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共五篇）

第一篇：孟子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邹县东南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他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思想，被称为“亚圣”。

4《孟子》编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选自《孟子·孟子·尽心章句下》。

《孟子》一书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诸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

《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就像今天的教科书一样。《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这部书的理论，不但纯粹宏博，文章也极雄健优美。在借鉴并发挥一批前辈学者的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我注重分析思想体系和命题组合，逐一考察个案，以事实证明“尊君——罪君”的理论结构普遍存在。除无君论者外，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的著作无一例外。因此，我称之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文化范式”。“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思想命题之一，其核心理念是：在政治权力本原的意义上，民众比君主更重要。正是对这个命题的深入研究，使我认识到一个更精彩的“立君为民”命题。儒、道、墨、法等重要学派普遍认同这个命题，其中法家的理论贡献尤为突出。慎子的“立天子以为天下”和商鞅的“为天下位天下”就是孟子“民贵君轻”的理论先导。据此，我不仅找到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体系的突破口，而且也看到了现代崇儒者的众多说法与历史事实相悖。

在宋元明清，写有“民贵君轻”的《孟子》是官方学说的主要载体。面对陈独秀、胡适等不是民主的断语，现代崇儒者固执是民主或反专制的论点。他们不仅一再强调先秦儒学的民主精神被后儒和帝王篡改、阉割、压制，还常常以明太祖删节《孟子》为重要论据。但是，这种说法经不起事实的检验，这里仅举三类事例

一是大书揭之殿两庑壁

明太祖曾命人将《大学衍义》“大书揭之殿两庑壁”。这部“帝王之学”是宋、元、明、清皇帝与皇子的必读书，其中有专门阐释孟子“民贵君轻”的段落。

二是众多皇帝认同“君为轻” 例如，汉高祖认同的“王者以民人为天”，隋炀帝标榜的“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唐太宗论证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等，都将民众置于相对重要的地位。许衡依据“民为重，君为轻”论朝政，元世祖大加赞赏。元英宗告诫臣下：“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明成祖恢复《孟子》原貌，颁行《四书大全》，御制《大学衍义赞文》。丘濬著《大学衍义补》，引据“民贵君轻”论说治平之道。明孝宗、明神宗为之作序,下旨刊行。康熙帝撰文赞扬文天祥依据“君为轻”拥立宋端宗“实千载忠臣之语”。乾隆帝曾吟诵“藐予小子识君轻”和“自昔识君轻”的诗句。在《钦定四库全书》中，“民为贵”、“民为重”、“君为轻”之类的字眼不胜枚举。

三是科举考试要求通晓民重君轻 例如，明朝隆庆进士黄洪宪的科举制文《邠人曰》写有“民为贵，社稷次之”。万历丙戌会试会元袁宗道的策试答卷，申说“帝天之命，主于民心”，阐释“天为民立君，君为天重民”，主张君主“不敢一念一事，自先而后民，自贵而贱民，自勇而弱民，自智而愚民”，还以激切的文字抨击“靡所顾忌”、“恣行胸臆”的暴君。这份答卷博得考官们的激赏，写出“必雅抱忠忱，期摅匡翼者”的评语。天启四年举人艾南英题为《民为贵》的科举制文依据“天为民而立天子”，深入解读“民贵君轻”。黄洪宪、艾南英的文章均收入清乾隆帝下令编纂的《钦定四书文》，以作为衡文绳尺。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自从《孟子》被列为科举考试必读书之后，朝堂之上、著述之中援引“民贵君轻”及其基本思路的事例越来越常见。在特定情境下，朝臣们甚至会依据“君为轻”而另立皇帝。

沿着这个线索，我发现一批重要的儒学命题始终处于统治思想的核心地位，构成官方学说的理论基础。诸如被说成“反专制”的“天民相通”、被说成“人民主体”的“民心即天心”，被说成“非程序民权”的“汤武革命”，被说成“民主思想”的“天下为公”等等。只须大致翻检一下《钦定四书文》就不难发现，凡是想走科举仕途的人都必须弄懂这些道理。

