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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知青史略

大丰知青史略



第一篇:大丰知青史略

大丰知青史略

第一章 概述

知青这一特殊群体的形成背景

1955年9月4日,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上写了一段批语:“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劳动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便是后来广为人们所知的关于知青的语录。同年学习苏联经验,由团中央发起组织青年志愿垦荒运动。虽然最早的参加者都是农民,但是后来城市青年的加入,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驱,也成为后来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种模式。

1965年8月,10年来累积的早期的下乡的知识青年已经数百万。但在这一时期并没有真正的形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说法。

1968年12月,毛泽东一声令下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正式推向了高潮。直至70年代末运动结束时,已有近1800万城镇知青被下放到农村。

第二章 大丰境内知青安置

第一节 大丰境内知青的安置地点(安置方式)大丰境内的知青安置地点有以下几个:

1、农户、公社安置

资料显示,大丰境内的插队落户知青主要来自于无锡,苏州,南京等地,属于本省内跨地区安置,还有另外的来源就是本省各县的各个乡镇的知识青年在本县所管辖的公社内安置。全县共有28个知青点,分别在大道公社,南阳公社,新丰公社,草堰公社,三合公社,刘庄公社,白驹公社,三圩公社,新团公社,龙堤公社,小海公社,沈灶公社,西团公社,三隆公社,方强公社,大桥公社,竹港公社,万盈公社,大隆公社,南团公社,三渣公社,潘撇公社,通商公社,金敦公社,大兴公社,丰富公社,东方红渔业公社。

2、上海农场及海丰农场

大丰境内的上海农场是隶属于上海市的一个劳改农场。1968年2月,根据中央通知,劳改单位实行军管制。由南京空军部队派5名代表到上海农场实行军管。同年10月后,上海知识青年大批进场上海农场成为就业人员和知识青年的劳动场所。建有时丰,下明,庆丰,元华,川东五个分场。

大丰境内的海丰农场也是隶属于上海市管理的。1968年到1973年期间,知青和劳改分子同在上海农场,时常会有打架斗殴等不良事件的发生。于是海丰农场于1973年从上海农场独立建制出来,专门安置知识青年。

3、江苏省生产建设兵团

60年代后期,全国大部分省、区相继以国营农场为基础,组建了一大批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是带有军队编制特点的大型国营企业。1969年2月,江苏省革委会发出通知组建南京军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兵团辖4个师41个团,在大丰境内的三师十六团(现今的城东新区正大丰海制药厂一带)就隶属于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在兵团里工作的人员就是下放的知识青年。

第二节 大丰境内的知青下放阶段

1、农户、公社安置

自1964年,没有形成知识青年这一统一概念时,大丰境内已经开始有那些升不了学的高小及初中毕业生回到农村干活,数量也不在少数。到了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掀起高潮,大批来自南京,无锡,苏州等本省内地区的知青来到大丰插队,直至70年代末累计约3万多人。

2、上海农场及海丰农场安置

1968年知识青年大批进入上海农场,时丰分场首先设立知识青年队,安排农场66、67、68三届200多名初中、高中毕业生下队劳动。11月中旬,上海知识青年1700人分批来到农场,分布在各个生产队劳动。

1968年~1972年上海农场接纳知青5228人。李源潮也是这5228人中的一员。

1972年,上海市委批准《关于上海农场划场问题的报告》筹建海丰农场,计划安置8-10万上海知青。

1973年初,海丰农场独立建制,原上海农场的知青全部转入海丰农场。此后海丰农场成为专门安置知青的场所。

1973年~1978年海丰农场接纳上海知青28703人。分别为:1973年1197人;1974年5173人;1975年8021人;1976年7408;1977年6266人;1978年638人。(1979年、1980年大批知青返城)。

上世纪70年代末,原来在海丰的3万余名上海知青(陆续因各种原因有提前回城的知青)陆续回城安置就业,农场急需补充新的力量,一批原来在新疆插队上海老知青根据上海市政府的有关文件的精神,由新疆转移到海丰。这些知青分47批从新疆转来累计18802人。

另外上述同一时期,在逐年整批上海知青到达海丰的同时,还有陆续从上海各系统、各部门、郊区各县(区)委派到海丰农场来的干部、技术人员、教师、医务人员,上海师大等高校教职工组成的五七干校,安置到大丰县各乡镇及驻丰其他农场的上海知青共32074人。

据不完全统计,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大丰·上海知青累计84807人(不包括从1950年至今上海农场、川东农场的干部职工约6万人)。

3、江苏省生产建设兵团安置

自1968年开始,安置到江苏省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大多来自南京、苏州、无锡、徐州、连云港等城市,累计约一万多人。

第三章 大丰境内知青的生活

响应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自己,知青刚来到农村时候,年纪都不大,特别是由上海,无锡这些大城市来到农村的,在城市里长大,几乎没有干过农田里的活,甚至没有见过干活用具。但是既然来到这里,不干是不可能的,慢慢地,扛大锹、挑烂泥、插秧、割稻麦等农活干的越来越像样,干活时俨然就是农村土生土长的村民。知青们每天劳动其实也就是在工作。当然也会在一天的劳动过后想办法自娱自乐,充实生活,看书、排样板戏、弹奏乐器、看露天电影、一起聊天等等。

1、农户、公社安置知青

这批知青下乡后,被安排在大丰境内的各个公社。因为条件限制大多数知青开始时都寄住在农户家。干农活就是他们的工作,以记工分的方式拿工资,凭票换购日常所需的物品。

2、上海农场及海丰农场知青

1968年始,上海知青是从上海的大达码头经过南通港来到大丰的,当时的交通不比现在,从上海来到海丰农场差不多需要一天的时间。每有一批知青来到农场时候,各分场都会安排一两位知青去接新来的知青,当时称带队知青。知青们刚来到农场时,都会立刻感觉的城市与农村的落差。最早,知青们刚来到海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芜的盐碱地,一路经过大丰的几个镇来到海丰,眼前都是矮小破旧的房屋与繁华的大上海是根本无法相比的。

知青刚来到上海农场时候,没有足够的住房安置,知青们就自己动手盖房,当时条件有限,都是茅草房,泥巴墙。海丰农场独立建制后,大批知青进场,曾经建过渡性临时性毛竹结构草房住房。墙砖是就地挖掘的,因上面是一层草皮,具有粘连性,所以开挖成砖形,垒起来作为墙,老知青们称它为草肥土。屋子里面的支撑骨架全是毛竹,一间宿舍里大概会住12个人左右,集体宿舍上下铺,地面纯属泥地,经常还会有尖尖的芦苇芽钻出,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只有河水和煤油灯用,之后生活慢慢改善,建混合平房为知青宿舍,每幢8到12间,每间建筑面积23平方米左右。这批知青的工作就是改造农场,发展农场。刚到农场的时候农场就是一片盐碱地,是种不了作物的,知青们用自己的双手和当地民工一起改造了这片土地,种上了作物,靠着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脚踏实地地工作,现今农场离不开当时知青们的辛苦劳作。

