧，不知道他身边发生的事，何况死后形体朽败。岂能有知？“人梦不能知觉时所作，犹死不能识生时所为矣。”至于有人看见死人的鬼魂，那是因为思念存想或疾病造成的幻觉，不可能真是死人的鬼魂。
王充看到了形体对精神的作用，却忽视了精神的主导宰制作用和生命活动生灭相续的进程。他的神灭论和无鬼论，有着明显的漏洞。人生从无知之元气来，死归元气而无知，仅属推测，元气的概念过于朦胧，既可推测其无知，也可推测其有知。《死伪》篇论证人死无鬼说：“人生万物之中，物死不能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否认了人尤精神与万物的差异，若按其逻辑，可反驳说：人生万物之中，万物无智慧，人何故独有智慧？何况王充的神灭论并不彻底，如说：“人之精神，藏于形体之内，犹粟米在橐囊中也。死而形体朽，精气散，犹橐囊穿败，粟米弃出也。”承认了精神与形体为二，只是藏在形体仓库中，那么形体虽死，精神当然还会存在于形体之外了。
王充之后，有三国吴园的杨泉，也从人身体的构造着眼，论证人含气而生，精尽而死，“死，犹澌(消尽)也，灭也。譬如火焉，薪尽而火灭，则无光矣。故灭火之余，无遗炎矣；人死之后，无遗魂矣。”(《物理论》)，以薪尽火灭之喻论证人死神灭，不出桓谭、王充的思路。
中国人的生死观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长期历史沉淀，人们对死亡的看法也是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对死亡始终采取否定、蒙蔽的负面态度，甚至不可在言语中对死亡有所提及，它是不幸和恐惧的象征；而西方文化主要受基督教的影响，基督徒由耶稣之死来升发对“天堂”，永生的信念，它们认为死亡就是皈依天父（returningtotheheavenlyfatherinpeace）。他们这种对死亡的看法远比传统的中国人的看法积极得多。中国人对死亡的讳莫如深，使人们无法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死亡，“善待”死亡，面对死亡较多表现出的是恐惧，而非面对现实地接受。
因此我们对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老人进行起死亡观的比较，看看宗教信仰对老年人的死亡观有着怎样的影响。在此，我们查阅了各种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并就涉及的有关概念和问题，综述如下：
一、死亡
对某个事物下定义，在逻辑学上，通常是指用该事物的性质加上种概念。而死亡却没有任何人能够直接感受到。当人活着时，他不能体验死；当人死了之后，其又无法体验，更无法言说。既然死的状态人们无法感知，无法用精确的语言来描述，故而人人们对死的认识也就难以上升为建立在客观观察的基础上，且能在实验室里重复展现的科学认知的水平。这样，“死亡”的真正性质对人们而言将永远是个迷。“死”的确切性质无法把握，是人们对“死”不能给出科学的定义。
正因为死不可定义，难以上升为精确的科学，所以它成为了宗教和哲学共同探讨的永恒课题。实际上，宗教用情感与信仰解析死亡，用“死”的必至性证明人生的痛苦，从而促使人建构一种超越性的理念与向往，努力摆脱世俗的限囿，去获得某种永恒不朽与神性。
无论死亡是否被拟人化了（伟大的死神），还是被用阴性名词（死亡）或阳性名词（去世、逝世）来表达，死亡都是一种真实、具体、不同形式的数据资料，它流行在众多的领域中。死亡，其实不就是那种无论从标准还是从定义上任何科学手段都无法划定的大写的“无”，或几乎是“无”吗？如果说一定要给死亡下个定义，那么在众多的领域中，就有着许多关于死亡的描述。
人类最早认识死是从生理学的角度。远古时代，人们以为一位一个人不会动作了，就是死了；后来人们发现没气（呼吸）了才是死；人类进化了，意识到心脏停止跳动才是死；而现代医学则以脑死亡作为人死的标志。受基督教影响的医学定义强调灵魂、肉体的二重性和人、兽差别，因此，在博恩大夫看来，人的死亡在于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动物的死亡则意味着基本生物机能的终止。而《苏联百科全书》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死亡与器官的生命活动的停止同时发生，因此，也与作为独立的生命体系的个人毁灭同时发生；从更普遍意义上来讲，死亡是有生命的物质的最终停止，同时还伴有蛋白质的分解。只有在对有机体的生命本质进行唯物主义的解释的基础上，死亡才能够被理解。”中国古代儒学创始人孔子在如何对待死亡时，告诫弟子：“未知生，焉知死”。古希腊大哲伊壁鸠鲁也有一段名扬四海的关于死亡问题的论述：“当我们存在时，死亡不存在；死亡存在时，我们就不存在了。”德国大哲海德格尔也曾说，人之“生”与“死”并非人生的两个端点，而是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的。死亡是人类永恒的宿命，因此，人的生存意义就在于把自己的生命向死亡抛掷出去再反弹回来而得到规定的。所以，人绝不可以只埋首于“活”，在世俗的生活中混沌不明地“活”，而要时常安静地“思”，尤其要正视“死”，时刻想到“死”。这就是人“生”中重视死亡问题考索的意义和价值。
二、死亡观
死亡观是人类对自身死亡的本质、价值和意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是世界观、人生观的有机构成部分。从总体上来讲，一般人的死亡观可分为两种。一方面，死亡是人类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具体表现在死亡使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使我们失去一切。由于死亡使痛苦、陌生和孤单的，又是确定但无法预测，它会令人感到恐惧和愤恨不平。同时，死亡还会使人丧失信仰，成为生命的阻力；而在另一方面，死亡却是人类的朋友。因为死亡是公平的，每个人都必须要经历死亡，并且只有在死亡之后才有真正的自由。死亡还是宗教界最大的帮手。在死亡面前，人们才会幡然醒悟说出真话。由于中西方文化和传统的宗教信仰迥然不同，反映在死亡观上也颇为明显。
㈠中国人的死亡观 ⒈原始死亡观
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思维能力极其低下，人类尚不能对死亡作哲学的思考，甚至不能用人的眼光和自然的眼光看待死亡，这就使人类的原始死亡观普遍采取非自然的宗教神话形式，也就是说死亡问题始终是同原始宗教神话紧紧地纠缠在一起。而作为同原始宗教神话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原始死亡观的最根本特征——是对死亡的反抗和否定。