儒家思想简介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孔子：仁爱；孟子：仁政 “仁”：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差别的爱。而这个“爱”体现在孝、悌、忠、信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上。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孟子

（一）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 大约二千五百年前，我们的历史出现一个非常紊乱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我们历史文化转变的伟大时代。孔子是春秋时期，孟子是战国时期，春秋战国衔接起来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是我们民族最痛苦的阶段，打打杀杀，乱作一团。但同时又是百家争鸣、诸子挺秀的时代，也为我们后世子孙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

董仲舒：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

董仲舒认为，在那个时代，各国诸侯之间的霸业，都不培养道德的政治基础，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谁也不相信谁，彼此不敢轻易亲近，所谓“德不足以亲近”。对于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关心，只顾现实，而无高远的见地。国与国之间，没有像周朝初期那样远道来归的国际道德关系，所以说：“文不足以来远”。因此只有用战争来侵略别人。但是他们每次在侵略的战争上，却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说自己要侵略别人，而是找些借口来发动战争，这就是“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他说，春秋时代几百年的战争，都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说，春秋无义战。

在那样现实的时代环境中，孟子始终为人伦正义，为传统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号，绝对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而有丝毫转变。所以，他所继承孔子的传统精神，以及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学观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样，也成为由古到今，甚至将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战国时期，魏国出了一位名王魏文侯，他是孔子的名弟子七十二贤人之一，子夏的学生,接受孔子经学的熏陶。他把魏国打好基础，变成战国初期的一个文化强国。在政治方面，他起用了历史上有名的名臣西门豹，主管河内（今河北及陕西，山西部分地区），成为中国政治史上内政修明的典范之治。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继起，他用了历史上名将吴起，同时与韩，赵灭掉宗主国的晋国，而三分其地。

魏武侯死后，他的儿子继位，干脆直接称王，叫魏惠王，也就是孟子所见的梁惠王。历史上的名将孙武子的孙子——孙膑，打垮他同学庞涓的一场著名战争，那个庞涓，便是魏惠王亲信的大将。在这以前，魏惠王也曾有过赫赫的战功，打败过韩国，赵国，宋国。而且还能威胁到鲁，卫，宋，郑等国来朝，和他建交。同时也一度和秦孝公在外交上建立短暂的和平。可是魏惠王没有重用商鞅，后来商鞅投奔到秦国，三次游说秦孝公，秦孝公接受了他的计划，变法图强，富国强兵，奠下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基础。过了两三年以后，商鞅又说动了秦孝公，出兵打魏国，用诈术欺骗了魏国的前线指挥官魏公子印，打了胜仗，使魏国割让了河西之地求和。才逼得魏惠王迁都大梁。这时候，梁惠王才深深悔恨自己当初的决定。孟子见梁惠王，也便是梁惠王最悲愤难受的阶段。他与齐国一战，损失了大将庞涓，同时太子申被掳。又与秦国一战，损失了公子印，割让了河西之地，迁都大梁。实在是他心里最难过的时候，所以他想网罗礼聘外国的人才，例如在齐国闻名的客卿驺衍，淳于髡等人，也都受过他的邀请。尤其他对驺衍的莅临，曾经亲自到郊外去欢迎他，很隆重地待以上宾之礼。他是受到商鞅这一件事的刺激，很想找到一个振作图强的能臣，来恢复他父祖的光荣局面，甚至能进而窥图霸业。