第四章 后续

1、回城

当年回城主要有几种途径:一是两招一征:招生、招工、征兵;二是因病回城;三是转插。

第一种方式都可以理解:招生回到城里无异于衣锦还乡,少之又少,更多的知青会把希望寄托于招工。城市知识青年都下乡了导致城市人口骤然下降,工厂就会大量招工。也有很多知青的父母退休,知青就可以顶替父母的工作岗位回到城里。另外征兵也是一种途径,文革期间全国应征入伍的知识青年有近42万人。

70年代初,政策允许患严重病残或家庭有困难的中学毕业生申请免下或缓下农村,当然条件也相当严格。同时,对个别下乡后因工伤致残、久病不愈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的知识青年,经过审查后也允许退回动员城市。

除了这两种所谓名正言顺的返程之路,还有转插等方式,即从原插队插场的地方转迁到另一个拥有依靠的地方继续插队插场。例如:插队在海丰农场的知青转插到靠上海较近的崇明农场。当然还有许多用其他方式返城的,比如与城市缔结姻缘,利用关系插队到有依靠的地方以便早日回城等等。

2、就地

当然知青中也有留在大丰的,只是为数不多。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知青与大丰当地人缔结姻缘,就定居在了大丰,没有再回到城里;也有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没有离开,就没有再回到城里;也有的知青回到城里后,因为各种原因,又再次回到大丰创业的,这些知青为大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3、后代

知青们有很多是在大丰结婚生子的,例如在海丰农场的知青后代就有4万多名,我们称之为海丰少年。另外插队的知青也有这种情况,他们与当地人结婚生子后留在了大丰。知青们生在城市,长在大丰,这些知青后代和父母不同的是,生在大丰,长在城市,但是两者都有两个相同的故乡,都对大丰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第五章 知青对大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

对于上山下乡,领导者当初发动这场运动的初衷,未尝不是基于良好的动机:让未谙世事、缺乏锻炼的青年深入农村,深入基层,既可以缓解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又可以使城市中的“剩余劳动力”转化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积极力量。但是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却导致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但是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他们通常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有人说“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当年的知青在聚会时候,在重返乡村农场,在记忆当年的情思中,往往总会沉静在一种激动中。当年的那些苦没了,当年的那些累也没有了„„茅草房,泥土现在都成了一种经历,成了宝贵的人生经验。有的知青说,我们今天的成功、我们今天的能力、我们今天的感悟,竟与当年的知青生涯有着很大的关系。知青承担了那个历史时期的重任,作出了无私的青春奉献,他们有功于时代,有功于社会。这些知青们对大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

对于大部分农村来说,知青多数来自于大、中城市,并具有一定的文化,他们的到来,既为农村带来先进文化和城市文明,又为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了生力军。知青们来到这片土地上,他们和当地的人一起参加劳动,把不毛之地变成了万亩良田,把广袤滩涂变成美丽家园,为大丰的生产建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大丰经济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知青们在下放的几年间所锻炼出来的不怕吃苦不怕累的精神,使他们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努力克服,这样的精神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现在的社会中都担任着重要角色。为当代的社会发展,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统计,现今上海担任副厅级以上的干部有80多名都是原海丰农场的知青。

直到现在大丰还有很多家庭和当年插队的知青都保持着联系,当年有很多知青住在农户家中,农户家的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莫过于知青回城探亲回到农村的时候,他们会从城里带很多农村孩子们看来从未见过的东西,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知青们背着的黄书包,有的小女孩会喜欢她们用的梳子,好吃的糖果等等„„当年的劳作很辛苦,平时很少注意打扮,当年做件衣服都是按计划来的,所以知青们想出一种办法,就是做很多的假领子,这样衣服就不那么容易脏,直到80年代,90年代这种假领子在大丰都很受追捧。当年劳动虽然很辛苦,但是知青们还是会苦中作乐,他们排样板戏,拉手风琴,小提琴,看露天电影„„现今的大丰人在下班后也都会有丰富的娱乐活动。在整个苏北来说,大丰人给外地人留下的印象都是不错的,大家普遍认为大丰人的素质是比较好的。苏通大桥建成以后,大丰人更喜欢去上海了。

现在有很多的上海人会经常到大丰来度过周末,他们觉得大丰比较安静适宜居住,甚至会有知青说现在上海有的大丰基本也都有了,要考虑在大丰养老。

如今的大丰素有小上海之称。大丰过去的发展得益于知青的辛勤劳动,得益于知青们的智慧和心血,得益于上海驻丰农场的支持和贡献,今后的发展更需依托大、中城市,更需要依托上海与大丰的这一知青情结,需要依托上海,学习上海,接轨上海,服务上海,融入上海。现任光明乳业集团董事长曹树明也是原海丰的老知青,他说:“8万多名上海知识青年到大丰锻炼,耕耘,我们手拉手、肩并肩、心连心,用青春、热血和汗水,在大丰这片热土上谱写了人生美好的诗篇。大丰的滩涂开发史和我们的成长史、情感史紧紧联系在一起。”有许多知青回到大丰来回到故乡看看的同时也瞄准了大丰的投资环境在大丰投资了许多项目,这些知青为大丰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紧密结合自身的基础上,大丰接轨上海一直走在苏北的前列。大丰确立了接轨上海的主要目标:坚持把充分发挥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接轨上海的突破口,把接受上海产业转移辐射、利用上海平台扩大开放、融入上海的都市圈抢占市场作为接轨上海的重中之重,努力使上海成为大丰对外开放的平台、结识外商的窗口、引进外资的桥梁、产品研发的中心;使大丰成为上海的“米袋子”“菜篮子”和“后花园”。

大丰境内的海丰农场现在已经成为上海重要的农产品基地,如今海丰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农场了,和当年知青刚到农场时候的景象大不相同了,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改造了这片盐碱地,使得这片土地可以种上粮食蔬菜,现在成为上海的农场品基地。目前大丰的农产品已经在上海的“菜篮子”和“米袋子”中占据了不小的份额,上海中远集团、上海纺织园等进驻大丰,上海奶牛集团在海丰农场投资了万头奶牛基地,上海农工商、上海联华、华联等大型超市在大丰登陆多年。随着新一轮经济发展大潮的到来,随着大丰港的顺利通航、一类口岸的对外开放,苏通大桥,沿海高速的建成,大丰必将融入上海经济圈,经济发展的步伐必将日益加快,展现新的风采。