⑴原始死亡观的一项基本内容是否定死亡的普遍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 ⑵原始死亡观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死亡终极性的否定； ⑶原始死亡观的又一重要内容是对超个体灵魂不死的信仰。⒉现今中国人心中的“死亡”概念的含义和意向
⑴把死亡当做一种自然的归宿。认为死和生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有生就有死，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
⑵死是一种令人恐惧的事件；
⑶死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死亡当做追求理想的手段，还有一种就是有意无意地美化死亡；
⑷死是一种威慑的力量。生命的宝贵在于它的惟一性和不可逆性，人生就一次，死亡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与现世存在的彻底断裂；
⑸死亡是一种痛苦的解脱。死亡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和环节，甚至是不很重要的阶段。
彝族
彝族非常注重人的死亡，自古以来就对生死观有所研究，并在毕摩的有关经书上作了记载，流传至今。布拖彝族民间有“死变占卜”和“造死”巫术，论述了人死后灵魂到阴间以人间的方式继续生活的灵魂永存论。“死变占卜”，彝族称“死青色”，彝族认为人死后灵魂能变成一些事物，或变鸟类，或变蛙类，或变蛇类，或变蜜蜂，或变鸣蝉，或变星辰。因此，彝族人死后其亲属便怀着焦虑的心情到毕摩处翻阅“死变”书，看自己的亲人将变成什么事物，哭丧辞中也总是寄托死者变好的愿望：对老年人，就寄托死者不要变成鹰、狼、耕牛、骑马等，而要变成布谷鸟、大雁、粮食、吉尔等的愿望；对姑娘就寄托其变成鸟儿和鸣蝉等。
所谓“造死”巫术，彝族称“死兹”，据说一些高明的毕摩能用奇特的功能让活人的灵魂离开形体，使其暂时处于“死亡”状态，用阴间何如何好的言辞将他的灵魂引向阴间，让他目睹阴间世界和阴间社会现象，然后又用阴间如何如何不好而人间如何如何好的言辞将他的灵魂呼回人间，附于其身，让他“复活”恢复常态，立即让他描述刚才他在阴问所看到的现象，根据他的描述形成生死观。
这些巫术为彝族生死观的形成提供了一些依据。尤其是造死”巫术，为世人描绘了神奇的阴间世界，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生死观。彝族人认为：在世间没有穿耳的人，死后到阴间便失明，因此，生下来几天，便给婴儿穿耳；在世间有偷鸡、偷猫、偷狗行为的人，或父女、母子、姊妹及同姓家族男女之间发生性行为的人，身患麻疯病的人及断子绝孙的人死后灵魂到阴间时，不能在先辈的行列中入伍，永远被阴间的祖先们拒之门外，成为无家可归的漂泊者，因此，最忌偷鸡偷猫、偷狗，把偷这三类动物的人看成是最可耻的人，最忌父女、母子、同姓家族内男女发生性行为，如果发现，其亲戚家支将勒令二人自杀，最忌同患麻疯病历史的人打亲家，最蔑视断子绝孙的人，致使“断根人’’这一词语成为侮辱人格程度最深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续了重男轻女的思想；死时丧服多的人，在阴．间就不必为制服而忧虑，必然要清闲些；死时尸体含金带银去的人，在阴间就会成为贵人，因此在老年人断气之时，总是在老人的嘴里投入一粒纯金或白银(除穷人外)；带牛而去的灵魂到阴间就可多开垦荒地，增加土地，增加收入，因此给老年人办丧事时总是喜欢杀牛，为他在阴间开垦荒地作准备；在世间打过父母的人，在阴间必将受人蔑视，因此彝族人十分孝敬父母。
总之，以“造死”巫术和“死变占卜”为基础，形成了彝族传统的生死观念，并以此形成了彝族人民日常生活的行为标准、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
第四篇：庄子生死观
论庄子生死观的现代意义
内容摘要：在庄子的人生哲学中，大部分是围绕生命意识开展的。本文试图从庄子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人格因素三个方面分析庄子的生死观产生的原因，从庄子对生、对死和对生死关系方面得出他的生死观。并在庄子对待生死的态度中汲取其积极的方面，发掘其现代意义。关键词：庄子 生死观 逍遥 现代意义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by Zhuang-zi’s view of life and death Content abstract: In Zhuang-zi's philosophy of life, majority of revolves the life consciousness development.This article attempts from the era background, the cultural context, the personality factor three aspects to analyze the reason which Zhuang-zi's life and death view produces, to lives from Zhuang-zi, to dies with obtains his life and death view to the life and death relations aspect.And treats the life and death in Zhuang-zi in the manner to derive its positive aspect, excavates its modern significance.Key word: Zhuang-zi;the view of life ang death;xiaoyao;modern significance.庄子是战国中期人，生平穷困，性格清高孤傲，不屑于权贵地位。对于他的生平后世传之甚少，只能在一些著作中看到零星的叙述。庄子唯一传之后世的著作——《庄子》，现存三十三篇，作者并不全是庄子本人，有些可能出自其弟子或后人之手。根据历史典籍零星的记载来看，庄子是一个悠闲的隐者，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经过两千余年的洗涤，他恢弘辽阔的思想，透过《庄子》一书仍然闪烁着智慧。作为先秦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庄子的人生哲学围绕生命意识而展开，形成了庄子独特的生死观。
一、庄子生死观产生的原因
