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卿诗歌中的悲剧意识

第一篇：刘长卿诗歌中的悲剧意识

浅谈刘长卿诗歌当中的悲剧意识

2014103136 聂玮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摘要】： 刘长卿，中唐早期诗人，自诩 “五言长城”。其诗歌里多写贬谪漂流的感慨和世事沧桑、人情变故的无奈，常体现出一种浓浓的悲剧意识。这种悲情与他的挣扎、抗争相互交融体现在诗中，使刘诗孤高幽深、又带有轻轻的哀怨。本文试从造成其诗歌悲剧意识的原因加以分析，并例举其悲剧意识的类型方面对刘长卿诗歌中的空漠哀愁加以阐释。

【关键词】： 刘长卿 诗歌 悲剧意识

历数中国古代文人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赫赫有名的大诗人之所以能做出流传千古的好诗都与其所处时代的背景和人生阅历有很大关系，不同时代、不同际遇所造就的诗人以及其诗歌创作的风格都不一样。那么在盛产诗人的唐朝，除了盛唐气象和晚唐之悲，处在唐朝由盛转衰转折点上还有一位诗人，在历尽了繁荣强盛之后，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经历在诗歌史中诗歌唱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个人就是刘长卿。

纵观刘长卿的诗歌创作，我们多能感受到其诗风的寂寞感与深深地悲剧意识。悲剧意识在唐代诗歌创作发展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对自然天道无常的怀疑，上下求索而不得所形成的自然悲剧意识；对时光易逝、岁月无情所形成的生命悲剧意识；对追逐功名、怀才不遇、官场失意所产生的政治悲剧意识；对远离故土、漂泊无依而没有归属感所形成的人生空漠之悲······而关于悲剧意识，不论东西方都认为其核心在于对不可抗因素或者命运所表现出来的不满而进行的抗争与追求。在唐代诗人中，刘长卿就是悲剧意识的典型代表之一。

诗如其人，这与刘长卿的悲观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曾说过：“才性异区，文辞繁诡”[1]，这说明作家个性之不同将形成作品风格的差异。正是由于其个性的悲剧感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的风格，使他的诗歌从整体上看倾向于一种悲剧之美。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性格上的悲观呢？这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一）、家境清贫之苦：刘长卿对家庭生活的描写常见于创作的诗歌当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家境的贫寒与清苦：其诗《酬包谏议见寄之作》：佐郡愧顽流，殊方亲里闾。家贫寒未度，身老岁将除。过雪山僧至，依阳野客舒。药陈随远宦，梅发对幽居。落日栖鹗鸟，行人遗鲤鱼。高文不可知，空愧学相如[2]。就透露刘氏晚年生活的情景与心境，诗人不仅晚年过着清贫的生活，其早年的生活也未见得丰裕。初年的家寒凝炼了诗人刚愎自用与沉郁的性格，清寒生活培养了诗人刻苦耐劳、自命清高与坚韧刚强的性格。

其《睢阳赠李司仓》：云白露变时候，萤声暮啾啾。飘飘洛阳客，惆怅梁园秋。只为乏生计，尔来成远游。一身不家食，万事从人求。且喜接余论，足堪资小留。寒城落日后，砧杵令人愁。归路岁时尽，长河朝夕流。非君深意愿，谁复 [1][2]刘勰，《文心雕龙注释》 周振甫，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第309页 刘长卿，《刘长卿集编年校注》杨世明，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17页 能相忧？[1]我们可以看出诗中表达了他流离浪迹陌生之地的心情。生活的痛苦加深他生存的悲剧感，而他的欲求导致他困在曲折的命运里。“而我倦栖屑[2]”，是指他为了生活困苦而奔波劳碌，同时为了科举的事，一年复一年来回奔走应考。

[3]至于，生计住宿皆需要费用。“ 穷居长蓬蒿”自居的处所长满蓬草，是简陋生活的写照。显然，诗人未及第，必须面对生活的贫苦,为了谋生之计远游异地，乞求亲友的资助，所以家境的贫穷也是促使他早年矢志苦读、争取功名的原因之一。因此可说这种人生经历所带给他的某种程度上的早熟使他更能体会人生中别人所不易察觉的东西，对于人情冷暖体会的更加深刻，这种早熟与敏感体现在诗歌当中就是一种颇为悲剧性的感伤。

（二）、科举不第之怨 “学而优则仕”，这是传统文人植入骨髓的观念。刘长卿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希望能通过科举之路一展宏图，从十八岁到三十多岁，他一直为科举奔忙，但却屡试不第。其间，屡经科场失败之折磨的他曾在 《落第赠杨侍御》诗中云：“念旧追连茹，谋生任转蓬。泣连三献玉，疮惧再伤弓。[4]”全诗刻画出了一个屡困屋场的寒门书生如惊弓之鸟般无枝可栖、报国无门的尴尬。咏物诗《杂咏八首》，更是明确表明了自己怀才不遇，渴望被人引荐的强烈愿望，是典型的投卷之作。以下两首则更加强烈地表达了这类感情：“此地常无日，青青独在阴。太阳偏不及，非是未倾心。”《游南园偶见在阴墙下葵因以成咏》“百丈深涧里，过时花欲妍。应缘地势下，遂使春风偏。”《入百丈涧见桃花晚开》作者自比为阴墙下葵花和涧底之桃花，因地势原因，得不到阳光和春风的眷顾，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与众花争妍，此时诗人的感情亦不仅仅是渴望，更多的是愤懑，对现实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此外。刘长卿作有代言体宫怨诗，借不幸失宠妃子和宫女之口来表达自己不遇的感受，如《王昭君歌》《昭阳曲》《长门怨》《上阳宫望幸》，诗风凄清，可见作者对君王社稷的一片“痴心”，同时也反映出封建社会文人的凄惨处境，一直追求而不得的悲愤。

（三）、乱世流离之悲

经历了多次科举不第的刘长卿终于在他32岁时中进士第，但是还没有得到官做，安史之乱便爆发了，玄宗带领一帮大臣仓皇出逃，刘长卿不得已，只有南奔，后流落苏州、扬州一带。至德元载，肃宗即位。第二年，宰相崔涣宣慰问江南，兼知选贤举能并补授官吏。刘长卿才终于获得苏州属县之长洲县尉之职，第三年曾摄海盐令。但因为他为官刚正不阿，被贪官污吏诬陷而被捕入狱。后来，适逢大赦才得以重见天日。上元元年被贬到潘州做南巴县尉，但没有到任，得以漫游江南，约于广德元年至大历初年，方入朝为殿中侍御史。大历四年，以检校祠部员外郎出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为观察使吴仲孺诬奏犯赃，被贬为睦州司马。后来迁为隋州刺史。建中三年因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作乱遂辞去官职，客居扬州乡村。他大约卒于贞元六年。综观刘长卿的一生，在诗人约65年的生命历程中，贬谪事件占去了约16年的时间，影响了他的一生。