第二篇:《云梦史略》读后感

我是江西人,云梦是我第二故乡,《云梦史略》读后感。我热爱、关心、宣传云梦,必须了解和学习云梦历史。最近,我喜读《云梦史略》和《云梦旅游》,两书同一主编,2009年9月9日同一出版社同一天出版。我对主编不了解也不认识,编者们写作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他们使用的是快功,也许是写作的文学功底和天赋太强大了,这就叫做快功成快书:在《云梦简史》的基础上充实增加成《云梦史略》,再写《云梦旅游》就容易多了。后者暂且不说,先说前者,谈一下《云梦史略》的读后感。

快功成快书在现代很风行,有真本事的人的确会创作,包括得文学奖的湖北就有好几个名人。《云梦史略》书中没有列出主要的参考资料,云梦的旧志和新志,各辑《云梦县文史资料》等我也看过不少,他们都搜查了或引用了。出快书的人与个人的做事风格,也就是价值观有关,得文学奖的也许没有考虑名利;编书者也许考虑到名利,这种人是沉静不了心,坐不住冷板凳,生怕“天气变化”对自己不利。两书的主编好像带着使命和任务,想快一点出成果。但限于眼界、学识、时间、资料,尽管也作了一些考证和辨别,仍有不足之处,甚至有疏漏和错误,读后感《《云梦史略》读后感》。详情不作评论,吴禄贞和许兆椿的画像、内容没有必要重复,前面的可以写明见后面两人的专述。黄香的画像不符,属张冠李载。

写史书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也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当代时风已变,创作历史朝代和人物的编剧、制作、出品,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改编,甚至有几个版本。所以然《云梦史略》不但引用了人家的作品,而且还可以改编成自己的东西,这就是现代社会历史创作模式--真实性加文学性。由此可见,编著与原创不同,编著主要是把原来有的史料进行编辑和加工;原创是原先没有的,史无前例的作品。史略与史考也不同,史略是大概地综合性的速成品;史考是科学真实地长期认真的反复考证的结晶。一字之差显本色,各有各的本色,但写史就怕有误。

众所周知,古典诗词中常有“.醉如泥”,中文常识问“烂醉如泥”的“泥”指什么?你不能凭想象是泥巴,即土、沙、水的结合物。实际上,古代各种推论分辨得出结论,它是一种无骨的虫子,是一种软体、腔肠类动物。往往看到的事物,并不是我们想当然的理解,只要用心观察才会发现事情的真相出乎意料。生活如此,史书写作亦如此。就是上述“泥”的误解延误至今也有千年之久。为了教育下一代,教好云梦的青少年,云梦县各中小学,如要向他们讲历史,应以史证方面的书为教材,带有文学性的史书不要向青少年介绍。否则,有些云梦历史的误解将会延误子孙万代。

黄香的画像、内容也没有必要重复,前面的可以写明见后面人物篇的专述。

第三篇:沁源县人民检察院史略

沁源县人民检察院史略

一、基本县情和院情

沁源县位于太岳东麓,山西省东南部、长治市西北部。海拔最低939米,最高2530米。全县辖5镇9乡,259个行政村,总人口16万人,总面积255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8.7万亩。沁源境内群山环抱,青山绿水,气象万千,是风景迷人的旅游佳境,主要有花坡草地、灵空山等旅游景点。沁源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县森林面积22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2%,居全省之首,是全国的‚油松之乡‛。天然牧坡120万亩。境内有沁河、汾河两大水系。气候温和,空气湿润,平均温度8.6℃,年相对湿度65%;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已发现的矿产有18种,储量大的有煤、铁、铝矾土、石灰岩。煤炭可采贮量90亿吨,含煤面积占总面积的80%,是典型的资源大县,是全省三大主焦煤基地县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沁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攀升,发展速度加快,全县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一般预算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多年名列长治前列。坚持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统筹发展,逐步形成城乡一体化格局,80%的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农民人均收入等10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幅连续五年名列全市前矛,尤其是财政收入在2000年3000万元的基础上, 财政收入连续六年平均净增1—— 2亿,2007年超过9.1亿,2008年截止目前已达14亿。财供人员工资、津(补)贴与市接轨,规范公务员津贴执行全省上限;全县2.8万名中小学生实现了免费上学,并由财政统一购买平安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养老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实现全覆盖。近年来,实行乡村通达工程,筑路825公里,是建国以来50年筑路总里程的3倍多,99.6%的行政村实现了村通水泥(油)路;投资近5亿元,构筑了‚五纵十横‛县城新框架,县城面积扩张到13.4平方公里,是原来的五倍;广大农村电力、通讯、电视、饮水等基础设施得到有效改善,城乡面貌得到较大改观。沁源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县份之一,六十年前革命前辈创造了闻名全国的二年半‚围困战‛光辉战例,被党中央、毛主席誉为‚模范的沁源‛,‚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

沁源县人民检察院的前身为沁源县人民检察署,始建于1951年,1955年2月改称沁源县人民检察院。1958年10月,沁源、沁县、襄垣合并为沁县,1959年7月,三县分立,恢复沁源县人民检察院。1966年11月,因‚文革‛**,受到冲击,机构瘫痪,1968年6月实行‚军管‛,成立县革命委员会保卫组(含公、检、法),1978年恢复重建,从属于县革命委员会。1980年6月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沁源县人民检察院领导机构,成为县政权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现有办公楼于1982年立项修建,1984年落成使用。办案用房和专业技术用房建于2002年,并于2006年进行扩建,2008年又对现有‚两房‛进 行改造。现拥有建筑面积2300平方米。现内设机构13个:办公室、政治处、侦查监督科、公诉科、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监所检察科、民事行政检察科、控告申诉检察科、检察委员会办公室、法警队、指挥信息中心、预防职务犯罪科。现有编制41人,其中中央政法专项编制34人,事业编制4人工勤编制3人。现实有干警35人,其中女干警13人;党组成员7人,支部委员3人,纪检组长1人、政治部主任1人,检察委员会委员6人;共产党员32人,占全院干警的88.9%;全院干警均是大专以上学历,本科学历干警占到全院的72.2%,全院干警平均年龄 37.9岁。

二、组织沿革演变过程

(一)初步创立和筹备时期(1951—1954)