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形成离不开现实的土壤，庄子也不例外。庄子生死观的形成既有其个人因素，也有客观环境的烙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时代背景的影响
众所周知，庄子生活在战国时期，“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1]，大约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之间。这是一个社会剧变的时代，政治动荡，社会混乱，诸侯之间战争频繁，给社会民众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当时的情形我们可以在庄子的作品中略窥一二“ 今世殊死者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形戮者相望也”（《庄子·在宥》）；“彼窃钩者诸，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庄子·胠箧》）。从庄子生活环境上说，庄子的家乡宋国，“为殷微子封地，是一个腐朽的领主制国家。庄子大半生所处于宋王偃时期，宋王偃是有名的暴君，荒淫无道，残杀成性，他对外与齐、楚、魏三国为敌，对内沉迷酒色，不纳忠言„„最后激起公愤，被齐国联合魏、楚攻亡”[2]。在这样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下，王侯之家尚且不能自保，更何况处于社会底层的庄子呢？这样的时代背景对庄子生死观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2.文化背景的影响
庄子生死观的形成离不开其生活时期的文化背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各地纷争，挟天子以令诸侯，周王室地位下降。作为当时最高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周礼濒临崩溃，制度和道德准则的动摇，使人们的行为失去了准则和约束。人们的一切观念，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都在冲突中变革。旧秩序被破坏，新秩序尚未建立，士人阶层异军突起。积极地活跃于政治领域，往来游说各诸侯国君，各思想流派针对时弊，激扬文字，提出不同的时政解决方案，以求找到解决时弊的济世大道。儒家、墨家、道家，百家争鸣，成就了当时的多元文化。“宗教和道德精神枷锁的打开，形成了战国士人开放、自由的心灵世界，造就了一批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思想文化巨人，士人思想意识的独立和分化为庄子的批判与超越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和学术沃土”[3]。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也给庄子入世思想的形成创造了空间。
其次，随着铁制农具的出现及土地私有制普遍，士的阶层发生了分化，隐士也随之较多的出现。他们大多出身为没落贵族，思想和一般庶人不同。他们对社会现状比庶人有更深刻、更直观的认识，并且主张自食其力，远离政权，独善其身。“ 隐士思想和行为孕育了道家学派,乃是道家风骨得以形成和滋长的主要社会根基”[3]P62。老子也是一位隐者,正如《史记》所说“老子，隐君子也”。庄子思想体系大部分继承老子，所以隐士思想对庄子思想对庄子思想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
再次，庄子大半生都在蒙地，蒙地，为“今河南商丘东北”[4]，蒙为宋国领土，宋亡后归于楚，是中原文化圈和楚文化圈的重叠之地。楚文化中更多的保留一些对死亡的本能感受。因为明了这种感受，死亡对庄子来说已经褪去了恐惧和神秘。“庄子的哲学思想是继承了老子的哲学思想，以丰富的楚文化为背景孕育而成的” [5]。3.个人因素
庄子哲学虽然独树一帜，与众不同，却并不是突兀的臆造，而是思想文化发展之流孕育的产儿。当然，这也离不开庄子本人的创造性思维。纵观庄子一生，始终处于社会底层，只出任过“漆园吏”——低微的漆树管理员。据《庄子·列御寇》记载，庄子家贫，有时甚至到了举贷为生的地步。庄子向往自然，顺应自然，反对人为。但对命运的顺从，对“德”的过高期许，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他无比厌恶。庄子心中的理想社会是“其民愚可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得，猖狂妄行，乃蹈平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藏。”（《庄子·山木》）。在现实社会面前这样的理想势必会有巨大的失落，这就导致了庄子的悲态人格。（悲态人格是指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的对立，面对人不能把握的东西，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柔顺性的人格[6]）。把庄子的生平植入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庄子的出世、无为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特定的环境影响下，促使庄子不同于儒家“未知生，焉知死” 的逃避态度，他摆脱了死亡的桎梏，用精神遨游，以求达到无界限的空间。
二、庄子的生死观
（一）对生的态度
1.痛惜生命而不厌生
在上文中也提到了战国时期混乱的社会状况，庄子也曾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无为而治，可是在战争频繁的年代，此种主张不被诸侯国君接受。庄子借用颜回和孔子之间的一个对话来说说明这个事实。颜回听说卫国国君行为专断，大肆用兵，以至于卫国的死人积满了山泽，多得像干草一样。于是颜回打算到卫国去，用仁义感化卫国国君。孔子劝他：“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暴人之前者，是以恶有其美也，命之曰灾人。灾人者，人必反之”（《庄子·人间世》）。古时候的至人,先求得自身的安定,然后才求立人.如果硬要以仁义规范的言论陈述于“暴人”面前时,恐怕就要被害了。颜回这种尴尬的境地未尝不是庄子的写照，于是庄子借子桑感叹：我的父母生我养我，当然不希望我贫困；天地无偏无私，也不会故意让我潦倒。那么，为什么我会贫苦交加，潦倒到如此地步呢？通过探求导致此种境地的原因，子桑发出感慨：“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庄子•大宗师》)在这种情况下也暴露了庄子无可奈何的心境。