多次应举不第，及第后又恰逢安史之乱，在乱离中奔命。安史之乱后，方得做官，但又命运多舛，两遭贬谪，虽最终官至刺史，却又因为身处乱世，疲于兵灾而无所建树，最终终老江湖。可为不幸之甚矣。严酷的现实投射在诗人心 [1] 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九第三十九首，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

刘长卿，《刘长卿集编年校注》杨世明，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2] 刘长卿，《刘长卿集编年校注》杨世明，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4] 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九第七十五首，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1]中身上，使诗人密切地关注自己身边的琐事和分合聚散，而对于年轻时期保家卫国，造福黎民的志向逐渐淡化而至于无。这种变化反映在是做上就是诗歌在是做上就是个体生命意识的回归和悲剧意识，从他的诗歌中我们能看到他被贬谪漂流的感慨和退居山林的山水隐逸的闲情，以及大量的赠送之作。如《别严士元》、《送灵澈上人》、《寄万州崔使君》 等，多写离别之情，关怀之意，以及朋友间的深厚友谊，还有怀念已故朋友之诗而与社会现实无关。

正是以上原因导致了他悲剧性的人生和具有悲剧意识的创作风格，这种“悲”体现在诗歌中也有不同的特点：

（一）、离别之悲：刘长卿交友广泛，友人中有晚辈，亦有官场上患难之交，也有方外之士⋯⋯他生性厚道，无论贫贱他都真诚待之，尤其是曾有恩于自己的故人。其诗集中仅表达与亲朋之间离情别绪的就有250首之多，约占其全部诗歌的一半。这源于其忠厚的品行，但跟作者人生坎坷、长期过着不如意的日子也有关。如《送裴郎中贬吉州》《重送裴郎中贬吉州》两首诗中的裴郎中被远贬他乡、身处逆境，人情冷漠的世人唯恐避之不及，同在贬途、自身难保的刘长卿却用一颗真心去抚慰对方，热情地一送再送，全然不顾自身安危。患难之交见真情，真挚的友情成了他生活的支撑点之一，一旦离别来临，作者的心情就异常忧伤，充满想留却留不住的无奈。

（二）、漂泊之悲：安史之乱起，诗人南奔，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除安史之乱结束后曾回过一次京城长安外，其余的时间都在南方度过，直至老死。一生漂泊，孤苦无依，多感的诗人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家乡。乡愁伴其度过了一生的大半岁月，尤其是到了晚年，这种感情更是炽烈。他的《新年作》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1]”每逢佳节倍思亲，新年来临，作者的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思念家乡的心情更为迫切。头发花白依然寄人篱下，独在天涯与岭猿为伴、与江柳共风烟的诗人禁不住潸然落泪。赴南巴途中所作《夕次檐石湖梦洛阳亲故》更写出他对故土亲人的魂牵梦萦。因此怀乡诗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悲凉的环境感染着诗人的情绪，而他又以同样的心情去体会万物，于是，万物皆被淡淡的哀愁所笼罩。春夏秋冬，作者对故乡的思恋从未停止过，他的诗常用“夕阳”、“落叶”、“水”、“白发”、“猿”等意象构成凄凉之意境，也跟他的游子身份有关。

（三）、仕途之悲：仕途上的坎坷表现在刘长卿的身上就是前人盛唐时慷慨激昂的进取精神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的失望、无奈的叹息与咏唱，流露出一种惆怅衰飒的心绪和冷落寂寞的诗歌情感基调。而这在其边塞诗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如盛唐时高适的 《燕歌行》：“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王翰的 《凉州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既慷慨激昂又情怀壮烈，充满着立功疆场，献身报国的精神。而到了中唐，到了刘长卿笔下，却只有 “黄沙一万里，白首无人怜。报国剑已折，归乡身幸全。„„草枯秋塞上，望见渔阳郭。胡马嘶一声，汉兵泪双落。谁为吮疮者，此事今人薄”（《从军六首》）了。诗人的眼里只剩下 “白首无人怜”，暗处庆幸 “归乡身幸全”，至于国家苦难，谁人承担，则只有 “今人薄” 了。很显然，这与盛唐时人那种慷慨激昂，情怀壮烈 “死节从来岂顾勋” 的风格与思想感情已是大相径庭。

贬谪的经历给诗人的心灵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对身世的幽愤不平的情感反复 [1] 刘长卿，《刘长卿集编年校注》杨世明，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出现在诗人的诗作中。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屈原贾谊的形象就是一个证明，以此表现自己的幽愤，如“绛老更能经几岁，贾生何事又三年”(《岁日见新历因寄都官裴郎中》)：又如名篇《长沙过贾谊宅》：“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

[1]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等等。

时代变乱的痛苦及个人坎坷的生活遭遇，使诗人常有不胜沧海桑田、世事变幻无常之感。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的诗歌总是饱蘸着多难的人生经历，满腹的悲伤、挣扎的苦痛而酝酿的悲剧之歌。他的悲剧不仅是一己之悲，更是所处社会和时代的悲剧。他的生存状态反映了那个时代文人的生存状态。中国文人往往就是在吟唱悲剧的过程中，在对痛苦的体会、挣扎和抗争中来完成自己的人生答卷的，刘长卿更是如此。通过解读刘长卿的诗歌，可以体会到中国古代文人在坎坷人生中的无奈与抗争，以及渴望改变现实而不得的心灵状态。最终，蚌病成珠，浓郁的悲剧意识无法消解，诗人把它倾注到诗歌中，情郁于中而泄于外。通过对山水的描绘，与佛老禅宗的交心，与酒神的交流，通过梦境中的畅游和放松来排解心中的忧愤，也从而成就了他的独特风格，成为了诗歌史上璀璨的明珠。

[1] 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五十一第二十三首，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

第二篇：浅析老舍《茶馆》中的悲剧意识

浅析老舍《茶馆》中的悲剧意识

摘要：悲剧意识是一种艺术观念，也是一种人生境界。源于对现实性悲剧的体验和感知。主要表现为冲突和悲剧下的情感效果。《茶馆》代表了老舍话剧创作的最高成就，蕴含着浓厚的悲剧意识。全剧以以小人物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的个人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交织。演绎出一场历史悲剧。全剧以“茶馆悲剧”、“人物悲剧”延伸到“社会悲剧”。