（二）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

孟子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批判统治者荒淫挥霍，无视人民的生存权，以至于“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二是强调人民的生存权，必须保证暴行首先“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否则无异于“率兽而食人”的独夫民贼。三是强调统治者首先必须获得民心，并进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的观念，把民本思想升华到一个相当自觉的政治道德境。孟子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即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这里所说，实际涉及到了君王、政权、民众的关系。照孟子的说法，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有民、天子、诸侯、大夫几个方面。社稷是祭祀古神土神之处，如果以洁净的供品按时祭祀，却仍不能免去水旱灾害，就应该变置它。社稷是一个政权的象征。这实际是说，一个政权不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就可以改变它。一个人得到诸侯的喜欢，就可以做大夫。一个人得到天子的喜欢，就可以做诸侯。在这层层结构中，天子具有最高的地位。但是他只有得到民众，才能做天子。如果天子失去了民众，才能做天子。如果天子失去了民众，也就做不成天子了。

孟子几次谈到汤伐桀、武伐纣的问题。桀、纣酷虐，施行暴政，受到了民众的反对，虽然他们居于君位，但实际上失去了做天子的资格，最后被汤武所灭。而汤、武能“救民于水火”，所以受到民众的拥护。在民众的支持下，他们取得了天下。可见，在孟子看来，政权的更迭，君王的易位，都取决于民众的态度。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民众是基础和前提，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君和民相比，民的作用更为重要些。

孟子从桀、纣覆灭的历史经验中分析了天下得失的根本原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天下之得失在于能否得民，而能否得民又在于能否得到“民心”，即能否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桀、纣之失民，实际是失去了民心。反之，汤、武无敌于天下，就在于“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顺从了天下民众之心。战国时期，战争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条件是什么，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孟子把战争胜负的因素归结为三个：“天时”、“地利”、“人和”。所谓“人和”，指内部团结，人心所向。孟子认为，在这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人和”即是“有道”有道也就有了胜利之本：“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把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类。他认为，正义的一方必胜，非义的一方必败，其基本原因是前者顺从了民心，后者背离了民心。所以，民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

民主春秋战国时期，尚贤之风逐渐兴起。孔子曾主张“举贤才”，（《论语·子路》）但是孔子的主导思想是“亲亲”原则。孟子也要求尚贤，他认为“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是实行仁政的重要措施之一。他又说“国贤进君，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梁惠王下》）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打破尊卑亲疏的界限对贤才破格使用。孟子举贤的下限是“士”。士和庶人尽管都可以说是“民”，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不同的。前者属于统治阶级的一层，庶人是被统治阶级的一层。但是孟子毕竟主张向民众中的一部分人开放政权，这显然是对“亲亲”制度的一个改革。孟子还主张君王广泛地听取各阶层的意见。他说：“国君进贤，„„左右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下》）“进贤”、任免和处置人都是比较重要的政事，孟子认为，对这样的问题，不能只听左右亲近和诸大夫的意见，还要听取国人的意见，并且还应该把国人的意见当作基本的依据。这个观念，显然包容有民主性的因素。

我们可以把孟子的民本思想概括为三个方面：重民众、申民心、限君权。那么孟子民本思想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孟子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王道政治。孟子要求行仁政，讲民本，其落脚点均在于王道，几乎在他的每一条重要论证中，都明确归结于此：“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黎民不饥不寒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天下》）称王于天下，实现王道，是孟子政治理论的基本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孟子所提倡的手段，不是“力”，而是“德”，不是通过战争的征伐，而是通过施行仁政以争取民心。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公孙丑上》）。只要行“仁政”，从而使天下之民“中心悦而诚服”，就会使天下之民自然归顺而成王。所以，孟子反复倡导仁政，就是要求以仁德为手段而成就王业。然而，要使当时的统治者们施行仁政，就必须使他们充分认识“民”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唯此，他们才可能接受孟子的仁政说，或进而稍有自觉地推行仁政。正是基于这一要求，孟子才如此不遗余力地宣扬重民、贵民等民本思想。民本、仁政、王道，三者的关系是：民本思想是施行仁政的理论基础；而推行仁政又是实现王道的必要手段；此三者统一的基点或核心是在于“王”，而不在于“民”。通过宣扬“民本”以施行“仁政”，又通过施行“仁政”以实现“王道”，这就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实质所在。通观《孟子》一书，孟子的民本思想的确是充分的，确实是伟大的；然而同时，它也确实是为地主阶级的主权政治服务的，它明确的隶属于孟轲之王权政治思想体系之内。管子