庄子希望超越，希望逍遥处世，在庄子的世界里，现实中的人是不自由的，无时无刻都处在羁绊之中。他提出活着有“物累”、“有待”，借用骷髅之口列举人生之中种种不自由：“贪生失理”、“亡国之事，斧钺之诛”、“不善之行，愧遗父母之丑”、“冻馁之患”、“将子之春秋”（《庄子·至乐》），这些负担，每一种都是人不希望负担的。除此之外，生命还要处于文明的异化的困顿之中。“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也。”（《庄子·天运》）对此，庄子发出了悲叹“一受其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能止，不亦悲乎！”人啊，终身劳苦不休却不见有所成就，疲惫困苦却不知道归宿，岂不是很可哀？活着要经历这么多不可预知的累，可见人生是一段多么无趣的过程。
《庄子·至乐》中，庄子编撰了一个骷髅的故事，他要给骷髅恢复形体，还它骨肉肌肤，把它送回亲友父母身边，按说骷髅应该感激涕零，没想到它很不高兴地说：“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在庄子眼中，活着就是经历“人间之劳”。他对生死的态度搜是顺其自然，一切接受命在冥冥之中的安排，否定了人的努力和奋斗，他只承认成事在天，缩小甚至忽略了谋事在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只会看到生命中的失败和痛苦。而且，“对人而言，生没有属于自己的本质。”[7]所以，庄子只是由对生命的失望而痛惜生命。如果庄子是厌生得,在《庄子》一书中何来养生之说？庄子只是消极的顺应自然，顺应外物，并不主张放弃生命。所以本文认为，王建疆在《超越生命美学和生命美学史》一文中提出的庄子厌生观是不符合庄子原意的。正如作者所引用的“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芄溃痈”（《大宗师》），正是庄子对生还有热爱，才能对生有爱之深恨之切的痛惜。生是无可奈何的过程，既然无法改变活着时的状况，只有把希望寄托于死后的世界。这是一个无奈的举动，并不是庄子自觉自发的倾向死亡。
如果以庄子在其著作中寓言来证实，在《至乐》中，滑介叔左臂上长出一个瘤子，支离叔问他是否厌恶，滑介叔说道：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不论生命怎样变化，都如昼夜交替一样，我为何要厌恶它哪？庄子看重的并不是生或死的过程，而是注重内心的超越。超越生死，才能视生死为无物，既为无物还有什么值得厌恶的。
2.养生
庄子说生是苦的并不戗生，相反的，养生是庄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养生主》开篇即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已有涯随无涯，殆矣；已而为知者，怠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生，可以尽年。“缘督以为经”即因顺自然之道。庄子提出的养生便是随顺自然。在庄子的精神世界里，生死、善恶是没有分别的，圣人不存于世，社会没有衡量是非对错的标准，不论在何种立场上评价生死存亡都会偏离了自我。就像在有限的生命去追随无涯的“知”，只会让生命更加疲困不堪，惟有随顺自然，万物齐一才是保全自我的大道。关于养生，庄子借助了一些小故事来说明：(1)《庄子》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庖丁给文惠君宰牛，进出刀均合于音节，达到超凡脱俗的地步。庖丁说出他的技巧：“方今之时，臣以神遇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彼节者有间，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庄子·养生主》）用心神去接触牛而不用眼睛去看，感觉器官停止作用而只凭心神得运行。依据牛体得自然纹理，顺着它得固有结构用没有厚度的刀子进入有空隙得骨骼，可以穿梭自如。见到难以下刀的地方，就小心谨慎，行动迟缓。这些莫不是庄子在养生上得心得。在生命成长得过程中，总有无可奈何的时候，遇见这些事情“以神遇不以目视”。联系庄子的生活环境，战争频繁，生活困顿，无力改变这种状况，这在庖丁看来是“难以下刀的地方”。此时处世，不得不小心谨慎，虽然外化，随顺自然，但内心还是要有所坚持保留自己的本真。
(2)孔子在楚国看到一个驼背人在捕蝉，他的动作如同在地上拾取一般，孔子问其技巧，驼背人回答道：“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庄子·达生》）避免与外界产生矛盾、冲突，心智专一，才会得到生命的自在。人的生命由形和神组成，在这两者之间神是生命的本源，养生即是养神。神全者，才是圣人之道。养生便是要虚静恬淡，去除一切欲望的干扰，如同捕蝉人那样，天地之大，万物之多，眼中，心中只有那小小的一只蝉，如此才可守住人的本真。无欲无念，忘却生死，顺应自然，进入虚静的世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保养精神的最佳途径是“纯粹而不混乱，专一而不变化，淡泊而无所作为，行动时顺应自然。” [8]
庄子在现实生活中失意，政治主张得不到重用，既然无力改变现状，只能在精神上主张超脱。借精神的自由达到生命的超脱。
（二）对死的态度 1.视死如归
在庄子眼中，活着是一个不断接受外物侵害，不断被外物所累的过程，死才是人的最终归宿。关于反映庄子乐死的话在《庄子》一书中有不少记载，譬如：
“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日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至乐》）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劳，息我以死。”（《庄子·大宗师》）
这些话道出了庄子对死的从容、安泰和长久，死在他的眼中不是恐怖的，而是脱离了活着时的一切烦恼，以死为归，以死为息。死亡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从人一出生就是向死而生的，相对于生来说，死更长久。从时间的对比上，人之生倒成了死的一个插曲，生的虚幻反映了死的真实。由此来说，死才是人的本然状态。为了验证这一说法，庄子托梦化蝶，悠然自得，心意愉悦。飘然醒来，不知庄周是蝴蝶，抑或蝴蝶是庄周。庄周与蝶就像生与死，置身其中就不知谁是谁非了。假如不是我们从生的立场看待死亡，从死的立场看待生，难道生和死真的有分别吗？