《茶馆》是一部悲剧，是老舍戏剧的顶峰之作，是中国当代话剧艺术中的经典，以旧北京城中一个大茶馆－－裕泰茶馆的兴哀为背景，通过对茶馆及各类人物变迁的描写，反映了从清末、民初到抗战胜利后三个不同时代的近50年的社会面貌，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动荡、黑暗和罪恶。演绎了中国五十年的历史。全剧以“茶馆悲剧”、“人物悲剧”延伸到“社会悲剧”。主要表现为时代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然而以小人物以小人物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的个人命运的悲剧性质。茶馆里的人，茶馆的变迁。社会的现实变化。

一、茶馆悲剧：

茶馆，在中国极为常见，但却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茶馆几乎浓缩了整个社会的各种形态，并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同步演出了一幕幕的人间话剧。《茶馆》以旧北京城中一个大茶馆－－裕泰茶馆背景，一幅巨大的时代画卷，年代之长，经历的历史事件之多，出场人物之繁杂，涉及的社会面广泛而复杂。

清末时，裕泰茶馆生意兴隆，三教九流，各色人物云集于此。谈国事被抓进监狱的常四爷，卖女儿给太监。在此相面骗钱。主张实业救国的秦仲义和庞太监的对话。这表明了当时政治的黑暗。

军阀混战时期，茶馆生意艰难，尽管王利发苦心改良，却也只能惨淡经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兵在北京横行。剧中所有正直的人都陷于一种不可自拔的困境中。这时的裕泰茶馆更加破败，只有“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更多，字也写得更大。其中，几个主要人物都已老态龙钟并且有了子孙；老的地痞流氓不见了，代替他们是他们的下一代。这些小辈干起坏事来，比他们的父辈更加无耻。这个时候，黑暗势力更加猖獗，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出名的评书艺人一次挣不上三个杂合面饼子钱，常四爷的生活更加艰苦，秦仲义的工厂被人霸占。已失去生活的信心的王利发，让儿子、儿媳、孙女都跟着康妈妈到西山去逃命。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茶馆中发生。茶馆成为了一个见证。茶馆本身是一个休闲的地方，带给人身心的愉悦和欢乐。现实中却成为了一个污浊不堪的场所。不得不说这是场馆本身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二、人物悲剧：

全剧以以小人物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的个人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交织。演绎出一场历史悲剧。在老舍对这些小人物的悲剧性格与悲剧命运的表现中 ,有“含泪的笑”、同情的关注、悲怆的泪和愤懑的控诉。

1、王利发--------在-希望中苦苦挣扎，踽踽前行。

王利发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在希望中苦苦挣扎，拥有幻想的是市民。裕泰茶馆的掌柜，也是贯穿全剧的人物。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裕泰茶馆，怀抱希望。希望茶馆生意兴隆。也继承了他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如：“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紧。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来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 圆滑世故下折射出人性的扭曲。

他胆小、自私，如在茶馆门口挂着“莫谈国事”。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如对难民、李三等人：“别耽误工夫！”“咱们的事，有功夫再研究！”他对难民强硬、冷漠，对李三虽同情，却有限度。对大兵、警察、特务：“您圣明。”“你多给美言几句，我感恩不尽！”“老总们，实在对不起，还没开张，要不然，诸位住在这儿，一定欢迎！”没有人性的自主性，一味地顺从。

同时，王利发又精明、干练，善于经营、不断改良。’语言上的改良。“西直门的泰德，„„全先后脚的关了门，只有咱们裕泰还开着，„„”（王淑芬）“大茶馆全关了，就是你有心路，能随机应变的改良！”（常四爷），王淑芬、常四爷的话则侧面表现出王利发善于经营，不断改良，是茶馆业中的佼佼者。但他也胆小怕事，虽对现实抱有不满，却表达得很含蓄。如他和唐铁嘴的对话：“这年月还值得感谢！”；与报童的对话：“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一直处在夹缝中生存和经营。煞费苦心。匍匐前行。

在黑暗的旧中国，尽管王利发善于应酬，善于经营，不断改良，却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他对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得十分含蓄。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世的小商人，最终仍然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王利发无可奈何地走到了人生尽头，才明白，自己几十年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是徒劳，迎着死的诱惑，他发出了从来没敢说出口的质问：“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施压，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做过缺德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

2、常四爷：-------旗人的痛苦反思

常四爷有着自己的骄傲。性格中正直善良，乐于助人。敢作敢为，对抓过他的特务依然强硬，对正在发愁的王利发则雪中送炭。

常四爷是旗人，在满清时吃皇粮。但是他对腐败的清王朝不满，仍然坚守不移的爱国情操。对洋人更加痛恨。末年他还吃得起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从心里瞧不起“吃洋教”的马五爷在人前颐气指使的派头。他因一句“大清国要完”被抓起来，出狱后参加义和团，以后又凭力气靠卖菜为生。他自食其力，乐于助人。如“我卖菜呢！自食其力，不含糊！”

“听说你明天开张，也许用得着，特意给你送来了！”他爱国、敢作敢为。如“什么时候洋人敢再动兵，我姓常的还准备跟他们打打呢！„„”“我爱大清国。”他正直、倔强。如“要是洋人给饭吃呢？”“盼着你们快快升官发财！”“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也穷困潦倒，绝望地喊出“我爱咱们的中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常四爷的形象，代表了不甘受奴役的中国人，反映出旧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

常四爷，一个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其特定的身份和个性下落伍了的观念。属于旧时代也属于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叫他总以为凭着一身正气和不服输的精神，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黑暗间闯开一条生路，这样天真的愿望根本没法实现，邪恶社会永远张着毫不留情地吞食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罢。

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已然不合时宜。个性与时代的背离。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是殊途同归。

3、秦仲义 希望幻灭后以生命为代价做出无力的控诉

秦仲义作为一个家道殷实的资本家，主张实业救国的维新派。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国势衰微、哀鸿遍野，他凭着一颗殷切的报国之心，毅然变卖祖业，创建工厂，走上实业救国的人生之路。他倾尽了40年的心血，办起了不小的企业，总觉得自己的这些成就是可以“富国

裕民”的。所以，他把一切人都不放在眼里，来到茶馆，有一种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气势。