1949年至1953年,是新中国人民检察制度的初创时期,为适应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检察机构问题的指示》,经过筹备,沁源县人民检察署于1951年7月正式成立,编制4人。山西省人民检察署长治专区分署颁发的‚沁源县人民检察署‛铜质方印开始启用。县检察署成立后,即行使检察权,配合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等中心工作,打击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但是由于当时缺乏经验,对政策、方针了解较为较浅,业务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检察署与监察委员会一度合并办公,直至‚五四‛宪法作出关于设置检察机关的规定,1954年才正式选派干部到检察署工作。

(二)人民检察院的建立和发展时期(1955—1966)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宪法,把人民检察院列为国家重要权力机构之一,1954年10月份,山西省检察署长治专区分署遵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批示更名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长治专区分院。1955年2月通知我县人民检察署更名为沁源县人民检察院。

1955年至1958年沁源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处于发展时期,随着人员增加和检察业务的开展,检察院配备了基本的办公场所和办公条件,开展的业务有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监所检察、经济案件的侦查。1955年至1958年,办理刑事案件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基本走上正规化,打击了一批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保证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1956年12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长治专区分院任命段英耀为沁源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58年5月康丕显被任命为沁源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58年反右派斗争开始,社会上出现了 ‚左‛的思潮,‚独立行使检察权‛、在适应法律上一律平等、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均受到了批判,于是检察机关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甚至是‚多余机构‛而受到削弱。1958年10月,根据长治地委,长治专区公署关于并县的联合通知精神,沁源、沁县、襄垣合并为沁县,政权领导及工作机构设在沁县办公,沁源县人民检察院随即并入沁县。1959年7月,我县与沁县、襄垣分开,恢复沁源县人民检察院,康丕显同志继续担任检察长。但是,在当时‚下去抓一把,回来再分家‛、‚一长 代三长‛、‚一员代三员‛的口号下,实行了公、检、法合署办公,检察院工作人员基本上盖公章、守摊子。

1960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民主和法制有了一定程度的加强,检察机关的力量也有所加强。1960年6月,沁源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康丕显继续担任检察院检察长。当时的检察工作紧紧围绕以安全为纲,以办案为中心,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准确合法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刑事犯罪活动。

1962年4月,晋东南分院通知,任命王润生同志为我院检察长,一直至文革前,院人员、机构未变。

(三)人民检察院的受阻和中断时期(1966—1978)1966年5月16日,在中国大地上错误地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11月,造反派组织夺了检察机关的权,检察院受冲击、机构处于瘫痪。沁源县公安局、检察院、人民法院实行军事管制,检察权由军管会行使。从1954年到1966年的12年中,检察院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犯192人,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人犯192人,1954年刚建院,曾建立乡镇检察通讯小组和检察通讯员。在1953年‚三反‛、‚五反‛中检察了一大批危害社会主义改造,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等刑事犯罪分子。1951年刚建院,还受理检察了一批危害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犯罪案件。

(四)人民检察院的恢复重建和检察事业的蓬勃发展时期(1978—今)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召开通过了我国第四部宪法,规定设置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1978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1978)21号《通知》中指出:‚人民检察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重新设置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相互配合又互相制约,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保护人民,打击敌人,保证宪法和法律法令的实施。在中共沁源县委的领导下,开始筹备恢复重建沁源县人民检察院工作。同年11月,沁源县人民检察院正式成立并挂牌办公。

1979年2月,经中共晋东南地委常委批准,县委组织部通知:‚李兴唐同志任沁源县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

1979年7月、11月,经县委常委批准,县委组织部先后通知任命李贵银、尚维芝同志为沁源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在李兴唐同志主持下,抽调薛强、赵怀信等同志开展了检察业务。办公地点在县城胜利路与公安局在一栋楼,并成立了刑事科、办公室两个机构,开展了批捕、起诉、法纪等工作。刑事科由薛强同志负责,办公室由赵怀信同志负责,至1979年12月,本院人数增加至9人,检察员以上法律职务7人,法警2人。

1980年6月,在沁源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胡学文同志当选为沁源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随着检察业务的开展,在原有刑事科、办公室基础上又增设了经济科、法纪科。经济科由郭安国同志负责,法纪科由杨世锋同志负责。1980年6月,正式启用由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统一刻制的铜质院印。至1980年12月,本院人数增加至12人。1981年机构未变,人员增加至14人。1982年机构未变,同年4月,通过上级与县财政拨款,在县城桥西街占条则巷开始筹建检察院办公大楼。同年,经县控办批准,购回一辆北京212吉普车,改善了办案条件。

1984年6月,在沁源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张守旺同志当选为检察长。同年2月,杨世峰同志被任命为本院副检察长。至1984年底,造价15万元、774平方米的办公大楼落成,正式投入使用。

1990年6月,在沁源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张景明同志当选为检察长。1992年,在原来机构的基础上,增设监所检察科,副科长孙栓明主持工作,同年王志强、张彦山先后被任命为贪污贿赂检察科副科长。在机关西面筹建车库、技术用房。1996年底,集车库、技术用房、会议室为一体的二层楼落成并投入使用,共320平方米,总投资15万余元。

1995年3月,根据上级关于公、检、法三长交流任职的精神,原检察长张景明调壶关县人民检察院任检察长,张波同志由长子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调任沁源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90年至1997年期间,本院派驻税务机关两个检察室,共立案侦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偷税、抗税等案件29件29人,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350余万元。此外,在协税、护税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受到了省、市、县检察院、税务机关的表彰、奖励。

1997年3月,经全省检察系统增编补员考试,吕中杰同志 调入检察院;2004年8月经公务员招考,赵耀军、孙红丽、王刚、苏俊峰4人招录进院;2007年11月,郭春艳、胡鸳鸯、焦颖丽、郭建慧、张鹏建、申高岗6人招录进院,至此改变了以前调入方式,使检察机关进人渠道正规化。

1998年内设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原贪污贿赂检察科更名为反贪污受贿局;刑事侦查检察科更名为批捕科;刑事审判检察科更名为审查起诉科;新增设了控告申诉检察科、法律政策研究室、法警队。全院机构设置1局6科2 室1 队。

1999年7月,因工作需要,副检察长郑新瑞调县人民法院任副院长,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刘耀国调本院任副检察长。