（一）课文翻译

凡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必须致力于四时农事，确保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就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君主的服用合乎法度，六亲就可以相安无事；四维发扬，君令就可以贯彻推行。„„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便使他生育繁息。因为我能使人民安乐，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我能使人民富贵，他们就可以为我忍受贫贱；我能使人民安定，他们就可以为我承担危难；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们也就不惜为我而牺牲了。单靠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怕，仅凭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法令就无法推行了；杀戮多行而人心不服，为君者的地位就危险了。因此，满足上述四种人民的愿望，疏远的自会亲近；强行上述四种人民厌恶的事情，亲近的也会叛离。由此可知，“予之于民就是取之于民” 这个原则，是治国的法宝。

（二）管子的民贵君轻思想

管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始终围绕着顺民心、应民情而展开，在政治上，崇尚德礼，爱民惠民；在经济上，提倡节约，重民富民；在法律方面，主张严格执法以安民。《管子》的民本思想具有较强的功利性，民本思想归根结底是为君主统治服务的。相通之处

相通之处就在于都是提倡民贵君轻，都主张德政。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认为杀得对，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

管子的“德政”思想，将国家兴废与民心顺逆紧密联系：顺应民心，就能稳固统治的基础；反之，就保不住统治权，终要失败。

“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以人为本”的范围本身要高于“以民为本”，个体的价值和权利的张扬是现代社会的必然特征。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唯物史观，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一切依靠人，一切为了人。依靠人的力量来发展经济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同时又在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提升人的素质，提高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人为本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哲学思想的飞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尊重人权、珍视生命，一切以人民群众的福祉为依归。它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维护人的尊严，尊重和保护人权。历史上，从“民本”到“人本”，无数仁人志士出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以及追求理想道德社会的目的，竭尽毕生精力，主张保民安民的施政之道，为民请命。这在中国发展史上无疑是进步思想，也是中国民主思想发展的萌芽。随着近代民主政治的出现，民本思想进一步成熟起来。民本思想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据史料记载，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庶民是国家主体，民贵而君轻；第二，人心向背决定着国家盛衰兴亡；第三，注重民生，保民安民，利民惠民。民本思想早在先秦时代即已提出，在《尚书》中记载也相当丰富，它是对神权思想的挑战和对君权的一种限制。春秋战国时期，极力宣扬民本思想的当推“儒家”。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成为后世政治家的座右铭。荀子则进一步发挥，他认为，民本不仅仅是为了人民，也关系到统治者自身的安危和存亡。秦末和隋末无数次农民大起义使统治阶级亲眼目睹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许多有识之士对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幕僚亲眼看到了农民大起义的强大威慑力量；魏徵以“舟”比作“君”，以“水”比作“庶人”（百姓），用“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警告最高统治者。据此，唐初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民安民政策，迅速消除了战乱，稳定了政局，出现了“贞观之治”局面。在民本思想的影响下，体恤民情，关心民众疾苦成为历代优秀政治家的共识。唐代政治家、思想家柳宗元，有力地批判“君权神授”思想，他说，君权并非神授，而是人所授。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出“君权存在是社会不得安宁的根源。”古老的民本思想，对近代民主政治产生过极大影响，同时又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没有超越剥削阶级压迫广大人民的框架，民贵君轻并非目的，而是统治压迫人民的手段。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民权学说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同时又远远超越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但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第二篇：孟子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第二节》原文翻译解析

(2016-06-30 13:41:35)滕文公章句下·第二节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译文