他财大气粗、自命不凡，对穷苦人民很少有同情，他考虑着多赚钱，想搞实业救国。对王利发摆出主子的态度；对常四爷给贫困的乡妇买了两碗烂肉面，表示不屑一顾，不以为然，他一口咬定，国家能否得到挽救，“并不在于有人给穷人一碗面吃没有”。他对清王朝的统治存在着阶级本能上的对立，在与庞太监的对话中，软中有硬、绵里藏针，表现出了新兴阶级的一种挑战和锐气，从而真正的揭示了资产阶级的本质特征。

然而，他的人生轨迹，和王利发一样，也没有能够摆脱时代的规定性。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官僚买办沆瀣一气总制全局的经济形势，没有给他的追求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他的产业被政府蛮横的算作“逆产”，全部没收，当局非但没有好好的接着办厂，反而把机器全当废铜烂铁给卖了。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仲义痛心疾首，牢骚冲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最终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可悲。

秦仲义有过比王利发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何况，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

三、社会悲剧

茶馆中所涉及的三个历史时代，每幕戏的背景都发生在每次大的政治事件之后。第一幕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第二幕是在袁世凯死了之后，第三幕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样不直接描写政治斗争，通过茶馆的社会现实折射出社会现实。并点出了任何的反动统治阶段每次改朝换代都换汤不换药。

通过王利发苦心经营茶馆，最终破产。常四爷正直，爱国却最终不合潮流。秦仲义办厂，最终也破产，只留下一些小东西的怀念。表现为现实性与个性的统一。这些人物的悲惨遭遇，从而造成他们的精神创伤，加深悲剧色调，充分表现主题思想。生动地揭示出旧中国的苦难和生活在旧时代的人们的血泪心酸，也表现了旧时代的罪恶统治是多么不得人心。

作家用多个人的悲剧命运折射社会悲剧。《茶馆》既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又是一曲葬歌。剧中安排了这样一个悲惨而又寓意深刻的场面：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三位老人的饱经沧桑之后，在茶馆里最后一次会面，他们怀着对旧时代的满腔激愤，用撒纸钱来祭奠自己，这是全剧的点题之笔，象征着给旧时代送葬，其社会悲剧意义尤为突出。

从《茶馆》这部剧中我们可以看出老舍对旧中国、旧社会认识得深，对王利发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人民的悲惨命运理解得深。老舍在对旧社会认识理解深入的基础上，融进了正确的悲剧观念构思了王利发等主要悲剧角色的悲剧发展史，写他们与时代的不合拍性，写他们与反面人物的 “彼此不相容 ”，从而增强了悲剧的美感力量。因此从悲剧特征去认识这部悲剧所表现的时代或现实性，可以提高认识该剧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

1.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2003

2.刘雄平.文化的悲剧--老舍小说中人物的悲剧实质[期刊论文]-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5

3.许明.浅谈老舍剧本《茶馆》中的人物--王利法[期刊论文]-中州大学学报2001(1)

第三篇：希腊神话和悲剧意识

希腊神话和悲剧意识

在西方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希腊悲剧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古希腊悲剧起源于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庆典活动。在古希腊世界漫长的演进过程中，这种原始的祭祀活动逐渐发展成一种有合唱歌队伴奏，有演员表演并依靠幕布、背景、面具等塑造环境的艺术样式。古希腊戏剧大都取材于神话、英雄传说和史诗，题材通常都很严肃。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曾专门探讨悲剧的含义。他认为悲剧的目的是要引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命运的恐惧，由此使感情得到净化。悲剧产生在希腊自由民反对儹主独裁政治和波斯侵略，为建立民主制而奋斗的时期，因此剧中充满着崇高的思想和爱国精神，而悲剧中描写的冲突往往是难以调和的，具有宿命论色彩。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和英雄气概，却总是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遭遇失败。由此看出，希腊戏剧的精华大都集中在悲剧，而悲剧意识则是引导希腊悲剧不断发展的主线和精神所在。

虽说希腊悲剧的内容大多取材于神话与荷马史诗，但是剧作家们通过自身对神话的见解，将神话故事改编或深化以表现自己对当前的各种现实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从而更适合揭露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希腊悲剧中更存在着命运的观念，这是当时的希腊人的意识形态的特点。他们看到现实和历史中，都存在着许多人类所不能左右的事情，但是他们无法解释，便把这些事归命于命运和定数。在希腊人的观念中，人和神都无法逃避命运的支配，命运不可抗拒，但同时，他们又尊重个人的意志独立，因此二者之间构成一种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有了悲剧意识的存在。记得在课堂上，老师曾这样解释悲剧意识：其核心主题是将对现实生活的热爱，转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奠定了西方经典作品的基础，是西方经典作品的主线。而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悲剧也正是反映了以上特点，例如古希腊悲剧大师埃斯库洛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就像是一个人类哲学意义上的训导者，为坚持原则，为民众和人类的利益，不向暴君屈服。而普罗米修斯也向人类展示出他强大的意志力，和高尚的精神境地，以当时的角度看来，普罗米修斯的经历绝对是个悲剧，但是他带给希腊人思想上的影响确是深刻的，即使无法逃离命运的安排和神的惩罚，也要有一个大无畏的为人类和文明而献身的精神。因此，从普罗米修斯展现英雄受苦的境遇开始，古希腊的悲剧诗人和先哲们便不断对人生智慧进行追求与探问，悲剧意识的主导地位也由此奠定。

在我看来，悲剧意识建立下的戏剧比喜剧带给人的印象往往要深刻的多，首先，在感官上带给人痛苦，其次，在心灵上给人以震撼。因此，我认为悲剧意识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只有透过某种悲剧的情绪，才能让我们感觉到在事件中直接影响我们的，或存在于未知领域的紧张和不安，悲剧意识就是在反应一种现实的悲剧性，正因为现实生活所遇到的困窘或社会现状导致人们的心理压力沉重，悲剧不仅能够及时的反应现状，同时还能使人们的心理压力得到一定的舒缓，从而映证了悲剧将人们的痛苦转化成为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这一说。无论是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易卜生的社会悲剧，还是奥尼尔的当代悲剧，基本上都表现了西方的悲剧意识。通过这些悲剧我们也能更好的审时度势，了解现今社会所缺少的，和激发人们内心的正义与意志。所以，我认为悲剧意识是时代发展下与人们思想意识日益深刻的产物，沿着理性的思考前进，才能抵达悲剧意识。只有理性才能激发出悲剧意识带给人们的深刻教育，帮助文化的成长，帮助人们发掘人性的潜质，达到优化人类素质和提升思想的效果。