2000年、2001年机构和人员未变。

2002年1 月,因工作需要张波检察长调长治市人民检察院工作,籍金生同志调入沁源县人民检察院任党组书记、检察长。4月下旬,启动了以对原办公楼进行加固扩建为主要内容的‚两房‛建设,10月底竣工,增加办案用房和专业技术用房800多平方米,改变了干警在危房中办公办案的局面,为科技强检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年10月上旬,我院进行机构改革,首次启动中层干部竞争上岗机制,经过一系列程序,8名中层正职、3名副职予以定岗,7名干警进行了轮岗,优化了人员组合结构,激发了干警的责任人、进取心,为各项工作创新开展起了积极地推动作用。11月中旬,全市检察机关行政装备工作现场会在我院召开。2003年人员、机构没有变化。2004年4 8 月、12月,院领导进行了充实和加强,徐新如同志任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龚焕琴同志任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杜旭明同志任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吕中杰任党组成员兼公诉科副科长。同年6月中旬,全市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现场会在我县召开。2005年1月长治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0356展示会在我院召开。2005年4月对部分中层岗位负责人进行调整,吕中杰任办公室主任,崔仲伟任侦查监督科科长,杨明友任反贪局综合科科长,王志强任渎职侵权检察科科长,赵晓玲任监所检察科科长。根据长治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基层检察院‚队伍建设正规化,机关管理制度化,执法行为规范化,侦察指挥一体化,信息运输网络化‛的目标要求,2006年5月召开专门会议,全面启动‚五化‛建设,为适应我院‚五化‛建设需要,7月19日对‚两房”建设进行扩建,投资90余万元,增加建筑面积700余平方米。

2007年4月,因工作需要籍金生同志调长治市人民检察院工作,王东旭同志任党组书记、代检察长,在5月18日召开的沁源县第十四届人代会上当选为检察长。5月下旬,筹集近40万元资金,新购三台警车,充实办案一线,投资6万余元,装备智能化会议室。8月20日启动了首次 ‚百日大培训,百日大调研‛活动,取得良好的成效。2007年反贪污贿赂局查办案件6件6人,反渎职侵权局查办案件3件3人,办案质量明显提高,实现了‚初查率100%,侦查终结率100%,移送起诉率100%,一 审有罪判决率100%‛的效果,自侦办案两部门工作受到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的表彰,2007年的工作得到县委县政府及全县人民的认可,被县委县政府授予‚红旗单位‛。

四、近几年主要工作业绩

2002年1月,籍金生同志调入沁源县人民检察院任党组书记、检察长。籍金生同志任职期间加强硬件设施建设,改善干警们的办公和学习环境,提高了工作效率。他在任职期间,立查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4件35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40余万元。其中立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大案12件;立查渎职、侵权重大案件5件。建立了预防职务犯罪网络,在案件多发行业和部门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联系点和警示教育基地,进行预防监督,有效地防范了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基于我院工作的出色,先后全市检察机关的行政装备工作、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公诉工作‚0356‛沁源展示等现场会均在我院召开,并先后获得省级和市县级三十余项荣誉,连续几年位于全市先进行列,跻身于全省先进检察院,有20余人次受到省、市、县的表彰。

2007年4月,按照组织部门换届要求,籍金生同志调回长治市人民检察院工作,王东旭同志调任沁源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组成新一届领导班子,确定了‚夯实基础,稳中求进,全面推动‘五化’建设‛的工作思路,并提出‚三三‛奋斗目标,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强化检务保障,筹集近40万元资金,新购三台警车,充实办案一线,投资6万余元,装备 智能化会议室,强化局域网的管理使用和应用人才的培养,提高装备水平,增强办案能力,对办案工作区进行了改造,进一步提高了侦查指挥一体化效能;创办成立了我院荣誉室,为今后示范档案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按照县委的要求,对我院办公楼进行了外部装饰,为魅力名县、和谐沁源、人文沁源建设作出了贡献。

2007年共受理提请批捕案件64件103人,同比增加18.5%和33.8%,其中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63件101人,本院自侦部门移送审查决定逮捕案件2件2人;依法批准和决定逮捕61件95人;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108件164人,其中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案件97件152人,受理本院自侦部门移送审查的案件11件12人,依法提起公诉96件 152人。受理各类举报线索24件24人。运用指挥一体化工作机制,全年共查办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10件10人,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50余万元。立查贪污贿赂案件6件6人,其中大案3件3人,占立案总数的50%,科级干部案件2件2人,占立案总数的33.3%。查办渎职侵权案件4件4人,其中科级干部案1件1人。办案的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取得初查成案率100%,侦查终结率100%,移送起诉率100%,一审有罪判决率100%的良好效果。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有序开展。2007年终考评,在长治市人民检察院年终工作考评中,参评的十四项工作有十一项位居全市前五名或优秀行列,队伍建设第三名,业务建设第五名,综合工作位居全市第五名,特别是自 侦办案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反贪污贿赂工作、反渎职侵权工作被评为全省先进。

2008年,共立案查处贪污贿赂案件6件6人,查处贪污10万元以上大案1件,受贿10万元要案1件,查处科级领导要案3件,所立案件均侦查终结移送起诉,贪污贿赂案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2件2人。立案查处渎职、侵权案件7件7人,且均移送审查起诉,4件4人已被判决有罪。运用《检察建议书》等方式,督促、帮助有关部门堵漏建制,预防犯罪。有力地维护了全县社会稳定。全年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通知书》10份,公安机关全部立案侦查,立案监督案件均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共立案审查各类民事申诉案件11件,对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诉讼判决、裁定提请抗诉5件,建议再审2件,纠正不当执行案2件,抗诉再审获改判案2件;加强对监管场所和刑罚执行等活动的监督,进行监所检察8次,同看守所、武警等联合检察15次,发出书面检察建议30余份,纠正违法通知书1份,对全县暂予监外执行、缓刑人员进行了专项检察,加强了重大节日的安全检察工作。保持了侦查、批捕、公诉、一审环节的无超期羁押。有力维护了法律的正确实施。

新的领导班子组建以来,把提高检察队伍专业化水平作为队伍建设的着力点,制定了培训方案和激励措施,开展岗位练兵和业务技能培训,2007年成功地组织了全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岗位练兵考评会,同年8月20日启动了 ‚百日大培训,百日大调研‛活动,除邀请检察系统专家学者来院讲授外,院领 导和各内设机构负责人均根据所在岗位职能进行授课。组织干警到全国先进检察院青岛市市北区检察院考察学习。鼓励干警参加上级检察机关专门人才评选,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有一名干警被评选为办案能手,选入全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人才库;通过公务员招录引进高学历的法律、计算机、文秘、财会等专业人才,改善队伍结构,提高专业水平;注重对未取得法律执业资格人员的培训,2006、2007两年,各有1名干警通过司法考试,为检察官队伍注入新鲜血液。2008年我院又组织10名干警参加司法考试培训,提升检察队伍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通过推进队伍建设,提高了我院检察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工作能力,强化检察干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意识,严格规范了执法行为,造就了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检察干部队伍。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大力推进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努力构建有利于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在解放思想中深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破解体制难题、完善工作机制、创造新鲜经验、创新发展思路,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努力实现基层检察院建设新的跨越式发展。