景春说：“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诸侯就害怕；他们一安于辨别，天下的争斗就熄灭。” 孟子说：“这怎么能算大丈夫呢？你没有学习社会行为规范吗？男子行成年礼，父亲对他有所嘱托；女子要出嫁，母亲有所嘱托并送到大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自己的家，必须恭敬，必须谨慎，不要违抗丈夫。’以顺从作为准则，是为人妻妾的人生道路。辨别天下众多可辨别的东西，树立天下正确的名位，推行天下最大的道路；如果得志，让人民遵从遵照；如果不得志，就自己走自己的道路。富贵时不能过度，贫贱时不要动摇改变意志，面对威武之势而不屈服，这才叫大丈夫！”

注释

1.景春：孟子的朋友。

2.公孙衍：当时著名的人物，魏国人。

3.张仪：(?～前310)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魏人，于魏惠王时入秦。秦惠文君以为客卿。惠文君十年（前328），秦使张仪、公子华伐魏，魏割上郡（今陕西东部）于秦。当年，张仪为秦相。4.居：《易·随·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诗“邶风”柏舟》：“日居月诸，胡迭而微。”《诗经“郑风”叔于田》：“叔于田，巷无居人。”《诗·小雅·鱼藻》：“王在在镐,有那其居。”《老子·八章》：“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论语·公冶长》：“藏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礼记·中庸》：“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礼记·乐记》：“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俞樾平议：“居，犹辨也。‘乐著太始。礼居成物’。谓乐所以著明太始，礼所以辨别成物。”这里用为“辨别”之意。5.冠：《论语·先进》：“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古代男子到成年则举行加冠礼，叫做冠。一般在二十岁左右。这里用指为成年男子之意。

6.由：《诗“小雅”宾之初筵》：“匪言勿言，匪由勿语。”《诗·大雅·假乐》：“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高亨注：“由，从也。”《论语·泰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梁惠王上》：“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荀子·成相》：“隐讳疾贤，良由奸诈，鲜无灾。”这里用为遵从，遵照之意。

7.淫：《书·大禹谟》：“罔淫于乐。”孔传：“淫，过也。”《左传·隐公三年》：“骄奢淫泆。”孔颖达疏：“淫，谓耆欲过度。”《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关雎序》：“不淫其色。”孔颖达疏：“淫者，过也，过其度量谓之为淫。”《礼记·王制》：“齐八政以防淫。”孔颖达疏：“淫，谓过奢侈。”《荀子·不苟》：“小心则淫而倾。”这里用为过度之意。读解

景春崇拜公孙衍和张仪，认为他们“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行为乃是男子汉大丈夫之所为，威风凛凛、威震八方，叱吒风云，着实让人羡慕不已。这种人生价值取向一直到现在还普遍存在，但这是否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之所为的呢？孟子进行了反驳。公孙衍和张仪只是顺从秦国君主的意愿而成就了秦国的一番霸业，因此他们也就象妻妾一样只是顺从了丈夫而做出一点事情，说白了，也就是趋炎附势、狐假虎威而已。那么，怎么样才能算是男子汉大丈夫呢？孟子因此说，“要能会辨别天下众多可辨别的东西，”这句话是说，首先要有善恶、是非观念，能够辨别善恶是非。“树立天下正确的名位，”这句话是说，要懂得正确的名实之分，并树立起正确的名和实，使名实得到统一。“推行天下最大的道路，”使天下所有人都能安居乐业，最大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那就是人民的道路。

因此，如果得志，让人民遵从遵照辨别天下众多可辨别的东西，树立天下正确的名位，推行天下最大的道路；如果不得志，就自己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说，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并不仅仅是摆摆威风，端端架子，叱吒风云就足够了，而是应该想人民之所想，忧人民之所忧，一切替人民考虑，而且，富贵时不能过度，贫贱时不要动摇改变意志，面对威武之势而不屈服，从而采取最佳行为方式，这才叫真正的大丈夫！