西方文化是一个在剧烈的斗争中发展进步的文化，从古希腊开始就有各种意识形态的诞生，冒险与开拓，技术和力量，批判的精神等，西方文化的性质决定了文化成长的悲剧意识形态，因此，悲剧意识是我们值得学习探讨与延伸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在其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将悲剧意识上升成为一种美学，可见，悲剧能带给我们的还有很多，但我们将戏剧中的“小我”上升成“大我”，融入更广阔的天地，真诚的剖析，勇敢的思辨，我们的人生将不再是悲剧，而是充满人性的力量和生命的热度。

第四篇：老人与海悲剧意识解读

从桑提亚哥的形象刻画看《老人与海》的悲剧意识

摘要：《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的命运实质上是海明威人生经历的艺术表现，老人的悲剧特质带有作者深层心理体验的影子。“迷惘”是海明威一以贯之的创作个性，《老人与海》不仅把痛苦迷惘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把它升华为英雄精神背后的落寞与软弱。老人出海捕鱼的曲折历程本身就是一个失败的过程，而老人的外貌、语言、行动也披上了一层悲剧色彩。着笔较少的曼诺林是老人最亲的人，老人出海前后他陪伴在身边，但在老人最困难的时候却由于现实的阻力而离开了老人，曼诺林的离开给《老人与海》蒙上了人情悲剧的灰尘。因此，《老人与海》显现出强烈的悲剧观念和悲剧意识。

关键词：桑提亚哥 形象刻画 老人与海 悲剧意识

一、引言

《老人与海》无疑是海明威最杰出的作品，也是美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1954年，凭借《老人与海》独特的艺术魅力，海明威一举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老人与海》虽然只有几万字，但其中丰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技法让它的研究变得厚重。老人桑提亚哥的形象与曲折命运昭示的那种悲剧意识处处显现人的生存及精神状态，而“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能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的硬汉子精神背后的落寞、孤独则把对老人的敬佩、同情上升到哲学层面。从这个角度看，《老人与海》的英雄主义赞颂是次要的，老人与大自然的拼搏只是他走上悲剧命运的一块跳板。下面从海明威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迷惘”文学主题总特征的体现、老人形象的悲剧暗示、老人曲折的斗争历程、曼诺林的世俗人情、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精神特质等六个方面来阐述《老人与海》的悲剧意识。

二、《老人与海》的悲剧意识

1.海明威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以及个人生命体验复活了桑提亚哥形象。海明威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他的迷惘个性的产生与他的人生经历有莫大的关系。捕鱼是海明威的爱好之一，老人的海上航行及捕鱼的经验源自海明威的实践。他曾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是以见习记者的身份参加的，一开始他踊跃报名参加时因为眼疾未能如愿。到意大利参战时他又被炮击全身共取出277块弹片，在涉猎、飞机失事中也多次身负重伤。感情生活也并不顺利，他共结过四次婚。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创伤，给他带来巨大的折磨和痛苦,所以造成他多次自杀以及最后走向毁灭。海明威一生波澜起伏，苦难、战争、爱情失败的压力接踵而来，他一直在压力面前昂首挺胸勇敢拼搏，但是最后他仍然未摆脱身体和精神疾病的困扰。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和精神追求，就是向命运屈服的表现，顽强地拼搏却无可奈何，更显失败悲剧的必然。老人桑提亚哥是海明威一生坎坷的经历和自身桀骜不驯的性格在艺术上的折射反映。[1]老人把海明威的生命历程生动地演绎出来。桑提亚哥一出场便是灰色的，“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的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至今已去了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有逮住”，人们认为他倒了血霉。和他最亲的小孩曼诺林由于他的倒霉被父母叫上了另一条船，而立马“捕到了三条好鱼”，比较之下老人的出现起点就低人一等。远航出海只好去比别人远的地方，这时终于有大马林鱼吃鱼饵，但老人却等待了两天两夜，“钓索勒在背上疼得几乎超出了能忍痛的极限，进入了一种让他不放心的麻木状态”，背痛、身体麻木、抽筋、手割破了皮，直到筋疲力尽他才战胜马林鱼。可是当老人还没喘过气来，成群的鲨鱼已经迫不及待地赶上来了，老人还没有体验到胜利的快乐就又面临更大的挑战，甚至是生命危险。老人还未从与马林鱼搏斗的疲劳中恢复过来，就不得不投身与另一场更艰苦而又遥遥无期的争斗。先是鱼叉、刀子等工具在搏斗时被鲨鱼身体带走，接下来连棍子、舵把也派上了用场，最后所有能用的工具都用光了，靠殊死搏斗的力量终于把凶恶的鲨鱼赶走。这里似乎胜利了，可是留给老人的并不是大的马林鱼，只剩马林鱼的骨架。老人带回住所的只有一身的疲惫和奋斗过后精神的憔悴、困惑、孤独。老人面临的挑战正是海明威生命的多难，海明威可谓是借桑提亚哥来重新游历自己的生命体验。他生命最后身体与精神的折磨，也与老人搏斗后的疲惫与孤独相映衬。海明威是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他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悲剧,而死亡是人的唯一结局。[2]所以海明威用自身的生命验证了人生悲剧论，老人桑提亚哥作为他在作品中的形象代言人，必然会染上他的人生观，所以《老人与海》本身就是一部人生的悲剧史。