死为息，死为归，那么人回归本然状态就无须悲痛哀号，应该庆幸才对。在《养生主》一篇中，秦失吊老聃“三号而出”，老子的弟子对此行为提出了疑问，秦失说：“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对老聃的生死只是用平常心对待。《至乐》中，庄子妻死，他坐在地上，鼓盆而歌。惠子为此责备他不通情理，庄子认为人的本初原本没有生命、没有形体、没有气，“今又变而之死，时相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处于巨室，而我曒曒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人的死是回归了本然，是乐事，怎能哭泣呢？
刁生虎和顾玉文在《庄子的生存哲学》和《试论庄子生死观的三个层面》都提到了庄子乐死。虽然可以在《庄子》原文中看到“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苦也。”（《至乐》）这样的句子，更多的情况是相较于生之苦，庄子把死看作一种解脱，以死为归，以死为息。《庄子》中列举人生种种之苦，都是相对于死的解脱来说的。庄子的思想中充满了相对主义的观点，相较于生时的负担，死亡的确可以放下所有生时不能面对的负担。他认为的死之乐是相对于生之苦的，生死两相比较，庄子以死为乐，但并不是乐死。不同的是前者注重的是态度，后者是心态。2.尽年
庄子乐死，他并不因此而提倡早死或自杀，他主张顺应自然，生死尽年。儒家提倡舍生取义，舍生取仁，庄子对此时反对的。名利和仁义都是外物之累，是有损人清明的绊脚石。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宝贵过生命。伯夷死名于首阳山之下，盗趾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趾之非乎？”（《庄子•骈拇》）按照世俗的标准，为仁义舍生是君子，为货财舍生的就是小人。如果从残害生命的角度来看，盗趾和伯夷是没有分别的。“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身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骈拇》）。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生和死是命赋予的，理应由命来决定何时终结，所以生随命，死也要随命，是谓“尽年”。“庄子是从一切世俗的拘束里解脱出来，求得生死一致的观念，并得到不生不死的境界。庄子对生死的观念，即是尽年二字。”
庄子生活的那个时代，无惊无澜的活下去简直是妄想。但庄子尽年的意义绝不是庸俗的活着，而在于保持精神的自由逍遥，“秉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不为外物所累，不为利益所驱使，恬静、安宁乃至达到不生不死的状态。这种状态不单是指人，也针对于处在大道中的万物。顺其自然，合于大道，才是对生命的尊重。尽可以解释为“用尽，全部用出或极力完成”[10]尽年便是全其性命,用尽生命的精力，以尽天年。“所谓尽年者，尽其自然之年。任其自然，不贪生，所以不求长生；不祈死，所以不自残其生。”[9]P16尽年的本意即是全其生，保留生命的长度。不为名利欲望以及外界的侵害轻易放弃生命。从这方面讲，庄子是爱护生命，珍惜生命的。
（三）对生死关系的态度 1.生死一体
《知北游》中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以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也”。人作为自然万物中的普通一种，是始终处于无始无终的变化之中，生命来源于气，道通过气化生万物。除此之外，在《至乐》篇中指出，“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变而之死„„是相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道—气—形—生—死这才是生命进化的一个过程，作为无形无在，无始无终的“气”，产生生命，失去生命都不过是“气”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转化。不同的是，生是气的聚合，死是气的离散。在本质上，生和死并没有什么不同。在生死气化的基础上，把“道”作为世间最高原理，庄子提出“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庄子•天地》），消解生与死的两极对立。
2.生死安命
在《庄子•大宗师》中，庄子借用子桑这则寓言指出，人的生老病死，富贵穷达，以及这人生的种种际遇，其实都是“命”的制约。这种“命”独立于人的世界，无法改变，在它面前，人的力量简直是微不足道，产生不了多大的作用。“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庄子•德充符》）命就像日月运行，它自然而然的产生，没有可遵循的规律，人类对此只能无可奈何。既然始无可奈何，不如顺从命，遵循自然的规律。能安命，便能明了得失存亡皆由命。
既然“命”作为必然性，意味着人生的际遇是定然如此而又不可能改变的，既
[9]无力抵抗又无法逃避的，个人所作的只能是改变对命运的态度，安于现实，以泰然自若的态度来听任命运的安排：“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这样思想上有了一种自觉，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处于何种环境，内心就不会受到伤害，自己的心境就会始终处在“其寝不梦，其觉不扰，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庄子•大宗师》）“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庄子•田子方》）的安宁、恬静的状态，从而也在精神上体会到一种自由的满足，对生死抱有平常的心态，生而不悦，死而不祸。3.生死皆坦然