第四篇:常熟艺兰史略

常熟艺兰史略

江南明珠常熟,在中国兰文化史上有其精彩的一页,有四十多种入谱的名兰佳蕙,由常熟人选出并命名。常熟兰人选出并命名的兰花精品,已经成为中国兰史,兰界的著名品牌。以“程梅”为代表的名品,如同美丽精致幽香的名片,使常熟虞山在兰花界无人不晓。

常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远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商未,泰伯、仲雍从渭水之滨来到东海常熟一带,建立勾吴国,启吴地文明曙光。周朝“南方夫子”常熟言子“道启东南”,开常熟学术名邦之端,唐宋以来,虞山画派、诗派、琴派、印派、书法、藏书等灿烂的区域文化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好古尚雅”、“崇文尚教”是常熟文化显著的特色。常熟在自然环境上,地处江南水乡,滨江枕湖,气候温润,四季分明,以土地肥沃,草木易以华滋,二千六百年来,因“其地丰穰”、“鱼米之乡”、“岁岁丰收常熟田”而名闻天下。虞山“子游泥”是传统艺兰的兰花泥之一,为艺兰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明人咏常熟诗云:“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谓山、水、城一体格局。虞山有奇峰危崖,溪涧泉洞,古迹名胜;城内琴河七道如弦纵横,园林密布,桥含山色,水留塔影,所谓“虞山十八景”。常熟优越的自然条件、发达的经济、昌盛的文化、杰出的文人,宜其文人兰养殖的兴盛。明代孙朝肃《笔梦》记载,明钱岱建园小辋川,“夏时,则避暑园中之空心亭,湘帘四挂,兰蕙百盆,缥缃盈几。。。”又据邑志明代《常熟县志》云:“土之习诗书者比屋相闻,市上春风,人栽兰蕙。” 当时爱兰成风,由此可见一斑。

清中期至民国,常熟艺兰名家辈出,兰蕙新品不断涌现,成为了常熟艺兰史上一个顶峰期。清乾隆年间常熟医生程俊生选出赤蕙之王“程梅”,这对后世兰花铭品产生重大影响,实为常熟兰艺之骄傲。蕙花中又有:范姓选出范氏金仙,绿壳转玻璃壳再转彩壳,花瓣短阔细收根、平肩、鸡豆壳半硬棒,大刘海舌,花色如金南瓜花,金黄色,花梗细高,绝世珍品,有称:“蕙花金水仙300年来仅出此一种。”(丁永康《中国兰艺三百问》)又有,选出金蝠赤梅瓣,蔡姓选出蔡字绿壳官种水仙,钱姓选出钱字水仙,张姓选出“张巧”水仙;道光间许姓选出许梅,又有,选出德字,蔡氏梅,言家选出虞山梅。蕙花中除程梅响彻兰界外,应属虞山梅,其它惜已不存。春花中,咸丰时,叶畹香选出畹香;光绪间有王姓兰人选出常熟荷(冠荷),又有选出常熟素。其时有元和吴传云(云字左加三点水)《艺兰要诀》成书,书中有:兰蕙杂论、蕙花种法大致、种瓯兰法、复起蕊论、兰舌名目、十二月养兰要诀、拣花法、看筋、看壳、看色、看晕、看壳色各诀、论花干、论开品、论肩、论色、兰蕙浇壮法、建兰分盆法等等,备述详尽,为先辈艺兰经验的高度总结,是重要的兰花专著。据考证,著者当为常熟艺兰家。清末,有藏砚大家、诗人沈石友亦以艺兰为著。民初,张雨生选出张氏常熟素。民国时常熟艺兰名家有:沈若怀、李君兰,程建新,程元鼎,程志翔、席裕全、王砚甫,严际云、张企贤、王济民等数十人。沈若怀为沈石友子,家中遗有兰蕙数十盆,有龙字、台梅、十圆、春一品等,在民初有此佳种,已是非常名贵了。李君兰为现代艺兰大家顾树启的姑父,与程建新,程元鼎三人,并有定烧的专用兰盆。席裕全,出身于常熟养兰世家,其先人曾选出春花“常熟素荷”,家中场地空旷,屋前有荷花池,旁侧有假山一座,古树蔽荫,庭院南面,有兰台二座,大部是春花,宋、龙、汪、十等八个老品种,和一些新落山花,蕙花甚少。席为人谦和,如询问艺兰,必详细讲解,与“江南三大兰将”之一绍兴诸涨富极友善,经常往来,诸见此养兰之佳境,并悉席老经验丰富,随将落山新花,请席代为培养,其中“环球荷鼎”一花,是由席培养出开的。席对兰蕙非常爱护,遇大风时必以细竹枝固定其叶片,勿使吹折受伤;在管理上,精细观察,详为记录,一日见到芦帘棚上一猫经过,中间留歇一下,有水滴下,即识为猫所遗溺,立即将着水之兰倒出,弃泥,用清水冲洗兰草,洗除猫溺,凉干再种,否则此花必受猫溺而萎。如此保持了兰草依然青翠。又有,毕寅伯选出姑苏梅,严际云选出蕙花鸳鸯梅,并携花在上海花会展出时夺冠;张企贤选出蕙兰“什样锦”,此花被沈渊如父子《兰花》书中收录。这一代艺兰名家中,尤其要数王济民最有名。王济民系常熟吴市人,雄于资,善经商,广交友,极嗜兰,曾以十石米易一株名兰,其爱兰之性情,可想而知。据其家藏的兰花折子,均编有号码,其中分为春兰类、蕙兰类、建兰类。(一)春兰类:甲、奇种部有绿云、冠蝶、绿瑚蝶;乙、梅瓣部有宋梅等老八种外,还有西神、彩云同乐梅、太原梅、紫绶金章、秦梅等佳种;丙、水仙瓣部有翠一品、新种水仙;丁、荷辨部有同和、翠盖、环球荷鼎、大魁荷、虎山绿云等:戊、素心部有萧山蔡梅、月佩、玉梅素、老文团素、魁荷素等。(二)蕙兰类:甲、奇种部有老蜂巧、绿蝴蝶、赤蜂巧;乙、梅瓣部有程梅等老八种外,还有翠蟾、申项、庆华、端梅、蝶圆、宪梅;丙、水仙瓣部有大一品、华字、荡字、培仙、大陈字等;丁、荷瓣部有松江大荷、团子荷、丁小荷、绿荷花;戊、素花部有金奥素、温州素、王阳明素。(三)建兰类:甲、夏兰;乙、秋兰;丙、秋兰素心;丁、冬兰(寒兰)。建兰计有十八学士、十八罗汉、十三太保、永安素、龙岩素、建荷素等、共计三百余盆,林林总总,蔚为大观。真是集珍稀品种之最。莳养兰蕙数量之多,在四十年代来说,可推江南第一家。当时在沪上某处得一佳种,立即雇车携归,因恐伤其蕊,着意小心翼翼地将花放青于膝上,以防震动受伤,像子女一样的爱护。春间有时觅得许多新种,必连夜种植,甚至挑灯夜战,务必全部种好。他说,兰草应种种好,像人一样有住宿处所。