2.海明威的“迷惘”文学主题贯穿着《老人与海》的始末，《老人与海》是其迷惘文学观念影响下的作品。“迷惘”是海明威创作个性的显著特征，是笼罩他全部作品的统一风格。[3]（67）《在我们的时代里》表现尼克对充满暴力的世界的恐惧与困惑，《太阳照样升起》描写了杰克·巴恩斯在战争中丧失性爱能力后感情中的苦闷与迷惘，《永别了，武器》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亨利与凯瑟琳的爱情与幸福表达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情绪，《丧钟为谁而鸣》中乔丹炸毁桥梁的难以完成、和玛丽亚的纯洁爱情阻挡不了他身负重伤，虽然最终完成了任务但也流露出迷惘的情绪。《老人与海》是海明威最后的作品，它仍然有迷惘观念的影响，作品中经常表现出老人桑提亚哥的苦闷。“不过一个人在黑夜中，没有武器，如何能对付它们呢？”在与鲨鱼的搏斗中老人失去了可用的刀、棍子，面对有可能发生的成群鲨鱼的攻击，他开始了对明天的担忧与无奈，有时也发出“我希望不用再斗了”的感叹。“你的选择是呆在远离陷阱和套索的深海,我的选择是孤身一人来这儿抓住你。自中午起我们俩就绑在了一起,没人来救你我。”“真希望那孩子在这里”，“但愿那孩子在这里，而且现在有点儿盐就好了”，“什么也没有，只怨我出海太远了”[4]老人在与马林鱼、鲨鱼的搏斗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心理斗争，老人的精神状态一直在变化。一个人漂泊在黑夜中，老人只有与敌人鲨鱼为伴，向它诉说自己内心的孤独和心理的怯弱。对孩子曼诺林的想念，或是争斗中对他的念叨，都表现出老人的无助和苦闷。这是海明威“迷惘”理论在《老人与海》中的体现，老人的迷惘在于他一直处在无尽头的挫折中、远离人群的孤独寂寞、不断抗争后的无所得，老人处在迷惘中得不到释放也是一种悲剧。3.老人形象的悲剧暗示。《老人与海》中老人的外貌、语言、行动蒙上了悲剧色彩，在人物描写间可以明显看出。老人的船帆用面粉袋打了补丁，在作者眼里是“永远失败的旗子”。“老人憔悴而消瘦”，“腮帮子上有些褐斑”，双手有“刻得很深的伤疤”，老人被岁月毫不留情地布上了阴影，他虽然不肯“认输”，但他还是显现出衰老的迹象。“但愿孩子在这里就好了”，“真希望那孩子在这里”，“但愿那孩子在这里，而且现在有点儿盐就好了”，在老人捕鱼过程中他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就会想到小孩，希望得到帮助。但是这恰恰是一种奢望，需要帮忙时孩子不在身边，他只有靠自己，这表现他的无助和无可奈何。于是他又转向寻找精神支柱，“可是我愿意念诵十遍《天主经 》和十遍《圣母经》，让我能逮住这条鱼，我还许下愿望，如果逮住了它，一定去朝拜科布莱的圣母”，“万福童贞圣母，请您祈祷叫这条鱼死去”，“假如有鲨鱼来，愿天主同情他和我吧”，坚强的老人不服输，但是他也会对自己的信心产生动摇，在与马林鱼争锋相对谁也奈何不了谁时，他把希望寄托在运气上，对上帝的保佑满怀希望。这是老人对现实困境的认识，这种对自我的否定实际反映出作者认为人类无法控制命运主宰的悲观态度。[5]“老人感到头晕恶心，看不太清楚东西”，马林鱼给了老人巨大的压力，老人不堪承受，他只好“放松鱼叉上的绳子”。拼尽力气老人终于赶走了最后一条鲨鱼，但是他也“喘不过气来，感到嘴里有一股怪味儿”，老人在动作上的变化以及日渐无力的行动，也显示了他的脆弱。

第五篇：哈代悲剧意识原因

1.《德伯家的苔丝》与哈代的悲观主义宿命论

托马斯•哈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作家，在小说和诗歌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评论家普里特查德说:“在众多的英美诗人兼小说家—司各特、爱米莉·勃朗特、麦尔维尔、梅瑞狄斯、D.H.劳伦斯—当中，哈代可谓独占鳌头。”1 更有人称他为“英国小说中的莎士比亚”。

哈代的小说充满浓郁的悲观主义色彩，其中以《德伯家的苔丝》最为著名，女主人公苔丝“的故事纯粹是悲剧——依我们看来，是伊丽莎白女皇时代以来所创作的最大的悲剧。”2 卡尔·韦伯评论说:“没有人会为这种评价争论，即它是他最伟大的小说。”3 作为哈代悲剧小说的创作顶峰，它融合了命运悲剧、社会悲剧、性格悲剧为一体，是哈代悲剧意识，悲观主义思想的完美体现。

作为哈代的一个杰出成就，他为苔丝安排了一个如此悲惨的结局，并且认为 “只能这样，不可能有其它结局”，让人不禁想问，为什么？国外学者对苔丝悲剧成因的研究倾向于“苔丝是命运的牺牲品”。4 国内也有评论说“一切悲剧性遭遇全由于无情命运所精心谋划和设计”。哈代认为，苔丝的失身是“命中注定”；苔丝家人被逐是因果报应：“当初德北家是郡中望族的时候，一定有过许多次，曾把无地可耕的人，毫不客气地驱逐”;并通过安吉尔用遗传因素解释苔丝杀亚雷的冲动，“不知道德伯氏的血统里，究竟有什么令人不懂的特性，才会让苔丝作出这种离经反常的事来”。哈代似乎在暗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现实的苦难与种种危机都是宇宙神秘不可知的意志，而在与环境的斗争中，人类必定受到命运的支配，这就是哈代思想上的宿命论与悲观主义的核心思想。2.哈代悲观主义思想的成因 2.1 家庭背景的影响

托马斯•哈代于1840年6月2日，出生在英国多塞特郡(Dorset)多切斯特(Dorchester)，那里是一个远离工业文明并始终保有着宗法制传统的村落。他自幼身体不好，常常沉浸在家乡的青山秀水之中，听闻过许多民间传说故事，他特别喜欢听家 William H.Pritchard , Lives of the Modern Poets(London & Bost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1980),p.16 2 W.特伦特:《托马斯·哈代的长篇小说》，邵殿生译，《哈代创作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203页 3 卡尔·韦伯:《威塞克斯的哈代:生平和创作》，纽约，1940年，第131页。英文版。4 约翰·玛西:《文学的故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2页。