这个“富贵时不能过度”，正是孟子的老师——子思的“中庸”学说，也是他老师的老师——孔子的“过犹不及”的思想。因为，过分了，不及了，缺点就会显明。如勇猛太过即成为鲁莽，文雅太过即成为酸腐，梗直太过即成为固执，温柔太过即成为软弱，等等。所以，人的任何一种性格个性都不益太过，优点太过即成为缺点了。当然缺点太过，就会授人以柄，就会致命。所以，只有保持着中和的品德、品行，才能充分地体现出“仁、义、礼、智、信”的高尚境界。只有采取了最佳行为方式，才能真正做到与人建立相互亲爱的关系。

解析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挑起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是了不得的男子汉大丈夫．

孟子则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靠摇唇鼓舌、曲意顺从诸侯的意思往上爬，没有仁义道德的原则，因此，不过是小人、女人，奉行的是“委妇之道”，哪里谈得上是大丈夫呢？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简言之，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

可见，“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怎么办呢？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怎样做到？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的座右铭。

直到今天，当我们读这段书的时候，似乎仍然可以听到他那金声玉振的声音。

第三篇：《孟子》读书心得体会

《孟子》读书心得体会

作为传统文化的先祖，孟子于中国的影响是达数千年之长远，我辈中人自然难以三言两语以揽括，虽然我的认识只是管锥之见，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气魄却如穿透万里晴空的红日，我即使局限于视野和眼识，亦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

首先，我觉得孟子的厉害处正在于，所提倡的“仁义”思想最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要害。孟子看到“生”、“利”是对事物利益关系的短视，而仁、义却能长远影响到未来，故有“舍生取义”、“舍利取义”之说。狭义的“仁义”是指封建时代人伦的忠义孝悌，实则是千百年来对孟子的误解，因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三纲五伦已革了命；《中庸》讲：“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那末，此“仁义”还有永恒的意义可言吗？所以我们今天理解孟子的“仁义”，实应站在高处，从广义入手：如同道家的“道”、佛家的“菩提”，都是对客观普遍规律的认识，孟子的“仁义”也不二致。而这种认识，可让孟子如一熟练渔夫的手钳在了螃蟹扼要的部位，任螃蟹用力再猛，纵有大腿大脚亦是摆脱不了。无论事物表象出现多么错综复杂的问题或困难，孟子皆显得不昏沉也不散乱，经常化险为夷、转难为易，而绰绰有余。

当今著名于世界的“系统论”、“系统思考”，虽口口声声反对舍本逐末，而要动态、长远地看事情，说透了：皆可

从孟子的仁义思想找到雏形。用毛泽东的话“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以形容孟子的仁义之道最为恰当不过了。而抓不到仁义精髓的人，有如行走在茫茫沙漠或海洋上，终生疲命于随时浮现的海市蜃楼的追逐中去。

其次，我觉得孟子最值得后人效仿的是他独行特立，不同流合污的气概。这点即注定了他若有机会作为，给予一发挥才干的舞台，则必能成一王业的大人物也！独行特立者，立场坚定，意识独立；不同流合污者，则能做到不见异思迁、不心随物转。有此二者，则造就了孟子之大气魄，表现在文风上则气势雄奇而磅礴，用来创业则整个世界都向他一人倾倒，孙子兵法言“致人而不致于人”，在孟子身上得到了体现。当今社会形势风起云涌，常常人置于其中而莫辩方向，倘学得孟子一二，何怕不能惊天地而泣鬼神呢？

虽然研习《孟子》的时间短促，然而孟子光明的仁义之道已足以令人受益终生了.

第四篇：国学《孟子》读后感

读后感的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基本属于议论范畴，但写法不同于一般议论文，因为它必须是在读后的基础上发感想。下面是小编给大家介绍的国学《孟子》读后感，欢迎阅读。国学《孟子》读后感一