新中国成立后,常熟艺兰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有时一阵风来,兰蕙摧折殆尽,但常熟兰人惜兰、藏兰之心不息。顾树启,先祖顾翠岚,清时得常熟城西明朝钱岱小辋川部分宅园遗址,即著名的环秀小园,亭台楼阁,一泓清水,假山玲珑,仍为明时物,园中筑有“小石山房”藏书楼,书楼花园至七十年代未仍存。顾树启父辈早逝,由祖父兰田公和嗣母养育,祖父既名兰田,幼又就读于姑父李君兰的私塾。那里花草四时不衰,环境优美。姑父与兰界前辈沈若怀经常往来,他们同嗜兰花,讨论花品培养等,顾树启从之游,引发了他的兴趣。所以吴应祥说“他生于兰花世家,自幼喜欢兰花。”(《兰苑纪事》序)三十年代顾树启就读于沪上同德医学院时,为了爱兰,又得邑中艺兰前辈席裕全先生介绍,结识了张园的诸涨富,但凡山泥、花盆的选择,种植实践操作,在与他交往中,学到了很多知识,为他以后养兰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工作后,经过多次反复试植,终于成活开花,心中异常兴奋,艺兰生涯从此开始。至五十年代相识江南兰王沈渊如后,遂逆结为兰友。沈于每年春兰蕙花绽放时节,必举雅集,赏花品花,顾多被邀参加,在迎迓亭沈宅并结识了艺兰名家李梦菊、夏心寰、吴惠臣、章益生等,聚首剧谈,为平生之快事。在始于五十年代直至文革前与“千兰室主”沈氏的交往中,除沈氏的传家宝翠蝶、涵碧、顾氏大魁素等少数尚未外流外,沈氏的其它品种如端梅、荣梅、朵云。。。等等,可以说基本被顾树启引种。顾复与杭州诸友仁、湖州冯如梅、苏州姚轩宇,和舟山丁贻庆、余姚胡孝岩等名家高手切磋交流,兰艺大进。沈渊如等人也曾结伴来常,在顾家小石山房旧宅会见,评花论优尽欢。六十年代初,顾曾携二十多盆兰蕙参展苏州兰展,极一时之盛。1965年,沈氏被迫交出二千多盆名种兰花,后来廉价拍卖,流失殆尽。在空前的洗劫中,顾树启一因其在医院工作,亦尚未在兰界曝得大名,二来传统的常熟人谨慎不张扬的处事习性,所以虽有惊惶,终使他和兰花保全。经其潜心栽培,至改革开放兰市复苏,保存了中国兰花珍稀的名品如老蜂巧、端梅、朵云等,尤其朵云此品,海内外仅存顾家“兰瑞斋”,如今这些种源,已露面于年年的兰展,使天下兰人一睹风采。随着海峡两岸兰友的交往,顾树启自1992年起,在台湾《中国兰》杂志上不断发表文章,题为“兰坛忆旧”,回忆、搜集了江浙兰史、名家佚事、栽兰经验,后结集成书,易名《兰坛纪事》,此书为研究中国兰文化,尤其名种流向,提供了重要的宝贵资料。顾树启并为冯如梅的《江浙兰蕙谱》作了增补。“岂是春风能酿得,曾经霜雪十分寒。”一生看遍老种、交遍兰友的顾树启,历经坎坷,保存了珍稀的兰蕙名种,留下了艺兰笔记,为兰花名种、兰文化的薪火传承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奠定了他作为一代艺兰大家的地位。

又,钱持云,出身于书香之家,虞山画派传人。但他自家说:他对兰花的痴迷不亚于图画。二十多岁时在常熟梅李中学教国文,梅李是个文化古镇,正是程梅的选出地,爱兰人甚多,钱持云受此影响,开始艺兰。五十年代与沈渊如相交,曾用一盆七苗大草的程梅与沈氏调换一苗东山梅后龙草。“菱塘橋北,蘭葉清芬鬱。年少夢魂游丘壑,導遊先生筆墨。”这是六十年代从他学画的门生的词句。那时钱持云“三素草堂”中的兰蕙老种已有上百盆。1968年,沈渊如兰花在无锡南门拍卖,秋风兰蕙,南国凄凉,故香零落,相思谁酬?钱持云顶风而上,赶去无锡,拍得三、四品,用破衣服包了,偷偷带回常熟。真的艺术家,恰同兰叶一样柔中有韧,是有激情的。钱持云诗、书、画皆能,并且在那一方面堪比同时的海内名家,(他身后,山水画的价值已凸现,此是另话。)多方面的文化素养,在同代的兰人中是十分突出的。前几年,舟山的方平撰江南兰人的系列文章,常熟独选钱持云,可谓慧眼也。“山人种山花,自谓山中乐。山人不出门,山花开又落。”素心、素书、素花。他藏古兰盆,隐于兰,与常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钱持云晚年第三次中风后,交流行动已不便,但凡有兰花朋友来访,一谈起兰花,就神清智明。他喜淘落山新草,我曾几次遇见他,挎着菜蓝子,蹲在兰草地摊上挑拣,他尤爱蕙花,一生选出了玲梅、翠华、和很象赓泉的一种梅瓣,尤以玲梅为最。赤转绿中小形梅瓣,外三瓣长脚圆头,紧边质厚,花色略泛黄有红筋,分窠半硬棒,小如意舌,花梗高挺细圆,确为品位很高的梅瓣蕙花。与顾树启、钱持云同时和稍后,还有于东明、钱永康、屈致和、赵安民、沈德尧等兰人,选育出“虞山奇蝶”等数品新种。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常熟兰花协会的成立,2005年2月常熟在明小辋川旧地曾赵园成功举办了“长三角”地区城市兰花精品展暨江苏省首届春兰展,共有25个城市参展,汇集了春兰、寒兰、惠兰、剑兰、墨兰等1000多盆兰花精品,古园美景、兰香盈袖,后又成立了虞山兰苑,标志着常熟艺兰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十里青山半入城”,本就是一隐一显的风标,常熟的兰人不如他处的兰人彰显,但深厚的常熟文化精神的积淀,绵延着、溢透出虞山兰文化的幽香。