族的奇闻轶事，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哈代的母亲曾竭尽全力去接触她身边的每一本书，这对年幼的哈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精神基础——对书的执着；另一方面哈代的母亲及其外祖母都生活在“超自然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偏远小山村”生活中的诸多坎坷使她们成为信奉超自然力量的人，两位的影响成为哈代接受叔本华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产生“人的命运是一种偶然不可控的超自然力量”等哲学思想的基础。2.2 从狂热的基督教徒到彻底的无神论者的转变 哈代的父亲是当地教堂唱诗班的小提琴手，同时也从事教堂的修缮工作，所以哈代从小出入教堂，对于宗教具有相当的了解与情感，甚至曾经愿望自己成为一名传教布道的牧师。20岁时，年轻的哈代受福音派的影响，经常参加福音派牧师亨利·摩尔的布道。这期间长达好几年的时间中，哈代笃信基督教，对宗教的尊崇达到狂热的地步。他曾评述自己为churchy, not in an intellectual sense, but in as far as instincts and emotions ruled(遵从教会教条的，从内心深处是信仰基督教的)5。然而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生命进化理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教义，对人类的思想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西方思想界从此展开了关于宗教与人类进化问题的激烈争论。哈代自称是“《物种起源》的第一批拥护者”6，他再也无法视上帝的创世说为真理。在创作《苔丝》的时候，哈代已经变成了彻底的无神论者。苔丝和安吉尔都没有宗教信仰，而且哈代对安吉尔的两个哥哥与钱特小姐等虔诚基督教徒的描写也充满了厌恶与嘲弄，他说“宗教只不过是一块体面的,用来掩盖道德沦丧和愚昧的遮羞布”。苔丝经历了一连串的悲剧之后，哈代质问苍天：“哪儿是保护苔丝的天使?她一心信仰、庇护世人的上帝在哪?”由此可见，哈代笔下的上帝,没有仁慈，没有同情心，一味地无情与冷漠。故事的结尾，哈代不无讥讽地说:“埃斯库罗斯所说的那个众神之主宰对苔丝的戏弄也完了。” 2.3 时代的烙印—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与恐惧 哈代的一生贯穿维多利亚时代，前半生经历了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亲眼目睹了英国农村发生的剧烈变化，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震撼英国农村的经济危机，为哈代知道这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理智与情感的摩擦，让哈代陷入到对基督教以及资本主义的哀伤与绝望之中，从而奠定了哈代悲观主义的基石。历史的局限性，使哈代不能清楚解释眼前的矛盾，然而又找不出其他的出路。最终寄希望于随着时间宇宙的发展会有一种神秘不可知的力量来引领人类找到幸福，但是在根本上他又怀疑人们或许从来没有幸福可言。Marlene Springer, Hardy’s Use of Allusion [M],The Macmillam Press Ltd,1983,p.133.6 Florence Emily Hardy ,The Life of Thomas Hardy 1840—1928,London: Macmillam & Co Ltd,1962,p.153 2.4 叔本华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在我们把《苔丝》中的悲观宿命论与西奥多·德雷塞(Theodore Dreiser)和史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等美国自然主义流派进行比较之后，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一些不尽相同之处，其中之一就是《苔丝》悲剧的必然是建立在一连串偶然事件之上的，由此产生了故事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强烈反差。我们可以用哲学上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依存、并行发展的原理来解释。套用在这里，就是一个接一个“偶然”的积累把苔丝逼上了“必然的”死路，这些“偶然”让她即使不受这种伤害，也会受到那种伤害，即使不死于此时，亦将死于彼时，终将难逃步入毁灭的结局。在这里我们不妨来看看，苔丝的短暂的生命中究竟存在着多少“偶然”，就从她与安吉尔订婚说起：坦白信“偶然”塞到了地毯下面；去爱敏思市寻求帮助，恰恰错过了仁慈的“父亲”，“偶然”见到了恶语相向的安吉尔的哥哥；回来的路上又“偶然”遇上皈依宗教的亚雷；绝望之中写给安吉尔的求救信，却又“偶然”被耽搁了几天，结果安吉尔没能及时出现，苔丝再次走向邪恶的亚雷„„。这刚好印证了哈代所认为的，人的命运是被一种偶然的无法控制的超自然力量(circumstantial force)、机遇、巧合等决定的,这种力量是超越人类意志的宇宙内在意志力。无独有偶，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也认为：“世界上没有上帝，意志就是世界的本质，它象一个无恶不作的魔鬼，无休止地捉弄着芸芸众生，人类没有救赎，也没有希望。意志是使每一个人陷入无休无止的争夺与痛苦当中。”在叔本华看来，人生来就是一个悲剧，只要生命的欲望，生命的意志还存在，人们就要在一个个悲剧中承受煎熬。哈代很早就开始接触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但一开始并没有对它做深入的研究，直至后来叔本华的著作被翻译成英文，他才系统地阅读了叔本华的《悲观论集》。哈代小说创作的后期就深深受到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出生本身就是痛苦的。”“他希望自己从来没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说没有垂死时的痛苦，死亡要比活着好。”这种悲观意识已经渗透到他的作品中的每一段，每一句，每一字，苔丝的一生便是这种悲观意识典型代表。另外，哈代本身自幼性格孤僻，极度敏感，就像是他笔下的裘德一样，不愿意长大，回避世事，这使他贯以悲剧的眼光审视人生。面对资本主义与封建宗教法制度的冲突，他对社会变革的忧虑与困惑会自然而然地上升成为对生命本身的悲剧性思考。

对哈代悲观主义形成造成影响的，除了叔本华，还有赫伯特·斯宾塞、莱斯利史蒂芬、弗兰索瓦·傅立叶、斯图加特·密尔等。早在达尔文之前，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就已推广了“进化”一词，并且首次提出了“适者生存”。他把生物进化理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将自然选择机制引入社会学，形成了著名的达尔文主义：人类社会的生存斗争中，老弱无能的处于弱势，而强壮聪明的人自然处于上层。但是，哈代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在《苔丝》中，安吉尔愤怒地说道：“上帝不在他的天堂里：这个世界错乱了。”《无名的裘德》中，他争辩道“最伟大的人往往是失败者，而成功的人，则像鱼一样冷漠，像猪一样自私。”7 后来斯宾塞发表了一系列哲学著作，第一法则，社会静力学等等，他说世界是由绝对于人类的不可知的力量构成的，也就是所谓的不可知论。不可知论的先祖是赫胥黎, 他认为人们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哈代十分赞同斯宾塞的不可知论的观点，一生都致力于研究不可知论，否认世界上有一种类似于上帝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哈代认为推动世界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探索，我们可以从他的诗歌《除夕》中感受到，所谓的推动力就是自然。斯宾塞的哲学思想使得哈代相信命运这种神秘不可知的力量被自然所驱动，让人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悲惨的境地。莱斯利史蒂芬是哈代认为的同代人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他一生都很珍惜自己与无神论者史蒂芬之间的友情，史蒂芬的小说和诗歌从各个不同的方面给予了哈代支持。而弗兰索瓦·傅立叶对于基督教教义中的婚姻所持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哈代小说创作中对于基督教婚姻的描写。弗兰索瓦·傅立叶认为，基督教中关于婚姻的教义使得大多数人都承受着理智与欲望之间的煎熬。哈代将这种思想倾向通过自己的小说，特别是在《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中对基督教下的婚姻的恶意描述，准确地表达了出来。同样的，这一时期中最与众不同的一位无神论者——斯图加特·密尔，也从不同方面影响了哈代的悲观主义思想的形成。斯图加特·密尔的《论自由》曾经让哈代无比倾心，密尔认为任何人只要在不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基础上都有权享有绝对的言论自由与行动自由。相似的关于自由的争论在哈代的《无名的裘德》中贯穿始终