读大学时，那位古代汉语的老教授对我们要求极为严格，那《孟子》是要求全书背诵的，也许就是因为这特别的机缘，我一直特别喜欢《孟子》。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喜欢孟子散文中那种雄辩的气势。孟子具有丰厚的学养，刚健的气质，机智应变的能力，不仅以“好辩”著称，而且极为善辩。我常常慨叹，要是孟子生活在当今时代，他一定是一个出色的律师。读孟子的文章，我总是因此而想到艺术作品中那些大律师的“雄辩”或“诡辩”的场景，那些有经验的律师去质问对方律师的委托人时，只要求回答“yes”or“no”，从而让自己处于主动地位，牵着别人的鼻子走。孟子正是那样，让那些国君被他牵着鼻子走，从而成功地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近来再读《孟子》，再一次被孟子的雄辩风格所折服。

《孟子·梁惠王上》中说梁惠王在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而“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面对这样的问题，孟子不是去直接指出梁惠王治国之中的不足，那样会让好大喜功的君王难以接受，于是他以“王好战，请以战喻”巧妙地将话题转到有利于自己的方面来，接下来，他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比喻让梁惠王明白并承认，自己所谓“尽心于国”不比邻国之政好多少。

还有那次孟子见到齐宣王，为了宣传他的“仁政”思想，他从“好乐”切入话题，他先是运用转换话题、偷换概念的方式避开容易引起齐王反感的音乐的雅俗问题，借题发挥，巧妙把音乐话题转为政治话题，从而激发了齐王的兴趣，他忍不住主动问道：“可得闻与？”但孟子并没有就此阐发他的道理，而是以“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和“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两个问题，让齐王很容易地同意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数人乐乐不如与多数人同乐，从而诱导出齐王在思想感情上趋向与民同乐的观点，于是他滔滔不绝地“为王言乐”，引导出“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的结论，意即：与民同乐，推行仁政，人民归附，便能统一天下。

但是我们知道，齐宣王真正关心的是“霸道”，他一心想着的是以武力征服天下，这与孟子的“王道”主张是完全相对立的，可是孟子凭借着他的口才说服了齐宣王，成功地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我真的佩服两千多年之前的孟子，也难怪后人要尊他为“亚圣”了。

可是此次再读《孟子》，我却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结果上：齐宣王倾心于春秋时期的霸主地位，一心想建立霸业，即位后任用名将田忌、孙膑等，伐魏大胜，后又攻伐燕国等弱小国家，最终未能采纳孟子的政治主张。因此，我不得不慨叹这口才的苍白无力的尴尬了。

我还想到我们这些从事班主任工作的人，我们虽然不一定有孟子那么敏捷的思维，那么雄辩的口才，但面对学生，我们一般都能把思想工作做到位，也许学生所持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反，但我们总可以用讲道理的方式去说服他们，可是我们过后往往会发现，学生表态挺好的，过后落实在行动中却效果不佳，有时甚至收效甚微，我们所遇到的，不正是孟子所遇到的“口才的尴尬”吗？

当然，学生是成长中的孩子，是孩子，注定他们就会犯错误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但这不也值得我们所有的教师和家长来反思吗？如何用一种最有效果的方式来教育孩子，让他们自己去领悟、去选择，而不是以我们成年人的思想去规定、去限制。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会是卓有成效，我们才能解决这口才的尴尬问题。

《孟子》是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共同编撰完成的，全书效仿论语采用的对话体的论文形式，记述孟子与诸弟子的“疑难答问”以及孟子自己的“法度之言”，内容包括孟子的言行、政治学说以及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学术问题的论争，体现了孟子的思想学说，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孟子》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具风格，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与法先王的主张，确立了“天人相通”的理论，发展了儒家的教育思想，弘扬了“贵义贱利”的价值观，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对中国古代尤其是宋代以后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孟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孟子的思想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中国人做人处事的原则中，有着孟子的影子。