第五篇:中国小说史略读后感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

上海古籍出版

《中国小说史略》作者鲁迅,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中国小说史略》为鲁迅先生编撰的中国第一部小说史专著。全书共有二十八篇,叙述中国古代小说发生、发展、演变过程,始于神话与传说,迄于清末谴责小说。它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进程中具有开启先河之功的重要著作,是一部分体文学通史。本书在资料上搜罗丰富,采辑审慎,分析了历代小说的思想、艺术,言简意赅,是二十世纪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据相关资料,《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篇,是鲁迅先生1924年7月在西安讲学时的讲稿,可以看作《中国小说史略》的提要。

在此书序言中作者提到中国的小说自来无史。有的,那么一定也是先在外国人所作的中国文学史中看到的,然后才在中国人所作书中看到,外国人所作的中国文学史最早有1901年英国出版的翟理斯的,1902年莱比锡出版的德国葛鲁贝的,而中国人最早却是1904年出版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同一年还有黄摩西撰同名的书,明显都在外国人之后。然而数量都不及全书的十分之一,因此小说史仍然不详细。我想,这也许便是鲁迅先生作这本书的最大原因吧!

而鲁迅先生的这本《中国小说史略》成书过程极其艰辛,其书在文学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地位,对从事小说史的中外研究者而言,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文学史梳理方式对后代文学研究和写作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书中对俗文学各种文体的关注更是“五四”运动兴起之后的重要研究方向,充分体现了现代学术发展的视角和特色所在。

从目录看来,整本书是以时间顺序展开的。从史家对于小说的著录及论述,到神话与传说,到六朝、唐、宋元明清,最后便是清末的谴责小说。

第二篇讲的是神话与传说,其中提到“街谈巷语”来自于民间,本来就不是某个人单独创造出来的,探究它的根本,还是在于神话与传说。接着又说到神话不特别是宗教的萌芽,但确实是文章的渊源。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共工怒触不周山、筒狄吞燕卵而生商,刘媪得蛟龙而孕季、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全部都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神话与传说在第二篇中一一被提到。文中一带而过的鲁迅先生在注解中都有详细解释,而讲得稍稍精细点的更是令我入了迷,欲罢不能。唯一觉得可惜的地方便是中国的神话仅存零星,文中有提到两个原因:一是华土之民重实际而黜玄想,不能搜集古传以成大作;二是孔子提倡实用为教,不信鬼神,后神话便没有发扬光大,实为可惜。而我觉得,虽然神话与传说不一定都是真的,但他们给后世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神话与传说作为代代相传的故事,正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证明了中华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生生不息充满生机。

一提到明之神魔小说,大家首先想起的一定是《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根据鲁迅先生所述内容我们大致可以认为神魔小说的作品风格是想象力丰富,多言怪力乱神,更深的是影射世情之意,而恰恰“神魔小说”这一概念就是鲁迅先生首次提出的。明代后期荒诞离奇的神魔小说十分离奇,因为历来三教之争都未解决,所以其思想内容也相当混杂,既有世俗欲念乃至某种反传统精神在幻想形态中的表现,也包含着许多夸饰宗教、宣扬因果报应的成分。所以我觉得每个时代出现的新的小说题材及内容都是应运而生的,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在这样的社会性质中,它们出现得理所当然,这时你再去体味这些小说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我还深深记得明清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这四本书在内容上的共同点就是都暴露和讽刺了清代官场的腐败,到处贪财受贿,营私舞弊;商场里官商勾结,尔虞我诈;洋场上嫖赌拐骗,醉生梦死等,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而正是因为这种丑恶现象,具有改良思想的小说家才纷纷通过小说来抨击政府和时弊,提出挽救国家的主张,而“谴责小说”这个名称也由此而来。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提到了这四本书,并且每讲到一本书都会引用这本书中的一个例子,像《官场现形记》中,贾大少爷连问三个官员关于门生见了上头要碰头不要碰头,他们都表达了多碰头少说话之意,直到最后一位小军机才把仪注说清。说也有趣儿,第一位华中堂没有听见上文,只听得“碰头”二字便连连回答“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而第二位黄大军机也只说华中堂阅历深,老成人之见是一点儿不错的。到第三位徐大军机更有趣儿,他两耳重听,有时候听得两句也装作不知。所以,官场上尽是这些官员,又如何能够政治清明,廉洁清正?鲁迅先生在文中引用的简单例子却是整本书内涵的缩影,高,实在是高!

我觉得《中国小说史略》首先内涵丰富、校正严谨。鲁迅先生从各处搜集资料汇编成《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书,它们为《中国小说史略》提供了扎实可靠的材料。而在搜集过程中,作者逐篇分辨真伪、考证源流,足以见作者用心程度之深。其次,这本书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它描画出了一条脉络清晰的数千年中国小说进行的线索。由于作者能够将各种类型的小说及其发展放在当时社会各种条件下进行考察,所以具有较高的科学性。最后,它分析分析精辟、评断允当,尤其是对人物形象的剖析让人尤为深刻。另外,辨别区分讽刺小说与谴责小说的异同,自鲁迅首创,至今仍沿袭其名。

鲁迅先生的这本《中国小说史略》正文内容并不是很多,有些篇章后面的注释都比正文要多,但这些注解又不让人觉得喧宾夺主,因为它们很多都是对正文中精简语言的具体扩展。所以说正文和注解完全是相辅相成的,是两者的结合才促成了整本中国史的成功。这本学术著作虽然是用文言文写的,但阅读起来却并不困难。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从一开始的有些不耐烦到后来逐渐沉迷于其中无法自拔,不得不佩服鲁迅先生写作的谋篇布局与丰富内涵。

这本著作其实大大地拓宽了我的眼界,本就爱看小说的我在看完这本著作后,对这一类书是充满了兴趣,我想我还会多读一些这类书的。鲁迅先生的写作功底深深地令我折服,他对这本书付出的精力和精神都让我赞叹不已,也值得我们当今的大学生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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