Williams Merryn.A Preface to Hardy [M].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 3.现实的悲观主义

尽管，哈代曾经公开否认自己受叔本华的哲学观点的影响，一方面，他却也承认：自己的哲学观点是基于后期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对叔本华的拓展丰富。的确，虽然哈代的悲观主义思想，受到叔本华的影响，却又与叔本华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极其不同，绝非彻底的悲观主义。他认为人们所谓的悲观主义“事实上只是在对现实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提出的质疑罢了。这种‘悲观主义’是改善人的身心过程中所迈出的第一步。”

最后，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哈代痛苦地发现,人们各个方面的合理诉求受到社会的限制和责难,人们必须按照社会的意愿进行循规蹈矩的生活。作为一名正直的艺术家，哈代认为文学应当“反映人生,暴露人生,批判人生”8，绝对不能为了迎合维多利亚中产阶级读者，抛弃创作中的坦诚。他决意打开人们的心扉,把各种欲望以及欲望背后的惆怅、悲愤和绝望公诸于世，他要以不快的、以事实为原型的“悲观主义”迎头痛击虚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并深刻思考人生、面对真实的世界。哈代的悲观是对苦难的正视,却又“不仅仅注视着过去,他思索着人类的前途,希望将来 6 始终。

3.现实的悲观主义

尽管，哈代曾经公开否认自己受叔本华的哲学观点的影响，一方面，他却也承认：自己的哲学观点是基于后期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对叔本华的拓展丰富。的确，虽然哈代的悲观主义思想，受到叔本华的影响，却又与叔本华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极其不同，绝非彻底的悲观主义。他认为人们所谓的悲观主义“事实上只是在对现实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提出的质疑罢了。这种‘悲观主义’是改善人的身心过程中所迈出的第一步。”

最后，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哈代痛苦地发现,人们各个方面的合理诉求受到社会的限制和责难,人们必须按照社会的意愿进行循规蹈矩的生活。作为一名正直的艺术家，哈代认为文学应当“反映人生,暴露人生,批判人生”8，绝对不能为了迎合维多利亚中产阶级读者，抛弃创作中的坦诚。他决意打开人们的心扉,把各种欲望以及欲望背后的惆怅、悲愤和绝望公诸于世，他要以不快的、以事实为原型的“悲观主义”迎头痛击虚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并深刻思考人生、面对真实的世界。哈代的悲观是对苦难的正视,却又“不仅仅注视着过去,他思索着人类的前途,希望将来人类的生活能够得到改善”9,要唤醒人类为自身幸福努力奋斗。他说：“我单独地怀抱着希望,虽然叔本华、哈特曼及其他哲学家,包括我所尊敬的爱因斯坦在内,却对希望抱着轻蔑的态度。”10像是《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主人苔丝，时时表现出的不甘失败、顽强抗争的一面——在人生屡次陷入困境的时候，每每不甘堕落、顽强抵抗的精神，勇敢地与人生的“不幸”做斗争。她这种顽强的品格，不懈奋斗的精神，也正构成了她最具感染力的品质。哈代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无情揭露现世的丑陋罪恶,发表悲观论调;一方面相信这个世界会有所改善,并将这种希望寄托于与自己朝夕相处的普通劳动者。《苔丝》的结尾处，安吉尔和苔丝的妹妹丽莎手拉手走向了夕阳，期待着明天的阳光，好像是哈代在告诉读者，明天还会有新的太阳，我们要怀抱希望和憧憬走下去„„ 8 Harold Oreled.Thomas Hardy’s Personal Writings(Macmillan Press Ltd.,1996),p.127.9 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1870-1955英国文学史(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15.273.214.269.271.262.10 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1870-1955英国文学史(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15.273.214.269.271.262.结语

托马斯•哈代的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时代背景中强烈的社会反差，尖锐阶级斗争，使得他在生活中思想上充满着矛盾与冲突，这也让哈代对于资本主义有着强烈的不满与无奈。《物种起源》的问世，对人类进化的科学阐释从深刻地动摇了哈代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同一时期的哲学家，像是叔本华、赫伯特·斯宾塞、莱斯利史蒂芬、弗兰索瓦·傅立叶还有斯图加特·密尔等，他们的哲学思想同样对于哈代的悲观主义的形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托马斯•哈代将自己对于现实的质疑，对于人类命运的忧虑都充分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尤其是他最伟大的作品《德伯家的苔丝》，毋庸置疑地说这一部小说是他悲剧性小说创作的巅峰，自然也是对他面对生活的悲观主义的充分体现。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哈代的悲观主义并不等同于叔本华等哲学家的绝对的纯粹的悲观主义。面对生活，哈代不是完全陷入绝望的泥淖，而是选择了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悲剧与不幸，他从未对人类失去信心，而是在绝望处怀抱希望 7

结 语

托马斯•哈代的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时代背景中强烈的社会反差，尖锐阶级斗争，使得他在生活中思想上充满着矛盾与冲突，这也让哈代对于资本主义有着强烈的不满与无奈。《物种起源》的问世，对人类进化的科学阐释从深刻地动摇了哈代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同一时期的哲学家，像是叔本华、赫伯特·斯宾塞、莱斯利史蒂芬、弗兰索瓦·傅立叶还有斯图加特·密尔等，他们的哲学思想同样对于哈代的悲观主义的形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托马斯•哈代将自己对于现实的质疑，对于人类命运的忧虑都充分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尤其是他最伟大的作品《德伯家的苔丝》，毋庸置疑地说这一部小说是他悲剧性小说创作的巅峰，自然也是对他面对生活的悲观主义的充分体现。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哈代的悲观主义并不等同于叔本华等哲学家的绝对的纯粹的悲观主义。面对生活，哈代不是完全陷入绝望的泥淖，而是选择了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悲剧与不幸，他从未对人类失去信心，而是在绝望处怀抱希望，在悲剧中呐喊光明的到来，就如同他在《德伯家的苔丝》的最后，依然给读者留下了希望的种子，想象的空间„„

托马斯•哈代对于生活以及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他的基于现实的悲观主义，为文学史上的悲剧创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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