读《孟子》，就是在学为人处世。《梁惠王上》首先讲的是“爱民”的行为方式，《梁惠王下》则探讨了“爱民”的行为方式即是“与民同乐”；《公孙丑上》则是探讨爱心、同情心、怜悯心，恻隐之心和羞耻憎恶之心的行为方式问题，《公孙丑下》则阐述了天时、地宜不如人和的思想；《滕文公上》开始提出“性本善”的思想，即怎样行善，怎样以身作则的问题，并且批驳了墨子学派“兼相爱”的思想，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有差别等级的，《滕文公下》则讨论了爱民的行为方式的价值取向问题；《离娄上》是探讨行为方式的规范问题，用社会行为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方式，在《离娄下》孟子举了两个地区和年代相距都甚远的帝王，用以说明统治、管理和服务人民，其道理是一样的，那就是“爱民”；《万章上》是围绕着“孝”这个行为方式来进行探讨，而《万章下》则是围绕着交“友”、“做官”以及“寄人篱下”的行为方式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告子上》则从行为方式问题深入到人的内心，即人性的善恶，《告子下》则把重点放到了讨论行为规范与行为方式的问题上；《尽心上》则是从本性与行为的关系问题转到心理与行为的关系上，也就是人在生存、生活、工作中根据什么样的心理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方式问题，《尽心下》则是对“自身修养”的尽心知命与行为方式间关系的探讨。

在孟子生活的那个年代，战乱频繁，诸侯们不择手段追求功利，孟子大力提倡和宣扬仁义思想，充分体现了孟子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治国方面，孟子的仁政思想在《孟子》中随处可见，孟子提出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为民”思想和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在做人方面，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主张“仁义礼智信”，他提出了很多流传至今的至理名言，如“舍生取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纵使已经过去两千年，但孟子的思想仍在以它独有的魅力影响着我们。在我们这个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精神贫乏的时代，孟子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孟子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关系，强调爱物节用，主张“取物以时”、“取物有节”，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对我们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

2、孟子严厉批判了战国中期的社会不公：“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反对暴政，主张“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提倡任人唯贤，这对我们维护社会公正有重大意义。

3、“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这对我们思想道德建设有重大意义。

《孟子》一书所体现的思想，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我们应批判继承。孟子仁政理论中的和谐思想的精神实质和胡书记提出的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理论是一致的，我们应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孟子》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借鉴的思路。

孟子是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是儒家的理想主义流派。孟子非常重视民心民意，所以才会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其次，君为轻的理念，以彰显民心的重要性，他在政治上推行法先王，行仁政；在学说上有推崇孔子，攻击杨朱，墨翟。从这里也足以看出孟子对于平民百姓的热爱之心。

孟子继承了孔子，并提出了忧患的概念，他认为人的生命之所在，事业之兴败，国家之存亡，都与是否具有忧患意识相关联。忧国忧民之心也便是责任意识与承担意识的重托。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其意为：君主若把百姓的忧乐当作是自己的忧乐，这样百姓也会把君主的忧乐当作是自己的忧乐。这也是孟子对于君主寄以希望，可以仁政为国，爱民如子。

《孟子》一共七篇，主要的两个方面内容，一为孟子与君主讨论政治，另为孟子与儒家其他门人、弟子相互交流行事为人知道。《孟子》的文笔犀利，富有说服力，奈何孟老夫子的良方，和战国各诸侯国所走的霸道路线合不到一起，因而不受欢迎，这也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真实写照。

以意逆志便是孟子在《万章·上》中所提出对于诗理解的方法。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评论诗的人，既不能根据诗的个别字眼就断章取义，曲解诗句，也不能有辞句的表面意思曲解诗句的真实含义，而因根据作品的全篇立意，来探索作者的所思所想。知人论世也便是评论他人作品的原则。

对于孟子，我们并不能以三言两语概括全部，因为他的思想，使我们根本无法理解透彻的，他的精神和气魄，犹如拨开云雾的万丈光芒，哪怕他存在的时代已经距离我们1723年了，但我们局限于世的视野和眼识，亦能感受到他散发出的耀眼光芒。

第五篇：孟子两章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原文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sù)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原文

舜（shùn）发于畎（quǎn）亩之中，傅说（yuè）举于版筑之间，胶鬲（g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bì）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