在对生死观超然的态度中，最经典的莫过于《庄子•列御寇》中所载：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赉送。吾葬岂不备邪？”弟子曰：“吾恐鸟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在死亡降临自我身上时，庄子毫不畏惧，死在他眼里不是生命过程的最终站点，“它的完成，是一个顶点、一个高潮、一个高峰，从那里，生命的波浪回到了它原始的源头。”[11]是自然法则所决定的自然现象。庄子对死亡的冷眼旁观，领悟到生死不同寻常的意义，人本就是从自然中而来，现在应该无任何负载的归于自然。所以庄子笔下创造了一系列“至人”、“神人”、“真人”，他们无待无累，不知悦生，不知恶死，超越生死。这不仅是庄子的理想，也反映了庄子对生死的坦然和超越。
正如于丹所说，生与死是人生起始的两个端点，只有真正理解了生命的意义，才能正确的面对死亡。[12]
三、庄子生死观的现代意义
对待生死，庄子始终以超然的心态面对，不贪生，不惧死，清醒的认知。当然庄子的生死观也有其消极作用。对于现代社会，我们更重要的是借鉴他“破除自我中心，使人从固步自封、自我局限的狭隘心境中透脱出来”[13]。用不流于世俗的眼光看待生死。
（一）以平和心态对待生死
庄子的心很大，能装得下宇宙万物；庄子的心也很小，他能看见尘埃里开出的花，他的世界里排除了世俗的烦扰，只用空明虚静的心态看人世变迁，如同庄周梦中的蝴蝶一样，与其纠结不清，不如跳出生死之外，用“无我”的准则行事，以平和的心态向生，豁达地面对生死、得失和祸福。
死是被人忌讳的，人们恐惧死亡，甚至认为谈及与死有关的话题也是不吉利的。在我国，古代把死按等级叫“崩”、“薨”、“卒”等等，现代死的讳语有“逝世、去世、辞世、故去、作古、永别、不治、离开、长眠、仙逝、驾鹤西去、撒手人寰......阴阳家说归西就木、星殒；佛家说溘逝、坐化、涅槃” [14] 等等，可见，从古到今，对死的抵触是一样的。但是，事物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生老病死是人的常态，无法避免，何必太执着于不能改变的东西？不如“无情”。惠子曾问庄子，人既然被称为人，怎么可能无情。庄子回答你说的无情和我说的无情时不一样的，我所说的无情是不以自身的好恶伤害身心，随顺自然忘却行为的动机。不必太执着于避死向生。人在选择的时候，总是不断的挣扎或是执着于某一选择，这样就有可能造成双重伤害。在《刻意》中，庄子提出，悲哀和快乐是违背了天赋；喜悦和愤怒时偏离了大道；爱好与厌恶时迷失了人心。所以，心中无忧无乐是天赋的最高表现；无所寄托是空虚的最高表现；不与外物交接，是淡泊的最高表现；无所违逆是纯粹的最高表现。所有的例证都是放下“情”的执着，用平和的心态对待世事。与其“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大宗师》）
放下过度的执着，没有什么可以困扰我们的心。相反的“你恐惧影子像蛇，怕被它吞噬，于是疯狂逃跑，但无论你逃到哪里影子都跟定你，于是胆小的人被自己吓疯了„„死亡就是影子，生命就是阳光，你只需要热爱眼光，淡化影子的位置，就可以青春永驻。”[15]漫步人生路，用一份平和的人生态度，拥有一个虚怀若谷的心胸，还有什么生死得失是让我们耿耿于怀的呢？
（二）心斋正真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心斋是心的斋戒，排除杂念和欲望的精神修养过程，通过心斋达到的虚空、澄静、纯净旷达的心境。也只有虚怀若谷才能容纳万物。
1.去除物役
人生最大的苦恼，不在于自己拥有的太少，而在于向往的太多。“人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又手握空拳地离去。人的一生不可能长久地拥有什么，一个人获得生命后，先是童年，接着是青年，壮年，老年。然后这一切又都在不断地失去，在你得到什么的同时，你其实也在失去”[16]庄子用脱离尘世的眼光看待生死，生命就被提升为一种逍遥、无待的精神境界，而生命也因此有了超越。反之，如果以生观生，闪避死亡，畏惧死亡，那将会消除或减弱个体生命的生存意志与独立人格，从而一生都背负着死亡的压迫，再加上各种外物的侵扰，憎恶、愤怒、哀乐、取舍、智虑等等人的一生就是处处受制的时间经历，但庄子追求的是生命自由的逍遥境界。人被生存的环境所敝，为知见所囿，形成锁闭的心灵。人是现实中的人，超脱不了所处的社会，只能提升精神的高度，看轻社会中的贵贱、富贫、荣辱、是非、名利、得失与生死。
“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庄子·至乐》）。所用的技巧是一样的，但内心的倾向却是截然不通的，这是由于注重外物的缘故。太注重外物的，内心自然笨拙。庄子称妨碍内心空明的外物为“累”，累太多，人生的负担也随之增多，损害了人内心的清明。“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庄子·大宗师》）。“这种忘形、忘利、忘心的“坐忘”状态已经进入主体虚静之美的最深层面，时一种更加彻底的无所牵挂的绝对精神自由。”[17] 2.保持“真我”
人最大的认知问题不是认清别人而是认知自己，在面对外来诱惑时，往往对自己会产生怀疑，导致随波逐流将真我埋没。纵观《庄子》全文，不断提及“至人”、“神人”、“圣人”、“真人”，他们“无己”、“无功”、“无名”、“无待”。可以“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庄子·逍遥游》）；“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庄子·大宗师》）。“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生死无变于己。”（《庄子·齐物论》）。这类人超脱物欲，生命纯真，可以不生不死，这种境界是庄子的理想境界。人之为人不能没有欲望，一定的物欲也是维持人的生命的保证，庄子并非否定人的合理欲望。但是，现实社会中，人们盲目地追求物欲，过分的强调物质，这就破坏了心与身的协调，导致生命背负许多额外的负担，这样是不可取的。这样，非但无益于生命，反而会残生害性，人的欲望可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时也给社会和人类自身带来灾难。“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身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庄子•骈拇》）。因此，在俗世生活中我们要保持真我，不累于外物。
2004感动中国人物徐本禹放弃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去贵州某贫困山区支教，那儿条件简陋的超乎人的想象，徐本禹却觉得他很富有。[18]本文无意于为徐本禹树碑立传，只想说明纯净的心灵感知，无欲无求的人生态度，自是别有一番心境。当然，现实生活中的人虽然无法完全达到庄子所说的大道，但可以剔出其合理部分指导我们的生活，以心灵宁静为前提，排除各种干扰，保留人性的本真。在纷乱中保持宁静，消除生老存亡成毁的杂念，“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庄子·逍遥游》）真我存在于心，乱世中才有所坚持，不至于随波逐流。
（三）顺应自然
人的生是秉道而生，死是秉道而亡，人的身体是“天地变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子孙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人的生并没有得到什么，人的死也没有失去什运行，是自然而然的么，所以人的生死要顺应自然，不必和自然的力量相抗衡。生和死都是天命的事情，既然不可避免，就不必改变，不如顺应天命。顺应“道”的运行。
《大宗师》中记载，子與生病，子祀前往问候，没想到看到子與弯腰驼背，五脏血管朝上，面颊隐藏在肚脐之下，肩膀高于头顶，发髻指向天空，简直非人非怪的模样。子與却“其心闲而无事”，赞叹“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不仅如此，还说到，造物者假使把我的左臂变成鸡，我就以之司夜报晨；假使把我的右臂变成弹丸，我就以之打可以烤吃的小鸟；假使把我的尸骨变成车轮，把我的精神化为马，我就乘着它行走，哪里还用着更换别的马车呢？人的获得是适时，人的失去是顺应。能安心适时而且顺应变化的人，哀乐情绪就不能侵入他的心中。那种不能自己解脱，强制改变的人就会被事物束缚住。万物都不能胜过天道，庄子强调的是安于天命，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所谓的天命，我们只是要学习庄子顺自然随变化，摈除哀伤，让精神得到解脱，获得一种自然和满足。面对喧嚣的尘世，熙熙攘攘的人寰，“入其俗，从其俗”，外化但保持内心的坚定。
鲁侯得到一只海鸟，视若珍宝，把它迎接到太庙给予高规格的待遇。海鸟不吃不喝三日后死去。这是为什么哪？庄子进行了解答：“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庄子·至乐》）很多时候，我们就像惠施和鲁侯一样，只用自己想当然的想法思考，忽略了事物的本性。生命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有我们不能抗拒的名利欲望影响我们的内心，这时唯有清醒的认知自己，保持静明的心，顺应自然，不强求，不刻意，不给生命额外的负担。哪有完全无用的东西，哪有一无是处的人？不自满，不自卑，给生命一个高度，清醒地认知自己，总有一个地方适合自己。
现代人讲究养生，花样百出，我们可以理解人们延长生命的渴望，但是养生有度，如果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忘记认知自己的需求，恐怕后果和倏忽为混沌开凿七窍的后果一样。“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庄子·应帝王》）不妨作为行事的准则。
（四）珍视生命
人的生命是在时间中短暂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死亡不可避免已经是人的一种悲哀，庄子已经对此发出了悲叹，而生如白驹过隙，既然生命如此短暂，更加要珍惜生。珍惜生并了解生命的真谛。不必把自己太过纠缠于外物，不过分眷恋生，不轻言死。生和死是自然赋予人的形体，名、利、权、势等都是依附于人的形体才存在的东西，为这些外在的“累”损伤生命甚至放弃生命，岂不是弃本逐末吗？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企业生存、个人的成功都会在竞争中接受考验。为了增强竞争力，为了外在的欲望，每个人都力求自己是最出色的。人们不得不生活在一个高强度、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中。使人们的精神终日处于精神高度紧张和疲劳之中，这就很容易造成沉重的思想负担和心理障碍，面对竞争压力大，感情不如意等等，心理不堪负荷，甚至一小部分人轻易放弃了生命。“生命是道德的体现，是道的载体。人应该体道而行。庄子面对苦难的世界，既不苟全性命，也不求长生不老，他以形而上的方式关注人的生命，让人的生命顺应道的规律自然运行，或生或死”[19]让道留驻于身体中，让精神守护着形体，保持身体的宁静。不劳累你的形体，不摇荡你的精神，始终持守着自然的中道。“生而不悦，死而不祸”珍惜生命，爱惜精神，明了活着是一种责任以尽人之天年。
庄子的生死观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也不可避免地包含无法超越时代以及生存环境的局限性。例如，他在礼崩乐坏、战乱纷争的年代主张把人的生命放入主宰无穷的“道”中，通过提升人的修养来建构理想的乐园，而不是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只能构建一个精神上的乌托邦。因此，“庄子思想其实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热爱并且眷恋凡尘生活，从思想旨趣上说，并非愿意出世；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与污浊的现实妥协，而宁可避世。这样，庄子哲学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保持着一种矛盾甚至彷徨的状态，这种状态始终 无法克服。”[20]因此，在对庄子的生死观上，我们应有取舍，有选择的利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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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看中国生死观
浅论生死观
————我的《最后一堂生死课》读书笔记
11级七年儿科班 胡嘉健 1103019
【内容摘要】：生者，命之存也，死者，生之覆也。世间万物，有生必有死。生死二字的讨论自古以来就占据了人们思考的大量篇幅。那么人，究竟是先有生，还是先有死？还是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是活着的，但其实是已经死去的？还是我们那些所谓逝去的亲人朋友们只是更换去了一个我们无法感知的时空开启自己的新生？本文即从作者所阅读的一本读物《最后一堂生死课》出发，浅谈在这本书中所描写到的生死观。
【关键词】生死观 儒释道
一，从何谓生死开始讲起
翻开这本《最后一堂生死课》的第一章，看到的自然就是在讲何谓生死学，正如书中
①所描写的那样，“唯有愿意触及死亡的终究界限，才可以从中开拓出生命的尊严与价值。”是
啊，我们若是只关注自己生前和眼前的一切，而忽视了自己在生的另一面“死”有着怎样的意义的话，这样的世界观未免是不完全的，也是不能完全反映我们生命现世的。我们人类是由千奇百怪的有机物所组合成的，那么这些千奇百怪的有机物在成为我们的身体一部分之前在哪里呢？不正是在除了人之外的大自然中么？他们的存在自然不需要人类去定义它们的生死，被归化为人体之前他们是存在，归化为人体之后它们依旧存在，当我们人类死去后，这些物质并不会消失，而是被分解者分解，成为其他奇形怪状的物质，所以这些物质啊，是绝不会凭空消失的，而是天底下全世界的物质都处于一个又一个小循环中，而这些个小小的循环会最终构成宇宙的大循环，即为物质守恒定律，而人在这其中又扮演着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呢？人的生死又在其中有着如何的节点作用呢？
若从历史与宇宙的大角度来看，生，不过是物质的一种存在形式罢了，它与死并无太大的差别，谁能说一个石头就是死的呢？可能只是它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罢了。“子非石，安知石之生死？”而同时我们又必须辩证的来看这个问题，当我们抛开历史，抛开宇宙万物，单单把一个生命摆在你面前，就在这一瞬间的事，我们从人类的角度来看，生，又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它可以思考，有智力，有行为，有求生的本能。即使是最简单的一只草履虫，也知道要向着有养分的地方蠕动，这不正是生的证明吗？所以，对于生，我们的看法是有着两面性的，而对于死的辨析自然也就和生是一样的。那么在辨析过了生死，我们又该如何做呢？很简单的四个字：“好好活着”。
二，从中国传统生死观来看
《最后一堂生死课》，这是一本中国人写的书，中国人写的书，自然离不开中国人的生死观。“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积极的乐生文化,强调生命的意义在于现在,而对未知的世界持
②回避态度,并表现出与基督教寻求来世的关怀不同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人的千
百年来的生死观中，影响最大的自然就是儒释道的生死观了。其中儒家的思想十分明确，“孔子强调的是活在人世间的价值与意义，他的‘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便是立足于在世间建立生命与道德的价值。”可见，孔子他老人家所关注的只是人在今生今世如何才能活的更好更出色，而有关死后的事与他无关，他不去考虑。而与孔子的恭恭敬敬的今世论相较，道家的生死观则显得较为宏观和潇洒，“一切皆自然”就是道家的生死观，“依道家的观点，天地就是天地，没有所谓制约、宰治的天，就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死亡
对生命而言，就是自然的现象，是自然的一部分”。很显然，道家已经将生死并入了齐物论的囊括范围。生，在道家的眼里，已经不再是生，而死，亦不再是死了，所以，在庄子看来，“生死为一条”，这样的话也就不难怪了。那么从古中南亚传来并且对中原大地影响甚广的佛教又是如何认为的呢？在阅读这本书后，我了解到，所谓佛教的世界观，它是在眼前所见的世界基础上创造了新的生命世界秩序。即“四有，六道的生死轮回”佛家认为“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这一点与儒家简直是走了不同的两个极端，佛家的此生彼生论与儒家的今生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死观，儒家认为死即终结，而佛家认为死是新生。“儒家重生轻死,强调有为人生,生当做人杰,死则亦鬼雄;佛家重修炼人生,强调生死轮回,追求“常乐我③净”;道家重乐生长生,强调生死自然。”于是，这样三朵生死学上的奇葩就永远开放在了中
国哲学历史的上空。并且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三，当生死哲学回归现实
哲学，并不是一小撮人的哲学，而是属于大众的哲学，这一点，是我们自古以来，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都了解的。所以，当我们在使用哲学和生死观解决现世问题时，我们必须要遵照我们所坚持的信仰。于是我们的哲学生死观便成了指导我们面对生死的一项重要标准，在《最后一堂生死课》中，便讲到了我们现代生活中所面临的安乐死与临终关怀的问题。而这种行为与其表现也逐渐在引起我们现世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关注于此。就是因为我们正在越来越关注于生死。这种直面生死的勇气使我们所必须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面临临终关怀和安乐死这样一个看似沉重实际却很高尚的话题呢？我想，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直面死亡，人固有一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当我们看到自己的亲人朋友在进行生命的殊死挣扎时，我们心里一定也一定是会为了他们默默地祈祷，而当他们实在是最后生无所恋之时，我们也需要放平心态，无论何时，我们都要尽量使死亡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才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死亡的正确态度。
综上所述，就是我对于在马哲作业中所阅读的这本《最后一趟生死课》的读书笔记，这本书带给了我对于生死的全新认识，也使我更深层次的了解了生死，认识了生死，我明白了，人活着，就是生，要对得起自己的全部生命，人逝去，便是死，若是生而无憾，那么死也就无憾了。①辜琮瑜《最后一趟生死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年
②路晓军《中西方传统生死观论略》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0月
③张树卿《略论儒、释、道的生死观》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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